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从总体来看，我国传统比较优势产业大多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我国潜在比较优势产业既包括资本、技术密集度不是很高的中低级产品行业，又包括少数技术先进、资本密集型的产品行业。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全球化压力不断增强，我国越来越多的产业或产品将从下游位置向上方移动，我国产业结构将从生产主导型转向服务主导型，一些“边际产业”急需向外寻找转移空间。

　　从国际产业技术双向转移的思路出发，结合我国产业结构的特点，我国对外投资应突出以下重点领域：

　　1.开展先进制造业领域的对外投资

　　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在机械设备制造、金属制品、冶炼、化工、医药、电子设备制造等产业上具有小规模技术优势。我国应注重发挥其在制造业方面的比较优势，选择国外适当区位，设立境外生产加工基地，为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广阔的空间。同时，我国还拥有大量成熟的制造业实用技术，如家用电器、电子、轻型交通设备的制造技术、小规模生产技术等。这些技术及相关产品已趋于标准化，应加快这些行业中“边界产业”的对外转移。

　　2.开展海外研发投资与科技智力合作

　　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到欧美等境外科技资源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设立研发中心、开展科技和智力合作，是一条提升我国企业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比较便捷的学习途径。尤其应重点鼓励我国有实力的大中型企业投资、并购海外高科技中小企业。通过合作经营、并购国外高技术企业，可以获得我方所需的核心技术、人才、管理经验和信息等，有利于提高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起点，赢得技术创新的优势。一般而言，技术贸易买不到国外的核心技术，而投资、并购国外高技术中小企业比单纯购买国外专利更有利，有助于我国企业获得持续创新的能力。

　　3.开展对外资源开发与合作

　　进一步加大对海外石油、天然气和重要矿产资源等领域的投资合作，拓宽海外资源开发合作的渠道和领域，符合我国以资源保障导向为基准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我国是一个资源缺乏的国家，资源开发业应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这将有助于缓解我国经济发展中资源贫乏的瓶颈。

　　4.开展国际工程承包与对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合作

　　我国在建筑、水利、能源设施、通讯、电力、石油化工、设计咨询等行业具有比较优势，应积极鼓励这些行业中有实力的企业，承揽国际工程项目和境外基础设施的建设项目，重点扶持“龙头”企业联手承揽具有一定规模和技术含量的大项目。在劳务合作方面，推进技术层次较高并有一定资源优势的海员、医护人员、软件工程师等外派劳务业务的开展，提高对外劳务合作层次，优化外派劳务结构。在我国“边际产业”的转移中，应把国际加工贸易和国际工程承包作为突破口。近年来，我国在境外建设以基础设施为先导的工业园区、以产业链为基础的加工区、以及以共享资源为目的的多种类型的国际园区是一条成功的模式。为了发挥我国在交通、通讯、水利、电力、石油化工、设计咨询等行业的比较优势，把境外资源开发与对外承包工程结合起来，形成有机结合、互相促进的新机制。

　　5.积极推动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业走出去

　　国际服务业是我国对外投资的一个薄弱环节，也是我国提升产业结构的发展导向。我国的金融、电信、交通、运输等服务业中有实力的企业相对比较集中，应推动有条件的企业去海外开展分销、金融、基金管理、航运等业务。

　　从发展趋势看，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是对外直接投资走向高级阶段的标志。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高度分离，几乎没有什么金融控股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也基本上是工业类企业、金融类企业、贸易类企业各行其是，难以形成合力。为推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银行业的国际化发展，当前应以金融服务业为先导，建立以贸易为纽带的跨地区、跨行业的综合性服务集团，培育金融服务业的优势，增强综合竞争力。

　　二、我国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布局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不断放大，投资分布的国家（地区）广泛，并在地区分布上趋于多元化。但从总体来看，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区位选择上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未能有效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边际产业转移与区位梯度脱节。我国企业的主要比较优势是适用技术、中等技术和某些进入成熟期的产品。这些技术和产品在发展中国家有相对优势，而在发达国家一般不具备优势。由于这些企业和项目的对外投资过份投向发达国家及地区，导致生产成本上升，投资效益低下，不利于产业内关联的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的合理布局。二是未能遵循集中有序的原则，形成“以点带面”的规模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企业在海外投资领域发展迅速。按企业数计算，中小企业海外投资约占我国海外投资项目的90%。然而企业投资的规模普遍偏小，其中以中方投资在1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居多。从行业种类上看，我国中小企业在海外投资一般以工业生产加工项目为主，其次是服务行业，包括餐饮、贸易和商业零售等。由于缺乏宏观指导和区位规划，不少企业在区位选择上呈现出分散无序的状态，分散投资，各自为战，缺乏综合竞争实力。一些企业设点重复，投资行为趋同，形成自相竞争而使外方企业获利。因此，我国应加强对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宏观规划与指导。结合我国对外投资区位现状，充分考虑影响区位选择的因素，在此提出以下思路：

