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审美的_人性的及当下话语参与的文学史写_省略_读章培恒_骆玉明_中国文学史新

　收稿日期:2008205215

作者简介:查屏球(19602　

),男,安徽铜陵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苗　田(19682　

),男,山东枣庄人。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文艺学。作为审美的、人性的及当下

话语参与的文学史写作

———读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

查　屏　球1,　苗　田2

(1.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200433;2.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200444)

　　摘要:章培恒、骆玉明两位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汲取了近代人文思潮中的文学史观以及

现代精神分析、文本批评和接受美学的成果,重视经典的解读,微观实证与宏观结论相结合,将文学史的审视与人性精神史的考察融汇一体,使文学史的写作既是对精神历史审美形态的严肃解读,又是对当下精神与审美话语的积极介入,体现了人文学者的求实学风与现实关怀精神,对于推进文学史学科建设的现代化、提升文学史研究的思想性都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经典意识;人文精神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26522(2008)0620087209

一、人性与文学性的互渗对文学史写作的积极意义

中国古代是一个高度文学化的社会,无论湛思的哲人、牧民的官长、疗病的医生,抑或炼丹的道士、向佛的僧人、讲唱的艺人乃至“引车卖浆者流”,文学都是渗融于他们生活中的重要元素。同时,中华民族(这里主要指汉族)也是一个高度历史化的民族,历史在统治阶层与民间都有着无可匹敌的话语地位。在这样的一个知识空间里,文学史的发达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有丰富的矿藏,并不一定产生发达的冶炼体系———几千年的文学主要是创作或鉴赏,或者被视为作者的修养、才华或身分的标志,却没有系统的文学史研究便是证明。文学史的写作在中国来说是晚近的事情。吴世昌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说:“文学史一类的书,如果没有特殊的理由,我以为可以不必作。读文学,根本就应当浸到作品的本身里

去。”[1]吴先生这里所说的,其实是文学如何发生效用的问题,而不是文学史的学科问题。文学史(严格地

说,应该是“中国文学史著作”)的“特殊理由”,在于它的科学化道路。当我们不得不因应西方的强势入侵,

揣着自卑去仿照西方科学主义思维重新划分知识世界和构建现代的知识中国时,文学史才作为教育现代化、知识科学化的产物而出现。因为中国文化历史中有着深厚的文学沉积,所以虽然新面貌的文学史研究在我们国家开始得很晚,其发展速度却很快,规模也十分可观。自上世纪初林传甲的中国第一部文学史问世,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就进入了产量惊人的高速生产状态。据陈飞《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所搜罗,自20世纪初到2000年底,共得各种专题文学史著作2885部;黄修己《中国新文学编撰史》统计,1922～1993

这样的基本态势自然也制约乃至决定了文学史著的品质。如果说林传甲的文学史不过是乾嘉之学的变种,或者说是“新瓶装旧酒”,那么,时至30到40年代,民族的取向又使文学史染上进化论色彩;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学史成为阶级斗争的“镜子”了。“”结束以后,出于对政治束缚的反拨,加以西方文学和美学思想的引进,审美性,或曰文学性,成为文学史编著的重要维度,而在西方的形式主义和新批评思想的影响下,强调文学的内部研究,又将文学史视作想象与虚构世界的演变史,一时势头颇盛;进入新世纪,西方文化研究被介绍进来,古代文学作为文化传统的载体,自然又成为文化研究的上好的实验田,并承担起传续传统的重任来。当然,在这些时代印迹明显的写作之外,尚存一种一以贯之的写作,即以文学的历史展示民族文化的繁荣与优秀。

日本学者前野直彬在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译本序中说:“文学史有两个使命:一个是正确地记述文学发展的轨迹;另一个是无所遗漏地网罗历代著名的作家和作品。”[2]这与美国学者韦勒克的观点差不多。韦勒克认为,所谓文学史应该既是一部历史的书,同时也是文学的书,而“大多数的文学史著作,要末是社会史,要末是文学作品中所阐述的思想史,要末只是写下对那些多少按编年顺序加以排列的具体文学作品的印象和评价”,这种历史的却只是文献的,或者文学的却非历史的文学史,差不多是文学史写作中难免的通病。[3]然而,这并非意味着文学史就如韦氏所称只能写成一部文学技术元素的组合与衍生史。章培恒、骆玉明二位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以下简称《新著》),于此之外就还有更多的追求。这部书不是社会史、思想史的文学叙说,也非韦氏所说的概括了文学写作的“文学的”历史所能牢笼。在指导思想上,《新著》与1996年版《中国文学史》一样,将文学中的人性的发展视为贯穿中国文学演进过程的基本线索。文学是人学,文学的言说与人生的体验或沉思有着天然的亲密关系。“一篇长恨有风情”———文学“圈子”以外或曰非专业的人之所以喜读喜诵,并非因为其中“文学元素”的丰富或新鲜,而是其中的“长恨”;据《桃花扇本末》记载,《桃花扇》当时在京华寄园演出时,于“笙歌靡丽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臣遗老也。灯　酒阑,唏嘘而散”———此“唏嘘”者,当然就是剧作所引起的观众的慨叹伤感;《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感动着中国人。这些都是鉴赏常识,无须叨絮赘言的。文学作品具有超越时代、超越特定群体的感染力。要说人生的体验,则“人性”之外,似难以找到更具有概括性的概念。“在实际的创作实践中,优秀的作家都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形式感,一种关于精神意向、明畅、和谐以及宛如建筑层次般的匀称的认识,这是正确理解的形式主义的果实。但在批评家当中,形式主义无异于把艺术作品割裂成各个(“各个”,中译文如此———本文作者)范畴,几乎是孤立地去看待它们:情节、人物、言辞、思想、韵律,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分析中它们形成一个整体,而在批评家的分别讨论中它们则变成断蛇剖瓜。”[4]文学与人性实有着与生俱来的亲密关系。文学的技术是内生的,将一部文学史写成社会史、政治史固然不妥,但如果停留于技术的科学性分析,无视其中的情感流动,将文学史写成纯粹的技术试验场,同样难说是完整的。

