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徽州进士的数量及其地理分布

明代徽州进士的数量及其地理分布

宋长琨

关键词：明代；徽州；进士数量；地理分布

摘  要：在徽州府志、徽州府各县的县志，以及《新安名族志》、《登科录》、《进士题名碑录》等历史文献中，共有4名明代徽州进士的记载，其中454人出处有据，履历翔实。有明一代，徽州进士的人数在全国各府中位居第十一位，在万人进士数上位居第五位。这454名徽州进士在徽州府六个县的地理分布是不平衡的，不但如此，即使在同一县份的不同地域之间，这种不平衡性也有所体现。

SONG Chang-kun （Associate professor, be studying phD i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Amount and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Huizhou Jinshi in Ming Dynasty

Key Words: Ming Dynasty; Huizhou; Amount of Jinshi;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Abstract: In Huizhou Fu-zhi, Xian-zhies of counties of Huizhou-fu, Xinan Ming-zu-zhi, Dengke-lu, Ti-ming-bei-lu of Jinshies and other historical literatures, include 4 records of Jinshes of Huizhou in Ming Dynasty. In these records, there are 454 people who have historical figures. In Ming Dynasty, the amount of Huizhou Jinshies ranks No. 11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nd in comparative amount it ranks No. 5. In all six counties of Huizhou,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the 454 Jinshies is unbalancing, and this unbalancing feature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amount of different counties, but also reflected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same county.

《嘉靖婺源县志》云：徽州“儒风独茂，科甲蝉联”；[1]《万历歙县志》云：徽州“人文郁起，为海内之望，郁郁乎盛矣”；[2]《乾隆绩溪县志》云：“徽为朱子阕里，彬彬多文学之士”；[3]《道光徽州府志》则说：徽州“人文辈出，鼎盛辐臻”；[4]元末学者赵汸《商山书院学田记》更称：“新安为东南邹鲁。” [5]徽州之所以“儒风独茂”，“人文辈出”，成为“东南邹鲁”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 “科甲蝉联”，即徽州以盛产进士而著称。徽州因其历史与人文的特殊性，历来为学界所关注，而进士作为一个特定群体，也同样成为研究的热点所在。本文旨在通过对明代徽州进士数量及其地理分布进行考察，以期为相关研究积累一点素材。

一

关于明代徽州进士的数量，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各研究者得出的数字相去甚远。今列举几种说法：吴宣德《中国教育通史》明代卷中，利用了《题名碑录》等文献对明代各县的进士数据进行了统计，其数据是以户籍所在地为依据的，对寄籍的进士按照寄籍地为准，得出的徽州进士数据为340人。[6]吴建华《明清苏州、徽州进士数量和分布的比较》中的数据是405名。[7] 李琳琦《明清徽州进士数量、分布特点及其原因分析》中的数据是452人。[8]出现如此分歧的原因，是明代徽州人因为经商、做官等原因，“多客游于外，往往即寄其地之籍以登仕宦者”。[9]在这些数据统计中，李林琦先生的数字最接近于明代徽州进士的真实数字，不过也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所依据的主要材料是县志。县志的编纂规格较低，所依据的资料有限，有些记载未必可靠，必要的考证也有所欠缺，可谓翔实有余而准确性不够。的确，县志中所记载的进士数量是最多的，但并不是县志所记载的都是徽州进士。第二，如李先生自己所说的，只是“进行了粗略地统计”，其统计方法和统计结果均有可商榷之处。经笔者核实，县志所记载的并不是452人，而是446人，出现统计误差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在统计中只根据各志的记载进行了笼统的加总，而没有注意到其中各县间还有将个别进士重复记载的情况。

