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商代史料

第一节 概况

　　商代是我国历史上奴隶制时代的一个强盛的王朝。从商汤灭夏至纣亡，传十七世三十一王 ，约当公元前十七世纪至十一世纪。商代的王都屡次迁徙，到盘庚时，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因此商代后期被称为“殷”。以盘庚迁殷为界限，商代的历史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后期共经八代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这是商代历史上重要的时期，这期间王室加强了统治，殷人的统治区域和文化影响从黄河流域伸展到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青铜文化获得了高度的发展。

　　随着奴隶主阶级统治的加强，在殷王朝的国家机构里设置了一些精通文字、掌管文书的史官，甲骨文中的“卜人”，可能就是史官的一种。他们当时的记载，就是我国最早的文字史料。根据古书所载，商代本来有丰富的史料。《尚书· 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说明殷人曾有记载汤革夏命的“典”、“册”。当时的“典”、“册”可能是刻写在竹木之上的，可惜由于年代久远，早已荡然无存了。

　　商代的文献资料，流传下来的甚少。春秋末年的孔子对于殷代文献缺乏的情况已经在发着慨叹，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微之矣。” 孔子距殷时代未远，已感到可信赖的史料不足，对于距孔子二千多年的现代来说，自然更无足够的文献可微了。幸运的是，在《尚书》、《诗经》等古籍中，还保存了一些商代的文献史料，尽管这些史料不免经过后人的加工纂改，使用起来还需下一番分析鉴别的工夫，但是它们有如凤毛麟角，仍然是值得珍视的。

　　《尚书》中的《商书》共五篇：《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和《微子》。

　　《汤誓》是汤伐夏桀时的誓师之词。关于汤伐夏桀的事，《诗经·商颂》以及汉代的《书序》、《史记· 殷本纪》中都有记载。其内容应有原始的史料根据，但《汤誓》文字比较浅显，象文中的“尔”、“庶”、“天”等都是周人的用语。其写定的时间较晚，是战国时代的作品。

　　《盘庚》分上、中、下三篇，是殷王盘庚在迁都前后对臣民的告诫，为当时史臣所记。全文共1283 字，在《商书》各篇中文字最长，写定的时代最早，史料价值较高。《盘庚》三篇的次序在流传中有所颠倒。第一篇（原中篇）是盘庚在即将迁殷时对臣民所作的动员讲话；第二篇（原下篇）是既迁之后，对百姓的告诫；第三篇（原上篇）是迁定一段时旬之后，因“民不适有居”，盘庚通过贵戚大臣向臣民的安抚讲话和对们的告诫。这三篇一般学者认为是殷代的文献，但在文字上也不免经过周人的加工润色。

　　《高宗肜日》的内容，是记殷高宗武丁在祭祀成汤时有飞雉登鼎耳鸣叫，大臣祖己借机会对王进行训诫。此事在《书序》和《史记·殷本纪》都有记载。以鸣鸟为不祥之兆和殷人的观念吻合。甲骨卜辞中有以鸣鸟为不祥的记载，《左传》襄公三十年，“鸟鸣于亳社，如日嘻嘻。甲午，宋大灾。”证明殷之后人宋国人，仍以鸣鸟为不祥之兆。这说明《高宗肜日》篇有其原始的史料依据。但是文中提到的“王司敬民，罔非天胤”的民本观念，郭沫若认为在古时是不能够有的。另外篇中所见“民”“德”等用语和以“天”为至上神的观念都非殷人所有，可能是东周时写定的。《西伯戡黎》是记周文王征服了商王国西北部的藩屏黎国之后，商王朝的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大臣祖尹对殷纣王的训诫。《微子》则是宗室贵族微子在商朝行将败亡之际向太师、少师讨教个人对策的一篇对话。这二篇文献大概都是根据了当时留下的原始材料，但从内容和称“商”为“殷”等用语看来，当写成于春秋时代。

　　《诗经· 商颂》是一组较早的文献史料。主要内容是歌颂商之先祖的诞生和商汤的武功，为殷的后人宋国人祭祀殷祖的诗篇。《商颂· 玄鸟篇》“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长发篇》“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意思是说，上帝想立子，就命玄鸟降至人间，使有娀氏生下了商的始祖。这些神话诗篇是关于商族起源的最早的史料。

　　除此之外，《左传》、《国语》、《竹书纪年》，《世本》以及周秦诸子，虽都是战国及其以后的作品，但是其中也都保存了一些有关商代的零星史料，也是不可忽视的。

　　《史记· 殷本纪》是记述商殷历史最为系统详细的文献。汉代的司马迁在选择史料时，态度是比较严谨的。他撰述此篇时，主要的根据是《商书》和《商颂》，所谓“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后来经过王国维的研究，将甲骨文中记载的先公先王的名号与《殷本纪》联系起来考察，证明《殷本纪》所记述的殷王世系，基本上是真实的。从此，商代历史才成为无可争辩的信史。《殷本纪》虽成书较晚，但记述的内容多有较早的史料根据，因此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我们所能见到的有关商殷历史的文献史料甚少，而甲骨文的被认识，是关于商代史料的空前惊人的大发现，使商代史料缺乏的情况大大改观。

　　河南安阳西北五里的小屯村，是殷朝故都所在，后来称为“殷墟”。很久以前，当地农民犁田时就不断发现有刻辞的甲骨；他们作为药材卖给药店，称作“龙骨”。有字的往往被刮去，有的骨头被碾成细粉做“刀尖药”出售，用以止血。清光绪二十五年〔19 年），在北京做官的王懿荣用药前审视药物时，偶然发现了这种刻在“龙骨”上的文字。王氏本为金石学家，精研铜器铭文和古文字。他立即派人往药店买来了全部字骨，访明来历，并继续搜求，使三千多年前的古文字，受到了应有的重视。这种古文字，就是甲骨文。

　　甲骨文是自盘庚迁殷至封灭亡二百七十多年之间，殷王室贵族进行占卜的遗物。殷人是非常迷信的，大至祭祀、战争，小至疾病、梦幻都要占卜。每逢癸日要卜旬，每晚要卜夕。占卜用龟的腹甲、背甲或牛的肩脾骨，在骨的反面整齐地施以钻凿，用时向凿处加火灼之，另一面就破裂成兆纹，根据卜兆判断吉凶。卜完之后，他们将所问的事和占验的结果刻在卜兆之旁。一条完整的卜辞包括叙辞（记卜问的时间和贞人的名字）、命辞（记命龟之辞）、占辞（记根据卜兆所作出的吉凶判断）、验辞（记占卜之后应验的事实）。除卜辞外，还有少量的记事刻辞。这种记事刻辞绝大多数是关于入龟、祀骨的记录；还有一些人头刻辞、鹿头刻辞、牛头刻辞、虎骨刻辞等，记载捕捉战俘或猎取野兽的战果，作为取得胜利的纪念。就目前已发现的甲骨而言，甲骨文字有五千个左右，已识字在一千以上。甲骨刻辞的内容涉及到殷人的经济生产、政治军事活动及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如：农业、畜牧、田猎、阶级关系、、监狱、战争、方国、鬼神崇拜、天文历法、气象、建筑、疾病等。

　　从19 年发现甲骨文至今，已有八十余年。出土甲骨文共有十五万片以上，其中包括民间私掘传世的甲骨和前研究院及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学发掘的甲骨。这些甲骨，凡有文字的都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科学发掘所获，由于有明确的地层和同出的器物，其史料价值更高；同时，考古发现的陵墓、建筑遗址、遗迹和其他出土古物，对于 甲骨和商史研究，也都具有重要意义。

　　出土的甲骨实物，绝大部分都保存在国内，广布于四十个城市的九十多个单位，共藏有甲骨近十万片之多，和有三万片左右。有少部分流落到国外，日本、加拿大、英国、美国、西德、苏联、瑞士、法国、比利时、朝鲜等十个国家，共藏有二万六千多片。国内外所藏的甲骨，内容重要的，绝大多数都已发表。从1903 年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 《铁云藏龟》问世以来，目前国内外著录甲骨文资料的书刊己达一七十多种，发表甲骨文资料的论文有四十多篇，总计著录甲骨六万九千余片。比较重要的著录书有罗振玉的《殷虚书契》、《殷虚书契后编》，郭沫若的《殷契粹编》，前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的《殷虚文字甲编》、《殷虚文字乙编》和胡厚宣的《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甲骨续存》等。全国后，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是一部对甲骨文资料进行全面整理、集大成的宏篇巨著。全书分十三册，共著录甲骨41 ， 956 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小屯南地甲骨》，全部发表了1973 年在安阳小屯南地新获的有字甲骨近五千片，是后科学发掘成果的汇集。

