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异化现象

【摘要】：我国在上一世纪最后的二十年着力解决的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问题，进入21世纪后，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将更多的是社会发展的问题。如何在这一发展进程中自觉而不是盲目、主动而不是被动、全面而不是片面、加速而不是延缓、顺利而不是曲折地去实施发展，如何避免“发展的异化”以及消除已经出现的“发展异化”的现象，是新世纪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本文主要研究我国在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发展异化”现象。

【关键词】：异化、GDP、发展

前言：异化理论概述

“异化”本是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术语，是指在一定条件下，把自己的素质或力量转化为跟自己对立、支配自己的素质或力量，是用以表达本质的存在、主体向客体转化关系的概念。黑格尔认为“异化”是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转化，是纯粹概念向外转化到同自己相异的反对方面去。费尔巴哈则将异化看成是人的本质的二重化和颠倒，他认为宗教就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是人的本质的虚幻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则在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异化思想基础上，发展了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原理，并赋予异化以全新的含义。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所发生的异化现象进行的分析和阐述，其内容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是劳动产品的异化。马克思认为是“劳动者把自己外化在他的产品中，这不仅还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还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着，并成为与他相对立的量；意味着他灌注到对象中去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力量同他相对抗。” 第二，劳动本身的异化。按马克思的观点，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一种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的聪明才智和肉体力量都体现在劳动产品上；此外，通过这种活动人的智慧和体力都获得了发展，同时劳动者还在劳动实践中感到一种创造的幸福和愉悦。但是，在异化劳动中，劳动的性质则完全改变：“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劳动的异化性的一个明显的表现是，只要对劳动的肉体强制或其它强制一消失，人们就会象逃避鼠疫一样地逃避劳动。” 第三，是人的本质的异化。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里说的“自由”，是指人对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是指人能“按照认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能力；而“自觉”则是指摆脱了本能冲动和肉体需要的状态以后，能在理性支配下自愿从事某种活动的心理状态。然而异化劳动则使人的自由自觉的特性丧失，变成了象动物一样的生存。第四是人与人的异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与人之间的异化没有多谈，因为他认为：“人从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的本质异化出去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从人那里的异化。” 这就是说，产品、劳动及人的本性的异化，必然导致人与人的异化。这种异化，马克思又称为“人的自我异化”。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作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 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人的自我异化”，显然是指人类的阶级分化。这与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谈的人的异化，是有所区别的。

一、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发展异化”问题

所谓“发展异化”，就是将发展的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将发展的目的与手段颠倒过来，割裂发展的本意，扭曲发展的本质，最后将发展变成“无发展的增长”或“恶性发展”。比如：一味追求单纯经济增长的“虚假发展”；只顾短期效应，贪图一时繁荣的“畸形发展”，等等。这都是对发展本质的一种虚幻反映。它们将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等同于改善人们的福利、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发展的结局并没有使社会的所有成员得到发展，并没有使社会生态环境得到根本的改善。环顾我们的现实生活，这些在国际社会已被批评、抛弃的“发展异化”问题仍在剧烈地困扰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极端GDP主义的幽灵还飘荡在我国的上空。

(1)发展的目的与手段相颠倒。

1、GDP的概念及算法

我国自1992年开始采用SNA核算体系，确立了GDP作为其核心指的核心地位。之后，GDP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经济理念和价值观念。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GDP以及ＧＤＰ的作用。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即国内生产总值，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它不但可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更可以反映一国的国力与财富。一般采用支出法计算GDP．在现实生活中，产品和劳务的最后使用，主要是居民消费、企业投资、购买和出口。因此，用支出法核算GDP，就是核算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居民消费、企业投资、购买和净出口这几方面支出的总和。　　

居民消费（用字母C表示），包括购买冰箱、彩电、洗衣机、小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支出、服装、食品等非耐用消费品的支出以及用于医疗保健、旅游、理发等劳务的支出。建造住宅的支出不属于消费。

企业投资（用字母I表示），是指增加或更新资本资产（包括厂房、机器设备、住宅及存货）的支出。投资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投资两大类。从国民经济统计的角度看，生产出来但没有卖出去的产品只能作为企业的存货投资处理，这样是从生产角度统计的GDP和从支出角度统计的GDP相一致。计入GDP中的投资是指总投资，即重置投资与净投资之和，重置投资也就是折旧。投资和消费的划分不是绝对的，具体的分类则取决于实际统计中的规定。

