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安全与粮食安全

    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的特大洪水，是本世纪继1931年和1954年后，长江发生的第三次相似规模的流域性大洪水。这场洪水是天灾；但是，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恶化对加重灾情起了帮凶的作用；而人类活动在其中则扮演了双重的角色，既有挤占河湖、毁林开荒，加剧水患的一面，也有兴修水利、抢险救灾，抑制水患的一面。

    今年，长江中上游（包括鄱阳湖水系与洞庭湖水系）地区大范围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5成以上，江西、湖南、湖北部分地区偏多1倍以上。降雨范围之广、强度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形成洪峰之多，是1954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由于长时间高水位洪水浸泡，千里长堤险象环生，加大了严防死守的风险，全国人民为之忧心忡忡。防洪标准较低的支流，洪水泛滥，江洲民垸大量溃决，共有5600km2土地受淹，数百万人家园毁于一旦，数千群众和抗洪军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同时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人口、资产密度的提高，以及交通、电力、通讯、商贸、金融等网络结构的扩展，水灾损失急剧增长、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了受灾的区域。整个夏季，中华大地上，数亿人口不能保持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秩序。

    据估计，今年长江流域中、上游超额洪水的水量约为1954年特大洪水的一半；但是，今年淹没面积不到1954年的1/5左右，因溃堤而分滞的洪水水量不到1954年的1/10。如果说，1954年是以溃堤、分洪淹没30000km2土地为代价，换得保卫荆江大堤和武汉市的抗洪胜利的话，那么，1998年则是依靠多年兴修的水库、加固的堤防、建立的洪水监测预报系统与百万军民的严防死守，最大限度利用了河湖水面来调蓄、输送超额洪水，尽力减少了淹没的范围，也避免了分洪的损失和后患。

    长江的防洪能力是按1954年实际洪水设防的。今年干流在洪峰流量被有效控制的前提下，水位连创新高，引起举国上下的震动。就长江流域而言，与1954年相比，生态环境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森林面积锐减，水土流失加剧、河湖淤塞挤占、分蓄洪区启用困难，无疑对今年加重水灾的影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水之后，群情激奋，全社会水患意识、环保意识极大加强，治山治水呼声空前高涨。迅速出台32字方针，在治邦的大业中，前所未有地加大了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力度。

    洪水与水土流失都是恒古就有的自然现象，但是洪灾损失急剧上升与水土流失面积急速扩张，则是近代人口增长、粮食需求加大和流域中大规模开发活动的产物。今年灾情最重、严防死守压力最大的地区，历史上大多都是起天然调蓄洪水作用的湖区与河滩地。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来说，洪水高风险区的开发利用，有缓解人口与粮食需求压力的积极作用。这些地区的发展，在我国经济结构中，已经占有了重要的地位。如湖南的洞庭湖区，受堤防保护的面积有1.02万km2,人口1008万（其中蓄洪区与一般圩垸有270万人）,工农业生产总值约占湖南全省的1/3。这就必然提出了如何提高其安全保障标准的问题。从长远看，如何为21世纪16亿人口创造有安全保障的国土环境，如何削弱重大水旱灾害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威胁，是值得深刻研讨的问题。中国的发展，要冒一定的风险是必然的，关键是处理好开发、保护与治理之间的适度关系，坚决制止恶性的循环。只开发不治理，或只治理不开发，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0604小游戏 http://www.0604.cn

2、长江不可能变成第二条黄河，但是问题更为严峻

    9洪水期间，从新闻传媒中经常听到这样的告戒，长江正在变成第二条黄河。长江流域的森林覆盖率，唐宋以前约为60%以上，到20世纪80年代已降到20%以下。全流域水土流失面积从新中国成立后的36万km2增加到57.3万km2。然而，事实上，长江不可能成为第二条黄河，但是问题更为严峻。

    黄河流经中游的黄土高原之后，含沙量才陡然增加，河水平均含沙量约为35kg/m3，一般支流达300～500kg/m3。平均每年10多亿吨的输沙量，相对43万km2的水土流失区而言，平均一年不到2mm深，相对数百米厚的黄土层，可说微乎其微。但是长江则不同。长江中下游泥沙主要来自上游，宜昌站悬移质泥沙多年平均年输沙量为5.3亿吨, 含沙量为1.20kg/m3, 水沙关系较为稳定, 有观测资料以来, 至今没有发现明显的增减趋势，见表一。

