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派_现代性的批判与衍进在1922年及其后

第14卷第1期（2009）Vol．14No.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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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衡派：现代性的批判与衍进在１９２２年及其后

程小强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摘

要：学衡派于20世纪20年代作为新文化———新文动的保守派出现，并掀起了与激进主义长达十

余年的论战，在争夺公共权力话语和开创公共空间的进程中，他们暴露了其自身理论资源的局限性，偏颇尤多。他们亦积极地参与现代性在中国20年代的生成与确立，但由于其文化传承与持守理想的时代差异与错位，他们终归被遗忘，并在这一进程中表现出了其所代表的传统知识分子精英立场在现代中国及其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守与尴尬。

关键词：学衡派；现代性；文化守成主义；知识分子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020（2009）01－017－03

收稿日期：2008－10－13

作者简介：程小强（1982—），男，甘肃镇原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

在对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进行划分归类时，现有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将其切划为激进派、自由派和保守派，这样的划分基本再现了1920年前后知识分子公共话语的结构。1922年在江苏南京，依附东南大学而创办的《学衡》杂志，及由聚集在其周围的如胡先骕、梅光迪、吴宓等前后七十多位同人形成的学衡派，他们以及他们的思想言论对考察现代中国文化与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现代中国思想兴起的历程中，他们的建树不可以被忽略。

一、十年论战之得失

中国现代文化史和思想史上的新文化———新文动以其巨大的包容性从一开始便对当时社会诸多问题做出了独特而又激进的反应，只是这一包容性从1917年的《新青年》开始转向了文学，至1922年前后，新文学历经两年多的发展后出现了一个暂时的退潮，思想文化上的激进也开始进一步转向了政治上的激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刊物《新青年》此时已成为的机关刊物，学衡派恰于此时开启了与文化激进主义相抗衡的历史演进轨迹。和胡适的“整理国故”为从古典文学传统中寻求现代思想资源不同，学衡派开启的是十余年传统文化精英的卫护之道。在论战过程中学衡派始终身处劣势，原因颇多，其中大都与其学术之道本身密不可分。《学衡》杂志的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

国粹，融化新知。”[1]

学衡派从一开始将自己与作为新文

化———新文动的激进派们相对立起来，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发生及进程中，他们以高调的反现代性姿态出现，他们力图开创自己的公共空间，争夺自身的公共话语权力。但事实上，在如此大肆鼓吹的国粹化道路背后，他们从来就不局限在对自己所坚守的儒家经典与传统文化及文学经典

的论述研究。沈卫威的《回眸“学衡派”》[2]将王国维、陈寅恪作

为学衡派的成员来谈实为不准，王、陈二人从不参与同新文

化运动者们的论辩，他们的著作大都是史学与美学专著，他们亦因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精神与人格著称于世。学衡派借助国粹一词具有更多的符号性意义，其目的在于力求与创造新的白话文学经典形成对峙。在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的大语境下，来看其论战中的激进派与保守派的称谓时，会很轻易地掉进由鲁迅、周作人、胡适等设置的修辞艺术之围，将五四的文学观从一开始便自行定位为进化论的文学观，也正是这些新文学作家最先给学衡派加上一个社会进步绊脚石的恶名，称其为顽固派、保守派等。对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知识分子的激进、自由、保守的简单划分，实际上将现代性话语作为预设前提对事实的简单遮蔽，并使现代性单一进化思维为新文动者权威的前行之旅提供思想基础。

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现代性的主流话语下，《新青年》、《新潮》等杂志主要致力于社会政治与思想的激进式关注与批判，在其引领下的五四新文学从一开始便直接诉求于一种社会与政治激进的思潮，在破旧立新的单向度批判过程中，新文动者们对传统与保守大为攻击、全盘否定，学衡派恰于此时不识时务地出现，命运多舛。学衡派作为一种思潮或学者立身之本充其量只是一些学院化的成果，虽也吸取如欧洲现代哲学思想与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等思想，只是它对历史性地理解并坚守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与五四反传统的主流话语格格不入，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主潮相背离。

学衡派更为致命的是论战的学理性。学衡派从一开始与其论敌们论战时便激烈异常，但事实上在文化守成这一根本性问题上，他们并无多少学理作为论辩依据。“对于为文言

者，仇仇视之，不许其有我之个性创造之自由乎。”[3]

新文化运

动者从一开始便将学衡派作为旧文化、旧文学的代言人来加以抨击，并对中国古典文学及文化传统全面否定、批判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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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他们并不管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对现代中国文化及文学产生了多少潜在的影响，只对其竭力加以排击,而事实上学衡派还有更多的思想背景来源于白璧德及其新人文主义学说（其作为一种保守的学术成果与学衡派的文化理想诉求有着某种暗合与一致性）

