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讲座--古典诗词鉴赏

——帝王诗词剪影

帝王作诗，上古的且不说，从汉高祖起，历朝为数不少，差不多代有其人。这些人自称“上天之子”，既是江山主人，又是风骚领袖，影响着一代诗风文风。其中少数人，如曹操父子，南唐后主等，其创作成就斐然，在文学史上堪称大家。历代好文之主，可分“开国雄主”、“太平天子”及“亡国之君”三类。

力拔山兮气盖世

——开国雄主诗

在第一章中，我们叙述过汉高祖刘邦当皇帝后回沛作歌的事。他的歌词很简单，就只三句。刘邦没有多少文化，但这首《大风歌》的确很有气魄，体现了一代雄主的胸襟，可谓千古绝唱。所以后代称颂帝王诗歌，多以“大风”为喻，如“歌词继《大风》”（唐宋之问句）、“仰咏《大风》诗”（唐赵彦昭句），等等。无独有偶，西楚霸王项羽，也算是秦末一位了不起的英雄。他与当时还是汉王的刘邦争夺天下，最后被刘邦包围在垓下。夜里，他听见四面都是楚歌声，大为吃惊，以为汉军已占领了楚地，预感到败亡就在眼前，于是悲歌一曲道：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他的歌是唱给美人虞姬的，这就是著名的“霸王别姬”。头句回首他值得骄傲的往事，第二句是写眼前的穷窘和失利。骓，是他常骑的一匹骏马。接着抒发他面对美姬无可奈何的心情，表现了英雄末路的悲哀。我们不以成败论歌诗，应该说这首歌也非常有个性，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尤其是“力拔山兮气盖世”句，一个曾不可一世的军事统帅形象，刻画得十分鲜明。刘、项都是楚人，所以他们的歌都是“楚歌”，句中有语气词“兮”，就是明显的特点。相传虞姬当时曾和歌一首，则用的是五言：

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

大王意气尽，贱妾何乐生!

历史上开国帝王中最富风雅文采的，要数曹操父子。曹操没有当过皇帝，但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事实上的皇帝，只是当时三国鼎立，未能统一中国，但他开创了魏的基业，待曹丕受禅后，即追尊为魏武帝。他的儿子曹丕即魏文帝。曹丕的同胞弟弟曹植，曾封陈王。曹氏父子及他们属下的一批诗人(“建安七子”)，诗歌文情并茂，慷慨激昂，悲凉苍劲，形成独特的风格，后世称作“建安风骨”。汉末，天下大乱，曹操曾与众诸侯讨董卓。后军阀混战，连年战争，蒙受深重苦难的是士兵和广大百姓。曹操对此感慨万端，在所作《蒿里行》中写道：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这幅悲惨的景象，生动地表现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曹操最著名的诗，是他征乌桓时所写的《步出夏门行》：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浪淘沙·北戴河》有“东临碣石有遗篇”句，所谓“遗篇”，就是指这首诗。大海雄伟的气魄，正体现了诗人博大的胸襟；曹操终身征战，犹如“老骥”，然而“壮心不已”，奋斗不止，表现出非凡的气魄。曹操在战争之余“横槊赋诗”，颇有文武双全的英雄气概。

曹丕、曹植，都是文学史上很有名的诗人。曹丕的诗较少反映社会现实，多写爱情和离别之类题材，代表作为《燕歌行》，开七言歌行之先；他的《典论·论文》，总结了建安作家们的长短，又为文章进行分体，在文学理论方面很有建树。曹丕曾与他的弟弟曹植争夺过继承权，也就是太子的位置，曹丕取得了胜利，因此两弟兄的关系很紧张，曹丕千方百计想杀掉他这位同胞弟弟。据说曹丕做皇帝后，曾命令曹植在七步内作诗一首，要是作不出来，就要杀头(行大法)，曹植应声吟道：

煮豆燃豆萁，漉豉以为汁。

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然”，与“燃”相通。萁，是豆的茎杆。诗中以做豆腐时用豆杆烧汁，比喻兄弟“相煎”，十分贴切。据说曹丕听诗后很觉惭愧。因曹植七步成诗，所以当时盛传一时，人们称曹植为“绣虎”，是说他文采锦绣雄于一世，有如老虎。南朝宋的著名诗人谢灵运曾说天下共有才一石，曹植独得八斗，他自己得一斗，天下人共分一斗，可见对他的崇敬。因此，后人常以“八斗才”称曹植，若恭维别人有才学，便说“才高八斗”。从总体来说，曹植的文学成就高于他的哥哥。曹植流传最广的作品还有《洛神赋》，传说也与曹丕这位开国皇帝有关。据说曹植曾求甄逸的女儿为妻，没有成功。甄氏女后来嫁给袁绍的儿子袁熙，袁绍败亡，被曹丕所得，立为妃，后来因郭后进谗言而死。曹操知道其中的原故，就将甄妃的遗物玉缕金带交给曹植。曹植见物，不觉泪下。回封国时，经过洛河，见河中有一个美丽的女子，就是甄氏，对他说：“我本来已将心许给了王，这枕头就是我在娘家时准备的嫁妆。现在交给王，以满足从前的心愿。”说完后，人便不见了，曹植于是作了这篇赋。不过传说虽美，后人多不信，认为这赋是描写梦幻中的洛神故事，与甄妃无关。赋中以十分优美的文字，生动地塑造了洛神纯真美丽的少女形象，那缠绵的情思。婀娜的体态，读后无不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成为历代传诵的名篇。如描写洛神的一段：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风。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绿波。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花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

    南朝时代的开国之君，尤其是齐梁君主，大都喜欢作诗，不过他们政治上既无建树，诗也多为“宫体”，不足称道。

    唐代，前面说过，是我国古代诗歌最发达的时代，然而开国皇帝高祖李渊没有留下诗篇，大约不通此道，而他的儿子李世明，即唐太宗，却爱好文学。太宗虽是第二代皇帝，若业，他实际上也是开国之君。太宗写过不少诗，尤其喜欢与群臣唱和。最初，他受六朝诗风的影响，作的是轻浮绮丽的宫体诗。有次他叫虞世南和作，虞世南奏道：“圣上的诗固然很工，然而诗体不雅正。上面有这个爰好，下边就更甚了。臣担心这诗一传出去，天下人跟着学，把风气搞坏了，因此不敢奉诏。”太宗认为他说得有理，搪塞着说：“这是我试你的。”虞世南死后，太宗写了一首诗，叙述古今兴亡，自认为摆脱了宫体，但叹息失去了这位知音，说：“钟子期死，伯牙不再鼓琴。如今我写的诗，给谁看呢？”于是命令褚遂良将诗在虞世南的灵座前焚烧，算是祭奠这位曾劝导过他的诗人。

    在今天看来，唐太宗的诗仍然没有完全脱离宫体，但部份作品内容充实，确为佳作。最著名的是《帝京篇》，他在序中说这诗是“明雅志”的，即表示一切“不系之于淫放”，而潜心于“文治武功”。《帝京篇》共十首，叙述长安宫殿的宏伟，而归结于“虚心诫淫荡”，表示要“临民恩惠养”、“纳善察忠谏，明科慎刑赏”，不愧为封建时代的“明主”。当时，太宗命李百药一起作，百药的诗进呈后，太宗很称赏，说“你怎么老子还有如此雄壮的才思、新颖的诗致呢”?太宗以他的特殊地位，对唐诗的繁荣及唐代诗风的转变，有一定的影响。

唐末五代，天下大乱，文化事业受到极大摧残。尤其是北方，长期被文化较低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所统治，几乎谈不上文学创作。最后，宋太祖赵匡胤基本统一了中国，建立宋朝。这是一个转折点，预示着中国文化在继汉唐之后，又一个繁荣的时代已经到来。宋太祖是武夫出身，得天下之初，颇轻视文人，但他后来逐渐认识到“文”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于是劝大臣读书，用文臣分治天下，自己也“手不释卷”，开一代风气。太祖自己也作过诗。据说他在当皇帝之前，有人咏《初日》诗，他认为言语虽工而意思浅陋，于是曾自咏一首，道：

太阳初出光赫赫，千山万山如火发。

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

    这诗见宋人所作《庚溪诗话》，据说表明他早有“混一之志”，但诗意浅俗，算不上佳作。又据《后山诗话》，宋军在包围南唐国都金陵(今南京)时，南唐派徐铉前来，想用口舌解围。徐铉是南唐的著名学者和诗人，他知道太祖不懂文，于是在太祖面前大肆夸耀南唐后主如何博学多艺，有“圣人之能”，并当众朗诵了后主的《秋月》诗，说此诗天下传诵。太祖听罢大笑，说：“这不过是寒士的寒酸适罢工了，我可不说这些。”徐铉不服，说你不要说天话，并请太祖也吟一首看看。当时满朝文武既吃惊又害怕，面面相觑，都知道太祖不擅作诗，很是着急。太祖从容地说：“我当年从秦中归来，经过华山下，醉卧田间，醒来后正见月出，有这样两句诗：未离海底千山墨，才到中天万国明。”徐铉听罢大为惊讶，只得屈服，满朝文武转惊为喜，一齐向太祖称贺。

    太祖的弟弟赵光义，即宋太宗，也有开国之功，较其兄长来更重视文治。他喜欢出险韵叫臣下赋诗，弄得大臣们往往不能终篇，又特别擅长下棋，臣下弄不明白，只好“诉不晓而已”。他的诗除佛教偈颂外，流传下来的很少，恐怕也不大精通此道，如《太平兴国七年季冬大雪赐学士》，就不算高明：“轻轻相亚凝如酥，宫树花装万万株。今赐酒卿时一盏，玉堂闲话道情无?”

宋高宗赵构建立南宋。经过北宋时期文化的大发展，虽历靖康之乱，但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已相当高，所以南宋之初，作家、诗人如林，不可与草创开国的北宋初年同日而语。高宗喜欢作诗，诗的水平也比太祖、太宗高得多。他曾观赏黄庭坚所书的唐人张志和的《渔父词》十五首，于是诗兴大发，提笔和作了十五首，宋人评论“清新简远，备《骚》《雅》之体”《庚溪诗话》。今天读来，确实写作水平不低。下引第一、二首：

青草开时已过船，锦鳞跃处浪痕圆。

竹叶酒，柳花毡，有意沙鸥傍我眠。

扁舟小缆芦花风，四合青山暮霭中。

明细火，依孤松，但愿尊中酒不空。

有这样一个传说有事，明州（今浙江宁波）的象山，有个读书人叫史本，他家种有一株木犀，忽然变成红色，而且有非同寻常的香气，于是嫁接了一枝献给高宗。高宗十分喜爱，画了一幅扇面赐给从臣，并在扇面上题诗二首，第一首是：“月宫移就日宫栽，引得轻红人面来。好向烟霄承雨露，丹心一点为君开。”此事传出去，文人雅士自然十分欣慕，争相传布扇面及题诗，又纷纷到象山接种木犀，据说一年要接数百枝，史本因此发了家。由此可见高宗的诗画，在当时颇有影响，算是一位有文采的皇帝。

宋以后开国君主，文化都低，可不述。总的说来，开国君主或起于草莽，或出于兵家，而以武定天下，所谓诗赋风雅，还来不及经营，大多不足道。正如《满江红》词所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但他们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为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客观的社会基础，即便他们自己的诗作不算高明，也是值得一提的。

问君能有几多愁

——亡国君主诗词

“宁做太平犬，不作离乱人”，这是老百姓的话。其实贵如皇帝，又何尝不是如此。对于亡国君主说来，其命运恐怕还不及普通百姓，因此他们的儿女有“愿世世不生帝王家”之叹。自然，他们之所以亡国，是咎由自取，不应怨天尤人，更无可同情；只是往往累及无辜的姬妾儿女，未免可悲。如东汉灵帝，就是一个极其昏庸的君主。他为了避暑，曾修建所谓“裸游馆”。阶上铺着青苔，挖渠引来凉水，再乘船游漾在清沏的水中，选有美色的宫女划船，奏起《招商曲》以招来凉风，并自作《招商歌》，道：

凉风起兮日照渠，青荷昼偃叶夜舒。

惟日不足乐有余，清丝流管歌玉凫。

这使我们想起汉高祖的《大风歌》，看看他的后世子孙如何不肖，也实在可叹。灵帝“乐”极悲来，由于荒淫，只活了三十四岁便死了。他的儿子刘辩继位，即汉少帝，只当了六个月皇帝，就被董卓废为弘农王。就是这个毫无权力的弘农王，董卓也不会让他做下去，派李儒送毒药，要他自杀。王不肯喝，然而到这份上，已是身不由己，不得已，只好与妻唐姬宴别，弘农王悲歌道：

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藩。

逆臣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

王又叫唐姬起舞，姬举袖也悲歌一曲：

皇天崩兮后土颓，身为帝王兮命夭摧。

死生路兮从此乖，奈我茕独兮心中哀。

    歌毕，弘农王对唐姬说：“你是王的妃子，一定不会再嫁给吏民为妻，自爱，从此永别了!”于是喝毒药而死，年仅18岁。刘辩夫妇生离死别的两首歌，使人想起“霸王别姬”来，只是项羽毕竟是英雄末路，要比刘辩死得轰轰烈烈得多。

南朝宋、齐、梁、陈，政权屡相更迭，诗风也日下，齐、梁时所谓“宫体诗”，便是代表。“宫体诗”是梁简文帝萧纲与词臣徐陵等人相互唱和的一种诗体名，内容多是写宫廷生活，表现的则是男女情爱，词采华丽，偏重形式，因而历来就遭到严厉批评。不过据今人研究，“宫体诗”描写所谓女人“横陈”之类的，只是少数，而在诗歌艺术方面有所创新，对唐代诗歌的繁荣有一定影响。这是就艺术发展历史而言。但“宫体诗”的内容，即使是不写“横陈”，一般也带有浓厚的脂粉气，最好的也不过是征夫思妇，无论如何不值得称道。这里举陈叔宝为例。陈叔宝即陈后主，亡国于隋。他写过许多诗，曾经有集39卷，大都散佚就现存而论，主要是“宫体”。陈后主生活极度荒淫，成天与宫女狎客饮酒作乐，与他一起游玩的宫女多达数千人。后主曾造《玉树后庭花》这个新曲名，与他宠信的文学侍臣写作歌词：。运绮艳越好，极于轻荡，男女相和，是典型的“亡国之音”。陈后主的歌词是：

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

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

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

这类诗，自然是无聊和堕落，已无所谓“风雅”可言。陈叔宝亡国后，曾与隋文帝一起登芒山，赋诗道：    

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

太平无以报，愿上东封书。

“东封书”，指封禅书，是说文帝功成德厚，可以到泰山封禅，上告于天。这是典型的奴才腔调。如此活着，还不如死。

   唐末，昭宗经常被军阀挟持，当作政治筹码，国已不国了到哀帝时，近三百年的唐帝国便不复存在。乾宁三年(6)，昭宗被李茂贞掳到华州，后又被韩建迎人郡中，郁郁不乐，因登逍遥楼，作了《菩萨蛮》词二首，第一首是：

登楼遥忆秦宫殿，茫茫只见双飞燕。渭水一条流，千山与万丘。    远烟笼碧树，陌上行人去。何处是英雄，迎侬归故宫。

    逍遥楼上，正好有太宗当年的题诗，道：“昔乘匹马去，今驱万乘来。”古人评论说，两相比较，“志意不侔矣”。谁是“英雄”?太宗当年由匹马到万乘之主，不正是千古英雄吗?昭宗却指望“英雄”来解救他，将他迎回故宫，其可怜相，溢于言表，这是亡国之主的又一类型。

五代末的南唐后主李煜，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词人。他是南唐的国主，亡国后降宁，封违命侯，太宗登位，改封陇西公。李煜做国主时，上承父业，国家较富裕，于是小朝廷中颇多文人．君臣以诗词相娱，算是五代时的风雅之邦。宋太祖统一中原后，必然要向南进军，小朝廷的美梦就要破灭了。在国都金陵即将被宋军攻破时，李煜填了一首《临江仙》词，日：

樱桃落尽春归去，蛱翻轻粉双飞。子规啼月小楼西。玉钩罗幕，惆怅暮烟垂。    别巷寂寥人散后，望残烟草低迷。炉香闲袅凤凰儿。空持罗带，回首恨依依。

花落人散，无可奈何；烟残草迷，情绪低沉。这首词的稿本，北宋末还在，苏辙曾在后面批道：“凄凉怨慕，真亡国之音也。，’李煜随后被掳人宋，临行作《破阵子》词道：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阙龙楼临霄汉，玉树琼枝作烟罗。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仆，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苏轼曾说，李煜把国家送给别人，应该到九庙前痛哭之后再走，怎能挥泪对宫娥、听教坊离曲呢?由此看来，后主确实只配作一个词人。宋太祖说得好：“李煜要是用作诗的工夫治理国家，怎能被我所俘?”不过就词而论，《破阵子》词深刻而完美地表达了一个亡国之主的难言之痛，短短一阕，其内容含量可说超过一个长篇。李煜降宋后，还写出过许多杰出的篇章，表现他的故国之思，千多年来流播人口，从艺术成就而言，真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如两首《忆江南》的第一首：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

梦中游上苑的乐，醒来后的、“恨”，句句痛切。后主降宋后，曾给过去的宫女写信，说“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读他这些词，不仅以泪洗面，简直是以血书字了。又如《相见欢》：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亡国的滋味，自是人世间别的悲苦所无法比拟，所以“别是一般滋味”。下面这首《浪淘沙》，表达了他对故国的思念，可谓千古绝唱：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饷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

水已流，花已落，春已去。想要再见到江南故国，犹如天上与人间之隔，已是万万不可能了。最后，李煜作了一首《虞美人》，从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据说这天是七夕，后主命歌妓作乐，音乐声传到外面，又听说有“小楼昨夜又东风”、“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句子，太宗因而大怒，派人送去“牵机药”，李煜于是被毒死。所谓“牵机药”，据说是吃后脑袋向前弯，与脚相连，像是牵机的样子，那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五代末的亡国君主，能词的还不止李煜一人，像后蜀主孟昶，也能作词，但以李煜词的艺术成就最高。对李煜词，后代读者往往体味的倒不一定是他的亡国之悲，——他的亡国，人们在千年之后并不关心，——而是他词中所表达的忧郁之情，离别之痛，相思之苦。这些人世间带有普遍性的情感，李煜在词中表达得是那么深刻而凝炼，那么强的概括性和感染力，再加上极警绝的语言，读来令人惊心动魄，因此引起各类读者的审美享受或共鸣。李煜没有治国的才能，而他的名字却永远留在中国文学史上，成为最富风雅的亡国之君，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北宋末南宋初，赵宋皇帝中也有个命运很像李后主的，那就是徽宗赵佶。前面说过，徽宗做了二十多年“太平天子”，末年却当了金国的俘虏。他曾写过一首《淠州作》的诗，道：

投袂骶城北，西风又是秋。

中原心耿耿，南渡思悠悠。

尝胆期贤佐，颐情忆旧游。

故宫禾黍遍，行役闵宗周。

故宫”两句，是用《诗经·王风·黍离》的诗意。据说在西周灭亡后，周大夫过故周的宗庙宫室，只见长满了禾黍(庄稼)，彷徨不忍去，于是作了这首诗，后来便成了感叹亡国的典故。根据诗意，徽宗的这首诗大约写在高宗南渡即位后，所以希望“贤佐”卧薪尝胆，以图光复。徽宗又曾作<在北题壁>一诗：

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

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

南唐后主有“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句，真是惊人的相似!亡国之君的感慨，大概是相同的。不过徽宗的待遇，远赶不上后主，后主还有“小楼”、“西楼”，而徽宗住房的门窗都是“破”的。他又写过《燕山亭·见杏花作》的词：

裁剪冰绡，打叠数重，冷淡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闲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雁，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和梦也，有时不做。

前人评这首词“哀情哽咽，仿佛南唐后主，令人不忍多听”。试想：万水千山外的故宫，已不知在哪个方向，虽有时出现在梦里，而现在连梦也没有了，该是何等哀痛啊!