为真实、准确、清晰地展示明代徽州进士的全貌，笔者在以下几个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首先，进行了大量的文献检索和考证工作。除了翻检安徽省志（江南通志）、徽州府志、徽州各县县志等本省、本府、本县的地方志文献外，笔者还翻阅记载有关徽州进士情况的其他各地区的地方志，尤其认真考察了徽州进士主要寄籍、寄居地区的地方志。同时，将地方志与记载明代进士及徽州进士的相关文献，如登科录、题名碑录、新安名族志等文献，结合起来，进行全面、系统地考证。在这些文献中，还没有一个最权威的文献，可以证明某个人是徽州的，或某个人不是徽州的。关于进士记载的最权威的两部文献，一是明代每科考试后所立的《进士题名碑录》（以下简称《题名碑录》），二是当时编撰的《进士登科录》（以下简称《登科录》）。但两种文献目前都不完整，而且对于进士籍贯的记载是以户籍所在地为准的，即没有体现出进士籍贯的变动情况，因该而两种文献只能作为一种重要的工具，但却不能作为断定某进士情况的准绳。在确定一个进士籍贯的时候，往往综合运用各种文献，而没有把某一文献或某类文献为作为教条。

比如《成化五年进士登科录》中记载了休宁进士叶亨，在其他各文献中都没有他是徽州进士的记载。不过关于叶亨这个人名的记载却也屡见不鲜：其一，《名族志》说：“亨为休宁南街叶氏，叶万硕之子。以族大派迁，恭其久而离也，则建宗祠，春秋而聚之。世多逐末，恐其不知反也，则建书院延师儒以训导之。”[10]并没有提及中进士的事情。其二，《题名碑录》有叶亨的记载，说是闽县军籍。其三，《漳州府志》的职官志提及休宁叶亨，曾任漳州知府。这三处叶亨其实都是一个人，他的具体情况是：休宁人，闽县军籍。

其次，确定一个统一的尺度。对特赐出身的情况怎么处理，对移籍、寄籍进士的籍贯如何归属，笔者是这样对待的：

其一是区分特赐进士与特用铨选的差别。明代恩赐、特用之例共有两次：

1、天顺八年的特赐进士。据《续文献通考》：“七年二月，礼部试日，火死者九十余人，英宗命俱赠进士出身。” [11]

2、崇祯十三年的“史惇榜”。关于该榜的开设宗旨，谈迁《国榷》中记载了崇祯皇帝的上谕：“年来资格畛域，抑坏人才考选。屡奉旨举贡兼收，究竟不遵，非祖宗破格用人至意。就教贡士并试过岁贡生共二百六十三人，俱着于六部司属、都、通、太常寺各司属及推、知正官通行察阙，依次填补。此系特用，后不为例。” [12]

这两例中，前者未经考试而赐进士出身，具有进士的称号，并享受其待遇；后者是经过考试未被录取，而特赐予身份的。这相当于在副榜中选拔人才，是铨选的途径，而不是授予进士身份的举措，即皇帝所赐的是官，而不是进士。[13]以此之故，天顺八年死于大火者被作为进士来对待，而将崇祯十三年的所谓“史惇榜”排除在进士群体之外。

其二是根据移籍、寄籍的情况确定进士籍贯的归属。明代徽州的社会水平流动性很大，有大量的徽州人移籍、寄籍、占籍外地的情况，也有外地人迁入徽州的情况，对于这两方面的问题如何处理，他们到底是哪里的进士，应该有个明确的标准。崇祯四年进士韩如愈，其籍贯上说：“兴化籍，黟县人。” [14]这是说，他是徽州府黟县人，但入了兴化籍，乡贯在兴化，这样他就有了两个籍贯。种情况被当代学者称作“双籍进士”。[15]所有占籍、寄籍外地的徽州人或占籍、寄籍徽州的外地人，都有双重的籍贯。寄籍、占籍外地者，带有暂时性，未必要久居于占籍、寄籍地，或可迁回原籍，而移居外地的情况则又不然，洪武二十一年状元任亨泰，就是迁移外地的一个例证。《新安名族志》（以下简称《名族志》）中记载：“其祖任念四，由徽州休宁邑东之鼓楼下迁到襄阳。” [16] 笔者认为，他的这种情况，也应该属于“双籍”的例证，可称：襄阳人，祖籍徽州。但如果移籍外地时间太长了，则不应作为徽州进士了。笔者认为：对于“双籍”的进士，他们既应该计入其乡贯所在地，也应该计入其户籍所在地，如韩如愈，他既是兴化进士，也是黟县进士；对于移籍的进士，要看时间，应以三辈为限，如任亨泰，应作为一个双籍进士来对待。

