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理文献看明代地理学的发展趋向

王开队

(暨南大学历史系,广东广州,510632)

[提　要]以表现方式和取材方法为主,结合现代学者对古代地理文献类型的划分以及明代的具体实情,可以将明代的地理文献划分为传统地志类、广义游记类、西传地理文献类和舆图类。它们在明代均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虽然都是地理文献,但它们之间又存在着诸多差异。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分析研究,我们可以窥见明代地理学的发展趋向。

[关键词]地理文献　地理学　趋向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5205(2006)0420116208

[收稿日期]2005204211

[作者简介]王开队(1980-),男,安徽省固镇县人。暨南大学历史系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历史地理及地理学史。

　　明代是我国地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以沿革地理学为主体的传统地理学发展到明代出现了某些新的气象。这些新气象为传统地理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丰富了明代地理学的内容。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明代地理学内部的发展是相当复杂的,无论是当时人们的地理认识、地理思想还是地理作品都表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向,这种趋向对以后几百年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还较少。诚然,由于这一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专业的关系,是一般学者所不愿问津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切入点来看待这一问题也是困扰学者们的一个因素。在这里,笔者以地理文献为基础,尝试从地理文献的角度来对明代地理学的发展趋向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划分的依据

我们知道,地理学史的研究首先应该是地理文献的研究。地理文献是地理知识、地理思想表述、保存和传播的主要载体,也是地理学史研究的主体。不同的地理知识体系、地理思想表现在文献上是有所不同的,所以,不同类型的地理文献实际上代表了不同的地理知识体系、地理思想,也可以说蕴含了不同的发展趋向。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对明代地理文献做出恰当的区别与划分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基础和前提。

如何对明代的地理文献进行划分呢?首先,就地理知识、地理思想在文献上的表现形式而言,在我国古代有两种主要的形式,一为文字的形式,包括各种各样的地理志、方志、游记以及专著等;二为图画的形式,也就是各类舆图。我们知道,地理学是关于空间的学问,任何地理知识、地理思想最后都应该表现在地图上,只有这样才能给人以明确的空间概念。因此,前者虽为我国古代地理文献的主要形式,而后者却为我国古代地理文献的精华。可惜的是,由于技术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我国古代地图流传至今的并不多。其次,就取材方法而言,地理文献是地理知识的载体,而地理知识的积累与获得不外乎两种途径,其一,间接的途径;其二,直接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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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历史时期的地理文献而言,其材料的获得也不外乎这两种途径。在我国,历史时期绝大部分地理文献材料是通过间接途径获得的,也就是说在作品的撰写过程中主要是借助已有的文献来获取自己所需的材料。这种方法即是文献的考证方法,是我国古代地理学者最常用和最基本的方法。在我国历史上,这类文献的典型就是以地理志、方志为主体的传统地志。它们的撰述绝大部分是借助已有的史籍、文集、档案、文牍、碑刻等文献资料来完成的,绝少有作者亲身的考察,因而,其中也很少有作者亲自考察所得的资料。这类地理文献是我国古代地理文献的主体。与此同时,历史时期我国也有不少通过直接途径获得材料的地理文献。这类地理文献,其资料的获得以作者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为主,当然,其中部分资料的获得是通过已有的文献,但那不是主要的。这种方法即是野外考察的方法,这在我国古代同样得到了地理学者的重视。在我国历史上,这类文献的典型就是以各种各样的游记、行役记为主体的广义游记类文献,如《佛国记》、《大唐西域记》等,其中的地理材料绝大部分是通过作者亲身经历和考察获得的。由于这类文献并未像第一类文献的形成那样具有广泛的政治背景,绝大多数是个人行为的结果,故而在我国地理学发展史上的表现并不明显。当然,我国古代地理学者在资料的获取时,并非仅仅依靠某一种手段,往往是两种手段综合使用,这里的划分依据是其使用的主要手段。从地理资料的获取角度讲,应该说,我国古代地理文献是存在这样两个系统的,其中,第一个系统是主要的,而第二个系统则是次要的,是不明显的。再次,结合现代学者对历史时期地理文献的划分,如王双怀就将我国的历史地理文献划分为6类,即正史中的地理志、总志、方志、专著、游记和地图①。再如王成组在他的《中国地理学史(先秦至明代)》中是按照地理志与方志、地图、游记、地理专著4个方面展开论述的②。实际上这也是对地理文献的一种划分,其与王双怀的划分大同小异。当然,历史上还有许多其它类型的地理文献,如宫殿疏、山川、古迹等等,但其并不是主要部分。具体到明代,见于著录和现存的地理文献就以地理志、方志、游记以及各种各样的舆图为最多,