表1 宜昌站、寸滩站流量、含沙量变化

时期

引自: 韩其为, 长江中游1998年洪水位超过历史最高值原因分析, 1998年

    但是, 随着人口的增加, 长江上游海拔高程在500～2000m之间的第二阶梯, 如秦巴山地、四川盆地和鄂黔山地, 已经成为人类活动频繁的区域。长江流域中度以上流失面积35万km2, 四川省占70%。其中人口密度达到400～500人/km2的嘉陵江、沱江地区, 水土流失面积占土地面积达到50～60%。这类地区土层瘠薄，一般只有数厘米至数十厘米, 一旦水土流失, 就将导致土地“石化”的恶果。

    因此, 强调长江不可能变成第二条黄河, 是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的土可以流失; 但是问题更为严峻, 因为无加保护、治理措施的开发活动, 使得群众连基本的生产和生存的条件都可能彻底丧失。

    山地一旦石化, 再要恢复原来的植被状态, 将是十分困难的事情。日本琵琶湖边有一座著名的石山, 历史上曾经是古树参天。后来皇宫从奈良迁到京都, 大兴土木, 山上树木砍伐一空, 水土流失后, 留下光秃秃的石山。明治维新之后, 决定恢复该山旧貌, 设立了专职的治山机构，将光石坡开凿成阶梯状，铺上稻草，压上上层阶梯开凿的碎石，人为促进岩石的风化。整个京都地区的中小学生,　毕业时都要求去那座山上，在石台阶上凿坑、灌土、种上一棵树, 挂上有个人姓名的牌子, 这一活动已持续了百余年, 至今未能全部恢复，已治理区与未治理区形成极大的反差。

    因此, 长江上游水土保持问题, 实在是关系国土安全的大事情。1988年批准把长江上游列为国家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区, “八五”期间, 上游重点区完成4.5万km2, 平均每年治理0.9万km2， “九五”期间, 计划治理7.3万km2 。水利部近期已编制了《全国水土保持建设规划》，明确了长江中上游水土流失治理的总体目标。可以说，长江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的治理问题，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

    总指出：大江大河中上游地区的水土保持和流域治理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的根本措施，必须高度重视，做好规划，坚持不懈，长期奋斗。长江上游必须加强水土保持工作, 是毫无争议的。但是, 如何治理、如何把握开发与治理的适度关系，则需要认真研讨。

    长江流域中上游水土流失的成因主要在三个方面：? 陡坡开荒。长江中上游现有坡耕地１.5亿亩, 占耕地总面积的42.8%, 坡耕地的土壤流失量, 占该地区土壤流失总量的60%;  森林过伐。据报道, 每年因森林过度砍伐导致林地疏化、荒地化而新增加的土壤流失量已占到该地区土壤流失总量的8%～12%;? 公路、铁路、矿山等建设项目。每年因此而造成的水土流失面积约1200km2, 由此流失土壤1.2亿吨, 占该地区土壤流失总量的8%。可见,解决当地群众吃饭问题的陡坡开荒,占据矛盾的主导方面; 而森林过伐与开发建设的影响也达到了不可忽视的量级.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

    (1) 长江中上游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要害是加大水土保持的力度。水土保持对于长江中上游山地群众来说, 是保护他们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为了减轻中下游平原地区的防洪负担, 需要中上游山区群众作出牺牲, 要（也就是全国人民）承担全部代价，这种提法有片面性，对与地方干部群众都可能产生误导。

    (2) 封山植树、退耕还林, 是保护长江上游生态环境的重要措施, 但是并不能等同于水土保持工作。要达到水土保持的目的，需要全面制定综合性的措施。

    (3) 水土流失的治理要符合经济规律。水土保持不顾当地群众的当前利益，不与治穷致富、振兴山区经济的前景相结合，单靠行政命令规定减沙拦泥的数量与退耕还林的速度，结果必然事倍功半，过去已有这方面的沉重教训。

    (4) 我国的水土保持工作者长期以来已经创造出了许多因地制宜，将治理、开发、利用相结合的好经验，值得认真总结推广。

    (5) 抓好基本农田建设，解决粮食问题，是推行水土保持的重要环节。基本农田的单产一般为坡耕地的3倍，建好1亩基本农田，可退3亩坡耕地。解决好群众当前的温饱问题，是变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的关键。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良田还在快速减少。

     (6) 对于森林过伐与开发建设加重水土流失的问题, 关键是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知法犯法的问题。法制不是口号，而是一种社会运作机制。不建立起健康的社会运作机制，法律不过是一纸条文。

