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规避与财务报告成本的权衡研究_来自中国2008年所得税改革的证据

成本的权衡研究

———来自中国2008年所得税改革的证据

盖地胡国强

（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300222）

【摘要】本文以我国2008年所得税改革为契机，借鉴Shackelford和Shevlin（2001）的税与非税因素权衡模型，实证考察有减税预期的上市公司在税收规避中是否权衡了财务报告成本。本文发现，有减税预期的公司存在将减税之前期间的利润推迟确认到未来低所得税率期间的盈余管理行为，且为避免这一行为过于明显而遭致惩罚，利润跨期转移的期间宽度较长。但有着高财务报告成本的公司明显降低了这一跨期利润转移的动机。研究证实了我国上市公司在税收规避决策中权衡了税与财务报告成本。研究结论有助于进一步丰富盈余管理文献，对当前我国税收制度改革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关键词】税收规避所得税改革财务报告成本

一、引言

以纳税金额最小化为目标的税收规避决策是企业税务筹划的重要内容。然而，由于在现代企业制度中，很多重要的契约是以会计数据为基础，这些税收规避战略往往会因降低会计利润而可能导致各种成本，这种因报告了较低的利润或股东权益而带来的各种真实或可预见的成本称为财务报告成本（Shackelford和Shevlin，2001）。由此，企业在财务决策中必须权衡降低税收的税务动机与提高会计利润的财务报告动机。

长期以来，基于税收规避①动机下的财务报告行为一直受到财务与税务研究者的极大关注。然而，囿于税收规避行为的不可观察性与纳税申报表数据的非公开性，如何合理度量企业税收规避程度，一直是经验税务研究者的一大难题。为推动税务决策对财务报告目标影响的研究，部分研究者开始转向寻找对税收规避行为有显著影响的可观察因素，遵循“因素变化→税收规避行为→财务报告行为”的基本研究思路，以事件研究法考察企业税收规避动机下的财务报告行为，而历次所得税改革就是其中因素之一，且受到研究者的相当重视（如Scholes，1992；Boynton et al．，1992；Dhaliwal和Wang，1992；Guenther，1994；Lopez et al．，1998；Wilkie，2001等）。

2007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新税法”）由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08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税法”要求对内外资企业统一征收25%的所得税率，这使得我国上市公司所得税率面临较大幅度变化，并因此激起国内学者对税收规避动机下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的极大兴趣（如王跃堂等，2009），但这些研究主要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模型，在研究设计上可能存在税与非税权衡模型的识别问题。本文借鉴Shack-elford和Shevlin（2001）的税与非税因素权衡模型，以我国2008年所得税改革为契机，实证考察我国上市公司在面对新税法下所得税率预期的大幅度变动，如何权衡税收规避与财务报告成本。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丰富盈余管理文献，对我国税务监管部门也有一定的含义。

02①Hanlon和Heitzman（2010）指出，广义的税收规避（tax avoidance）是指显性税收的减少，反映所有对公司显性纳税义务产生任何

影响的事项处理。

二、文献述评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述评

针对美国1986年进行的所得税改革，国外学者主要集中于对美国上市公司在改革前后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考察（如Scholes et al．，1992；Boynton et al．，1992；Dhaliwal和Wang，1992；Lopez et al．，1998；Wilkie，2001等），研究基本证实了在美国1986年所得税改革中，上市公司明显加大了盈余管理，但这些研究并未充分考虑到财务报告目的的可能影响。如Scholes et al．（1992）通过分组所得税率不同的企业发现，有减税预期的美国上市公司在税率逐步降低的两年期间，确认的费用明显增加且推迟确认收入，从而将利润递延至具有较低所得税率的年度，且在大公司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虽然，他们认识到财务报告动机可能会制约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但在研究设计中并没有控制这些影响因素（Shackelford和Shevlin，2001）。Guenther（1994）通过在模型中加入有关财务报告成本替代变量，研究发现大公司更愿意推迟确认收入，而且财务报告成本较高的公司更不愿意降低财务报告利润。可见，转移收入以节约税款似乎与提高利润以控制债务违约成本同样重要（Shackelford和Shevlin，2001）。更进一步地，Edward（1997）研究发现，企业在所得税率变动后，主要通过推迟确认非经常性收益进行盈余管理，而这种收益转移主要集中在税务筹划更为激进的公司（Lopez et al．，1998）。

