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族与滇国关系考——从考古学文化的视角

刘金双;段丽波

【摘 要】昆明族是新石器时代就生活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原居甘青高原的南迁氐羌系民族,汉晋时期较为强大.由于各种原因,昆明族在迁居洱海地区后又不断东迁,与滇国发生了极为密切之关系.从考古学文化的视角,结合有关史料,可以看出,其时昆明族与滇国的关系主要是以战争为主的一种政治关系,在战争的过程中,客观上促进了昆明族与滇国各族的交往,增进了民族间的沟通和了解、融合与发展;同时为昆明族的发展和壮大夯实了基础.

【期刊名称】《云南社会科学》

【年(卷),期】2013(000)004

【总页数】5页(P172-176)

【关键词】昆明族;滇国;考古学文化;民族关系;发展演变

【作 者】刘金双;段丽波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思想战线》编辑部,云南 昆明650091;云南大学《思想战线》编辑部,云南 昆明650091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K234;K235

昆明族是我国汉晋时期西南地区较大的一个民族，其源于西北甘青高原的氐羌系民族。由于各种原因，从新石器时代起就不断南迁到达了怒江、澜沧江流域并居于其地。后又不断东迁，与滇池地区的滇国发生了联系，或战或和，但战争的时间多于和平相处的时间。在这一过程中，昆明族的分布区域几乎遍及现在的云南省各地。在与滇国交往的过程中，昆明族与滇国的各族发生了融合，促进了各族的发展，为我国现代民族格局特别是西南地区民族格局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从考古学文化的视角，结合有关历史史料，论述昆明族与滇国的关系，揭示昆明族与滇国各族的融合与发展是现代西南、特别是云南民族格局形成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释昆明族与滇国

昆明族作为中国古代西南的一个民族名称，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到桐师（今保山市）以东，北至叶榆（今大理市），名为叟、昆明。皆辫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皆氐类也。”[1](P2991)从有关文献记载来看，昆明族是氐羌①关于氐羌，一般在春秋以前常常是氐羌并称，秦汉以后依据各自的情况，文献中才有所区别，到晋代显然地分别称为氐和羌。系统民族中较强大的一个民族群体。《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夷种曰昆，小种曰叟”，说明昆明族是汉时西南地区的多数派，其人数最多、势力最强。其社会仍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即“毋君长”，仍过着“随畜迁徙，毋常处”的游牧生活。在南北朝以后，昆明族有部分仍被称为昆明，但大部分已发展演变为文献记载中的乌蛮，元明时称为罗罗，后大部分发展为今天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的民族。

从昆明族的发展历史来看，其分布区域较广阔，但各个历史时期又有所不同。其分布区域随着不断向外扩张逐渐扩大。先秦时期，其社会经济情况是“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主要分布在怒江、澜沧江河谷和洱海区域；秦汉时期特别是到了汉代，除滇西地区的山区和半山区的昆明族仍为游牧民族外，大部分昆明族则迁至金沙江以南及滇池区域以西地区，其生产、生活方式逐渐转化为以农、牧业相结合的定居形式。即昆明族中发展较快的部分已从事农业生产，出现了经济分化，其先进部分已进入了阶级社会。如建元初年（76），哀牢反抗东汉王朝的统治，“肃宗募发越巂、益州、永昌夷汉九千人讨之。明年春，邪龙县昆明夷卤承等应募，率种人与诸郡兵击类牢于博南，大破斩之。传首洛阳，赐卤承帛万匹，封为破虏傍邑侯”[2](P2851)。其时，昆明人东临滇国，北接邛都，南与濮越民族杂处，西与南迁的其他北方游牧民族接触[3](P41)。

滇国是西南夷①战国末至西汉时期，云贵高原的古代民族通称西南夷，当地亦即被称为西南夷地区。建立的古王国之一，主要分布在以滇池区域为中心的云南省中部及东部地区。“春秋战国时期滇国的地域四至范围，可以作这样一个粗线条的勾划：东北部自今云南省曲靖市（不包括沾益），往西南抵保山市；北部自今楚雄州北部的金沙江南岸，往南抵达越南莱州省境内；东部自南盘江西岸，往西到礼社江、元江北岸”[4](P68～69)。大量考古资料证实，奴隶制国家滇国形成的时间至迟不晚于战国中期，战国末期至西汉中为其鼎盛时期，西汉中期以后逐渐衰落，西汉末至东汉初为中原王朝的郡县制所取代，前后大致有500余年的历史[3](P1)。滇国的主体民族，有的学者主张是楚人[5]、[6]，有的主张是僰族[7]、[8]，有的主张是叟人[9](P15)，有的主张是濮人[10]，而有的则主张是越人[11]、[3]。在此笔者不想深入探讨滇国的主体民族到底为何族，但从另一角度可以看出，当时的滇国可能是多民族的聚集区和杂居区。而且当时的滇文化与洱海文化是西南夷文化中最耀眼的两颗明珠，这对西南夷各族的融合与发展、西汉以后中原王朝“郡县西南夷”是一个重要的前提。