　　甲骨文著录书的不断出版，为研究商代厉史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但是甲骨文不是殷代唯一的文字，而只是殷代应用文字的一种。殷代的应用文字，大部分应该是刻写在“典”“册”之上的（如前所述），此外殷人还常在陶器、石器、玉器、骨角器等各种器物上刻写文字，而以铜器上的铭文内容较重要，数量也较多。因此，殷商铜器铭文（一般称为“金文”）也是有关商史的重要资料。

　　早在北宋末年，有关商周古器的专门著乍就有十几种。这些书多摹有图象、铭文；并对器名、文字作了考释，有的还注明出土地点或藏家。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吕大临的《考古图》。该书著录了四件殷代铜器，并注明得于“邺郡亶甲城”或“亶甲墓旁”。所谓“亶甲城”或“亶甲墓”， 都指“殷墟”所在。宋人把“邺”当成了河亶甲所都的“相”，因此以殷墟为“亶甲城”。此外，在王黻等《博古图录》、王俅《啸堂集古录》、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等书中，也都录有商器，可能是宋代殷墟出土之物。

　　清代中叶以后，金石学获得进一步发展，著作繁多，其中有关商周时期的著录不下百种。如：吴式芬《捃（拾、取）古录金文》著录了戊辰彝、庚申父辛角、般甗（yan三声盛行于商周时期的炊器。上部阳有透底的甑，下部为鬲，有的上下两部分可分开）等商器，而且摹刻精善，在木刻金文中为最佳者。近人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收殷周4831 器，凡传世铭文大致完备，搜罗宏富，鉴别精审，印刷精良。其中所收“文父丁簋”(八、三三）、“乙亥父丁鼎”（四、十）”等都为商器。罗氏所著《殷文存》和王辰的《续殷文存》收器虽然不少，但除著名的“戊辰彝”等数器外，多属周代器物，不足据。

　　以后，殷墟古物大量被盗掘，市面散见甚多。北京尊古斋古董商人黄浚，将他经手收售的器物辑成《邺中片羽》三集，所收铜器除”蟠螭（盘吃）钟“形制较晚为周器外，其他都可认为殷墟遗物。在前研究院史语所的殷代陵墓发掘报告未出之前，此书为研究殷代铜器中比较重要的资料。

　　抗战前研究院在小屯发掘殷代陵墓，出土了一大批有铭铜器，仅1934 年10 月至1935 年1 月第十次发掘，就出土了成形铜器124 件，完整的在半数以上，精品27 件。这批铜器不仅数量大，而且都是通过近代科学考古方法发掘出来的，史料价值比较高。对这些殷人遗物的研究，使我们获得了鉴别殷代铜器的可靠标准。

　　建国以来，考古工作飞跃发展，取得一系列可喜的成果。1969 年5 月至1977 年5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殷墟发掘了九百多个殷代墓葬，出土大批铜器，其中有铭铜器43 件，多为族名金文，每器铭文一、二个字，不同的图文近二十种，是研究殷代族氏的重要资料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76 年所发现的”妇好墓“，获青铜器近二百件，而且许多器上铸有”妇好“铭文。这些铜器属武丁晚年至祖庚、祖甲时期 。此外，在山西、陕西、湖北、湖南、安微、山东、四川等地也陆续发现殷商时期的有铭铜器。这些地区距离商王朝政治中心较远，应属于当时的诸侯封国地区。

　　殷代铜器铭文多比较简短，以一字至五、六字最为常见，记作器者的族氏和为某人作器，作器的原因以祭祀、赏赐为多。铭文最长亦无过五十字者。

和十五万片甲骨文比较，殷金文和其它铭刻数量甚少，而且内容所涉及的方面也有限。所以甲骨文对研究商代历史来说，无疑是最直接最重要的史料，也是最丰富的宝库。下面仅就己著录的甲骨文史料，按“传世甲骨文的著录书”、 “科学发掘的甲骨文”和《甲骨文合集》三个部分择要介绍。

第二节  传世甲骨文的著录书

　　甲骨文被发现以后，由于民间私掘和古董商人的收售，使甲骨大量地流散于世间，其中有一部分还被盗运国外，使我国的宝贵文物遭受到严重损失。这时有一批早期的甲骨学家如刘鹗、王襄、罗振玉等和后来的甲骨学家胡厚宣等，努力搜求甲骨并著录成书，为甲骨文史料的收集和流传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了与科学发掘的甲骨文相区别，我们称这些非科学发掘的甲骨文为”传世的甲骨文“。传世的甲骨文著录书共有六十多种，现择要分组介绍如下：

　　（甲）早期的甲骨文著录书

　　甲骨文的第一部著录书是《铁云藏龟》，著者刘鹗，字铁云，江苏丹徒人，通晓算学、医学、治河等学问，曾参与治理黄河，颇著声誉。又曾向清建议借外资兴办实业，不得志。此后，以私售仓粟罪流放，死于迪化（今乌鲁木齐）。晚年曾著小说《老残游记》。刘氏嗜金石考古之学，曾投古文字学家吴大澂（成）门下，为甲骨的早期收藏家之一。他所藏甲骨的来源，得自王懿荣之子王翰甫千余片、定海方药雨三百余片，此外还有在山东、河南、河北一带购买的四千余片，总共收藏在五千片以上。刘氏竭半载之力，从中挑选1058 片，编成《铁云藏龟》六册，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由抱残守缺斋石印出版。

　　《铁云藏龟》的原刊本有罗振玉序、吴昌绶序和刘氏的自序。另外又有吴、刘二序本；还有一种无序本，仅题”抱残守缺斋所藏三代文字第一“，这种本子流传较广。以上三种，除序互异外，其他版式皆同。此书拓片墨色不佳，印制欠精，因而字迹模糊。1931 年上海蟫（銀）隐庐翻印二序本，后附《铁云藏龟之余》，合为六册，每片之旁附有鲍鼎的释文。该书许多拓片用白粉描过，字迹失真，且多错描，误释亦多，无参考价值。

　　《铁云藏龟》为开创之作，编排无一定标准，而且混入五片早期锲刻拙劣的质品（57 . 1 ， 84 . 1 ， 130 . 1 ， 254 . 1 ， 256 . 1 ) ，这是由于当时认识水平的。刘鹗断定甲骨卜辞为殷代文字，提出了”以天干为名，实为殷人之确据“的论断，这是正确的。但是刘鹗当时只认出了四十余字，其中包括十九个干支字和二个数字，对甲骨卜辞本身的内容尚缺乏认识，只对几条卜辞作了极初步的解释。尽管如此，本书著录的材料却是很有价值的。卜辞多属武丁时期，有关于祭祀、战争、方国、祖先、人物、上帝、神、祗、求年、求雨、卜旬、卜夕等多方面内容，为后来的研究者不断征引。

　　《铁云藏龟》问世后一年，孙诒让根据该书写成了第一部甲骨文的研究著作― 《契文举例》。孙诒让，浙扛瑞安人，晚清著名经学家，同时又是一位有素养的古文字学家，自称“治古文大篆之学四十年，所见彝器款识逾两千种。”孙氏见到《铁云藏龟》，欣喜异常，“穷两月力校读之，以前后重复者参互采绎，乃略通其文字”。他主要采用与金文比较的方法认出了一百八十多个字，而且多为基本的常用字，这样就为识读甲骨卜辞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同时，他将《铁云藏龟》所著录的史料按事类分为十章：日月第一、贞卜第二、卜事第三、鬼神第四、卜人第五、官氏第六、方国第七、典礼第八、文字第九、杂例第十。这是甲骨文分类研究的雏型。

　　孙氏的《契文举例》处于甲骨文研究的草创时期，由于所见到的材料有限，卜辞未能通读，不能在卜辞的语句中求通字义，因而他作出的一些结论就难以成立了。加之《铁云藏龟》印制欠佳，因而误释很多，如：释“王”为“立”，以“贞”为“贝”，视“河”为“人乙”，误“告”为“吉”等，比比皆是。《契文举例》与孙诒让的其他著作相较，显得粗疏。虽然如此，孙氏的草创之功还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刘鹗死后，1915 年，罗振玉从刘氏所贻墨本中选出《铁云藏龟》所未刊者40 片，编成《铁云藏龟之余》。原本墨拓甚精。这批材料后来又收入罗氏《殷虚书契续编》。