。算。①如鲁迅的《估〈学衡〉》[4]也有明显的偏颇，如称学衡派为“假古董”，内中缺乏学术建树。而处在与激进的新文化运动相抗衡的学衡派在论战中表现出了另一种激进，梅光迪之《评提倡新文化者》中言：“号为‘新文化运动’者，甫一启齿，而弊端丛生，恶果立现，为有识者所诟病，惟其难也，故反易

开方便之门，作伪之途。”[5]

文章措辞异常激烈，但全文以及其

论战双方的多数文章显然缺失学理性，他们的论辩之道是以“偏”纠“偏”，偏颇尤多。学衡派与新文化———新文动者的这些论争，在表面上来看是卫护国粹之根本的儒学及其传统，但事实上，他们借助于国粹及西方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为自己在中国思想文化界争夺公共权力话语。

“学衡派摈弃东方西方的二元对立，攻击新文化者，发动一场对现代性

的批判，其目的是要削弱对手对西方知识的垄断”，[6]进一步

控制公共，确立属于自己的话语霸权并使之有效发挥。对西学的关注是现代性发生于20世纪之初时，现代性的文化与理论资源由西方主导而形成的一种公共话语权力，学衡派很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白璧德及其新人文主义本身在西方影响式微且很快过时，他的贤肖弟子们在中国的20年代亦不可能开创一个坚不可摧的公共空间。

二、与时代相悖的文化传承

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被作为“旧”而全面加以否定并遭致强烈批判的五四时期，学衡派恪守传统文人与文学的精英观。而中国传统的文人、士大夫都积极致仕，他们大部分凭借自身的学问积极地走着

“学而优则仕”之径，当居于庙堂之高时，他们是集文人与仕官的双重身份的一个独特群体，即文化上他们不落后于主流，政治上他们居于权威，但在学衡派这里，这些都发生了变化。他们目睹了北洋的一出出丑剧，拒绝走传统的精英士大夫之道，在政治上他们的在野身份使他们始终以民间知识分子与学术精英而立身立命，这就注定了他们作为文化守成主义者的悲剧。他们“以文化守成自居，以旧抗新，拒新。明知守成得不到什么，反而站在保守的一方，其目的无外乎是借助文化守成，争夺文化的话语权力”。[7]当学衡派这一文化保守主义群体在完全没有现实政治企图和依靠的情况下，其只能关注文化自身，而当他们一旦力图与占据当时权力话语地位的自由主义者进行持久论战、争夺公共的话语主导权时，其并不能指出适应现代中国的另一种文化发展方向，所以也就无力阻止他们的继续发展，其影响仅在后者发展的速度上，而不是方向上。在1922年及其以后的岁月里，学衡派积极地卫护传统精英之道，本身无可厚非，但其用传统精英之道进一步对抗现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因素，对抗新文学之“新”，在五四及其回升时期，这一贯穿始终的行为有碍历史潮流。

学衡派的文化发展依赖少数精英的这种观念也与白璧德的思想有着某种渊源关系，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贵族精英意识推崇少数精英在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在白璧德思想影响

下的他们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言人也坚守着自己的精英立场，但白璧德的思想及其建树在西方也仅止于学院，况且白氏的贤肖子弟在借用其思想时只是为自己的论战寻找有力的欧美学术资源与权威资本，将之与以新文化运动者们所认可的思想资源相抗衡，争夺公共话语权力，操控公共的导向。尽管学衡派从一开始便全方位地认可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并借此去批判中国与西方现代社会的罪恶，这些使他们的思想与新文化运动者们的思想出现了异质同构的景象，尤其是译介了白璧德以一位权威的身份去谈论儒家思想的论述，他们将这些都原原本本地介绍进了中国，但这些在事实上更进一步加强了而不是动摇了对五四话语起主宰作用的激进主义者们与进步的西方思想家的相互关联的话语权力地位，实质上是在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生的起点上附和了五四激进主义思潮，作为知识分子群的他们亦遭遇到更多的错位理解，表现出了更多的无地彷徨。

三、作为知识分子群的困守与尴尬

在20世纪90年代关于现代性的论争中，有关学衡派的研究成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个热点，对学衡派及其知识分子群的评价得到了翻案，其具有的思想史与现代性的意义被极大地彰显，但这些评价本身也立即遭到了质疑。在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中，学衡派拒绝全盘西化，但并不盲目固守，他们不是一成不变地抗拒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他们力挽狂澜，有着独特的现代化诉求。“当许多西方作家在‘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中建立着自己思想的同一性时，更多的中国作家却缠夹于传统/现代的难以理清的矛盾境界，对历史的‘循环性’的体验和渴望‘进化’的激情如此复杂地纠缠在

一起”，[8]

学衡派在20年代的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他们认

可文学文化的现代性诉求及其意义，但是对现代性的理解迥异于新文化运动者们，他们更多地认同文化传承的民族性特征。对这一问题，

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方面，新文化运动至五四时期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刊物如《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它们从一开始便是以社会诉求和政治诉求为价值取向，在创作方面如新文动的最早成果之一

