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边城》的象征艺术

关键词：《边城》；象征艺术

Try to talk about the symbolic art of “The Remote Town”

Student: GAO JIE YU

Guild teacher: WANG KANG KUO

Huainan normal university Chinese and Media Department

Abstract: Symbolism is a representation of art the novel “The Remote Town” used and one reason for its enjoying high reputation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not only in the parts but also in the whole the novel is symbolic: parts include the novel topic, characters, scenery, imagery, plots, and other aspects, which are also the symbols of surface; in the whole, we can put the whole film as a fable of the national history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even the whole human’s civilization namely human interpretation to read。 This is the deep understanding and the symbol of where the novel's themes stand. 

Key words: “The Remote Town”; symbolism

前言    

《边城》是沈从文经过漫长的习作期后，艺术技巧，人生体验日渐丰富的产物，也是现在为人们所热议和珍爱的一部作品。刘西谓评价《边城》“细致，然而绝不琐碎；真实，然而绝不教训；风韵，然而绝不弄姿；美丽，然而绝不做作”[1]。随着时间的推移，《边城》越来越表现出其独特的气质，焕发出珍珠般璀璨夺目的光彩。正如沈从文自己对于作品受到非难批评时没有任何辩解，只是“希望我的工作在历史上能负一点儿责任，尽世间来陶冶，给它证明什么应消灭，什么宜存在”[2]。是非功过任凭时间来判断，这不是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边城》之所以取得这样辉煌的成绩不仅来自于作者清新质朴的文笔，优美流畅的语言，玲珑剔透的牧歌式的文体，恬淡悠闲的乡村生活，更来自作品所包含的人生形式，生命体验，蕴含了作者的热情和隐伏的悲痛。作者运用象征的手法把自己的意图在小说的故事叙述中隐晦的表达出来。要想理解《边城》的深层含义，必须具备一定的理解力。在《<边城>题记》中，沈从文谈到了作品的读者范围：“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3]。

《边城》象征手法的运用存在于小说故事的整体与部分中，也就是小说表层和深层的象征意味。部分包括小说的题目，意象，人物，景物等多个方面；整体是把整部作品看做一个寓言故事，当做中华民族或是人类的历史来解读。中华民族的寓言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成主义，是现代启蒙主义相对的一种文化观念，二者都是对中国被动现代化做出的一种反应。但是沈从文的文化观又不仅仅局限于此，中间也夹杂着某些激进观念（如他所说的热情）。整个人类的历史是不断进步的，包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更关注的应是人的进步，人性的良善和美德。人类的历史中我们又始终存在着平凡普通人生活的有限和生命意义的无限的话题，寻求生活和生命的平衡也是沈从文委以自己的一种责任。

一  表层象征艺术

《边城》的表层象征是指从小说故事的叙事中能直接物化出的象征符号。表层的象征对整体的深层次的象征奠定基础，是深层象征的具体体现。表层象征的意符贯穿于小说的行文中，小说讲述了发生在一个名叫“茶峒”的边远山村的爱情故事，渡船老人的孙女翠翠和码头船总顺顺家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三人之间的三角恋爱。天保在不清楚的情况下先于弟弟一步向老船夫提亲，老船夫也在不了解孙女其实喜欢傩送的情况下满心欢喜，最终天保饱尝失恋下船去了，却淹死在水下。顺顺一家都认为是老船夫的狡猾害死了天保，对他也日益冷淡。傩送因为天保而自责，也由于对于老船夫的误会无法跨越横亘在他与翠翠之间的障碍，加上父亲的不理解也下船去了。老船夫内心的忧虑日积月累，无法安放孙女的幸福生活终于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带着遗憾而去。只剩下孤苦伶仃的翠翠独自掌船，等待着那个也许回来也许不回来的心上人。其实爱情在《边城》中只是一个契机，是把所有人事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线索。并在其中穿插了大量的边地风景风俗的描写。

