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中的_异化_与_归化_问题

试论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中的

“异化”与“归化”问题

陈　言

　　内容提要　翻译中的所谓“异化”和“归化”法,是以译者所选择的文化立场为基本点来加以区

分的。前者主要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后者主要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它们在翻译中的可行性取决于翻译的目的、读者的需要、文化间相互依赖的程度等,具有各自的价值和不可替代性。译者的文化心理对异化和归化的选择具有前导性和潜在性。在20世纪的外国文学翻译实践中,归化和异化这两种方法此消彼长,交替主导着翻译的趋向。本文通过描述文学翻译实践中异化和归化的走向,来揭示译者的不同文化心理,论述两种翻译方法的可行性。　　关键词　异化　归化　文化心理

一、“异化”、“归化”翻译法的运用及其与译者文化心理的关系

　　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对源语文化的处理一般有两种方法:异化和归化。异化,即主要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归化,则主要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在20世纪中国的文学翻译实践中,异化和归化法此消彼长,交替主导着翻译的走向。

清末民初的外国文学翻译,主要采用“豪杰译”法,即译者在形式、内容、风格、形象、文化、地理、历史等各个层面上,对原作作任意改动,如删节、改译、替换、改写、增减及译者的随意发挥,结果,改变了原作文化的、语言的、文体的本

质特征,这是归化法的翻译策略。①

以文体为例,当时的翻译几乎都用文言文和中国传统文体形式。如著名的翻译家林纾采用唐宋古文义法与笔记小说家语言,周氏兄弟也是用文言,甚至是比林译的唐宋古文更为古奥的魏晋文风,

来翻译外国小说,如《域外小说集》。当时,欧洲诗歌到中国后便都成了四言诗或五言(格律)诗。同样,莎士比亚的诗剧或戏剧作品也往往以散文和小说的形式来迎合中国的读者。“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大力鼓吹白话文,并斥责文言文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②

白话文因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功地取代了文言文的位置,翻译文学的语言也自然而然地运用了白话文。但由于白话文“质直”、“干枯”、没有“余味”,③

被时人认为无法表现复杂、现代的思想和情感。于是,在文学翻译乃至文学创作上采取了“异化”④

的补救方法,认为“只有欧化的白话文方才能够应付新时代的需要。欧化的白话文就是充分吸收西洋语言的结构,使我们的文字能够传达复杂的思想,曲折的理论”。⑤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外国文学翻译中的异化现象极为普遍并被视为理所当然。50年代以来直至70年代末,归化法开始占据主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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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仅讨论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翻译方法的选择与手法的变迁,问题也许可以到此结束。所谓翻译手法,实际上包含了一种处理外国文化的态度。如果我们把它与不同时代译者的文化心理结合起来考察,就会发现变迁背后的深层文化原因。

近代以来,对于西方列强的崛起,中国的士大夫们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面对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的事实,他们被迫承认西方在器物和制度的层面上优于中国,但仍保持着汉文化中心主义的文化优越感。清末民初,还出现了一股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的文化思潮。国粹派认为,“国粹”是“我们汉种的历史”,包括“语言文字”、

“人物事迹”等。⑩译者就是带着这种心理上的文化优越感和现实中的挫折感,开始他们的翻译西方科学和人文著作的生涯的。持文化保守主义的林纾,甚至到20世纪

前后蔚为大观的西风东渐历史潮流中,在文化心理上,依然没有弱势和自卑之感,林译小说就是他对抗这股思潮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显示出了林纾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自信。将归化法推向极端的“豪杰译”法就是这种文化优越感的产物。

五四时期,中国白话文学在其自身文学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作为主要思想和文化资料,西方文学被大量引进,这恰好迎合了中国新文学的时代需要:正可以利用和凭借西方文学的强势影响,来达到中国文学传统和结束文言文学的统治地位的目的。至于译者,他们一旦意识到自身文化上的不足,一种自觉模仿的翻译观便随之而来,注意吸收源语的表现手法、叙事手法等,也就是采用归化法。这多少透露出新文动先驱者对民族本位文化缺乏自信。对于“五四”以来过于欧化的倾向,文学家瞿秋白十分不满,曾著文批判“欧化文艺”是“文艺上的贵族主义”。 λϖ只是他的批判声音在当时那股西化浪潮中显得过于微弱,几乎没有人理睬。不过,细加体察,他的批评多少表露出其潜意识里的不自信:他把“欧化文艺”看成是贵族的文艺,那么,以这样的思路,中国传统文艺则是平民的文艺,是低贱的。

