辛亥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

使得中国人对于西方天赋和三权分立的思想有了深刻的认识和体验。

民族资本主义至少摆脱了内部的抑制得到的长足发展。

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与西方的交往更加频繁和深层次。

这样的功绩如果不算成功那我不知道什么是成功了。

不要老用不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这个说法来抹杀它，或者降低它。世上哪有毕其功于一役的事情。如果仔细研究英国乃至法国的资产阶级，他们都有过妥协、曲折乃至反复。

袁世凯的篡夺果实本是个插曲，被过于夸大了，虽然他妄图复辟，难我们要注意，纵观中国近代史，不论是思想或是政治我们总体是上升趋势的，虽然曲折，但仍旧是上升。 赞同1| 评论                2008-6-12 18:24 幽角☆翼 | 三级 

辛亥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对中国的进步是有功绩的，它结束了2000年的封建君主统治，使得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辛亥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变革，革除了一些封建的风俗恶习；提倡民主、讲求科学，逐渐形成风气，这都促使中国思想与生活近代化的发展；在世界上欧洲还保留着许多君主，亚洲还是君主制统一天下时，中国却成立了共和国，这对欧洲亚洲的君主国家影响深远。这是辛亥的成功之处，但从总体来说，辛亥是失败的。

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南京临时内部妥协势力抬头，以清帝逊位、袁世凯组织为条件与北方达成协议，使得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以帝国主义为后台，北洋为资本于3月在北京就职，北洋军阀的统治开始了。辛亥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辛亥后的中国，空有“共和”名义，却依旧徘徊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上。所以说辛亥是失败

推翻了封建这一点是成功之处，但是没有达到原来的目标，没有真正建立起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这是不成功之处，当然了，从根本上来说，没有解救受苦受累的劳苦大众，这是失败之处。

亥已经百年。对许多青年人而言，它已是遥远而陌生的往事，然而，在当时，这场却是轰轰烈烈、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是划时代的大事。

　　【假如当初实行君主立宪……】

　　这场，是从14年孙中山等一批党人从事反满开始的。武昌引发各省（光复），至1912年元旦成立中华。1949年10月，人民共和国又取代了。到如今，走过艰苦卓绝之路，积贫积弱、饱受欺凌的“东亚病夫”，已达到初步繁荣昌盛的境界。这个历史性的成就，溯其源头，应是从辛亥开始的。百年历史值得人们追忆，这笔厚重的历史遗产值得人们去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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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运动经历17年之久，由辛亥年武昌总爆发而取得成功。之所以有这场，根本原因是清朝到了末路，政治，社会矛盾尖锐（不仅一般民众仇官，廖仲恺写文章刊于《民报》，署名竟是“屠富”），内忧外患交迫，救亡图存的必由之路是结束满人统治。孙中山是有思想的家。他制定了三民主义、五权，制订了“方略”，拟制“程序”，即军法（军政）之治、约法（训政）之治、（宪政）之治，一步步实行。（他后来还拟定了“建国方略”、“建国大纲”，要进行经济建设、思想建设、民主训练。）有了主义和方略，又有危机和压迫，反满便不可避免了。

　　日本人说，原湖广总督张之洞是武昌的第一功臣。为什么这样说？武昌是湖广督部所在地，武昌的领导群体大部分是原来的两湖学生或留学生，这些人是张之洞栽培出来的。湖北的新式教育、新军、现代企业（汉冶萍、汉阳兵工厂等），都是张之洞办起来的。当然，他并未想到有此后果，本意是巩固大清，却成了大清的掘墓人。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1861年咸丰皇帝设立了“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总理衙门是洋务衙门，办理洋务新政（设江南制造总局、招商局，选派留美幼童等，均是从此时开始），也办外交，从此，便开始洋务运动，开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开始正眼看夷人并与之打交道。不过，朝廷顽固势力占尽优势。任何改革都可能触动既得利益者的权益，故他们不想变，更不想大变、快变，不能与时俱进，结果是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且看它的政治路线图：洋务新政—变法—政变—拳变—新政—试行立宪—皇族内阁。中间一个大波折，发生在3年内（18、19、1900），即戊戌政变、己亥建储、庚子拳变三件大事。庚子以后，不得不变，这便是清末10年左右的新政。公平地说，它也不是完全放弃自救，但决心不大，错过了机会。很紧张，害怕汉人分权。到了宣统朝，排斥清廷“柱石”袁世凯，成立皇族内阁，又三次打压立宪，最后是铁路国有引发民众风潮，更将它的支持者立宪派推向党。刘坤一、张之洞死了，袁世凯被逐走了，这样大清国便失去汉大员的支撑；满大员糊涂者多，明白人少，又举措乖张，大清便不可避免要倒塌了。党人发动了十几次武装和密谋，一次比一次惨烈，尤以黄花岗为最，死了86人。还有许多暗杀活动，弄得督抚大吏们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整个社会充满暴戾之气。加上宣传、捐款，反满动员愈来愈广泛。所谓人心思汉，积压于胸底的反满情绪，终于迸发出来了。

