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大学学报

2008年8月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Jiangnan U niversity(H um anities &Social Sciences)　　　　　Vol.7　No.4

Aug.　

2008

　　[收稿日期]2007210221

[作者简介]曹瑞娟(19812),女,山东茌平人,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

宋代思想文化与宋词的“闲愁”主题

曹瑞娟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215123)

[摘　要]中国古典诗词中的“闲愁”之咏源远流长。诗人们对于时光流逝、青春难驻、人生不永的敏锐感受以及由

此带来的淡淡哀愁,在古典诗歌中常常由于某种特定情景的触动而反复出现。到了宋代,由于文人们普遍具有一种二元悖反心态和多重文化人格,“词”这一适宜表现人生细腻感受和婉转情思的文体日渐兴盛,且与传统的诗文有了明确的分工:诗文主要用来述志,而在宋词中,抒发伤春悲秋、惜时叹老等“闲愁”意绪的作品大量出现,构成了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关键词]宋词;人生;闲愁;伤春[中图分类号]I 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973(2008)0420086205

The Ideology and Culture of Song Dynasty and the Theme of

“Spare Melancholy ”in Song Poems

CAO Rui 2juan

(School of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China )

Abstract :The expression of “Spare Melancholy ”is of long standing in Chinese classical poems.The sensitive feeling and light melancholy of t he lap se of time ,yo ut h and life appeared repeatedly in classical poems due to specific scenes.In Song Dynasty ,in virt ue of poet s ’dual mood and complex cult ural personality ,Song poems which is adapted to express people ’s slender feeling and tactf ul t hought became p ro sperous and had disparted wit h t raditional proses and poesy in f unction.Pro ses and traditional poesy was used to exp ress t he ambition ,while in Song poems a great deal of poems expressing melancholy about t he past of spring and life time emerged ,which formed a particular landscape in t he history of literat ure.

K ey w ords :Song Poem ;Life ;“Spare Melancholy ”;Lament of Spring

　　中国古典诗词对“闲愁”的咏叹源远流长,到了宋词中,这一主题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闲愁”是一种幽隐深微的思想情感,它源于作家对自我生命的体验和哲学思考,带有很强的人生本体论色彩。“闲愁”意绪在宋词中的大量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在宋代特定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宋代文人呈现出一种二元悖反心态和多重文化人格,另一方面是由于“词”这一文体适宜表现细腻情感和婉转情思的特点及其在文学功用上与诗文的分工。

一、“闲愁”之缘起

“闲愁”,或曰“闲情”,是一种无关乎物质需求和生理痛苦、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的怅惘和忧愁的情绪,与其他愁绪比起来带有一种更为强烈的精神化、本体化和形而上色彩。它飘忽不定、轻淡飘渺,往往具有无端而来、不期而至、莫名其妙的特点。人们在物质和精神生活基本得到满足之后,为什么还会生出这样莫名的烦忧来呢?“质而言之,闲愁的根本起因在于人生的缺憾,用旧有的说法就叫忧生之嗟,即由人生短促的悲剧事实引发的情绪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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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很早就发现了自身生命的短暂和有限性,并为之惆怅、叹惋。如《诗经・唐风・蟋蟀》由蟋蟀进入屋中联想到了光阴的易逝,并由此生出了及时行乐的思想:“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2]197孔子面对逝川,不由自主地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3]92浪漫主义诗人屈原也用婉转华美的楚辞哀叹:“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4]40—41其中既有对岁月流逝的感触,亦有对美好事物不再的感伤。至汉末文人的《古诗十九首》,人类的自我生命意识空前强烈地显现:“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5]49;“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5];“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5]97;“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5]80等等。面对人生的短暂易逝以及美好事物的被无情摧残,有人便产生了及时行乐的思想,也有人渴望及时建功立业。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6]24就是在对酒高歌的豪迈之中,渴望汇聚天下英才,建立不朽的功业。曹丕《典论・论文》中“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7]436,也是从志士渴望建功有为的角度感伤岁月的流逝。魏晋时期,在玄学盛行、玄佛合流的形势下,躲避政治、自视高洁的文士们普遍以饮酒、吃药、服散等来追求长生和幸福。而陶渊明“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8]65,“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8]181则可谓达理任情之语。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人们很容易感觉到生命的脆弱和生活的艰难,而随着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及其思辨能力的提高,佛教的传入中土以及道家、道教人生哲学的影响,人们对于生死问题和人生意义的思考自然会逐渐深入。同时,国运盛衰、时代精神亦作用于当时士人对于生命问题的感受和思考。与前代文人笔下流露出的对时间流逝、人生易老的恐惧、悲戚之感相比,初盛唐诗人笔下的人生之思则显示出一种廓大的宇宙感和豪迈情怀。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9]113刘希夷《代悲白头翁》:“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9]107花月相似而人已不同,暗含着诗人对生命短促的悼惜之情,具有一种宏大的历史感和丰富的人生哲理意味。