由于我国经济、社会背景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差异，我国上市公司决策行为与国外上市公司不同（王素荣、高静，2011）。在中国相对特殊的制度背景下，国内部分学者以我国所得税改革为契机，为我国上市公司基于税收规避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提供了部分经验证据。在我国，上市公司所得税税率主要经历了两次变动。第一次是2000年取消“先征后返”税收优惠的所得税改革。2000年1月11日，颁布了《关于纠正地方自行制定税收先征后返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区自行制定的税收先征后返，从当年1月1日起一律停止执行。随后，财政部于2000年10月31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认真贯彻落实＜关于纠正地方自行执行税收先征后返的通知＞的通知》，要求地方实行的对上市公司所得税先按33%的法定税率征收再返还18%的优惠，允许保留到2001年12月31日，从2002年1月1日起，除法律和行规另有规定者外，企业所得税一律按法定税率征收。戴德明、音亮（2005）为这一所得税改革下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提供了经验证据。他们以这些所得税率预期将提高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相对于2001年和2002年所得税率未发生变化的公司，受到取消所得税“先征后返”影响的公司在2000年不存在显著调增盈余的行为。他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公司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的取消为公司提供了一个税务筹划的机会，并因此没有采取任何相应措施。第二次为2008年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新税法”统一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25%），使大多数企业面临着所得税率较大变动。

针对本次所得税改革，现有六篇文献为我国上市公司税收规避动机下的盈余管理行为提供了经验证据（王跃堂等，2009；李增福等，2010a、2010b、2011；白默、刘志远，2010；王素荣、高静，2011），但这些研究并未充分考虑财务报告成本问题。如王跃堂等（2009）考察了新税法实施前两年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借鉴Guenther（1994）的研究，他们在控制公司规模、债务水平、管理层持股水平以及利润平滑动因等影响因素后发现，降低税率的公司在新税法实施的前一年存在利润推迟的盈余管理行为。白默、刘志远（2010）进一步发现，存在减税预期的上市公司通过调低流动性应计项目数额以减少税率较高期的盈余。李增福、郑友环（2010a、2010b、2011）在控制了财务杠杆以及公司治理因素后，发现税率降低公司主要采用应计项目操控手段做小2007年利润。然而，王素荣、高静（2011）的研究却显示，2008年所得税税率下调的上市公司并没有推迟确认收益以获得节税的好处，相反，却普遍存在虚增利润、粉饰业绩的盈余管理行为。更为有趣的是，他们借鉴了王跃堂等（2009）研究设计方法，却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

综上，国内外学者主要通过加入财务报告成本控制变量形式，考察企业在面对所得税率变动，如何权衡税收规避与财务报告成本。在他们的研究设计中，如果税收规避替代变量和财务报告成本变量的回归系数同时显著，则表明企业在决策时权衡了税收与财务报告成本。Shackelford和Shevlin（2001）对这一研究设计给予了批评。他们认为，这些变量的回归系数仅仅捕捉了企业税收状况（tax status）对其决策的额外影响。为此，他们通过在模型中加入税与非税因素的交叉项，建立了税收规避与财务报告成本的权衡模型。本文拟借鉴这一模型，实证考察我国所得税改革中的上市公司税务筹划行为，希翼进一步丰富经验税务研究文献。

（二）研究假设

若不考虑企业财务目标，企业追求税后利润最大化（盖地，2008）。为实现企业税后利润最大化，管理者会基于税收规避动因而进行盈余管理，以最小化公司的税收成本。企业会计盈余主要包括经营现金流量和应计利润，由于经营现金流量操控性不强，因此，应计项目成为盈余管理的便捷工具（王跃堂等，2009）。Chio et al．，（1991）根据应计项目对应纳税所得额的影响，将应计项目分为非经营性应计项目（预期对应纳税所得额没有显著影响）和经营性应计项目（预期对应纳税所得额有显著影响）两类，而经营性应计项目又包括可操控性经营应计项目和不可操控性经营应计项目。因此，假定在不考虑其他因素条件下，企业税收规避以所得税支出现值最小化为目标，其第t期税前会计利润为AE t（t=1，2，3，