　　上海英籍犹太人哈同的妻子罗迦陵得到刘鹗旧藏千片。“其中见于《铁云藏龟》者十之一、二，而未见者十之八、九。乃复选其优者” 编成《戩（簡）寿堂所藏殷虚文字》（简称《戩》），共著录甲骨605 片。书题睢（雖）宁姬佛陀类次，实出王国维之手。王氏在《随庵所藏甲骨文字序》中曾提到：“丙辰丁巳间，铁云所藏一部归于英人哈同氏，余为编次考释之” 。《戩》于1917年由上海仓圣明智大学石印出版，编入《广仓学宕丛书》《艺术丛编》第三集。1918 年又刊单行本，与王国维所作考释合为二册。单行本印制较精。王国维所作诸条考释，灌注了他对甲骨文专题研究的心得。《戩》书内容重要，材料丰富，内中有几条卜辞构成了王氏所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的主要论据。王氏的名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以甲骨卜辞考订了古文献的史料价值。他在《古史新证》中指出：由于地下材料的出土，“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以地下出土的甲骨卜辞，与文献材料相印证，以发明商代的历史，是王国维特别注意的研究方法。

　　《戩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为甲骨文著录书附考释之始，此后出版的诸种著录书亦多附有考释。

　　著录刘鹗旧藏甲骨的书还有叶玉森的《铁云藏龟拾遗》。叶氏所得共1300 版，选其中240 版编成《拾遗》，均为《铁云藏龟》和《铁云藏龟之余》所未录者。后附释文合为一册，1925 年上海五凤砚斋石印出版。又有富晋书社重印本。书中著录的甲骨卜辞有关于人祭、邑内、战争、封侯、田猎、疾病和入龟等项内容。

　　旅居我国的美国人福开森（John C . Feguson ）也得到一部分刘鹗的旧藏甲骨，后经商承祚选拓编成《福氏所藏甲骨文字》，并作考释。全书共著录37 片，1933 年4 月由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影印出版，书后附董作宾跋。董氏根据他的分期标准对全书的材料作了分期分类。第一期武丁时期有祭祀、征伐、狩猎、疾病、风雨、卜旬、杂卜、骨臼刻辞等项内容；第三期廪辛、康丁时期有祭祀、卜旬；第五期帝乙、帝辛时有田游。

　　刘鹗旧藏的一部分又归于商承祚，商氏选拓六百多片又加上所收集的其他各家所藏共1000 片编入《殷契佚存》（简称《佚》）。其中《佚》255 至316 ，共六十二片，为燕京大学教授、美国人施美士（Ernest K . Smith ）藏，多数是第三期廪辛、康丁时的卜辞。施氏死后，他所藏的甲骨由他的遗孀赠给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这批材料后来又由周鸿翔著录在《美国所藏甲骨录》的哥伦比亚大学所藏部分内（《美》414 一477片）。

　　《佚》518 正、反，为著名的“宰丰骨”，一面镂刻花纹，另面刻有文字，这是帝乙、帝辛时期殷王田猎捕获野兽之后，赏赐臣下及进行祭祀的记事。

王襄也是一位早期的收藏家，他的收集活动大约和王懿荣同时，所藏甲骨约四、五千片之多。1925 年编成《簠室殷契微文》一书，著录甲骨1125 片，后附释文二册，共四册，由天津博物院石印出版。王襄将所录甲骨按内容分为十二类；天象第一、地望第二、帝系第三、人名第四、岁时第五、干支第六、贞类第七、典礼第八、征伐第九、游田第十、杂事第十一、文字第十二。

天象类第一片是武乙文丁时期关于日食为记载，卜辞是：

　　“癸酉，贞日夕有食佳若？癸酉，贞日夕有食非若？” 

　　此拓片被剪割，其完整的拓片见《佚》： 74 片。

　　天象类第二片是武丁时期关于月食的记载，卜辞是：

　　“旬壬申，夕，月有食… … “

　　以上都是研究古代天象的宝贵史料。

　　《簠（福 古代祭祀燕享德方形器皿，以盛稻粱）室殷契徵文》一书内，重要的史料很多，但此书在编纂上有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割裂拓片以适分类。一块完整的龟甲或牛脚骨上面，往往刻有几条以至几十条卜辞，王襄将完整的拓片剪割为数条，或将一条卜辞又割为数段，失去了完整性。再者文字多用粉笔加工，全失真趣。因此，书出之后，多疑其为鹰品。其实，王襄辨伪功力极深，所收无一鹰品，后来这一事实才逐渐为大家所承认。郭沫若在《卜辞通纂》一书的《后记》中说：“知《徵文》不伪，则其书自为一可贵之研究资料。”

　　（乙）罗振玉所辑甲骨文著录书

　　在科学发掘的甲骨文未发表之前，最重要的甲骨文著录书当推罗振玉所辑四种：《殷虚书契》（简称《前》）、《殷虚书契后编》（简称《后》）、《殷虚书契菁华》、（简称《菁》）《殷虚书契续编》（简称《续》 ）。

　　罗振玉，字叔言，号雪堂，祖籍浙江上虞，生于江苏淮。安16 年在上海办《农学报》译载西方农学著述。18 年6 月创办东文学社，当时王国维入社就学，得到罗振玉赏识，遂结为终生之交。

　　罗振玉于1902 年在刘鹗处初次看到甲骨拓本，并“怂恿刘君亟墨拓，为选千纸付影印，并为制序。”在甲骨文研究的早期阶段，由于材料缺乏，认识不免受到局限，即便是精通小学的孙诒让，他所作的《契文举例》也“未能阐发宏旨” 。罗氏认为要提高对甲骨文的认识水平，大量收集整理材料为当务之急。他说：“宝物之幸存者有尽，又骨甲古脆，文字易灭… … 不汲汲搜求，则出土之日，即渐灭之期，阁所见未传，考释亦诅可自信，由此观之，则搜求之视考释不尤急钦！”从1906 年起，罗氏开始了个人的收集活动，先是通过古董商人购买甲骨。和刘鹗等早期收藏家一样，开始他也以为甲骨出自河南汤阴，后来还是从古董商人那里“询知发现之地，乃在安阳县西五里之小屯，而非汤阴。”知道确实出土地点之后，他便于1910 年派人前往当地“瘁力以购之。一岁所获，殆逾万。”“复命弟子敬、振常，妇弟范恒斋兆昌至洹阳（今安阳河）采掘之，所得又再倍焉。”《殷虚书契菁华》中所录大版，即当时所获。罗振玉的收集，与从来的古董家有所不同，他不仅收集有文字的甲骨，还注意与甲骨同出的其他古物。后来罗氏将所搜集的古器物的一部分编为《殷虚古器物图录》，其中包括有甲骨四片，于1916 年4 月照相影印出版。

　　1911 年辛亥爆发，罗振玉携带其多年累积的甲骨赴日。由于辗转运输，及税吏检查，损坏者十之五六，但墨本尚存。在日本，罗氏以一年之力，编成《殷虚书契》八卷。19 11 年曾出《国学丛刊》石印本，不全。1913 年出珂  版精印本，收录甲骨2221 片。1932 年有重印本。新版胜于旧版。

　　罗氏刊行《殷虚书契》之后，又将所存尚未墨拓之大胛骨，采用照相影印的办法予以刊布，名《殷虚书契菁华》，于1914 年出版，全书不分卷，共著甲骨68 片。后又有富晋书社重印本，页次有所颠倒。书中所收4 片巨大牛骨，都属武丁时期，正反面有字，笔锋雄劲，大字涂朱，内容完整，不仅是宝贵的史料，而且是罕见的艺术珍品。

　　1915 年仲春，罗振玉返国亲自往安阳小屯进行探访，作实地考察。回日本后，“发篋（小木箱）尽出所藏骨甲数万，遴选《前编》中文字所未备者”复得1105 片，编为《殷虚书契后编》一册，于1916 年3 月出影印本。又辑入《广仓学窘丛书》，是为《艺术丛编》本，又有重印本。池田末利（日）作有《殷虚书契后编释文稿》（19 年12 月）。

　　此后，罗氏继续收集国内各藏家拓片，到1933 年影印出版《殷虚书契续编》，全书六册，收录甲骨2018 片。

　　罗氏四种书，共著录甲骨5417 片，取材精审，编辑严谨，印刷精美。在四种书中，特别是《前编》和《后编》，是研究甲骨文和商史必要的典籍，也是罗氏编著的诸书中贡献最大的两部。继《前编》之后，罗振玉主要根据《前编》的材料著《殷虚书契考释》六万余言。内容分为八章：都邑第一、帝王第二、人名第三、地名第四、文字第五、卜辞第六、礼制第七、卜法第八。十二年以后又出增订本，它是罗氏在甲骨文方面的最后成果。