南宋的亡国之君恭帝赵是被元军掳到大都(今北京)，有《在燕京作》诗：

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

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

林和靖，即林逋，字和靖，宋初诗人。他隐居西湖，梅妻鹤子，以咏梅诗著名。黄金台，在今河北易县东南，是战国时燕昭王所筑，昭王曾在台上放置千金，以召揽天下贤士。这里代指大都。恭帝后来果然被杀，不可能再归杭州了。通过这首诗，我们还能听到他当年那微弱而悲哀的叹息。

宋以后的亡国之君，连“风雅”也没有了，如明末崇祯皇帝朱由检，只有上吊了事。

留取丹心照汗青

——爱国诗词巡礼

我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中，有大量反映各个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尤其是反映被压迫人民的愿望和呼声的作品，十分珍贵，它是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精华。这类作品中，又有许多表现热爱祖国、反抗外族统治者侵略和压迫的诗篇，表现了崇高而浓厚的爱国主义思想，闪烁着永不磨灭的光华。

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组成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是各民族的融合，经历了长时期的发展过程，甚至经历了尖锐激烈的斗争。在未实现各民族真正平等之前，往往一个民族的统治者凭借武力，对另一个民族进行种族压迫和奴役，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反动这种民族压迫的斗争，无疑是正义的，是值得肯定的爱国主义行动；相应地，反映这类斗争的诗篇也应该肯定，这与我们今天主张各民族平等、团结并不矛盾，这个界限是必须分清的。

下面，简单介绍和欣赏唐宋时代一些重要的爱国诗人、词人及其作品。

国破山河在

我国第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是屈原。关于屈原，在第一章介绍辞赋时已经谈过。他崇高的精神，是对祖国的无限眷念，九死而不悔。《离骚》等作品，永远闪耀着爱国主义的思想光辉。

屈原之后的另一位伟大爱国主义诗人是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洛州巩县(今河南巩义)。他出生在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封建官僚家庭，祖父是唐初著名诗人杜审言，所以他从小就学写诗，曾说“诗是吾家事”。杜甫生活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唐建国一百多年间，出现过太宗时代著名的“贞观之治”；唐高宗虽然昏庸，但大体上仍维持着“太平盛世”的格局。武则天时代，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然而经济却仍在发展。玄宗李隆基早年励精图治，颇有作为；但晚年信用奸相李林甫、杨国忠，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到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胡人出身的军阀安禄山(其父为中亚月氏种)、史思明(突厥人)在范阳起兵，发动了灾难性的“安史之乱”。杜甫的爱国诗篇，主要是在“安史之乱”时期创作的。

“安史之乱”前夕，杜甫曾到奉先(今陕西蒲城)探家，写过《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的长诗，其中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朽诗句，表明他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战乱发生后，由于长期的和平安宁，人民不知用兵，武库里的兵器都生了锈，所以安、史的长驱直入，很快就攻占了唐的两个首都——洛阳、长安。长安沦陷前夕，玄宗已逃向蜀(今四川)，而广大市民则被围困在城里。杜甫这时在奉先，与老百姓一起逃难，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诗篇。后来，他只身去投奔在灵武的肃宗，被叛军捉到长安。这时的长安，早已没有了昔日的繁华，简直就像座大军营。杜甫便用现实主义的诗笔，记录着敌人的罪恶、人民的苦难和呼声。在《悲陈陶》中，他写了唐军在陈涛斜(即所谓“陈陶”)“四万义军同日死”的惨败，然后说：

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夷歌饮都市。

都入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前两句写安，史的骄横残暴，后两句则说人民殷切盼望官军到来。当时肃宗正在西北一带组织抵抗，所以说“向北啼”。杜甫的命运和感情，完全与广大人民融为一体了。这年春天，杜甫写下了著名的《春望》诗：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诗人在沦陷了的长安，只见满目山河依旧，而人事全非。望着那欣欣向荣的草木，感念时事的巨大变化，不觉流下悲痛的跟泪。那鸣啭着的鸟儿哪知人间事，人间的生离死别，多么令人惊心动魄啊!春天三个月里，一直是连天的战火，盼见一封家信，真抵得上万两黄金。这一切，搅得人心都要碎了，不由得频频搔首，头发白了，搔断了许多，已经梳不成一个发髻、插一根簪子了。诗人的痛苦，真是字字血泪。杜甫后来逃出重围，先到今陕西富县与家人团聚，写了著名的《羌村三首》。当时父老们带着酒来看望他，诗人于是唱道：

莫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

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

诗人时刻不忘人民遭受的苦难，这在古代作家中是不多见的，也是他最可贵的品质，所以文学史说杜甫是“人民的诗人”，并不过分。

不久，杜甫去灵武，到肃宗那儿投入救国战争，作了左拾遗的官。不久长安收复，杜甫因援救朋友，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这期间，他写下了许许多多惊人心魄的爱国诗篇，尤其是《三吏》、《三别》最为著名，使他的创作在思想上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顶峰。如《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老翁逾墙走，老妇出看门。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入，唯有乳下孙。

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妇力虽衰，请从吏夜归。

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战争带给人民苦难的深重，在这首诗中得到真实而生动的反映：这家人户共三个儿子，全部入伍，而且已战死了两个；年轻的儿媳妇，连一条完好的出门裙子都没有。在《新婚别》中，结婚刚才一天的男子也被征发；而这里，连老太婆也不放过。人民是伟大的，是他们支持了抗击安史之乱的战争，听那位老太婆的话，怎能不催人泪下!

杜甫后来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官职，带着家眷历经千难万险来到成都，过起了流浪生活。公元763年，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兵败自缢而死，手下的将领纷纷向唐军投降，历时近八年的“安史之乱”方才结束。这时，杜甫远在梓州(今四川三台)，写了著名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归来啼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安史之乱”以来，杜甫很难得写如此轻快的诗。是的。人民流了多少血，作出多大的牺牲，才赢得了这一天，怎能不令他狂喜到“啼泪满衣裳”呢?这自然是喜悦的泪，同时也是辛酸的泪，就让它混合在一起流吧!

    杜甫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诗教育了世世代代的人民，被誉为“诗史”。  

书生倚剑歌激烈

北宋末年，也是由于封建统治者的荒淫和昏庸，造成了“靖康之乱”(战乱发生在靖康年间，故称)。由远在今黑龙江一带的女真族建立起来的金国，入关灭掉了宋(即北宋)，占领了北部中国的广大地区。战争的直接后果，是人民遭受深重的苦难，而赵宋皇族逃到江南，最后在杭州建立起一个偏安的小朝廷——历史上叫南宋。

    南宋时期，广大的爱国知识分子不忘恢复中原，力主抗敌，与投降派作着坚决的斗争，写下了许多爱国诗篇，形成“爱国诗派”、“爱国词派”。

南宋的爱国诗派，最初以曾几、陈与义等人为代表，后来则出现了杰出的爱国诗人陆游。陈与义（1090—1138），字去非号简斋，原籍四川，迁居洛阳，高宗时官做到参知政事。他是江西诗派的重要诗人，诗学杜甫，也学得了杜甫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的《伤春》诗写道：

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

初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

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

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

在敌人的进攻面前，南宋统治者步步退却，束手无策；后来又是逃跑(高宗从海上逃跑，所以说“穷海看飞龙”)，主张妥协投降。陈与义对此极为不满，忧心如焚，自谓“霜发三千丈”(李白诗有“白发三千丈’’句)。在题作《牡丹》的诗中，他写道：

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

青墩溪畔龙钟客，东风看牡丹。

洛阳是诗人的家乡，又是盛产牡丹的地方，十年过去了，金兵还占据着洛阳，只好在异乡看牡丹，这自然引起他无限的感慨。这些诗，与杜甫在“安史之乱”中感怀时事的诗风很相近，洋溢着深厚的爱国热情。不过陈与义毕竟是官僚，不像杜甫那样接近人民，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所以他爱国主义诗歌的成就远不及杜甫。

    南宋最杰出的爱国主义诗人是陆游。陆游（1125——1210)。字务观，自号放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亲身遭受了金统治者入侵的痛苦，父亲陆宰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他又是爱国诗人曾几的学生，所以从幼年起就受到极深的爱国主义教育。29岁时参加进士考试，尽管成绩很好，但因“喜论恢复”，一遭到投降派头子秦桧的忌惮恨，复试时竟被除名。后来，他到川陕宣抚使幕府中做了协助军务的小官，于是换上军装，驰骢在前线，亲自参加保卫祖国和恢复中原的斗争。这时期，他写了大量的爱国诗。另一位爱国诗人范成大镇蜀的时候，他又到成都作了帅府中的参议官。他一共在川陕一带生活了九年。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陈与义等爱国诗人与陆游显然不同，“他们只表达了对国事的忧愤或希望，并没有投身在灾难里、把生命和力量都交给国家去支配的壮志和弘愿；只束手无策地叹息或者伸手求助地呼吁，并没有说自己也要来动手，要‘从戎’，要‘上马击贼’，能够‘慷慨欲忘身’，愿意‘拥马横戈’、‘手枭逆贼清旧京’。这就是陆游的特点，他不但写爱国、忧国的情绪，并且声明救国、卫国的胆量和决心。”(《宋诗选》)这就是说，陆游的爱国热忱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表现在诗篇里，而更重要的是落实在行动上：亲自上前线。显然，在国难当头的年月里，他的精神更为可贵，是国家所最需要的。

陆游一生写了上万首诗，保存到现在的还有九千多首，是我国诗人中写诗最多的。他不仅写诗数量多，而且大都质量高，处处表现了爱国、卫国的思想和决心。如写于汉中前线的《秋声》诗：

入言悲秋难为情，我喜枕上闻秋声。

快鹰下鞲爪觜健，壮士抚剑精神生。

我亦奋迅起衰病，唾手便有擒胡兴。

弦开雁落诗亦成，笔力未饶弓力劲。

五原草枯苜蓿空，青海萧萧风卷蓬。

草罢捷书重上马，却从銮驾下辽东。

“笔力未饶弓力劲”——未饶，“不亚于”的意思；诗人要做文武双全，弓、笔两优的人，他没有一般文人士大夫对秋天的多愁善感，因为秋天正是“防秋”的季节，对于战士来说，也正是“抚剑精神生”、卫国“擒胡”的好时候，哪有闲工夫“悲秋”?诗的最后，表达了他要把敌人赶回“辽东”老家的决心。

在赴范成大幕府过剑门时，陆游作了《剑门道中遇雨》诗，道：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

此身合是诗人末?细雨骑驴入剑门。

一个刚从前线下来的战士兼诗人，气概是何等豪迈!但由前线到后方，总觉得不是滋味，所以此后的许多诗中，他无限深情地回忆着前线的生活。《九月十六日夜梦驻军河外遣使招降诸城觉而有作》诗，是记梦的，而梦中的一切，正是他为之奋斗的美好理想：

杀气昏昏横塞上，东并黄河开玉帐。

昼飞羽檄下列城，夜脱貂裘抚降将。

将军枥上汗血马，猛士腰间虎文韦长。

阶前白刃明月霜，门外长戟森相向。

朔风卷地吹急雪，转盼玉花深一丈。

谁言铁衣冷彻骨，感义怀恩如挟纩。

腥臊窟穴一洗空，太行北岳原无恙。

更呼斗酒作长歌，要使天山健儿唱。

    诗中表达的志气，不仅要一洗金统治者的巢穴，恢复北宋旧地，而且说到“天山”，是要尽复汉唐故地，气魄何等雄伟!

但是，恢复谈何容易，到他50岁时，大业仍然未就，他不无感慨，然而豪气依然未减，《金错刀行》写道：

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

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顾八荒。

京华结交尽奇士，意气相期共生死。

千年史策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

尔来从军天汉滨，南山晓雪玉嶙峋。

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

他永不衰竭的爱国热情，进发出如此高亢的时代最强音，像黄钟大吕一样震撼着人心。但是，南宋统治集团的懦弱，根本没有什么“中兴”的气象，诗人又常常感到压抑，报国无路，不时发出悲怆的歌声，不由得怀念当年坚持北伐、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如他61岁时作的著名诗篇《书愤》：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在《关山月》一诗中，诗人对统治者的荒淫误国作了集中的、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抨击：

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

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

戍楼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

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

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

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

在《秋夜将晓出篱门有感》诗中，他写道：“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对于一个以身许国、志在恢复的战士，这是多么令人痛心啊!

晚年，陆游经常以壮志未遂而痛苦，几乎每事都引起他的无限感慨。在《冬夜闻角声》诗中，他说：“自怜到老怀遗恨，不向居延塞外闻。”居延塞，即居延关，在今甘肃西北方向(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汉代曾在那里建有“遮虏障”。更为可贵的，直到老年，他也不忘报国，《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诗道：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轮台”，在今，汉代曾在那里驻兵屯田。陆游老而不失战士本色，还在思念战斗，多么难得和崇高!直到逝世，诗人绝笔诗《示儿》写道：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最后两句是向他的儿子们说，他这一生没有能看到南北统一，死后，到官军平定中原的那一天，家祭时可不要忘了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平生救国、卫国的决心，不仅是“死而后已”，简直是“死而不已”。陆游死后24年，南宋与蒙古兵一起灭掉了金国，虽然远不是“九州同”，但诗人的宿愿算是部分实现了，刘克庄《端嘉杂诗》第四首说：

不及生前见虏亡，放翁易箦愤堂堂。

遥知小陆羞时荐，定告王师入洛阳。

“易箦”，指死；“小陆”，指陆游的儿子；“羞时荐”，家祭时上供品、读祭文。诗说陆游的儿子一定将官军入洛阳的消息，告诉他们的亡父了。然而，南宋统治集团在灭金后，以为万事大吉，更加荒淫败坏，看不见更为强大的敌人——元军的威胁。结果，在陆游死后69年，南宋终于被元统治者所灭。林景熙《书陆放翁书卷后》又说： 

青山一发愁蒙蒙，干戈况满天南东。

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

陆游的重孙们(来孙)虽然看到了“九州同”，但已不是宋而是元人的天下了，——家祭时如何向他们的先祖报告呢?这真叫人惊心动魄!历史的悲剧无情地重演着。

南宋的灭亡，又造就了一批爱国诗人，最著名的，是文天祥。文天祥(1236—1283)，字履善，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曾考中状元，官至宰相，但还没有正式上任，就投入到救亡图存的残酷斗争之中。最后兵败被俘，在燕京(今北京)囚禁了四年，誓死不屈，遇害。他《过零丁洋》诗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著名诗句，是我们所熟悉的，不愧“忠肝义胆”，正气凛然；而《金陵驿》诗的悲凉沉痛，也使人一唱三叹：

草合离宫转夕晖，孤云飘泊复何依。

山河风景元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

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

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

这时的爱国诗人，还有刘辰翁、郑思肖、汪元量、谢枋得、谢翱、林景熙，以及一大批遗民。其中郑思肖最富传奇色彩，他的名字“思肖”，就是“思赵”的意思，表示不忘故国。他喜欢画兰花，自亡国后，画兰不画土，有人问他是何缘故，他说土已被敌人挖去了。他又曾把自己题作《心史》的作品用蜡封好，装在密闭的铁匣中，沉入苏州一座佛寺的井内。明崇祯时，僧人疏浚枯井，才打捞上来，时间相距356年，然后传于世，被称为《铁函经》。在《心史》中，抒发了他对国破家亡的极大哀痛。如《中兴集》中《二砺二首》之一：

愁里高歌《梁父吟》，犹如金玉戛商音。

十年勾践亡吴计，七日包胥哭楚心。

秋送新鸿哀破国，昼行饥虎啮空林。

胸中有誓深似海，肯使神州竟沉沦?

诗末有自注道：  “夫差败越二十年，越灭吴十年，乃伍员语。”虽然《心史》在民族问题上有一些过激的话，但作者的一腔爱国热忱，是很可贵的。

汪元量也颇具传奇色彩。他号水云，原是南宋宫廷的琴师，宋亡，随三宫北上。著有《水云集》、《湖山类稿》，其中《越州歌》20首、《湖州歌》98首，形象地记载了宋朝廷投降的全过程，人们称之为“诗史”。他对“满朝朱紫尽降臣”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对谢太后乞降尤表不满，有诗道：

花底传筹杀六更，风吹庭燎灭还明。

侍臣奏罢降元表，臣妾佥名谢道清。

“杀”，意同“煞”，“杀六更”是说六更天快结束了。南宋时在五更后还有六更，天已大亮。一个琴师竟敢直斥谢太后之名，他的悲愤，是可想而知的。

林景熙，号霁山，著有《白石樵唱》。他写过许多爱国诗。而《读文山集》诗的末段，很好地概括了南宋爱国知识分子壮怀激烈的共同形象：

书生倚剑歌激烈，万壑松声助幽咽。

世间泪洒儿女别，大丈夫心一寸铁!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南宋的爱国词派与爱国诗派同时存在，其中许多词人也是诗人。尖锐的，迫使词人们以词为武器，与投降派作斗争，同时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使苏轼开创的豪放词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其思想价值，是主要写儿女情长的婉约派不可比拟的。

    南、北宋之交的张元干、张孝祥，都以爱国词著名，不过我们先介绍人们熟悉的岳飞《满江红》。岳飞(1103——1142)，汤阴(今属河南)人，出身农家，青年从军，据说他母亲曾在他身上刺了“精忠报国”四字。他是抗金名将，后来被投降派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直到今天，他仍被广大人民所崇敬，凡到杭州西湖之滨去拜谒过“岳王庙”的人，对这点会有很深的感受。《满江红》词是不是岳飞所作，学术界有争议，我们这里不讨论，但这首词的确写得非常好：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谈笑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作者雨后凭栏，慷慨悲歌，抒发了时不我待、报仇雪耻、光复祖国山河的雄心壮志，那音调的激越，气派的宏伟，在传统文学作品中是不多见的。岳飞虽不是文士出身，但因他站在抗金战争的最前列，对广大战士和人民的苦难及愿望有深切的感受，所以能写出如此千古绝唱。

张元干(1091～约1170)，字仲宗，号芦川居士，永福(今福建永泰)人，曾作坚决主张抗金的政治家李纲的行营属官。他的爱国词，以建炎三年(1129)在浙江吴兴(今湖州)舟中作的《石州慢》为代表。词的上半阕写夜里舟中所见，雨急云飞，疏柳低迷，流萤明灭，一切都是那么低沉、清绝，与当时的政治形势、作者的心绪是一致的。这里录下阕，正面表达了他对金统治者疯狂侵略的愤恨和对恢复中原的渴望：

心折。长庚光怒，群盗纵横，逆胡猖獗。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两宫何处?塞垣只隔长江，唾壶空击悲歌缺。万里想龙沙，泣孤臣吴越。

    长庚，即太白星，古人说太白星的角动便有战争，因此这里代指各地的战火烽烟。天河，即银河，杜甫《洗兵马》有“安得壮士挽天河，洗净甲兵长不用”的诗句。两宫，指徽宗、钦宗。当时已被金人掳到北方。“唾壶”句，用《世说新语》事。东晋末，王敦每逢酒后，就诵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诗句，同时用如意敲唾壶作节拍，壶口都被敲碎了。“龙沙”，即白龙堆沙漠，在今甘肃、之间，这里代指囚禁徽宗、钦宗的地方。“欲挽天河”两句，表现了作者恢复中原的雄心壮志；然而长江对面便是边界，虽有如王敦的慷慨悲歌，但唾壶只是“空击”’而已。“空击”两字，表达了恢复未成的痛苦，也隐含了对投降派的愤恨。

陆游不仅是杰出的爱国诗人，也是优秀的爱国词人。下面这首《诉衷情》，是他晚年退居山阴时写的，回忆当年在梁州(今陕西汉中一带)抗御金兵时的英武气概，如今身老而壮志未酬。怎能没有万般感慨：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对于一个战士来说，还有什么比“胡未灭，鬓先秋”更加痛苦的呢?想当年作者按拍歌吟此词时，一定是老泪纵横，天地为之凄然变色。

张孝祥(1132——1170)，是南宋初一位豪气盖世的诗人。字安国，号于湖居士，乌江(今安徽和县)人。曾考中状元，因秦桧的儿子未能夺魁，对他怀恨在心，遂诬陷致使下狱。孝祥坚决主张抗金，反对投降，曾两次被落职。他著名的《六州歌头》词，被人评为“痛快淋漓，笔饱墨酣，读之令人起舞”(《白雨斋词话》)。词写道：

长淮望断，关河莽然平。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黯销凝。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入惊。  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冠盖使，纷驰骛，若为情?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词的上阕写在淮河上远望时的所见和感想。淮河是当时南宋与金国的界河。放眼北望，除关河霜风、区脱(哨所)纵横外，最使词人心惊的是“名王宵猎”。名王，指金国的将帅，他们落后的游猎习气未改，竟把淮河以北的占领区变为猎场，供他们游乐。祖国的大好河山遭到如此蹂躏，谁能无动于衷?于是很自然地过渡到下阕，——词人要用箭、剑去战斗，收复河山，决不能让他们横行无忌；然而“空埃蠹”——箭、剑久被尘封虫蛀，没有拼杀的机会，直使壮志销磨，岁月空老。“干羽”句以下，词人回过头来，将愤怒的笔锋指向南宋小朝廷的投降派：正是他们，借口“以礼服人”(干羽，是古代舞者所执，传说虞舜曾舞干羽而使敌人归顺)，只见议和的“冠盖使”驰骛在路，辜负了多少“中原遗老”的心愿。词人写到此，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人读到此，怎不“有泪如倾”!