…，T），且等于应纳税所得额（即不涉及所得税调整），AE

t =NDA

t

+DA

t

，其中，DA为可操控性经营应计利润，而NDA

为不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由于经营现金流量和非经营性应计利润难以操控，本文假定NDA包括这两者。进而，我们用εt表示管理层在t期的盈余管理程度，且|εt|≦|DA t|，若εt为负，则表明管理层在t期存在向下（提前确认费用或推迟确

12

认收入）的盈余管理行为；相反，若εt为正，则表明存在向上（推迟确认费用或提前确认收入）的盈余管理行为。DA在T期总和不变，而ε

t

在T期总和为0，企业盈余管理主要通过调整εt符号在跨期实现利润转移。企业第t期所得税率为R t，

R

t =r

t

+u

t

，其中，r

t

为所得税改革前企业税率，u t为改革后所得税率变化的幅度。若u t为负，则表示所得税率降低；反之，

则表示所得税率提高。最后，假定折现率为i，则企业T期所得税支出现值TF为：

TF

=ΣT

t=1（NDA

t

+DA

t

+ε

t

）ˑ（r

t

+μ

t

）

（1+i）t

（1）

公式（1）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要使TF最小，则可以在前期使εt为负，即进行通过提前确认费用或推迟确认收入进行向下的盈余管理，而在后期使εt为正，进行向上的盈余管理。如此，可获得转移利润的货币时间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当未来期间所得税率将会下降，即u t为负时，这种将税率较高期间会计利润转移到未来税率较低期间的盈余管理行为，还可以获得降低税负的好处；而对于未来期间所得税率将会提高的公司，即u t为正，尽管将未来税率较高期间的会计利润转移到当前税率较低期间可以得到降低税负的好处，但失去了货币的时间价值。因此，可以预期，税率将降低的公司可能在“新税法”施行前存在提前确认费用或推迟确认收入的向下盈余管理行为。

然而，由于财务报告成本的存在，企业在作出这一税务决策时，必须权衡税收规避带来的收益与因降低盈余而可能导致的非税成本②，即税收对企业决策的影响取决于财务报告成本。为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借鉴Shackelford和Shevlin （2001）讨论企业税收成本和财务报告成本之间权衡的思想，本文构建如下2ˑ2矩阵。

表1税收规避收益与财务报告成本的权衡

预期所得税率变化

预期税率降低预期税率提高

财务报告成本0（低财务报告成本）A B 1（高财务报告成本）C D

假定企业预期下一年度所得税率将发生变化，并基于此选择某一以所得税支出现值最小化为目的的税收规避行为，但这一行为会影响会计盈余。为方便讨论，假定财务报告成本只有0和1两种可能。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方面，当企业面临较低财务报告成本时，若预期税率将降低，即处在A格时，则企业必然会选择将税率较高期间的会计利润递延至未来税率较低的期间，因为这样既得到降低税负的收益，又获得货币时间价值；若预期税率将提高，即处在B格，则必须权衡降低税负得到的收益与失去的货币时间价值，如果前者大于后者，则企业可能会选择将未来税率较高期间的会计收入提前到当前税率较低的期间；如果前者接近或等于后者，则可能选择不进行跨期利润转移；但当前者远远小于后者时，企业甚至可能将税率较低期间的会计收益推迟到未来税率较高的期间。这一分析与上文不考虑财务报告成本时的分析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当企业面临较高财务报告成本时，若预期税率将降低，即处在C格，则企业必须权衡降低税负和货币时间价值得到的收益与财务报告成本。如果前两者之和大于后者，则可能选择将税率较高期间的会计收益推迟到未来税率降低的期间；如果前两者之和接近或等于后者，则可能选择不进行跨期利润转移；但如果前两者之和远远小于后者，企业甚至可能将收入提前确认③。若企业预期税率将提高，即处在D格，企业必须权衡税收规避收益与货币时间价值和财务报告成本，如果前者大于后两者之和，企业可能会选择将未来税率较高期间的会计利润提前转入当前税率较低期间；如果前者接近或等于后两者之和，企业可能不会进行跨期利润转移；但当前者远远小于后两者之和，尤其是未来财务报告成本特别高时，企业甚至可能将当前会计利润推迟转入未来期间。以上分析表明，财务报告成本的高低对管理层基于税收规避的盈余管理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此前的实证研究显示，所得税率提高的公司，其跨期转移利润的盈余管理动机并不明显（王跃堂等，2009），为此，本文将视线集中关注于所得税率降低的公司。本文更感兴趣的是，那些基于所得税率预期降低的公司其税务决策行为中是否考虑了税收规避与企业财务报告成本两者的权衡。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1：预期所得税率将降低的公司，可能存在推迟利润的跨期盈余管理行为，但财务报告成本越大，这种跨期转移利润的动机越小。