　　罗氏于“都邑”一章，首先考订出小屯为故殷墟。他说：“商自成汤至于盘庚凡五迁都，武乙立复去亳徙河北，其地当洹水之阴，今安阳县西五里之小屯即其虚矣，方志以为河亶甲城者是也。”这一发现是很重要的，它为甲骨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背景。但以为武乙时所迁则有误。他还确定甲骨卜辞为殷商王室之遗物，这是很有见地的，为研究甲骨卜辞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前提，较之刘鶚一般地指出甲骨为殷人遗物，大大地推进了一步。罗氏于“帝王”一章，罗列了一系列王的名号，“《史记· 殷本纪》载成汤以来至于帝辛传世三十，今见二于卜辞者二十有二”， 即：大乙、大丁、卜丙、大甲、大庚、小甲、大戊、中丁、卜壬、且乙、且辛、且丁、南庚、羊甲、般庚、小辛、小乙、武丁、且庚、且甲、康且丁、武乙。《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又补文武丁，又举配食之妣十四。这就为殷王世系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罗氏于“地名”一章，指出地名193 个，《增订》本增至230 个。分为十六类：曰王在某、践于某、至于某、往于某、出于某、步于某、入于某、田于某、狩于某、驱于某、舟于某、在某次、于某、伐某、征某、某方，《增订》本又增从某。以上所列十七项确定地名的标准大致不差，惟“驱”字隶定不当；“舟于某”， “舟”在该辞中应为名辞。

　　罗氏于“文字”一章，将卜辞中之文字分为“有形声义胥可知者，有仅得知其形与义者，有形声义不可知而与古彝器款识同者”三类。《增订》本将后两类取消。罗氏认为，商代文献缺乏，甲骨卜辞文至简质，甲骨文字又多假借，尚难确定其义。因此他治商史便从文字入手，“由许书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窥书契，穷其蕃变，渐得指归，可识之文遂几五百，循是考求典制，稽证旧闻。”

　　罗氏考证文字的方法多就文字偏旁的形、声部分加以隶定，就其形体与金文小篆加以比较，阐明其因袭关系，从而确认了不少的甲骨文字。但联系甲骨卜辞对字义进行考察尚不充分，因此他所确定的字还有一些错误。但是罗氏为甲骨文字的考释奠定了基础。郭沫若关于罗氏对甲骨学的贡献曾作过全面的评价：“甲骨自出土后，其搜集、保存、传播之功，罗氏当居第一。而考释之功亦深赖罗氏。”“ 1915 年有《殷虚书契考释》一卷（后增订本改为三卷），则使甲骨文字之学蔚然成一巨观。谈甲骨者固不能不权舆于此。” 

　　叶玉森根据《前编》，作《殷虚书契前编集释》八卷，1933 年10 月由上海大东书局石印出版。此书以《前编》著录的甲骨文材料为顺序，逐片作释文，逐字罗列诸家考释文字之说。各家说法以著作先后为序，或全录，或节录，“后说袭前说者概置不录，有引伸者仍节存之，间有献疑，藉供探讨。” 最后附以自己的见解。吴其昌所作《殷虚书契解詁》 ，就《前编》所录卜辞逐一进行疏解，徵引诸家说法颇为详备，对于有关典籍、制度考索亦详，但因体例庞大，惜未完成。

　　（丙）国外的甲骨文著录书

　　在殷墟甲骨文被发现不久，就有一些外国传教士兼营古董生意，乘机搜罗甲骨。1903 年前后，有英国浸礼会驻青州传教士库寿龄（Sarnuel Couling ）和美国长老会驻潍县传教士方法敛（Frank H . Chalfant ）等，在山东潍县一带大肆收购甲骨。1909 年前后，又有德国人威尔次、卫礼贤等人在青岛收购甲骨。这些宝贵的文物后来大部流散到国外。方法敛曾将所得或所见到的甲骨都摹录下来，积时十年编成《甲骨卜辞》（稿本）。方氏死后，稿本归美国人白瑞华（Roswell g . Britton ）保存。白瑞华自1935 年以来，从方氏稿本中选印了三部书：《库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辞》（T he COu 卜ing 一Chalfant Collection of Inscribed Ooacle Bone ）摹录甲骨1687 片；《甲骨卜辞七集》（Seven Collectior . ， of Inscribed ord - cle Bone ) ，摹录甲骨527 片；《金璋所藏甲骨卜辞》（Hopkins Coll - ection of the Inscribed Oracle Bone ) ，摹录甲骨484 片。在外国人当中，收集和研究甲骨最著名的是明义士（J ames M . Menzies ）。明义士是加拿大人，自1904 年以来驻彰德传教。1914 年春，他时常骑着一匹老白马在洹(huan)水南岸一带考察殷墟遗址并收买大量甲骨，至19 17 年收集已达五万片。他从中选出2369 片加以摹写，编成《殷虚卜辞》在上海出版。原骨现藏南京博物院。1923 至1926 年，小屯村又出几批甲骨，其中有不少大块的牛胛骨，这几批也大多被明义士买去。明氏所藏甲骨有一部分在1927 年毁于彰德驻军之手。他于“七七事变”前回国，所藏甲骨一部分留在中国；一部分运往国外。明氏死后，由他的家属捐赠给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共4700 片，都未曾发表过。

对这一批未经发表的甲骨，学术界很重视。1968 年，许进雄应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聘请，前往整理明义士旧藏甲骨。经许氏整理缀合后，从明义士旧藏中选出3176 片编为《明义士收藏商代甲骨》（The Menzies Co [ lection of shang Dy n asty oracle Bones ) ， 1972 年由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出版。第一集为图版，第二集为释文。

明义士于1928 年将自藏的甲骨，于《殷虚卜辞》未收者，又选拓编成《殷虚卜辞后编》（拓本）。此拓本原分装九大册，每页一片，前六册为藏甲，后三册为藏骨，拓片共计2819 片。许进雄用明氏原拓片，依《明义士收藏商代甲骨》一书的体例，重新整理编辑，仍题《殷虚卜辞后编》，1972 年由艺文印书馆印行。明氏原拓本共2819 片，著录2805 片。书中比较重要的内容过去已于胡厚宣的《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一书中发表了847 片。另外，《殷虚卜辞后编》有17 片与《殷契佚存》“商承祚藏本”之部相重。《殷虚卜辞后编》一书内比较重要的内容是第二期和第三期的卜骨，有不少关于对上一世祭祀的卜骨，可以由称谓决定所属的时代，为甲骨文的分期提供了宝贵材料。

　　安大略博物馆所藏甲骨，除上述明义士收藏外，还有怀特( WilliamC ， White ，中文名为怀履光）的藏品约三千片和少量其他藏家的藏品。许进雄又将上述几批甲骨编为《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oracle BoneS from the White and other Co - Hections ）共收录甲骨1515 片。其中有26 片曾在《古代中国的骨文化》（Bone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中发表过。此书的编辑体例与《明义士收藏商代甲骨》一书相同。编辑完毕后，又发现可以缀合者，重新施拓附于书后。本书拓片可与他书拓片缀合者，则以幕本附于书后。最后有简单释义与摹本合为一册。此书有半数是第一期的碎甲，内中有不少珍贵的材料。如：B1915 是迄今所见唯一的虎骨刻辞，是帝辛于鸡录田猎获虎的记事刻辞。骨的另面刻有夔龙文、饕餮纹、蝉纹和虎形动物，雕刻的花纹和文字上都镶嵌绿松石。这和甲骨文中的鹿头刻辞、牛头刻辞、牛肋骨刻辞一样，同为殷晚期有关田猎的记事刻辞。

　　此外，B14 的“东行”、“上行”、515 ( ) 4 的“巾行”、B10 的“右旅”、B1581 的“大行”、B19OI 的“大左旅”等都不曾见于著录，对于研究商代的政治军事组织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由于甲骨文日益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重视，除加拿大外，流散到其他各国的甲骨也在陆续刊布。

　　美籍中国学者周鸿翔，自1965 年以来，多次漫游北美，遍观美国各地博物馆及图书馆，选拓了匹兹堡卡内基博物馆、哈佛大学皮博地博物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圣· 路易斯城市艺术博物馆、华盛顿弗里尔美术馆等十一个单位所藏共计700 片，编成《美国所藏甲骨录》（简称《美》 ) ， 1976 年由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出版。编辑的方法是按藏家排列。其中1 至413 片为卡内基博物馆所藏，与《库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辞》（简称《库》 ）中的“卡内基博物馆所藏”即971 至1408 片相重。《库》一书内容虽然丰富，但全是摹本，学者过去未见实物，对外国人的摹录不敢全信，引用时未免顾虑。经与《美》比较，可见其摹录忠实，但终不及拓片真切。《美》不仅弥补了《库》摹本的不足，而且剔除了全伪四片（《库》973、978、1080、1052 ) ，至于半伪之片仍收录。《库》内可拼合的32 片亦加以缀合成n 片。