也最具有代表性,实际上绝大多数仍可视为属于上述两个系统,只是这个时期出现了新的发展和变化而已。除了以上几类文献之外,明代还有一类文献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那就是西方人带来的地理文献以及受西方地理学思想影响而产生的地理作品,我们可以将这类地理文献大略地称之为西传地理文献。尽管这类文献较少,但由于它蕴含的是一种全新的地理知识体系和地理思想,与中国以往的地理文献完全不同,故而我们应将其视为单独的一类以有别于中国传统的地理文献。

因此,依据我国古代地理文献表现方式和取材方法的不同,结合学界诸前辈对我国古代地理文献的划分,以及明代的具体实情,我们可以将明代地理文献大致划分为4类,即以地理志、方志为主体的传统地志类,以游记、行役记为主体的广义游记类,西传地理文献类以及舆图类,其中前三类文献更注重于文字。当然,这种划分只是一种粗略的划分,各类文献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之间往往具有交叉性,如传统地志类和西传地理文献类中都含有地图,并且有些地图是相当重要的,如西传地理文献中的《坤舆万国全图》等,上述划分只是根据它们的主要特点而已。同时,这种划分也并不能包含所有的明代地理文献,但这几类却是明代地理文献的主体,大致可以反映出明代地理学发展的主要面貌。

二　明代地理文献的发展

顺着上面的思路,我们不妨对明代这几类地理文献的发展略作概述。

就第一类文献来讲,其在明代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由于受整个明代史学发展状况的影响,虽然正史中地理志的发展不甚明显,但其它部分还是有一定影响的,这主要表现在明修《元史》中的《河渠志》,其中记述的治理河水的经验和措施,足以表明我国水文资料和水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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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双怀:《中国历史地理文献的类型及其特点》,《历史教学》,1998年第10期,第46-49页。

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先秦至明代)》,(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

的进步,同时,元代都实对黄河河源的勘查,也有较为详细的记录。与此同时,明代又是方志发达的时代,在方志的发展上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正如巴兆祥所言:“明承元后,修志事业更趋发展,无论是修成方志数量、质量,还是方志理论探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是我国方志发展史上的重要时代,为清代修志大盛奠定了坚

实基础。”①

具体而言,明代方志的发展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数量巨大。“有明一代,二百七十余年间,共修成各类志书二千八百

九十二种,比宋、元方志的总和还多四倍”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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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总志而言,明代除众所周知的五大官修总志,即《大明志》、《大明清类天文分野》、《寰宇通衢书》、《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外,还有众多私修全国性总图志集,如桂萼的《皇明舆地图》、张天复的《皇舆考》、汪作舟的《广舆考》、程道生的《舆地图考》、曹学亻全的《大明舆地名胜志》等,这些总图志集可以说是图文并茂,数量亦颇为可观。就地方志而言,明代各地修成的方志也十分庞大,如按今天的行政区划,有明一代,河北省修了219种,山东省修了220种,江苏省修了223种,河南省修了271种,浙江省更是修了348种③。这些无疑都是超越前代的,理应成为