购买（用字母G来表示），是指各级购买物品和劳务的支出，它包括购买军火、和的服务、机关办公用品与办公设施、举办诸如道路等公共工程、开办学校等方面的支出。支付给雇员的工资也属于购买。购买是一种实质性的支出，表现出商品、劳务与货币的双向运动，直接形成社会需求，成为国内生产总值的组成部分。购买只是支出的一部分，支出的另一部分如转移支付、公债利息等都不计入GDP。转移支付是不以取得本年生产出来的商品与劳务的作为报偿的支出，包括在社会福利、社会保险、失业救济、贫困补助、老年保障、卫生保健、对农业的补贴等方面的支出。转移支付是通过其职能将收入在不同的社会成员间进行转移和重新分配，将一部分人的收入转移到另一部分人手中，其实质是一种财富的再分配。有转移支付发生时，即付出这些支出时，并不相应得到什么商品与劳务，转移支付是一种货币性支出，整个社会的总收入并没有发生改变。因此，转移支付不计入国内生产总值中。　

净出口（用字母X-M表示，X表示出口，M表示进口）是指进出口的差额。进口应从本国总购买中减去，因为进口表示收入流到国外，同时，也不是用于购买本国产品的支出；出口则应加进本国总购买量之中，因为出口表示收入从外国流入，是用于购买本国产品的支出，因此，净出口应计入总支出。净出口可能是正值，也可能是负值。　

把上述四个项目加起来，就是用支出法计算GDP的公式：　　

                    GDP = C + I + G +（X-M）

2、我国GDP发展成就

中国国家统计局2011年3月25日发布《国际地位稳步提高国际影响继续扩大》的“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的比重，从2005年的5.0%上升到2010年的9.5%。在“十一五”期间，中国GDP总量的国际排序实现“三连跳”：从2005年的第五位提升到2006年的第四位、2007年的第三位、2010年的第二位。中国GDP相当于美国GDP的比例从2005年的17.9%上升至2010年的40.2%。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大幅提高。据世界银行计算，2009年中国人均GNI达到3650美元，居世界第125位，比2005年前进了3位。人均GNI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例从2005年的24.8%，提高到2009年的41.8%。

表1为我国近6年的GDP增长率折线图：

图表2：2010年GDP世界前十位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各种问题还是层出不穷。主要来说还是发展的目的异化了，很多时候只是纯粹追求高增长，而忘了为什么要发展为什么要增长。例如一个财力只有3000多万元的贫困县，计划斥资60多亿元建新城；一场历时十年的造新城运动，结果是留下了一堆“烂尾楼”，这一闹剧发生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

那么我国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呢？发展目的是发展主体的科学认识和需要两者的有机统一，或者是客体尺度与主体尺度的统一。发展目的不仅是人们从事发展活动的基本出发点，而且也是符合子孙后代利益的一种未来理想。为了使主体的发展意图在外部对象中得到实现，就需要借助于一定的发展手段。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但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社会的发展，是为了人的发展。而不是为了单纯追求那一个个数字，那一个个指标。发展的终极目的也就是人的物质文化生活质量的极大提高，是人的空前而全面的自由和。

(2)发展的主体与客体相对立。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时常会感到生产资本、商品资本、货币资本的短缺和匮乏，而大大忽视人力资本的发展和培育。事实上，人力资本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而生产资本、商品资本、货币资本等都是发展的客体。多年以来，我们的决策层和普通民众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在发展战略和社会上都会在主体和客体上陷入矛盾，将发展的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如只重视货币资本而忽视人力资本，只重视商品价值而忽视人的价值，只重视物的发展而忽视人的发展。这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西奥多・W・舒尔茨所深刻指出的：“人们普遍认为，贫穷国家的贫穷主要是因为他们极端缺乏资本，而且，追加资本正是他们更迅速取得经济增长的关键。我认为，仍然需要重视资本的特殊类型方能求得这种协调。……人的能力没有与物质资本齐头并进，而变成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

这种把发展的重心放在客体之上，很容易忽视主体的发展指标和发展目标。我国社会发展中不公正、不公平现象还较普遍，正是这种发展异化的一种表象。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不公正的现象主要有：发展的起点不公正，发展的机会不公正，发展所承担的风险不公正。如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贫困化、失业等。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社会发展的公正性、公平性都还不高，社会公正的规范体系还不健全。这与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发展的本质都是不相符合的。

在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不公平主要表现在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横向主要是产业间的不公，第二产业收益落后于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又落后第二产业的产业分配局面一步步定格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体系中。纵向的分配不公是东部和西部由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收益更多留在了东部，西部只是一味的“输血”，而营养又远远没有跟上，东西差距也在一步步拉大，而在地区差异的城乡居民的分配不公又是最突出的表现了。