    南宋最杰出的爱国词人是辛弃疾(1140一1207)。弃疾字幼安，历城(今山东济南)人。他年青时就参加了抗击金军的农民队伍，并担任“掌”的职务。后来军内部出了叛徒，杀了义军首领投降金军。辛弃疾带着身边的50多人闯进金营，生擒叛徒，然后突破金兵的包围和封锁，投归南宋。后来成就卓著的大词人，原是一位威武莫敌的英雄!

然而南宋朝廷长期被主和派所把持，辛弃疾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他向朝廷上了《御戎十论》(即《美芹十论》)等许多奏疏，陈述抗金的策谋和计划，却无人采纳。’虽然朝廷也给了他一些职务，但都不重要。于是，辛弃疾只好把他的满腔热血倾注在词里。如《破阵子》词道：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音。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吹角连营”，号角响遍了各个军营。“八百里”是牛的名字，《世说新语》载王恺有牛名“八百里驳”。这里说军中分吃牛肉，同时也表明营寨分布之广。“的卢”是三国时刘备的骏马名。这首词代表了辛词豪迈的风格，极生动形象地表现了他的英雄气概和爱国热情。“可怜白发生”一句，包含了多少壮志未酬的感慨，豪迈中透露着悲壮愤激。

辛弃疾优美精彩的词篇很多，如他“追念少年时事”的《鹧鸪天》：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檐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0000，汉箭朝飞金仆姑。    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锦檐(chān)：漂亮的军装。燕兵，指金兵；娖(chuò)：整顿；银胡0000(lu)，银色的箭袋。金仆姑，箭名。词的上阕回忆当年南归之初的难忘情景：带着大，穿着漂亮的军服，骑着惯于冲锋陷阵的骏马，把金兵打得落花流水。下阕则是对衰老和冷遇的感慨：本来是向朝廷献“平戎策”的人，而今只好向邻居学种树。这与前首词中的“可怜白发生”有些相似，是对统治集团懦弱误国的不满。陆游、辛弃疾及南宋其他许多爱国诗人、词人，作品中都有类似的感慨。并非意思重复，而是爱国志士受压抑，没有用武之地，是南宋几代人的共同悲剧，他们不得不一再发出不平的呼声和沉重的叹息。

下面这首《水龙吟》，是辛弃疾登建康(今南京)赏心亭时写的，同样表现了理想和现实的尖锐矛盾：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韫英雄泪?

吴钩，是古代吴地(今江苏一带)产的宝刀名。“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仍是抒发他一腔爱国热忱而不被人理解的痛苦心情，所以词末说“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指女子)，揾英雄泪”。英雄有泪不轻弹。祖国的大好河山长期沦于敌手，血性男儿到此，怎不热泪盈面?词的下阕连用了三个典故。“休说”三句用《世说新语》中的故事。西晋时吴人张翰(字季鹰)在洛阳做官，见秋风起，思念家乡的莼菜羹和鲈鱼脍，于是辞官归家。“休说”二字，表明国难当头，自己要承担起匹夫的责任，不能学张翰。“求田”三句，用三国时陈登的故事。许汜见陈登，尽问一些买房子田地的事，陈登(字元龙)听后很失望，让许汜睡下床，他自己睡上床。刘备知道这事后说：要是我，便要睡在百尺楼上，让许汜睡地下，何止是上下床之间!这里也表明作者的志向远大，为国不为身，非许汜一类庸俗之辈。“可惜”三句，则用晋代桓温的故事。桓温北伐，见他早年栽的柳树已粗到十围，叹息道：“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说明流年易逝，深叹老大无成。

辛弃疾最佩服的是三国时的孙权。孙权(字仲谋)当年据有江南东吴之地，敢于与强大的曹操抗争，所以作者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词中说：“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而在《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中，词人又写道：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兜鍪”是头盔，这里代指战士。孙权19岁时就继承兄(孙策)大业统率东吴，所以说“年少万兜鍪”。曹操一次与孙权打仗，失利，但见孙权的舟船、器物和十分整肃，感叹地说：“生儿子要生孙仲谋这样的人!”孙权敢于“战未休”，而今统治集团却无人敢战，怎不叫辛弃疾一再发思古之幽情呢?

与辛弃疾志趣相同的，是另一位爱国词人陈亮。陈亮(1143——1194)，字同甫，永康(今属浙江)人，从小喜谈王霸大略、兵机利害。后多次向宋孝宗上书，极力主张抗金，同样不被采纳。晚年考中状元，又不幸早死。他的《念奴娇·登多景楼》词，与辛弃疾登赏心亭、北固楼词意境相似，也是怀古讽今的名篇：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疆埸。

    这首词通篇指斥六朝偏安江南，而王、谢两大家族，只考虑自家的私利，不顾国家大计，虽也曾在新亭流泪，像是英雄的样子，但总想凭借长江天险偷安，不管中原沦陷。只有谢安尚能进取，他的子侄们曾经破贼。不用说，指斥六朝，也就是指斥南宋统治集团。词中议论精辟，笔下若有万钧之力，是陈亮爱国词的代表作。

南宋以辛弃疾为代表，形成“辛派词人”，作家作品还不少，这里不可能一一介绍。他们那些充满激情的爱国词篇，是战斗的号角，民族的呐喊，是祖国优秀文化遗产中的精华。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爱情诗词掠影

    爱情诗词，在我国传统诗词(包括曲)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是历代诗人，词人和曲作家的“永恒主题”。爱情。不仅是人类繁衍所必需，而且是高尚的精神生活，是文明的重要，不仅是爱情诗词是人们抒发“性情”的产物，是高雅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即使在封建时代，也仍然在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流传至今的大量爱情诗，思想内容大多健康，意境含蓄，语言优美，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是优秀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历来为读者所热爱。

情歌与情诗

我国文献记载的爱情诗，大概以《诗经》为最早。这部封建时代的“经”，并不讳言男女之事。尽管目前对《诗经》的看法还不一致，但分歧主要在它的用途和一部分诗的理解上，而对相当一部分诗，古今的看法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比如《诗经》开篇的第一首《关雎》，按传统的说法，这篇表现的是“进贤人”，是“后妃的德化”，是“希望得到好女子以配君子”。在今天看来，这首诗既然收在《国风》中的《周南》，则应该是从民间采来的，就是说原本是民歌，是老百姓的情歌，所谓表现“后妃之德”之类的说法，不过是后代儒师加上去的罢了。但不管怎么说，它是反映爱情的，古人今人的看法都一样。原诗是：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将著名学者余冠英先生的译文抄在下面，以便欣赏我国现存最早的这首爱情诗。

水鸟儿关关和唱，在河心小小洲上。

好姑娘苗苗条条，哥儿想和她成双。

水荇菜长短不齐，采荇菜左右东西。

好姑娘苗苗条条，追求她直到梦里。

追求她成了空想，睁眼想闭眼也想。

夜长长相思不断，尽翻身直到天光。

长和短水边荇菜，采荇人左采右采。

好姑娘苗苗条条，弹琴瑟迎她过来。

水荇菜长长短短，采荇人左拣右拣。

好姑娘苗苗条条，娶她来钟鼓喧喧。

读罢这首诗，从它所描写的自然景物到所反映的劳动生活。都应该是民间情歌，因为纯朴的爱情和高尚的情操，是劳动人民的精神产物，并非“后妃”教化的结果。而统治者的绯闻丑事，《诗经》中正好也有记载。如《新台》，据传统的说法，就是讽刺卫宣公的，因为他娶了自己儿子的新娘，这事在当时就被国人传为笑话，诗人将卫宣公比作丑陋的癞。

《诗经》中意思较明白的情歌还不少，大都收在《国风》里。如《木瓜》，余冠英《诗经选译》认为它是情歌，第一节写道：“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余先生的译文是：“她送我木瓜，我拿佩玉来报答。不是来报答，表示永远爱着她。”又如近年有首流行歌曲引用过的《蒹葭》，见《诗经秦风》，人们较熟悉，前四句为：“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余先生认为这也是首情歌，只是属男唱还是女唱不大清楚，他的译文是：“芦花一片白苍苍，清早露水变成霜。心上人儿他在哪，人儿正在水那方。”

不仅《诗经》中有情歌，《楚辞》中也有类似于情歌的作品。屈原所作《九歌》中有《云中君》、《湘君》、《湘夫人》三篇，都是祭祀时娱神的。《云中君》写云神丰隆(又叫屏翳)，《湘君》、《湘夫人》分别写娥皇、女英，传说是尧的两个女儿，舜的妃子，因死于湘水，于是成了湘水的神。《云中君》中说：“望夫君兮不来，吹参差兮谁思。”“君”，古人解释为湘君，即娥皇；“参差”，即洞箫。可见云中君是在等候湘君。然而湘君最终没有赴约：“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媒劳”句，古人解释道：“是说婚姻这样的好事，如果彼此的心意不同，则媒人空有疲劳，而成不了功。”这分明是说云中君是在向湘君求婚，云中君失恋了。《湘君》一开头就描绘了一个十分美丽而满心忧郁的神女形象：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这几篇虽是写神的爱情故事，我们知道，神的故事是人的故事的折射，是以人间生活为样板的。它是娱神歌，也可看作是民间情歌的翻版。

汉代情歌留下来的很少。汉哀帝罢乐府，理由是“郑声淫”。想来汉乐府中应有许多情歌，可惜后来都散佚了。汉末文人五言诗《古诗十九首》，中间有好几首爱情诗。如下面这首，就是反映思妇的：

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

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

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

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

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

伤彼葸兰花，含英扬光辉。

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

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

    这位女子“千里远结婚”，而新婚不久丈夫便离家外出了，等呀等，总是迟迟不回，因而感伤自己的青春“将随秋草萎”。她丈夫为什么不归来?她只是说“执高节”——干高尚正义的事去了，大概与汉末的政治斗争、社会丧乱有关。

《古诗十九首》中的另一首爱情诗，是写牛郎织女的，而诗中刻画的织女形象，也正是民间思妇：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另外汉末《古诗三首》中的第三首，也是写丈夫不归，她采兰蕙，采杜蘅，“终日采其华(花)，日暮不盈抱。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这位妻子朴素的行动，表现出她纯真的爱情，十分感人。

汉末繁钦所作《定情诗》，大概是最早留下作者名的爱情诗。诗中女主人公与她所爱的男子两情相悦：“我既媚君姿，君亦悦我颜。”她于是把自己所有心爱的东西都送给了他，以作定情物，包括银戒指、珍珠耳环，等等，以至自己穿的衣服。他们约好了在山间相会，但他却负心不赴约，等到太阳当顶不来，等到太阳落坡了还不来。最后，她完全失望了：“泪下如连丝。”这位私自定情的女子的真挚感情，在封建社会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到魏晋南北朝以后，流传下来的爱情诗逐渐多了起来，大都是文人作品，像前面说过的曹丕，就以写爱情题材见长。但最感动人的，却要数不知作者名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这首不朽的长诗，叙述汉末建安中焦仲卿、刘兰芝的爱情悲剧故事，大概是先在民间流传，再人加工记录而成。这诗又题作《孔雀东南飞》，因为开篇便是“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刘兰芝是一个勤劳、美丽、知书识礼的女子，嫁与府吏焦仲卿为妻，夫妻十分恩爱。没想到焦母却不喜欢她，逼着儿子将她遣回娘家。在那个时代，父母之命，儿子是不能违抗的，加之焦仲卿生性软弱，万般无奈，只好送兰芝出门。临别时，焦仲卿表示“誓天不相负”，兰芝则希望“不久望君来”，——他们对未来还充满着美好的幻想。然而现实却残酷无情。兰芝回到娘家后，在父母兄长的逼迫下，改嫁给太守的儿子。这天，兰芝被迎进太守家，焦仲卿也回家告别了母亲，于是惊心动魄的一幕人间爱情悲剧发生了：

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

庵庵黄昏后，寂寂人定初。

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

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

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

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

一对恩爱夫妻，就这样被封建家庭活生生毁灭了。千年之后，人们读诗至此，谁不为他们双双自杀的悲惨结局感动叹息呢?谁又不憎恨那万恶的家长婚姻制度呢?紧接着，诗歌又描写了一个美丽的传说：

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

东西种松柏，左右种梧桐。

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

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

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

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

    两人化成了一对鸳鸯，又在一起相亲相爱了。在现实社会他们被强行拆散，而又以另一种方式重新结合。这自然是梦想，却表现了人们的美好愿望。由此可见，爱情诗不仅仅表现青年男女的卿卿我我，它包含了十分丰富而深刻的社会内容。

南北朝乐府歌辞中保存了不少独具特色的情歌。如晋、宋、齐时期的吴声《子夜歌》、《子夜四时歌》等。这些情歌大多是以女性口气唱的，如：

自从别欢后，奁器了不开。

头乱不敢理，粉拂生黄衣。

这诗说她离别所爱的人(“欢”)后，连梳洗打扮的心情都没有了。相似的还有一首：

自从别郎来，何日不咨嗟。

黄檗郁成林，当奈苦心多。

黄檗是一种具有苦味的树，“心”是树的本株。这里以树的“苦心”代指人的苦心，形成双关语。大量用双关语、隐语，是吴歌的一个特色。又如：

见娘善容媚，愿得结金兰。

空织无经纬，求匹理自难。

始欲识郎时，两心望如一。

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

这两首，先是男唱，后是女答，都有织丝成“匹”的话，表面上是说织布，实际上是双关语，指“匹配”，即结合。‘‘匹’’是多义词，字面意义和诗义不同。诗中男的喜爱女方的美丽，但又担心无缘结合，而那女子却抱乐观态度。

懂得双关语、隐语，才能读懂南朝民歌。如下面这首：

前丝断缠绵，意欲结交情。

春蚕易感化，丝子已复生。

这里是利用同音词作隐语。“丝子”，字面上是小蚕子，实际是说“私子”。他们还没有结婚，就已经怀孩子了。从这首诗可以看出当时民间爱情生活是比较大胆的，青年男女往往不顾封建礼法的约束，而作出一些“越轨”的事来。

爱情诗词与小说戏剧

 我国比较成熟的小说，主要产生在中唐以后，当时叫“传奇”，是“着意好奇”的意思，人们还对它存在偏见。但创作的人多了，尤其是前面说过的进士举子用小说“行卷”，渐渐也就为人们所接受和喜爱。由“俗”到“雅”，是各体文学发展的规律。

    唐代传奇既因“行卷”而兴盛，士子为了表现自己的史才、诗笔、议论，自然在传奇中要大力展示他们的擅场本领——诗歌，以博得社会的声誉。于是，诗歌便在小说中扩大了它的“领地”。或者说小说因诗歌的成就而攀上台阶，走向成熟。总之，从此诗歌、小说结下了不解之缘。有趣的是，传奇因为要“奇”，许多都是爱情故事，所以其中的大量诗歌，又多是爱情诗。

我们这里举一个较突出的例子。唐代能诗能文的元稹，写有传奇小说《莺莺传》，后代加工改编为《西厢记》，故事大家是很熟悉的。张生爱崔莺莺的美貌，但又苦于无路可通情意。于是红娘教他，说她家小姐喜爱诗文，要他作情诗挑动她的春心。张生马上写了《春词》二首送给莺莺，不久莺莺也写了一首回答他，题叫《明月三五夜》：“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这样，他们以诗传情，居然成功了，诗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起了关键作用。张生又作了《会真诗》三十韵，实际上就是元稹的作品，已收在他的集子《元氏长庆集》中。故事传出去后，当时另一位著名文人杨巨源作了《崔娘诗》绝句：

清润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销初。

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

北宋时，赵令畴又根据莺莺故事创作了商调《蝶恋花》词12首。他将原小说分为10段，每段作词一首，最后两首则是总括。赵又说这故事是当时士大夫的美谈，而他的这12首词，也是“句句言情，篇篇见意”，实际上他也参与了故事的再创作。如红娘传诗一段故事，词是这样写的：

懊恼娇痴情未惯。不道看看，役得人肠断。万语千言都不管，兰房跬步如天远。    废寝忘餐思想遍。赖有青鸾，不必凭鱼雁。密写香笺论缱绻，春词一纸芳心乱。

到金代，董解元再将莺莺故事改写为诸宫调《西厢记》，为了与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相区别，后人叫它为《董西厢》是现存诸宫调最完整的本子。这样，小说故事又与曲融为一体，成为戏曲了。元代大戏剧家王实甫经过再创作，又将这故事改编为杂剧《西厢记》，作为戏剧的《西厢记》便完全成熟了。明、清人又写有《南西厢》、《翻西厢》、《续西厢》、《后西厢》等等。王实甫的《西厢记》在后代流传最广，其中唱词的优美，真所谓脍炙人口，而元稹原小说中的一些诗，如“待月西厢下”那一首，便被他采用。从传奇小说《莺莺传》到《西厢记》的发展演变历程，可以看出爱情诗词曲与小说戏剧的血肉关系。

唐、宋以后的文言爱情小说，明、清时代的白话爱情小说，明、清的爱情传奇剧，都广泛地利用诗词敷演故事。古代文人都要学诗，诗又运用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作家们将诗词引入爱情小说戏剧，是很自然的。甚至有的小说，就是以诗为故事线索。《唐诗纪事》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天宝末年，由于杨贵妃姐妹专宠，其他宫人极少能见到皇帝，所以多哀怨之思。一次，有人发现从御水(宫城河)流出来的一片落叶上，题有这样一首诗：

旧宠悲秋扇，新恩寄早春。

聊题一片叶，将寄接流人。

这显然是一位曾经得宠的宫女写的，现在被冷落了，所以有“悲秋扇”的咏叹。诗人顾况听到这件事后，和了一首诗道：

愁见莺啼柳絮飞，上阳宫中断肠时。

君恩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寄与谁?

据说当时这事传到玄宗耳里，玄宗很震惊，将不少宫女打发出宫。然而到宣宗时，又发生了宫女落叶题诗的事，被卢渥所得，诗日：

水流何太急，深宫尽日闲。

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

文人记载这类故事，自然是作为风流韵事加以欣赏的，其实这些诗句中包含了宫女们的多少辛酸和血泪。北宋时，刘斧撰文言小说集《青琐高议》，收有张实作的《流红记》，就是以宣宗时的那首题叶诗为线索，敷演出了一个优美动人的爱情故事。《流红记》将时间移到唐僖宗时，说有个叫于韦占的儒生，一次在宫城河边洗手，无意间发现了那片题诗的红叶，心想这必然是宫中美人所作，于是也采来一片红叶，题上两句，投到河水的上游，让它流入宫中。他题的两句诗是：曾闻叶上题红怨，叶上题诗寄阿谁?