　　辛亥的结果是：一、袁世凯复出。二、孙中山建立中华。三、清帝退位，结束了大清国，也结束了帝制。

　　现在，有的学问家说，辛亥搞坏了，中断了清廷改革之路，又弄出了一个袁世凯，导致后来北洋军人作乱，也就是袁死后北洋军阀的连年混战。若任由清廷推行新政，不去干扰，保留一个皇上，如英国、日本，甚至如欧洲一些小君宪国，岂不更好？何况，后来又引发以阶级斗争为口号的不断，所以之说要不得，要“告别”。其实，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中国的国情也不存在“虚君共和”的可行性，“皇族内阁”擅权即可说明。党志在反满，满人退出中国权力中心，由汉人掌权，这个掌权者必然是威权主义者。孙中山倡联邦制（合众），但执政不几天，便说不能行联邦制，而且很快下台了。

　　“辛亥搞坏了”之类的说法，实际上关系辛亥成功了还是失败了的严肃问题。

　　如果从同盟会纲领来判断，结束了爱新觉罗皇室统治，推倒了清王朝，建立了，目的当然是达到了。（“平均地权”是讲征收城市土地，不是耕者有其田或平均土地。）南京临时制定、颁布了三十几宗、法律、法令，颁布《临时约法》，规定“中华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孙中山郑重提出五个（民族、领土、军政、内治、财政）统一。北京临时进行了国会两院选举，选出中华第一任总统、副总统。1913年10月10日，大总统正式就职。至此，辛亥的任务便完成了。大家可以评论，辛亥成功还是失败？答案当然是正面的、肯定的。

　　【孙让位、袁上台：民初的最佳选择】

　　长期以来，教科书上都说，袁世凯篡夺了辛亥成果。陈伯达便有一本小册子，叫做《窃国大盗袁世凯》，说袁想当皇帝，想当万岁、万万岁，翻到神志发昏章第十三，说袁世凯是个人主义不断恶性膨胀的结果。1911年与1912年之交，可不是那么回事。武昌之后，孙中山公开承诺，袁若能推倒清廷，便是中国的华盛顿。孙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后，立即向袁通电表示，他本人是暂时承乏，虚席以待。为何如此讲？很简单，当时国内国外呼声一致：中国新领导人“非袁莫属”。

　　为什么“非袁莫属”？因为孙中山长期海外，对各种政治势力而言，孙都是一个未知数。各国公使并不看好他。原立宪派的领袖并不真心与他合作。党方面，南京选临时大总统，湖南谭人凤就不投他的票。章太炎高唱“军兴，党销”，直言“逸仙不晓国中情伪”。相反，原国内立宪派领袖、曾是袁氏老师的南通状元张謇，不久前还与袁在彰德会面。成为袁氏幕僚长的交通系首领梁士诒，则正在拉袁、梁（梁启超）合作。袁氏的长期竞争对手盛宣怀，通过他的侄子盛国华向袁氏输诚。从牢房放出来的汪精卫与袁子克定结拜兄弟，成为促孙下台的重要说客。罗列这些，无非是想说明，袁项城是有一批重量级“粉丝”的。袁氏曾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当过外务大臣，举办过许多新政。他有地方、工作经验（旧称历练）。北洋六镇是他练出来的。他熟悉外交，洋人认可他（只有日本人不太乐意）。另外，对于清廷对他罢黜一事，也心有耿耿焉，如今重新上台，见大清气数已尽，当然是尽力摇撼这株大树了。尽管就个人品质而言，他并非善类，但他的大总统职位是国会选出来的，合法的（虽然选举手段卑劣些）。怎么能说篡夺呢？所以，袁氏当国，不能认为是辛亥失败的标志。

　　当然，辛亥也有不成功的地方：

　　一、全国推翻了帝制，紫禁城里却保留了一个小朝廷。后来（1917、1924）便有复辟之举和复辟之谋。帝制遗孽未绝，总有人想当万岁，或当皇上的臣仆。这不是一般问题，它从根本上反映出党无力最终解决新旧政权交替和终结王朝的问题。随之而来的是新政权的旧官僚性质。尤其是当唐绍仪内阁结束后，北京临时基本上由一批未受近代民主政治训练的官僚把持。“官本位”思想与继续延续下来。民主、共和思想还仅仅是少数知识精英从西方移植的舶来品，远远谈不上“深入人心”。民初的思想家普遍感到国民道德沦丧和旧传统之无处不在。于是，有了以1916年《青年》（后改名《新青年》）杂志创办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它以“民主”、“科学”为口号，进行思想启蒙，十分必要，但并不彻底。所以，中国虽进行了一场民主，但对中国人而言，民主主义教育却仍处于起步或初级阶段，这就使袁世凯之流得以上下其手，不断愚弄、折腾国民。

　　二、民初以后若干年间，中国不断有者、野心家出现，他们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什么约法、、法律，通通不屑一顾。这种状况，固然是民主政体的制度未能建立（更说不上完善），以及权力制衡机制缺失之所必然，更重要的是这些反民主的事类还有市场。民元政党纷出，渐趋于两党化（、进步党）。若循此发展下去，政党政治是有希望的。但来了一个“刺宋案”（刺宋，是袁世凯干的还是陈其美干的，有两说。从证据上看，是袁所指使），引发“二次”，袁世凯于是对采取行动，政党政治、议会政治由此便葬送了。民初以后三年政治的日见堕落，便是发端于此。又如蒋介石，罔顾现代民主社会政治生态的多元性、包容性与竞争性，硬搞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这样搞，不是搞出中正式法西斯，还能是什么？在民智未开、民众仍然受役于威权的社会里，法律是很难约束个人倾向的。民初乱象，说到底是民智未开，是“民主”与“法制”缺失的问题。所以，提高国民的现代文化水平，进行民主训练，熟悉普世价值，让民众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才是正路。坚持“科学发展观”，提倡并且落实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及政治文明，三者不可缺一，不能偏废。否则，既不能解决“官本位”，也不能落实“为民生筹国计”的国家亲民本质与国家持续发展。在这方面着力，实在是治国不二法门。