二、从考古学文化来看昆明族与滇国的关系

从昆明族的考古学文化之分布区域可以看出，昆明族在其发展过程中是不断向滇国扩张和迁徙的。至今已发现了澜沧江河谷地区云县忙怀等地发掘出的以竖穴土坑墓、有肩石斧等考古学文化特征为标志的属昆明族的多处考古遗址。类似忙怀遗址的有肩石斧，在怒江、澜沧江流域福贡、贡山、景东等地均有发现，器形和制法也基本相同。创造这一文化的主人很可能是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民族，当时还未从事农业生产，或农业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不占重要地位。上述有肩石斧和剑川海门口、大理鹅鹿山、祥云大波那，以至禄丰等地出土的有肩铜斧十分接近（此类有肩斧不见于滇池区域）。这不仅说明他们在文化渊源上有密切关系，而且可以肯定，这些有肩铜斧是在澜沧江流域有肩石斧的基础上直接演变来的[12](P22)。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昆明族已从澜沧江河谷迁至洱海地区。方国瑜先生认为，汉代昆明人主要分布在叶榆（今云南大理、洱源、鹤庆一带）、邪龙（今云南巍山、漾濞）、云南（今云南祥云、弥渡、凤仪）、弄栋（今云南姚安、大姚）、青蛤（今四川盐源、云南永仁及大姚北部）、故复（今四川盐边）、遂久（今云南永胜）等七郡[13]。而此区域，正好与洱海地区青铜文化的空间分布相当。故张增祺先生认为：“洱海区域青铜文化分布区域广泛，延续时间长。证诸文献记载，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只有活动于西南地区的昆明人才可能有‘地方数千里’的分布范围。换言之，洱海区域青铜文化的创造者非昆明人莫属”；“经研究，滇西地区的青铜文化主要是由当地昆明人创造的，因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一地区的西南夷民族中只有昆明人才具备‘地方可数千里’的分布范围，而且其文化走向的主流是由洱海地区逐步向滇池区域发展的”[14]、[15]。

我们知道，在新石器时代就不断南迁至怒江、澜沧江河谷的昆明族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大约在公元前12世纪，“昆明文化”开始由新石器文化向青铜文化过渡之时，昆明族也开始由澜沧江河谷不断地向外扩张。其中一部分，在公元前12世纪后陆续沿澜沧江支流进入洱海区域，他们逐步占据了澜沧江以东及金沙江以南广大地区。当昆明人进入上述地区后，即以他们原有的有肩石斧的器形，铸出滇西地区最早的有肩铜斧。剑川海门口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遗址，正好反映了两个时代和两种文化的交替过程。到后来，整个洱海区域及滇西地区的青铜斧全部变成“昆明式”的有肩斧，说明当时昆明族已成为滇西地区的主要民族。约在春秋末或战国初，昆明族又以洱海区域为中心，继续向东扩展。他们经过今云南弥渡、祥云、姚安等地，首先和当地的“大石墓”文化相接触。云南姚安黄牛山“大石墓”葬之上叠压一批竖穴土坑墓，墓中有和“昆明式”相似的青铜器等考古资料说明，当昆明族大规模向东扩张时，原居于该地的“大石墓”民族被迫向他地迁徙或部分融合于昆明族中。战国末至西汉初，东迁的昆明族经过云南楚雄、元谋、牟定、禄丰一带，由于遇到比他们更为强大的滇王国，昆明族的大规模向东扩张行动才受到遏制，双方展开了激烈争战。之后昆明族绕过滇王国的正面抵抗，通过今云南武定、禄劝等地向其北境今云南曲靖地区渗透，并有一部分沿南盘江沿岸向滇王国的东境移动。至此，昆明族经过几个世纪的扩张迁徙，形成了西自怒江、东到南盘江流域，横跨云南东西千余里的“一字形”地带。东汉初、中期，昆明族分布区的东、西两端都有较大变化。东端的昆明族的一部分向滇东北原为僰族分布区扩展，东汉中、晚期，滇东北的昆明族又向今黔西及凉山地区发展。与此同时，昆明族的另一部分沿南盘江流域向滇东南地区扩张。西端的昆明族则有向南移动的趋势①对于“昆明文化”，张增祺先生有过详细论述，本文有关“昆明文化”的内容主要参见张增祺《彝族的渊源及其形成》，载《中国西南民族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第304～306页。而王文光、段丽波的《昆明族源流考释》一文（载于《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和周琼的《彝族族源浅论》一文（载于《楚雄师专学报》2000年第6期）中的有关“昆明文化”的论述也主要是参考了张增祺先生的有关论述。至此，昆明族的势力日益强大，故而不时对滇国及汉王朝作战。故《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建武十八年（42），夷渠帅栋蚕与姑复、叶榆、弄栋、连然、滇池、建伶、昆明诸种反叛，杀长吏。”[2](P2846)