(3)发展的机制与规范出现了失衡与失范

针对目前社会陷入了既不受传统制度约束，又不受新制度规范的“失范”现象，有些人提出改革应遵循“政治和经济分离”这一综合方针，使社会生活“二重化”，即达到经济上建立“组织良好的市场经济”，政治上建立“集权式的政治”的双重目标。但政治改革缓慢和“官本位”的社会构成了经济市场化的最大障碍，导致发展机制失衡。当前我国转轨时期不完善的制度缝隙为权力阶层“增长”提供了“寻租空间”，权力制约软弱，有效监督缺失，助长了周期律的运行刚性，使猖獗，形象和管理功能受到极大破坏。具体的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分配体系对过分强调发展呈现出滞后性。

首先、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同志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经济增长成为的主要目标，收入差距开始产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快速增长，相应的收入分配制度却没有建立起来，社会中存在着很多暴富的机会，一直没有采取有效方法改善这种局面，导致人们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由此可见，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健全是引起现阶段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

其次、城乡二元经济发展结构的发展也是社会不公的“绊脚石”。牺牲农村来换取城市的二元经济，是我们中国今二十年发展的主基调，以远远低于成本的农村生产要素来换取城市工业化的发展，带动了中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正是这种牺牲农村的发展，我们带来的附件成本开始一步步显现，“三农问题”的长时间无法妥善解决，不当会对我们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更对我们的社会能否安定也是一个问号。

再次、社会机会不平等是收入不平等的“领航员”。人们获得收入的机会不均等是引发收入分配不公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人们获得资源的机会不均等，造成了收入分配制度的严重不平等，一部分人由于先发优势占据着大量资源，于是获得了更多的机会，总是得到高额收入，而另一部分却由于得不到平等的机会，总是处在收入水平的底部，而且无论他们多么努力都很难达到机会拥有者的收入水平。这就导致机会不平等成为决定这两部分人收入差别的主要因素，与市场化的分配制度背道而驰。

2、国家政治体系构建带来的附加成本。

首先缺乏制衡机制，行政权力转变成不平等收入的“神奇魔杖”。“权钱交易”的行为是引发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之一。“权钱交易”行为的存在，造成了收入分配制度的严重不平等，人们付出同样的工作量，就因为占据比较重要的部门，拥有行政权力，就比其他人的实际收入高出很多，会造成人们心理的失衡。人们都会争取进入行政权力大的部门，一旦进入就会想方设法使用权力，获得大量非正常收入。那些拥有权力相对较少的人们会尽力扩大行政权利，处处设卡。那些处在之外的人们，会有不满情绪，怨声载道。最终导致基于行政权力的非市场化分配成为分配制度的一种主导，正常的收入分配既不能体现人们的付出，也不能反映人们的实际收入差异。

其次行政垄断，加大了垄断利润成为不平等收入的“合法利器”，进一步构成国家政治体系的构建成本。通过行政垄断获得垄断利润，然后再将利润转化为个人的收入，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在经济转轨过程中，逐步放开很多领域的经营权，促进市场竞争，但在某些行业的行政垄断仍然严重干扰甚至市场的作用，造成许多不平等竞争现象。电信、电力、铁路运输、自来水等行业，控制着大量资源，进入门槛很高，通过行政力量进行垄断经营，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行政垄断的存在，造成了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平等，这些行业中的员工，不用担心企业的亏损，无论工作的努力程度如何，都可以享受垄断利润，获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收入。而市场中的其他企业无论付出多大努力，都只能获得市场竞争后的正常利润，员工也只能得到正常的收入水平。这就导致行政垄断行业的员工和其他企业的员工，在收入分配之初就处在不平等的地位，非市场化的因素成为他们收入差异的主导。

3、国家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目前整个社会道德规范弱化，社会信用短缺，法律白条屡见不鲜，“债务链”环环相扣，欠债不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社会信用、社会信誉、社会信任遭到严重损害。人们的信仰趋于多元化，行为趋于短期化，道德规范约束弱化，行业不正之风和不道德行为有所强化，各种矛盾积累增多，给社会稳定发展构成威胁。

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发展水平，除了有一些硬性指标如GDP外，还有几项不可或缺的基本的软指标，如诚实，讲道德，透明度。经济发展是可以被观察到的，在它的后面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即道德判断。这不可能被人们观察到，但它最终决定了经济发展所能达到的水平。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依靠彼此欺骗、道德败坏来达到经济兴旺的。