表1  各文献记载的徽州进士数量
文    献	总   数
题名碑录	343
江南通志	387
安徽通志	407
道光府志	444
县    志	446

再次，运用一套科学而便捷的研究方法。对于数百个徽州进士整理和考索，要梳理大量的历史文献，这是一项非常繁复的系统性工作，仅凭简单的算术方法，显然不够精确，也颇费功夫。笔者通过建立徽州进士数据库的方法可以简化这一难题。这种方法，需要在文献调查的基础上积累丰富的、全面的数据资料，建立徽州进士数据库，并进行科学的统计分析。对于统计分析方法之运用，李开元先生在对汉帝功集团的研究中颇有心得。他说：“在电脑进行数据处理的过程中，统计数字和图表之简洁明了，详尽有力，使笔者深深体会到其对史学论证之重大意义。” [17] 对此，笔者深有同感。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统计的明代徽州进士是指文进士，武进士因其考试程序、方式方法和录取原则与文进士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分属两种不同类型的考试，故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

二

对于明代徽州进士的数量统计结果的差异，不但在研究者那里是个难题，在相关的历史文献中也出入颇大。笔者根据《题名碑录》、《登科录》、《乾隆江南通志》、《光绪重修安徽通志》、《道光徽州府志》、《乾隆歙县志》、《乾隆婺源县志》、《道光休宁县志》、《同治祁门县志》、《嘉庆绩溪县志》、《道光黟县志》等文献中的徽州进士记载进行了统计，见表1。其中，记载人数最多的是徽州府各县的县志。需要注意的是，县志所载的徽州府进士总数并不等于各县县志记载数目之和，这是因为在徽州府各县之间，也存在着郡内移籍、寄籍的情况。比如：万历四十一年进士罗尚忠，为婺源人，占籍休宁。[18]移籍和寄籍，会导致一个人被重复记载，这样所得出的进士总数就会高于实际记载的数目。笔者得出县志中所记载的数目是446人，并以此为底本，通过与安徽通志、江南通志进行比照，确定徽州进士的基数，进而查找其他文献中除了这些人之外的徽州进士。

表2  徽州府各县志未记载的徽州进士

姓名	年号	科次	乡贯	户籍	出处
程  源	洪武	十八年乙巳	婺源	婺源	江南通志·选举
任亨泰	洪武	二十一年戊辰	休宁	襄阳	新安名族志
程道隆	正统	九年甲子	休宁	休宁	新安名族志
江弘济	成化	二年丙戌	歙县	桐城	两淮盐法志·选举
叶  亨	成化	五年己丑	休宁	闽县军籍	成化五年进士登科录
方  珊	嘉靖	八年己丑	婺源	婺源	新安名族志
郭  庄	隆庆	二年戊辰	歙县	陕西巩昌	隆庆二年进士登科录
吴麟瑞	万历	四十七年己未	休宁	海盐	两浙盐法志·选举
吴麟征	天启	二年壬戌	休宁	海盐	两浙盐法志·选举
程  楷	天启	五年乙丑	休宁	合肥	题名碑录索引
汪  桓	崇祯	四年辛未	休宁	仪真	两淮盐法志·选举
汪游龙	崇祯	四年辛未	婺源	怀宁	题目碑录索引
吴国斗	崇祯	七年甲戌	休宁	孝感	广东通志·职官
吴文帜	崇祯	十五年壬午特用	休宁	歙县	安徽通志·选举
程  言	崇祯	十六年癸未	歙县	太平	题目碑录索引
毕效钦	未详	未详	歙县	歙县	安徽通志·选举
王  晃	未详	未详	祁门	祁门	温州府志·职官
王  注	未详	未详	歙县	歙县	贵州通志·职官

除了县志中所记载的446名徽州进士外，笔者还通过以下文献中所记载的徽州进士共18名，分别为：《安徽通志》2名、《江南通志》1名、《名族志》3名、《题名碑录索引》3名、《两淮盐法志》2名、《两浙盐法志》2名、《登科录》2名、《广东通志》1名、《贵州通志》1名、《温州府志》1名。具体情况见表2。