（1）题目 《边城》中“边城”指的是湘西边境酉水流域的一个小城—“茶峒”，它凭山倚水，地理位置就像陶渊明的世外桃源般与世隔绝。为什么用“边城”来做题目呢，如果是为了表示地理位置为什么不用真实的地名呢？我认为用“边城”有更大的象征作用，一方面它代表的是地理位置，显示了“茶峒”的的位置特点—边远，偏僻；另一方面，“边城”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汪曾祺曾在《又读〈边城〉》中提醒人们：“‘边城’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是一个时间概念，文化概念”[4]。这就明朗的点出了“边城”的象征意味，它还代表了一个时间也即历史概念，代表了中国传统社会，农业社会和一种文化概念，象征中国传统文化。文化概念和历史概念又是相会联系和相互融合的。它们共同指向了那个与当时时代和政治文化环境截然不同的传统中国时代。在当时那种社会环境中，小说中所描绘的社会是历史的，是过去时，是不入流的。所以用“边”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了。

（2）意象 《边城》中贯穿了众多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这些意象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自然景物中最主要的是水，故事发生的地点，情节演变等都与水息息相关。这与作者的思想来源有关，他说过“我学会用小小脑子去思索一切，全亏的水，我对于宇宙认识得深一点，也全亏得是水”[5]。水在人们的印象中有温顺有凶猛，所以河水的象征也有多重：它一面是边城人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边城与外界联系的途径，给人带来的是生机，是生命，所以是快乐的源泉，是调和生命的象征。同时河水缓慢的流动有象征了翠翠在对待爱情上的犹豫和在人事上的不成熟；另一方面，当河水涨春水的时候，房屋淹没，带给人们的是损失，也正是这激流的河水带走了天保的生命，所以水又具有破坏性，毁灭性。水是热情与痛苦共存的人生形式，就像作者自身一样，在创作中倾注满腔热血，抒发自己悲痛的沉隐的痛苦和忧郁。

《边城》是诗情画意，就像苏轼评价王维的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一样。边城除了运用诗化的语言，清新自然以外，还在于描写了具有诗情和画意的青山绿水，虫鸣鸟叫。这些景物象征和谐美丽的大自然，是一幅中国彩色风景画。这画中有深潭，游鱼，玛瑙石子，高山，翠竹林，桃杏花，圆日，月光，草虫，萤火虫，还有象征翠翠爱情的虎耳草……虎耳草第一次是在翠翠梦中出现的，因为她听到了傩送优美的歌声在梦中飞到悬崖半腰摘了一大把虎耳草，但是却不知道该给谁。但还是极美妙的。第二次虎耳草的出现是真实的，翠翠因为去摘虎耳草却失去了与傩送见面的机会，但就算翠翠有这次机会，也许她也会因为害羞而躲起来吧，就像她后来一次一样。现实和梦终究是有差别的，但是现实是不如人意的，如果连做梦的机会的失去了，那人生不是太可悲了嘛。沈从文认为小说要表现人生，还要有梦幻现象。把小说看成是“用文字很恰当的记录下来的人事”。

所以他也让翠翠的爱情悲剧中有过这样一个有趣的梦。

    小说中除了众多的自然意象之外，还有极具隐喻的社会物象。这些物象由于其产生的途径和用途的特殊性，具有独特的象征意味。它们不像自然景物一般只是自然美好和谐的代表，它们除了代表人类智慧，与自然共处以外，还有特殊的社会象征性。其中碾坊和渡船是一对相对的物象。碾坊是王团总为了给女儿陪嫁给傩送建造的，是权力的象征。渡船是祖孙俩相依为命的工具，同时也是翠翠的化身，因为选择渡船就意味着选择翠翠，对于傩送来说就意味着选择爱情。这只是从小说的爱情层面理解它们的象征，从更深层次的主题上来说，碾坊和渡船象征了两种生活态度和两种社会进程。碾坊象征着拜金主义和城市现代化进程，渡船代表了对朴素人性，恬淡随意的生活态度和湘西农村社会以及其中表现的朴实的人性。物象中另一具有重要意义的物象是白塔，白塔建在溪边渡口之上，塔下便是翠翠和爷爷的家。白塔经历风暴坍塌之后又重新建立起来。塔在人们的印象中具有一种指引作用，给人以庄严肃穆的感觉，给人一种向上的动力。白塔在小说中是爷爷的化身，所以当老船夫死去的那个夜晚白塔也倒了，它是老船夫身上美好品质和人性的象征。同时老船夫是传统社会中具有传统美德的代表，所以白搭也是传统民族优美品德和文化的象征。它的坍塌预示了民族品德失落，但是沈从文并不是一个悲观者，后来的白塔重建寄予了作者对民族文化重建的希冀。沈从文说：“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到一个问题，己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塑，可能从什么地方着手”[6]。虽然小说中并没有指明一条道路，但这不是小说的创作目的，《边城》的应运而生是正当民族文学和农民文学讨论最热闹的时候，作者的意图“不是引导读者去桃花源旅游……为人类的“爱”字，作一个恰如其分的说明”[7]。“我要表现的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8]。至于重塑问题，他是寄希望于年轻一带的。