　　三、辛亥没有解决边疆危机。相反，民初边疆危机更加严重，“五族共和”、“五个统一”都未能实现。日俄谋东北、内蒙；沙俄谋外蒙；俄英谋；英谋。为何民初边疆危机比清末更严重？因为国家更加衰弱了，军阀、官僚、政客忙于内争，谁也不顾边疆的事。满洲皇室与外蒙通婚，与外蒙尚有血缘关系共同语言，到民初，这个纽带断了，沙俄诡计便易得手。故虽然徐树铮收回了外蒙，但直皖战争一打起来，外蒙还是丢了。、内战两位一体，衍生物便是领土丧失。考察1840年以来的历史，屡试不爽，而以辛亥后、初年为例，非言此乃之过错，是执政者的治国无方和军阀、官僚、政客内争所致。国人须记取这段痛史。

　　辛亥的本意是推倒满洲皇室，结束帝制走向共和。但是，建立了共和国后，人民不但未能享受民主、共和之福祉，国家还演出了和复辟帝制的丑剧。历来研究者们总是说，孙中山不该让位，选择袁世凯是失计。其实，孙让位、袁上台，是民初政局的最佳选择，南北统一，国家避免了一场战祸。孙中山信守承诺，也在政治上获得了声誉。反过来说，不让位，能挺住吗？依我对晚清史的了解，在辛壬之际，孙、袁他们都演好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换场之后，是另有剧情和台词了，未可作一例看。

从来信史非容易，最是丝毫戥秤心。用平常心态去评说辛亥的人和事，去分析这场运动的开场与落幕，去总结这段民主的历史，实际上还有许多事可做。回翔往事，不一定是伤感的。（来源：同舟共进）

① 关于正方一辩：“共和时代”与“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不是一回事。// “扫清”与“清扫”不是一个概念。//  正方一辩的整个论述使用的是一个省略式演绎推理：因为辛亥做到了1、2、3、4……，所以，辛亥是成功的。省略式演绎推理要站得住脚，最基本的要求首先是被省略的大前提是公理；其次是小前提必须真实。从这个要求出发，以上推理的大前提“只要具备了1、2、3、4……特征的就是成功的”是公理吗？小前提中列出的“1、2、3、4、……”真实吗？这两个问题是必须认真斟酌的。从整个论述来看，被省略的大前提是正确的，而小前提却有明显的不真实之处。

② 关于反方一辩：整段论证问题很多。一是“中华其实是一块空招牌”之说，是相对于什么而言的？相对于君主统治也是一块空招牌吗？二是想论证“空”，“空”即“无”也，承认有短暂的“春天”已不“空”；不“直接”失之武断，不“致命”不等于没有冲击，有冲击就不能算“空”；“没有完成”、“没有改变”不等于没去完成、没去改变。去完成、去改变过了，但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也不能说“空”。

③ 关于正方二辩：应历史地、完整地理解列宁的话。列宁的话中用了“扫除”、“摈弃”、“一切”等概念，含有程度的规定，而不仅仅是定性的标准。“这就是说”后的话有“曲解”列宁原意之嫌。// 正方二辩的整个论述逻辑是： 

大前提  只要推动了社会进步和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就算是成功的资产阶级。

小前提  辛亥推动了社会进步和民族资本主义发展。

结  论  所以，辛亥是成功的资产阶级。

    大前提对吗？如果是“对”的话，将小前提中的“辛亥”换成“洋务运动”如何？这里的逻辑错误与一开始对列宁论断的错误解释是同样的类型。理解一个事物，不仅要看其“质”，而且要看其“量”；不仅要看其“方向”，而且要看其“程度”。

④ 关于反方二辩：开场论点明确而有力，已涉及评价“成功”的标准。// “第一”部分反方二辩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讲“性质依旧”，已说透了。第二句“多少触动了旧的和观念，但绝谈不上……根本变革”，不仅没有增加论证力度，反而有狗尾续貂之嫌。其中的错误是明显的，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的伟大壮举，用“多少触动了”、“绝谈不上”这样的话来评价是很不客观的。第三句前面讲的还有进一步说明的作用，但后一句“这与清王朝统治，实质又有什么变化”就错了，一个是封建君主统治，后者充其量是分崩离析的想复辟封建统治的混乱统治，在的发展阶段中是有质的不同的。//“第二”部分共有两句，前一句说明有道理，后一句已可不讲，更不应用“茁壮成长”。讲了，反有咄咄逼人之感，“辩风”不雅。