二、宋代的思想文化环境

入宋以后,一方面,统治者“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馀”[10]卷二五,文人们在仕途上较为顺利,在物质生活上较为优越;另一方面,在高度的集权统治下,宋代文人又背负着沉重的思想压力和精神束缚。他们既须承担社会责任,勇担道义,又希望获得精神世界的宁静和自由,这就使他们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然而,宋代文化是一种极富包容性的文化,宋代士人的文化修养普遍较为深厚,其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圆融互补。他们在践行儒家济世为民、积极有为的人生理想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心灵留出了一片自由的空间。在三教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宋代士大夫对于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思想较之前代文人更为多元而不单一,圆融通达而不固执一端,其心态也更为平和、豁达,因而在生活中大多能够做到进退裕如。这也使得宋代士大夫文人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处世心态的二元格局和人格上的双重角色。宋代文人步入仕途之后,他们在“台前”亦即社会公众场合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基本上是朝廷命官和孔孟之徒(官吏和儒生),而当他们退至“台后”,亦即个人私生活或公余生活领域时,就可能发生以下两种角色转换:一是由严肃的官吏和循礼的儒生转变为风流的才子和多情的词客;二是由困于官场的“公家人”转变为可以支配其公余时间和惬意享受闲适之趣的“自由人”。[11]宋代士大夫身上维系社会政治规范的群体自觉与珍视个体生命价值、内心丰富情感这两方面巧妙地结合起来,使他们的心理结构极富弹性和包容精神。

一般来说,封建社会的文人受儒学熏陶,大多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2]的高蹈

78情怀,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3]为理想的人格模式。宋代理学的建构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心理,它提出的“尊卑有序”、“民胞物与”等观念深刻影响了当时的知识阶层,使他们将“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4]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其社会责任感更为自觉和深刻。但是,无论在社会生活还是文学创作领域,宋代文人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悖反心态:他们一方面一本正经地立功立德,另一方面对个体生命又表现出深沉的忧虑;一方面说着“明天理,灭人欲”[15],另一方面又伴着歌儿舞女饮酒作乐。与前代文人相比,宋人是比较看重个人对国家和社会的政治责任和道德义务的,这在两宋诗文中得到了充分显现。如宋初梅尧臣反映人民在天灾人祸交迫下的痛苦境况的《田家语》、

《汝坟贫女》,欧阳修论历史教训和政治得失的《五代史伶官传序》、

《朋党论》,苏轼的论政治和历史的《荔枝叹》、

《教战守策》、

《留侯论》,以及南宋国难当头之时爱国志士的献策献言,立志报国,都显示着他们的政治责任感和关注民生疾苦的社会意识。可是,这只是宋代士大夫人格表现的一个方面。他们还有着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知识的丰富和眼界的开阔使得他们的思想更为成熟,心态更为复杂,他们在践行儒家济世为民、积极有为的人生理想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心灵留出了一块自由的空间。在他们看来,儒、释、道三教本来就是相容相通、可以互补的———“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16],三者各有分工,并行不悖。儒、释、道三教的互补结构,使得宋代士大夫的思想多元而不单一,圆融通达而不固执一端。

在宋代文人对个性自由的需求下,词的出现和发展便是顺理成章的了。诗文与词所承担的不同文学功用正好满足了宋代文人士大夫展示自己多种人生角色以及生活的不同侧面的需要,为他们提供了两个最佳的文学场所。“宋代文多实现了社会责任感和个性自由的整合。他们用诗文来表现有关政治、社会的严肃内容,词则用来抒写纯属个人私生活的幽约情愫。这样,诗文和词就有了明确的分工:诗文主要用来述志,词则用来娱情。这种分工在北宋尤为明显。”[17]诗文里的宋代士大夫是忧国忧民、胸怀天下的儒者形象,词里的他们则似乎变成了另外一种人———与普通人一样地享受物质生活,而又有他们独特的关于人生况味的种种情思。由于词一向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因而士大夫们可以摆脱“言志”的束缚,在正统诗文之外,用词更为自由地抒发内心深处的真实感悟和关于人生况味的种种情思,显示更为本真的自我。而“词”作为一种幽深狭长的文体,婉转悠长,格调娴雅,更适合表现人类幽微细致的内心世界和个体情感,更富于人生意蕴,因而更加缠绵悱恻、动人心弦。前代文人对于时间、生命及人生意义的思考和咏叹,为宋代词人在词中抒写人生之感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宋代词多具有对于生命飘忽的或深切或朦胧的感受,而儒、释、道三家对于人生的哲学思考,佛道关于人生的诸多判断,正好契合“词”这一文体的特质。于是词人们在词中透露出浓重的生命意识,即对生死这一人类终极问题的关注。他们一方面彻悟到“生”的短暂,另一方面忧惧“死”的悄然而至,惜时叹老、伤春悲秋等主题在宋词中反复出现。

