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苏轼的以诗为词

                           王  娟          皖泗县大杨乡第二小学

摘要：宋词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在宋词发展史上最具革新精神的当数苏轼，他将诗新运动带入词中，打破了“诗庄词媚”的成规，集中表现了自己自由的个性，被时人归纳为“以诗为词”的变革。这种变革，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旧框子，开创了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向来诗人所惯用的题材，他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诚如清人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所说：“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这就使词摆脱了仅仅作为乐曲的歌词而存在的状态，成为可以发展的新诗体。这种“以诗为词”特点便是苏轼对宋词的最大贡献。而这种新的词风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对同时代和后世的作家形成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以诗为词     意义    变革    影响

一、“以诗为词”的意义

所谓“以诗为词”，就是用写诗的方法写词，把诗的内容、题材、形象、意境、创作方法尽情入词，使词诗化成一种新的的文体。在苏轼之前，特别是晚唐五代，词的内容大多数偏重于女色描写或是男女情事，主要功能是娱乐的，这些词内容贫乏，风格浮艳，所反映的生活极为狭隘，这就形成了传统娱乐词的本位观念，这种本位观念是根本区别于传统诗文的文学观念的。一些大家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人也尝试过突破，但突破是零星的，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产生广泛的影响。最终完成对传统词变革的是苏轼，正如刘辰翁所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辛稼轩词序》）。

苏轼认为诗词同源，词“为诗之苗裔”也就是说词在本质上可以同诗一样，表现爱国豪情，抒写人生遭遇，反映社会盛衰，诉说亲朋情感，再现农村生活，展现水色山光。总之，凡是能够用来写诗的，都可以用来入词。这种变革打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将传统观念的娱乐歌词诗化、文学化，做到诗词一体，从而大大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二、“以诗为词”的变革

1、以诗的内容和题材入词。

如前所述，苏轼以前，词的内容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局限于花前月下、温柔艳情的范围之内，苏轼则对词的题材进行大幅度地改革，类型趋向多样化，吊古伤今、述志咏怀、感叹时政、描绘山川景色、农村风光、抒写亲朋情感、以致谈论哲理等题材都进入词中，为宋词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

首先，苏轼以诗为词抒写了保家卫国的爱国情怀。在苏轼手中，诗与词可以表现同样的内容，抒发同样的思想感情。如《江 城 子·密州出猎》，作者通过出猎联想到西北的敌人，抒发了自己报国杀敌的志向，场面热烈，气势宏大，大有“横槊赋诗”的气概：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上片写出猎的盛况。“老夫聊发少年狂”。狂者，豪情也。一个“狂”字贯穿全篇。看，左牵黄犬，右擎苍鹰，千骑卷过平冈，身后大队人马簇拥，倾城出动，盛况空前，好一副出猎的雄姿。并且要像当年吴国的孙权那样，亲自弯弓射虎。读到这里，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一个意气风发的“狂人”形象：太守出猎而须报知百姓跟随去看，其狂一也；出看而须倾城，其狂二也；猎必射虎，其狂三也；自比孙郎，其狂四也。这四狂，把苏轼出猎时的举止神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下片主要写自己宽阔的胸襟、澎湃的激情和杀敌卫国的斗志。词人开怀畅饮，壮志凌云，“鬓微霜，又何妨”，廉颇七十多岁了，还可以上阵杀敌呢，何况我还不到四十岁。接下来词人以汉文帝时的魏尚自比，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西北望，射天狼”。