后来，宫中放出了3000多个宫女，让她们各自嫁人。有人作媒，将其中的韩氏介绍给于祐，两人于是结了婚。一天，韩氏在丈夫的书箱中发现了那片红叶，原来就是她作的，而且还拿出自己保存的一片题诗红叶，就是于祐占放入河中的那片。事情真是巧极了，夫妻惊叹不已，抱头痛哭了一场。

著名的古典白话小说《红楼梦》，其中描写宝、黛爱情故事，也用了不少诗词。如第三十四回《情中情因情感妹妹》，贾宝玉挨打后，黛玉哭肿了眼睛来看他；后来宝玉又叫晴雯去看望黛玉，顺便捎去两条旧绡子，黛玉于是动了感情，忘记了“嫌疑避讳之事”，提笔在帕子上写了绝句三首：

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更向谁?

尺幅鲛绡劳惠赠，为君那得不伤悲!

抛珠滚玉只偷潸，镇日无心镇日闲。

枕上袖边难拂拭，任他点点与斑斑。

采线难收面上珠，湘江旧迹已模糊。

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识香痕渍也无?

前二首写她蕴藏在内心深处的丰富感情，千言万语，集中用“泪”字来表达，真所谓“从秋流到冬，从春流到夏”。第三首仍是写“泪”，不过用了一个典故，使诗意更深化一步。传说舜南巡而死，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追到湘江一带，眼泪洒在竹子上，于是变成了斑竹。因此黛玉在诗中说，她的窗户外也有许多竹子，不知道是否也变成了斑竹?曹雪芹用诗来表达林黛玉对宝玉的爱情，既符合她的身份和性格特点，又使小说含蓄而富有文彩，读者读后，文有尽而意无穷，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

当然，并不是说只有爱情小说、戏剧才用诗词，非爱情类的小说、戏剧同样大量使用，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中就不少。只因诗词便于抒情，所以爱情小说、戏剧中的诗词也特别优美，我们举此以见一般罢了。

称量天下，管领春风

——才嫒诗词一瞥

女性的文学创作才能，决不比须眉——男人差。但由于我国长期的封建制度，扼杀了她们受教育和创作的权利，致使她们的智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这是很可惜的。尽管如此，历代女作家仍不乏其人，她们的名字虽大多被历史的灰尘所埋没，作品也多失传，但是仍然无法完全掩盖她们智慧的光芒，仍有一部分作品流传到今天，使我们能欣赏她们的文采风流。

    唐代上官婉儿有“称量天下”文章的本领。唐人又有诗赞叹女诗人薛涛道：“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是的。她们是管领春风、独擅骚雅的女人，这足以令中国妇女扬眉吐气!不让须眉的女人们

    妇女作诗，在古时候就有了。远的不说，收在《诗经》中的就有不少，如《草虫》，据说是一位大夫的妻子写的；《泉水》，则是一个嫁给诸侯的女子，父母死了，想回娘家去吊丧，然而未能得到夫家的同意，于是写了这首诗抒发心中的痛苦。这些解释准确与否且不说，总之《诗经》中的妇女作品不少，如《氓》等是用妇女的口气叙述的，则其作者性别，大致可以肯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载驰》，《左传·闵公二年》明确肯定是许穆夫人作的，因此，至今有人称她“是一位有识有胆的爱国诗人，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位女诗人。”(程俊英《诗经译注》)完全可以这样说：几千年来奉为经典的《诗经》，是男人和女人共同创作的。  

    汉代的女诗人很多，现在有作品流传的，就有汉高祖的唐山夫人，江都王刘建的女儿乌孙公主，司马相如的妻子卓文君，时代不详的华容夫人，还有王昭君、班婕妤、赵飞燕等等。至于班昭，又称曹大家，更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他哥哥班固的《汉书》没有写完就去世了，皇帝让她续写，又作有《女诫》，并且给皇后当老师。她现在虽没有诗传世，但凭她的才学，写诗恐怕不算什么难事。

    魏晋南北朝时代，女诗人就更多了，最为人们称道的是蔡琰。蔡琰(177——?)，字文姬，著名学者蔡邕的女儿，不幸在汉末军阀混战中为人所掳，成了匈奴人的妻子，后来曹操才将她赎回来。她的《悲愤诗》叙述自己的痛苦经历，十分感人，著名的《胡笳十八拍=》也有人说是她作的，后来编有诗集一卷流传。西晋的左芬，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她是大作家左思的妹妹，据说人长得并不漂亮，但是很有文才，所以晋武帝拜她为贵嫔。她的诗文现虽仅存20多篇，但原有文集四卷。女子而有集多达数卷的，在中国文学史上恐怕还是第一人。东晋太傅谢安的大哥谢奕的女儿谢道韫，也是一位有名的才女。有年冬寒，天正下雪，家人聚在一起，谢安与儿女们讲解评说文章，忽然雪下得很大，谢安脱口吟道：“白雪纷纷何所似?”谢安二哥谢据的儿子胡儿(谢朗)接着吟道：“撒盐空中差可拟。”道韫道：“未若柳絮因风起。”谢安听后，高兴得大笑不已。这事在文学史上成了著名的咏雪的典故。谢道韫后来嫁给大书法家王羲之的二儿子王凝之，她曾有文集三卷，后来也失传了，现在还有诗文传世。

    唐代诗歌几乎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妇女能诗，就更是常事了。下面我们举一些著名的女诗人。

    武则天时代的上官婉儿，是位很杰出的诗人。他是上官仪的孙女，因祖父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一家男口被杀，女的则被充人掖廷。传说婉儿的母亲郑氏怀孕时，梦见一位巨形神人给她一杆大秤，说：“拿着它，用来称量天下。”全家都觉得很奇怪。婉儿刚满月时，家人逗她：“称量天下的是不是你?”婉儿虽不能说话，却连连点头，像在答应似的。上官仪是太宗、高宗时代著名诗人，文坛领袖，所作的诗称“上官体”。婉儿在宫中也很好学，能文善诗，武后后期，已上升到掌管朝廷诰命的地位，中宗立，又拜为昭容。当时朝廷中经常举行宴会，皇帝、皇后、公主与有名的文士官僚一起赋诗，婉儿常为帝、后、公主代笔，群臣献上来的诗赋，由她评定等级，再给奖赏。

    有一次，唐中宗到昆明池，群臣应制作诗百多篇，于是在帐殿前扎起彩楼，中宗叫婉儿从中选一首谱曲。婉儿坐在彩楼上，不中选的诗稿便从楼上丢下去，但见纸片飞舞，大臣们各认自己的名字，拾起来揣入怀里。末了，只有沈俭期、宋之问的诗稿还没有丢下来；又过了一阵，但见一张纸飞下来了，是沈俭期的。婉儿评论道：两人的诗功力差不多，但是沈诗结句没有力气，宋诗结句劲健。沈俭期心服，不敢争，宋之问的诗便被选中。据说这就是她母亲梦中所谓的“称量天下”。

    上官婉儿的诗文，唐代曾编有集子流传，叫《昭容文集》，宰相张说亲自为集子作序。后来吕温作《上官昭容书楼歌》，赞叹婉儿的才华道：“汉家婕妤唐昭容，工诗能赋千载同。自言才艺是天真，不服丈夫胜妇人。歌阑舞罢闲无事，纵恣优游弄文字……”婉儿的作品《全唐诗》收得不少，诗风与她祖父差不多，主要是写宫廷生活，十分典雅富丽，可以看出她横溢的才华。

女诗人李冶，字季兰，中唐时人。她五六岁时就能作诗，又善弹琴，曾一度被召入宫中作操琴乐妓。她的作品流传很广，后人曾将其诗与薛涛诗合编为《薛涛李冶诗集》二卷。著名诗歌评论鉴赏家高仲武曾编选《中兴间气集>，口味很高，是不轻易许可人的，而独首肯她的诗，说是自鲍照以下，很少有人能和她相比，如“远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车”，便是五言诗中绝佳的意境。中唐著名诗人刘长卿，称她是“女中诗豪”。如她作的《三峡流泉歌>，既极三峡的磅礴气势，又极乐曲的声情之妙，确实是难得的好诗。其中一段是：

三峡迢迢几千里，一时流入幽闺里。

巨石崩崖指下生，飞浪远波弦中起。

初疑愤怒含雷风，复似呜咽流不通。

回湍曲濑意将尽，时复滴沥平沙中……

    前面我们介绍帝王诗词时，曾谈到唐德宗召贝州宋廷芬的女儿宋若昭的事。宋廷芬的儿子都愚昧不可教，但五个女儿若华、若昭、若伦、若宪、若荀却很聪明，能写诗作文，其中又数若昭的诗文最高。姐妹们都不喜涂脂抹粉，梳妆打扮，也不愿嫁人，就喜欢读书。被召人宫后，德宗亲自考核她们的诗文，又问经史大义，对答得很好。德宗十分高兴，将五人都留在宫中。德宗与大臣唱和时，五人也一齐参加，大臣不以侍妾看待她们，称呼她们为“学士”。贞元时，宫禁中的图书，由若华总管。穆宗、敬宗、文宗三朝的大臣，都称呼若昭为“先生”。除若伦外，其他四姐妹有诗流传到今天。

    薛涛，是中、晚唐最著名的女诗人。涛(770—832)字洪度，原籍长安(今西安)，父亲薛郧在成都做官，死在任上，她与母亲于是定居成都。还在岁的时候，她父亲有一天在院子中闲坐，指着井边一棵梧桐树，随口吟了两句诗：“庭除一古桐，耸干人云中。”父亲要她接着吟下两句，薛涛随口答道：“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十多岁时，她的诗名就已闻于远近了。韦皋为西川节度使时，叫薛涛到幕府陪酒赋诗，于是入了乐籍，这时才17岁。20岁时，她脱离了乐籍，隐居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种枇杷满门。韦皋治理成都20多年，很有成绩，继任的又多是他的门生，大多为当代著名文人，薛涛与他们有广泛的交往。武元衡为西川节度使时，很重视她的才能，为她向朝廷奏请“校书郎”的官衔，虽没有批准，但当时人们仍称她为“女校书”。薛涛曾创制了一种深红色的小笺，专门用于写诗献酬，号称“薛涛笺”，风行了1000多年。后人又传说她取井水造笺，所以又有“薛涛井”遗迹。薛涛的作品很多，宋代有(锦江集>刻本五卷流传，共收诗500首。

薛涛的诗到现在虽大多散佚，只存90多首，但在唐代评价很高，并且受到历代文人的喜爱和重视。如中唐著名诗人王建有《寄蜀中薛涛校书>诗，对她很敬仰，道：

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

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

大诗人元稹也曾向她寄诗，对她评价很高：

锦江滑腻峨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

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

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公侯欲梦刀。

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

唐末张为作<诗人主客图>，以李益为“清奇雅正主”，“升堂”的有七人，其中方干、贾岛、项斯等，都是著名诗人，而薛涛也是其中之一，可见她在唐诗中的地位。“清奇雅正”，是对薛诗的中肯评价。宋以后各代，直到当今，文人们评论、记述和歌咏薛涛及其遗迹的很多。如明代大文豪杨慎评她的诗说：“薛涛诗有讽谕而不直露，深得诗人的妙处，要是李白见了也应叩头，元稹、白居易一流人，只好纷纷停笔了。”这固然有些过于抬高溢美，但至少说明人们决不敢邈视这位女诗人。事实也正是如此。如大和四年(830)李德裕为剑南西川节度使时，曾在成都府治的西边修起一座“筹边楼”，薛涛作了一首叫《筹边楼》的诗，道：

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十四州。

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

    第一、二句写楼的高大壮丽，直与白云飞鸟相接，十四州中没有比它更雄伟的建筑了。第三、四句的意思是说，各位将军不要再贪心羌族人的马而挑起冲突了，你站到楼的最高层看看，已经可以望到边界了。杨慎所说的有讽谕而不露，这首诗是鲜明的例证。她在诗中对当时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对诸将进行规劝，而诗意却很含蓄，实在不容易。

    中唐时张建封的妾盼盼，晚唐女道士鱼玄机，都以诗闻名，有诗流传到现在。

    宋代以诗词著名的自然要数朱淑真和李清照，但她们两人之外，能诗擅词的女子还不少。

    真宗东封泰山后，下诏访求天下的隐士，得到杞县人杨朴，据说能写涛。到召对时，杨朴自说不会作诗。真宗问：“你临来时，有没有人写诗送行?”杨朴回答说，只有臣的妻子有一首，是：“更休落魄耽杯酒，且没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者(这)回断送老头皮。”真宗听罢大笑，放他回去(见《东坡志林》)。这位老太太的诗，固然很浅俗，她大概没有多少文化，以为丈夫这回去见官，一定要丢脑袋，随口吟出这么几句，却很有风趣。

真宗时宰相寇准有位侍妾叫茜桃，曾作《呈寇公》绝句两首：

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

不知织女萤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

风劲衣单手屡呵，幽窗轧轧度寒梭。

腊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

这位侍妾大概是寒家女出身，很理解“织女”们的艰辛，诗中为她们大抱不平，而对寇准这类上层统治阶级成员奢侈荒淫的生活深表不满，思想、艺术价值都不低，在宋诗中不可多得。宋仁宗时，刘元载妻、詹光茂妻、赵晟的母亲三位妇女，都能作诗，孙冕曾将她们的诗收集起来编成集子，叫《三英集》。《三英集》虽久已失传，但其中的个别篇章还流传至今。如詹光茂妻的《寄远》，据说是叫丈夫回来照顾病母的，是一首很好的怀人诗：

锦江江上探春回，销尽寒冰落尽梅。

争得儿夫似春色，一年一度一归来?

    王安石家中的妇女，几乎人人能作诗词。他的夫人吴氏，曾写小词约亲戚游西湖，调寄《定风波》，说：“待得明年重把酒，携手，那知无雨又无风。”前人评为“洒脱可喜”。安石有个妹妹嫁张奎，封长安县君，能诗，尤其多佳句，前人特别赞赏她“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两句。安石有三个女儿，也能作诗。如嫁吴安持的女儿，曾有诗《寄父》，道：“西风不入小窗纱，秋气应怜我忆家。极目江山千里远，依然和泪看黄花。’’王安石接到诗后，送她一部新译的《楞严经》，并和诗一首，有“好读《楞严》莫忆家”句。

    宋代妇女不仅能诗的多，而且不少人还有诗集流传。如南宋初何师韫，嫁临川饶氏，40岁守寡，有诗集。陈氏，号梅庄。嫁县丞胡某，有诗集，其中《述怀》一首描写女性心态很生动：“一片愁心怯杜鹃，懒妆从任鬓云偏。怕郎说起阳关意，常掩琵琶第四弦。”四川巴县的谢慧卿，有《闰余集》。上述集子《宋诗纪事》著录，都久已失传。宋代妇女诗词集，现在还存世的，除朱淑真、李清照集外，只有宁宗杨皇后的《宫词》了。

宋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形式是词，自然能作词的女子也很多。因词是能唱的，所以填词的又以歌女或妓女为多，翻开《全宋词》就很清楚。这里只举一例。李之问任长安(京兆)仪曹，满任后到京师(开封)改秩，遇上一位有名的妓女叫聂胜琼，李之问一见就喜爱上了。过了一段时间，李要回去，胜琼在莲花楼上送别，唱了一首词，末句是“无计留君住，奈何无计随君去”。李之问听后，深为感动，又留连了一个多月。然而妻子一再来信催促回家，两人只得告别。隔了不到十天，胜琼作了一首《鹧鸪天》词寄给之问。之问在半路收到词稿，将它藏在箱子里。回家后，词被他妻子发现了，他只好如实“坦白”。他妻子也爱词。认为那首词写得清丽劲健，很高兴，于是办了妆奁，叫李之问去京师将她娶回来。后来胜琼去掉当妓女时的那些华丽妆饰，对李妻很尊敬，一家人和和气气。聂胜琼寄的《鹧鸪天》是这样写的：

玉惨花愁出凤城，莲花楼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阳关》曲，别个人人第五程。    寻好梦，梦难成。况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

    下面介绍朱淑真和李清照，她们是宋代两位最杰出的妇女作家。

    朱淑真，自号幽栖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北宋末南宋初在世。她从小懂音律，擅诗词，工书画，是一位很有文化教养的大家闺秀。少女时代，她对未来充满幻想，希望得到个理想的丈夫，以便“分付萧郎万首诗”，过着有高雅情趣的家庭生活。然而命运却捉弄了她，大约是屈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终于嫁给一个“俗吏”、“庸夫”为妻(有人说是“市井民家”，恐不准确)。这位丈夫只知道在外地做官，却不懂得感情生活，“对景如何可遣怀，与谁江上共裁诗?”她精神上感到十分寂寞。后来，大概因感情不合，无法再处下去了，只好回到娘家，长期过着孤寂的生活，郁郁寡欢，抱恨终身。当时人们对她的遭遇深表同情，说“自古佳人多薄命，岂止颜色如花命如叶耶”!

    朱淑真一生写过很多诗词，据说大都被她父母烧了，流传下来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当时有个叫魏仲恭的人为她编成集子，得诗十卷，因其中多“忧愁怨恨之语”，所以取名为《断肠集》。后来又有人作注，在十卷之外增加了七卷，今共存诗300多首。此外还有《断肠词》，今只存30多首。在现在有集子流传的古代妇女作家中，算是够多的了。

朱淑真的诗词虽然多是歌咏人生的不得意，但她是个刚强的女子，如在《秋日述怀》诗里所写的：“妇人虽眼软，泪不等闲流。我因无好况，挥断五湖秋。”因此，她作品的题材还是比较广泛的。她平生爱花，写过不少咏花诗，而最爱的则是竹、梅。这原因很简单，因为“纷纷桃李皆凡俗，四时之中惟有竹”(《代谢人惠墨竹》)。不仅如此，在她心目中，竹简直就是忠臣烈女的化身。《咏直竹》写道：

劲直忠臣节，孤高列女心。

四时同一色，霜雪不能侵。

至于梅花，更不消说，那傲霜雪的性格，正是她自己的写照“梅花恣逞春性情，不管风姨号令严。”(《雪》)又《菩萨蛮·咏梅》道

湿云不渡溪桥冷，蛾寒初破霜钩影。溪下水声长，一枝和月香。    人怜花似旧，花不知人瘦。独自倚阑干，夜深花正寒。  

朱淑真虽是一女子，却写了《咏史》诗一卷，评论了汉初能君王将相。如《项羽》第二首：

盖世英雄力拔山，岂知天意主西关。

范增可用非能用，徒叹身亡顷刻间。

    朱淑真的诗词，前人评论为有“雅致”，“清婉”。她的诗语言明畅，形象生动，感情真实，善于把自己的哀怨悲愁用简淡的诗语含情脉脉地表达出来。这在封建时代很不容易。在中国文学史上，朱淑真是一位有成就的、不可多得的女诗人。

    比起朱淑真来，李清照的早年要幸福得多。清照(1084—1151)号易安居士，山东济南人。父亲李格非，官礼部员外郎。是位学问家；母亲是状元王拱辰的孙女，能文擅诗。她出生在这样一个地位显赫、又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家庭，自然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因而诗、词、文，书、画、乐，无一不擅长。她的婚姻很美满，十八岁那年嫁给丞相赵挺之的小儿子赵明诚。明诚是个金石学家，也通文学，著有学术价值很高的一部书叫《金石录》。传说明诚还是小孩的时候，父亲就为他物色妻子。有天睡午觉，他梦见读一本书，醒来后只记得三句：“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他父亲想了很久，解释道：“你大概要得个能作文词的媳妇吧。‘言’与‘司’合，是‘词’字；‘安’上已脱，是‘女’字；‘芝芙’草拔，是‘之夫’二字。这不是说你要成为‘词女之夫’么?”后来果然与以诗词擅名一时的李清照结了婚(见《琅环记》)。