如果不避大而化之或大而无当之嫌,则所谓中国精神,或云中华民族的精神特性,可以“人文”一词予以概括。当然,这并非要宣称对它拥有“专利”或者要抢夺“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权。此“人文”与西方“人文主义”之“人文”也不能等同。撇开物质的层面,整个人类的历史不过就是人的精神世界展拓的历程。只是西方世界里自然和人文常处在对峙乃至冲突的境况里,而在我们的历史中常常是以人文统摄自然的。

“文质彬彬”、“人文化成”、“天理流行”,乃至在与其他族群或动物相区分中国文化追求的是“尽善尽美”、

时,强调的也是人文的而非自然的标准,因而可以说人文与历史有着天然无间的亲密关系。这里的“因而”并不意味着一种生成关系。历史首先意味着时间,而时间是不可重复的,但在时间中走过的历史则是属于人的。在中国的传统中,历史感是与人生俱来的,人文与历史其实二而一。“每一个个体心灵后面都拖着一长串记忆。”[5]而“人文化成”是以对人性的认识为前提的,人文的历史,实乃人性的认识史。人性虽然是个普泛性概念,却并不意味着它是空洞的;正如上帝要通过耶稣表现出来一样,人性是在时间与空间中生成并展开的,它表现于人的喜怒哀乐之中。因此,中国文学史,应该是一部中国人人性的展开史。

以此来观照,则《新著》于现代工业生产环境中坚持古典生产方式,寓现代理念于古典学术表达之中,“把握了人性的发展与文学的艺术形式及其所提供的美感的发展之间的联系”,[6]上卷原序2将文学史演述成人性昭示与人的审美探求的历史,其个性之鲜明而独特,是一目了然的。

20世纪末,在“重写文学史”成为学人共识之后,章、骆就以一部与《新著》同样视角、同样三卷本的《中国文学史》将这一讨论导向深入,以高张人性的思想个性独树一帜,回应了“”后人性意识上升的“新启

“审美性”强调了文学史的文学蒙”思潮,体现了“思想”的高度。同时,此书又以强调古典的“文学性”、

本质,改变了传统教科书的形象,在学术性文章应者无几的“式微”之时,向人们展示出新型文学史的活力与“重写文学史”的广阔空间。与之平行,这期间也是文学史学讨论十分热烈的几年,在西方学术观念为主导的文艺理论观照下,文学史的观念、方法、结构、分期等等问题都被重新检讨,文学史理论研究显扬一时,其总体成果表现为董乃斌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学史》。与之相较,文学史的写作则似乎并未对这些理论作直接的承应,而多表现为对旧的斗争史的纠偏与文化史的阐释。就在这样的左与右中,章、骆又推出这部《新著》,以见微知著、以著统微、学理互映、纵横统贯的整合态势,在史的阐发中充分展开我国古代的人性思考与文学性的探寻,通过更加坚实的探索与创新,应对了新兴学术思潮对传统经典的挑战,体现了传统与经典在现代学术话语中的活力。因此,《新著》的创新意义并不止于史观的选择和运用。无论古代现代、中国外国,抑或官修私撰,以一特定的观念去解读历史,实在都可说是平常而又平常的事情。《新著》坚持了96版的人性回归的观照视角,将其进一步具体化于历史的分期、作家及其作品的分析与评判上,使二者真正相融相生,相互映照。“我们自己本来一直片面地认为‘内容是第一位的,形式是第二位的’,却没有认识到在文学作品中内容与形式已融合起来,再无第一、第二之分了”;“由于上述的片面性, 1996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偏重于思想内容的论述,对艺术特色的分析则相对薄弱,严格说来,并未真正涉及文学形式的演变过程。”[6]原序2