这样得出了明代徽州进士的数量是4人。也就是说，在有各种不同类型的历史文献中，留下了4名徽州进士的记载。然而这些记载是否可靠呢，这4人中的每一个人是否都是进士，他是否又如文献中记载的，是徽州进士呢？笔者所采用的是排除法。即：对每个见于文献的徽州进士进行考察，如果找不到准确、清楚的证据证将一个进士排除掉，那么还是要尊重历史记载，把他作为徽州进士或者暂作徽州进士来对待。经过考证，在4名徽州进士的记载中，有10人是可以被排除的。见表3。

表3  非徽州进士表

姓  名	年号	科次	乡贯	户籍	出处
程道隆	正统九年	九年甲子	休宁	休宁	新安名族志
方  瓘	成化二年	二年丙戌	婺源	桐城	道光府志·选举
汪  镗	嘉靖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丁未	歙县	鄞县	乾隆歙县志·选举
程  楷	天启五年	五年乙丑	休宁	合肥	题名碑录索引
仇秉忠	崇祯十五年	十五年壬午特用	歙县	歙县	乾隆歙县志·选举
汪德元	崇祯十五年	十五年壬午特用	歙县	歙县	乾隆歙县志·选举
吴文帜	崇祯十五年	十五年壬午特用	休宁	歙县	安徽通志·选举
毕效钦	未详	未详	歙县	歙县	安徽通志·选举
王  晃	未详	未详	祁门	祁门	温州府志·职官
王  注	未详	未详	歙县	歙县	贵州通志·职官

为什么要把这10人排除在外呢，现分述之。

1、仇秉忠、汪德元、吴文帜：为崇祯壬午特用，如前文所述，该科不作为进士，故三人把排除。

2、程道隆：仅见于《名族志》，称正统甲子进士。正统九年甲子无进士科目，是秋闱，十年乙丑为春闱。故道隆可能是甲子举人，而不是甲子进士。根据各方面的材料来看，他是进士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

3、汪镗：省志及府志均非进士，县志。

《道光徽州府志》中有汪镗的传记，是这样的：

歙瞻淇人，字汝和。以太学生出留都司北城，获巨猾赵应举、巨盗张汉等，都城慑服。别驾楚雄，摄郡事。时北胜州、马刺二司有违言，劫杀数年，当道不能平其议。镗奉檄单骑往，两言而质成。又请命于督学以逢掖诸夷乡学者，称化夷生，遂著为功令。岁饥，移粜境内外，无饿。殍寻命提学白盐井。乞归，以孝友为家政。[19]

府志中所记载的汪镗行状，与汪道昆的《明故奉政大夫云南盐课提举章岐汪次君墓志铭》大致相合。[20]《乾隆歙县志》中的汪镗，则不但是进士，还官至礼部尚书、翰林学士，这显然与汪道昆和府志中所记载的不是一个人。查考《登科录》、《题名碑录》、《浙江通志》、《鄞县志》等文献，所谓进士汪镗本是浙江鄞县人，二甲第二名赐进士及第，官至礼部尚书，本名汪镗孙。

不过，当我们翻检《献征录》的时候，在沈一贯所写的《资政大夫、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赠太子少保远峰汪公镗形状》一文中，有个意外的发现，这个尚书汪镗，本来与徽州有关，他家在元代的时候从徽州迁到了鄞县。那么，这个汪镗的祖先也是徽州人，不过以他家迁居外地的时间早已超过三代的缘故，我们不能将他列入徽州进士中。

4、方瓘：见于《道光府志》、《乾隆婺源县志》和《乾隆桐城县志》，为婺源人桐城籍，《题名碑录》是没有此人的，而成书于成化以后的《弘治府志》和《新安名族志》也没有任何记载。《道光府志》等三志的记载，可能源于同一出处，《乾隆婺源县志》将其列入了《儒林传》，其传记则是万历间与洪垣一起从湛若水游学的方瓘，这个方瓘不可能是成化二年的进士，因为《儒林传》中的方瓘不可能比他的同学洪垣的及第时间（嘉靖十一年）早50年，更不可能比他的老师湛若水的及第时间（弘治十八年）早39年。显然，或者成化二年登第的进士方瓘另有其人，或者方瓘的及第时间被搞错了，而更大的可能是，这个进士方瓘根本就不存在。既然此进士未必有，出处又不详，故暂列于非徽州进士的行列。