明代传统地志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二,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明代方志的种类十分繁多,计有总志、通志、府志、州志、县志、乡镇志、卫所志、边关志、土司志、杂志等,其中有些是元代没有而明代出现的,如乡镇志、卫所志、边关志,有些是元代中断而明代又出现的,如乡镇志,还有些是明代所特有的,如卫所志。除了种类繁多之外,明代方志的内容也十分丰富。这些方志取材十分广泛,凡档案典册、金石碑碣、经史子集以及口碑、民间传说等无所不录,涉及到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学术、科学技术、社会生活、名胜古迹、人物、少数民族、自然灾害等诸多内容,其中不乏珍贵史料,为后人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民情风俗等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其三,新体迭出,体例更加完备。明代方志的体例,除原有的平列历代建置沿革、疆域、分野、城池、乡都、市镇、人口、田赋、选举、水利、风俗、艺文等门目体志书继续发展外,以总设地理、田赋、建置、人物、艺文等类目并下分细目为标志的纲目体志书发展更为迅速,二者几成并驾齐驱之势。同时,

还产生了其它志书体例,如以胡缵宗《(正德)安庆府志》为代表的仿正史纪传体,以周瑛《(弘治)兴化府志》为代表的政书体,以王启《赤城会通记》为代表的编年体,还有以唐枢《(万历)湖州府志》为代表的三宝体。这一时期方志的体例也更加完善,不仅有序、目录、正文、跋,而且还有凡例、修志者名氏、大事记等。同时,通过永乐年间两次《修志凡例》的颁布,也使得原先体例繁杂的各种志书在体例上逐渐统一起来,这也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由朝廷颁布的修志凡例。还值得一提的是,明中期以后,方志中舆图的份量明显增多,这无疑也增加了方志中地理成份的含量。总之,以方志为代表的传统地志在明代获得了巨大发展。

如果说明代以前游记的发展还是涓涓细流的话,那么,到了明代则已是汪洋巨海了。我们知道,游记是伴随着人们的游历而产生的,它是对人们在游历过程中所见所闻的记录和描述,因此,是否有游历以及游历的普遍性如何对游记的产生无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虽然像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宗教性质那样的游历并不多见,但其它各种形式的游历在明代还是十分普遍的。具体来说,在明代前期,主要是以政治目的的域外游历和行役为主。如伴随着郑和七次大规模的远航,产生了三部优秀的域外游记,即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蕃国志》。除此以外,还有陈诚的《西域蕃国志》等。这些都是明代早期游记类文献的典型代表。到了明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僵化的政治、思想的形成以及学风和社会风气的转变,虽然早期的域外游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却有更多的文人士大夫寄情于山水,以官宦和士人为主体的国内游历蔚然成风。伴随着这股风气的不断兴盛就是大量游记的产生。就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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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①②③黄苇等:

《方志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76页。

黄苇等:《方志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76页。

黄苇等:《方志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84-185页表。

至于第三类文献,则是与当时中国已有的地理文献有很大不同的。它的产生是伴随着明代中后期西学东渐而来的。在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和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之后,16世纪末西洋耶稣会士开始东来,这是中西文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交锋。此时,先进的近代地理学已经在西方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耶稣会士们首先将其作为一种武器带到了当时的中国,但也由此增加了明代地理学的新气象。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两位传教士及两部作品。一是利玛窦及其《坤舆万国全图》,一是艾儒略及其《职方外纪》。前者最早把欧洲地理大发现的成果介绍到中国,用圆锥投影的方法在地图上绘出了南北二极、赤道南北昼夜的长短、五带,并把当时最新、最高水平的地理知识“五大洲”概念引入到了中国②。后者则对五大洲做出了系统介绍,使相对系统的、完整的世界地理知识第一次展现在中国人的面前③。受此影响,部分先进的中国士大夫开始学习并在实践中运用西方地理学的知识和思想。从今天现存的地理文献来看,如程百二、李蒙等人编撰的《方舆胜略》,由于他们与当时在南昌的利玛窦有交往,并向利玛窦学习过欧洲的天文地理知识,此书所附录的《山海舆地全图》就是参照利玛窦《舆地山海全图》的绘制方法而绘制的④。再如,明代佚名氏的《地舆总志》,实际上是一部简明的世界地理,内分亚、欧、美、非四洲,也明显受到了西方地理学思想的影响⑤。虽然这一类作品在明代还不多见,但由于它们的特殊性以及与近代地理学的密切关系,在研究明代地理学时显然也是不可或缺的。