昆明族与滇国的关系，总是处于或战或和平相处的状态，但从昆明族后来迁徙、分布的范围来看，应该说，两者战争的时间应长于和平相处的时间。这也可以从滇国的青铜文化中窥见一斑。

滇国的青铜器遗物发现的范围，东至今云南石林、泸西一线，北达会泽、昭通等地，南抵新平、元江及个旧一带，西到安宁及其附近地区[3](P11)。《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滇池县，郡治，故滇国也。”滇国位于今之昆明市晋宁县，晋宁县就是滇国的政治中心。滇池周围地区乃至抚仙湖地区应在滇国统辖之下，而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呈贡天子庙这样一些著名遗址，应为当时滇人或与其“同姓相扶”的统治者留下的文化遗存[16](P692)。据《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昆明族在西汉初期尚处于强盛时期，史称其“善寇盗”，经常和滇国发生战争。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上就有不少滇国将士和昆明人打仗的图像，昆明人被俘、被杀来祭祀的图像及昆明人被掠为奴隶进行纺织场面等内容的图像。“贮贝器（M6：1）盖上战争场面：全场现存十八人，其中‘滇’人共十一人，余为作战对象，是一种辫发的民族。……辫发人中一人头已被砍，一人已倒地而马逸去（似为辫发人一方之主将），一人被踏于马蹄之下，一人披甲亦倒于地，此四人均代表战死者。另二人手已被拷，有‘滇’人战士在旁监视，似已成俘虏；还有一个跪伏于地，似在求饶”；“贮贝器（M13：356）盖上战争场面：全场共有十三人，‘滇’人九人，辫发者四人。……辫发人中一人头已被砍；一人已被‘滇’人主将打翻于地；一人倒于地，‘滇’人战士握其长发即将刺杀；另有一人拔剑在手，仍在作殊死战”；“铜饰牌（M13：109）：两个戴盔披甲的‘滇’人，一前一后，押送一个背着小孩的辫发人妇女，一根粗的绳索全拴在此妇女的手上。另有牛羊各一头。走在前面的‘滇’人战士手中提一发辫甚长之人头，足下踏一尸体。此牌表现战争胜利后俘掠‘生口’及牲畜而归的情景”[17](P598～599)。从上述青铜器物可以看出，“滇”人作战的主要对象是一种辫发民族，而据有关历史文献记载，可判断出此辫发民族应是当时“辫发，随畜迁徙，毋常处”的昆明族。“从青铜器图像中亦可看出，昆明人出现次数是非常多的，这表明他们当时就住在滇池附近地区……大概椎结民族居住在滇池周围的坝区，而‘昆明’人则分布在滇池附近的山区。他们和‘滇’人交错杂处，比邻而居，经常与‘滇’人作战并为掠夺的对象”[17](P619)。

由上可知，其时滇国的战争对象主要就是昆明族，“战争中有的被猎头，有的成为俘虏。妇女和小孩是俘掠的重要目标。俘来以后，他（她）要戴上手铐、足枷或头枷，与牛马同列。除了出卖以外，妇女留在家中服役，男子则多充作祭祀的牺牲。总之，这种来源于‘昆明之属’的奴隶，生活最为悲惨，他们处于等级阶梯的最下层”[17](P609)。从中可以看出，奴隶社会的斗争是异常激烈的。昆明族与滇国的这种斗争，除了与昆明族的生产生活方式“随畜迁徙，毋常处”、没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而不得不到处迁徙寻找新的生产生活资料有关外，还与两者均处于奴隶社会强盛阶段有关。我们知道，可以把“滇池地区青铜文化看作是‘文明时代’的开端，把‘滇国’看成是云南出现第一个政权”[16](P692)。即当时滇国已是奴隶制国家，其主体民族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耕民族。昆明族中留居怒江、澜沧江河谷山区半山区的昆明族仍过着“夏处高山，冬入深谷”的“随畜迁徙”的游牧生活；迁居洱海区域的昆明族由于生存环境的改变，并与原居当地的其他民族融合而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渔业和畜牧业；而不断向东迁徙的昆明族则与滇国不断争战，最终到达了滇北、滇东北、黔西和滇南等广大地区，与滇国发生战争的也主要是这一部分。另据《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西汉时期“西南夷”各部落中，以俘掠“生口”为主要目的的战争是非常流行的。由于部落之间战争频繁，必促使部落联盟的出现。《史记·西南夷列传》说：“滇王者，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即“滇”人与其邻近的椎结民族“皆同姓相扶”，应即是一种军事联盟。所谓“滇最大”，就是说“滇王”是这一部落联盟的领袖。这一联盟应是为了对付“昆明”人而建立的[17](P600)。滇国有部落联盟，昆明族则是“单打独斗”，结果可想而知。