    婚后，两人诗词唱和，共同搜集金石书画，校勘古籍，可谓情投意合。明诚当时还在太学读书，每到请假回家时，就用半贯钱到相国寺买碑文，到家后小俩口相对展玩品评。清照的记忆力特别好。每吃完饭，小俩口到“归来堂”饮茶，指着堆积如小山的书籍，说某件事记在某书的第几卷第几页第几行，以是否说中定输赢，赢了的先喝茶。往往一齐开怀大笑，茶还没有喝，就已经泼洒在胸前衣服上了。这时期，李清照的生活真比蜜还甜。

但是中年以后，李清照与国家一起遭到不幸，生活发生了巨大转折。靖康二年(1127)，金兵南下，和平安宁变为腥风血雨，她们一家与许多人一样，只好逃难到江南，费了很多心血搜集起来的金石书画丢失殆尽。这对她的打击虽然很大，但幸好与丈夫相依为命，日子还过得去。建炎二年(1128)，赵明诚授知江宁府(今南京)，清照的诗兴未减，每到下雪天，她就戴着斗笠，披着蓑衣，顺着城墙边走边搜寻作诗的材料，要是得到佳句，便邀丈夫一起唱和。然而她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年，赵明诚授知湖州(今属浙江)，在到湖州的路上，大约是中了暑，突然病故了。这对李清照说来，简直是晴天霹雳。致命的打击，使她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两方面都失去了依靠，决定了她后半生生活的孤苦零丁和颠沛流离。她曾迫不得已改嫁，但是时间很短，最终在离乱和贫困中度过了悲惨的晚年。    

李清照虽诗、文兼长，但成就最大的还是词，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女词人。她前期由于生活美满，词的题材自然较窄，以写闺情为主，如果也有不足和忧愁的话，那就是与丈夫的离别和相思了。下面这首《如梦令》小词，反映的是优裕美满的生活，可代表她这时期词的风格：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南渡以后，国破家亡的严酷现实，生活的巨大变故，也引起她词风上的改变。正好她晚年也有一首《如梦令》，与问海棠时生活在富贵窝中的娇小姐(或少夫人)比，何止天壤之别：    

谁伴明窗独坐?我共影儿两个。灯前欲眠时，影也把入抛躲。无那，无那，好个凄惶的我。

    李清照现存《漱玉词》，宋代有六卷本，又有十二卷本，现存有五卷本，而新整理校注的本子有好几种，多题《李清照集》。李清照词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名篇很多，她的名字，在中国文学史上永远放射着光芒。

    元代的主要文学形式是曲，女曲作家不少，可惜作品多失传。现在有名字可考的，只有十多位，也还有少量篇章存世，使我们能欣赏她们的文采风流。

明代以后，由于道学盛行，对妇女的封建约束加强，妇女的地位更加下降，但是仍然代有才媛，她们管领春风的本领，是扼杀不了的。比如清代吴兴(今浙江湖州)女子沈彩，字虹屏，就她嫁给平湖陆梅谷炬为妾，曾手抄《鄱阳集》，盖有她的图章“梅谷掌书画史沈彩虹屏印记”，被近代大版本目录学家傅增湘先生定为善本。

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女性诗词特点之一

    女性的特点是细心，因此女作家的作品，往往感情细腻，手法巧妙。她们对外界事物特别敏感，尤其是季节气候的变化，人事的消长，年龄的增加，心绪的好坏，容颜的盛衰，以至春花秋月，鸟鸣虫吟，无不关心，因此给人“多愁善感”的印象。这类题材和内容，在她们的作品中占了重要地位。这自然与她们的生活有关。她们不像男人，从小就必须留心科名，然后浮沉宦海，担负起“治国平天下”的责任。封建时代的妇女，从幼到老，大都生活在家庭的小圈子里，被排斥在重大的社会活动之外，闺门了她们的视野，所能猎获的题材范围，大概主要是这些了。当然，上述题材和主题，不是说男性作家就没有，只是说对妇女

作家说来，显得特别突出和重要。因此女诗人、词人写花、节令、家庭婚姻等，最能体现妇女诗词的特点。

花，无疑是女诗人们笔下的常客。她们将各种各样的花收拾入诗，往往写得色香具备，文情兼茂，花如人，人如花。唐代女诗人薛涛，曾歌咏过菊花、金灯花、朱槿花、莲花等。五代时蜀后主花蕊夫人，有《宫词》一卷，其中不少是写花的，如写牡丹：

牡丹移向苑中栽，尽是藩方进入来。

未到末春绿地暖，数般颜色一时开。

又如写海棠：

     海棠花发盛春天，游赏无时引御筵。

     绕岸结成红锦账，暖枝犹拂画楼船。

不过写花写得最好的，还要数宋代女诗人词人。谢景山的妹妹谢希孟，嫁给陈安国为妻，她的诗得到了欧阳修的赞赏，欧阳修曾作序，评的诗“隐约深厚”，认为很有古代幽闲淑女的风采，“非特妇人之能言也”。希孟今存一首《咏芍药》，道：

     好是一时艳，本无千岁期。

     所以谑相赠，载之在声诗。

诗中三、四两句，用《诗经》的典故。声“诗”指《诗经·溱洧》，写一对男女在一起时的欢乐情景，其中有“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的句子。谢诗的意思是说，芍药虽艳丽，但只鲜艳一时而已，有如男女间的欢好，哪能长久，所以《诗经》中男女戏谑之后，用芍药花相赠。这诗在写花的同时，赋与了较深的感慨，起越了单是对花的“形”的描写。谢希孟还写过歌咏牡丹、蔷薇、凌霄、朱槿、曼陀罗花、蝴蝶花等等名花的诗，如写牡丹道：“为花虽可期，论德亦终鲜。”写蔷薇道：“勾牵主人衣，一步行不得。”这就不仅写出了花的特征，而且写出了花的“神”，高出一般的咏物诗。

又如宋代有个叫李珦的女子，八岁时就能写诗，嫁给王常为妻，后来不幸淹死了。她写过一首《榴花》诗，说：

烈火真红轻皱面，晨霞碎剪贴枝条。

金刀刺出猩猩红，溅落芳丛久不销。

这首诗极善于用比喻。以烈火、晨霞，以猩红的血，比拟那热烈繁盛的石榴花，又是用诗的形象的语言，读来很有味，丝毫不觉得繁复，像“溅落芳丛久不销”句，蕴含着无穷的韵致。

在宋代，词的普及程度恐怕超过诗。因为词是配乐演唱的，有声的乐章，比无声的诗篇自然更易流传。尤其是那些有一定文化修养、聪明伶俐的歌儿舞女，她们在演唱他人词章之外，又时时自作，而自作词中，花是信手可得的题材。因为无论是花的颜色或命运，都与她们自己相似。且看宋代歌妓写的几首咏花词。

南宋间天台营妓严蕊，字幼芳，从小通琴棋书画，丝竹歌舞，有时又作诗词，颇有新奇语。唐仲友守天台的时候，曾在席间叫她赋红白桃花，立时就成了一首《如梦令》：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自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噌记，人在武陵微醉。

“武陵”，即武陵溪，在今湖南常德，是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所说的桃花源所在地，用来点明桃花。这首词似乎没有多少深意，但她咏花如此敏速，又很切题，甚是难得。又如宋吴七郡王的两个爱姬梅娇、杏倩(又作“俏”)，曾各自以梅、杏作《满庭芳》词一首以自夸，梅娇的词写道：

一种阳和，玉英初绽，雪天分外精神。冰肌玉骨，别是一家春。楼上笛声三弄，百花都未知音。明窗畔，临风对月，曾结岁寒盟。    笑杏花何太晚，迟疑不发，等待春深。只宜远望，举目似烧林。丽质芳姿虽好，一时取媚东君。争如我，青青结子，金鼎内调羹。

杏倩的词则嘲梅道：

景傍清明，日和风暖，数枝浓淡胭脂。春来早起，惟我独芳菲。门外几番雨过，似佳人细腻香肌。堪赏处，玉楼人醉，斜插满头归。    梅花何太早，清疏骨肉，叶密花稀。不逢媚景，开后甚孤栖。恐怕百花笑你，甘心受雪压霜欺。争如我，年年得意，占断踏青时。

    这两首词，我们不必以出于姬妾之手而小看，尤其是咏梅词，应该说是同类题材词中的佳作。两首词都把花人格化，虽有游戏的一面，却都写出了梅、杏独具的风采和品格。后人根据这两首词，敷演出题为《梅杏争春》的小说。

    宋代最著名的两位女诗词作家朱淑真、李清照，都是咏花的专家。

    朱淑真最爱的是梅、竹，其实在她的诗词中，可看到各色各样的花卉。她热爱百花，百花于是在她的诗词集中盛开。《惜花》诗写道：

         生情赋得春心性，剩选名花绕砌栽。

         客到且堪供客眼，诗悭聊可助诗才。

         低丛高架随宜有，浅紫深红次第开。

         便做即今风雨限，要看香艳绣苍台。

    这位女诗人，简直成了护花仙子了。花既可供客人观赏，又可助诗才，岂能不“高丛低架随宜有”呢?《移花》诗又写道：

        自移红药绕栏栽，粉腻香娇逐旋开。

        且与幽人充近侍，莫教风雨苦相催。

    原来她把花看着自己的“近侍”，陪伴她渡过郁郁寡欢的人生。是她精神的寄托，是对性情的陶冶。古人以牡丹为花王，芍药是花王的“近侍”，这里她又自比“花王”了。翻开朱淑真的《断肠诗集》及词集，可见她写过许多花，如杏花、梨花、桃花、海棠花、荼蘼花、牡丹花、瑞香花、芍药花、芙蓉花、长春花、蔷薇花、樱桃花、荷花、兰花等等，当然少不了她最喜欢的梅花。朱淑真咏花而又不仅是咏花，往往意在花外，有所寄托。如《牡丹>诗：

        娇娆万态逞殊芳，花品名中占得王。

        莫把倾城比颜色，从来家国为伊亡。

    这是将牡丹与娇娆亡国的杨贵妃相联系，因李白曾写过“名花倾国两相欢”的诗句。又如《黄芙蓉》诗：

        如何天赋与芬芳，徒作佳人淡伫妆?

        试倩东风一为主，轻黄应不让姚黄。

    “姚黄”是牡丹中的名贵品种，据说是千叶黄花，出于百姓姚氏家。这首诗是为黄芙蓉抱不平，认为像黄芙蓉这样芬芳的花朵，不应该仅仅是“佳人”，而并不比花王“姚黄”差，可恨“东风”不公平。再如《后庭花》：

        岂意为花属后庭，荒迷亡国自兹生。

        至今犹恨隔江唱，可惜当时枉用情。

    “后庭花”是一种花名，又叫雁来红，也就是小型的鸡冠花，有红、白二色。前面我们在谈亡国君主诗时，曾说过陈后主造《玉树后庭花》的事，古人认为是亡国之曲。唐诗人杜牧《泊秦淮>有两句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首诗就是利用了这些历史典故。如此写花，固然在“花”上寄寓了较深刻的意蕴，有着丰富的社会意义。

    李清照写花，往往并不描摩花的形态，而是用淡淡的笔触，点出花的某一特色或品格，将其融入浓浓的诗意中，读来别具韵味。如前面举到过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最后向卷帘人说：“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一夜风雨，海棠花“瘦”了，自然使我们想到“浓睡不消残酒”的女主人，她不是也和海棠一样瘦了么?又如《醉花阴》：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词的上半阕交待时间是重阳，下阕说“东篱把酒”，用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所以词中虽不明言“暗香”是菊，但是意思已经很清楚了；而作者最后说“人比黄花瘦”，“黄花”就是菊花，人与菊花竟浑然为一体了。据说这首词作于她与赵明诚新婚后不久，当时明诚在太学读书，清照作了这首词寄给他。明诚读后，自愧不如，又不甘示弱，一心要超过妻子，于是闭门谢客，废寝忘食，写了50首词，将妻子的那首也夹在其中，给朋友陆德夫看，请他评个高下。陆德夫阅读再三。说其中有三句最好，赵明诚赶忙追问，原来正是“莫道不销魂”三句。这恰恰证明了清照的词艺之高。李清照这时喜欢在词中用“瘦”字，所传达的青春少妇的情绪及心态信息，读者是不难想象的。

    李清照的咏花词，如上面所举，往往辞逸意隽，情深意浓，精工自然，高雅传神。其实她所有的词，都具备这些特点。她在《孤雁儿》词序中说：“世人作梅词，下笔便俗。”于是她“试作”了一篇：

    藤床纸帐朝眠起，说不尽无佳思。沈香断续玉炉寒，伴我情怀如水。笛里三弄，梅心惊破，多少春恨意。  小风疏雨潇潇地，又催下千行泪。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谁与同倚?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

    “笛里三弄”，指汉横吹曲中的《梅花落》。“吹箫人”指箫史。传说箫史教秦穆公之女弄玉作凤鸣，弄玉于是嫁给他，一天两人乘凤仙去。根据这句文意，再参以末句“没个人堪寄”，这首词应作于赵明诚死后，所以全词充满了未亡人的深深哀痛。词着重在写“梅心”，由梅心而引出“春恨”。“梅心”也就是人心。作者写梅，略形而重神，深入其里，使花为传达人的感情服务，这就显得雍容高雅，不落俗套。

    除上述外，李清照还将桃花、梨花、荷花等等一一收拾入词。有两首词专咏桂花。其一《鹧鸪天·桂花>道：

    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梅定妒，菊应羞，画栏开岁冠中秋。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

    由于女性爱花，写花，因花致慨，对花垂泪，几乎成了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共有特征。《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就是个典型人物。她那令人回肠荡气的《葬花词》，固然出于曹雪芹之手，但是十分切合她的性格特点，这是大家所熟悉的。

种种恼人天气

——女性诗词特点之二

    季节的变化，时日的早晚，以及风雨霜雪，阴晴寒暖，大概最能引起人们情绪的波澜，尤其是妇女作家，似乎对此更加敏感，所以她们写四季、咏朝暮的诗词也特别多。如《诗经》中的《君子于役》，是妇人思念她久役于外的丈夫的诗，诗中说：“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又说：“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天晚了，牛羊都回来了，聚到一起了，怎么能不思念在外地的人呢?他不会在忍饥受渴吧?又如《谷风》中的“习习谷风，以阴以雨”，《蒹葭》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等，都引发出女作者强烈的感情。

    旧题汉代王昭君的<怨诗>，据说是将到匈奴时所作，是否真为昭君作且不论，而诗的开头就说：“秋木萋萋，其叶萎黄。”秋天萎黄的枯树，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悲苦，留下极不愉快的心理刺激。南朝时代的吴声《子夜歌》、《子夜四时歌》，其中也有许多因节令时间的变化而引起对人的思念的，如：“朝思出前门，暮思还后渚。语笑向谁道?腹中阴忆汝。”“夜长不得眠，转恻听更鼓。”“夜长不得眠，明月何灼灼。”又如下面两首：

    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

    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

    白露朝夕生，秋风凄夜长。

    忆郎须寒服，乘月捣白素。

    第一首，因春花、春鸟、春风，引起她怀春的无限情怀。第二首，则由白露、秋风，使她想起远人需要寒衣。气候的变化，对妇女们感情的影响是巨大的。

    唐代开元时，寇坦的母亲赵氏曾作过一首怀念儿子赴官路途辛苦的诗，题作《古兴》。天气的冷暖，时间的早晚，母亲自然格外关心：

    霁雪舒长野，寒云半幽谷。

    严风振枯条，猿啼抱冰木。

    所嗟游宦子，少小荷天禄。

    前程未云至，凄怆对车仆。

    岁寒成咏歌，日暮栖林曲。

    不惮行远道，空悲年运促。

    前面介绍过被刘长卿称为“诗豪”的唐代女诗人李季兰，作过一首《得阎伯钧书》的绝句，道：

    情来对镜懒梳头，暮雨萧萧庭树秋。

    莫怪阑干垂玉箸，只缘惆怅对银钩。

    “玉箸”是眼泪，“银钩”指月亮。收到信是在天色已暮的时候，季节在秋天，萧萧风雨，已经够使人愁的了；晚上，她珠泪满面。为什么?这时天已晴了，只因对着那弯冷冷的月儿，——我们现在只能从诗人的情绪中感受到一定有令人悲伤的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已不可能弄清楚。诗人在诗中描写了那么多使人忧愁难堪的时令和景色，已足以说明一切了。    唐代吉中孚的妻子张氏，曾作过《拜新月》诗。“拜新月”是古代民间妇女的风俗，据说拜月能乞得幸福，能长寿。各种年龄层次和经历的妇女们，对着天上那同一轮皓月，自然引起澎湃的心潮，但又各自感受不同。张氏在诗中写道：

    拜新月，拜月出堂前。暗魄深笼桂，虚弓未引弦。拜新月，拜月妆楼上。鸾镜未安台，蛾眉已相向。拜新月，拜月不胜情。月临人自老，望月更长生。东家阿母亦拜月，一拜一悲声断绝。昔年拜月逞容仪，如今拜月双泪垂。回看众女拜新月，却忆红闺年少时。

    月出月落，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小女子长大了，青年女子变老了。像东家那位老太太，追想往日红颜时，回看众多的晚辈，竞不由得“一拜一悲声断绝”。月亮是永恒的，年华却如此易逝，即非多愁善感，又岂能无动于衷?

    这类诗篇太多了。我们再看看写得最出色的李清照词，就足以展示女性作品的这一特征。

    前面已经引过的，如<醉花阴>中对重阳节的感受，已见她以时令抒情的特长。再如她的《念奴娇》：

    萧条庭院，又斜风细雨，重门须闭。宠柳娇花寒食近。种种恼人天气。险韵诗成，扶头酒醒，别是闲滋味。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  楼上几日春寒，帘垂四面，玉阑干慵倚。被冷香消梦觉，-T许愁人不起。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多少游春意。日高烟敛，更看今日晴未?

    这首词写寒食节将近时的忧愁，大约是为怀念丈夫赵明诚而作。词的上阕集中写“心事”，下阕则集中写“新梦”。前人说心事难以言传，新梦可以意会，然而要道出那么多的烦恼，又何容易?斜风细雨，宠柳娇花，寒食节前的“种种恼人天气”，构成了她的“万千心事”。春寒，被冷，梦觉而起，因此有了“游春意”，于是出去看天晴没有?词人感情的波澜千回百转，无论是“心事”还是“新梦”，都用一条线索贯穿起来，那就是“天气”。是天气“恼人”，还是因人烦闷而恼天气?读者谁也不会诘究，而深切感受到的，只是女词人在风风雨雨的寒食节前，那真挚动人的情思。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利用“天气”抒情的绝妙效果。

    李清照晚年写过一首更为绝妙的抒情词，那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历代评论家对这首词给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可与秦观、黄庭坚争雄，可与苏轼、辛弃疾比美，是词的“本色”，是“当行第一人”，等等。词中表现了作家晚年寂寞、孤苦、空虚、凄惨等极复杂的生活感受和心态，抒情色彩浓郁，十分富有感染力。前人最赞赏开篇的十四个叠字，后阕又用“点点滴滴”四个叠字与之照映，大大增强了表现力。这首词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是多方回的，如锤字炼句，如化用口语，都达到了出神人化的地步。词中写了“乍暖还寒”，“晚来风急”，“细雨”，“黄昏”，——还是这些富有特征的气候，打开了作家感情的闸门，织出了冷清、凄惨和忧愁的阴森森的大网，无论是“三杯两盏淡酒”，还是“守着窗儿”，都不可能挣破。上一首词写早春，这首词写深秋，但是两首词所表现的情绪大致相同：愁。但我们读后，却丝毫不觉得重复。作家十分恰当地把握了分寸：前首只是“愁人”，而这首则是“怎一个愁字了得”，都是愁，但愁的程度不一样，这里已经是比“愁”还愁，愁到“凄凄惨惨戚戚”的地步。同是风雨，前面是“斜风细雨”，这里则是“风急”，是“点点滴滴”。前面还有“多少游春意”，这里则是“独自怎生得黑”。由此可见，写“天气”也并非简单，一定要与感情切合，情景交融，才能取得最佳的艺术效果。这除了艺术修养之外，关键是要有真情实感。李清照并非天生的词人，要没有她痛切的生活经历，是不可能写出如此感人的词篇的。即便是写天气，若是冷漠无情，“今天天气哈哈”，读来大约只能味同嚼蜡。

    从上述诗词可以看出，风雨、黄昏、寒春、清秋、月光等天气及自然现象，最易引起妇女作家们的感情，也最适于表达感情的需要，从而构成女性诗词的一个重要特色。

金屋藏娇与长门秋扇

——女性诗词特点之三

    婚姻与家庭，是封建社会妇女诗赋的“第一主题”。自从母系社会瓦解、家庭产生之后，妇女便“退守”到家庭的小圈子里，她们的文学创作，自然以婚姻、家庭为主。前面说过，《诗经》中已收有不少女性作品，如《柏舟》，大约就是反映要求婚姻自主的：少女爱上了一个梳着双髻的小伙子，一再表示那才是她理想中的情人，因而“之死矢靡它”——哪怕死了也决不会有二心；然而好事难成：“母也天只，不谅人只!”——母亲啊，天啊，不体谅我的心啊!