舆图在明代也同样获得了快速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大量总舆图的出现。如李默《天下舆地图》、桂萼《皇明舆地图》⑥、罗洪先《广舆图》、项笃寿《考定舆地图》、汪作舟《广舆考》、程道生《舆地图考》、陈组绶《皇明职方地图》、潘光祖《舆图备考》、姚星吴《舆地图》等,其中又以罗氏与陈氏二图最为重要。罗氏《广舆图》对于元代朱思本《舆地图》一方面有保存、传播之功,另一方面又有改进之功,如《广舆图》中所谓“二十四法”的大量运用,实际上就是“图例”的大量运用,这从某种程度上无疑改变了以往画工制图虽形象而缺少准确性与科学性的弊病。陈氏《皇明职方地图》是几十年后对于罗图的增补和改进,更加适应了时政的需要。其二,为了适应北方边防和东南沿海抗倭斗争的需要,明代产生了大量的边防图和海防图。同时,由于西南少数民族的不断,反映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军政、形胜等方面的舆图也不少。这些舆图的出现一方面保存了这些地区的大量的历史地理资料,加深了人们对于该地区的认识,另一方面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以往舆图集中分布于中原地区的局面,扩大了我国古代舆图的地域分布。其三,出现了一些颇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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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2页。

[意]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禹贡学会,1933年影印本。

[意]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明]程百二、李蒙等:《方舆胜略》,万历四十年跋刊本。

萧樾:《中国历代的地理学和要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9页。

桂氏之图与李默之图实为一图,详见王庸:《中国地理图籍丛考》甲编《明代总舆图汇考》,(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

的航海图和水利图。如《武备志》中保存的《郑和航海图》,再如潘季驯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所制的《河防一览图》。另外,明代各类方志中也大多附有舆图,总数亦相当可观,并且其中有些舆图也并非一味抄袭滥造,而是经过实地考察测量而成的,具有很高的历史地理学价值。如现存天一阁方志中的明崇祯《吴县志》,其所附舆图就具有较高的历史地理学价值。遗憾的是目前对于方志中舆图还缺乏系统的研究,其价值还不为人们所认识。除了上述几种国内舆图外,明代舆图史上还有一件极具意义的事情,那就是利马窦将西方制图法引入中国,有关情形王庸先生已有详细论述,故不再赘言①。在其影响下,亦产生了一批类似舆图,但成就大多没有超过利马窦。

三　几类地理文献的比较与分析

诚如前述,地理文献是地理知识、地理思想表述、保存和传播的主要载体,不同类型的地理文献代表了不同类型的地理知识和地理思想,也可以说蕴含了不同的发展趋向。因此,要认清明代地理学的发展趋向,对不同地理文献进行比较与分析显然是必须的。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舆图本身的特殊性,将其与前三类以文字为主体的地理文献一起比较并不恰当,因此,我们可以将前三类文献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和分析,单独对明代舆图进行分析与比较。

传统地志类、广义游记类和西传地理文献类是明代地理文献中以文字为主要载体的代表,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地理文献实际上代表了明代地理学三个不同的流派。尽管,这里所说的“流派”并非现代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派别,因为我国古代地理学本身就依附于历史学之下,在这里仍不妨借用这一术语,就其取材方法、知识体系以及指导思想三个方面加以比较和分析。

