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政权的成立

2.1931年日本参谋本部提出的《形势判断》中，进一步细化了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后日本的行动计划，

第一步建立取代张学良的亲日政权，但形式上仍将其置于中国的主权之下；

第二步建立一个由日本控制的满蒙政权，并将其从中国的出来；

第三步占领满蒙并将其纳入日本版图 。

3.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关东军参谋板垣、石原等就准备直接实施第三步，当时日本参谋本部派去制止关东军起事的建川美次虽不同意直接实施第三步方案，但他却表示对关东军的行动不加约束。 

9月20日，建川在拜访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时则建议成立以溥仪为首脑的、受日本支持的政权。

9月22日，关东军参谋部在土肥原提出的成立以日本为“盟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方案的基础上，形成了《解决满蒙问题方案》，

该方案规定：

建立受日本支持的以宣统帝为首脑的统辖东北四省和蒙古的新政权；

受新政权委托，日本掌管国防和外交，并管理主要交通、通讯设施；

起用熙洽、张海鹏、汤玉麟、于芷山、张景惠，使之分别担任吉林、洮南、热河、东边道、哈尔滨等地镇守使。 

根据这一方案，关东军以板垣参谋为中心，利用各地的特务机关和部分浪人，展开了所谓谋略性的策划。为确保计划的顺利实施，关东军当天午后还通知日军驻天津司令官，要求其尽快把宣统帝“保护”起来。

4.当时受陆军三长官（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教育总监）委托，白川义则大将正在中国东北视察和慰问关东军，与其同行还有参谋本部的今村均大佐。为说服军支持自己的计划，关东军参谋们又积极策动白川和今村，经过一番谋划，最后决定以关东军参谋部的名义向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提交意见书，同时请白川义则大将利用上奏的机会向天皇解释。该意见书由关东军参谋片仓衷起草，石原、板垣修改，关东军参谋长批准，题为《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策》，它明确要求建立与中国本土脱离，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实权掌握在日本手里，以东北四省及蒙古为领域的国家 。但当时日本和军顾虑国际关系，反对关东军直接参与建立满洲政权的行动。若规（木规）首相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不得参与有关建立满洲政权的一切行动”，币原外相坚持“先与南京进行谈判” ，金谷参谋总长也指示部下，不得参与该项工作。

10月6日，日本内阁会议作出决定：“对建立满蒙新政权，日本人概不干预”。 这里日本、军与关东军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建立新政权，而是要不要“设法促进”建立新政权。因为当时日本和军还没有打破华盛顿的计划，尽管他们与关东军一样想扩大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但他们又不得不考虑与欧美列强的协调。若规（木规）首相之所以反对日本军人直接参与建立新政权，是因为他担心这会给欧美列强谴责日本留下话柄。

　　5.尽管日本和军反对关东军的计划，但关东军仍我行我素，为实现《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策》所确立的目标，关东军一方面准备向嫩江、齐齐哈尔北进，一方面积极策划溥仪出逃。当陆军大臣对《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策》中关于伪政权与“中国本土脱离”一语提出质疑时，关东军竟强硬地表示：关东军绝难承服“满洲政权不与中国本土脱离”。为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意见，关东军又上报了《满蒙自由国建立方案大纲》，该大纲提出：绝不能满足于只建立亲日政权，必须建立“满蒙国”。如果仅建立一个亲日政权，便不能按帝国的意图行事。本来，“将满蒙作为我领土之一部，实属长策”，“但鉴于历史的渊源，目前急于付诸实施，有可能遭到国际间的物议，恐非贤明之举” 。可见日本树立傀儡政权，只是为并吞中国领土做掩护而已。

十月事件后改组的日本和军部，对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行动和计划公开予以支持。此前的“不扩大方针”即使纯粹作为一个口号，也已成为历史的过去。关东军进一步加快了制造傀儡政权的步伐。