⑤ 关于正方三辩：“共和政治已成为历史发展潮流”是辛亥的成果，这与“成功”是充要条件的关系吗？。// 先不说“进入了政党政治时代”的论断需要论证，即使已成立，这与“成功”是充要条件的关系吗？。// 材料找得很好。有力地说明了辛亥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国的资本主义企业有了迅速的发展。但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即使是辛亥起了主要作用，这与“成功”是充要条件的关系吗？。// 材料有力地证明了辛亥破除了旧观念、旧风俗，但这与“成功”是充要条件的关系吗？。// 最后一句是辩论中的一种使对方“自相矛盾”式的攻击技巧，但用在这里显得很不“老实”，有企图通过“煽情”掩盖自己论证不力，回避讨论“成功”标准这个关键问题之嫌。// 正方三辩的整个辩护可以概括为“辛亥使共和政治成为历史发展潮流，使中国从封建政治时代进入了政党政治时代，使中国的资本主义企业有了迅速的发展，破除了旧观念、旧风俗。所以辛亥是成功的。”这是一个省略了大前提的三段式演绎推理，其能够成立的条件还是“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⑥ 关于反方三辩：“首先”部分的史实都讲对了，但既没有驳正方三辩的“进入政党政治时代”的论据，新举史实又不能证明已方开始提出的没有“进入政党政治时代”的观点。不符合充足理由律。//“其次”部分能努力寻找史实来考量对方的观点，很好。然而，一个侧面的数据怎能驳倒正方三辩的整体数据呢？再次违反充足理由律。“再加上……”那段话说到了点子上，说明辛亥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促进作用，但远未到“成功”的水平。可惜没有展开，也没有说透。// “另外”部分，这段话很有针对性，是冲着正方三辩的“最后”论据来的。说明辛亥改革了旧观念、旧风俗，但远未“成功”。

    ⑦ 关于反方四辩：反方四辩的开场是聪明的，及时看到了自己一方的三辩没有抓住对方错误的实质，及时予以强调——补漏和接势。// 三点论据都很有力，可惜，没有点出正方的要害——有成功之处，不等于“成功”。论证次序上，应当先承认正方所举史实，承认辛亥的功绩，然后再按“成功”标准指出其远未到成功的水平。而不是不管对方讲的史实与真理性，只管说自己看到的史实与观点。// 最后的这段话属于狗尾续貂，完全不顾对方地自说自话，成功与否尚未定论，怎么就分析其失败的原因了呢？从“辩风”上看，有点强加于人，从策略上看，也是浪费时间与口舌的，因为这不是双方辩论的话题。

⑧ 关于正方四辩：从开场到“远远超出……义和团运动的。” 都对，也很诚恳。但正因为如此，却否定了自己“成功”的论断——“决不是一两次运动冲击就能完成的”，那么，辛亥作为其中的第一次不就成了没完成吗？虽然“远远超出此前的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是事实，但能等于“成功吗？”// “没有辛亥的成功”，此处去掉“成功”两字，后面的结果就不存在了吗？辛亥的成功不是后面结果的充分而必要的条件。// “很难说中国近代社会仍无变化”，有变化不等于成功。// “其次”部分，从逻辑上看，并不能说明成功。从事实上看，被袁世凯取代确实是失败的标志，而不是个人的失败。// “再次”部分的最后，偷换了论题，“不朽功绩”与“成功”不是一回事。双方辩论的主题不是辛亥有没有成就，是否不朽，而是算不算“成功”

。

宋教仁案”是辛亥失败的标志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标志着辛亥的终结。袁世凯篡夺了辛亥的胜利果实,宣告了辛亥的失败。其实,这个学术界公认的定论并非辛亥失败的严格界定。笔者认为,“让位”不是辛亥失败或终结的标志,辛亥失败的标志应该是“宋教仁案”。 辛亥不是一个短暂的历史事件,它作为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应当包括推翻封建统治,建立和巩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全部过程。就时空而论,辛亥可分为准备阶段、成功阶段和失败阶段。

没有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中国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

依据：北洋政权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是封建势力的代言人，因此中国社会性质没变

新军是大清国的柱石，是清廷过去十几年投入巨大创建的一支新型，只是这支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始终没有完成职业化转型，始终对于国内政治怀有浓厚情结。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湖北新军发难，湖北军的成立，虽说是对朝廷施加压力，但并不一定要，并非执意推翻朝廷。假如清廷对湖北新军的政治要求给予积极回应，大约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不可能，清廷或许应该很容易地将那些官兵劝回军营。无奈，清廷依然没有清楚自己的处境，依然被自己的强大所迷惑，依然相信武力，相信。然而，各省新军对于清廷的自信并不认同，他们不是响应清廷的号召给予配合，而是响应了湖北军的号召，相继宣布光复，宣布，宣布脱离清廷。更可怕的是，拱卫京师的新军第二十镇在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等人领导下发动滦州兵谏，要求清廷即刻下诏罪己，重回君主立宪正确轨道，尽快召集正式国会，改定，组织责任内阁，皇族不得干预政务，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大臣及国务大臣。

滦州兵谏为清廷指出了一个正确方向，清廷在随后也确实按照这个方向走了一大段，摄政王引咎辞位，下诏罪己，清廷发布重大信条十九条，撤销皇族内阁，由资政院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负责组建新内阁。公平地说，清廷的这些让步和新都是对的，虽说迟了些，但真的认真执行，切实兑现，虽然已经在局部地区发生，但从总体上照样有机会重建和平，恢复秩序，重回君主立宪的轨道，大清王朝应该还有存在的机会