（3）人物  《边城》的主要人物有顺顺一家三人，船夫爷孙俩和杨马兵共六人，小说主要围绕翠翠和傩送的爱情，以及老船夫的奔走展开。每一个主要人物都代表了普通劳动人民身上独特的美德和完整的人性。在作者看来，“他们是正直的，诚实的”，老船夫做事兢兢业业，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都在摆渡，节日里不敢进城，生怕耽误过渡人。老人的负责和对工作的态度受到人们的感激，但对于他们给的钱却一定要归还，实在推迟不了，也一定会把钱用另一种方式归还，买茶叶和旱烟。他的一生是向上乐观的。但他的内心深处也隐藏着忧郁，担心孙女的未来，害怕她有女儿有相似的命运，所以他积极奔走，但最终却遗憾而终。老船夫的“忧郁”还表现在对待命运的妥协和相信但又极度的想摆脱的心理，“这是天意”，“一切皆是命，半点不由人”表现出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宿命论，但至少他也曾经努力过的。这也“反映出中国广大的劳动人民在长期封建统治下形成的天命观和依附心理”[9]。顺顺是码头的老大，但他不是霸道强悍的，而是为人和善，大方洒脱，慷慨济人，所以为人们所尊敬。但作者不是把他塑造成一个英雄形象，因为一个普通人，他有美德，同时也有点世俗，他对于碾坊也即权力的象征是有需求的，这也导致后来傩送的下船，因为顺顺既割舍不了碾坊也解不开心中对老船夫的误会，所以她反对儿子选择渡船。作者所描述的人性并不是虚假的，理想的，而是现实的，完整的。

顺顺的两个儿子有勇气和义气，在老船夫看来他们是“聪明，正直，勇敢，耐劳的年轻人”，但他们爱上同一个女孩时也公正的采用“走马路”的方法由翠翠自己选择，天保失恋最终淹死，而傩送虽然愿意放弃碾坊选择渡船，但还是由于种种误会没能如愿。但兄弟俩为了爱情，执着的追求，显示了忠贞的爱情观。翠翠为青山绿水所给养，长的眉清目秀，她美丽，善良，单纯，活泼，可爱，纯朴，有一个童真的心。在爱情来临的时候她羞涩，害怕，对爱人也矢志不渝。但这种爱情只限于纯洁的男女心向往之的爱慕，都来不及说出口就被暴雨所破灭。也正是由于爱情的挫折和亲人的丧失是她成长，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并且等待着心上人，这也是从一个自然人进化成社会人的历程。

《边城》中另外一个主要人物杨马兵是天保的媒人，是老船夫的挚友，是翠翠母亲的追求者，最后也成为了翠翠的监护人，代替老船夫于翠翠相依为命。这个与两家偶没有亲缘关系的人却与两家人都联系在了一起。他也是正直，善良，纯朴的，乐于助人的，具有一切劳动人民的美好品质，同时他也是一个爱情的忠实守护人。照顾翠翠的重任和撑船的重任落在他的肩上，也象征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也必将后继有人。小说中作为背景陪衬的商人，水手，妓女，过渡客人等无一不是美好人性的象征，是他们共同构成了边城安静和谐的环境，显示了一种向上向善的人生形式。