11月11日，土肥原利用天津事变，策划了废帝溥仪的“出逃”。

12月15日，日本参谋本部批准将此前负责关东军政治谋略的司令部第三课升格为“统治部”，该部与幕僚部并立，直属关东军司令官领导。该部下辖行政、财务、产业、交通、交涉等五个课，共七八十名部员。这些部员绝大多数为文职，其中大部分来自满铁和关东厅。从后来的情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统治部不仅是关东军促进伪满建立的的机构，而且是伪满成立之前的“影子政权”。为提高统治部的工作力度，

1932年1月9日，统治部又改为特务部。

　　6.关东军占领锦州以后，觉得拼凑傀儡政权的时机进一步成熟，为得到日本和军的一致支持，关东军决定派遣板垣回东京与进行交涉。当时板垣携往东京的方案，已相当具体，他们想建立的“满蒙政权”将实行集权制，而且要脱离中国本土，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他们希望借助当地汉奸，充任各级官吏；他们准备伪造“”，以便世界，掩盖日本制造傀儡政权的阴谋。他们认为傀儡政权必须赶在国联调查团来满之前建立。他们清楚，这些事如果“由日本直接去做”，这“无论是九国公约，还是国联盟约都是不允许的，但如果由中国人自身从内部进行分离，这就不与上述条约的精神相背离”。 

　　其实，在板垣来京之前，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也已制定了《时局处理要纲》，其基本精神与关东军完全一致。日本军与关东军代表碰头以后，便立即将其方案与外务省磋商，于是，日本和军部就促进傀儡政权成立，制定了《满蒙问题处理方针要纲》。 该“纲要”明确提出：“鉴于满蒙已从中国本土，形成统治支配一定地域的一个政权的现状，今后应诱导它具备一个国家的实质”。“目前满蒙的治安主要由帝国来维持”，“满蒙作为帝国对华对防的第一线，绝不允许外部扰乱。为确保上述目的的实现，可适当增加帝国驻满陆军之兵力，如有必要亦应增设海军设施”。“将以新国家为对手，回复和扩充我在满蒙权益”。“为尽速执行帝国在满蒙的，应设置相应的统制机关”。“在努力实行上述措施时，应尽量避免与国际法乃至国际条约的抵触”， “应尽可能采取由新国家方面自主要求的形式进行”。 

7.日本关东军一方面制定建立傀儡政权的方案，一方面积极物色充当各种傀儡的汉奸。日本关东军知道借汉奸之手建立傀儡政权既可以欺骗国际，逃避国际义务；又可以“以华制华”，减轻中国人民的逆反情绪。当然利用汉奸还可以弥补自己人力、物力的不足，分化和瓦解旧东北政权的抵抗势力。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利用汉奸组建的傀儡机构，最早始于9月25日成立的“辽宁省地方维持会”。该会委员长袁金凯虽为奉系文治派代表，但因第一次直奉战争后，被直隶派委任为奉天，遭张作霖嫌忌，事变发生时已处于隐退状态。该会副委员长阚朝玺原本为热河都统兼第三师师长，后因与郭松龄有染，遭张作霖嫌忌而退官。关东军拼凑的各级傀儡机构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不管傀儡机构级别高低，都忘不了配备日本人顾问，“辽宁省地方维持会”也一样，“聘请”了满铁地方部卫生课长、满洲青年联盟理事长金井章次充任最高顾问。在日军占领下的奉天，最高顾问理所当然地成了维持会的主宰者。维持会名义上维持地方秩序，实际上充当了日本拼凑傀儡政权的工具。

　　网络失意，拼凑傀儡机构只是关东军组建傀儡政权很小的一步，拉拢地方实力派军阀才是关东军拼凑傀儡政权的关键，为此日本关东军及各类特务机关，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先后迫使于芷山、张海鹏、张景惠、熙洽、臧式毅、马占山等投靠了日军。