清廷在滦州兵谏发生后的回应是对的，也算是及时的，袁世凯在此后的处理也是有力的坚定的，他在用强力手段压制湖北新军的同时，不忘柔性安抚，期待用政治谈判化解政治危机。在袁世凯软硬两手策略压制下，湖北军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袁世凯继续君主立宪的政治安排，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危机完全有可能很快结束。然而到了这个关键时刻，君主立宪政治改革的真正阻力终于浮上了台面，大清王朝既得利益者也就是那些满洲贵族的王公大臣特别是正在担负着政治责任的王公大臣却不愿接受这样的政治安排，不愿就此交出已经攫取的政治权利。和平的改良主义色彩的政治变革又一次遇到了重大阻力，没有，也就根本无法解开这个扣，于是再次成为不得不用的手段。

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不识时务，拒绝改革，拒绝让权，拒绝分享权力，终于激怒了北洋新军将领。被派往前线湖北新军的新军第一军总统、湖广总督段祺瑞派员与党领袖黄兴取得联系，双方代表于1911年12月20日就中国未来政治安排达成谅解：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皇室；三、先推覆清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秩序。至此，一代中国人追求十多年的君主立宪政治成为历史，孙中山和党人追求十几年的民主共和政体成了未来中国的惟一选项，守旧的不思进取的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不论怎样凶悍怎样颟顸，其实都成了历史，都成了被别人安排的局外人，尽管还算是利益相关者

（正方）：我们认为，辛亥是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　　第一，1911年爆发的辛亥，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推动了历史了进步。诚然，民主共和制度在当时的中国只徒具形式，但这个形式在人们观念上引起变革不容忽视。经过辛亥，人们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政党，社会团体和报章杂志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政治空前活跃，民族精神普遍高涨，它为中国的继续前进创造了条件。　　第二，辛亥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南京临时成立后，颁布了很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和措施，大大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中国大地上迅速掀起了一个如火如荼的兴力实业的热潮。仅在1912至1919年间，新建厂矿四百七十多个，投资近9500万元；全国煤炭1911年产量为813万吨，1914年增至1418万吨，全国面粉厂在这一时期更是由40家增至120多家。对中国的工业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第三，辛亥给人们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大。使人们从忠君爱国走向救国，这是中华民族近代觉醒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这个过程中，维新与保守、与保皇经过激烈较量，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封建皇权思想受到冲击和唾弃。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封建皇帝是上天的代表，人民群众只是皇帝的奴仆和子民。辛亥坚决皇帝，并从上对君权神授观念和皇权思想进行鞭打和批判，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精神和民主运动的高涨。这是中国近代史进程空前加快，迅速走向“五四”运动，走向中国党和新中国的一个重要背景。　　因此，我们说辛亥大大促进了中国历史发展，可以说，没有辛亥，便没有“五四”运动，便没有以后历史的发展。把辛亥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它是当之无愧的。　　（反方）我们说，辛亥是一次失败的资产阶级。　　首先，辛亥没有完成它预期的目标，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它只完成了第一项——民族主义，其它民权、民生主义长期挂着欠账。而且就民族主义来说，完成的也仅仅是“驱除鞑虏”。各个帝国主义势力原封不动地保存。在北洋军阀的反对统治下，三民主义成了纸面上的东西，他们挂着羊头卖狗肉，虽有之名而无之实，而且，南京临时成立以后，由于面临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立宪派旧官僚的内部压力，被迫交出了政权，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的方向。　　其次，资产阶级把目标只限于反对清朝皇帝，他们认为“清帝退位”就是已除，就大功告成。正因为如此，后来袁世凯才能以清帝退位为交换条件窃取政权，破坏，派不仅没能识破袁世凯的反两面手法，相反竟把他作为同盟者，这就说明派反对封建主义是不彻底的。再者，领导这次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缺乏明确的反帝纲领和具体行动，由于资产阶级历史的局限性，他们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建立资产阶级国家，西方是会赞助的，孙中山不仅没有辩明帝国主义的所谓“中立”的伪装，反而以承认清与帝国主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为代价，和帝国主义维持支好关系。　　再次，辛亥的领导者未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参加斗争，在同盟会的纲领中，虽提出“平均地权”的口号，但却没能找到解决土地问题的措施来实现它，从而失去动员农民群众的作用，失掉了农民的支持。正是由于脱离了农民群众，力量薄弱。同时，党人没有建立和掌握一支有组织的武装，也没有建立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只依靠新军和会党举行，然而，新军、会党成员复杂，他们中大多数人接受立宪和旧官僚，因此，政治信仰不一致，思想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所以始终冰山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这支队伍在旧势力的煽动下往往会变成破坏的力量，很难应付反动势力的反扑，更不能领导取得胜利。　　辛亥的教训告诉我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已不能通过资产阶级领导完成，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　　（自由辩论）（正方）：辛亥推翻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这是有目共赌的事实，难道不能说明的成功吗？　　（反方）：推翻了旧制度，只能说是成功的一半。是否真正的取得成功，还要看是否建立了一个新的制度。我们看看推翻帝制后的中国的情况：先是孙中山把政权拱手让给了袁世凯，袁世凯上台后，依然进行着统治，甚至还于1915年底称帝，袁死后，中国更是陷入了长达几十年的军阀割据局面。你说，成功了吗？　　（正方）：尽管这样，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取代腐朽的清王朝，你难道能不说这是社会的进步？　　（反方）：对，在形式上进步了。可是，中华只是一个虚壳，中国并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中国的经济也并不见得比以前有多大的起色。我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前，国家是统一的，后，特别是1916年以后，却是军阀纷争，国家的税收都拿却打仗了，拿什么去发展经济？前，外部环境稳定，经济状况好，国家的财政赤字约八千万两，而后的1912年，赤字却高达两亿八千万两，不借外债就活不下去，这状况更便利外国操纵中国的政权。这难道叫成功吗？　　（正方）：财政赤字数额多少并不一定能说明经济状况的好坏。辛亥后，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从1912年到1919年，中国新建厂矿有600多家，新增资本达一亿三千多万元，超过过去的半个世纪。其中纺织业和面粉业等轻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还出现了张謇，周学熙、荣德生、荣宗敬等著名实业家。这不是很能说明辛亥仍然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吗？　　（反方）：但是，辛亥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最主要的原因是1914—1919年间帝国主义国家忙于一战，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1919年后，中国经济迅速恶化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辛亥后中国经济发展主要并不是辛亥带来的。　　（总结陈词）　　（正方）：正方的发言能充分运用书本知识及掌握的材料，明确而全面阐述了己方的观点，并从多方面论述了辛亥成功的表现。在论述中做到有理有据，富有说服力。但是，也存在一些缺陷，如存在一些时间概念上的失误：“辛亥——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制度。”其实中国的封建制度真正存在的时间只有二千多年（公元前476年—1912年），而并不是几千年。　　（反方）：反方辩手从的目标、任务、成员多方面去说明自己的观点，辩驳有力，令对手不易反驳，其体现了辩手们高超的辩论技巧和丰富历史知识，但可惜的未充分说明辛亥失败的根源——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的具体表现。

