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音乐史3

    这些著述对西洋音乐作品和音乐家都作了介绍和论述，对我国更多音乐家和广大音乐爱好者学习、了解西洋音乐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音乐技术理论和音乐学方面有：《乐理概论》（沈彭年著）、《普通乐学》、《和声学纲要》、《古今中西音阶概说》、《中西音乐比较研究》（均萧友梅著）、《和声学》、《单对位法》（均黄自著）、《东西乐制之研究》（王光祈著）等。这些著作，在西方音乐文化传入我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以及对我国专业和普及音乐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2 音乐美学思想

    这一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以王光祈和青主的音乐思想和理论影响比较大。特别是1942年写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当时以及后来我国的文艺创作所产生的影响具有划时代意义。

    王光祈简介

    王光祈的音乐美学思想：

他十分重视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音乐是“人类生活的表现”，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

    他理想建立中华民族自己的“国乐”并提出了制成这种国乐的办法、内容和目的。

    王光祈的音乐美学思想的历史意义：

王光祈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第一个在音乐学这一领域中努力进行认真探索的理论家，他的音乐理论从其民主爱国主义思想出发，基本上沿袭了中国古代优秀音乐美学思想传统，并运用了西方一些科学方法，有些理论时至今日对于我们也还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

    青主的音乐美学思想

青主的音乐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音乐美学著作《乐话》和《音乐通论》中。

青主简介

    《乐话》是一部以书信体写成的音乐美学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青主非常推崇当时

西欧“表现派”理论家赫尔曼·巴尔（ Hermann Bahr）的主张，认为音乐是一种“上界的语言”（即“灵魂的语言”），“是最高、最美的艺术”。他认为，一切形体艺术即使能唤起人们的幻想，但“总是带有多少物质的成分，不能够引我的灵魂完全超出于物质之上，到虚无飘缈的上界去……！而只有音乐才能够把那条直达上界的光明的路告诉我，他是能够满足我的灵魂的要求”等，因此要以“音乐当作是新的、爱的宗教”。

    《音乐通论》是一部系统论述他的美学观点的理论著作。他在这里的基本论点是与《乐话》一致的，但又作了新的阐发。他认为，利用艺术形象反映生活现象必须通过典型概括过程，和音乐必须通过无形音响来构成形象的特点，论述了所谓“艺术的虚伪性”，“音乐的虚伪性”以及“美的虚伪性”等。他说：“音乐的艺术，无论是创作，抑或表演，…… 自然是一种尽真、尽善、尽美的艺术。但是所谓尽真，尽善、尽美云云，亦不过是说它能够令人相信它是尽真、尽善、尽美”。他还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乐艺的创作不是可以从苦学得来的”。他认为“天生成的才能，不但是创作艺人的根本条件，也是唱奏艺人的根本条件。不论你是学习唱奏，抑或学习作曲，总要你的艺能盖上一个天才的宝印，然后你才可以成为一个艺人”。

    青主的这些观点主要是照搬西欧（特别是德国）的十八、十九世纪部分唯心主义哲学家、美学家、艺术家（如康德、叔本华、李斯特等）的论点。他之所以在音乐理论上鼓吹这些观点，是有其种种复杂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的，但由此而产生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曾对我国的部分音乐家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2年，在延安文艺整风期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可以说是现代中国音乐史上一部划时代著作。

    《讲话》全文分引言和结论两部分。《讲话》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总结了“五·四”以来文艺运动的经验，就中国文艺运动中长期争论的一些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发表了见解，明确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问题，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讲话》还提出了文艺是整个事业的一部分，它应该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在解决普及和提高关系方面，同志指出“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去普及；“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

    在文艺和社会生活关系方面，指出了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他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吸取丰富的营养和素材，继承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学艺术遗产，吸取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吸取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

    《讲话》还论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工作与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以及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等。与此同时，《讲话》还指出了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属于一定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

    《讲话》还着重论述了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即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政治标准是第一位的。在这个问题上，指出，政治标准虽然是第一位的，但政治并不等于艺术，我们要求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讲话》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当时延安文艺界争论的一些问题或错误的文学主张进行了科学、扼要地分析，提出了中肯的批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现实和历史意义：