首先,就取材方法而言,三者是有所不同的。前文已谈到,我国古代地理知识的积累与获取不外乎两种途径,一是间接的途径,一是直接的途径。地理文献的取材途径实际上也不外乎这两种途径。间接的途径即文献考证的方法,这是我国古代地理学者最常用和最基本的方法,其取材的范围为文集、史籍、金石碑刻、档案等文献。直接途径即野外考察的方法,这同样得到了我国古代地理学者的重视,其主要是通过自己的考察和游历获取所需的材料,以记录自己所见所闻为主。当然,这两种方法经常为我国古代地理学者所综合使用,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往往是以一种方法为主,而辅之以另外一种方法。表现在文献上,前者所形成的典型就是以地理志、方志为主体的传统地志类文献,后者所形成的典型是以游记、行役记为主体的广义游记类文献。不同的取材方法实际上昭示了不同类型地理文献的发展趋向。我们知道,历史学是一门关于时间的学问,而地理学却是一门关于空间的学问。在研究方法上,地理学必须以考察为主,没有具体的考察,地理学是不成其为地理学的;而历史学则必须以文献考证的方法为主,尤其是在中国,文献浩如烟海,各种各样的文献史料是记录历史的巨大信息库,抛开文献考证的方法,历史学同样也不能成其为历史学。因此,从取材方法来看,以直接取材方法为主的各种游记、行役类文献更容易向地理学的方向发展,而以间接取材方法为主的传统地志类文献则包含了更多的历史性因素,更容易向历史学的方向发展。当然,这并非是绝对的。在明代,获得巨大发展的各种方志无疑是以间接取材为主的代表,但在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明显的史学化趋向。如在体例上,出现了仿正史的纪传体志书、政书体志书和编年体志书,这无疑是对史书体例的刻意模仿。再如,方志历来主张隐恶扬善,但到了明代,有些修志者则开始将史家褒贬笔法运用于人物传记中,善恶并书。还有,在目录归类上,明代一些私家目录书开始将方志从地理类中出来,而另立一门,隶属于史部,如明人朱睦木挈编《万卷堂书目》,史部有十二类,其十一为“方州之志”,著录方志近二百余种②。这些都是明代方志史学化倾向的表现。反观游记类文献,其取材方法以直接为主,亲身的考察游历是作者获取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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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①②王庸:《中国地图史纲》第九章《纬度测量和利马

窦世界地图》,(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

[明]朱睦木挈:《万卷堂书目》,见冯惠民、李万健选编:《明代书目题跋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3年。

其次,就三者的知识体系而言,也是各不相同的。在明代,以方志为主体的传统地志类文献所包含的知识内容是多方面的,有地理方面的内容,也有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地理方面的内容尽管受到了足够的重视,但在整个方志的知识体系中并不居于主导的地位,即便是其中所包含的一些地理内容,也多以建置、沿革、疆域等沿革地理学的知识为主。因此,可以说,这些方志完全可以称之为有关一地的百科全书,这也是我国古代方志的一个特点。与此同时,明代游记类文献所包含的地理内容就要丰富得多,而且并不以沿革地理学的内容为主。如明代早期的游记类文献《西域蕃国志》、《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蕃国志》对于域外民情、风俗、地理等方面的描述,就包含了大量的域外地理信息,大大开阔了当时人们的地理视野。到了明代后期,甚至出现了以地理方面的内容为主要知识体系的著作,如我们所熟知的《广志绎》以及《徐霞客游记》,前者主要以人文地理方面的内容为主,而后者主要以自然地理方面的内容为主。两者不仅包含了丰富的描述性地理知识,其中还有不少有关地理现象的理论性的真知灼见,分别将我国古典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推向了高峰。而第三类文献中蕴含的知识体系对于当时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全新的知识体系。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系统的、整体的世界观。以往