新中国成立后,本土民间资源得到进一步重视,西方文学被纳入资产阶级文化的范畴。《人民日报》在社论中提出:“要促使每一个说话和写文章的人,注意语言的纯洁和健康。”社论还明确指出,作家们和翻译工作者重视或不重视语言规范化,影响所及是难以估计的,因此,“我们不能不对他们提出特别严格的要求”。 λω可见,50年代归化法的独尊与国家文化中对西方文化的排斥倾向密切相关。

80年代的中国文学,总体上不断趋于全面解禁和开放,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现代文学,以强势姿态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形成了极大的冲击,并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和基本的资源。于是新时期文学又陷入了仰赖西方文学的一种弱势情境。时至今日,西方文化中心论自然难以令人完全苟同,不过,现实的情境却并没有根本

65性的改变。可以说,翻译理论和实践中“异化”法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与现实中中国文学处于劣势的文化地位、译者在心理上对西方文学的仰视是分不开的。

通过梳理异化法和归化法在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实践中的走向,以及不同时期译者的文化心理,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们的翻译观以及翻译态度、文化取向乃至翻译手法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潜文本,那就是对待两种文化的态度问题。当中国文化在译者的文化心理中占优势地位时,他们往往采用“归化”的译法;当译者对于本民族文化不自信甚至极度自卑时,他们常常会采用“异化”的译法。

人们在论述归化、异化法时,往往拿国外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和温努提(Wenuti)的理论当作佐证,但常常忽视温努提对其背后文化心理的论述。温努提说:

译者可以选择归化或异化的方法,前者是

以民族主义为中心,把外国的价值观归化

到目的语文化之中,把原文作者请回家来;

后者则离经叛道地把外国文本中的语言和

文化差异表现出来,把读者送到外国去。 λξ

按照他的说法,如果说“归化法”体现了“民族主义”,那么,“异化法”就有“自我殖民主义”之嫌。在欧美国家的翻译界,归化理论一直占据统治地位,这与几百年来他们在文化心理上的优越感有紧密联系。事实上,在翻译实践中,当两种文化相遇时,真正做到以平等的姿态对话交流的情况并不是很多。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说过:“在文化交流中一个群体借用另一群体文化等于对对方表示敬意,是对它的承认,表达一种集体的嫉羡和承认了对方的威望,所以才借鉴、模仿对方文化的表现形式。” λψ对于处于现代化起步阶段和早期转型过程中的许多中国人来说,“西化”,即他们所认为的“现代化”,几乎是一种合乎逻辑的认识。于是,从“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再到“中西互补”,“西方”和“西化”始终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思考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一个基本背景和基本参照系。

二、

“异化”、

“归化”之争的理论辨析如上所述,在20世纪的不同时期,归化法和异化法在译界相继占据主导地位。但这并不说明二者没有或不能共存,也不能说明它们是和平共处的。作为译事中一种基本手段的两个方面,二者是互相依存的,同时又充满矛盾和斗争。长期以来归化和异化之争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归化、异化的字面含义不明确。归化和异化主要指译者处理源语文化所采用的方法。前者系指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方法,后者则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方法。可是,一直存在将归化和意译、异化与直译等同起来的做法。这样,归化和异化之争也就简单地转换成直译、意译之争。