　　关东军虽急于拼凑傀儡政权，但它知道自己的势力仅限于主要城镇和铁路沿线，贸然让刚拼凑起来的傀儡机构宣布“”有可能适得其反，因此日本侵略者采取了迂回策略，巧用“自治”美名，逐渐将势力向地方渗透。为推动各地的“自治”运动，关东军又于11月10日设立了所谓的“自治指导部”，该指导部虽为汉奸于冲汉，但其成员却多为日本人。该指导部不仅配备有两名日本人顾问（中野虎逸、中西敏宪），而且其所属各部也多由日本人担任 。这样，随着“自治指导部”在奉天挂牌，出身于满铁社员、满洲青年联盟盟员和大雄峰会会员的自治指导员，便陆续前往各县拼凑伪自卫团，组建伪队，假“自治”之名，拼凑伪地方组织，把持地方实权。

如前所述，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东北从中国分离出来，组建完全“”的“新国家”，自治当然无法满足其要求。为筹建省级伪，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各种侵略势力一起动手，当策动地方实力派工作取得一定进展后，日本便指使“辽宁省地方维持会”委员长袁金凯贴出布告，宣布辽宁省与张学良政权、南京国民脱离关系。而在这之前，伪吉林省的组建工作就已完成，这是因为根据关东军参谋部9月22日制订的《解决满蒙问题方案》，日本在吉林计划起用熙恰，而熙恰也急欲充当日本侵略者的工具。满清皇族出身的熙恰不仅利欲熏心，而且处心积虑地想复辟爱新觉罗王朝。所以当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他便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9月22日，关东军决定起用熙恰后，当日就派今田新太郎赴吉与熙恰联系，

23日，侵入吉林市的第三师团长多门二郎、顾问大迫通贞便与今田一起策动熙恰出面组织伪吉林省，同日板垣还电令罗振玉赴吉与熙恰联系。

27日伪省的人事安排就绪，

28日熙恰宣布“”。为独揽大权，熙恰采用军政合一的统治形式，日本关东军当然不会天真地让熙恰，关东军不仅给伪吉林派了最高顾问，而且还委派了主管财政、民政、实业、教育等部门的专职顾问 。伪吉林省的实权实际上控制在日本顾问手中，熙恰及他的同党们不过是日本人手中的工具。

根据9月22日关东军参谋部的计划，日本在辽宁省主要想起用于芷山、张海鹏，但辽宁省真正的实力人物是臧式毅，此人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后来追随张作霖，主要负责兵工厂，事变前曾任奉天镇威上将公署少将参谋长、辽宁省，事变时被日本宪兵逮捕。当伪吉林省成立，怀柔马占山的工作也露出一线希望之后，关东军便加紧了对臧式毅的逼降工作。袁金凯虽按关东军的旨意宣布，但袁金凯不过是一个失意文官，其影响力根本无法与臧式毅相比。另外在臧式毅被监禁期间，锦州方面并未免去他的职务，日本拉拢并积极启用臧式毅，还兼有与张学良争夺臧式毅的用意

。

12月15日，臧式毅最终选择投靠日本，他在板垣事先准备好的文件 上签字之后，便由阶下囚一跃而成伪“大人”。“辽宁省地方维持会”虽只好摘牌歇业，但原来的那班日人顾问却摇身一变，成为伪奉天省的顾问。

黑龙江的情况因与苏联的关系，日本采用了先间接控制哈尔滨，再控制全省的策略。从当时的行政区划来说，哈尔滨并不属于黑龙江省，而是中东铁路沿线特区的首府，是东省特别区长官公署所在地。当时担任东省特别区长官的张景惠，与张作霖一样，草莽出身。后曾担任张作霖的陆军总长和实业。皇姑屯事件时，与张作霖一道被炸。“九一八事变”时，他恰巧参加完南京会议回到沈阳。