三、研究设计与样本选择

（一）研究设计

1．操控性应计利润度量（DA）

本文采用Dechow et al．，（1995）修正的横截面Jones模型计量不可操控性经营应计利润（NDA it）：

CACC

it /TA

it－1

=α

1

/TA

it－1

+α

2

（△REV

it

－△AR

it

）/TA

it－1

+α

3

PPE

it

/TA

it－1

+ε

it

（2）

22②

③

盖地、钱桂萍（2005）认为，税务筹划的非税成本是指企业因实施税务筹划所产生的连带经济行为的经济后果。一般情况下，它

包括代理成本、交易成本、机会成本、组织协调成本、隐性税收、财务报告成本等。本文集中关注财务报告成本的非税成本。

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收入越提前确认，企业未来收益通过折现的现值就越大，财务报告成本也相应越低。

模型（2）中，i、t表示样本公司i第t期数据。CACC为总经营性应计利润。借鉴Lopez et al．，（1998）研究方法，CACC it

=（△AR

it +△INV

it

）－（△AP

it

+△AE

it

），其中，△AR为应收账款增加额；△INV为存货增加额；△AP为应付账款增

加额；△AE为应计费用项目增加额；△REV为销售收入增加额；PPE为固定资产原值。首先使用2000－2010年的相关数据分别对每家公司进行OLS回归，估计公司i特定参数α—1、α—2和α—3，并将估计参数带回模型（2），计算不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则操控性应计利润为：

εit=CACC it/TA it－1－α—1/TA it－1－α—2（△REV it－△AR it）/TA it－1－α—3PPE it/TA it－1（3）为使各公司操控性应计利润项目之间具有可比性，借鉴王跃堂等（2009）方法，将εit予以标准化：DA it=εit/σi，其中，σi为εit的标准差。

2．税收规避与财务报告成本权衡模型

借鉴Shackelford和Shevlin（2001）提出的权衡税收与财务报告因素模型，本文构建如下线性方程：

DA

it =β

+β

1

TR

it

+β

2

FRC

it

+β

3

TR

it

*FRC

it

+β

4

SIZE

it

+β

5

EPSP

it

+β

6

LOSS

it

+β

7

MSHR

it

+

β8MPAY it+β9H10it+β10SOE it+β11IB it+εit（4）

式中，DA为上文计算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TR为所得税改革哑变量，若数据区间为2008年之前年份，则TR为1；否则为0；财务报告成本（FRC）以财务杠杆替代，借鉴Guenther（1994）、王跃堂（2009）、李增福、郑友环（2010a、2010b）等研究，以年末负债总额与年末总资产的比值度量；TR*LEV为所得税改革哑变量与财务杠杆的交互项。根据