它是“五·四”以来文艺运动基本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文艺理论，对抗日战争以及后来的文艺运动起到了指导和推动作用，为中国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的新民主主义取得了基本胜利。从这一天起，中华民族就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东方，显示出勃勃生机。伴随着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中国音乐的历史也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阶段，并揭开了新的、更加灿烂篇章。

    建国后的４０余年，我国人民经历了的和地方人民政权的建立以及“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国民经济的初步改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及“反右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困难时期”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改革开放”等不同阶段。我国广大音乐工作者，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针指引下，通过辛勤耕耘，社会主义音乐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在音乐事业建设和人民音乐文化生活、音乐创作、音乐表演和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等方面，都比建国前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但是，中国当代音乐的发展必然要受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发展的制约和影响，因此，它的发展是和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几乎是同步的。

    第二节  传统音乐的继承与发展

中华民族传统音乐的历史源远流长，各民族丰富多采的传统音乐呈现出各自独特的风格、形式和特点，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绚丽多彩的音乐文化，在世界民族之林也享有盛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国家的重视，动员了大批的音乐工作者，会同有关方面，共同对全国各民族的乐种、曲种和剧种进行了广泛、深入和全面的调查，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规模较大的调查活动有：1950年对江苏无锡民间音乐家华彦钧（即阿炳）的传谱和演奏技艺所进行的采录、整理工作，使其优秀的二胡曲、琵琶曲和演奏技术得以传世；1953年对“河曲民歌”的调查，以及对我国民歌大面积的搜集和整理工作；1956年前后在全国范围内对古琴音乐的调查，寻访了全国近百位古琴演奏家，搜集到一批重要的古谱文献，并通过“打谱”和录音，使已经绝响的《碣石调·幽兰》、《广陵散》等历史名曲得以复现。与此同时，开始汇编出版《古琴曲集》等历代琴谱史料文献；1957年对“孔庙音乐”（大成乐）的调查和整理；特别是对“侗族大歌”、“十二木卡姆”、“西安鼓乐”、“苏南吹打”、“浙东锣鼓”、“福建南音”以及“江南丝竹”和“广东音乐”等重要乐种的调查，不仅采录到大量的音乐历史资料，同时还发掘和抢救出一些濒临绝响的乐种、曲种和剧种以及历史上珍贵的乐曲；1957年——1959年对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所进行的对各少数民族音乐的调查，以及60年代初开始为编辑《中国民歌集成》而展开的对全国各地民歌的系统调查，所取得的成果和收获十分喜人。

1对民间音乐家阿炳的音乐的抢救整理

    2对传统民歌的收集整理

1953年秋音乐学院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所采集组赴山西河曲一带对当地的民间音乐进行了调查很有成绩，这次调查搜集了大量的民间歌曲和戏曲资料，写出了《河曲民歌采访专集》。        

3“五大集成”工作

１９６０年的《中国民歌集成 》

粉碎“四人帮”后的“集成”工作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

《中国民族民间器乐集成》

《中国曲艺音乐集成》

《中国戏曲音乐集成》

《中国琴曲集成》

这5种“集成”，每种均按省、市、自治区分卷（即地方卷），如果全部出齐共达120多卷，共约3亿字。1995年前后分批出版。“五大集成”篇幅浩翰，具有史料性、学术性和实用性。

“五大集成”的搜集、整理和编辑工作，在各级的领导下，全国各地的文化部门和音协，组织和动员了广大音乐工作者、民歌手、民间艺人、民族语言学家等专门人才，对各类民族民间音乐进行了抢救，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普查、调查，采录下大量的口碑资料（含乐器及与之有关的背景材料）。与此同时，我国广大音乐工作者还对各地、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进行研究，并从内容到形式、从形态特征到与人民生活的联系，扩展到“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比较学”乃至“心理学”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仅《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全国各地搜集的民歌就有近30万首之多。编入《集成》地方卷的约35，000首。目前，全国范围内的初审、复审、终审工作已分批分期进行。《中国民间歌曲·湖北卷》、《中国民间歌曲·山西卷》等地方卷已经正式出版发行。《五大集成》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不仅积累了大量的科研成果，同时也为为我国培养和造就了一代专门人材，这是一笔无可估量的宝贵财富，对继承和发展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对我国音乐文化事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4  对各民族民间乐种的整理抢救

“侗族大歌”

“西安鼓乐”