正方）：我们认为，辛亥是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

第一，1911年爆发的辛亥，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d?d中华，推动了历史了进步。诚然，民主共和制度在当时的中国只徒具形式，但这个形式在人们观念上引起变革不容忽视。经过辛亥，人们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政党，社会团体和报章杂志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政治空前活跃，民族精神普遍高涨，它为中国的继续前进创造了条件。

第二，辛亥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南京临时成立后，颁布了很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和措施，大大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中国大地上迅速掀起了一个如火如荼的兴力实业的热潮。仅在1912至1919年间，新建厂矿四百七十多个，投资近9500万元；全国煤炭1911年产量为813万吨，1914年增至1418万吨，全国面粉厂在这一时期更是由40家增至120多家。对中国的工业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第三，辛亥给人们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大。使人们从忠君爱国走向救国，这是中华民族近代觉醒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这个过程中，维新与保守、与保皇经过激烈较量，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封建皇权思想受到冲击和唾弃。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封建皇帝是上天的代表，人民群众只是皇帝的奴仆和子民。辛亥坚决皇帝，并从上对君权神授观念和皇权思想进行鞭打和批判，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精神和民主运动的高涨。这是中国近代史进程空前加快，迅速走向“五四”运动，走向中国党和新中国的一个重要背景。

因此，我们说辛亥大大促进了中国历史发展，可以说，没有辛亥，便没有“五四”运动，便没有以后历史的发展。把辛亥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它是当之无愧的。

（反方）我们说，辛亥是一次失败的资产阶级。

首先，辛亥没有完成它预期的目标，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它只完成了第一项?d?d民族主义，其它民权、民生主义长期挂着欠账。而且就民族主义来说，完成的也仅仅是“驱除鞑虏”。各个帝国主义势力原封不动地保存。在北洋军阀的反对统治下，三民主义成了纸面上的东西，他们挂着羊头卖狗肉，虽有之名而无之实，而且，南京临时成立以后，由于面临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立宪派旧官僚的内部压力，被迫交出了政权，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的方向。

其次，资产阶级把目标只限于反对清朝皇帝，他们认为“清帝退位”就是已除，就大功告成。正因为如此，后来袁世凯才能以清帝退位为交换条件窃取政权，破坏，派不仅没能识破袁世凯的反两面手法，相反竟把他作为同盟者，这就说明派反对封建主义是不彻底的。再者，领导这次资产阶级政党?d?d同盟会缺乏明确的反帝纲领和具体行动，由于资产阶级历史的局限性，他们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建立资产阶级国家，西方是会赞助的，孙中山不仅没有辩明帝国主义的所谓“中立”的伪装，反而以承认清与帝国主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为代价，和帝国主义维持支好关系。

再次，辛亥的领导者未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参加斗争，在同盟会的纲领中，虽提出“平均地权”的口号，但却没能找到解决土地问题的措施来实现它，从而失去动员农民群众的作用，失掉了农民的支持。正是由于脱离了农民群众，力量薄弱。同时，党人没有建立和掌握一支有组织的武装，也没有建立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只依靠新军和会党举行，然而，新军、会党成员复杂，他们中大多数人接受立宪和旧官僚，因此，政治信仰不一致，思想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所以始终冰山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这支队伍在旧势力的煽动下往往会变成破坏的力量，很难应付反动势力的反扑，更不能领导取得胜利。