二 深层的象征艺术

《边城》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是患有都市病的男男女女的“一副可口的良药”。只因它描绘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表现出传统社会天人合一的大同社会，给处于当时热会，战火纷飞的年，生活在水深火热的人们一点儿清新的空气。但是这也成了人们批评作家的地方，认为他是在回归传统，不符合当时社会改革的政治潮流，是与主流文化，启蒙思想背道而驰的一种反动。作者也谈到“我的<边城>是出了版，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在怎样的情感下写成这个作品，也不大明白我写它的意义”[10]。“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的；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沉痛也忽略了”[11]。这里所包含的作者的热烈情感和隐藏在背后的意义便是小说的深层象征意味，也即小说的主题所在。

（1）文化象征 《边城》描写的是湘西地区，展现的是一个具有少数民族气息的地方，湘西的人民在大自然的给养和赐予下享受生命，与自然相处和谐。湘西人民“天真的袒露着他们行为的美与丑，心灵的善与恶”，“他们行为中的丑恶处，也易于因他们的蒙昧天真而得到原宥，因为他像是处于‘童年’的人类” [12]，但是他们更具有“纯洁性”。但是这种美好的生活却在悲剧中收场，老船夫，天保死了，翠翠孤苦伶仃了，白搭倒塌了，渡船被水冲走了，傩送下船却没有归期，给人留下了深层的悲痛感。这也是作者想要读者能体会到得一种沉痛。朱光潜对《边城》所作的评价是“他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13]。所以作者所表现的是一种对于少数民族衰弱的一种惋惜和悲歌，是汉族文化和苗族文化相冲突的一种结果。

《边城》的文化象征远不止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征这么简单，它更为宽广的象征了整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化城市文明的斗争。《边城》中的人物是旧式的劳动人民，传统中国文化，他们具有传统文化的多种美德，但是故事的悲惨结局预示了传统文化的消亡。作者谱写吟唱一曲文化的悲歌，同时也是作者对于当时的社会形势，文化形势提出的一种预见。不管是传统社会好的不好的方面都一并随历史而消失了，没有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之处。同时对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作者的态度是厌恶的，不同于对于“军人和农民的温爱”，对于城市沈从文从来都是难以融入其中的，对于城市人也往往是不认同的，他们虚伪，奸诈，道貌岸然。凌宇认为选择对象的确立反映了作者文化心理结构，也即作者具有对传统文化的保守性。现代的城市化进程打破了这种传统的和谐和美好，现代化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文化，一些者为了政治目的而进行文学创作和宣传，打出批判传统，孔家店等文学口号，对传统文化进行一次不论性质的批评。同时，对于西方的文化却是大加赞赏和接受，不管中国的实际情况。这样在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中中国传统文化有些精华液消失了。沈从文不问功利性，只是本着“国民性改造”，“人性复归”，“原始生命力”，“生命的进化”等观念从事创作，对于传统文化有他的坚持和保护，对于西方的一些精华他也来者不拒，这从他的文学创作道路中也可以看出来。和同时期的作家相比他做到了兼收并蓄，但是他更是传统文化的守望者。

（2）历史象征 《边城》描写的是湘西山村，代表的更是整个中国的农业时代。在农业社会，人们过着自给自足，丰衣足食的生活，与自然天人合一，乡亲邻里之间和睦相处，民风淳朴，安静，和平的生活在天和地之间。在边城中描绘的是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但在这看似宁静中却隐藏着不平静的因素，“作者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着悲剧成分”[14]。这说的是人物性格中的悲剧成分。但造成悲剧结局不不仅有人物的内因，还有外因。那就是现代文明的侵蚀，权力金钱的诱惑。小说中“碾坊”象征着现代城市工业化的进程，也正是这一意象横亘在翠翠和傩送之间，顺顺对尼奥放的觊觎也间接的导致了悲剧的产生。作者本人自认为是一个“乡下人”，并且将这一身份时常挂在在嘴边，因为他对城市是厌恶的吧，在城市中，“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到不可思议，然而又异常单纯的一律用‘钞票’控制”[15]。作者在城市中迷失了自我，却说“失去了‘我’后却认识了‘人’，体会到‘神’，以及人心的曲折，神性的单纯”[16]。这种对城市的态度也是沈从文引起争议的原因，人们认为他是对历史的反动，是拒绝进步思想。在历史的进步中必将伴随着新的丑恶的产生，付出血和泪的代价，结果还不一定如希望的那样，一切的历史都有多重的不确定性，多重可能性和反复性。但现代化的进程中就出现了上述情形，人们品格中美好的人性丧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丑恶和做作。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带走了原有的美德，使“堕落的更加其堕落，懒惰的也越发懒惰。坏的更坏，无耻的更极无耻”[17]。