二、文学史与心灵史的整合

就功能意义讲,文学可以导向任何活动,但这种导向只是文学活动的延伸而非本质。文学首先是艺术的,但任何艺术都不可能停留于“器”的层面,高级的文学艺术在审美的迷醉中启发人性的认识,拓展着人生的境界。因此,文学与人性的关系是无法分割开的。文学史的过程并不仅仅是艺术的创新链,它同时也是人性的去蔽过程,在历时的过程中展开着人性的空间可能性。本此,《新著》保持了“旧著”高扬人性这一学术个性,同时又将这一问题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了。作者称:“我们的描述基本着眼于在人性的发展制约下的文学的美感及其发展。这既牵涉到文学与人性的关系,也离不开文学的艺术形式。”[6]序1作者以朴素的人性史观疏理了中国文学发展与人性发展的关系,说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趋势“是以体现现代性的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性质相类似的、以追求‘人性’为核心的文学———为不可避免的指向的。”[6]上卷11这虽然不是新观念,但在我国文学史的叙述上,却不能不说是新视角。它是对文学史学科性质与格局的新探索,也是对“重写文学史”讨论的新思考,而对于当下纷纭忙乱的种种所谓欲望写作、无厘头写作、身体写作、编织性写作,对于文本世界的浅白化、官能化倾向,这种思考和探索也有着强有力的启发与示范意义。

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重写文学史”讨论及各种新型文学史的编纂与出版,既是对此前极左思潮的“拨乱返正”,又是在“思想”背景下展开的新型的学术探索。类似的学术活动,也曾出现在60年代的英美学术界。为文学史寻求剥离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大西洋两岸曾就“重写英语文学史”一事展开过讨论。现代人文学科体系是在现代科学理念催生下形成的,研究对象与内容的唯一性是一门学科成立的基本要素。文学研究恰恰在这一点上是比较模糊的,它更多地接承了以前精神贵族博学型的知识理念,需要调用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文化学、史学、文献学及语言学等多方面的知识来分析作品。因此,文学研究及文学史由于不具备科学知识的外延性而被分析哲学家剥夺了作为一门的现代学科的合法性。然而诚如德国文学史家凯・贝尔塞所称“伟大的小说总是将具体的可感的真实与对这种真实所做的综合人性的评价结合起来”,[7]文学与人性的关系,却成了两方都无法否定的平台。西方的这场讨论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文学史观对当今中国文学研究仍产生着影响。从这一背景看,《新著》对人性的关注,从人性发展史研究古代文学史,实际上也是将中国古代文学纳入世界文学体系中来加以考察,是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世界文学研究进行超越言语层面的对话探寻学术话语。

其次,人性不是固定的模式,而是展开的过程。《新著》对人性问题的关注并不是西方人性论言说的庸俗求证,而是基于对中国文学特征的认识,从文学的情感性上强调人性对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在文学作品中敞开的情感世界里探究人性、人心的问题。此书《导论》引述了柏格森的话,强调了情感与文学中人性的关系,开篇就阐明了抒情性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特征这一基本观点。古人对文学特点的认识更多地体现在了语言表达与情感、思想的关系上,也就是萧统所说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另外,文学在古代是非职业性的活动,创作多缘于“感发志意”,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往往充当着情感交流的工具,因而情感与艺术化的表达才是真正关乎中国文学的“文学性”的问题。汉初邹阳、贾谊、晁错等人的文章多属政论文,其内容就与现代文学体裁范畴不符,但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里,它们与汉赋一样,属于早期文学范式。《新著》通过分析那些私人信函与公文的语言艺术与汉赋的关系,说明它们体现了作者的精神风貌并具有较强的感情色彩,显示了作者以文抒情的倾向,从而强调了它们“文学性”的成分。如刘勰所言“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新著》多由作者情感、作品情态以及接受者情绪的分析,说明其中的人性表达,从而将现代人性理念与传统的文学意识有机地整合为一个整体,突破了以往用现代文学观念机械切割古代文学的思维模式。

再次,此书注重开掘作品所表现的人的内心世界的深度,更多地关注作品对人性表现的真实性与复杂性的问题。既关注作品人性意识的发展,也注意到人性扭曲、退化的内容,展示了文学作品中人性世界的丰富性。如书中关于《诗经》中的爱情诗的分析,不再只是强调其中反礼教的精神,而是具体说明诗中所体现出的复杂的心理状态;论及宋诗与明初洪武时期诗风相对于唐诗与元诗,则指出其在表达自然人性方面的退化状况,并对历史原因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认为宋朝建立后,“在文学上占据主流地位的诗也处于儒家思想的笼罩下,执着于自我的、感情热烈的作品极其罕见”,从文化背景与主题思想上说明了唐宋诗的区别;对于洪武诗风,此书由朱元璋父子对于江南城市商业经济的摧残、对思想文化的整肃、对士大夫的等方面具体分析了明初文学的倒退和挣扎的状况,描述了一代士人可悲而扭曲的心理特征:知识性的叙述中带有文化反思,将文学史问题上升到文化思想史的层面,展现了古人的精神与情感状态,突破了以往教科书概念化的阐释模式。