的中国地理学是以汉族居住地为研究中心的,其眼中的世界不过是以中国为中心外加所能了解到的周边小国而已,中国是这一世界的中心坐标。而新传入的知识体系却是近代欧洲最新的地理学发展成果,是一种整体的、系统的世界地理知识。例如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全书除卷首“五大洲总图界度解”外,共分五卷,卷一亚细亚总说,卷二欧逻巴总说,卷三利未亚总说,卷四亚墨利加总说,卷五四海总说③。这与中国以往以自我为中心的地理观显然是不同的。其二,更为科学的地理知识。如关于地球是圆形的明确论述,南北极、赤道、地球五带等的划分,也是中国以往地理文献所少有的知识。这一全新的知识体系是西传地理文献区别于中国传统地理文献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最后,三者的指导思想实际上也是不相同的。在明代,以方志为主体的传统地志类文献实际上可称之为有关一地的百科全书,其中地理知识的含量并非居于主导地位,即便是其中所含的地理知识,也多以一地的建置、沿革、疆域等沿革地理学的内容为主,其它诸如风俗、物产等方面的记述也含有极大的现实功用目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明代方志的撰写具有浓厚的政治和现实功用色彩。这可从明代统治者对撰修方志的重视上看出来。如永乐年间两次《修志凡例》的颁布,一方面使得原本繁杂的方志体例得到规范,有利于修志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使得方志的撰修进一步受控于政治,方志本身的政治化倾向加强。不可否认,明代游记类文献实际上也含有不同程度的政治和现实功用目的,尤其是明代早期更是如此。如陈诚出使西域、郑和七次大规模远航均不是以地理考察为主要目的,而是以政治目的为主,他们所做的也不过是增加了中国人的域外地理知识、开阔了中国人的地理眼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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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士性:《广志绎》卷1《方舆崖略》,见周振鹤点校《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明]吴国华:《徐霞客圹志铭》,见褚绍唐、吴应寿整理《徐霞客游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意]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但是,到了明中叶以后,伴随着游历之风的大盛以及晚明学风的日渐踏实,“重视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精神,在当时的部分士人中,也早已存

在”①。自觉的、有意识的野外地理考察已成为

部分士人的追求。例如徐霞客就曾言:“山川面目,多为图经志籍所蒙,故欲穷九州内外,探奇

测幽。”②王士性也有“吾视天地间一切造化之

变,人情物理悲喜顺逆之遭,无不于吾游寄

焉”③之语。这实际上是自觉地将自然和人文地

理都当作自己的考察对象了。因此,我们可以说,晚明的这些地理学家们是以自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的,尽管这种思想与今天的科学思想还有一定的距离,但在那时已是难能可贵了。至于第三类文献,虽然其最初的传入是作为一种思想武器,也含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但诚如邹振环所说:“利玛窦不辞劳苦地一遍又一遍地译绘和增订世界地图,当然主要不在于向中国人传播最新的地理学知识,而是希望用这些世界地图来敲开中国士大夫灵魂的大门,以传播天主教的福音。但利玛窦毕竟为中国人带

来了当时最新的地理概念。”④而这“当时最新

的地理概念”却是近代西方地理科学发展的产物,其所具有的科学性和所蕴含的科学思想也是中国传统地理文献所不能比拟的,这也成为西传地理文献与中国传统地理文献最重要的区别之一。

就明代舆图而言,其在整个中国舆图发展史上可以说是承前启后的。一方面,就中国本身的舆图系统来看,主要表现在罗洪先《广舆图》的影响。《广舆图》是对元代朱思本《舆地图》的保存和改进,应该说它使我国古代“计里画方”的制图方法达到了一个高峰,其后的许多重要舆图都受到它的影响,如汪作舟的《广舆考》、程道生的《舆地图考》以及陈组绶的《皇明职方地图》,都是脱胎于《广舆图》,甚至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的地图亦是以罗图为蓝本,其影响之深巨可见一斑。但同时,通过翻检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后世这些舆图在制图技术和主要内容上大多没有超过罗图,而文字性的内容和其它非图方面的东西却不断增加,并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图反而成了附庸,对此,王庸先生称

之为“由图经到图志的蜕化”⑤

,是十分正确的。

这实际上也从侧面反映了明代志书大盛的影响以及传统地理学自身的尴尬。另一方面,西方制图技术开始传入中国。在这一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利马窦,其详情前人已有论述⑥。利氏等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方舆图与中国原有的舆图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系统,前者是西方近代地理学的精华,而后者是中国传统地理学的代表。就科学性而言,前者无疑更胜一筹,但二者在当时中国的地位却恰好相反,这也暗示了明以后的中国舆图史必将发生新的变化。