Scholes et al．（1992）、Shackelford和Shevlin（2001）等研究观点，若β

1（β

2

）显著，就表示税收（财务报告）影响了企

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如果β3显著，说明企业在税务筹划中权衡了税和财务报告成本。此外，本文控制了如下因素：SIZE为政治成本替代变量，以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度量；EPSP为利润平滑动因变量，为t期基本每股收益变化额与t期5月末股票的开盘价之比；LOSS为避亏动机变量，若公司当期或上期发生亏损，则取值为1，否则为0；MSHR和MPAY为管理层薪酬契约安排动机，其中MSHR为期末管理层持股比例，MPAY为年度管理层人均薪酬总额的自然对数。Desai et al．，（2007）、Hanlon和Heitzman（2010）等研究认为，公司治理是影响公司对税率变化反应的重要因素。为此，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股权集中度（H10）、终极控制人性质（SOE）和董事比例（IB）三个变量予以控制，其中，H10为前十大股东期末持股比例的平方和；SOE为哑变量，若公司终极控制人为国有单位、国有独资、国有控股则取值为1，否则为0；IB 为董事人数占董事会人数之比。

（二）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2006 2010年为研究区间，以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RESSET财务报表附注数据库中，本文共获得10 540个观测值，涉及1367家公司。根据研究需要，本文进行如下样本剔除处理：剔除了有多个所得税率（主要是子公司所得税率的差异）和未披露所得税率的公司511家，因其难以分辨所得税率变化方向；鉴于本文主要考察税率变化对管理层税务筹划的影响，剔除了税率不变或提高的180家公司；剔除了金融上市公司14家。由于本文采用2000 2010年数据估计盈余管理模型，因此，剔除了1999年之后上市的公司303家；为构建一个面板数据结构，剔除了6家数据缺失的公司。最终，获得353家上市公司，5年共1765个公司—年平衡面板数据。固定资产数据来源于CCER数据库，所得税率数据来源于RESSET数据库，其他数据均来源于CSMAR数据库。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为样本数据描述性统计与比较检验。Panel A首先报告了模型（2）回归计算得到的操控性应计利润描述性统计结果及符号检验。结果显示，在所得税改革的前两年，有减税预期的公司操控性应计利润均为负，但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表明这些公司存在提前确认费用或推迟确认收入的向下盈余管理行为。尽管“新税法”于2007年3月通过并公布，但由于可能存在消息提前外泄，为避免2007年向下的盈余管理过于明显而可能遭致惩罚，部分公司在2006年就表现出收入的延期转移。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公司在“新税法”施行的三年④，操控性应计利润均为正，尤其是在2008年。符号检验显示，2008年操控性应计利润显著异于零。为进一步考察操控性应计利润在所得税改革前后的差异，我们进行了样本均值T检验和中位数Z检验。Panel B结果显示，在所得税改革的前后两年，操控性应计利润存在显著差异（T值为1.9943，Z值为1.7460）；当将研究区间扩大时，这种差异更加明显。这表明，一方面，有减税预期的公司将税率较高期间的利润跨期转移到税率较低期间；另一方面，这些公司跨期转移利润的期间较长，这可能与公司集中转移容易被发现并因此遭受惩罚有关。总之，操控性应计利润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初步证实了有减税预期的公司加大了盈余管理。Panel C给出了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样本公司平均财务报告成本为0.5945，平均规模为18.41亿元，高管人均收入为10.51万元，平均持股比例较低，且一半以上为国有控制等。

32

④2008年 2010年。

表2样本数据描述与比较检验

Panel A：操控性应计利润（DA）年度描述性统计分布及符号检验

年份观测值均值标准差中位数最小值最大值符号检验2006353－0.00040.1225－0.0031－0.38520.5984－0.0588 2007353－0.00180.13670.0018－0.220.6319－0.2392 20083530.01620.10750.0071－0.42180.7202 2.8254＊＊＊20093530.00790.1178－0.0002－0.41420.6706 1.2587 20103530.02430.13130.0100－0.46030.7167 3.4845＊＊＊Panel B：操控性应计利润（DA）在所得税改革前后差异比较检验

均值之差T检验Z检验2008－20070.0179 1.9943＊＊ 1.7460*

改革后－改革前0.0172 2.8635＊＊＊ 2.6910＊＊＊

Panel C：解释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观测值均值标准差最小值中位数最大值偏度SIZE176521.3331 1.177518.515021.358124.07570.0017 EPSP17650.02340.1220－0.38540.00330.7936 3.1559 LOSS17650.26520.44150.00000.0000 1.0000 1.01 MSHR17650.00140.010.00000.00010.371420.2363 MPAY176511.56250.81699.532411.632613.7381－0.0587 H1017650.15950.12560.01180.11790.5954 1.3517 SOE17650.67080.47000.0000 1.0000 1.0000－0.7270 IB17650.36240.05480.09090.33330.6667 1.1122