这一视角有助于读者从心灵史角度探求古典作品的深度,并能发现一些作品在形成古典情态方面的特殊作用。如其论《诗经・蟋蟀》:“《蟋蟀》诗的作者,由蟋蟀的进入堂上,感到岁月的流逝,从而觉悟到如今若不获取欢乐,则时日既迈,不可复追。虽然加上了‘好乐无荒’的,但却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生命有限、不应舍弃行乐的观念。在《山有枢》中,我们更进而看到了矗立在这种观念背后的死亡的阴影。总之,流动在这两首诗的根底里的,乃是对个人生命的珍惜和留恋。这是一种可以导致个人意识的成分。因此,在今天看来,这两首诗在艺术上虽还比较稚拙,但对个人生命的珍惜和留恋在那个时代却是能打动人的。”[6]上卷59这种发现与阐述实际上也点明了建安之后文人诗中大为流行的关于“生命无常”咏叹的渊源,可让人看出由死亡恐惧心理引发的生命意识不是中世文人的发明,而是传统的发展。又如书中论吴伟业《圆圆曲》:“倘与吴伟业之前的诗歌相比较,就可发现,其前的诗人从无如此广泛而深入地倾诉个人———以个人为本位———的悲惨命运的,更没有创作过类似《圆圆曲》那样揭示个人困境的作品。吴伟业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除了个人的条件以外,金元以来,特别是晚明以来的个人意识的进展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6]下卷262这种判断自然引导我们联想到蔡琰的《悲愤诗》和韦庄的《秦妇吟》。在题材上它们都属丧乱之叹,但《圆圆曲》中人物内心世界更加细腻,时世之悲与个人命运之悲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哀婉凄艳之调。这一判断肯定了这种情感形态在古典诗歌的发展变化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也说明人性视角之于文学史解读的深刻之处。《新著》由人性角度研究文学史,虽不免近代启蒙思想色彩,但是立足于作品的情感分析、探究文学作品中的心灵世界,同样展示出文学史作为精神文化史的丰富性。

三、察微之识与通变之观

文学史的特殊性在于它不只是对既往的文学现象、作家活动和作品反响的陈述,同时要揭示一系列作品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运势,要在众多文学现象与文学作品中发现传统,并诠释这一传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文学史家既要能准确判断各种文学现象所体现的主流倾向以及各种文学思潮的精神指向;同时,还要善于从各种表象中看出实质性的联系,在大量的文献中发现各种思潮之间的承继关系,展开一个时代文学的精神世界,并指出由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新著》在这方面进行了成功的探索,既对文学史总体发展作了富有创意的梳理,又在一些关键环节上进行了原创性的学术发掘。

作者近年来倡导古今贯通的文学史视野,这一观念源于现代学人的文化反思精神,也体现了一个学者的“文化关怀”。如对中国文学史的分期,此书汲取了日本学者的观点,采用近代西方史学的分期标准,分为上古、中世、近世三段。但这并不是对西方史学的简单仿效,而是出于作者对中国文化发展的独具个性的思考。如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新文学之间存在相当大的距离,这种局面的形成,就文学本身来说,一方面是明初以后所遭受的巨大挫折使得直到元代为止仍不弱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我国文学在百年左右的时间里走了一条与西方国家的文学发展相反的道路,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当时正在不断地发展和深入,我国的文艺园地却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荒凉与萧索;另一方面是进入了复兴期后我国近世文学的行进仍一再发生曲折。它在万历时期形成了高潮,但从万历三十年(1602)前后就开始回落,从那以后,本来文学发达的国家的文学就长期处于徘徊状态,直到乾隆(1736-1795)中期以后才又重振。这就使近世文学的发展在总体上更趋迟缓。又如作者辨析了《玉娇梨》这类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女性意识,指出:“此类才子佳人小说的大量出现及其畅销,意味着男女青年———至少是其中的才子佳人———的婚恋自主的要求已得到了社会上为数不少的一部分人的承认。就此点而言,其同时代的《聊斋志异》中有不少美丽的爱情故事,在其百余年以后出现《红楼梦》所写的贾宝玉、林黛玉那样的爱情悲剧并引起普遍的同情,原都是顺理成章的事。也可以说,‘五四’新文学中的大量爱情作品实在植根于这样的传统土壤之中的,而并不仅仅是外来影响的产物。”[6]下卷323这就指出了这类商业小说及其流行现象在文学上的特殊意义,揭示了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相通性。又如作者由袁宏道诗歌创作的失败引出这样的结论:“到了袁宏道的时代,最能使诗人激动的新的感情内涵已经超出了诗歌的传统形式所能提供的美感的范围,因此,创造一种能与这样的感情内涵相适应的诗歌的美已提上了议事日程,而袁宏道的试验则是在这方面所作的最早的集中努力。不过,在袁宏道以后,这种试验就停止了。再次进行试验,严格说来已是新诗时期了;在新诗以前的梁启超等人进行的‘诗界’,明确要求‘以古人之风格入之’,那就仍不免是‘似唐之诗’或似唐以外的其他古人之诗,与袁宏道的‘求自得’存在距离。”[6]下卷201这种“通贯”———通古知今———的研究,拉近了现代与古典的距离,也是对文学传统在现代文学中的生命力的正视。