9月22日，关东军参谋部决定启用张景惠担任哈尔滨镇守使，当天板垣便派遣与张景惠内弟相识的今井宗治与张联系，要求张协助日本“维持北满治安”，答应将让张充任黑龙江省最高负责人。今井稍加利诱，张景惠便迅速上钩。

9月24日，张景惠在今井的伴随下回到哈尔滨，当天晚上他就召集各方会议，决定对日军采取不抵抗主义。

27日，张景惠又宣布成立由他担任会长的东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并且声称“尔后本特别区一切政务及维持治安，由本会负完全责任”。

10月上旬，张景惠又利用关东军给他的3000支步，组建起以于镜涛为队长的队。表面上，张景惠建立的是维护治安的队，但实际上却成了帮助日本对付中国的工具。

　　关东军原想利用张海鹏的实力侵入黑龙江省，但江桥战役表明，张海鹏根本没有能力击溃黑省。关东军虽占领黑省首府齐齐哈尔，但马占山却率部撤往海伦。因顾及苏联关系，侵入齐齐哈尔的关东军主力不得不迅速撤出。关东军想利用张景惠的力量击溃马占山的，而且张景惠也趁日军撤出时派英顺率警备队进入齐齐哈尔。但张景惠知道，没有关东军做后盾，自己根本无法击溃马占山。所以他主张怀柔马占山，劝马占山降日。

马占山率部退至海伦后，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抗日士气大振。日本方面因急于消灭锦州的张学良政权，积极准备进攻辽西。为防止马占山与张作相联手进攻齐齐哈尔，日方加大了诱降马占山的力度，日本和军部特命关东军统治部文职驹井德三专门负责黑龙江省的政治谋略，关东军参谋板垣也直接插手诱降马占山的工作。

12月7日，经张景惠等人的一番策动后，板垣、驹井等未经马占山同意，便率十多名中外记者直接来到马占山在海伦的总部，马占山迫于无奈，只好虚与委蛇。

12月10日，马占山与张景惠在松浦镇会晤，关于会晤内容，马占山在12月14日对英国记者说，他当时曾劝张景惠不要帮助敌人。但张景惠却说，马占山当时表示服从他，并愿意拥立他为黑龙江省。从后来的事情看，张、马松浦镇会晤，仍存在许多疑点。一是12月26日，当板垣、驹井要求张景惠再召马占山来松浦镇时，被马占山拒绝；一是12月28日，当板垣等决定支持张景惠于1932年1月1日宣布“”时，马占山却让韩云阶捎来口信，对以张为首的黑省并无异议。当时马占山到底做何打算，由于没有更详细的资料，这里只好存疑。

日本人扶持傀儡政权，从来都不会忘记索要“报酬”，板垣在支持张景惠出任黑省之前，同样要求张景惠签署包括军事、铁路、日人居住和设置日警等内容的一系列备忘录。由于马占山迟迟不明确表示降日，关东军又急于促成伪黑省成立，所以它一方面支持张就任伪黑省，一方面对马占山施加更大压力。

1932年1月1日，张景惠仿照吉、辽两省办法，以个人名义发出通电，宣布“”。而当时锦州已经失陷，马占山很可能两面受敌。

所以1932年1月6日，马占山在松浦镇与驹井、村田会晤（伪黑省最高顾问）时，表示同意与张景惠合作，并愿意拥戴溥仪为首领。是日夜张景惠即赶往齐齐哈尔，

7日晨，张景惠在拜会了日军将领、日本领事和满铁代表后，宣布就任伪黑省。关东军支持张景惠就任伪只不过是想引诱马占山出山，马占山明确表示与日本合作后，张景惠便借口会见芳泽，将职务交由部下代行，英顺所率的队也随之撤走。