沈从文说“有人用文字写人类行为的历史，我要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18],所以作者的责任不是用文学去书写历史，而是站在非政治的立场，写值得自己用文字书写的东西。作者对都市的见解其实并不像批评者说的那样是历史的反动，他只是在面对城市化进程，道路中产生的不良影响对中国传统的和反叛的一种忧虑。面对历史中的“变与不变”，他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在“变”他看到了在现代文明中人性的异化，人们生活水平虽然提高，但是精神思想却在倒退，工业化的进步导致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面临瓦解，随之瓦解的还有传统文明和文化。在不变的方面他到了传统社会中人民人性的真善美，是健康向上的美。他深情的眷恋着这片土地，我们赖以生存的地方，“那因‘石化’而凝固了的‘永恒的’美感”。同时代的作家则有相反的选择角度。在不变面他们关注的是中国大部分还处于落后的农业文明，认为只有工业文明才是时代的进步，要符合社会进化的历史观，他们的生活静止，是旧时的，不入流的，而中国广大的农民是知识贫乏的，生活史一层不变的，正是由于这一种沉痛的静止导致了中国的悲剧和落后；在变的方面，他们关注的是世界的变化进步的局势，和中国遭受的痛苦和强敌的侵略。所有呼吁人们要反抗，要进步。我们“仍然不必匆匆忙忙的依据一种尺度定论优劣，不妨多花些气力认识沈从文注入那‘不变’中的特殊的历史见解和情感态度”。“在作者看来，正是这俨然与历史毫无关系的小民，和他们世代重复着的命运，生存形式，构成了‘历史’的真正骨骼”[19]。沈从文不是不关心热会的进步，但是他关心的不只是形式上的进步，更是整个人，整个民族，整个文化的进步。他不想把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混在一起，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职责所在。同时它认为有些斗争结果“只是加强消耗和浪费，反而有利于‘敌人’”，对于如何变，他说“我们实需要视野更广阔一点的理论。需要更具体一点的安排措施，真正的文学艺术丰收基础在这里”，“文学艺术创作的工艺过程，有她的一般性……也有它的特殊性，不适宜用同一种方法，更不是‘揠苗助长’方法所能完成”[20]，也是见仁见智的体现。

(3)人性象征 沈从文说《边城》“原本近于一个小房子的设计，用料少，占地少，希望它既经济而又不缺少空气和阳光。我要表现的原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有优美，健康，自然，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21]。这样一种小房子同时也是作者希望建造的“希腊小庙”的一种,“这种庙供奉的是‘人性’”。沈从文主张文学表现人性，“一切文学都有个深度，即作者对于‘人’的理解”[22]。吴立昌认为“沈从文那么多不同文体的创作是‘磨盘’，‘人性’则是‘轴心’”，“人性问题该是解开沈从文创作内容的一把钥匙”[23]。在表现人性这一主题中，《边城》是其中的翘楚，正因为这里的人们全部良善，边城民风淳朴给人以美感，梦幻。似虚幻但是却又真实存在过的事实。作者关心的不是作品的真不真，而是作品的美不美。也因为这美丽，当故事展现出忧伤时才会更使人忧伤，但是似乎“美丽总是使人哀愁的”。《边城》描绘的是一幅边地风俗画，是对人性的赞美诗。前文已经论述过人物的象征意义了，这里的人物包括主角和背景都是人性良善的代表，但这里的良善并不是作者主观想象的，是中国劳动人民世世代代传承的优秀品质。他们不仅勤劳，勇敢，善良，天真，安分守己，也有认命，世俗，庸俗的一面，这两方面共同构成了人性。但是这里的人性也是中国国民性的表现，沈从文更为关注的是国民性中本质的，具有代表性的，普遍的品质，不像同时期那些激进作家放大的是国民的劣根性，以鲁迅为代表的的先驱，他们批判讽刺国民的愚昧无知，安于现状，丑恶势力的一面，因为他们要宣传新思想，宣扬人性的，自由革新的政治理想，所以他们借文学的形式丑化了普通的劳动人民，给人留下了印象深刻的啊Q形象，代表了中国国民的形象。沈从文却从另一面展现了中国国民形象，虽然批评者批评他是过去式，但是作者在任务中却也包含了一些现代思想。比如文中描写的恋爱婚姻自由，这不是先进思想宣扬的人性吗。翠翠成一个自然的单纯的人经历世事，变成成熟的社会人，这不是一种社会的进程吗，这些似乎并不是过去的，而是现在的，并且也将是将来的。文中虽然老船夫死了，可是不是还有一个杨马兵担负起照顾翠翠的责任吗。这也是人性光辉依然存在的象征。“沈从文全然不管这些，他只想描写自己的体悟，不想理解“思想”的意义，只想写一个“乡下人”的东西，所以他也感到了无限的孤独感，是一个孤独的人类人性的探索家。