“十二木卡姆”

“苏南吹打”

“浙东锣鼓”

“福建南音”

“江南丝竹”

“广东音乐”

5  民族乐器的改革

其主要标志除民族乐器的生产工业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和国家颁布了一部分乐器生产质量标准；

1954年和1959年先后在北京召开了两次大规模的乐器改革座谈会，推出了一批改革成果。

1956年国家轻工业部科学院所属的乐器研究所的成立，对我国乐器的改革和制造是一个极大的促进。我国的民族乐器，如古琴、古筝、琵琶、扬琴、二胡、笛、笙、芦笙、唢呐、管子等乐器的改革均取得了可喜成绩。

乐器的改革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刺激了民族器乐的创作，我国五、六十年代民族器乐创作的繁荣与民族器乐的改革成就是分不开的。

声乐创作

    1  歌曲创作——群众歌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歌曲创作基本上以紧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并以真挚地反映我国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生活中的思想感情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出现了相当数量为人民所喜爱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在风格、体裁等方面，比之建国前，也有了很大进步和提高。

    五、六十年代前后的歌曲创作，在题材上以紧密配合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国家的具体中心工作为主，如庆祝全国的、抗美援朝、大跃进、人民公社、学习雷锋以及歌颂领袖、歌颂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等，在人民群众中间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这一阶段所产生的各种风格、各种体裁的歌曲，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全国各族人民欢欣鼓舞的情绪和以极大的热情建设、保卫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旋律流畅，具有很强烈的群众性。不仅如此，这些作品在思想性、艺术性以及风格、形式等方面也都比建国前有所发展。但是，由于当时过分强调把音乐作为一种向群众进行思想教育的手段，所以人民的音乐生活和音乐家的创作在题材和体裁等方面也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在对“通俗音乐”的看法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左”的影响，导致了从建国到80年代前，通俗音乐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在这一时期歌曲创作方面，进行曲风格的群众歌曲占据了相当数量。如《歌唱祖国》（王莘词曲）、《全世界人民心一条》（招司词、瞿希贤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麻扶摇词、周巍峙曲）、《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郭沫若词、马思聪曲）、《人民海军向前进》（海政文工团创作组词、绿克曲）、《社会主义好》（希扬词、李焕之曲）、《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光未然词、瞿希贤曲）、《我们走在大路上》（李劫夫词曲）、《工人阶级硬骨头》（希扬词、瞿维曲）、《学习雷锋好榜样》（洪源词，生茂曲）、《高举大旗》（芦芒词、孟波曲）等。这些歌曲以其形式短小精悍、节奏鲜明，与建国前战争年代的歌曲有着共同特点，但在题材方面比之建国前更为宽泛，表现了刚刚了的人民欢庆胜利，热爱和平，迫切要求建设自己新国家的愿望和热情。

    抒情艺术歌曲

    在五、六十年代的歌曲创作中，抒情风格的歌曲也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些歌曲以其清新、舒广、秀丽和富于生机的旋律，歌颂了美丽的祖国和可爱的家乡，表达了步入新中国后人民喜悦的心情和希望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的愿望。如《歌唱二郎山》（洛水词，时乐濛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美丽其格词曲）、《淮河两岸鲜花开》、（何彬、石梅、向异词、向异曲）、《桔子熟了》（张继楼词、刘兆江曲）、《同志请你停一停》（权浮宽词，石夫曲）、《真是乐死人》（林中词、生茂曲）、《马儿啊，你慢些走》（李鉴尧词、生茂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管华词，瞿希贤曲）、《三杯美酒敬亲人》（杨华词，晓河、茹辛曲）、《我为祖国献石油》（薛国柱词，秦咏诚曲）、《唱支山歌给党听》（蕉萍词，践耳曲）以及《槐花几时开》（丁善德编曲）、《嘎俄丽泰》（黎英海改编）和《在银色的月光下》（黎英海改编）等。此外，像《小河水呀静静流》（福庚词、陈大荧曲）、《祖国大地任我走》（倪维德词，欧阳谦叔曲）、《玛依拉》（丁善德编曲）和《岩口滴水》（任萍、田川词、罗宗贤曲）、《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吕远词曲）等艺术歌曲不仅真挚地抒发了人民的思想感情，有的歌曲还成为音乐会的保留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