1月中旬，马军进入齐齐哈尔，马占山就任伪黑省警备司令。至此，日军完成了它在东北扶持省级傀儡政权的计划。

8.当然，关东军不会满足于仅仅组建省级傀儡，建立于中国本土的“新国家”才是他们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们早就物色“首脑”人选。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即不同阶段，日本常常与角逐中国政坛的不同集团同时“来往”，而且它对被迫退出政坛的一些领袖人物也格外关照。日本这样做决不是善心大发，处心积虑是近代日本行事的特点。日本决定启用溥仪处理“满蒙问题”最早可追溯到1929年秋，当时日本军部分析，溥仪这时并无靠山；利用溥仪对外便于伪装；溥仪对“满洲”一直念念不忘。 但当1924年11月“北京政变”，冯玉祥将这位满清废帝赶出紫禁城时，日本就认定“奇货可居”，主动向溥仪伸手。

1924年11月29日，溥仪便在罗振玉、郑孝胥、庄士敦等人的策划下，潜往日本驻北京公使馆。1925年日本公使馆官池部又以“出洋”为名，将其转至天津。溥仪在天津7年，日本对其“照顾”有加，簇拥在溥仪周围的除了那帮清室余孽外，绝大多数是日本的各类人物。日本笼络溥仪，可谓绞尽脑汁、不计工本。为将来计，日本一方面在经济上和形式上用外国君主资格对待溥仪；一方面借分析中国形势，撩逗溥仪复辟的野心。当然日本方面并不想让溥仪的野心发展的无法控制，日本常常把给蒋介石、张作霖、冯玉祥等人的通告转抄给溥仪，让溥仪知道，只要违背日本的意愿，日本对谁都不会客气。

“九一八事变”后，溥仪也跃跃欲试。

1931年10月，溥仪在其家庭教师的策划下，向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和黑龙会头目头山满写信，要求给予指导。

关东军方面，9月22日决定建立受日本支持的以溥仪为首的统辖东北四省和蒙古的新政权，当天即电告天津日军，加强对溥仪的“保护”。与此同时，关东军又让罗振玉赴吉与熙恰联系，熙恰让罗振玉带给溥仪一封密信，信的内容是请溥仪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先据东北，再回关内”。日本清楚，让皇族出身的熙恰邀请溥仪，似乎更顺理成章。但从让罗振玉赴吉找熙恰以及此后罗又与板垣的代表一起回津等事实来看，这出双簧乃日本人幕后策划。溥仪虽极想“重登大宝”，但没有日方的明确承诺，他也不敢贸然行事。

9月30日，溥仪在天津日军司令部面见罗振玉和板垣的代表上角利一，尽管同时在场的香椎司令也力劝溥仪前往东北，但溥仪只表示回去考虑。溥仪这时并非不愿意去东北，只是他想在去之前知道日本的安排。正因为如此，才有上面提到的溥仪向南次郎和头山满写信之事。关东军见溥仪犹豫不决，便派土肥原前往天津，土肥原告诉溥仪，日本对东北“没有领土野心”，“新国家”的一切由溥仪“完全作主”，当溥仪追问“新国家”到底实行什么国体时，土肥原也一口答应“当然是帝国”。至此，溥仪才允诺前往东北。

　　但这时日本内部又出现了问题，首先是海军拒绝利用军舰运送溥仪，其次日本外务省也反对日本人直接插手组建伪政权事宜，还有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也想等解决了北满问题后，再弄溥仪前来东北。可土肥原及关东军中下层担心夜长梦多，他们先挑起天津事变，然后趁乱将溥仪偷偷运出天津。为充当日本走狗，权欲熏心的溥仪竟不惜委身躲在只有双排座的敞篷汽车的后备箱内，为躲避各方的视线，溥仪又心甘情愿地装扮成日本小兵，几经周折，溥仪才到达东北，但本庄繁不想让溥仪过早地在东北出现，所以，关东军又下令：禁止溥仪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切断溥仪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严密封锁溥仪逃离天津抵达东北的消息。