    然而命运最悲惨的，大概要数弃妇。她们不仅没有婚姻自由，就是结了婚，在家庭中也没有应有的权利保障，要是不如公婆或丈夫的意，随时有可能被“休”而驱赶出门。所以在中国妇女文学史上，便有一个特殊现象，那就是有不少弃妇诗或同情弃妇的诗篇。《诗经》中最著名的弃妇诗，是《卫风》中的《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想当初，他千方百计厚着脸皮地追求她，然而嫁给他后，过了三年贫困辛劳的日子不说，他还变了心——“二三其德”，这实在令人难以忍受：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

    夙兴夜寐，靡有朝矣。

    言既遂矣，至于暴矣。

    兄弟不知，咥其笑矣。

    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

    淇则有岸，隰则有泮。

    总角之宴，言笑晏晏。

    信誓旦旦，不思其反。

    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现将贵州人民出版社《诗经全译》的译文录于下，以供参卖：

    我做媳妇三年整，全家家务我担任。

起早睡晚埋头干，没有一天不困顿。

家业逐渐得遂心，你就越来越专横。

兄弟不知这情况，总是把我笑一场。

静下来后细思量，独自个儿把心伤。

原想和你同偕老，谁知越老越是糟。

宽宽淇水有个岸，长长漯水有个畔。

我俩小时一道玩，说说笑笑那么欢。

山盟海誓许了愿，谁知你不想从前。

从前快乐你不想，算了算了莫再讲。

《诗经》中还有一首叫《谷风》的诗，也是写弃妇的。那女子被抛弃了，男的又“宴尔新婚”，而她还迟迟不忍离去。她说：“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谁说荼菜是苦味的呢?比起我来，就算是茶那样的苦菜，简直也像荠菜一样甜美!弃妇的话，真是字字血泪。

再如汉代古乐府诗《上山采蘼芜》，也是写弃妇的：

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

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

 “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

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

 “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閤去。”

 “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

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

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蘼芜，是一种香草。“缣”是黄色的绢，“素”是白色的绢，“缣”比“素”价钱便宜。“一匹”是四丈。这位弃妇在下山的路上遇见了从前的丈夫，问起他新结的老婆如何?于是引起了上述对话，那男人两相比较，觉得还是从前的妻子能干：“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他完全是把妻子当成劳动力，——能够增殖财富的工具。

前章我们介绍过的爱情悲剧诗<孔雀东南飞>，也是一首反映弃妇痛苦的典型作品。刘兰芝是位很勤劳能干的女子，她“鸡鸣人机织，夜夜不得息”，尽管有“三日断五匹”的劳动本领，然而“大人故嫌迟”——仍然免不了被婆婆“遣归”，终于酿成了痛彻千古的悲剧。

以上是民间弃妇诗，而且都不知道作者名。在封建社会，不仅是下层妇女地位低下，就是贵族妇女也是如此，历史上不知有多少皇后、贵妃，或被废黜，或被打入“冷宫”，在形式上虽与民间弃妇被赶出家门稍有不同，但实际上更加残酷，不少人因被废黜而遇害。这类诗在《诗经》中就有了。《诗经》的《绿衣》，按传统的解释，说是卫庄公的夫人庄姜，因妾进谗言，失去了夫人的地位，于是作了这首诗，对自己的遭遇悲伤，因而诗中一再说“心之忧矣”。又如《终风》，据说也是庄姜写的，但根据内容，大概是写民间妇女受丈夫虐待，这里可不述。再比如汉武帝的大姑妈(长公主)有个女儿叫阿娇，武帝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大姑妈问他：“阿娇好不好?”武帝回答道：“好!我要是得到阿娇作妻子，一定要修金屋子让她住。”这就是后来“金屋藏娇”这个典故的来历。后来他们结了婚。阿娇姓陈，她就是陈皇后，果然十分受武帝的宠爱。但是陈皇后十多年不生孩子，武帝于是又宠爱上卫子夫了，陈皇后很气愤，多次寻死，但仍然不能打动武帝的心，终于“皇后”的地位也被废了，只得退居长门冷宫。传说陈皇后知道司马相如的文章写得好，于是用黄金百斤请他作了一篇《长门赋》，抒发她的愁闷悲思；武帝读了那篇赋，也感到悲伤，又与她重新合好了。其实这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不过是想为悲剧添个喜剧的结局罢了。

陈皇后失宠的故事，引起人们的同情，因而便有人作了一首“流行歌曲”，叫《长门怨》，歌词的最后两句是“无复金屋念，岂照长门心”。富贵如阿娇——陈皇后，竟有如此命运，自然在后代引起强烈的共鸣，无论女诗人男词客，模仿作《长门怨》(或叫《阿娇怨》)的不少，作者们虽然多不是“弃妇”，但是她们既借此发思古之幽情，也是借题发挥，抒写自己的感慨。如唐太宗的徐贤妃，八岁就能作诗文，曾写过一首《长门怨》：

    旧爱柏梁台，新宠昭阳殿。

    守分辞芳辇，含情泣团扇。

    一朝歌舞荣，夙昔诗书贱。

    颓恩诚已矣，覆水难重荐。

昭阳殿，是汉代皇后住的宫殿名。既然有了新宠，被冷落的“旧爱”就像泼出去的水(覆水)，哪里还收得回来?徐贤妃是一位很有见识的女子，据说当初太宗召她入宫，她很久都不去，太宗发怒，她只好写了一首诗上进，道：“朝来临镜台，妆罢暂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讵能来?”可见她是一位稳重而有头脑的女子。失宠这类事情，她大约耳闻目睹的很多，所以当初迟迟不愿进宫。

唐代还有一位刘氏女子，用七言绝句的形式作了两首《长门怨》，诗写得很好，生动地表现了宫女们的痛苦：

    雨滴梧桐秋夜长，愁心如雨到昭阳。

    泪痕不学君恩断，拭却千行更万行。

    学画蛾眉独出群，当时人道便承恩。

    经年不见君王面，花落黄昏空掩门。

唐代男诗人作《长门怨》的也不少，如大诗人李白，曾写过两首，第一首道：“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更可笑的是和尚诗人皎然也写了一首，说：“春风E1日闭长门，摇荡春心似梦魂。若遣花开只笑妾，不如桃李正无言。”由“金屋藏娇”到“长门怨”，反映了古代妇女的普遍命运，所以为历代文人所乐道，诗文中用这个典故的就更多了。

相似的例子，汉代还有一个。汉成帝的妃子班婕妤，曾经宠极一时，但后来成帝又宠赵飞燕姐妹，于是班氏便被冷落，只好到长信宫去陪伴太后。班氏自然有满怀怨愤和痛苦，因而写了《怨歌行》，以抒发她的感慨和不幸：

    新制齐纨素，皎洁如霜雪。

    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

    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

    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

    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齐纨素”，是齐地(今属山东)所产的一种素色丝绸类织物，汉代很有名，是贡给朝廷做官服的。诗中把自己比作不过是用纨素制成的一把扇子，天热时“出入君怀抱”，极被宠爱，而到秋天凉风吹来了，便被丢到一边，“恩情中断绝”。这就是像班婕好这类上层女性的遭遇，实际上只是皇帝的玩物和工具，因此“团扇”便成了她们命运的象征。班婕妤的遭遇，后人也作了一首歌曲，叫《婕好怨》，最早的歌词中有“寄情在玉阶，托意惟团扇”两句。历代文人拟作《婕好怨》的也很多，这里举两首妇女的作品。南朝时王叔英的妻子沈氏，曾有一首道：

    日落应门闭，愁思百端生。

    况复昭阳近，风传歌吹声。

    宠移终不恨，谗枉太无情。

    只言争分理，非妒舞腰轻。

所谓“争分理”，是说争名分地位。其实封建帝王主要在好色，往往不管“名分”。宫女们为争宠而“谗枉”，是皇帝多妻制逼出来的，她们无论谁胜谁败，都是牺牲品，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唐代杨贵妃专宠多年，最后死于非命，就是明证。沈氏的这首诗，见识不太高明。唐代刘氏女的一首《婕好怨》，说她连秋扇都不如，读起来更为痛切：

    君恩不可见，妾岂如秋扇?

    秋扇尚有时，妾身永微贱。

    莫言朝花不复落，娇容几夺昭阳殿。

这使我们想起自居易的诗《上阳白发人》。玄宗时，百多个少女同时被选人宫，然而“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这些可怜的女子，凄风苦雨消磨了她们的青春岁月，“人时十六今六十”，只能聚居在上阳宫里，打发着悲惨的晚年，命运哪能和“秋扇”比呢?

唐代女诗人张窈窕，居蜀中(今四川)，颇受当时诗人的推重。她的身世不详，作有《寄故人》诗，合用了陈皇后和班婕妤两个典故，大概也曾被人抛弃。诗日：

    淡淡春风花落时，不堪愁望更相思。

    无金可买《长门赋》，有恨空吟《团扇》诗。

不过据说唐代也有弃妇因作诗而和好的。毗陵(今江苏常州)有位妇女慎氏，是严灌夫的妻子，她因没有生儿子，被丈夫抛弃，于是作诗道：“当时心事已相关，雨散云收一饷问。便是孤帆从此去，不堪重过望夫山。”严某读诗后深为感动，决定重新为夫妇，两人又和好如初。要真有这样的悲喜剧，诗歌的力量真是无穷了!

上面我们谈了女性诗词的三个特点，是就一般而言，其实她们也时有慷慨激昂之作。如李清照，词以多愁善感著名，却写过

颇为雄健的《夏日绝句》诗：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项羽当年被刘邦围困在垓下，穷途末路，有人劝他赶快逃到江东，还可以称王。项羽不赞成，认为对不起江东父老，情愿自杀。李清照一反前人的见解，歌颂了项羽的英雄气概，实际上是对宋室偏安江南的讽刺。“寻寻觅觅”如清照，竟有如此惊人语，岂不羞杀须眉！

书卷与诗神

——兼谈诗词的用事用典

    大诗人杜甫有两句诗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作诗需要才气，但单有才还不行，还必须有学问，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问渊博，见多识广，“诗神”就会光顾他。像杜甫、苏轼、辛弃疾这类大诗人、词人，就都是饱学之士，所以诗作、词作内容博大精深，体现了极其深厚的文化素养。

    “学”与“识”虽不完全相同，但往往又是联系在一起的。读书，就是继承遗产，向前人学习。只有转益多师，才能根深叶茂。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有成就的诗人、作家，同时又是学回家。

    读书多，学问渊博，在诗词创作中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我们这里只谈一点，那就是用事用典。

    我国古代的文化积累非常丰富，所以用典成为传统诗词的一个显著特点，一种重要的修辞手段。用典，就是在诗词中引用文献中的人物或故事。用典有许多好处，它能大规模地扩充诗词的容量，使之更具有历史感；它能把那些不易或不便直接说出来的意思，通过历史人物或事件间接地表达出来；用典又能使诗词的抒情或叙事更加含蓄、曲折，增加典雅美。总之，用典是诗词不可缺少的修辞手段，它被诗人们广泛采用着。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说：“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延之)，而极于杜子美。”事实上，在颜延之以前，用典就已经很普遍了，比如曹植诗，就用典不少，而更早的屈原作品像《离骚》等，已大量引用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其实也就是用典。只要我们弄清了《离骚》中典故或传说的出处，读起来只觉得它们是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感到很美。杜甫说”“读书破万卷”，并不是说说而已，他到底读过多少书，现在虽然无法计算，但从他诗中所涉及的历史文献之广博，——比如据统计，单他写过和提到过的历史人物就达百多人，可知他读过的书何止万卷。不过宋代“江西派”诗人说杜诗“无一字无来历”，则是钻牛角尖。

    这里我们简单分析一下大家熟悉的辛弃疾的《永遇乐》词，就可看出用典在内容表达和艺术修辞上的巨大作用：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革，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峰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首词题为《京口北固亭怀古》，“京口”即镇江，是辛弃疾65岁任镇江知府时作的。词中通过对孙权、刘裕的歌颂，表达了他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同时又引刘义隆北伐失败的历史教训，劝告当时正准备北伐的朝廷掌权者，要他们谨慎从事，不可像当年刘义隆那样草率北伐。这些话都不好直说，因此他在词中引述了不少历史人物，用了许多典故。除了本朝的史实之外，他主要用了这么几个事典：一，从“人道寄奴曾住”到“气吞万里如虎”，是说当年刘裕北伐的英雄气概。“寄奴”是刘裕的小名，他东晋末年在京口起兵北伐，消灭了鲜卑族统治者建立的南燕、后燕、后秦，一度收复了长安、洛阳等地，后来又推翻东晋，建立宋(南朝宋)，他就是宋武帝。当年那北伐的英雄气概，直欲一扫河朔，真是“如虎”一般威武。二，“元嘉草草”三旬，写刘裕的儿子刘义隆，“元嘉”是他的年号。他也曾经北伐，攻打北魏，由于没有认真准备，结果大败逃归，并写诗道：“北顾涕交流。”这个典故中，又有一个典，那就是“封狼居胥”。“狼居胥”是山名，在今内蒙古，汉代霍去病曾追击匈奴，封狼居胥山而还，表示他的胜利。三，“可堪回首”三句，也是用刘义隆时代的事。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字佛狸)追击刘义隆的大将王玄谟，一直追到长江北岸的瓜步山(今江苏六合)，并在山上建起一座行宫，后人称它为“佛狸祠”。四，“凭谁问”三句，用《史记》中廉颇的故事。廉颇是战国时赵国的大将，善于用兵。晚年被废。后来秦国攻赵，赵王想起用他，派人去探看，只见他一顿饭吃了一斗米、十斤肉，以表明自己威武如故；但是那人回报赵王，却说廉颇虽还能吃饭，但一会儿就拉了三次屎，说明已老不中用了。这里，辛弃疾是用廉颇自比，说明自己虽老，还能为国。家的恢复大计出力。作者通过这几个典故，委婉、含蓄而深刻地表明了自己对朝廷北伐的意见，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历史经验教训，读起来气魄雄壮而悲凉，短短的一首词，仿佛道出了千言万语，总结了千载成败的经验教训，而典故用得又是那么自然、贴切，就像说他自己要说的话一样。由此可见典只要用得好，对写出一首成功的诗或词十分重要。

    不过用典过多，走向极端，则可能产生另一弊病：“掉书袋”。因此宋末人严羽曾反对“以学问为诗”(见《沧浪诗话》)。

    诗词中是不是该用典?古人曾有过争论。有人说：《诗经》中的诗用的什么典，难道不是好诗?这当然是极端的例子。南朝钟嵘《诗品》说：诗是吟咏性情的，何必以用事为贵?“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都是写眼前所见；而“清晨登陇首”，有什么故实?“明月照积雪”，难道是从经史中来的么?古今的佳句，多不是从典故中来，而是诗人直观得来的。不过钟嵘的上述议论，目的是反对当时诗坛的坏习气，并不是说他不要诗人读书。他接着说：“大明(南朝宋孝武帝年号)、泰始(宋明帝年号)中，文章跟抄书差不多，近来的作者，渐成习俗，于是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泥补缀，蠹害文风已十分严重。”钟嵘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诗人决不能为用典而用典，以典故堆砌诗句，而主要应当是抒写性情。那种像“书抄”似的诗，淹没了作者的真性情，失去了可读性，也就丧失了审美价值。

    钟嵘所举的名句，都是即景抒情的，原不需用典，但要表达比较复杂的内容，往往又不能不用典，而典用好了，可以大大提高诗歌的表达能力。纵观我国传统的诗词歌赋作品，完全不用典的很少。看来问题不在于用不用典，而是该怎么用典。南朝诗人沈约说：文章应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事，二也；易诵读，三也。”这意见是很通达的，为许多诗人所接受。沈约作诗，就是遵循这个原则，当时有人评论说，他用事使人不觉得是在用事，好像就是他自己胸中的话。相反，南朝另一位诗人任昉就因用事过多，弄得文句不流畅，受到人们的批评。

    用典太多，不仅是南朝诗坛的坏风气，后代也常有此弊。王安石曾批评说，诗家之病，是使事太多。有的人干脆取与他诗题相合的典故类编，这不过是“编事”，——虽工又有什么益处(参《西清诗话》)?王安石说的是事实。宋代诗人用典太多几乎是通病，也就是宋末严羽指斥的“以学问为诗”。包括苏轼、辛弃疾等大诗人、词人，也不能免于此弊，而且有时还相当严重。即如辛词，上面举的《永遇乐》，是他所要说的话太难直说了，在北伐问题上，他的心情太复杂了，所以不得不用典，还可以原谅；而其他许多词，则仍嫌用事太多，成为他在艺术上的一个缺点。后人批评宋人不懂形象思维，是有道理的。大约是因为有雄浑醇厚的唐诗在前，他们不得不另辟此蹊径吧。

    总的说来，诗并不以是否用事为贵，书卷气太重，甚至“掉书袋”，只能成为“诗病”。但作诗又不能不用事，否则，人们又会觉得缺少“材料”(苏轼就曾批评孟浩然的诗少材料)，显得浅薄，像是一杯淡酒，甚至是一杯白开水。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凡事不能“过”，“过”则生弊。 

    古代诗人在长期的文学实践中，总结了十分丰富的创作经验，其中包括如何用典。既然事实上用典不可废，那么探讨怎样才能用好典，比批评用典更有意义。

    古人曾提出过许多用典的方法，集中起来，可归纳为一句话：用事要无迹，像上面说过的沈约那样，由自己的胸中流出。

    蔡僚《西清诗话》引杜甫的话说：作诗用事，要像禅家语说的“水中放盐，饮水才知道盐味”。蔡僚又评论说，杜甫的话筒直是诗家的“秘密藏”。他举例道，杜甫的“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两句诗，人们只觉得它敌得上造化的工巧，而不知道是在用事。其实两句都有典。第一句用《祢衡传》“挝渔阳掺，声悲壮”，第二句用《汉武故事》“星辰动摇，东方朔谓民劳之应”。因此蔡絛又说：善于用事的，如系风捕影，没有痕迹。不过他所举的杜诗的例子并不很恰当，“声悲壮”、“影动摇”是写实，而不是用典，他是根据“江西派”所谓杜诗“无一字无来历”的观点，去字字求典，其实走上了迷途。不过他指出的用典没有痕迹的方法，基本上值得肯定。杜甫读书多而能“有神”，大概就因为有此“秘密藏”的原故。

    用典如水中放盐，是要求把典故像盐巴一样融化在水里，不露丝毫痕迹，而典故已包含在诗意之中，不尝盐水就不知其味。这就要求诗人不要有意用典，而应自然妥贴，消化典故，使之成为自己的“营养”，不能食而不化。否则，就是前人所批评的“补缀”——像在衣服上打补丁一样，弄成和尚衲子，令人生厌，哪还有“神”?总之，诗词应以表达情感为主，而决不能在其中卖弄学问，淹没自己的真性情。