这种“通贯”并不仅仅是对古代向现代延伸问题的回应,它还是一种研究方法。如书中以杜甫为中世文学分化期的第一人,认为:“他在安史之乱以前所写的诗,无论是述说个人的痛苦或民众的不幸都无所遮隐。但安史之乱爆发以后所写,就有为了国家利益而控制自己感情之处,甚至自欺欺人。及至时局稍稍平定,他又回到了原先的道路,只是在表现形态上有所不同。因此,从中唐开始形成的这两种不同倾向(指重个体与重群体———引者),最早是在杜甫身上同时体现出来的。”[6]中卷10中唐到宋代,诗歌中忧世之愤明显增多,这种诗歌多有为了国家安危而掩隐个体情绪的倾向,《新著》作者以为这是中世文学分化后的一种典型的精神现象,而将杜甫排在首位,正是在这一层面上突出了杜甫在中唐和两宋文学史上的意义。又如《新著》把明代及清前期划为近世文学的第二阶段,分为挫折期、复兴期和徘徊期三个阶段;既没有将诗、词、文、曲、小说分割开来,也不是独重俗文学这一方面,而是以明代中后期文学思潮为中心,将诗文与戏曲

“徘徊”这一过程,展现了这一时期

“高潮”、

小说整合在一起,着重表现这一时期个性化的文学精神“受挫”、

文学的艺术精神。如书中认为明初文化受挫后文学的僵化,既表现在朝廷中的“台阁体”上,又表现在政治教化类杂剧与传奇上。同样,在文学复兴的高潮时期,前后七子的诗文中注重真情的意识也反映在其时戏曲作品上。这种整体观使得本书能关注到文学史中的一些关键环节。如书中“素政堂主要的商业性出版与才子佳人小说”一节,以较细密的考证说明了其时出版业与才子佳人小说流行的关系,这不仅填补了一个学术空白,而且由此一点透示出其时书业、娱乐业与文学的关系,显示了近代文学市场化的趋势,表明了近世文学主体由文人自赏型向商业传播转化的趋向,更重要的是展示了上层精英的人性意识与世俗审美观的互相影响。

这一宏通意识使得本书较好地保持了一种整体性,改变了此前以朝代或体裁演变分期的板块格局,凸显了一系列文学精神的完整运势,但书中这种“大判断”是建立在具体细微的实证基础之上的。如书中关于《诗经》的论述,不再拘泥于传统的风、雅、颂三类分叙,也不是依照爱情、农事、征役等主题分论,而是把整个《诗经》作品划分为西周前期、西周中后期、东周时期三个时间段来分析。这种划分对于文学史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它涉及对于上古五百余年文学史的认识,但这一工作的难度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诗经》中多数作品目前难以编年。作者尽可能利用《史记・孔子世家》及毛传、郑笺等汉人关于《诗经》编年的说法,因为这是最早的也是流行最广的说法,而在发现新的确凿材料之前,只能尊重旧材料。但作者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通过具体分析对近现代各家实证成果加以有说服力的取舍。如对陈奂、王先谦关于“商颂”之论则采取,对现代疑古派之主观否定之说则加以纠正。同时,作者还关注新近出土的文献,并根据新出土文献对“孔子删诗说”作了补充。作者用力最多的是通过对《诗经》文本的研读,分析其先后承继关系,为对《诗经》作品的分期提供新的可信的说明。如利用郑笺之说,断定《豳风・东山》、

《豳风・七月》皆属西周之

《破斧》都是周公东征时的作品,但时间上有先后。另外,作者又以艺术分作,《七月》则成于周初;《东山》、

析作印证,认为“《东山》较之《七月》在艺术上有明显的进步,题旨明确,诗意集中,层次也较分明,且已有较细的心理活动”。[6]上卷52作者还以《诗经》中语句的相同或类似为据来判定作品的时间:“因《草虫》的有些诗句已为周宣王时的《出车》所袭取,其形成必在《出车》之前,而且《召南》是季札所谓‘始基之矣’的诗,其时代本就甚早,所以此诗也当出于西周前期。”[6]上卷53这种内证法,不一定都是定论,但足可启人思索,为《诗经》乃至整个上古文学研究提供范例。