　　土肥原之所以不顾本庄繁的意见，急于将溥仪弄出天津，主要是想造成既成事实，使日本和军改变对事变处理的态度。至于本庄繁，只是不想过早地让溥仪来东北，只要把溥仪与外界隔绝，这个问题自然解决。况且将溥仪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何时有用何时拿出，总比临时再弄方便的多。

　　9.关东军占领锦州后，拼凑级傀儡政权就成了当务之急。板垣赴京与军、日本交涉的细节前已述及，这时日本、军关于事变处理的方针也逐渐与关东军一致。在调查团到来之前组建傀儡政权，已是日本、军部和关东军的共同目标。到1932年1月中旬，随着马占山就任伪黑省警备司令，日本在东北完成了省级傀儡政权的组建。为抢在调查团抵达东北之前，拼凑起级傀儡政权，关东军从1月15日起，邀请日本国内的知名学者，召开了一系列有关经济、产业、金融等方面的“咨询会议”，分别就法制、币制、金融、关税、农业、工业、畜产、矿业、税收、商业等，为“新国家”出谋划策。为引开国际视线，日本又挑起上海事变。2月5日，关东军进占哈尔滨，至此，日本拼凑傀儡政权的时机完全成熟。

日本知道，拼凑傀儡政权，必须装扮成完全出自中国方面的行动。为达此目的，日本“操纵汉奸”和“假借”齐头并用。但为确保“汉奸”和“”不出现丝毫“出轨”，从2月10日起，关东军又连续召开了10次幕僚会议，最终确定了伪满“建国”的详细步骤：

1、由奉吉黑三省“”组成“政务委员会”，从事筹备工作。张景惠任委员长，臧式毅、熙恰、马占山任委员，熙恰兼任干事长；

2、由“政务委员会”发表宣言，宣布东三省脱离中国；

3、“政务委员会”随时随地召开，但具体筹备工作在吉林进行；

4、具体筹备工作包括：“国号、国旗、宣言、人选及首都”；

5、在“政务委员会”就筹备事项作出决议后，交各省“”机关，请其认可；

6、各地通过，推举出“大总统”；

7、政务委员会根据“”，建立；

8、“大总统”组织，发表宣言；

9、“政务委员会”应邀请内蒙、热河代表参与决议，使内蒙、热河迅速与“新国家”合流。 

10.关东军一切安排就绪，便开始纠集主要汉奸，组建伪政务委员会。马占山当时虽率军进入齐齐哈尔，并就任伪黑省警备司令，但其态度仍有些暧昧，经过土肥原、韩云阶的多次策动，马占山到2月13日才明确表示参与伪政权的组建工作。马占山态度明朗后，板垣立即决定2月16、17在奉天召开伪政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按照关东军参谋片仓衷的安排，

2月16日下午4时，张、熙、马、臧拜会了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为首的日本要人，晚8时起召开“政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即“四巨头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张、熙、马、臧外，还有板垣和秘书中岛。会议对外宣称讨论“联省自治”，但彻头彻尾研究建立伪国问题。为避免与事变前设立的东北政务委员会混同，他们决定将其改名为“行政委员会”；为扩大声势，他们还决定委员会发表宣言时，应增加汤玉麟、凌升、齐王等；为一气呵成建立伪国政权，他们还决定17日成立“行政委员会”，18日发表宣言，并决定将伪国首都设于长春。