5、毕效钦：仅见于《安徽通志》，年份未详。既然不能说出成进士的时间和榜号，而没有其他任何史志的佐证，这本身就很成问题了。而省志的传记也与府志的传记是一样的，都没有提及中进士的事情，并且明明白白地写着“举人”字样。毕效钦是进士的材料仅见于《安徽通志》的《选举志》，没有说服力，相反，但他是举人的证据却具体翔实，还有《道光府志》、《同治南昌府志》等多种史料的支撑。看来，此人不是进士，而是举人，似无疑义。

5、程楷：《题名碑录索引》说天启五年的合肥进士程楷，被地方志列入休宁，但没有说明是哪一部地方志。笔者所查找的各省志、府志、县志中，均无该记载。

6、王晃、王注：《乾隆温州府志》的《职官志》中，有祁门进士王晃，弘治间任永嘉知县；《乾隆贵州通志》的《职官志》中，有歙县进士王注，曾任贵州佥事。因为二人的任职、及第时间均不详，而《题名碑录》等其他重要文献中也没有这两个名字，只能当作非徽州进士来对待了。

各文献所记载的4名徽州进士，去掉以上的10个非徽州进士，则为454个。当然这454个人，是否每个人都是进士，以及是否每个人都是徽州进士，仍然不能说有百分之百的准确度。不过，笔者可以比较自信地说，这个数字已经比较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情况了。

表4  明代各府进士数量的比较

府	进士总数	总数名次	人口基数 （万人）	万人进士数	万人进士数排名
苏州府	870	1	240.5	3.6	12
吉安府	860	2	172.8	5.0	9
绍兴府	841	3	136.8	6.1	6
福州府	627	4	71.8	8.7	3
南昌府	625	5	113.1	5.5	7
常州府	598	6	77.6	7.7	4
泉州府	538	7	56.3	9.6	2
宁波府	536	8	101.0	5.3	8
兴化府	521	9	35.3	14.8	1
广州府	482	10	128.9	3.7	10
徽州府	454	11	60.9	7.5	5
嘉兴府	428	12	165.8	2.6	13
杭州府	412	13	111.8	3.7	10
资料来源：进士数和（除徽州府外）人口数来自：中国教育通史第四卷，吴宣德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97-503页；国家、科举与社会，钱茂伟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199-200页。另，人口基数字为洪武二十六年的数据。

徽州进士的数量在全国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以及，徽州进士数量背后所体现的地区科举的竞争能力如何呢？钱茂伟先生利用了吴宣德先生在《中国教育通史》明代卷对各地进士数量进行的统计成果，在他的《国家、科举与社会》一书中，对明代28个府进士与人口数进行了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徽州进士数量在各府中位居第15位。[21]显然，由于徽州商人的崛起及其大量寄籍、移籍情况的出现，使徽州进士的数量及其科举竞争力都被大大地低估了。据笔者考证，在454名徽州进士中，涉及寄籍的进士共114人，其中：有2人是寄籍在徽州的外地人，有79人是寄籍在外地的徽州人，其余33人不详。（关于徽州进士寄籍、移籍、寄居情况的考察，见本人所撰写的另一篇文章《明代徽州双籍进士考》）这说明，明代徽州进士寄籍于外地的数量要远远大于外地人寄籍徽州的数量。寄籍在外的徽州进士在上述类型的比较中往往被忽略了，进而使徽州进士的数量和徽州的科举潜能被打了折扣。

在注重绝对数量的同时，我们还要根据人口的数量，按照平均的比重来计算一个地区进士的相对数量，并把他作为衡量一个地区科举竞争能力的另一个标尺。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先生在对比明代各省进士分布的时候，所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他使用的是各省百万人进士数，以进士总数与该省的人口基数之比来加以确定之。[22]我们不妨根据各地的人口数量，确定其人口基数，求出该地区的万人进士数，并在此基础上来加以对比。统计结果见表4。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徽州在绝对数量上，居于第11位，在相对数量上，徽州府排在兴化、泉州、常州、福州之后而位居第5名。