又如此书将明中叶文学复兴与王阳明、李贽异端思想的流变联系在一起考察,不仅对吉川幸次郎的考证成果加以扩充,还从身世与社会交往上证实了李贽与商人社会的关系,又进一步考察了李梦阳的思想与之相通之处,说明李贽异端之说在明中期已有渊源与萌芽了。作者由李梦阳真情之论中看出:“这种认为真情可以不受‘理’的束缚的观点,给予个人的心灵活动较前以广大的空间,也是自我意识的觉醒程度较前提高的表现。到了晚明时期,又发展为‘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汤显祖《牡丹亭》题词)’的进一步崇情抑理的理论。”[6]下卷68作者通过对李梦阳诗论的疏理与辨析,论证明代诗文复古运动实质上是明人在文学方面对正统化宋儒理学的挑战与批判,具有与王阳明、李贽异端思想相近的指向。作者还发掘出袁宏道肯定何景明、李梦阳的材料,指出袁宏道的“当代无文字,同巷有真诗”与李梦阳的“真诗在民间”之说也一脉相承;将袁宏道为代表的性灵派的文学思想与李梦阳、李贽的思想联系起来,再以袁宏道对此学说的态度转变为界标,标示了明代文学复兴运动的退潮。作者在纷繁的文学现象中勾勒出中国近世人文主义复兴的历程,其中细微之处显示出作者对一代文学的深厚理解以及这深厚理解基础上的判断力。

近年来,随着“文化相对论”日渐流行,文化保守意识也不断上升,文学史“本土化”意愿似乎更强于现化化的要求,传统研究模式也日渐强于现代阐释。其实,身处全球化的时代,是无法拒绝共同的价值体系的,文化发展的相对性并不能成为拒绝文化批判的理由。对于近代中国来说,现代化也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是空间问题,需要吸取异域先进文化要素,并使自身融入世界先进文化体系中。从这一角度看,《新著》对中国文学史的分期及书中体现的古今相通的学术意识,是把中国古代文学史置于古今中外文学发展的坐标系中考察与定位,可更加清楚地说明古代文学传统在现代的意义。

四、读者体验与学者考辨的合一

文学史上的经典是指那些具有原创性、典范性和恒久审美价值的伟大作品。它们既承载着特定时期

的审美文化信息,又具有超越具体时空的解读空间。因此,它们总处在被解读、传承和重构的过程中。成功的文学史应该首先满足人们解读经典、传承经典的新需求,能够以当代人的学术意识发现并诠释经典中与当代审美意识相通的艺术精神,《新著》在这方面颇有创新之意,显示了回归经典的学术活力。

首先,作者保持了读者敏感的眼光与新鲜的阅读体验。依接受美学的原理看,作品的意义首先存在于接受者的阅读心理中。本书作者既以学者的科学态度考察经典文本产生的具体背景,揭示作品的本意,准确交代相关的知识信息,又以读者的身分面对经典,以现代人的思维感知经典,叙说一个读者在接受经典时那种鲜活的阅读体会。如作者认为李白描写瑰奇景色的诗篇,“表达出他在直观自然时的深刻感受。诗篇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经过诗人感情的锤炼,凝结着他的追求自由、不顾一切地冲破束缚的精神,具有一种雄伟的气势,从侧面显示出他对那些狭隘的、‘拘孪而守常’的生活的厌倦和憎恶,渗透着行动的渴望”。[6]上卷474书中以《蜀道难》来印证这一说法:“这首诗所写的蜀道,确实非常险峻,但它却不使人畏惧,而是使人产生一种要想身历其境的冲动,攀缘登临的渴望。这是因为诗人自己并没有被它所吓倒。他在问‘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是他已经越过了这些险境,正在自豪地向别人提问。因此,诗里所写的这一切,是作为已经被克服的东西而出现的,越是写得高峻艰险,诗篇本身也就越显得气势磅礴,越具有一种挑战的意味。”[6]上卷474关于《蜀道难》主题的笺解甚多,多纠缠于诗之本意与本事。其实,在上千年的流传过程中,本诗留给读者的不在于它的本意、本事,而是那种出入于险怪神奇之中的激情。本书的这种解释满足了读者的接受心理,突出了这首名诗对于现代读者的审美意义。

其次,此书对经典多作了比较精细的文本分析,贡献了一些原创性的发现。如通过分析《九歌・山鬼》中自然景象的描写,说明其具有象征意味,并指出:“虽然在《诗经》中已有若干情景交融的描写,但运用象征的手法,以如此集中的自然景象来制造强烈的刺激,形成令人震撼的气氛,却是从《山鬼》开始的。”[6]上卷114在一首诗的细读中抉出了一种文学手法的源头。另外,作者又发现《山鬼》中“离忧”一词与《离骚》题意相同,依据《史记・屈原列传》所解,说明屈原在心理上已落入了与山鬼类似的境地。以《山鬼》“留灵修兮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两句中的“灵脩”一词与《离骚》中的“灵脩”一词比较,认为《山鬼》的主人公与屈原都有对“灵脩”的深厚感情,都因被“灵脩”所遗弃而悲伤。最后,将这些词语与情景的比较联系起来,说明“屈原在写山鬼时融入了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感受和痛苦”。[6]上卷114这些成功的解读,都与作者细读文本的功夫相关。