(4) 生命的象征 “生命在发展中，变化时常态，矛盾是常态，毁灭是常态。生命本身不是凝固，凝固即近于死亡或真正死亡”[24]，沈从文要创造“与生活不像粘附的诗”，因为“爱情生活不能调整我的生命”，只有写“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然而与我过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望使我生命得到平衡”。沈从文始终关注的是“生命”与“生活”的平衡，他们相互联系又相互对立的矛盾体，“‘生活’是现世的，庸碌的，而‘生命’是抽象的，理想的；‘生活’是痛苦的，沉重的，‘生命’是自由的，自在的”[25]。沈从文用有限的相似的生活为表现对象，并用“生命”为审美取向去指导映照“生活”，吸收生活中的精华萃取成“生命”的意义。把过去的，现在的生活经历总结升华理解生命永恒美好的过程，并指导未来的生活，但是这种理解一定是站在事实基础上的。沈从文用他独特的生活经验，并善于借鉴普通人形形色色的生活，使生命永恒。所以《边城》中的传统美德，传统文化，普遍善良的人性便是生命永恒的体现，即使他们消失了，可生活还在继续着，只是这就近乎凝固的化石了，只有躯壳。沈从文寻求的不是形式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他更看重的是人民精神生活实质的升华，是生命永恒的形式。具有更深的人文关怀。更重要的是他要用这种方法指导人民的未来，他也并不是一个只会怀旧的，保守的人。他把希望寄托在有血有梦的年青人身上，希望他们不断的学习进步，认真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在劫余废邮《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中，表现了一个长辈对年轻人无限的希冀和慈爱，他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也用宽容的态度来看待当前的生活和社会。他对自己的独白是“为了你们的善良品质，为了你们对国家的爱，为了你们的时代，为了你们在这个新时代的种种不同得失，为了你们在历史中的特殊地位，为了你们被的青春生命，为了你们的朴素，健康因而形成对于国家的一种强大的向心力，一种真正崭新的文化创造者，一致将历史车轮加速的代表们”[26]而工作和创作。这也就是作者自己使得自己的生命永恒的方式。

《边城》中虽然含有悲剧成分，但是这种淡淡的忧伤却不是给人以消极，相反却含有一种健康，向善的力量。是作者隐含在小说背后深层的隐痛，热情和希冀。文中虽然老船夫死了，但翠翠，傩送等具有美好品质的人们还活着；白塔倒塌了，可最后还是重建了起来；傩送虽然出走了，但他可能明天就回来，渡船虽然被水冲走了，但出现了代替他的竹筏，甚至还会有新的渡船……这一切的细节都给人人希望。这些也象征了虽然有些传统美德，传统文化文化和良善人性消失了，但是大部分还是保存了下来，作者只是想要人们对于这一种现状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要再盲目跟风。要继承传统的精华，吸收新兴的营养，使民族更加的强大，文化更加博深，人性更加的美善，生活更加美好，生命更加强壮和绵长。