古代描写狩猎活动的诗歌为数不少，如王维的《观猎》等，但以狩猎活动入词的，苏轼却是第一人，而且用典准确，用比巧妙。正是这首词的出现，才奠定了苏轼的豪放词风，使豪放词和豪放词派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其次，苏轼以诗为词多侧面地反映了农村生活。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入词的，苏轼是第一人，如在徐州写的一组《浣溪沙》中，不但描绘了清新秀美的农村生活场景，而且描写了村姑、醉叟、络娘和卖瓜人等人物形象，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挨踏破茜罗裙”显示出农村民风的淳朴可爱，农村少女的欢快活跃、自然真率；“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道逢醉叟卧黄昏”。词人所见的农村风光，丰收之后的欢快，百姓的安居乐业、熙熙攘攘的快乐景象，都被诗情画意化了；“酒困路长”、“日高人渴”而“敲门野人家”，反映了词人不拘小节，与民融合的性格特征，让人倍感真切、亲切；而“捋青捣麦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则反映了民间的疾苦，表达了作者对灾民的关怀。

在苏轼以前的文人词中，如张志和的《渔歌子》，也描绘过水村渔乡的景色，但像苏轼这样以组词的形式，多方面描绘农村生活的画面，把村姑、农民作为主要描写对象，这在词的题材扩展方面，无疑是一重要贡献。

第三， 苏轼以诗为词，扩大了反映内心世界的范围，进一步发挥了词的抒情功能和社会功能。他的词已不再局限于伤春伤别与离情相思，而是抒写了个人的政治理想、人生态度和内心的苦闷与矛盾。元丰三年，定慧院寓居作《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苏轼以鸿自喻，寄寓了孤高自傲、不与世俗同流的高尚情操。元丰四年作《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借柳絮飘坠零落的情态来寄托宦海沉沦的身世之感。元丰五年作《洞仙歌》（冰肌玉骨）：“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表达了光阴易逝，人生易老的感慨之情。《临江仙·夜归临皋》：“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表达了自己在营营奔走中失落的悲哀和对生命主体归于自由的企盼。《念奴娇·赤壁怀古》感叹自己空怀报国激情，壮志难酬，在逆境中保持一种怡然自得的精神状态。《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表露自己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展示自己的宽阔胸襟。“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也同样表现了自己积极乐观的精神。

第四，苏轼以诗为词抒写了真挚的亲朋情感。在《水调歌头》一词中，他多处化用前人诗句入词，将李白的“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化解成“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蕴含了词人对明月的赞美和向往之情；将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诗意化解成“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熔铸成对天下离人的共同美好祝愿，同时表现出一种热爱生活与积极向上的精神。全词设景清丽雄阔，构思巧妙，跌宕起伏而又浑然一体，典型地体现苏词清雄旷达的风格。《苕溪渔隐丛话》云：“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将这首词推为中秋词中的第一，并非溢美。

除了上面列举的内容以外，诸如咏史的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悼亡的有《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描写水色山光的有《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哲理探讨的有《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几乎无所不写，无所不包。总之，苏轼的词扩大了反映生活的领域，对词的题材与内容的拓展是空前的，只有南宋的辛弃疾方可与东坡臻美。

2、以诗的风格和意境入词。

苏轼在词史上另一不可磨灭的功绩便是拓宽了词的意境，改变了词的风格，创立了豪放词派，“清雄旷达”是苏轼豪放词的典型特征。最能代表苏轼独特风貌的作品是《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全词描绘了一幅雄伟壮丽的赤壁江山图，通过对古代英雄人物的赞美，表现了对祖国江山的热爱和对建功立业的历史人物的敬慕和向往，同时也表露了作者政治失意，壮志难酬的感慨。意境神奇壮美，风格豪迈奔放。

第一，写景、怀古、抒情三者有机结合，豪迈奔放，承转自如。上片描写瑰丽雄奇的自然风光，下片追怀雄姿英发的英雄人物，同时融进自己对人生理想的追求，意境开阔，形象生动。在苏轼之前，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形象和意境。

第二，善用烘托、渲染的手法。以“大江”烘托“赤壁”，以众多豪杰烘托“周郎”，同时，又用如画的江山烘托不凡的英雄人物，写周郎，有外貌描写，有情态刻画，还有家庭生活、英雄业绩的细节描写，因而形象突出，个性鲜明。