　　《美》34、81 两片（在《库》中原分散为9 片），是关于用“侯屯”为人牲进行祭祀以求晴的占卜。《美》34 是第一卜、《美》81 是第三卜，可知前后占卜至少三次，足见对这次人祭的重视。在甲骨卜辞中，以方伯首领用为人牲的不乏其例。侯屯，应是一个侯国的首领。

　　关于日本所藏甲骨的著录，主要有早年林泰辅所编的《龟甲兽骨文字》（1917 年），郭沫若《卜辞通纂》内《日本所藏甲骨择优》

　　 ( 1933 年），和后来金祖同在日本搜拓甲骨编成；《殷契遗珠》（1939 年）、《龟卜》（1948 年），以及梅原末治的《河南安阳遗宝》和饶宗颐的《日本所见甲骨录》（1956 年），贝家茂树所编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1959 年），松丸道雄《散见于日本各地的甲骨文字》等。此外，饶宗颐所编的《巴黎所见甲骨录》( 1956 年）、《海外甲骨录遗》（1959 年）、《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 1970年）等也都为收集公布国外流散甲骨作出了贡献。

　　（丁）郭沫若所作甲骨文著录书

　　郭沫若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开创者。他所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是光辉的典范。其中《卜辞中的古代社会》这一篇，就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充分利用甲骨卜辞这一绝好的史料去观察研究商代社会的。他说：“得见甲骨文字以后，古代社会之真实情况灿然如在目前。”这与过去学者的研究是迥然不同的。因为即使象罗振玉、王国维那样第一流的古文字学家，也只能是对个别的文字或零碎的史料作出考证。为了进一步研究古代社会，郭沫若非常注意收集原始材料。他在日本时，发现殷墟甲骨流入日本，计划就便收集日本诸家所藏编成一书未成，便改变计划，编成《卜辞通纂》（简称《通》）。所据资料多采自刘鹗、罗振玉、王国维、林泰辅诸氏之书，其中也有未经著录的新材料，如：马叔平（衡）之凡将斋藏甲骨文拓本、何叙甫（遂）所藏之拓本和在日本收集的公私藏家的拓本或照像都编为《别录》，后附考释及索引共四册。19 33 年5 月，由日本东京文求堂影印出版，1977 年日本朋友书店重印。近年科学出版社又进行了加工整理，即将再版。

　　郭沫若说，他编著《卜辞通纂》的目的是：“选择传世甲骨之精粹者，重新加以排比之，并一一加以考释，以便观览。”他将整编内容分为八类，即：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田游、杂纂。一方面以甲骨卜辞的分类排比来反映商代社会，同时通过甲骨卜辞的考释，阐明自己对社会历史和甲骨文字研究的观点，以他的新发现，为商代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通》118 ，卜辞为：

　　“庚寅卜，〔 贞〕 其普又〔 于〕 羌甲、南庚、鲁甲、口口、

　　小辛？” 

　　羌甲，罗振玉释“羊甲”，谓即《史记》之阳甲，王国维从之。郭沫若根据他的位次在南庚之上，由以确定他是南庚之父沃甲。后来他在《殷契余论》以及《粹》250 的考释中续加申述，遂成定论。于省吾又指出：沃乃羌字之形伪。文献中的沃甲是由甲骨文中的羌甲衍变而来 ，使此说更臻完善。郭沫若根据卜辞定“警甲”为殷王名，而且以其位在南庚之次小辛之上，又考《史记》南庚与小辛之间为阳甲、盘庚，说明“警甲”自是阳甲。复以卜辞《黄帝》39、117、146 都是祭后甲协祭先甲之例，证明誉甲为阳甲无疑，亦成定论。

　　以羌甲为沃甲，以鲁甲为阳甲的发明，推进了甲骨卜辞中关于先王世系的研究。

　　《通》卜辞的内容是殷王出师时师次中的记录，是第五期卜辞。这片甲骨是郭沫若以《前》四片甲骨拼合而成。由卜辞中的记月和记日，计算出所经地点的距离，认为殷京到所至地点的路程在四十日以上，师行平均以日七十里计，约在三千里内外，因疑殷人活动已达今浙江上虞，由此推测殷时疆域越长江而南。

　　又以《通》635、657、2 片卜辞上所记的地名之间的关系加以归纳，证明殷王朝的田猎区在今河南沁阳一带，这比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地名考》以声类为媒介证之史籍的方法前进了一大步。

　　书中于商史发明甚多，不能一一列举。

　　1937 年郭沫若在日本又出版了另一部甲骨文著录书― 《殷契粹编》（简称《粹》）。所用的材料是根据上海收藏家刘体智所藏二万八千多片甲骨的全部拓本精选的，此拓本自金祖同带至日本。《殷契粹编》共选用1595 片，仍由东京文求堂石印出版，与考释合五册，后附索引。后，考古研究所遵照作者的意见作了一些必要的加工，科学出版社又为之重编索引，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学研究所考古学专刊重印出版，精装一册。全书经于省吾校阅，由于换新片增加的文字由胡厚宣作了考释。本书编辑体例及分类与《卜辞通纂》大体相同，但其中有许多重要材料，在考释方面也有不少新的精辟的见解。

　　卜辞中有先公名夔，屡见祀典，由王国维首先指出，认为是帝嚳，学者有所怀疑。《粹》1、2 片都有“高祖夔”之称，《粹》3 更有“夔呆上甲”，是夔为殷之始祖。这些材料为王国维的说法补充了例证。

　　《粹》113 是作者以刘体智的二个断片与燕京大学藏片的拼合。上著先公名号，次序是：上甲、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又《粹》114 片虽缺刻横划，辞亦不全，但其残辞也显示了报乙次于上甲。上甲之次是报乙的史实，可证《史记· 殷本纪》的世次之误无疑，为王国维的《先公先王考》又补充了两个例证。《粹》1171 卜辞中有甲骨文“三万”的合文。此为甲骨文中数字的最高记录。

　　《粹》1468 锲刻甲子至癸酉十个干支，共计五行，其中一行字甚精美，其余数行歪斜不正，作者认为这是殷人从师习刻的最好例证。

　　此外，还有“王作三师”之制、日出日入之祭、“南单三门”、“十朋”的合文、“大今二月”“大今三月”等。

　　总之本书内容丰富，颇多精品，在考释方面也有很多新的创见。

　　（戊）战后甲骨文著录书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前研究院在安阳的发掘工作被迫停止，随后盗掘偷贩者蜂起，日伪乘机劫掠，因此不少甲骨流散于京、津、沪各地以至日本。1945 年抗战胜利后，胡厚宣从四川专程往京津、宁沪一带，收集流散的甲骨并整理研究，在五十年代完成了《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甲骨续存》、《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等四部书。

　　《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简称《京》）四册，著录甲骨52 片，1954 年上海群联出版社墨拓影印。本书所录的甲骨都是在京津一带收集的，编排上采用先分期后分类的办法，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作者把甲骨分为四个时期：一期包括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二期为祖庚、祖甲；三期为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四期为帝乙、帝辛。每期之下又以类编次：分来源、气象、农产、祭祀、神明、征伐、田猎、刍鱼、行止、占卜、营建、梦幻、疾病、死亡、吉凶、灾害、诸妇、多子、家族、臣庶、命唤、成语、纪数、杂类等二十四项。

　　本书内重要的材料很多，如《京》1 是一片完整的龟腹甲，上面刻有关于冰雹的记载，对于殷代气象学的研究有重要意义。有关冰雹的记载还见于《库》410、《丙》537、《丙》62 等卜辞 。《京》520 记有四方名及四方风名，属武丁时期，与它有关的记载还见于《乙》4548 和《缀合》472 等。胡厚宣所著《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后又作《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论证殷代于东南西北四方和四方风各有专名，它们在殷人的心目中都是一种神灵，并受到隆重的祭祀；又指出，这种四方和四方风名全部保存在《山海经》和《尧典》里。过去学者多以《山海经》为荒诞不雅驯之言，王国维仅于《大荒东经》中发现了王亥与甲骨文相合，人们或以事出偶然。胡厚宣发现《山海经》中四方和四方风名，不但名称与甲骨文相同而且句法也几乎完全一样，由此进一步证明了《山海经》的史料价值。对于一般以为成于秦汉时的《尚书· 尧典》，也由此证明其中包括着早至殷代武丁时期的史料。《京》1255 （正）与《前》7 . 9 . 2 可合。《京》1256 为其反。这版卜辞是关于武丁时以五百个战俘奴隶（币）用作人牲，杀牲祭祀的重要史料。