辛亥的教训告诉我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已不能通过资产阶级领导完成，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

（自由辩论）（正方）：辛亥推翻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这是有目共赌的事实，难道不能说明的成功吗？

（反方）：推翻了旧制度，只能说是成功的一半。是否真正的取得成功，还要看是否建立了一个新的制度。我们看看推翻帝制后的中国的情况：先是孙中山把政权拱手让给了袁世凯，袁世凯上台后，依然进行着统治，甚至还于1915年底称帝，袁死后，中国更是陷入了长达几十年的军阀割据局面。你说，成功了吗？

（正方）：尽管这样，资产阶级共和国?d?d中华取代腐朽的清王朝，你难道能不说这是社会的进步？

（反方）：对，在形式上进步了。可是，中华只是一个虚壳，中国并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中国的经济也并不见得比以前有多大的起色。我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前，国家是统一的，后，特别是1916年以后，却是军阀纷争，国家的税收都拿却打仗了，拿什么去发展经济？前，外部环境稳定，经济状况好，国家的财政赤字约八千万两，而后的1912年，赤字却高达两亿八千万两，不借外债就活不下去，这状况更便利外国操纵中国的政权。这难道叫成功吗？

（正方）：财政赤字数额多少并不一定能说明经济状况的好坏。辛亥后，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从1912年到1919年，中国新建厂矿有600多家，新增资本达一亿三千多万元，超过过去的半个世纪。其中纺织业和面粉业等轻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还出现了张謇，周学熙、荣德生、荣宗敬等著名实业家。这不是很能说明辛亥仍然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吗？

（反方）：但是，辛亥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最主要的原因是1914?d1919年间帝国主义国家忙于一战，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1919年后，中国经济迅速恶化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辛亥后中国经济发展主要并不是辛亥带来的

另一个辩论赛

。正方二辩：列宁在谈到资产阶级任务时曾说到：“资产阶级面前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扫除、摈弃并破坏旧社会的一切桎梏。任何资产阶级完成了这个任务，也就是完成了它所应做的一切，它加强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就是说要以反封建的标准，以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的标准去衡量资产阶级任务完成与否，成功与否。我们应从这个角度来衡量辛亥。

 第一，它是反封建的。因为它扫除了封建社会的最严重的桎梏———封建帝制，这就等于砍掉了封建社会的头，使整个封建统治乱了套，至此以后，从北洋军阀到南京就始终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秩序来。不仅如此，如与清朝相联系的一些陈旧、封建陋习，如等级制度、官场礼仪、尊卑身份以至缠脚、蓄辫、服饰等遭到了重大打击。人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得到了一次，社会风气日新、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所以，列宁热情地讴歌辛亥是“真诚的民主主义的高涨”。第二，从生产力的标准来看，就是生产力。辛亥毕竟空前打击了封建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社会地位。辛亥后，资产阶级第一次参与国家政权，通过立法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各种实业团体如雨后春笋涌现，中国出现了振兴实业、提倡国货热潮，这难道不是有力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吗？

 反方二辩：我方一辩刚才已声明，衡量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成功与否，是看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完成与否，也就是看它是否使社会性质发生质的飞跃，因为资产阶级民主属于社会范畴，是社会的一种类型。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社会是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实质是阶级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用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腐朽的社会制度，据此原理我们再来衡量一下辛亥是否成功。第一，辛亥的胜利果实最后落入袁世凯手中，而袁世凯是中国买办、封建势力总头子，对内依靠封建地主阶级支持，对外投靠外国帝国主义，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依旧。我们并不否认辛亥多少触动了旧的和观念，但绝谈不上是对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更没有用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而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南京临时是一个资产阶级，但它的生命只有三个月，其后虽号称“”，而实质还是旧封建军阀统治，这与清王朝统治，实质又有什么变化？第二，辛亥并未对封建经济制度进行根本变革，没有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帝国主义在华没有触动。那么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大势力交相压迫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能茁壮成长吗？

 正方三辩：刚才我方辩友已从理论层面阐述了我方观点，下面我就从事实方面再进一步例证辛亥是成功的。首先，对方辩友声称辛亥后“中华”只是一块可摘可挂的空招牌，如是这样，请问人称“强人”的袁世凯要扯下这块空招牌，岂不比当年程德全在高高的抚署屋顶上凿烂几块瓦片更容易，为何偏要等到四年之后，才小心翼翼地打出“洪宪”旗号，而且当相距数千里的蔡锷护一声断喝，又立即化为灰烬呢？以“三造共和”自诩的段祺瑞为何又打着“共和”旗号来扩张自己实力呢？这不恰恰说明了共和政治已成为历史发展潮流，任何逆潮流而动者均没有好下场吗？其次，大量事实说明辛亥后中国进入了政党政治时代，《临时约法》颁布，临时参议院成立，第一届国会召开，三权分立，民间结社而起，国民政党意识浓厚，还有民众的参政意识也成了一股世俗的浪潮。人们以讨论为时髦，甚至像阿Q这样的下层民众也心向。再次，辛亥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黄金时期到来，据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证明，从1912—1919年，中国新建厂矿企业达470多家，投资近1亿元，加上原有扩建新增资本达1 3亿元以上，相当于前50年的投资总额，中国工厂使用的蒸汽动力，1913年为43448马力，1918年为82750马力，约增加1倍。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辛亥后人们社会意识发生的变化。曾几何时出国留学的中国男人被外国人抓住小辫耻笑，不知何时起中国妇女的一双小脚成为男人的玩物，是辛亥剪掉了中国男人的小辫，又了妇女的一双小脚，也就帮助妇女冲破三从四德束缚和相夫教子的家庭樊篱，走出闺房，奔向社会，为国家为民族为自己的信仰去奋斗，去牺牲。如果没有辛亥下令剪辫、放足、禁止跪拜，今天在座的各位俊男靓女又会是什么模样？不管谁见了上级都得屈膝下跪，点头哈腰，您受得了吗？