可见，明代徽州进士在绝对数量上虽然没有苏州、吉安等地为多，在相对数量上也比兴化、泉州等地较少，但仍然在明代科举考试中处在领先的地位，毫无争议地成为江南乃至中国的科举重镇。

表1  明代徽州各县的进士数量
县份	人数	百分比
歙县	187	41
休宁	73	16
婺源	112	25
祁门	51	11
黟县	13	3
绩溪	18	4
总数

三

明代的徽州进士分布在徽州府的六个县中，各县进士数量及其在本府进士中所占的比重见表1。徽州府的歙县、婺源的进士数量都超过了百人。我们不妨把全国超过百名进士的县，称作科举大县或进士大县，这样的县或县级行政单位共有34个。在全国的34个进士大县中，歙县位居第13位，而婺源位居第29位。（见表2）

明代的454名徽州进士中，在本府的六个县中的分布很不平衡，最多的歙县是187人，而最少的黟县只有13人，前者是后者的14倍之多。相比之下，休宁、祁门处在全国中上游的水平，有明一代共出了73名和51名进士，而绩溪、黟县的进士数量，则处在全国中下游的水平。

表2  明代进士大县排行榜
排名	县份	进士人数	排名	县份	进士人数	排名	县份	进士人数
1	莆田	493	13	歙县	187	25	临川	123
2	晋江	368	14	山阴	183	26	祥符	121
3	余姚	330	15	泰和	175	26	会稽	121
4	华亭	253	16	长洲	168	28	临海	116
5	鄞县	249	17	常熟	165	29	婺源	112
6	闽县	238	18	南海	1	30	内江	110
7	武进	228	18	吉水	1	31	宜兴	108
8	南昌	225	20	昆山	157	32	漳浦	107
9	慈溪	214	21	仁和	154	33	庐陵	101
10	安福	204	22	吴县	139	34	富顺	100
11	丰城	195	23	钱塘	135
12	无锡	1	24	上海	134
资料来源：表中除了歙县、婺源外，其余各县的进士数量均取自：中国教育通史第四卷，吴宣德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97-503页。

其实，府各县进士分布的不均衡，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徽州府各县人口分布的不均衡。我们以洪武二十四年的人口数目为基数，可以计算一下徽州府各县进士的相对数量（万人进士数）。具体情况见表3。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就万人进士数进士数进行比较，出进士最多的是祁门，而出进士最少的县则是休宁，祁门、歙县、婺源高于均值，而黟县、绩溪、休宁低于均值。

徽州各县间数量的不平衡，早在明代的时候，就已经被时人所察觉。汪舜民在《送胡进士归省序》中说：

新安为郡，大好山水，豪杰俊伟，代不乏人。我国家垂统百年余，郡之士以进士起家者，绳绳相望。然属邑有六，绩溪界在东北，士非不学也，而不与进士者。

绩溪之山水人物，古今不异，何寥寥百年一无所遇？[23]

表3  徽州府各县进士数量的比较
县份	进士数	人口基数 （人）	万人进士数
歙县	187	177304	10.6
休宁	73	174114	4.2
婺源	112	137701	8.1
祁门	51	30749	16.7
黟县	13	22001	5.9
绩溪	18	39213	4.6
总数			7.8
资料来源：进士数源自本文作者制作的徽州进士数据库；人口基数为洪武二十四年的统计，见弘治徽州府志卷二。

正如汪舜民所发的感慨一样，成化十四年，明代绩溪第一个进士胡富及第，在此前的各榜中，徽州进士共有75人登第，而其中没有一个是绩溪进士，可谓一无所获，颗粒无收。

徽州进士在地域分布上的这种不平衡性，不但在各县之间有所显现，而且在一个县之内的不同乡、镇、村间也有所反映。笔者统计，徽州进士有共有62人（表4中没有包含1名家住黟县县城的进士）居住在县城或郡城中，这个数目占全部明代徽州进士的14%。除县城郡城外，歙县的岩镇、桂林、潜口、槐塘、溪南，休宁的上溪口，婺源的桃溪、沱川、段莘、大畈、济溪，祁门的查湾、善和，黟县的黄陂，绩溪的坑口等地，都是徽州的重要集镇，是经济文化繁荣、人文鼎盛的地区，也成为徽州进士的重要孕育和催生之地。