　　《甲骨续存》三册（简称《续存》）卜编为拓本，著录甲骨2755 片；下编为摹本，著录甲骨998 片，共著录3753 片。1955 年上海群联出版社出版。本书材料来源，包括四十个单位或个人的收藏，书后附有《采录资料索引表》。编辑体例与《京》相同。书中史料有不少值得注意者。例如：《续存》下916 （正）、915 （反），为帝乙帝辛时期的牛胛骨。正面是残缺的干支表；反面是关于一次战争的刻辞，应是属于一条卜辞的验辞部分。由正面的干支表所占的位置推测，全文约在一百五十个字以上。这是甲骨文中关于在战争中掠获外族战俘奴隶，劫获车马、武器等最为详尽的记录，对于我们了解商王朝对外战争的性质提供了生动具体的史料。

　　《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摹本）二册（简称《宁》），著录甲骨1141 片，1951 年4 月上海来薰阁出版。本书卷一著录者为1940 年前后安阳村中出土，时代多属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四王。卷二多属武丁及帝乙帝辛时期，与罗振玉早年所获相类似，大约出自小屯村北。卷三为数年间在宁沪一带的零散收集。本书编辑体例与《京》相同。书中有不少重要的材料，如：

　　《宁》1 . 119 有“高祖河”，知“河”为殷之先祖；由《宁》1 . 148 “伐”字的变体，说明羌为殷人伐祭之栖牲。

　　《宁》1 . 110 及1 . 111 为一牛胛骨之正反，是牛卜骨中最大，而且字最多且完整者。

《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摹本）五卷三册（简称《南北》 ) ，共著录甲骨3276 片。1951 年9 月上海来薰阁出版。

第三节科学发掘的甲骨文

　　在甲骨的私人挖掘时期，甲骨出土坑位不明，地面下堆积的层次及其它遗物、遗址、遗迹等往往遭到破坏。同时有不少外国传教士乘机抢购，甚至偷运到国外，使我国的文化遗产遭受重大的损失。

　　1928 年，前研究院成立，开始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发掘的目标首先是“殷墟”。

　　“殷墟”一辞，首先见于《左传》定公四年“命以《康浩》而封于殷虚”。杜预注：“殷虚，朝歌也。”据史载，帝辛都朝歌。《史记· 项羽本纪》说：“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虚上”。在这里，”殷虚“是指今河南安阳的小屯村，是殷王朝的都城遗址。从1928 年秋季至1937 年春季，前研究院在殷墟进行了十五次发掘工作，最初的工作重点是寻找甲骨文和其它遗物，后来也注意到宫室遗址和陵墓的挖掘。十五次挖掘共得有字甲骨24 ， 918 片。第一至第九次接连在小屯村工作，所得甲骨文字收入《殷虚文字甲编》。第十至第十二次工作的重点，转至洹河北岸侯家庄西北冈殷代陵墓，没有得到甲骨文字。第十三至第十五次又回到小屯村进行发掘，并集中在村北的BC 两区，所得甲骨文字收入《殷虚文字乙编》。这些科学发掘的甲骨有明确的坑位、同出的器物，并且绝对地排除了伪片。

　　《殷虚文字甲编》董作宾主编。1948 年4 月商务印书馆出版。董作宾，字彦堂，河南南阳人。1923 年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习甲骨文。1928 年前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成立于广州，受聘为通讯员，调查殷墟甲骨文字出土情形。史语所成立后，受聘为编辑员，主持殷墟第一次发倔工作。1932 年改聘为专任研究员。自后殷墟发掘皆与其事，和李济、梁思永均为科学发掘的主持者。

本书拓片共有3942 号，其中3938 号为甲骨文字，此外还有兽头刻辞三件和鹿角器一件。为了表明这批甲骨是科学发掘的产物，全书的编排方法不是按分期分类，而依照出土的先后次序排列。为方便读者参检，每片附有两种号码，即拓本号和发掘时在实物上所编的登记号。《甲》2121 至2124 著录了四版大龟，董作宾曾据之作《大龟四版考释》。其中最大的发现是，对于卜辞中常见的“卜”下'“贞”上的一字，以前都以为是贞卜的事项，自从大龟四版出世，董作宾发现它是人名，由是建立了“贞人”说。贞人是殷代记事的史官，以同时的史官，定同一的年代，在断代研究上找到了一个最为确实有力的凭证。以后董作宾又根据贞人推演出分期断代的十个标准，于1933 年发表了他的名著― 《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他所提出的十个断代标准是：一、世系；二、称谓；三、贞人；四、坑位；五、方国；六、人物；七、事类；八、文法；九、字形；十、书体。据此标准将盘庚至帝辛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期，武丁及其以前（盘庚、小辛、小乙）， 

　　第二期，祖庚、祖甲；

　　第三期，廪辛、康丁；

　　第四期，武乙、文丁；

　　第五期，帝乙、帝辛。

　　当然，董作宾的五期分法不是最后的结论，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新材料不断出土，以及研究工作的深入，关于甲骨文分期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推进。李学勤在《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一文中，打破了“历组卜辞”属于武乙文丁时期的传统看法，他根据字体的演变、卜辞的文例、卜辞的人名、事项、称谓等五个方面，认为“历组卜辞”是武丁晚年到祖庚时期的卜辞，引起了甲骨学研究者的重视。

　　《甲》3933 至3938 是六个完整的龟腹甲，3939 为背甲，通称为“大龟七版”，是1934 年春第九次发掘殷墟时，于侯家庄南地出土，同属廪辛、康丁时期。这七版甲骨不仅片大，而且满版皆字，除贞人“口”有二卜之外，均属贞人“ 犭大”所卜。据统计“犭大”所记之辞有135 次之多。

　　《甲》17 ，是有关用黄吕（指铜）作盘的卜辞，属廪辛、康丁时期。此辞稍残，《金璋所藏甲骨卜辞》511辞较完整，是关于铸黄吕的卜辞，属帝乙、帝辛时期。这都是有关商代冶铸的重要史料。

　　《甲》3353 是有关殷的封国“六”，向殷王贡龟的卜辞。六，地名，地处江淮之间，当今安徽六安，是殷的封国。此辞卜问让“弓斤”去祭祀从“六”地入贡的三个龟是否顺利。此为第三卜，另外《佚》991 和《续存》下44 是同文卜辞，为第一卜。此外，甲骨文中有“妇六”（北京大学藏骨）、“六圉”(《乙》9051 ）、“祸六”（《乙》8888 ) “不祸六”（《乙》8725 ）等也都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六”国，和殷王朝的关系。

　　《甲》2399 + 2414 （正）、《甲》2400 + 24 ] 5 （反），是有关羌奴的重要史料。拼合版著录于《殷虚文字缀合》36 正、反和《甲编考释》后附图版102、103 。正面是五条卜旬之辞，分别在癸卯、癸丑、癸亥、癸酉、癸未日卜问今后十天之内有无祸患。卜骨的反面，其内容与正面相接，是癸丑日卜旬之辞的验辞。内容是，殷王亲自视兆判定吉凶说：有祸祟！… … 第三天乙卯将有不祥之兆… … 情况异常。第八日庚申又有祸祟，有雏乱鸣，预示着灾难即将降临。果然，“疒寸”地监狱发生了羌奴。

　　根据研究院编辑《殷虚文字》的原则，每一编都有“图版”和“考释”两部分。关于《甲编》的释文，早在1940 年胡厚宣就完成了。以后屈万里在此基础上作了《殷虚文字甲编考释》。除考释外，每片附有分期，按五期分法，对于分期有争论的“自组”、“子组”卜辞，屈氏认为属第一期。《甲编考释》书后还著录新缀合的甲骨221 版，补遗10 版。拼合版是拼合之后重新拓过，印制效果亦佳，字迹较《甲编》原片清楚。