17日晚第二次会议上，他们决定18日午后3时，以张景惠的名义发表关东军草拟的《满蒙新国家宣言》，宣布“与党国脱离关系”。

2月20日，“行政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讨论伪国国体、国号、国旗等，关于国体，皇族出身的熙恰主张实行帝制，臧式毅则主张实行立宪民主制。可就在他们徒费口舌之际，板垣却前往旅顺，将关东军的方案告诉溥仪，本来 “行政委员会” 2月18日准备发表的宣言已让溥仪及其近臣感到不解，郑、罗二人带回要溥仪出任伪满执政的消息更让溥仪震惊。他以为自己作为东方大国的逊帝，冒着生命危险，屈辱地象行李一样被塞进汽车后备箱，只有“重登大宝”，才不枉此行。当他听到板垣也只是让他出任“执政”时，他便不由自主地坚持要做皇帝，激动不已的溥仪反复阐述他应该做皇帝的理由，但板垣只是不紧不慢地回说“所谓执政不过是过渡措施而已”，当溥仪仍坚持不让时，板垣拂袖而去。溥仪满以为自己有理，可当郑孝胥提醒他注意张作霖的下场后，他才不再执拗。第二天板垣果然让郑、罗二人给溥仪带话：“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接受，只能被看作是敌对态度”。

与“操纵汉奸”齐头并进，关东军还多方伪造“”，在召开张、熙、马、臧四巨头会议之前，关东军还炮制了所谓的“建国促进宣传运动计划”，根据计划要求，各级傀儡组织都要编制宣传运动大纲，组建特别宣传委员会，指导监督各团体的活动。而特别宣传最高委员会则由关东军司令部、各地特务机关、伪省日本人顾问、自治指导部、伪奉天市日本人顾问等组成。为扩大宣传效果，除利用报纸，广播外，他们还迫使商会、农会、宗教团体进行集体宣传。关于“”表达，关东军特别提醒，要分县、省、“全满”三级，而且规定县级不必露骨地要求“建国”，省级则可以比县级态度明朗，“全满”大会自然得出“建设新国家”的结论。关于宣传运动，关东军计划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在各县团体中宣传动员；第二期各县召开大会或联合会，作出决议，选出代表；第三期，筹备召开“全满”大会，组织各类庆祝活动。

“操纵汉奸”、“伪造”工作完成，关东军还导演了“请驾”的闹剧。原本计划在2月18日发表的《满洲国建国宣言》因关东军夺取哈尔滨的军事行动，被推迟到3月1日。这篇由关东军参谋和满铁文人炮制的“奇文”，为把制造伪满装扮成中国人的自发行动，刻意回避“日本”二字，它不仅咒骂“东北军阀”，攻击中国“横行”，诽谤孙中山“三民主义”，而且公然伪造历史，胡说什么“满蒙旧时，本另为一国”。

“建国宣言”发表的当天中午，第一批代表6人前往旅顺“请驾”，溥仪假作“婉辞”，3月4日，32人组成的第二批代表团再次“请驾”，溥仪假惺惺地表示“勉竭愚昧，暂任执政一年”。

3月6日，溥仪在郑孝胥父子、罗振玉父子、上角利一、工藤铁三郎、甘粕正彦等人的陪同下，抵达汤岗子，在这里与张景惠等10名“迎接使”会合，然后一道乘车赴长。当列车停靠在公主岭时，又有熙恰、张海鹏等上车迎接。就在溥仪飘飘然幻想将来的时候，长春市的日伪军警却倾巢出动，实行特别戒严。让溥仪等汉奸们着实体验了一下为人傀儡的滋味。

1932年3月9日，溥仪就任“执政”典礼在长春道尹衙门举行，多达15项的会议议程在25分钟之内便草草收场，郑孝胥代读的“执政宣言”也不足百字。

本来按照关东军的计划，作为政治闹剧的尾声，还有一场群众“庆贺”，可当时伪满的治安状况迫使“庆贺”活动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零星地进行。驻间岛的总领事向芳泽报告“衷心欢迎其成立者极少” ，伪哈尔滨市举行的“庆祝晚餐会”，被邀请的外国领事，只有日本的长冈一人到会。

　　综观伪满组建的全过程，没有一个环节不反映出是被日方包办、操纵的。关东军既想躲到幕后，又担心“汉奸们”出轨，最后也就不顾国际和国内的反对，走到前台，在国联会议上，日本外交当局极想为关东军扶持傀儡的行径辩护，但太多的事实使国联调查团不得不在报告书中写明：新国家的成立，若没有日本的存在和日本官宪的活动，则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