第二,归化、异化在翻译中的作用不明确。作为翻译策略,二者的价值各不相同。比如,异化的作用在于:易于读者了解异国文化;丰富目的语文化内涵和目的语语言的表达方式;有助于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产生归化的最直接原因,是源语中某个词或某种表达式所包含的文化意义与目的语文化发生冲突,无论采取直译或意译手法均不能在目的语文化中还原其表现力度。在这种情况下,归化法成为一种补偿措施。以外译汉为例,汉语文化“侧重知觉、体验、感悟……这种文化心态出现在汉语中就是表现出以神驭形,注重意合,疏于形式变化,缺乏形态特征,以语序和虚词为主要语法手段,崇尚简约的语言特征。” λζ由此可见,意合与体现时间顺序的语序是建立汉语内部规律的基础,也是采用归化法的依据。事实上,如果考虑到翻译史上的可变性因素,如不同时期的翻译目的、读者要求等等,“归化”和“异化”均有其存在和应用的价值。归化并非一定要以牺牲大量的附载信息为代价,异化也不一定就会造成语言的不纯净。至于采用异化法还是归化法,这主要取决于翻译的目的、读者的需要。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译者的文学和文化素养。

75第三,异化和归化两者的关系不明确。两者之间是水火不容的,还是对立统一的?如何进行配合和交替使用?有学者指出译界存在的这样一种现象:“目前的翻译市场上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值得注意,如果哪部经典著作有一个较为异化的译著,往往就会有一个较为归化的重译本,反之亦然。”他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一方面表明,在现阶段,中国的翻译文学中存在着两种策略共处且相对比较和睦的现象;另一方面也表明,对中国的文化地位和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内的地位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态度,仍然存在着两种文化意识的对抗。” λ{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正如前文所说,译者文化心理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只是起着前导性和潜在的影响,根据翻译实践,它不会或很难对翻译策略的选择起明确的指导作用。译界的这种状况或许只是巧合吧。而且,翻译文学中几乎很难找到完全归化或完全异化的作品。

第四,将两种方法的极端化及其所造成的错误误以为是方法本身。这一点在20世纪20、30年代有关翻译标准的论战中表现尤为突出。鲁迅一向认为,“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 λ|瞿秋白要求翻译做到“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 λ}反对贵族主义的“欧化文艺”。林语堂则认为:“无论何种语体于未国化以前都是不通,不能以其翻译而为例外。” λ∼因此,他极力反对鲁迅所谓的异化法。鲁迅强调翻译要保存“异国情调”是正确的,林语堂等人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他们看到当时不少欧化译文晦涩难懂,误以为异化法就会带来呆译、死译或翻译腔,于是得出错误结论,异化就是死译、呆译,并从不同角度对异化法加以抨击。

第五,对两种方法的一些制约因素重视不够。作为两种文化的沟通者,译者同时面对与特定民族血脉相连的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入乡随俗”的归化法固然有不尊重外国(民族)文化和历史之嫌,但极端化的异化又何尝不伤害本国(民族)人的感情?这里有互相尊重的问题———既尊重源语国(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又尊重自己的历史文化,尊重自己的读者,相信他们对源语文化信息有必要的理解力和鉴别力。这就要求我们掌握使用不同方法的一些制约因素。例如,要在目的语内部规律制约下使用异化法,力求符合译入语的语言规范,注重本土文化和读者的接受能力。运用归化法时,需要注意文句的语法的可容性,考虑到语言转换过程中的表达方法和形式是否符合逻辑,文体上是否具有适应性,认真思考译文的总体风貌是否符合原文在文体方面的特征,尽量避免归化后的成份使目的语读者对原文信息或原语文化产生误解,产生时代或地域错误的感觉。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也就是要求译者在忠于原作者和忠于读者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此外,异化归化之争,还有翻译策略范畴以外的原因。如,忽略了“语言是发展变化的”这一事实。黄药眠曾经批评“‘五四’运动给翻译界带来一些不良影响,如‘五四’时期右翼代表人物胡适主张全盘西化,就是一个有害的理论。……他们在翻译方面则企图不顾传统汉语的习惯、句式,生搬硬套外文”。 µυ说欧化破坏了中文的纯净不太妥当。语言总是朝着表达明晰、形式严密、使用经济、句法灵活的方向发展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尤其是翻译中异化法的运用,对民族语言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鲁迅当时就预言:

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

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

里。……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

中的一部份,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

部份,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

开。 µϖ

近一个世纪的翻译实践证明,20、30年代开始的异化没有像时人所担心的那样,使汉语“脱胎换骨”,其根本原因是汉语的内部规律制约了异化的程度和范围。据此,翻译家思果风趣地称

85那些拓荒的译者和作家“是罪人,也是功臣”。 µω

三、重新整合“异化”、

“归化”之间的关系

　　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异化和归化大体持两种态度:一种主张异化是必然趋势,或异化应占主导地位。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张辅军、叶子南、许钧、姜秋霞、张柏然、亦覃、杨才元等, µξ他们主要是从可接受性、共时文化交流和历时语言发展等方面来探讨异化的可行性的。郑海凌的《译语的异化与优化》 µψ没有使用“归化”与“异化”这对概念,而是借用西方20世纪兴起的解构主义理论来探讨翻译中的异化,得出“翻译即异化”的结论。原因是,法国解构主义学者罗兰・巴特认为,文本生成之后,作者就失却存在的价值,而文本的意义是在读者对语言符号的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这必然导致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因此,翻译也就必然导致异化。有趣的是,在解构主义学者那里,忠实性原则变得无足轻重,译者用不着担心有人责怪他的译文不够忠实,甚至可以倒打一耙,责怪原作对译本不够忠实。这样,“异化”不仅是翻译的必然结果,而且是翻译的本质,是一种客观存在。我们认为,西方解构主义学者如此旗帜鲜明地标举译语的异化,只是在一个极端的层面上揭示了翻译活动的本质与规律,但并不是全部的阐释。学界对异化的另一种态度,是提倡二者的辩证统一。他们主要是孙致礼、屠岸、郭建中、谭惠娟、孟志刚、陆云、秦洪武等。 µζ这些学者更注重翻译中的相对性因素,强调要合理、恰当地使用异化和归化。

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扩大和加深,翻译中的西化问题已经变得不那么突出,但由于不同文化、语言的差异无法消除,异化翻译所造成的冲突也不会彻底消除。随着文化研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并向周边学科广泛渗透,翻译理论越来越注重在文化交流的总体环境中关照语言的翻译。作为处理源语文化因素的异化和归化法,也将得到学界的重视。为了正确运用好异化和归化法,我们有必要明确以下几

个问题。

第一,异化和归化的区分是相对的。历时性地看,读者的阅读视野在不断扩大,接受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原来的异化成分逐渐地与目的语的语言相融合;另外,异化法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符合目的语的内部规律。否则,异化只能是死译或硬译。所以,异化只是相对的。西化表达方式从言语上升到语言的轨迹足可以证明这一点。

第二,异化法和归化法是互相渗透和交叉的。翻译作品中,没有一部完全采取异化法,也没有一部完全使用归化法,两种方法往往交替或同时使用。这就要求我们根据不同的情境和语境选择不同的方法,以便做到各适其度,各得其所。

第三,语言结构允许变化的“度”是有限的,异化和归化所造成的矛盾冲突也是有限的。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早在40年代就指出:“西洋语法和中国语法相离太远的地方,也不是中国所能迁就的。欧化到了现在的地步,已完成了十分之九的路程;将来即使有人要使中国语法完全欧化,也是不可能的。” µ{

明确了二者的关系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译者个人的学养问题。可以说,造成“翻译腔”的根本原因是译者未能突破源语表层结构的束缚,深入深层结构来探究原文词和句子的底蕴。译者不但要把握句法结构,还需要对原作者的文化背景有深入的了解,掌握丰富的历史、地理、社会、民俗、文学史,乃至音乐、美术等知识。只有这样,译者才能“吃透原文”。此外,造成“翻译腔”的另一个原因,是译者缺乏敏锐的汉语语感,无法找到表现原文底蕴的词语,难以摆脱原文词语搭配和句式搭配的固有框架。

总之,处理好异化和归化二者之间的关系,有赖于译者文化素养的不断提高,以及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的健康发展。

注释:

①　有不少人把归化理解为意译,把异化理解为直译,如徐丹

95的文章《文化融合中的语言翻译问题》(载《中国翻译》, 1998年第3期)认为“异化和归化的矛盾实际上就是我国翻译界长期以来的直译派与意译派之争”。这是不全面的。这两对概念都有相互重叠的一面,如归化和意译都指译文通顺,符合译入语的语法规范等等;异化和直译都追求与原作的等值,尊重源语的语法规范。但归化和异化更加强调文化因素,强调跨文化交际的问题,直译、意译则侧重与语言操作问题。

②　钱玄同:《寄胡适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良

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78页;《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同上;《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同上,141页。

③　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

集》,223-224页:“现在我们使用白话做文,第一件感觉苦痛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国语,异常质直,异常干枯……

我们使用的白话,仍然是浑身赤条条的,没有美术的培养;所以觉着非常干枯,少得余味,不适用于文学……我们不特觉得现在使用的白话异常干枯,而且觉得他异常的贫……可惜我们使用的白话,同我们使用的文言,犯了一样的毛病,也是‘其直如矢,其平如底’,组织上非常简单。”

④　在当时主要是“欧化”。由于时人对欧洲不同国家、不同

语言和文化并不了解,而傅斯年、胡适等人学的都是英语,所谓“欧化”,或许只是“英语化”。

⑤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24页。

⑥　吴岩:《从所谓“翻译体”说起》,载罗新璋编:《翻译论集》,

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8页。

⑦　王育伦:《从“削鼻剜眼”到“异国情调”》,载罗新璋编:《翻

译论集》,935页。

⑧　刘凯英:《归化———翻译的歧路》,载《现代汉语》,1987年

第2期。

⑨　许崇信:《文化交流与翻译》,载《外国语》,1991年第1期。⑩　章太炎:《演说录》,原载《民报》1906年7月第6期,参见《辛亥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二卷上册,446-455页。

λϖ　《论翻译———给鲁迅的信》,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卷,492页。

λω　《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为实现汉语规范而努力》,见《人民日报》1955年10月26日社论。

λξ　L.Venuti,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 f Translation (London and New Y ork:R ootledge,1995),p.20.

λψ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1998年版,28页。

λζ　李济中、姚锡远主编:《现代汉语专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21页。

λ{　王东风:《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态度》,载《中国翻译》,2000年第4期。

λ|　鲁迅:《“题未定”草二》,见《鲁讯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λ}　瞿秋白:《关于翻译———给鲁迅的信》,载《翻译研究论文集(14-1948)》。

λ∼　林语堂:《论翻译》,载《翻译研究论文集(14-1948)》。 µυ　参见《翻译通讯》,1985年第2期。

µϖ　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载《鲁迅全集》,第4卷,383页。 µω　思果:《译道探微》,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版,54页。

µξ　参见张辅军:《什么是“西译汉化”?应该肯定?否定?》,载《外国语》,1990年第2期;叶子南:《论西化翻译》,载《中国翻译》,1991年第2期;许钧:《译者、读者与阅读空间》,载《外国语》,1996年第1期;亦覃:《应尽量保持原汁原味》,载《中化读书报》1997年2月5日;姜秋霞、张柏然:《是等值还是再创造?———对文学翻译的一项调查与分析》,载张柏然、许钧主编:《译学论集》,译林出版社1997版;杨才元:《翻译中的异化与归化》,载《苏州大学学报》, 2001年第3期等。

µψ　《中国翻译》,2001年第3期。

µζ　可参见以下文章:孙致礼:《坚持辩证法,树立正确的翻译观》,载《外语学院学报》,1996年第5期;屠岸:《“归化”与“洋化”的统一》,载《中华读书报》1997年5月14日;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载《外国语》1998年第2期;谭惠娟:《从文化的差异与渗透看翻译的异化与归化》,载《中国翻译》,1999年第1期;孟志刚:《论翻译中“异化”和“归化”的辩证统一》,载《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陆云:《论西化译法与归化译法的运用》,载《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秦洪武:《翻译中的句法异化与归化》,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5期。

µ{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335页。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所Π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刘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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