　　《殷虚文字乙编》上、中、下三辑董作宾主编，具体编辑工作则由屈万里担任，后来李孝定、张秉权继之。上、中辑分别在1948、1949 年出版。下辑1953 年由艺文印书馆出版，铜版印刷，效果较《甲编》及《乙编》上、中辑为差。1956 年考古研究所据之重为制版印行，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乙编》的编辑体例，一如《甲编》，仍按出土先后次序排列。著录的内容包括第十三次至第十五次殷墟发掘所获甲骨，所收材料超过《甲编》四倍以上，而且出土的坑位简单明晰，内容丰富多采，史料价值远胜《甲编》。后三次发掘所得的甲骨文字，以第十三次发掘中H127 坑所藏最为突出，这是十五次发掘工作中收获最大的一次，共得甲骨17 ， 096 片，基本上都是龟甲，牛骨只有8 片。《乙》通87 至8530 都是此坑所出的龟甲，8 片牛骨著录于《乙》8663 至8673 。此坑龟甲，十分之九是宾组卜辞，十分之一是子组、午组和其它。

　　《乙》433 。是自甲骨文出土以来最大的一版龟腹甲，被称做“武丁大龟”。经专家鉴定，确认和现在产于马来半岛的龟种同类。全长440 毫米，宽约350 毫米，大部分完整，仅右边有残缺，背面有凿处（据对称复原）204 处，灼用者仅下半五排，共五十处。这一版大龟和所发现的其它龟版一样，都是从当时诸侯方国进贡来的。《乙编》中有大量的材料，专门记载着龟甲的来源、数量，被称做“甲桥刻辞”。据统计，《乙编》中的“甲桥刻辞”共有三百多条，这些都是诸侯方国向殷王朝贡龟的记录，这些史料对于我们研究商王朝与诸侯封国间的关系是极有价值的。

　　在第十三次发掘中，YH 127 坑出土的大量龟甲和YHo06 坑、Bll9 坑等坑位中都存在着后来被称为“自组”、“子组”、“午组”等卜辞，这些卜辞与武丁时期的宾组卜辞共存，但是其字体、文例和贞人又与宾组不同。董作宾在《乙编》序言《揭穿了文武丁时代卜辞的谜》一节中，将这批卜辞定在第四期文丁时期。又由于这类卜辞在许多方面和宾组存在相似之处，因此他提出文丁复古的看法，在分期之外，又提出所谓“新、日派”的分派观点。他根据祀典、历法、文字、事类等方面的特点，将甲骨卜辞按时代分为新旧两派，认为盘庚至祖庚是旧派，祖甲至康丁是新派，武乙文丁复古，至帝乙、帝辛时又恢复新制。对于这类卜辞的分期，在甲骨学界引起了长期的争论。

　　1951 年陈梦家发表的《甲骨断代学》，根据发掘的坑位和卜辞之间的系联等大量证据，认为“自组”、“子姐”、“午组”卜辞属武丁时期。1953 年贝（土冢）茂树、伊藤道治发表了《甲骨文断代研究的再检讨》，结论和陈氏大体相同，但是由于这类卜辞存在字体不同等特点，认为他们应属于另一贞卜机关。1963 年姚孝遂在《吉林大学所藏甲骨选释》中发表了一片宾组、子组两种字体共存的脚骨。该片原刊于《前》3 ， 14 ， 2 ，只存子组字体的干支表，上部的宾组字体被剪去，现以所发表的完整的原拓片，为确定子组等卜辞的时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邹衡的《试论殷墟文化分期》从考古发掘的层位关系证明上述卜辞属武丁时期前后。1976 年肖楠的《安阳小屯南地发现的“自组卜甲”― 兼论自组卜辞的时代及其相关问题》，以1973 年考古所安阳队在小屯南地的新发现的八片卜甲，从卜辞出土的坑位和卜辞本身的特征进一步证明自组卜辞属武丁晚期。目前关于“自组”、“子组”、“午组”等卜辞分期的争论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绝大多数甲骨学者认为这几种文例、字体特殊的卜辞属于武丁时期。

　　《甲》、《乙》编内所收材料，有许多是同坑出土的甲骨，这些甲骨有不少原来是完整的，但是由于屡经迁运和其它原因破碎了许多。将这些破碎的甲骨，重新缀合复原是很重要的工作。1955 年郭若愚、曾毅公、李学勤所著《殷虚文字缀合》，就《甲》、《乙》编所著录的甲骨，缀合482 片。1957 年8 月张秉权著《殷虚文字丙编》（简称《丙编》）出版，这是由《乙编》及其编余的甲骨加以缀合重新传拓、编辑而成的，共分上、中、下三辑，每辑两册，共六册，共缀合复原甲骨632 版，后附考释。这些甲骨的缀合工作，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完整的史料。

在科学发掘工作中，一次重大的新收获是后，1973 年在安阳殷墟小屯南地出土的一大批甲骨。这是由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进行发掘的，共发现甲骨5041 片（缀合前数字），是后发现甲骨最多的一次。这批甲骨经考古研究所的研究、整理，编辑成《小屯南地甲骨》一书，1980 年10 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上册由前言、拓片、目录表、龟甲统计表、背文统计表组成，下册为释文。该书将1973 年发掘的有字甲骨，不论大小和字数多寡，一概收入，按灰坑（H ）、房基址（F ）、墓葬（M ）、探方（T ）顺序编辑，共收拓本45 片。此外，在附录中还收录1971 年冬在小屯西地出土的卜骨，以及1975 年至1977 年在小屯村一带零星采集的甲骨23 片，总计4612 片。本书所收甲骨（除零星采集者外），都具有完备明确的出土记录，因此其科学价值甚高。《甲》、《乙》编虽都属科学发掘，但有关坑位的记录目前尚未完全公布，不如此书完善。1977 年，陕西岐山县凤雏村周原甲组建筑遗址西厢房第二号房间Hll 号窖穴发现了周人卜骨一万七千余片。这是继山西洪洞坊堆村、陕西长安津西、北京昌平白浮之后，第四个周人甲骨卜辞的出土地。这是目前在殷墟以外发现的数量最多、内容最重要的一批甲骨文材料。经初步整理，清理出有字甲骨一百九十多片，总字数六百余字，内容涉及到周人早期的祭祀、田猎、征伐等活动。周，原来为商的封国，这批周人早期的甲骨文材料，对研究灭商前的商周关系，有重要参考价值。

第四节《甲骨文合集》

　　自从甲骨文被发现以来，随着甲骨文资料的日益丰富，关于甲骨学和商殷史的研究也不断深入。从文字的考释、卜辞的通读、分期的整理，到对社会历史研究的全面展开，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前五十年内，就有论著约九百种，建国以来的三十年中，取得了更为可喜的成就。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广大研究者充分利用甲骨文和地下发掘的其他原始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和民族学资料来考察商代社会，研究工作空前活跃，成果累累。单只国内的著作，就有近四百种，如果加上国外已发表的著作和尚未发表的学位论文等，就有近千种了。这些丰硕的成果，使殷商这个长期在人们心目中处于朦胧浑沌状态的奴隶王朝，逐渐揭开了帷幕，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兴趣。

　　为了适应研究的需要，将过去极度分散的甲骨文史料尽可能集中起来，进行一番彻底的整理，为广大研究者提供一部材料完备、体例精善的大型甲骨文资料汇编，是非常必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从1960 年起，正式开始了编辑《甲骨文合集》（简称《合集》 ）的工作，由郭沫若任《合集》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历时二十载，至今已完成图版部分，图版之后还将有释文、索引、附录。此书由中华书局出版，采用坷锣版精印，从1979 年10 月起陆续出书，至今已出第八册。

　　《合集》与以往的诸种著录书相比较，有如下显著特点：首先，《合集》比以往任何一种甲骨文著录书的材料都要齐备。除后在小屯发掘的甲骨之外，它包括全部的国内外的已著录的传世甲骨、前研究院科学发掘的甲骨，和尽可能收集到的、过去未刊布过的甲骨和拓本。它可称是甲骨文资料的总汇。原来分散在国内外的甲骨和拓本，还有不少至今未见著录者，就国内保存的甲骨文实物来讲，甚至早期收藏家的甲骨也还有未著录的。另外在国内各单位收藏的甲骨拓本还有一百九十六种，共计十四万零三百多片，其中也有不少未见著录。《合集》不但集中了中外书刊中著录的甲骨文，并拓印全国各文博单位、图书馆、高等院校等有关单位和私人收藏的甲骨实物，翻拍各单位和私人藏家的甲骨拓本、照片、摹本，再加上征集到的有关资料总计不下二、三十万片之多。除安阳新出土的甲骨外，国内所藏已著和未著录的甲骨，几乎是网罗无遗了。所收集到的新材料，如徐宗元的《尊六室所藏甲骨文字》，过去未曾发表，原骨现藏历史所，内中就有不少史料，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全面收集材料的基础上，《合集》选用在历史学、文字学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的41 ， 956 片。《合集今所收，再加上《小屯南地甲骨》的新出土材料，甲骨文原始材料大体齐备，无需他求了。