二、我国经济发展中“发展异化”问题的根源

在我国经济大力发展的过程中，“发展异化”现象的出现既是社会深层次矛盾积累所致，也是我们在发展观念上还存在着一些思想误区和障碍造成的。我们要正确的认识这些问题。

(1)发展战略上存在急于求成、片面赶超的思想。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起始于落后的危机与焦虑，因此，强烈的发奋图强、赶超意识一直萦绕在国人的心中。但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搞清楚发展的本质是什么，没有搞清楚西方发达社会成功的真正内在原因是什么，只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某些外在标准为目标，匆忙拼凑出了一些所谓“现代化”的种种表象，力图“20年赶英超美”，“跑步进入主义”等大跃进的思想，急不可待地企望一蹴而就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直至今日，这种急于求成、片面赶超的情绪仍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心理并不时发作。如一些地方为最大限度表现“政绩”的需要而好大喜功，贪多求高，不计后果盲目上项目，赶进度，以展示、炫耀所谓地方发展成就，致使大量资金不合理投入和浪费。

这种急于求成，片面赶超的结果，不仅一方面造成经济结构单一，经济发展内部失衡，有的甚至破坏了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又忽视了社会公正和社会道德的建设，破坏了社会稳定。结构失调，生态失衡，贫困饥饿，社会混乱正是对急于求成，片面赶超思想的否定。例如、近年来，福建莆田赤港华侨经济开发区内的十多家电子和制鞋企业排放出大量工业污水，污染了周边的多条内河。毗邻开发区的莆田赤港华侨农场1000多亩菜地苦于没有其他水源灌溉，只好用工业污水浇灌蔬菜。工业污水不仅使农场蔬菜产量减产过半，也极大影响了周边群众的身体健康。经济增长不能忽视人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现代化也不能只是单项指标的实现。盲目求成，片面赶超，唯利是图，只能葬送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甚至危及人和社会的生存。

(2)发展模式上的普适化和独特化的思想。

坚持发展模式普适化的思想是说存在着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各个国家都向它前进，各个国家的不同就是在于起点不同，速度不同罢了。它有一个基本的理论假设，就是认为全世界不管哪个民族、哪个国家，都将像西方那样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这没有错，问题在于西方学者心中的“现代化”理想就是西方的现实，他们将西方的特殊道路加以理念的普遍化，演化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并由此设计了一种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的理论假设。这种思想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差异逐渐磨灭，代之以人人愈来愈广泛地参与并认同的一个通用的现代化模式，认为只要努力仿效西方，就能把自己的国家建成现代化。而坚持发展模式的独特化的思想则坚持认为，由于每一国家、民族文化各自的特异性，也就决定了各国发展模式的独特性。它一笔勾销了那种对普适化的粗暴坚持，代之以彻底的特殊化，从而文化间的交流，最多也只是承认各国文化的不同。

这里，坚持发展模式的普适化和独特化都同样是片面的。坚持发展模式的普适化偏执于把普遍性与西方模式的简单认同，错误地认为西方模式就是现代化的唯一模式，就是现代化的楷模；坚持发展模式的独特化则偏执于把每一种文化的特殊性强调过头，粗暴地否认人类发展和人类文化具有共性的一面。

当前我们迫切需要寻求一个一致性原则，这一原则只能界定为普遍性与特殊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理性与感情的和谐统一。我们既要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的对西方国家的认同过程，其中必然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社会文化视野中对发展的不同价值观的限定和模式选择；又要看到现代化其实又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它需要我们学会用全球化的视野去看问题。应当面向全球，走向世界，学习全球各区域、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形成全面开放意识、全球环境意识以至全面合作意识。否则，那只能导致某些国家或某些学派抗拒现代化，甚至导致文化冲突一触即发的局面。历史的发展决不会像自然的演变那样精确，选择既符合人类发展共性又符合本民族发展个性的现代化道路，是21世纪中国的重大课题。

(3)发展机制上的全能或自由放任的思想。

全能的思想认为只须有国家的绝对权威，单凭国家或政党意志以及它自身的推动力，便可以获得现代化；而自由放任的思想则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只有放松国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管理，放松国家对经济社会所应承担的职责，完全由市场去调节，就可获得经济社会的自然发展。