注：＊＊＊、＊＊、*分别表示在1%、5%、10%统计性水平下显著（双尾）。

（二）回归分析

表3报告了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对于模型的选择，F检验值（0.550）未通过显著性水平，表明混合效应模型相对固定效应模型较好；Wald值为36.920，且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可见，随机效应模型相对混合效应模型较好，因此，本文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后，回归结果显示，所得税改革哑变量（TR）与操控性应计利润呈负相关，且通过了1%统计性水平，说明有减税预期的公司通过应计盈余管理将改革之前的高税率期间的利润推迟到改革之后的低税率期间，这既可达到降低税负的目的，又可以获得货币的时间价值，研究假设1前半部分得到支持。我们的研究结论与王跃堂等（2009）、李增福、郑友环（2010a、2010b）等学者研究结论是一致的。更为重要的是，当考虑企业财务报告成本时，这种利润跨期转移的盈余管理行为明显降低。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所得税改革哑变量和财务报告成本交互项（TR*FRC）与操控性应计利润在10%水平下显著为正。根据Shackelford和Shevlin（2001）的观点，该交互项显著，则表示企业在决策中权衡了税与非税成本。具体而言，有减税预期的企业，其财务报告成本越高，则其将改革之前的利润推迟确认到改革之后期间的盈余管理行为就越弱，研究假设1得到完全支持。由于这种跨期利润转移行为将使得企业因在前期报告了较低利润而可能带来各种真实或可预见的成本，尤其是对于有着大量以会计数据为基础的债务契约的企业。因此，当其财务报告成本较高时，企业必须权衡税收规避带来的收益与可能加大的财务报告成本。本文经验结论表明，在我国2008年所得税改革中，有减税预期的企业在进行跨期利润转移的盈余管理决策中权衡了税与财务报告成本。

表3面板回归结果表

变量

混合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

系数T值系数T值系数Z值

Cons－0.0478－0.766－0.2002－0.9－0.0515－0.766 TR－0.0381－3.050＊＊＊－0.0370－2.565＊＊＊－0.0378－3.050＊＊＊FRC－0.0210－1.561－0.0413－1.710*－0.0213－1.580 TR*FRC0.0339 1.836*0.0373 1.768*0.0336 1.836* SIZE－0.0004－0.1510.00670.7140.00010.008 EPSP－0.04－3.502＊＊＊－0.0851－2.993＊＊＊－0.06－3.502＊＊＊LOSS0.0081 1.0760.00020.0210.0080 1.076 MSHR－0.5623－3.112＊＊＊－.4628－1.451－0.55－3.112＊＊＊MPAY0.00340.6780.00310.0430.00310.678 H100.0377 1.5400.1169 1.628*0.0380 1.541 SOE－0.0031－0.467－0.0116－0.571－0.0031－0.467 IB－0.1097－2.039＊＊－0.2154－2.508＊＊－0.1097－2.039＊＊Adj_R20.1230.1810.256

F值 4.190＊＊＊ 3.150＊＊＊46.140＊＊＊

F检验值0.550

Wald值36.920＊＊＊

注：F值为模型整体的显著性检验值；F检验值为选择固定效应与混合效应检验值；Wald值为选择随机效应与混合效应检验值；＊＊＊、＊＊、*分别表示在1%、5%、10%统计水平下显著（双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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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结论