从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图像所反映的内容可以看出，滇国对昆明族的战争远远超过对其他民族，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当时昆明族的势力也是较为强大的，其发展水平可能仅次于滇国的主体民族。滇国对昆明族用兵多于他族，并俘获昆明族充当社会地位最低的奴隶，甚至充当祭祀之牺牲，都反映了滇国与昆明族的密切关系，同时反映出昆明族的强大和对滇国存在的意义。此外，《史记·西南夷列传》说，汉武帝的使者首次到达滇池时，“滇王”为之寻求西通身毒之道，“皆闭昆明，莫能通”。《大宛列传》亦说，这条道路“南方闭巂、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能通”。当时滇人与昆明人关系之紧张是可想而知的。

总之，昆明族与滇国战争时间多于和平时期，这主要和滇国与昆明族所处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特点有关。昆明族东迁的部分多居于滇池附近的山区，仍过着“随畜迁徙，毋常处”的游牧生活，骑马善战，随水草而居，与滇国定居的农业民族的经济文化和生活习俗差别较大，因而二者的战争也就较多，且比较激烈。当然，昆明族与滇国除了战争外，还是有和平相处的光景。比如，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中，有的也反映了昆明族向滇国进行贡纳的场景，这是战争征服后的一种和平交往的表现，是战争的一种客观结果，也是战争之后的必然选择。又如，“还有一个穿皮衣的辫发昆明人，处于滇国盛大祭祀场面较重要的位置。此人很可能是被滇王邀请来的某一昆明部落的头人，否则他不会出现在滇国如此隆重的祭祀场合中”[3](P44)。

三、对昆明族与滇国关系的反思

战争是一种暴力，是矛盾斗争的最高形式。“战争一方面给人类带来灾难，同时也起着某种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从我国民族战争来看，它一方面给我国各族人民带来灾难，有的甚至是相当严重的灾难；另一方面又是民族之间的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经济、文化交往的一种重要手段和方式”[18](P9～10)。昆明族与滇国的战争，从其实质和主观上看，是奴隶主为了扩大统治领域和增加剥削对象的战争；但客观上却促进了昆明族与滇国各族及滇国周边各族的交往和融合。“在滇国的东部、东南部及南部与夜郎部落群及交趾连接地带，有一部分属于夜郎系统的僚、濮族人口杂居于僰、叟、昆明族之中；滇国的西部和西南部边境，除了有与夜郎是近亲的僚、濮族之外，还属于孟－高棉系统的苞满和闽濮，也与当地的僰、叟、昆明族杂居。”[4]说明其时的昆明族已居于今云南省全境，而昆明族与滇国各族在或战或和平共处的状态下，随着人类社会的历史不断向前发展，逐渐形成和奠定了我国西南地区特别是现代云南的民族分布格局的基础。

我们知道，昆明族是从我国甘青高原南徙之氐羌系民族。到了汉晋时期，昆明族已广泛分布于今川西南、滇西北、滇西、滇东及滇东北、黔西等广大地区。昆明族的各部分，由于所居之地理环境不同，导致了其社会内部发展的不平衡，表现出了多种经济生活，居于山区半山区的仍以“随畜迁徙，毋常处”的游牧生活为主，迁居坝区的则逐渐以农耕为主。而从前述已知，滇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管其主体民族属哪个民族，其中定有与昆明族关系密切的同系民族。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昆明族与滇国的关系主要是以战争为主的一种政治关系，在战争的过程中，客观上促进了昆明族与滇国各族的交往，增进了民族间的沟通和了解，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和发展。透过现象看本质，为什么昆明族与滇国有如此多的战争？其主要原因在于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文化、经济及社会生活迥异，这是其一；其二，在汉代，在昆明族中，经济发展较为先进的部分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与滇国的争夺战日益激烈。昆明族和滇国的统治阶级，都无时不在想着如何扩大统治领域，如何俘虏更多的奴隶，那么其发动战争也就毫不奇怪。昆明族与滇国现在已是过往云烟，但正确认识二者的关系，可以客观地了解历史的真实，正确评价昆明族和滇国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珍惜今日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关系，笔者认为这是研究昆明族与滇国关系的旨义和目的。而魏晋南北朝以降，在昆明族原分布地域上出现了被文献记称为“乌蛮”的民族，表明昆明族在与他族互动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分化与融合发展，这是昆明族纵深发展的历史必然，对近现代云南民族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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