表4  徽州进士的乡里分布
县份	乡里	人数	小计	占全县百分比
歙县 7人以上	歙城（含郡城）	15	74	40
	岩镇	20
	溪南	10
	潜口	7
	桂林	9
	槐塘	13
休宁 3人以上	休宁城	8	16	22
	汊口	3
	上溪口	5
婺源 5人以上	婺源城	14	57	51
	桃溪	11
	沱川	7
	段莘	5
	济溪	6
	大畈	14
祁门 3人以上	祁门城	17	25	49
	查湾	3
	善和	5
黟县 3人以上	黄陂	3	7	54
	屏山	4
绩溪 4人以上	绩溪城	7	11	61
	龙川坑口	4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所制作的徽州进士数据库。

歙县岩镇，在整个徽州府中，可谓出产进士的大镇，明代共有20名进士出自这个镇，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笔者没有详查其他地区乡镇进士的情况，但可以肯定的说，即使这个数字在全国乡镇中虽然未必是绝无仅有的，但必定是十分罕见的。其实，岩镇进士数量之多，实与其在徽州府特殊的经济、文化上的优越地位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岩镇的地理位置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如《岩镇志草》所说：“歙在万山中, 西乡特开平阳, 周环百里, 直接休宁。 各乡巨室, 棊布星罗, 岩镇适当其中。”[24]岩镇在宋代即为经济重镇，在此“设官收酒税之榷”。[25]到明代，岩镇已经成为歙县和徽州的一个重要经济、文化中心。如韩国学者朴元熇所描述的：

歙县岩镇位于与休宁县联结的干线交通路, 由于商品的集散和流通，嘉靖年间起开始繁荣。 并且，随着人口从乡村移住到城镇的大趋势，到了万历年间人口也猛增。同时，嘉靖以来，一大批商人和士大夫从徽州各乡村移居到岩镇，只是一个市镇的岩镇，教育文化水平大大提高，称为“当一郡人才之盛”。[26]

汪道昆在《太函副墨》中称“岩镇什七贾而什三儒”之说，可见此地多徽商，教育蔚然成风。经济的发达、文化的繁荣，带来岩镇经济社会的全面鼎盛。

从大的地域上来说，徽州府的歙县处在徽州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因此具有更强的科举竞争力，在各县的进士中处在领先的位置；每个县之内，又以县城和重要集镇为重心，是进士分布的集中地域。

注释：

[1] 嘉靖婺源县志[M]，卷四。

[2] 万历歙县志[M]，卷五。

[3] 乾隆绩溪县志[M]，卷三。

[4] 道光徽州府志[M]，序言。

[5] 赵汸：东山存稿[M]，卷四。

[6] 吴宣德：中国教育通史第四卷[M]，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99页。

[7] 吴建华：明清苏州、徽州进士的文化素质与文化互动[J]，史林，2004年第2期。

[8] 李琳琦：明清徽州进士数量、分布特点及其原因分析[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9] 黄崇惺：徽州府志辨证[M]，道光活字本。

[10] 戴廷明、程尚宽等：新安名族志[M]，黄山书社2004年标点本，第420-421页。

[11] 钦定续文献通考[M]，四库全书本，卷三十五。

[12] 谈迁：国榷[M].北京：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卷九七。

[13] 龚延明、邱进春：明代登科进士总数考[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6卷第3期，2006年5月。

[14]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M]，卷三十九。

[15] 沈登苗：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C]，历史地理，第20辑，2004年版。

[16] 戴廷明、程尚宽等：新安名族志[M]，黄山书社2004年标点本，第253页。

[17]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M]，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2页。

[18] 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志[M]，续修四库全书本，卷三十七。

[19] 道光徽州府志[M]，卷十二之二。

[20] 汪道昆：太函集[M]，四库全书本，卷五十一。

[21] 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199-200页。

[22] 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p229.

[23] 汪舜民：静轩先生文集[M]，续修四库全书本，卷六。

[24] 岩镇志草[M]，中国地方志集成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5] 罗愿：新安志[M]，四库全书本，卷三。

[26] 朴元熇：明清时代徽州的市镇与宗族——歙县岩镇和柳山方氏环岩派[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