    如何才能用事如盐融水呢?这是个艺术实践问题。王安石说诗人要能自己立意，而借前人的“事”以相发明，也就是说“使事而不为事使”。如果作品没有鲜明的主题，只顾堆积典故，那作者就只能成为典故的奴隶，像沈约所批评的那样，与抄书差不多。《漫斋诗话》说：要使自家机杼风骨先立，然后使典故与自家语作一体，否则便头尾不副，看起来全是别人的，与王安石的意见差不多。宋代叶梦得《石林诗话》又说用事不可牵强，诗人要根据内容的需要，非用不可，然后才用。只有这样，才能使事、辞融为一体，看不出补缀痕迹。古人有一个方法，叫“用其事而隐其语”，或叫“事如己出，天然浑厚”。用典时不可太露，生怕别人看不出，而应尽量不留斧凿痕迹。如此等等，都是些很好的意见。

    用典不仅要与诗意贴切，事如己出，而且要避免用错。古人用典常有用错的时候，原因是读书多了，难免记不准确，而作诗时往往是凭记忆，不可能核对原文。《西清诗话》举王维“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两句，指出“不败由天幸”的事出自霍去病，而不是卫青。又如李白诗“山阴道士如相访，为写黄庭换白鹅”，然而王羲之写经换鹅，写的是《道德经》，不是《黄庭经》。这是诗人把王羲之写《黄庭经》给王修的事与“换鹅，的事混在一起了。至于杜牧诗中误用事，那就更多了。如杜牧《华清宫》诗曰：“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首诗写得很美，可谓脍炙人口，但是却用事失实。诗写杨贵妃居骊山华清池，喜吃荔枝，玄宗于是从数千里外给她运鲜荔枝的事。诗人对他们为追求奢侈生活而造成后来的天下大乱，进行了委婉的讽刺。但是根据历史记载，玄宗与杨贵妃是初冬十月到骊山，第二年春天即回宫，而荔枝是要盛暑才熟，季节不对头。诗虽写得好，但用事错，难免被人讥笑。由此可见，事用得好，可以使诗更美更深刻；若用得不当，又可能使整首诗失败，弄巧成拙。我们今天读像《华清官》这类用错典的作品，可以不管它的细节，体味它的诗意就是了。

总之，诗人不能无学问，“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以学问为诗”固然不好，但无学问也决不可能写出好诗。“掉书袋”决不是书读多了必然要产生的弊病，而是艺术修养问题，是用事的方法技巧问题，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

风格与诗派

在我们这个古老的诗的国度里，几千年来产生过许许多多的诗人，而诗人与诗人之间，他们作品的面目又各不相同，原因是每个人的创作风格不同。比如陶渊明的淡泊，杜甫的沉郁，李白的豪放，只要一读他们的作品，那是很容易感受和区别的。

什么是“风格”?有一句十分概括而明确的解释：风格即人。

诗为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也不能违心而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而诗人把自己的特点表现在诗歌作品中，便呈现出自己独有的特征，这就是风格。清人薛雪在《一瓢诗话》中说“鬯快人诗必潇洒，敦厚人诗必庄重，倜傥人诗必飘逸，疏爽人诗必流丽，寒涩人诗必枯瘠，丰腴人诗必华赡，拂郁人诗必凄怨，磊落人诗必悲壮，豪迈人诗必不羁，清修人诗必峻洁，谨敕人诗必严整，猥鄙人诗必委靡。此天之所赋，气之所秉，非学之所至也。”这里叙述了各种不同个性的“人”在诗歌风格表现中的区别，是可取的；不过风格与个性又不完全等同，还决定于生活经历、学识修养等多方面的因素。

尽管风格千差万别，又可以归纳分类。《文心雕龙·体性篇》分的有“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等，《诗人玉屑》归纳的则有“含蓄”、“诗趣”、“高古”、“平淡”、“闲适”、“自得”、“绮丽”等等。据前人总结。还有沉着、洗练、劲健、风趣、自然、婉转、雄奇、沉郁、悲壮等等。当然，分类只是就大致而言，实际上还可以细分为许多种，也可以归纳合并得更少些。分类不过是力图描绘某种风格的特征，它是从许多作品表现出来的某种共性，并不是绝对的，我们千万不能在作品上去贴标签，说某一篇诗就属于某一类。

由于作家生活经历的丰富性及表现手法的可变性，所以一个作家不同时期、不同题材的作品，风格也可能不尽相同。因此又表现出风格的多样性。

这里，选择几种常见风格，简单地作一些介绍和说明。

(一)含蓄。所谓“含蓄”，是指不把自己要说的意思明白地说出来，而将它包含在诗歌的意境、形象之中，让读者去咀嚼。我国古代的文艺理论家，很早就知道含蓄的道理，如刘勰在《文心雕龙·隐秀》中，就主张“义主文外，秘响旁通”。就是说，要有言外之意，让人表面上看不出来，而内中包含着“秘响”，读者需用心灵去“听”。吴乔《围炉诗话》卷一说：“诗贵有含蓄不尽之意，尤以不著意见声色故事议论者为最上。”就是说，诗不能太直太露，把什么话都说完了，否则就必然一览无余，读者没有思索回味的余地，还有什么必要去阅读呢?

    含蓄的诗，真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不仅加大了诗歌的容量，而且更加深刻，耐人寻味。如唐代诗人李商隐有两句诗道：“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薛王、寿王，都是唐玄宗的儿子。杨贵妃原来是寿王的妻子，后来被他父亲夺去了。两人都去参加他们父皇的宴会，但是回来后心情却各不相同。这事与薛王无关，他自然可以“沉醉”；然而寿王呢?在宴会上又见到昔日的妻子，现在却成了父亲的宠妃，他的心情是如何沉痛，宴会时还能下咽么?一个“醒”字，不知包含了多少难言之隐!又如唐末诗人韩翃写过一首题作《寒食》的七言绝句，道：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这诗读起来似乎很轻松，其实内中包含着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古时候寒食节不能点火做饭，在唐代，皇帝在这天往往取火赐给亲近大臣。“五侯”，东汉末太监单超等五人专权，一时都封侯，故称。所谓“汉宫”、“五侯”，这里是代指唐皇帝和当时的宦官，说明宦官的得宠。唐末与汉末一样，宦官专权，滥杀士人，政治十分黑暗，终于造成亡国。这首小诗，正是对当时宦官政治的尖刻讽刺，但是字面上却并不点出，当时的读者，用不着像上面那样解释，也能理会出其中深刻的含意。

    再如宋代诗人林升的著名绝句《题临安邸》：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杭州，是南宋的“行都”，当时叫临安；汴州，即开封，是北宋的首都。这首诗字面上并不深奥，但是诗意却非常深刻。南宋统治者偏安江南，尽情享乐，尽管他们口头上也经常高喊“恢复”，事实上却沉醉在“西湖歌舞”之中，上上下下，哪有所谓“中兴”的气象?这首小诗，真抵得上一部南宋衰亡史，蕴含了极为丰富的感慨。这就是含蓄。

    (二)平  淡。我国传统诗歌创作，经过了许多代人的实践和总结，后来终于认定：“平淡”，才是高格调。南北朝时代。诗人追求靡丽，满眼金玉锦绣，满纸风花月露，然而内容空洞。从唐初起就逐渐为人所不满，终于被唾弃；而建安风骨，东晋末年陶渊明的平淡风格，逐渐得到肯定和发扬，诗歌创作于是取得了辉煌成就。

    所谓平淡，是将深厚的感情和丰富的思想内容，尽量用朴素的语言说出来。平淡不仅要求语言朴素，不做作，不尚辞藻，而且要力求精炼，富于形象性。表面平淡，而内涵精粹；深入浅出，而富有情味。华丽的词藻充其量只能模形，不能传神，而诗歌贵在神似。

    陶渊明的作品，达到了平淡的极至。他的诗没有华丽词藻，看似平常，然而细细咀嚼，却意味无穷。“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语言何等平易，而诗人的形象又何等鲜明，实在是传神妙笔。

    唐代大诗人李、杜、王、孟，都在平淡上下过很深的功夫。李白说：“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宋代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评论道：“平淡而到天然处，则善矣。”唐末李商隐、温庭筠的诗爱用词藻，受到后人的批评。

    宋代以平淡风格出名的诗人是梅尧臣。他自己说：“因今适性情，稍欲到平淡。”(《和宴相》)又说：“作诗无古今，欲造平淡难。”(《赠杜挺之》)当时欧阳修对他的平淡诗风十分赞赏。今人钱钟书先生也说：“梅诗时于浑朴中出苕秀。”他举出梅诗的许多佳句，如《送欧阳秀才游江西》起句：“客心如萌芽，忽与春风动。又随落花去，去作江西梦。”(见《谈艺录》)

    平淡并不等于淡而无味。相反，平淡是对华丽的超越，是更高的层次。诗人往往先学华丽，再对它进行否定，才能达到平淡的境界。所以《韵语阳秋》说：“大抵欲造平淡，当自组丽中来，落其芬华，然后可造平淡之境。”要达到这一步很不容易，王安石说得好：“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是知心之言，甘苦之言。

    (三)绮丽。曹丕在《典论·论文》中，主张“诗赋欲丽”。后来陆机作《文赋》，又说“诗缘情而绮靡”。因此在六朝时代，诗一直沿着“绮靡”的方向发展。所谓“绮靡”，主要是指词藻华丽，好用艳丽的字眼，构成色彩斑烂的诗境，而内容空洞浮泛，与词藻不相称，所以又叫“浮靡”。这当然是诗的弊病，因此从初唐陈子昂开始，就提倡“建安风骨”，力图补偏救弊，到盛唐时代，风骨兼备的诗风终于形成。

    但是绮丽作为一种风格，又不可全废，特别是词。因为诗词是文学作品，不应该没有文采，否则就显得枯槁，读起来乏味；就是平淡，也并非完全排斥文采。问题的关键是要使文采与内容相称，力求文情并茂。宋蔡梦弼《草堂诗话》举杜甫“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岸花风送客，樯燕语留人”为例，说他写得极绮丽，但是模写景物，亲切自然，所以妙绝古今。又如杜甫《蜀相》诗，乃吊诸葛孔明而作，其中“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两句，也写得富有色彩，但是它与整首诗吊古的内容相称，反有助于表达凄凉的情绪，所以很好。苏轼词《青玉案·送伯固归吴中》下阕道：“作个归期天定许。春衫犹是，小蛮针线，曾湿西湖雨。”况周颐《蕙风词话》说：“曾湿西湖雨”是情语，并不是艳语；但是与前面三句相连，就成了奇艳、绝艳，令人爱不忍释。可见绮丽对于诗词创作来说，仍然十分重要。唐诗宋词，写得绮丽的很多，并不妨其为佳作。

    (四)雄健。用奇妙有力的笔触表达丰富的想象，展现出非现实的诗歌境界，给人以广阔无垠的艺术想象空间和力拔万钧的力量，这就是雄健，或谓豪放，与现代输入的“浪漫主义”一词有些相似。李白《上云乐》说仙人“抚顶弄盘古，推车转天轮”，又说“女娲戏黄土，团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间，蒙蒙如沙尘”，因而不能认识仙人的法力；《游泰山》形容自己登得高，说“举手弄清浅(指天河)，误攀织女机”；《横江词》写风大浪高，则说“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无不显出雄健而豪放的风格。这类例子在李白的诗中很多，所以人们管他为浪漫主义诗人。其实杜甫诗也布丰富的想象，只不过这不是他的主要风格特征而已。中唐诗人李贺、宋代大诗人苏轼，诗风都很雄奇豪放。

    雄健离不开艺术想象，但这种想象和夸张又要自然，与现实有一定的联系，切忌穿凿，无理取闹，或难于理解，费力不讨好。

    (五)沉郁。慷慨悲凉、抑塞磊落之气构成的诗歌风格，叫沉郁。就是说，作者将他深沉郁积的感情，用宛转顿挫的笔法表达出来；胸中像是积压着千言万语，而只是曲折地透露一点点，读起来让人感到沉重，悲壮，欲哭不能，欲语无言。显然，这种诗风，一般宜用于表达悲愤、沉痛的内容。

    沉郁的风格在杜诗中表现得极为明显，“沉郁顿挫”一词，也出于他的《进鹏赋》。杜甫身历安史之乱，国运的危急，人民遭受的巨大苦难，他心如火焚，不能不以沉郁的诗风发之。如《三吏》、《三别》，可谓沉郁之至。《新安吏》写“喧呼闻点兵”。而“县小更无丁”，只好“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临行时的场面极为酸楚：“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这是什么世道!诗人既为人民的痛苦流泪，但出于国家民族的利益，又不得不鼓励“中男”们上前线，于是安慰他们道：“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慷慨悲歌，真是字字血泪!

    各个诗人的风格不完全相同，但却可以相近。在文学史上。人们常把一批诗歌风格、理论主张大致近似，时代约略相同，或者有某种联系的诗人群，叫做诗派。如东晋时的玄言诗派，稍后的山水诗派，盛唐时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以及“大历十才子”、“元白”等，风格乃至题材都有相同或相近的地方，研究者们将他们分别归为一派。

    后代，诗派逐渐多了起来，以至由不自觉而走向自觉结派。如宋初杨忆、刘筠、钱惟演等人在秘阁编书，都喜欢李商隐的诗歌风格，于是相互唱和，后来又把唱和诗编为一集，叫《西昆酬唱集》，于是人们称他们为“西昆派”。北宋末黄庭坚、陈师道等一大批诗人，提倡学杜甫，而特别讲究句法，提出如“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之类的诗歌理论，因其中大多数是江西人，所以叫“江西诗派”。南宋间，有人作《江西宗派图》，以杜甫为一祖，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诗人的宗派意识进一步加强，师生相授，又刻有，《江西宗派诗集》，影响很大。南宋末，又有所谓“永嘉四灵”诗派、江湖派，也都印有诗集。

    明、清时代的诗派就更多了。明代如以湖南茶陵人李东阳为领袖的“茶陵诗派”，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领袖的“前七子诗派”，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诗派”——前、后“七子”都主张诗宗盛唐。后来湖北人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三兄弟，叫“三袁”，他们反对模拟，当时叫“派”。而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主张深幽孤峭的诗风，又叫“竞陵派”。清代，有王士祯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的“性灵说”、翁方纲的“肌理说”，也各自为派。词则有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派，等等。

    对上述诗派，我们这里不可能一一介绍(一般文学史书籍中都有叙述)，只是由风格说到诗派而已。诗派自然有它积极的一面，如相互传授诗艺，或共同提出某种理论，对于扩大影响、发展诗学有好处；但是一旦宗派形成，涛人们往往执于一偏。至于末流，便弊病丛生。南宋至明代的诗派，这个毛病特别突出，客观效果很不好。所以在风格问题上，最好是提倡多样化，百花齐放，以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为好，尤其不宜盲目模仿，寄人篱下。

从“推敲’’说起

    唐代著名诗人贾岛，早年是位和尚。有一天，他骑着自己的跛驴子去拜访朋友李余，一路上搜索诗句，终于得了两句：“鸟宿池中树，僧推月下门。”反复吟诵了几遍，又想将“僧推”改为“僧敲”。到底是“推”好还是“敲”好?他拿不定主意，于是在驴背上伸手作推敲的姿势，惹得路上的人又好笑又惊讶，不知这人得了什么毛病。正在他比划“推敲”的时候，京兆尹、大作家韩愈出行，车队正打这儿经过，贾岛这时已入了迷，竟没有发现，不觉他的跛驴冲闯了韩愈的车骑。韩愈这时是首都长安的最高长官，按照当时的法律，冲闯是要治罪的。韩愈的随从将他捉到马前，贾岛不认识是韩愈，于是从实招来，说自己因为未定“推敲”，神游象外，不知回避，实在有罪。韩愈驻马想了好一阵，说：“还是‘敲’字佳。”不但不治他的罪，倒觉得这和尚不一般，于是与他并骑回府，共同讨论作诗的方法，与他结为布衣

交，又教他写文章的方法，并劝贾岛脱离浮屠，去考进士。后来，贾岛果然考中了进士。

这就是著名的“推敲”这个典故的来历。贾岛以苦吟出名。所谓苦吟，也就是深思、精思，从对事物的精细观察出发，然后用最恰当的字、句去表达，直到最满意为止。这是十分不容易的，需要付出大量心血。贾岛“推敲”的故事见《唐才子传》，同书还有他苦吟的记载。在他冲闯韩愈的马队之前，已经闯过一次祸。那是一年秋天，贾岛骑着跛驴在长安街上漫无目标地走，当时正刮着凄厉的秋风，枯黄的树叶飘满了长安宽阔的街道。于是他随口吟道：“落叶满长安。”这句诗完全是眼前的实境，他颇感满意，于是想再吟一句，以与这句相对，不料很久都吟不出满意的句子。忽然，他灵感一下来了，吟出“秋风吹渭水”句——

“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这不是绝妙的一联诗么?对诗人来说，还有什么比得到妙句更高兴的呢?狂喜之间，不料他的跛驴冲闯了大京兆刘乃楚的车骑。那次可不像后来遇上韩愈那样走运，刘乃楚没有韩愈的雅致，管他什么秋风渭水，把贾岛处以一夜禁闭，第二天才释放。同书还记载，贾岛每到年终的除夕之夜，便将一年来的诗作放到桌子上，烧香下拜，洒酒祝道：“这是我一年的苦心啊!”于是痛饮长吟一番，算是对一年的总结。像贾岛这样痴心于诗的人，也真够典型的了。他曾写过一联诗道：“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然后自注道：“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二句三年得”恐怕有些夸张，但也可说明他对诗的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本章开头我们引过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句，说明他对诗歌艺术的苦心追求。另据《唐诗纪事》，李白曾赠杜甫诗道：饭颗山下逢杜甫，顶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因何太瘦生?总为前日作诗苦。

    这诗大概有朋友间开玩笑的意味，但结合杜甫“死不休”的夫子自道，李白诗大约是写实的。这说明杜甫对诗确是苦心构思，磨砺精工，毫不马虎。他能成为伟大诗人，当然并非因为苦吟，但与此又不无关系。这对后代，包括上面所说的贾岛，大约都有影响。

中唐诗人李贺，也以苦吟出名。他写诗，先是没有题目的，每天骑着一匹驴子，跟着一个小奴，背一个破烂的古锦囊出游，要是得了一两句，就写下来丢进囊中。晚上回家后，他母亲便叫婢女从锦囊中掏出那些零章断句的诗稿。李贺晚饭后研墨叠纸，冥思苦想，足句成篇，然后加题。他母亲见儿子作诗这样苦，感叹道：“这孩儿怕是要呕出心来才了事!”大概是构诗太劳累，他在二十七岁时就短命死了。李贺诗以想象奇特见长，写出了不少警句，如“王母桃花千遍红”(《浩歌》)、“几回天上葬神仙”(《官街鼓》)、“天若有情天亦老”(《金铜仙人辞汉歌》)等等，历来为人称诵。大概因为他的想象力经常上彻天穹的原故，所以对

于他的死，也有十分奇妙的传说，据说临死时见有一个骑赤龙穿红色衣服的人，拿着一版诏书，称天帝召他去为新修的白玉楼作记。

    中唐另一位著名诗人孟郊有诗道：“夜学晓未休，苦吟鬼神愁。”而方干则日：“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整夜的苦吟，一生心血都凝铸在诗中，体现了古代诗人为艺术献身的精神。而现存的几万首唐诗，不知道倾注了唐代诗人的多少心血!