　　第二，《合集》采用分期分类的编辑体例，将所收入的甲骨材料先分期，各期之下再按内容分类。

　　如前所述，甲骨文是盘庚迁殷至纷灭亡二百七十三年之间的殷主室遗物。在此期间，社会有所发展，人事不断变迁。如果将这上下近三百年的甲骨文资料，屏杂错乱，混为一谈，其研究的结果，势必与事实相去甚远。因此，将每块甲骨上所记的事实，确定其原有的时代，是甲骨作为史料运用的必要前提。只有使用经过分期的材料，才能有效地去探索殷代社会发展的程序和文化的演进。

　　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指出因父甲、父庚、父辛的称谓而定为“武丁所卜”，因兄己、兄庚的称谓而定为“祖甲时所卜”，已引出以称谓定时代的端绪。董作宾在1932 年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将甲骨文划分为五个时期，更为甲骨文的全面分期断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断代例》发表以后，影响很大，但在甲骨文的著录书中很少采用。自1933 至1945 年之前，共出版二十六种重要的著录书，无一采用分期编排。自1945 年胡厚宣编著的《甲骨六录》及其以后的《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甲骨续存》等书，都是采用分期分类的编排方法，极便读者检阅。又因为第三、四期，即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期，有一部分甲骨不易划分，因而采用了将三、四期合并为一期的“四期分法”。后来陈梦家又提出将甲骨划分为早、中、晚三期和七世九王的分法，但在实际应用中常遇困难。

　　《合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甲骨文分为：

　　第一期包括武丁及其以前（即盘庚、小辛、小乙时期）。将所谓“自组”、“子组”、“午组”卜辞附在武丁期之后，称为“附一期”。

　　第二期包括祖庚、祖甲时期。

　　第三期包括虞辛、康丁时期。

　　第四期包括武乙、文丁时期。

　　第五期包括帝乙、帝辛时期。

　　过去的甲骨文著录书，在材料的编排上，常常是根据甲骨卜辞的不同内容，划分为几类。如王襄的《簠室殷契征文》( 1925 年），将内容分为十二类；郭沫若的《卜辞通纂》（1933 年），将内容分为八类，胡厚宣的《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等书，在分期的基础上，将内容分为二十四类。这些分类比早期著录书的混同编排，前进了一大步，但是作为史料来用，仍有许多不便之处。《合集》吸收前人研究的成果，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按商代社会历史的内容进行分类：

　　一、阶级和国家：

　　1 ．奴隶和平民；

　　2 ．奴隶主贵族，

　　3 ．官吏；

　　4 ，、刑罚、监狱，

　　5 ．战争；

　　6 ．方域；

　　7 ．贡纳。

　　二、社会生产：

　　8 ．农业，

　　9 ．渔猎、畜牧，

　　10 ．手工业；

　　11 ．商业、交通。

　　三、思想文化：

　　12 ．天文、历法，

　　13 ．气象，

　　14 ．建筑，

　　15 ．疾病；

　　16 ．生育；

　　17 ．鬼神崇拜，

　　18 ．祭祀；

　　19 ．吉凶梦幻。

　　四、其他。

　　对于一版上有一条以上的卜辞、包括多项内容的，仅选其中一条进行分类，其它内容将另编索引，以备查考。

　　第三，《合集》将大量的甲骨文材料进行过审慎的去芜取菁的遴选和整理，除分期分类外，包括去伪、去重、拼合、换片等。

　　甲骨文的作伪，和甲骨文的发现几乎是同时产生的。由于甲骨的昂贵，甚至以字计银，引起了古董商人造伪的兴趣。他们以伪刻欺骗买主，象处于甲骨文发现早期的美国人方法敛、英国人库寿龄、柏尔根等，都收购了不少伪品。其中以方法敛所摹《库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辞》伪片最多，诸家对伪片的鉴定有些不同意见，特别是对其中所谓“家谱刻辞”的真伪问题争论最多。加拿大人明义士，早期收购的大片也多是伪品，其中有些以新牛骨仿刻的甲骨，时过不久便腐臭难闻。为避免上当，后来他专买小片，并悉心研究，终成为辨伪的能手。早期的著录书，常混入伪片。初期作伪技法拙劣，后来，象专以仿造古董为业的兰葆光，是制伪的能手。他的作品不仅刀法娴熟，而且是在殷墟出土的无字卜骨上仿刻，骨料是旧的，文字是新的，弄虚作假，鱼目混珠。但是作伪者不认识甲骨文，常加刻几个自造的怪字，甚至将字刻倒，另外他们更不懂甲骨文例，因而总要露出破绽，难以乱真。《合集》将全部伪片，予以剔除；对于在一片上真伪参半的甲骨，仍然收录，在释文中加以说明。

已出版的甲骨文著录书，各书之间难免重出互见。一种书之内，也往往有自相重复的情况。去重，是一件相当繁琐艰巨的工作，甲骨片碎小，字体纤细，再加上有的编者将拓片加以剪裁，片形不一，校对重片十分困难。在去重方面，前人也积累了不少成果，如曾毅公的《殷虚书契续编校记》就是校对罗振玉的　　《殷虚书契续编》中的重片。后来，胡厚宣又有所补充，作《读曾毅公君<殷虚书契续编校记>》。《续编》一书收录甲骨2016 片，与他书相重复的就有11 片，不重的仅375 片。由此一例，可见去重工作的繁重。《合集》在去重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七十种著录书之间，以及书和拓本之间互校，找出重片达一万四千多片次，剔除重复达六千多片。

　　甲骨质脆，在出土、流传过程中破碎很多。断片残骨，使卜辞不能卒读。将破碎的甲骨拼合复原，是整理工作中重要的一环，其重要性不亚于发表新材料。1939 年出版的《甲骨叕（灼）存》，以十六种书拼合碎片成七十五版，是第一部著录甲骨文拼合成果的书。郭若愚、曾毅公、李学勤共同编著的《殷虚文字缀合》，拼合《甲》、《乙》编断片，共成482 版。屈万里的《甲编考释》书后，著录《甲编》新缀合的甲骨221 版，补遗10 版，史语所张秉权作《殷虚文字丙编》，将《乙》编中的碎片缀合复原632 版。1975 年出版的严一萍的《甲骨缀合新编》对各家拼合续有所补。《合集》在以上基础上，以三十余种书中的二千多个碎片，缀合成为一千六百余版，大大超过了以前拼合的成绩，为商史的研究提供了一批更为完整的新史料。

　　甲骨文的著录书大部是拓本，也有一部分摹本。由于摹写容易失误，不如拓本真切，所以在《合集》中尽可能采用墨本。如明义士的《殷虚卜辞》共2369 片，原骨现藏南京博物院，已重新墨拓收入《合集》。胡厚宣所著《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其中的《明义士旧藏》部分，其原拓本全见于1972 年发表的《殷虚卜辞后编》，此书拓本被全部采用。《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原骨多藏清华大学，亦经重新墨拓。《甲骨卜辞七集》，由美国人方法敛摹，白瑞华校，1938 年在纽约出版。此书收录甲骨527 片，由七种不同来源的甲骨组成，其中第六部分是《孙氏所藏甲骨文字》，间有摹错，学者怀疑是伪片。《孙氏所藏甲骨文字》共计三十一片，其中有十四片已找到原骨，从甲骨实物来看无一伪片，而且内容很重要，有关于田猎、地理、人名、祭祀和人祭等多项内容，这十四片甲骨的墨本也全部收入《合集》。

　　此外，过去的著录书还存在许多其它的缺点，印刷不良、字迹不清的如《铁云藏龟》、《戩寿堂所藏殷虚文字》等，《合集》尽量换以清晰的拓片。有的书将完整的拓片剪割，以适分类，以《簠室殷契征文》最为典型。《合集》则采用王襄旧藏《簠室殷契拓本》，将剪碎的拓片还其本来面目。还有的书将甲骨的正、反、臼分开排列，或缺正、缺反、缺臼。以《殷虚书契》为例，此书在传世甲骨的著录书中，其选材、编排、印制等方面都是比较精良的一部，但仍存在若干缺点，如自重13 片、有的墨拓不全、拓片剪割、有的缺正、缺反或缺臼、有的原为一骨之折而分为二处等。《合集》剔除《前编》中的重片，并以山东博物馆、北京图书馆、旅顺博物馆、吉林博物馆、吉林大学、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地藏骨，重新墨拓，共换新拓353 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