　　（一）实现我国海外投资产业选择与区域布局的有序组合

　　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不同动机出发，在产业、区位组合上可分为以下类型：

　　1.边际产业转移型区位选择。我国“边际产业”的相对优势主要集中在加工贸易行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这些行业主要涉及机电行业和轻工服装业，如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家用电器的制造装配，农用汽车、摩托车、小型农机具的组装生产，纺织、服装、食品、玩具等轻纺工业的加工贸易等。为充分发挥这些行业的比较优势，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最佳区位选择应该是东南亚、非洲、南美等发展中国家，以及东欧、中亚等部分国家和地区。上述国家和地区面临着发展经济、资金短缺和解决国内就业的困难，而我国“边际产业”相对起步较早，规模较小，技术较好，成本较低，选择上述投资区位有利于东道国解决国内需求和就业问题，加快东道国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升级；另一方面，通过“边际产业”的海外转移，实现我国产业的外部延伸，增强其产业优势和竞争优势，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从而达到双赢。

　　2.资源寻求型区位选择。通过海外资源类投资项目，开发国内紧缺的石油、天然气、森林、木材加工、造纸、采矿、海洋渔业等自然资源，可以满足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需求。从弥补我国资源短缺的动机出发，对外直接投资在区位选择上应重点选择资源禀赋比较富裕的国家和地区。例如，为弥补我国能源不足，应该重点选择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为主的中亚国家，以伊朗为主的中东国家、以委内瑞拉为主的拉美国家等。为了弥补矿产资源的不足，应该选择印尼、越南的锡矿，南非的黄金、铂金、钒，澳大利亚的铁、铝、镍，拉美一些国家如巴西的铁矿、秘鲁和智利的铜矿等。为了弥补林业资源的不足，应重点选择东南亚国家，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澳洲的新西兰，非洲赤道几内亚、刚果、利比里亚等。为了弥补渔业资源的不足，则应重点选择渔业资源比较丰富的一些临海国家，如东南亚、南太平洋和西非国家，以及选择适宜的公海海域加强资源开发。

　　3.技术导向型投资区位选择。我国应重视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具有导向作用的投资方向，应加大对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对外投资力度。为了突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加快国际技术转移，我国应积极主动地在国外技术资源和智力资源密集的地区建立研发机构或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合资企业，跟踪和学习世界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技术导向型投资的区位选择主要集中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美国以信息产业为主要领域，同时应关注其他高技术产业群，如微电子、材料、生物；德国的汽车、机电机械、化工；日本的汽车、化学、钢铁等。应重点鼓励我国大型企业向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技术导向型投资，以提高以电子信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在我国制造业中的比重。发达国家服务业开放程度较高，市场需求大，应逐步提高我国信息服务业、金融业、物流业等现代服务业在发达国家的投资比重，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服务业经验，同时为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提供服务支撑。

　　（二）实现我国海外投资“以点带面”的集群化有序布局

　　该思路运作有两种模式：一是“核心－－外围”模式（CPS），作为“外围”分子存在的我国中小企业，随大企业联合进行海外投资，从而实现“以点带面”的集群化发展。二是中小企业“抱团”进行海外投资的模式。该模式基于我国中小企业特有的小规模技术优势，采取“抱团”形式向国外市场进行成片开发，建立海外投资基地。其主要投资去向是发展中国家，行业主要集中于轻工业、电子、初级产品加工、纺织服装、机械、餐饮、商业贸易及服务等领域。在此需要强调，产业集群在国内的形成和国际直接搬迁是不同的。国内产业集群是国内企业多边直接博奕的结果，而海外集群搬迁是在企业做好联合准备的情况下实现的。因此，在我国海外投资集群搬迁的行业或企业之间建立专业化有序分工和产业链中的互补关系，是保证海外集群化企业之间有效合作并规避相互恶性竞争的基础。