宋词中的“闲愁”除了继承前代文人之咏叹传统外,大抵源于人生如梦、任运自在等佛道思想。儒家罕言性命,而强调社会伦理关系,致力于建立稳固和谐的封建统治秩序,注重的是“大我”之调节;而道则更为关注个体的生命状态,侧重“小我”之调适。“我们知道,情感越是细腻,个体潜入内心越深,就越容易感受到那种无法言说的孤独,也越容易接近‘治心为主’的宗教精神。”[18]宗教和艺术都是与人类的精神化生存密切相关的。佛道关心的是人的本质意义、生存状态、解脱途径等带有终极性的人生问题,而词反映的是人类内心最幽深细微的感情,而无“言志”、“载道”之重负,这样佛道的某些思想与词的特质便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契合。自然风物的变迁、青春年华等美好事物的逝去,人生的不得,往事的如烟似梦一去不返,都令多愁善感的文士们惆怅伤感,并付诸词的创作。

三、宋词中“闲愁”主题的凸显

宋词中的“闲愁”主题表现为伤春悲秋、惜时叹老、怨离伤别等多种形式。伤春悲秋是对年华零落、美好易逝的感怀,惜时叹老是对时光流逝、生命不永的咏叹,而这两种形式又是互相联系的。烂漫春光是美好事物、青春年华的象征,它的匆匆流逝自然令人生发类似的联想,感慨时光与生命的流逝,怀念往昔与亲友相聚的欢乐场景。但是更多的时候,生命飘忽之感、人生世事难料等“闲愁”意绪是弥漫于相思离别等情景或感受之中的,或者说是由某一具体事件或某种特定情境而生发的。

惜春、伤春之语,宋以前的词中就有了。如南唐冯延巳《鹊踏枝》:“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春天是万物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季节,人本来也应是英姿勃发,充满希望的,可是词人

88却对景生情,无限伤心。这是因为春天无限美好却不能久驻的现实正好与其敏感觉察到的人生缺憾感相契合。此词所描写的并非一般的相思离别之苦,所谓“惆怅”,是“内心中恍如有所失落又恍如有所追寻的一种迷惘的情意,不像相思离别之拘于某人某事,而却是较之相思离别更为寂寞、更为无奈的一种情绪”[19]。至宋代,“伤春”则成为词坛的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如张先《天仙子》词云:

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

记省。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

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

应满径。[20]45

此乃伤春之词。作者之“愁”其实是无可名状之愁———春天即将过去,对镜伤怀,空缅往事,惆怅之情顿生。“送春春去几时回?”表面上是感叹春天的逝去,而实际上却是感叹人之生命中最珍贵的时光和青春之景的消逝。“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时张先在嘉禾(今浙江嘉兴)作判官,大约五十二岁,此时的伤春已带有叹老伤己的意味了。往事已成陈迹,不可复现,后约渺茫不实,难以兑现,二者都只能存留于记忆和想象中罢了。这也是人力所无可奈何之事,是人类亘古的悲哀,作者的思考已上升到了形而上的层面。“落红”句是对春天归去的悼惜,也是对生命时光流逝的象征性体验。

春日与人携手游赏乃人生一大乐事,然而与亲友分别之后回忆昔日之欢聚,则给人带来无限感伤。欧阳修《浪淘沙》上片回忆当年与友人携手游玩的欢乐情景,下片词云:“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20]86佛教把世事的发生归因于“缘”,缘起缘灭,人事变改。人们喜聚不喜散,可是离别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里的“恨”即人类恒久无法解决的亲近的人不能长相聚首之恨,也是人生的一大缺憾,令多情的文士们感慨。

“太平宰相”晏殊,十四岁即以神童入试,深得皇帝宠爱,被赐同进士出身,后历任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学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礼部、刑部尚书等要职,直到晚年仕途上才遭遇一点挫折,外放颖州、永兴军为地方官。在宋代士大夫中,晏殊算是非常幸运的,一生富贵悠闲,没遇到过什么大的风浪,他的词也因而具有一种富贵雍容的气派。但除此之外,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其词中时时流露出一种因时光流逝而产生的无奈之感。他的词在“梨花院落”、

“柳絮池塘”之上总是笼罩着一层淡淡的感伤。晏殊善于运用轻巧明丽的语句传达出自己对生活的细腻感受,让人跟随他一起去感受时间、感悟生命。由于他所抒写的是人所共有的普遍的人生感触,所以千百年后仍能引起世人的共鸣。如其著名的《浣溪沙》: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