全能与自由放任的思想，对经济社会发展都会带来祸害，都会延误市场经济的建立，或使之走样，并进而对现代化建设产生不利的影响：一方面，有可能歪曲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取向；另一方面，有可能使中国现代化建设处于紊乱无序的状态之中。事实证明，并不是神的造物，它并不具有全能的无赋，它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如由于本身的生存、发展等根本问题以及财政状况等具体问题，行为有可能偏离社会公共利益；经济行为的效率由于本身的原因时常不能令人满意；并没有能力使达到完美境地，没有充分能力预料到实施后可能发生的后果；本身具有自我扩张的冲动，而且缺乏制约；干预经济会产生严重的寻租问题，导致发生。

同样，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它并不是具有神奇功能，而是缺陷十足。它不能解决公益物品的充分供给，不能自动解决像环境污染之类的外部不经济的问题，无法惩罚破坏市场正常运作机制的投机行为，它需要的适当干预。而自由放任的最大恶果则会导致两极无限分化，地区差距无限拉大，造成社会动荡。

因此，我们应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发展机制。这种机制既能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从根本上消除“左”的事物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削弱“官本位”的现象，促进开放机制的形成，促进中国社会的分化与整合，促进社会持续发展；又能提高推进改革与开放、加速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能力，使积极有效地承担起发展环境，有效地运用各种资源，避免市场自发力量对经济资源的浪费和对社会生活的冲击，推动经济健康有序发展。须知，在改革中的主导地位，是改革、现代化和追求社会总体利益最大化的保障，主动放弃主导地位是愚蠢的。同时，这种机制还能起到一种监督功能，使各级的施政方向和行为不至于出现偏差。即使出现偏差，也能及时地得到更正。因为强调的主导作用，并不意味着无限扩大权力。权力必须受到制约，不受制约的权力就会产生，绝对权力会导致绝对腐化。

因此，我们必须消除“发展异化”现象及其产生的思想根源，充实和完善自己的发展观，建立起有自己特点的社会发展理论。

三、如何解决“发展异化”问题

当前我国正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方向迅猛发展，但是以上提出的种种问题及思想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绊脚石。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应该解决的是社会公正问题。市场经济是公正经济，市场经济依赖于公平的竞争，依赖于公正的法治，依赖于公正的机制。没有公正也就没有市场经济。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今天，我们并没有做到使社会所有成员摆脱束缚与失去保护的进程大体同步，结果是一部分人摆脱了束缚却仍享受保护，另一部分人失去了保护却仍受束缚，造成社会转轨时期权利与义务、风险与机会分配的不公正。

其次，在我国加入WTO后，面临更大的市场冲击，全球化的冲击对我国企业的冲击很大，在快速融入全球化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一套发展模式，有自己本土化的核心竞争力。本土化的法则强调传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而宝贵的资源。传统是一种精神，一种理念，一种全民族共享的文化通则。这一通则使人们在无意识中受其制约而趋于特定的行为模式和生存模式，并使这一文化中的个人思想和情感固定化。传统是发展的中介，是进步的阶梯。我们总想取得进步，总想获得发展，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站在传统这一巨人的肩膀上。吉登斯说过：“全球化不仅仅是大规模体系的产生，还是社会体验的本土化以及个人环境的转变。我们日复一日的活动日益受到发生在世界另一端的事情的影响。相反，本土的生活方式习惯已经具有了全球性的影响”。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在发展的同时一定要认清发展的目的，以人为本，人是社会发展的中心和最终目的。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形态分为三个阶段：最初的社会形态是人的依赖关系；，第二种形态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这就是说，人和社会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高目标和终极追求。目前，以人为本为人们所熟知。但是，熟知并不等于理解，更不等于行动。在社会发展的实践过程中，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偏离了这一中心和目标。因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人是社会发展的中心和最终目的，首先就是意味着发展的人民性。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以民主为主的社会，也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人民既是社会现代化的建设者，又是实现社会现代化而最终为之服务的目标和对象，让人民充分地参与和分享发展的成果是发展的最高尺度。麦尔斯在《人类发展的社会指标》一书中说，“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是有利于社会各成员的人的发展”

对21世纪的中国来说，社会发展应当列入的最优先事项。应该在以人是社会发展的中心和最终目的这一理念导引下，努力使还不宽裕的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低下的劳动生产率不断上升，沉重的人口压力逐渐减轻，比较严重的失业和就业不足的形势逐步缓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趋于减小；努力使文化关系不断生成和改善，文化成果持续丰富和增多，人与自然关系日渐优化与协调，生态环境对人的生产和生活需求能得到良好、持续的满足，人的思想活动空间不断拓展，人的文明道德境界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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