税与非税成本的权衡问题一直是税务筹划中的重要问题。本文以我国2008年所得税改革为契机，借鉴Shackelford和Shevlin（2001）的税与非税因素权衡模型，实证考察我国上市公司在面对新税法下所得税率预期的大幅度变动，如何权衡税收规避与财务报告成本。基于所得税改革前后五年的经验数据，本文发现，有减税预期的公司存在将所得税改革之前高税率期间的利润推迟确认到改革之后的低税率期间的盈余管理行为，且为避免这一行为过于明显而遭致惩罚，利润跨期转移的期间宽度较长。更为重要地，研究发现，有着高财务报告成本的企业跨期利润转移的动机明显降低，表明企业在进行这一盈余管理行为中权衡了税与财务报告成本。这些研究结论有助于进一步丰富盈余管理文献，对当前我国税收制度改革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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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Abstracts of Main Papers

On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Financial Reporting of Business Enterprises

Liu Feng＆Ge Jiashu

This paper studies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nterprise's financial reporting．The studies must be distinctively between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other financial reporting（Including financial statement notes）．The center or core information are provided by financial statements，but peripheral or sup-plemental information are provided by other financial reporting．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wo parts，mentioned about，hake some difference．Fi-nancial statements are based on past transactions and evens，being emphasis placed upon objective and verifiable evidence to support．It must be in con-formed with accounting standards and audited by CPA．All accounting procedure with respect to prepare financial statements are applied by recognitions and measurements．The content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only belongs to elements of financial statements．Hence，financial statements expresses actual facts to a large extent providing a pictures exact depicting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of an enterprise．Contrary other financial reporting based on date of reporting rather based on transaction（only in notes，some facts may be stated）or events．It applies estimates．Judgments and models to a large extent to catch un-certainties which may be to provide financial and other economic information being useful user in making decisions．At all，these two information are all necessity，but in financial reporting，statement is the center，other financial reporting is the supplement．

Research on Balancing Tax Avoidance and Cost of Financial Report

———Evidence from Chinese Reform of Income Tax in2008

Gai Di＆Hu Guoqiang

Using the Chinese reform of corporate income tax in2008as an opportunity，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listed companies with expected reduc-tion in income tax rate whether balance tax avoidance and the cost of financial report by following the balanced model of tax and non－tax factors provided by Shackeford and Shevlin（2001）．We find that these companies with expected reduction in income tax rate have earning management behavior that they defer profits during the high tax rate to recognize in the low income tax rate in future，and the period of profits shifting too long，so as to avoid punish for behavior obviously．However，when these companies with high cost of financial report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incentive for profits shifting in different peri-od．This paper confirmed the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balance the tax and the cost of financial report in making the tax avoidance decisions．The results furtherly enrich the literature on earnings management，and have policy implication on the current tax system reform in China．

The Trust Function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Lei Yu

This paperdemonstrates the trust function of financial accounting．The premise of usefulness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is that the principal distrust the a-gent；financi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can promote the principal’s trust in the agent；and financial accounting system can promote the principal’s trust in the financi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which conducted by the agent．Financial accounting is a trust mechanism which can run very well itself．Then，we attempt to establish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to connect financial accounting and other trust mechanisms．Additionally，we apply above theories to analysis the influence of institution on financi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and clarify some debates in current researches．

Study of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Assessment：Review，Comment and Prospect

Sun Guangguo＆Yang Jinfeng

Because of the widespread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uncertainty，financial reports with high quality have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ir users，so do ob-jective assessments of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Therefore，many domestic and foreign experts as well as authorities carried out explorations and resear-ches on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assessment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This paper reviews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from three aspects，including char-acteristics of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measurements of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and evaluation indexes of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It focuses on re-searches of measurement on the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from overall measurements on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measurement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to measurements on the transparency and disclosure quality of financial reports．The paper then analyzes the status of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assessment and shortcomings．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it proposes the direction of the further research：to establish an effective eval-uation indexes'system of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A Study on Seeking A Stable Form for Government Accounting Reform

Chen Xiaoyun

China's current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makes government accounting reform urgent．Government accounting plays the most basic，most important and most operationl role in defining and protecting public property rights．Its reform involves some adjustments to the vested interests and has to go on steadily with coexisting benefits and costs．The stable form of government accounting reform is the lowest cost program，which determines a transitional and progressive reform．Optimal reform speed depends on the trade－off between implementation costs and friction costs．Based on it，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reform implementation program from some dimensions，such as coordination between budget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accounting，the reform process and the"dual"structure standard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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