    唐末著名诗人杜苟鹤《维扬冬末寄幕中二从事》诗道：“典尽客衣三尺雪，炼精诗句一头霜。”满头白发，是诗人付出的昂贵代价，获得的则是“炼精”的诗句。这体现了古人的价值观。同时也是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甘于淡泊、追求事业的传统。

裴说，在唐末也以苦吟出名。当时举子行卷之风很盛，不少人以多为贵，而裴说行卷只有十九首诗。头年没有中，第二年他仍旧拿那十九首去行卷，有人讥笑他，他说：“就是这十九首诗还没有得到人家的赏识，哪还有空另作呢?”唐哀帝时，他终于以甲科中第。裴说诗因出自苦吟，所以前人评论说很工稳。他有两句诗自道甘苦，日：“苦吟僧入定，得句将成功。”就是说，作诗精思冥想到像僧人进入禅定境界的时候，也就是将军马到功成的时候。他在《赠僧贯休》的诗中说：“总无方是法，难得始为诗。”又说：“是事精皆易，唯诗会却难。”他还有一首题为《洛中作》的诗，全面地介绍了自己苦吟的习惯，并要别人理解他：莫怪苦吟迟，诗成鬓亦丝。

鬓丝犹可染，诗病却难医。

山暝云横处，星沉月侧时。

冥搜不堪得，一句至公知。

    诗与人共老，局外人是很难理解的；而对于苦吟的诗人说来，却已成为癖好，像得了不治之症一样，苦在其中，乐也在其中。这种苦吟的功夫，在唐代诗人中不少。如唐末另一位诗人卢延让有首诗题作《苦吟》，本章开头已引过两句，他的感受更加深刻：

莫说诗中事，诗中难更无。

吟安一个字，捋断数茎须。

险觅天应闷，狂搜海亦枯。

不同文赋易，为著之者乎。

    当然，要作好文章也并不容易，在诗人看来，似乎文章就是“之乎也者”，这固然是误解；不过就各种文体而言，诗最难，这是事实。“吟安一个字，捋断数茎须”，实在再形象不过了!

    宋代诗人陈师道(字无已)作诗时，要求绝对的安静。他要构思诗了，将屋里的猫儿狗儿都赶出门去，连自己的婴儿也寄放到别人家中，然后关上门睡到床上，蒙上被子，冥思苦想。然后成篇，因此黄庭坚有“闭门寻句陈无已”的诗句(《病起荆江亭即事》)。

如此等等，苦吟的事例，文献记载还很多。对苦吟现象如何评价?看来应“一分为二”：离开生活源头的“苦吟”，只能是在文字中讨生活，是唯美主义的创作道路，哪怕“吟”得再好，也没有多大社会意义。不过若已有了深切的生活感受，为了将文字锤炼得更精而“苦吟”，像杜甫那样，则是应当肯定的。文学创作，包括对字句的推敲，都必须下苦功夫，才能有传世之作，没有轻松的道路可走。

炼字、炼句与炼意

在我国传统诗歌创作理论中，对诗歌要求“意新语工”(参欧阳修《六一诗话》)，或“语意两工”。就是说，既要有好的内容，还要用精美的语言去表达。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内容和形式要高度统一。没有好的内容固然不行，这是容易理解的；但若缺乏生动形象的语言，再好的内容，也不成其为诗，正如古人所说：“有意无词，锦袄子上披蓑衣矣。”(《围炉诗话》)因此，古人提出“旬锻月炼”，精益求精，为后代积累了极其丰富的艺术经验。

    所谓好的内容，不仅仅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思想内容正确，格调高雅，这当然是头等重要的；但对于诗歌说来，还特别要求“新”，就是要“道前人所未道”。这就要求诗人深入观察和体验生活，发现那些新的、前人所未发现的意义，然后用自己所独有的诗句表达出来，这样才能体现出诗人的创造性，才能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给人以新的启示，这正是诗的价值所在。诗歌创作最忌重复前人已有的意境或诗句，就是今天的新诗创作也是如此，行话叫“撞车”，是要尽量避免的。

所谓“语工”，更是非常不易的事。宋初诗人梅尧臣对“语工”的要求是“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这才算是功夫到家。他举例说，贾岛的“竹笼拾山果，瓦瓶担石泉”，姚合的“马随山鹿放，鸡逐野禽栖”，都是描写山村荒僻、官况萧条的，但都不如“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为工。这三联诗的确都写得很生动形象，但前两联未免意象太狭，显得寒瘦，不如最后一联有气派。而且既是写官况冷清，前两联则不切题，因为玩其诗意，似乎仅仅是山居荒僻，没有点出“官”，而最后一联说“县古”、“官清”，就对了。

    古人常说，诗以意为主，文词次之；但若立意好，文词又显得十分重要。所以“意新语工”，两者相辅相成，虽有主次之分，却缺一不可。诗人创作，首先需立意，而立意贵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有较强的思想性。怎样才能“意高”?比较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杜甫的不朽杰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人们很熟悉的，最后有这样几句：

    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中唐大诗人自居易也具有同情人民的思想，他的《新制布裘》诗，有相似的几句：

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

又《新制绫袄成》诗也说：

    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

    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

    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

    应该肯定，杜甫诗与白居易诗，在思想上有相通之处，他们都希望广大劳动人民不受饥冻，能过上饱暖的生活，这都十分难得。但如果仔细比较，在杜、白两人之间，显然还有差别。宋黄彻《蛩溪诗话》引他人的话说，杜甫是“宁苦身以利人”，而自居易则是“推身利以利人”；就是说，杜甫宁可自己受冻，也希望别人过上好日子；而自居易则是自己穿暖了，希望别人也能穿暖，不受饥寒。“二者较之，少陵为难。”他们两人由于地位不同，所以在诗歌的立意上有差别，而杜甫显得更加崇高。穿暖了的人说说大话自然容易；而自己的屋子被风吹破了，淋着雨，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却还能想到“天下寒士”，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两相比较，诗歌立意的高低，就很清楚了。

    这当然是很典型的一例，一般说来，古代诗多数连自居易的思想境界都难以达到，因此我们不能以“崇高”去要求古人。只要他的作品颂扬的是真、善、美，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就应该肯定。

    在谈到立意时，又不能不说说“意境”。我国古代的诗人词人，以及诗词理论家们，对意境早就有所认识，但他们还仅仅是感性的体验，在具体表述时，又往往谈的是风格，对“意境”这个概念还没有比较确定的阐释。本世纪初，王国维在《宋元戏剧考》中，才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他说：“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他要求文学作品所讲述描写的内容，应该是真情、真景、真事，要“真”才能打动人心，才能收到最好的艺术效果。王国维已接触到意境的一些本质问题，但是还不全面，不完善。现代文艺理论认为，意境就是主观思想感情与客观世界相融合而构成的一种艺术境界，一种情景交融、神形结合的艺术图画。凡诗词佳篇，都创造性地构成了这样一种艺术境界，从而长时间地感染着读者。比如唐代诗人张继很著名的《枫桥夜泊》诗：

    月落鸟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诗中淡淡的月光，凄切的乌啼声，满天的寒霜，以及江上的枫树、寒山寺的钟声，一直到泊在江边的客船，远景近景，静景动景，构成了一幅鲜明的图画，而这一切，又都融人到诗人的主观感情“愁”之中。因此，《枫桥夜泊》诗所展示的境界，就不仅仅是客观的图画，而是主客观相交融的艺术画面，这就是意境。正如王国维所说，一首好的诗词，甚至每一件优秀的文学作品，创造优美的意境是至关重要的。读者欣赏作品，正是通过意境受到感染。意境是永存的，所以古代作品尽管过了千百年，到现在仍能吸引读者，将来也还会如此，有意境存在是重要原因之一。

    诗词作品有了好的立意，用什么样的语言去表达，又显得至关重要。王安石说，诗要用“诗家语”(《见《诗人玉屑》卷六)。所谓“诗家语”，自然就是“诗歌的语言”，因为诗的语言不同于其它文体的语言，它要求十分精炼，而叙述有跳动，往往又不是直说，要“含蓄”；又不能是平常“口水话”，要生动形象。已故周振甫先生《诗词例话》在谈这个问题时，举了辛弃疾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词：“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头忽见。”这首词是我们所熟悉的，它写月夜乡村行路时所见，而用“旧时茅店”四字，说明这条路是熟路，那茅店过去也去过，是在社林旁边。作者过了溪头，路转了弯，忽然看到茅店。若按散文的阅读方式，则词中的先后次序是先茅店，次社林，次路转，次溪桥，好像是说在茅店旁、社林边路转了，忽然见溪桥。然而这两句正是“诗家语”，不应该如此理解。作者把“忽见”放在最后，正说明在“路转溪头”以后才“忽见”，忽见的是茅店，而且不是一般的茅店，是“旧时茅店”。提前写茅店，是为了把它突出来，透露出作者对它是有感情的，突出野老形象。许多比较抽象的概念，只要用了“诗家语”。一下就活了，美了，看不见的东西似乎就可以看见了。如李煜词“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如果仅仅说“春去也”，这听起来就平常、空洞而抽象。用“落花流水”修饰“春去”，读者立刻可从河水中飘流的蔫萎的花瓣，体味到残春的景象。

    关于所谓“炼”，古人又分炼字、炼句、炼意、炼韵、炼格等多种功夫，又提出“炼句不如炼字，炼字不如炼意，炼意不如炼格”的理论。这里涉及到许多问题，我们这里不可能一一详述，只说练字练句吧。因为在一首诗或一首词中，不可能句句字字都响亮精采，只需将其中最重要最关键的那个字用好，那一句就显得很有光采，而整篇也就生色。当然，不能顾此失彼，弄得“有句无篇”，即虽有精采句子，而全篇兴味索然，像是破衣服上打了一块花布补丁，也不成其为佳制。

    在我国传统诗词作法中，最讲究“诗眼”。所谓“诗眼”，就是全篇中最精采、最关键的字词，它像人的眼睛一样，精神都在阿堵中。宋代诗论家魏庆之《诗人玉屑》总结前人的经验说，五言诗一般是第三个字为诗眼，七言诗一般则是第五字。他举了一个例子：汪藻移守临川的时候，曾几作诗迎接道：“白玉堂中曾草诏，水晶宫里近题诗。”意思是颂扬汪藻才大文优，曾官翰林，是皇帝的代笔人。这内容在今天看来固然没有多大意义，但在当时，却是了不起的事情。另一位诗人韩驹读到后，改了两个字，为“白玉堂深曾草诏，水晶宫冷近题诗”。改“中”为“深”、“里”为“冷”，——据魏庆之说，这就与前迥然不一样了，原因是“句中有眼”。

    诗人最重警句。辛弃疾每次宴会客人，都要叫歌妓唱他的得意之作《贺新郎》词，又亲自朗诵其中的警句道：“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又道：“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这时，他往往拍着大腿笑，又问客人们怎么样?大家众口一词，没有不说好的。这时辛弃疾心里的喜悦，还有什么能代替呢!

    读者读诗词时，感受最深、最易记住的也是警句。所以一个作家的一两句警句，往往流传人口，转过来又特别喜欢那位作者，从而给诗人带来极大的荣誉，甚至成为那位诗人的象征或代号。如张先叫“张三影”，本书前面已经说到过；而词人贺铸以“梅子黄时雨”句出名，当时人叫他“贺梅子”；南宋末词人张炎的《南浦·春水》词盛传一时，人们叫他“张春水”，而他在另一首词中用了“孤雁”一词，十分精采，所以又有“张孤雁”的美称。清初著名学问家兼诗人王士祯，曾和作李清照的《漱玉词》，有“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风”句，当时人便给了他个“王桐花”的雅号。他的弟子崔华，诗中有“黄叶声多酒不辞”句，人们于是称他叫“崔黄叶”。另一位姓管的诗人，诗有“两三点雨逢寒食，廿四番风到杏花”句，因而有“管杏花”的美号，等等。

    炼字炼句炼意，是诗人的基本功，也是我们评价一位诗人成就的重要着眼点；至于诗词欣赏，往往也是从这里出发。

“一字师”

——改诗趣话

  齐己是唐末一位很有名的诗僧，《唐才子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齐己有次带着他的诗稿到袁州拜见诗人郑谷，其中有一首《早梅》诗说：  “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郑谷读罢道：“既然已开了数枝，就已经不是早梅了，不如改成‘一枝’较好。”齐己听后，立刻下拜道：“我一字师也!”

    不独有偶，宋初诗人张咏，也有过“一字师”的故事。他曾写了一首绝句，三、四句说：“独恨太平无一事，江南闲杀老尚书。”他的下级萧楚材看后，提笔将“独恨”的“恨”字改为“幸”字。张咏发现后，问：“谁改了我的诗?”旁边的人照实回答，萧楚材说：“我这是为了保全您。您虽然功高位重，但是奸人也盯着您的，不能不防。现在是天下一统，您诗中却说‘独恨太平’，这是为什么?”张咏听后，真诚而高兴地说：“萧老弟，您真是我的一字师啊!”可见改一字，就改变了诗的意思，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

    我国古代作家修改诗文，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要写出成功的作品，非反复修改不可，无论古今中外，这点是相同的。修改就是对事物的再认识，也是对自己文学积累的不断发掘。人们常说：写诗难，改诗更难。这是深知甘苦的话。改诗是艰苦的劳动，它既是再创造，也是提高，修改水平的高低，往往关系到一篇作品的成败。

    刘勰《文心雕龙·炼字》说：“富於万篇，贫於一字。”对于搞写作的人说来，这是经常遇到的事，有时为一个字费尽斟酌。一个字，对于一首诗、一首词或一篇文章来说，虽只是几十个或几千个语言单位之一，却不能小看。有时只要改好一个字，就会使全诗、全文的意思大变，甚至使全篇活起来。因此古人从不轻视一字的重要性，所以有“一字师”的说法。

    曹植在《与杨德祖》的信中说，一般人著述，不可能没有毛病，他自己常喜欢别人批评他的文字，有不妥善的地方，就马上修改。曹植所以能成为一位大作家，与他这种老实、虚心的态度很有关系。前面说过他的“敏速”，恐怕只是事情的一方面，看来他也经常修改自己的作品。曹植贵为王子，如果听不进去批评，怎能不断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呢?

    杜甫下面的这些诗句，有的前面已经引过，是他作诗、改诗甘苦的夫子自道，很有启发意义：“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十二首)“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意匠惨淡经营中。”(《丹青引赠曹将军霸》)有这样执着的艺术追求，因此造就了伟大的诗人。宋代胡仔写过一本书叫《苕溪渔隐丛话》，其中引《漫叟诗话》说，杜甫“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两句，据徐师川说，一个士大夫家有杜甫的墨迹，第一句的初稿是“桃花欲共杨花语”，自己用淡墨改了三个字，于是成了“桃花细逐杨花落”。因而发感慨道：“乃知古人字不厌改也，不然何以有日煅月炼之语?”杜甫的那联诗，见《曲江对酒》，下面几句是：“纵饮久判人共弃，懒朝真与世相违。吏情更觉沧州远，老大悲伤未拂衣。”杜甫这时闲居长安，不肯追逐当权派，当然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重用，因此说“与世相违’、“人共弃”。他心情懒散无聊，独自在曲江头喝闷酒，“桃花’、“黄鸟”两句，是他看到的自然景物，也显得那么懒散无聊，正好与他的心景相应。如果依初稿作“桃花欲共杨花语”。则是拟人手法，表现出一种热烈的气氛，便与他的心情不相适应。可见诗人这一改，并不是无关紧要，而是使全诗更为协调，更好地表达了主题思想。这些看起来很细微的词句，杜甫也不轻易放过，可见他“惨淡经营”的功夫。

    白居易开创了平易的诗风，作诗似乎脱口而出，据说若是老太太听不懂，他就修改。其实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也需要下很深的功夫。清袁枚《随园诗话》引宋周敦颐的话，据说曾看到自居易流传下来的遗稿，涂改很多，有的甚至改到全篇不留一个字。袁枚于是也颇有感触，说他读白居易的诗，有“旧句时时改，无妨悦性情”两句，证明周敦颐的话是可靠的。其实平易只是一种风格，并不是说作起来轻松不费力便平易，而是要将很深的意境和丰富的内容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对于文人来说，“平易”比“艰深”往往更难，需要下更多的功夫，自居易遗稿有时改得不剩一个字，正说明了这一点。

    《苕溪渔隐丛话》又引唐庚的自述，说明写诗改诗的甘苦。唐庚说，作诗是最难的事，他作其它文章都比较顺利，唯独作诗很苦。往往悲吟好多天，仅能成篇，初读还比较满意，暂且把它放起来，到第二天再读，就觉得瑕疵百出；再悲吟好多天，反复改正，比起初稿，觉得稍有进步；又过几天，再取出来读，又发现到处都是毛病，再改。如此再三再四，才敢给别人看，然而终觉得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李贺的母亲说她儿子一定要呕出心来才罢休，并不是过头话，要得好诗，非呕心沥血不可。唐庚于是批评“今之君子”，动不动就是千百字，一点也不经意，比起李贺来，真应感到惭愧。

    欧阳修是著名的诗文能手，但他无论诗文，都反复修改。据说他把诗文稿子贴在墙壁上，常读常改，直到满意为止，因此他现在的集子中，有的文章就有好几种版本。据《后山诗话》记载，欧阳修说他的文章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三多”的目的，自然就是多改，尽可能使自己诗文的质量达到最高水平。

    苏轼虽是才华横溢，也是常改的。他著名的《题西林壁》，据《东坡志林》，第二句原为“到处看山了不同”，后来才改为“远近高低各不同”。“到处看山”，不仅意思与第一句重复，而且语言平平，读来乏味。改为“远近高低”，既再现了庐山的特点，又代表了不同的角度，意蕴无疑丰富得多，诗意也更加浓厚。又据《春渚纪闻》的作者说，他曾见苏轼和欧阳叔弼(欧阳修子)的诗稿，有“渊明为小邑”句，圈去“为”，改作“求”；再把“小邑”二字涂掉，改作“县令”，最后才成了“渊明求县令”这句诗。“为”字可理解为“治理”，有歧义，改成“求”就准确了。“小邑”可解释另小县县官，也不够确切。只有“渊明求县令”，才算稳妥。

黄庭坚是苏轼的学生，江西诗派的开创人，很有学问。据《东皋杂录》(见《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一引)记载，他的《嘲小德》诗，有“学语春莺啭，书窗秋雁斜”两句，后来改为“学语啭春莺，涂窗行暮鸦”。原来的“书窗”句，似乎刚才学说话的小孩子就已经在窗子上写字似的，不真实；改作“涂窗”，是说用笔在窗上乱涂，到处是黑点，像暮鸦似的，就既形象而又准确了。他又有一句诗日“高蝉正用一枝鸣”，“用”字改了五六次，或作“抱”、“占”、“在”、“带”、“要”等，最后才改为“用”(见《容斋随笔》卷八)。

    《容斋随笔》还记载了著名的王安石改诗的故事。安石曾作了一首<泊船瓜州》的绝句，道：

    京口瓜州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据说有人见到过王安石的手稿，最初是“春风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日“不好”，改为“过”；又圈去，改为“入”，再改为“满”，一共改了十几次，才定为“绿”。用“绿”字，便赋于了春风无限的生命力，整个自然界，似乎一下子充满了盎然的生机，显得那么生动，全诗也随之增添了神韵，江南的自然景色仿佛活现在诗中。由此可见改一字的重要。

    北宋末南宋初诗人韩驹，字子苍，四川人，更是十分注重改诗，可谓一丝不苟。大诗人陆游曾为他的诗作跋，说他写诗不仅反复涂改，而且把诗中词语典故的来历详细记下来。诗写好后送人了。哪怕过了几个月，或者远隔数千里，只要觉得还有不满意的地方，都要将诗追回来再修改，直到没有一丝一毫遗憾为止。而大词家辛弃疾，据岳珂记载，他的得意之作《永遇乐·千古江山》写完后，特地置酒招待客人，叫歌妓演唱，亲自打节拍，然后让大家挑毛病。当时没有人挑得出来，虽有人提一点意见，又不够合理，无法采纳。岳珂当时还很年轻，大着胆子想提点意见，辛稼轩很高兴，促膝让他说下去。岳珂说，词中用事稍觉多

了些。稼轩大喜，举起酒杯向客人们道：“他的话实在说中了我的病!”于是认真修改，一天竟易稿数十次，改了将近一个月还没有改好。终于，《永遇乐》词成了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

    这类改诗的例子还很多。鲁迅曾说：“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人的认识是没有止境的，诗文只能是越改越好。“诗不厌改”，是古代诗人常说的话。大词人辛弃疾竞能接受一位年轻人的意见，这是很有启发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