结语

通过前文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沈从文的《边城》极具象征性，是象征作品中的经典。象征手法的运用广泛，小到小说的题目，大到小说的主题都有相应的象征意味。题目“边城”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是茶峒这一地名的代表，突出“边远”之一显著特点；还是一个时间时间概念，是与当时生活相隔久远的一个历史时期，即传统农业社会；同时还是一个文化概念，是与相应的历史时期相对应的一种传统文化。《边城》中的人物是普通的劳动人民，他们的出场和情节安排不仅仅是对单个人物的描述，在他们身上多体现出劳动人民的品质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边城》中出现的自然和社会意象也不再是单纯的物，而是升华了的具有某种象征意味的物。其中“水”这一自然物象和“渡船”，“碾坊”，“白塔” 是主要的象征物象。“水”既是生命的象征又是灾难的象征，是一个矛盾体。“渡船”与“碾坊”也是一对对立的物象，在《边城》中是傩送面临的两个爱情选择，同时象征两种生活态度和历史进程:是恬淡祥和的生活态度，传统的农业社会和拜金主义，城市化社会的对立。主题上也有多层象征，既是翠翠与傩送的爱情象征，又是对普遍的人性良善的赞美，对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欣赏，同时对于人性，传统文化和社会中的美善的丧失流露出深沉的忧郁和悲痛。但沈从文又不是一味的悲伤和忧郁，而是希望借此来提醒一些人，给人们一些勇气和信心。蕴含在平静清新中的是作者的沉痛和激情。。《边城》象征艺术的魅力需要读者 “从欣赏出发，看能得到的是什么，不宜从此外去找原因。”只有自己亲身领悟到得东西才是透彻，有影响力的。这也是沈从文对读者的希冀。

沈从文自嘲说自己是一个“乡下人”，但在我看来，他是一个“苦旅者”、“苦行僧”。他在自己坚持的文学道路中书写自己看来值得去写的东西，例如人性。在这条道路上他是孤独寂寞，甚至是招到排斥和批评的。但是除了对人们无法理解自己作品中的热情和悲痛而担忧和沉痛欲绝外，他全然不在乎世人对自己的误解。这种对文学的专业精神和对历史的负责态度以及无私的奉献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赞扬，沈从文是真正的学者和专家。

注释：

[1]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选自《沈从文研究资料（上）》第203页 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

[2]沈从文《<边城>题记》选自《沈从文研究资料（上）》第55页 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

[3]沈从文《<边城>题记》选自《沈从文研究资料（上）》第41页 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

[4]杨瑞仁《边城研究述略》，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5卷第二期，2004.4

[5]沈从文《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 选自《沈从文研究资料（上）》第42页 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

[6]沈从文《<长河>题记》选自《沈从文研究资料（上）》第57页 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

[7] [8]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选自《沈从文研究资料（上）》第53页 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

[9] 吴立昌《论沈从文笔下的人性美》选自《沈从文研究资料（上）》第439页 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

[10]沈从文《水云》第四节 选自《沈从文研究资料（上）》第86页 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

[11]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选自《沈从文研究资料（上）》第52页 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

[12]赵园《沈从文构造的“湘西世界”》 选自《沈从文研究资料（上）》第491页 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    

[13]杨瑞仁《边城研究述略》，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5卷第二期，2004.4

[14]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选自《沈从文研究资料（上）》第203页 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

[15]沈从文《水云》第二节 选自《沈从文研究资料（上）》第78页 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

[16]沈从文《水云》第五节 选自《沈从文研究资料（上）》第92页 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  

[17]出自沈从文《建设》，引自赵园《沈从文构造的“湘西世界”》 选自《沈从文研究资料（上）》第519页 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

[18]沈从文《水云》第二节 选自《沈从文研究资料（上）》第77页 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

[19]凌宇《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选自《沈从文研究资料（上）》第523页 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

[20]沈从文《抽象的抒情》选自《沈从文研究资料（上）》第134页 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

[21]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选自《沈从文研究资料（上）》第53页 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

[22] [23]吴立昌《论沈从文的人性美》选自《沈从文研究资料（上）》第434页 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

[24]沈从文《抽象的艺术》选自《沈从文研究资料（上）》第130页 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

[25]赵学勇《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选自《沈从文研究资料（上）》第559页 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

[26]沈从文《凡事从爱和理解出发》（《废邮存底》）选自《沈从文别集—边城集》第18页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参考文献：    

《沈从文研究资料》（上）（下）刘洪涛，杨瑞仁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沈从文别集—边城集》刘一友，向成国，沈虎雏编.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