　　目前，我国一些企业在非洲的投资基本上采用“一条龙”布局的集群化模式，如把纺织厂、洗衣厂、包装材料厂等所有设施都建在一起，“抱团”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借助各种类型的工业园区平台，使国内企业形成产业合力，大大提高综合竞争力，同时也更能获得东道国的支持。借鉴国内外集群化投资发展经验，我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海外投资采取集群化模式，“以点带面”或成片联合开发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为此，应狠抓产业、产品结构和产业链的调整，加快中小企业的整合，在发挥我国优势资源的基础上，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色产品产业群，促使我国众多产业关联的中小企业集聚在海外特定区域，依托各种类型的国际工业园区平台，充分发挥专业化网络分工优势，节约交易成本，共享基础设施、信息等资源，同时也有利于加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和减少企业跨文化的障碍，逐步形成海外区域合作与品牌优势，提升我国中小企业群的国际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

　　（三）加快境外“合作区”建设

　　境外经贸合作区的运作模式不同于以往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一是地理集中性，它将大量的相关产业集中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有利于形成产业集聚效应。中小企业借助园区开展境外生产和经营活动，从而大大增强其竞争优势。二是这种境外经贸合作区带有之间高层次经贸合作的性质，有的大力支持，能够有效地抵御和排除风险。三是境外经贸合作区能有效地平衡与东道国的双边贸易，减少由于国内产能过剩带来的贸易摩擦问题，增强比较优势，体现互利共赢的开发理念。如何借助境外经贸合作区这种新的模式，加快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步伐，在此提出几点建议：

　　1.切实抓好现有境外合作区的科学规划及功能定位

　　根据商务部的安排，从2006年开始，中国在境外将分批兴建50个经贸合作区，国家将给予每一个经贸合作区2－3亿人民币的财政支持和不超过20亿元人民币的中长期贷款。目前，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主要分布在东南亚、非洲、南美及东欧等区域。在我国已批准的19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中，应充分利用好国家相关和专项资金，严格审批合作区的建设规划，避免在滚动开发中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同时要结合我国当前和未来对外投资及产业转移规划，切实抓好境外合作区的功能定位和项目配套，从而使更多进入合作区的投资企业共享资源、形成合力，减少境外投资风险，提高成功率。

　　2.鼓励国内省区合作联手，共享境外“合作区”平台和华商网络

　　目前，浙江、福建等省份已经有一些产业集群在境外投资中形成规模优势，如莫斯科的海宁皮革专业市场、巴西的中国商城、南非的中国小商品市场、古巴圣地亚哥的福建工业小区、匈牙利的福建商品一条街以及埃及、德国、印度尼西亚的加工贸易区等。虽有些境外投资区域尚未列入国家境外经贸“合作区”名册，但已具备一定的实力和基础。例如，浙江一家民营企业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投资建立中华门商业中心，是非洲规模最大的中国商品集散地，也是义乌民营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温州康奈集团在欧美七个国家开办专卖店23家。宁波在巴西、贝宁设立贸易分拨中心，在巴西、阿联酋、俄罗斯等国设立了11个浙江商品专业市场。在此，我国应推动各地区中小企业积极加入世界各地的华商网络，本着合作共赢的原则，共享境外“合作区”资源。

　　3.逐步建立一批“次境外经贸合作区”，开拓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功能性平台

　　应在充分利用国家境外经贸合作区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与创新，逐步形成一批不同档次、各具功能的“次境外经贸合作区”。近期应重点选择非洲、东欧和东南亚等地建立一批“桥头堡”式的前沿阵地，如加快在尼日利亚、俄罗斯、匈牙利及东南亚等地建设以基础设施为先导的工业园区、以产业链为基础的加工区、以及以共享资源为目的相对集中区等多种类型的投资平台。

　　我国在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上应不断发展、勇于创新，在投资主体上既包括由出面设立的各类境外合作区、贸易中心和企业参股设立的中国商贸城等；更应鼓励由企业出面设立的以提供生产制造平台为主、兼顾提供贸易商务活动的功能性平台。在经济功能上，应表现出多样性：一是定位于境外资源加工，如中国有色金属在非洲赞比亚投资的有色工业园；二是定位于培育制造产业集群的合作园区，如巴基斯坦鲁巴经贸合作区，其功能目标是形成品牌家电产业；三是定位于利用东道国经济特区的优惠而设立的园区，包括边境开发区和自由港区，如江苏红豆集团投资建设的柬埔寨太湖国际经济合作区等。按照“点”（各类境外合作区）－－“线”（各类产业链）－－“面”（各主要区域市场）的发展思路稳步推进，全面铺开。

（《亚太经济》，2010年第4期，熊小奇，吴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