第三，语言精炼而有特色。写景的如：“大江东去”，“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等；写人的如：“小乔初嫁”，“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等，有效地增强了这首词雄奇的意境与豪迈的风格。

总之，这首词在题材内容、形象意境等方面都开拓了新的境界，被后人叹为“古今之绝唱”，对同时期和后世词人产生很大的影响。

苏轼不但是豪放派的创始人，而其婉约词也与他人之作明显不同，同样开拓了词的意境。如《永遇乐》（明月如霜），虽然忆念名妓，但作者的追怀丝毫不及于艳情，也未流于浮靡、迂腐，而从往事的流逝中，生发出人生的解悟，将挚情与哲理融为一体，体现出深沉的沧桑之感。《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所写之景本来是令人伤感的暮春景色，但作者豁达的生活态度使这首词摆脱了春归、离别、远行等愁苦的纠缠，而且“天涯何处无芳草”、“多情却被无情恼”又隐含着生活的哲理。传统的“缘情绮靡”的艳词被苏轼写得如此豁达开朗，真正是前无古人。

总的看来，苏轼“以诗为词”的变革是成功的。他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为词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文学史上具有开宗立派的历史性作用。

三、“以诗为词”的影响。

苏轼“以诗为词”的变革，吸引了许多作家在他的周围，在宋代词坛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苏门四学士”之中的黄庭坚、晁补之，以及贺著、陈师道等人，他们各有为数不等的词与苏词在内容、风格上几乎相近，如黄庭坚的《念奴娇》（断虹霁雨）有意学习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豪放词风，把景物与达观的感情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苍劲、乐观、豪迈的风格。晁补之的《洞仙歌·泗州中秋作》意象清朗，境界阔大，气格高旷，也直接受到苏轼中秋词的影响。

李之仪同样学习苏轼词风，其《满庭芳》词前小序明确点出因友人“咏东坡旧词，因韵成此”，受苏轼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流传最广的《卜算子》云：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这首词写相思之情，构思新巧。作者以江水喻恋情，滔滔不绝，天长地久，思念之绵长，尽在不言之中。滔滔江水之绵远，使作者继承了苏词的“一洗脂粉气”的风格，走出狭小的庭院楼阁，运用民歌的语言反映真挚的感情，在意境的拓展方面明显带有苏轼遗风。

北宋后期，苏轼同乡后辈唐庚潜心学习苏轼，有“小东坡”之称。其《诉衷情》词中的“残照外，大江流，去悠悠”的宏大景象，衬托渺小的扁舟，渲染旅途的孤苦无依，悲愤淋漓，苍劲高远，颇有东坡神韵。

北宋末年，靖康事变，引发了豪放词派的迅猛发展，辛弃疾、李纲、陈与义、岳飞、张元干、张孝祥、陈亮等一大批杰出的词人，他们继承了苏轼“西北望，射天狼”的最高亢的声音，以还我河山的壮词宏声，统治了整个词坛。

综上所述，苏轼“以诗为词”的变革，突破了传统词的表现领域，使词的内容与社会现实、个人经历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并成为南宋词的一大创作思潮，正如宋人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苏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他“以诗为词”的变革，特别是开创了自成一家的豪放词，成为北宋词坛最具革新精神的词人，促进了中国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轼堪称我国词坛上一颗光照千秋的巨星。

参考书目：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罗宗强  陈 洪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10月第一版   2002年11月第六次印刷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 徐中玉  金启华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8月第一版  1996年5月第20次印刷

《唐宋词鉴赏辞典》傅德岷  卢 晋主编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8年5月第一版   2008年5月第一次印刷

《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学阐释》  刘明华 等著  中华书局出版社

2008年6月北京第一版  2008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中华宋词鉴赏辞典》中华书局编辑部主编   中华书局出版社   2008年9月北京第一版   2008年9月第一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