四　小结

由于中国古代地理学与历史学的特殊关系,二者在文献上的表现往往是相互交织的。因此,依据一定的方式对文献做出必要的划分是厘清地理学与历史学之间关系以及地理学内部诸多不同学术倾向的一个必要手段。就中国古代传统地理学而言,始终存在着两个系统,表现在治学方法

上,一个以文献考证(间接取材)为主,一个以野外考察(直接取材)为主;表现在文献上,前者是以地理志、方志为代表的传统地志类,后者是以游记、行役记为代表的广义游记类。以前者为主要治学方法和文献载体的沿革地理学始终是我国古代地理学的主流,本身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发展系统,但也正是由于这一因素,其与历史学的关系也更为密切,要发展为的地理学较为困难。而以后者为主要治学方法和文献载体的这一系统,本身的系统性就要差得多,甚至可以说它的发展是不完整的,其在我国古代地理学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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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①②③④⑤⑥萧樾:《中国历代的地理学和要籍》,

(桂林)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36页。

[清]潘耒:《徐霞客游记序》,见褚绍唐、吴应寿整理《徐霞客游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明]王士性:《五岳游草自序》,见周振鹤点校《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8页。

王庸:《中国地图史纲》,(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第70页。

王庸:《中国地图史纲》第九章《纬度测量和利马窦世界地图》,(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

明代地理学的发展可以说印证了这一点。如果说明代以前沿革地理学还是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的话,那么,到了明代尤其是明中期以后,这种形势就出现了新的变化。首先,就中国传统地理学而言,一方面,传统的沿革地理学继续得以发展,表现在文献上就是方志数量的扩大、种类的增加以及体例的不断完善,但同时也出现了方志的史学化趋向;另一方面,原先若隐若现的第二个系统开始突显出来,尤其是在明中期以后,这种趋向更为明显,正如周振鹤所言:“其中的少数人进而认真观察自然和社会,写下许多有见地、有价值的地理笔记,在客观上使地理学从历史学的附庸下出来,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的学科。”①其次,伴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西方近代地理学知识和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并发生了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在舆图上,一方面是中国传统舆图达到了高峰并开始停滞不前,另一方面则是西方更为先进的制图技术的传入。由于在取材方法、知识体系以及指导思想上的不同,以传统地志类、广义游记类和西传地理文献类为文献载体的三种地理学流派实际上代表了明代地理学三种不同的发展趋向。无可否认,尽管有着种种不足,以传统地志类为文献载体的沿革地理学依然是明代地理学发展的主流;而以广义游记类为文献载体的这一系统则代表着传统地理学更为健康的发展方向,这一方向后来虽未被清人继承和发展,但仍反映了明人在地理学方面的卓越创见。至于第三类,虽然最初是作为一种思想武器,并受到了当时大多数传统士大夫的抵制,影响比较小,但它却是最为科学的地理知识和思想体系,经过一两百年的不断传播和发展,最终成为中国地理学近代转型最重要的源泉之一。

①周振鹤点校:《王士性地理书三种・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Probing into the T endency of the G eography

of Ming Dynasty from G eographic Literatures

Wang Kaidui

(History department,J inan Universit y,Guangz hou Guang dong,510632) Abstract:Based on t he forms and t he met hods of drawing materials,along wit h t he division of ancient Chinese geograp hic literat urs by modern scholars and t he p ractical sit uation of Ming Dynasty, we can divide t he geograp hic literat urs of Ming Dynasty into four types:t he t raditional topograp hy, t he wide-sense travel notes,t he geograp hic literat urs f rom t he west and t he map s.All of t hem had made great progresses in Ming dynasty.Alt hough t hey are all geograp hic literat urs,t 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among t hem.We can p robe into t he tendency of t he geograp hy of Ming Dynasty by st ud2 ying t hem.

K ey w ords:geograp hic literat ures;geograp hy;tend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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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正

本刊2006年第3期所刊赵炳清《楚、秦黔中郡略论》一文,其作者工作

单位应为“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南充,637002”,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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