《狂人日记》最初的影响亦在于社会变革诉求方面，作品对吃人的历史和制度的批判与揭露被大为称道，1921年《小说月报》改编后刊载的大量的文学作品仍关注社会人生层面。早期的新文学创作始终是理论先行，创作实践在后，理论上大体也都是关于社会人生的启蒙性理论。学衡派自1922年伊始，

其诸人亦注重文学理论上的自觉建设，“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9]在学衡派这里，他们更注重文学理论自身的学术性、

公允性、完满性和自足性。而同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者们在理论上则趋向于社会人生激进式鼓吹与张扬，以启蒙现代性的高扬为特征，他们力图造就现代民族国家，确立现代意义上的个体人生价值，力扬“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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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晓娟

文学”，这显然与学衡派专注于学术的诉求大相径庭，学衡派的学术性诉求专注于学院化的成果。同时，自1918年4月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伊始至1922年《学衡》的创刊之际，这一阶段的新文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鲁迅、郭沫若、胡适、郁达夫、冰心等代表作家都参与了五四新文学之性的确立，但学衡派对当时的这些作家及其创作却未能正确地把握，对其仅用自身的理论完满性来抗拒，抵牾新文学创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实质上文学创作本身是一种艺术活动，是艺术的传承与创新，如果说学衡派对其仅加以学术研究的科学化理解与把握，实为不准，在此他们演绎着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东渐以及与人文主义的相互激荡，这些使他们进一步失去了与新文动者们对话的平台。在当时只能被一再地误读，虽然他们科学化的学术研究历经百年未至沧桑，但在当时很多的研究成果被广泛质疑，其参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确立的价值与意义终被搁浅。

另一方面，学衡派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西方知识分子格格不入，但又沾亲带故，这一复杂的关系进一步促成了其尴尬局促的位置。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历经了晚清民初的时代更替，虽然失去了以权力为代表的任何一种权力的支持，但是他们念念不忘自己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与忧患意识。与新文化运动者们相比，

学衡派诸公虽拥有极为丰富和完善的学术理论，但他们的这些极具系统性的理论并不能为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人的实际生存状况提供多少具有可行性的解决方案，他们感受最急迫的是自身作为传统精英在现代中国的无所适从感，

“现代中国的‘现代’意识既是一种时间观念，又是一种空间体验，在更主要的意义上则可以说是一种空间体验”。[10]于是，他们强烈地感受到开创公共空间的艰巨性，占据公共话语权力的复杂性。在这个矛盾性的困境突围中，他们选择了西方经典意义上知识分子的立场：弃权、弃集团，走向真正的自由之魂，在与政权形态的分离中寻找自己的独特价值。但这些理解本身偏颇尤多，“知识分子代表着和启蒙，但从不要去服侍抽象的观

念和冷酷遥远的神祇”。[11]学衡派诸公的西方权威思想资源来

源于白璧德及其新人文主义。西方新人文主义思潮旨在批判18、19世纪工业文明的负面影响与科学主义思潮的泛滥，其渊源是西方的新古典主义潮流，而新文化运动者们的选择更倾向于启蒙主义文学观，造就了五四新文学最本质的特征———

启蒙性。与新文化运动者们的成绩相反，在新古典主义的影响下，学衡派诸公更多专注于抽象的观念演绎，具体表现在他们对五四新文学的批评大都有如下现象：理论上的体大精深，铿锵有力与论据的稀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不少论述甚至基本上没有涉及其所要批评的具体内容。这些行为都是与西方典型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立场格格不入的，更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持守的启蒙性立场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确立亦绝不能依赖于一系列既具科学性又具自足完满性的学术研究。

学衡派本身作为一个被遮蔽了的复杂的现代性体验的独特知识分子群，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附和了这一进程，并有自己独特的构想，但是这些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与确立而言却无疑是一道屏障，是五四新文学茁壮成长的一股阻力。

参考文献：

[1][9]《学衡》杂志简章（节录）[A].文动史料选（第一册）

[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272.[2][7]沈卫威.回眸“学衡派”[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76.

[3][5]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A].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71.

[4]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77～381.

[6]刘禾.跨语际实践[M].北京:三联书店,2008.349.[8][10]李怡.现代性：批判的批判[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53,57～58.

[11]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北京：三联书店，

2002.95.

The Xueheng School ———the Criticism of Modernism and its Evolution in1922and afterwards

C HENG Xiao －qia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Abstracts ：The Xueheng School ，which appeared as a new cultural movement ———a movement of new conservative literature in 1920's,aroused a heated debate lasting for ten years.When fighting for the rights over public discourse right and creating space for public opinions,they exposed their limitations in the sources of theory,which were biased.They also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gener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modernism in China in 1920's.However,they were unfortunately forgotten as a result of times differences and dislocation between their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their conservative ideals.Also they showed the predicament and embarrassment that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 elites met during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modernism.Key words ：The Xueheng School;Modernism;Cultural Conservatism;intellect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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