《初月》时言:“像这样的对群体的疏离,或者说像这样的高洁、寂寞与凄又如作者在分析杜甫《佳人》、

清,是以前的诗歌乃至其他文学作品所没有的。陶渊明和王维在回归自然之后所感受到的是自然的宁静的美,甚至从中领悟到了生命的意义。杜甫却是有强烈的事业心的人,虽然由于与现实的不协调,为了保持自我的高洁而与群体疏离,但事业心并未真正消失,因而不免有寂寞之感,王维眼中的自然界的宁谧的美在杜甫那里也就转为凄清。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中唐时许多诗人所共同追求的美。”[6]中卷20也是通过对一首诗诗境的深入分析,解读出了中唐后诗人的心境。又如其释杜甫《登岳阳楼》:“在此种精神世界光照下,后半的‘亲朋’二句并不显得是无告的哀诉,倒反而有一种兀傲感。何况‘老病有孤舟’的‘有’字,本就隐含了他仍要也仍可依靠自己来奋斗的决心和信心,哪怕这是一种必然要失败的拼搏。”[6]中卷22一字点明,揭示了诗人奇崛的心理。细密的文本分析,支撑了新颖的判断,拓深了对作品的认识。充分利用文本自身的信息解读文本的新意,于文本自身的语言系统发掘文本自在的美感,从而揭示经典可超时空阅读的永恒性,这种方法与现代西方文本批评方法颇为相近。

再次,《新著》在介绍经典时努力将读者带入具体的创作情境,拓展了阐释空间。《新著》于作家生平方面用的文字不多,将笔墨更多地投在了文本艺术构思的分析和作家创作心理的揣摩上。如在分析《离骚》时指出:“他(指《离骚》的抒情主人公———引者)对灵氛和巫咸的态度很不一样。对灵氛是‘命’,对巫咸却是怀着礼物———椒糈———去邀请。而且巫咸降临时的气派又如此之大。这就显示了两人的身份很不相同,同时也说明了诗人为什么在灵氛占卜以后要请巫咸去作最后的决定。所以,他的这种写法有两大好处:第一,倘若写巫咸像写灵氛那样简单,会在读者中造成雷同、单调之感;现在的这种写法则显得灵动多变。第二,由于这种写法已使读者对巫咸的身份有了认识,读者自也会感到巫咸即将决定诗人的下一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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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动,从而进一步引起对其所说‘吉故’的重视和兴味。可见其即使写灵氛、巫咸两人,也都经过精心构造,安排得错落有致。”[6]上卷120对两次占卜描写的深解,可将读者带入具体的写作情景中,更准确地解析诗人在作品结构安排上的用心,也纠正了以往的“随意敷陈”之说的误读。

又如在比较李白、杜甫时,作者指出,两人都写有关于天宝征兵的作品,两者都用问答的手法展开内容,但两诗的角度颇不相同。李白“完全是被征人临出发时的悲惨情景所打动:他充分地体会到他们对死亡的恐惧、和亲人告别时的摧心的痛苦,他的心也在流血。杜甫虽然用了‘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这样的句子来叙述那凄绝的告别场面,但与李白的‘长号’四句相比较,就显得表面化而缺乏深度了。就这点说,其感情实在不如李白的强烈。但杜甫却比李白更善于思考。他意识到了这一事件的原因———‘武皇开边意未已’,更认识到了这种原因必将造成的种种恶果”。[6]中卷15作者先是设想出诗人具体的创作

“三别”情境和李杜两人所作的不同反应,再作出重情与重理的风格判断。又如作者在分析杜甫的“三吏”、

时指出,杜甫为了维护唐王朝,只得出以矫饰,造成诗歌前后矛盾或者离开了真实。“连杜甫这样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在其任华州司功参军时尚且因那一带地区发生饥荒而弃官离去,足见在他的心目中,维持自己的生命实比承担社会责任来得重要;那些接受忠君爱国教育远比杜甫要少的老翁、少妇,怎会置自己或丈夫的生命于不顾,毫无怨尤地、自觉地去承担社会责任呢?”[6]中卷18作者认为杜诗中所表现的百姓悲剧与这种态度出现了明显的矛盾。《新安吏》最后一句“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中的“天地”,“即使不是隐喻朝廷,也是用《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典故,隐喻‘圣人’———这在杜甫的时代也是对皇帝的称呼。而对于‘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杜甫来说,这样的‘无情’却是绝对不能忍受的。因此,他并不是没有意识到唐王朝对百姓的‘无情’或不仁,他在字里行间流露的悲愤与其为唐王朝所作的开脱、对民众进行的自欺欺人的安慰,其实是互相冲突的”。[6]中卷18这种批评似有苛责之嫌,但由具体的创作情景出发,作者所发现的矛盾显然是事实。