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20]50

这首词的内容为悼惜春残,“无可奈何”之中流露出作者对生命时光的无限眷恋,“似曾相识”暗含着作者对美好往昔的追忆,“独徘徊”则尽显其今日的寂寞无依。作者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可以直接言说的痛苦,可是他的“闲愁”却触及到了人之生命本体的部分,那就是一种人生空漠感和际遇飘忽不定之感。“红杏尚书”宋祁《玉楼春》有词句云“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20]66亦为珍爱光景之意。

宋词中明确出现“闲愁”一词的是贺铸的《青玉案》:

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华年谁与度。月桥花院,琐窗朱户。只有春知

处。飞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

若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

黄时雨。[20]257

此词以望美人不来开端,抒写诗人的孤寂生活和幽恨清愁。最后三句运用了三个比喻将“闲愁”具象化,以“一川烟草”喻其迷离恍惚,以“满城风絮”喻愁之多,以“梅子黄时雨”喻愁之连绵不断,语句精工。周紫芝《竹坡诗话》谓:“贺方回尝作《青玉案》词,有‘梅子黄时雨’之句,人皆服其工,士大夫谓之贺梅子。”[21]卷一那么,此处的“闲愁”究竟指的是什么呢?黄蓼园《蓼园词评》评论此词云:“言斯人所居横塘,断无宓妃到。然波光清幽,亦常目送芳尘,第孤寂自守,无与为欢,惟有春风相慰藉而已。次阕言幽居肠断,不胜穷愁。惟见烟草风絮,梅雨如雾,共此旦晚耳。无非写其境之郁勃岑寂也。”[22]3057因此作者的“闲愁”无法确指,关键是一个“境”字,我们只能从词的意境中隐约体味到作者对锦瑟华年流逝的痛惜,对佳人和美好爱情的向往,而这又是与人的本质需要和永恒追求密切相关的。

在词中表现“春归”闲愁并寓含身世之感的作品还有很多。周邦彦擅于言情体物,其《六丑》一词借写落花抒发惜春伤逝之情,亦为悼惜美好事物和青春年华逝去的“闲愁”。“正单衣试酒,怅客里、光阴虚掷。愿春暂留,春归如过翼。一去无迹”,惆怅

98于春天的逝去、年华的虚度、客居他乡的孤寂。“多情为谁追惜。但蜂媒蝶使,时扣窗　”[20]2,蜂蝶尚追惜落花,人却漠然无视,殊不知落花飘零,春天归去,人的生命也就逝去了一截。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20]370一夜雨过后,“卷帘人”不察,女词人却从海棠花的凋零和叶子的日见浓密发现了春归的讯息,流露出惜花伤春的无限情意,同时也寓含了因自己生活不称意而带来的感伤。

由于时代的变换,南宋“闲愁”词中的惜时伤逝、伤春悲秋较之北宋寓含了更多的身世之感和时代哀感,因而带有更多的悲壮色彩。如辛弃疾《水龙吟》一词中虽然也有“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23]34这样的忧时伤逝之语,但联系全篇和作者当时的处境来看,此种感叹已蕴含了太多壮志未酬、英雄失路的悲慨和功业未就的抑郁之情。又如《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以惜春开端,下面通过司马相如为失宠的陈皇后作《长门赋》的典故抒写了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感,结语云:“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23]66此处的“闲愁”已成为一种“欲说还休”的托词。作者极写春意阑珊之时的哀怨之情,多半是为了寄托自己在政治上的不得意和对于国势艰危的忧愤之思。词中以失意的陈皇后自喻,以得宠的杨玉环、赵飞燕比喻当朝排挤他的权臣,可以说“词意殊怨”[24]。同样,名为“闲愁”实则有所寄寓的还有“自笑好山如好色,只今怀树更怀人。闲愁闲恨一番新”(《浣溪沙》)[23]454以及佯称“清愁”的“约清愁杨柳岸边相候”(《粉蝶儿》)[23]495,这两首词均为作者罢居铅山瓢泉时所作。稼轩“以英雄自许”却不被统治者重用,退居山野,空令时光蹉跎,虽然常借自然美景、山川花鸟强自宽解,可是他胸中的壮志难酬之憾是可以想见的,稼轩当时的愁绪也绝非“闲愁”二字可以承当,但是,“这种‘闲愁’具有极强的吸附力和包容性,它是审美主体种种人生缺憾的‘总代理’”[25]。生活当中的各种不幸遭际都可能触动诗人对生命本体的思索或促使其将具体事件升华到哲理层面。

综上所述,“闲愁”是人类恒久无法摆脱的一种人生意绪,由于宋代特定的思想文化背景和“词”之特殊的文体优势,“闲愁”主题在宋词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也在人类精神发展史上留下了自己难以泯灭的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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