 反方三辩：首先我不同意对方提出的民初政党政治已建立起来的说法。袁世凯上台后，刺杀宋教仁，破坏责任内阁制，废除了《临时约法》，取消了国会；段祺瑞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即使国会有时开开，也不过充当一块橡皮图章，中国实际还是处于军阀统治之下。至于谈到阿Q参加“”，那么让我们看看鲁迅笔下的未庄是怎么闹的吧。在“造反了”、“党来了”的喊叫声中，几个未庄人盘起了辫子，还不是剪掉了辫子，尼姑庵里“皇帝万岁万万岁”龙牌被砸了，一伙白盔白甲的人来抢了宝、洋钱和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只是想“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难道就是如此吗？其次，辛亥到底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起了多大的作用呢？据扬铨《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一书中，关于辛亥前后的两个时期公司资本总额比较，如上海缫丝业15年华商8个厂，资本总额共135万两，每个平均资本16 875万两，1912年华商47个厂，资本共计282万两，每个厂平均资本却少了10万余两。实际上辛亥时期新增企业多为力量弱小的中小资本。再加上南京临时旋即垮台，原由它出台的各项鼓励工商业发展措施又有多少能够落实？辛亥时期的经济发展势头不是随着一战的结束也就结束了吗？另外，对方辩友说到放足、剪辫、妇女，事实上这些变化只是局部现象，广大农村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辛亥后好长一段时间，有些母亲还在强迫自己的女儿缠足，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陋习才得的革除。至于剪辫，正像《阿Q正传》所说：“钱太爷儿子因留了洋，剪了辫，害了他母亲哭了十几场，他老婆跳了三回井；假洋鬼子只好重新留起了一尺多长的发”。农村青年男女婚事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褒扬条例”中还有表彰“节烈”条款。“节孝坊”、“节烈碑”随处可见。祥林嫂一生的悲剧，不正是封建宗法制度、鬼神迷信思想和封建道德观念对人民精神虐杀的最好见证吗？

 正方四辩：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看待历史问题要把它放入历史的背景中去考虑。众所周知，中国封建势力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推翻它，消灭它，绝不是一两次运动冲击就能完成的。半个世纪前，林伯渠同志就曾感慨地说过：“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的政治意义是3被低估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政体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辛亥诚然没有从根本上铲除封建主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派敢于向顽固的封建制度冲击，敢于把封建社会视为权威的皇帝拉下马，这样的举动是远远超出此前的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的。没有辛亥的成功，就不会有民主、平等意识在国民心中的扎根，就没有此后新文化运动到来。我方认为对方所举论据不足以表明辛亥就已失败了。首先：既然辛亥推翻了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制，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政权，那么就很难说中国近代社会仍无变化。其次，以发动者的政权转移为依据来断定全局就已失败，其说服力也显得不够。孙中山等人失去了政权，充其量只能说发动者和领导者在这场中遭到了失败，并不等于就是整个全局的失败。再次，至于鲁迅等当事人对黑暗的揭露和抨击，也不等于就是对辛亥全面总结和科学评价。一场亘古未有的民主运动之后，必然会产生社会动荡，出现新的社会问题，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或征途的颓废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一般民众，他们最能感觉到的主要就是政权的旁落以及社会的动荡与，他们既没有心思也没有必要去冷静地估价辛亥的历史成就。至于洪宪帝制、张勋复辟还不是被共和制的威力迅速粉碎，这本身不就说明了辛亥的成功所在？历史展示给人的显然不是辛亥的失败，而恰恰是这场的不朽功绩。

 反方四辩：我方认为对方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们选择的评价资产阶级成败的标准有失偏颇。作为一场资产阶级到底成功与否，关键应看它有没有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稳固的统治，使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作为辛亥；

 第一，它没有改变中国近代的社会性质，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没有完成。第二，新生的政权旁落他人，果实被袁世凯窃取。第三，民初社会黑暗，民不聊生，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有过真实的描述和揭露，尤其是先烈尸骨未寒，帝制复辟就接踵而来，难怪人们哀叹“无量英雄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连孙中山先生自己也承认“自辛亥以后，以迄于今，中国之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狱”。这里孙中山甚至认为辛亥后的情形还不如清朝。因为清朝至少表面上是统一的，“中华”就连这点表面的统一都没有了，它完全按照帝国主义划定的势力范围成了军阀统治各自为政的地区。辛亥的失败反映了：

 第一，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第二，它反映了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成长起来的软弱的资产阶级是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主胜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