“重组经典”

“开放经典”、文学史经典问题,是近年文学理论讨论中一个比较突出的话题,“解散经典”、

之类说法受到关注,文学史研究中回避经典、漠视经典的现象也让人担忧。如何回归经典正成为文学史研究的一大课题。《新著》所体现的对文本阅读的重视和在深厚功力支持下细读文本的收获再次展现了经典的审美魅力,也说明了回归经典的必要性。

五、历史研究与当下精神话语的参与意识

哲学家克罗齐断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话并不意味着研究历史可以不顾历史事实,但把历史仅仅看作客观事实也是不够的;所谓读史使人明鉴,或曰读史使人聪明,乃在于对历史的理解。历史是个需要被照亮的世界,但历史的具体性使得它不可能被整体复原。历史的面目如何,正如康德的“物自体”或海德格尔的“在”,即使是生活在当时的人也不可能完全明晓。因此,历史观审,其实是对历史再释。钱穆将史学研究分成“历史材料”与“历史智识”两种。他说“材料累积而愈多,智识则与时以俱新。历史智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8]以为现代史家不应只“主于记诵”,还须温故知新。在这个知新过程中所获得的,其实不是历史的复原,而是对当下的理解,因此,对历史的去蔽,其实与“照射光源”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果转换一下克罗齐的说法,则可说一切世界都是某种特定视角下的世界。因此,就实质意义而言,历史解读,其实是当下精神状况的展示。当然,在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阐释学思想的今天,这样来提出“光源”问题,想来不会再被授予“观念决定论”或“不顾及真理性”的雅号了。本雅明在其《文学史与文学学》一文中说,一个学科就其横断面而言,首先是“某一阶段整个文化状况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学史不仅是一门学科,就其发展而言,它本身也是总的历史的一部分”,[9]244因此,我们对文学史上种种事实的关注也是对我们自身所处时代的一种反应。“不是要把文学作品与它们的时代联系起来看,而是要与它们的产生,即它们被认识的时代,也就是我们的时代,联系起来看。这样,文学才能成为历史的有机体。使文学成为历史的有机体,而不是史学的素材库,乃是文学史的任务。”[9]251因此,文学史的写作,其实也可以或者说应该是当下文化参与的一种方式。《新著》与96版展示给读者的不仅仅是对文学历史的去弊与再释,同时也是作者对文学性、对人的存在状况与本质的一种思考;这种思考与所有其他的思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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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起,汇成了我们时代的精神风貌。这一点,由不是古代文学研究者的人看来似乎更具亲切感:

　　章先生属于“五四”新文学精神培养的一代知识分子,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头脑里没有现在那些流行于世的鼓吹国学、企图让中国重返传统的乱七八糟的想法。章先生提出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古今沟通的学科建设,主要的方法不是宣传现代文学如何从传统中来的,倒是表现为如何用现代文学的观念去理解古代文学,重新界定和挑剔古代文学中真正有价值的因素。[10]

　　这种思考,其实正是以学术的方式积极参与作者所处的时代的精神探索。当然,还必须加上一句说明———这种参与,与以观念裁割历史是截然不同的。

参考文献:

[1]吴世昌.评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J].新月,1933:(6):67270.

[2]前野直彬.中国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3]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290.

[4]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42.

[5]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70.

[6]章培恒,骆玉明,等.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总社,2007.

[7]凯・贝尔塞,等.重解伟大的传统[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60.

[8]钱穆.国史大纲[M].台北:商务印书馆,1995.

[9]瓦尔特・本雅明.经验与贫乏[M].王炳均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10]陈思和.评《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N].文汇读书周报,2007212221(9).

The Literary History Writing:Aesthetics,H um anism and the Present Discourse ———R eading A New Histor y of Chi nese Literat ure by Zhang Pei2heng and Luo Yu2ming

ZHA Ping2qiu1,　MIAO Tian2

(1.Department of Chinese L iterature,Fudan Universit y,S hanghai200433,China;

2.S chool of L iteral A rts,S hanghai Universit y,S hanghai200444,China)

　　Abstract:A N ew History of Chinese L iterature(Revised and Enlarged)edited by Mr.Zhang Pei2heng and Mr.L uo Yu2ming,taking in the historical view f rom modern humanist trends and the achievements of modern p sychological analysis, texture criticism and reception aesthetics,and by way of the combination of micro2demonstration with macro2conclusion, pays an attention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ic works,and blends the survey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into the inspection of humanist spirit experiences,thus making the writing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both the serious reading of the aesthetic forms in spirit and history,and the active intervention of the present spirit and aesthetic discourse.In view of all these,the book em2 bodies a study style of seeking truth and a spirit of attaching reality.It is instructive and enlightening for both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subject construction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and enhancing the ideological level of research for literary his2 tories.

　　K ey w ords:A N ew History of Chinese L iterature(Revised and Enlarged);classic consciousness;humanistic spirit

(责任编辑:梁临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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