3、当各行各业都为商品过剩担忧的时候，却发现我们缺少的是安全

    9洪水，暴露出一个极大的问题，即我们的国土是否安全。国土安全不仅指国民赖以繁衍生息的国土资源是否安全，而且也指国土环境对其国民的生命财产是否构成毁灭性的威胁。国土安全度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 体现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技术实力、管理水平和法制程度。

    国土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外敌入侵，烧杀掳掠；二是内乱爆发，生灵涂炭；三是大规模的自然灾害。

    1998年的大洪水，造成数以百万计的群众无家可归，造成数以千亿计的资产损失，造成了数以万计的人员伤亡。从到地方，正常的工作和生产秩序全被打乱。在持续数月的时间里，党和的领导们多次从百忙的工作中脱身出来，亲临南北两大抗洪前线指导抗洪斗争；数十万、和数百万沿江群众，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抗洪的长城；全国人民心系灾区，全力支援，同时也担心受怕。可以说，98抗洪的规模与影响，已经相当于一场人民战争, 或者说, 这就是一场和平时期的战争。

    9洪水的严峻局势启示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洪水风险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受灾区域本身。我国特有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决定了特大洪水总会再来。因此，时刻不要忘记，在洪水高风险中谋生存、求发展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在巨大的人口与粮食需求的压力之下，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约束之下, 我国不可能完全放弃洪水高风险区的开发和利用。过去由于投入不足，欠帐太多，某些地区水利建设新增的防洪能力，甚至难以抵消自然环境演变以及人类活动的不利影响。

    日本就其国土环境而言，也是自然灾害风险很大的国家。在占其国土总面积10%的受洪水威胁的区域中，集中了全国50%的人口和70%的资产。这一组数据与我国几乎完全一致，而其人口密度更是我国的两倍。日本人对于洪泛区土地，也是寸土必争、寸土必保。为了在脆弱的生态环境下给国民创造安全的生存与发展的条件，日本设立了国土保全事业，包括“治山事业、治水事业、砂防事业（水土保持）、海岸事业、急倾斜地崩坏对策事业（滑坡与崩崖）、下水道事业、农地防灾事业、地盘沉下对策事业”等，实施国家长期有计划按比例推进的方针。从60年代以来，国土保全事业投资每年占国家一般公共事业投资预算的比例一直保持在20～25%之间，其中治水事业费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比例在60%左右。日本是以高投入为其国民创造出了相对安全的国土环境。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实力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人民群众基本生活的物质需求已经有了保障，对安全的需求正在大大提高。国家已经有足够的实力来加大基本建设的投资，而且也只有加大基本建设的投资，才能够进一步拉动经济的发展。但是基本建设的投入比例需要重新评价。从表2中可以看出,我国水利的投入明显不足。当我们担心电卖不出去、路没有车跑、电话没人装、新楼没人买的时候, 却发现我们缺少的是安全。

表2 1991年～1997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情况

引自:中国水利报1998年9月12日第二版

    这一状况充分说明，我们必须将治山治水提高到国土安全建设的高度来认识，象重视国防建设一样来重视国土安全建设，为我国21世纪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国土安全条件。

    这里特别需要强调两点：? 国土安全建设事业是综合性的事业，不是哪一个部门的事业，是需要协调各部门力量来办好的事业； 国土安全建设事业，是长期而艰巨的事业，决非一锤子买卖可以砸成。如果缺乏深入的研究和统筹的规划，今后又无法保障投入的持续，再强硬的行政手段也难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标。因此，以立法形式建立稳定的投入机制，在事关国土安全的各项事业中，确定合理的投入比例，对于将国土安全建设引向正轨，致关重要。否则，规划一个赛一个宏伟，目的无非是为了向多要点钱。如果规划本身的科学性都没有保证，还如何保障它的实施效果呢？

4、全方位加强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

    1998年，我国长江、嫩江和松花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数百万军民严防死守，取得了抗洪斗争的伟大胜利。但是由于支流堤防与江洲民垸的溃决，仍有数千平方公里农业地区被洪水吞没，数百万农民田园尽毁，灾后面临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沉重负担。受江河长时间高水位顶托的影响，部分农田涝灾也相当严重。由于大量劳力上堤，人心不定，无力顾及田间管理，沿江未受淹地区农业也受到不同程度影响。虽然据有关部门估计，今年水灾对粮食总产量影响不大，全局看可以丰欠相补，但实际的后果，恐怕要待若干年之后，才能真正体现出来。这种中期的影响甚至可能大于短期的影响，理由如下：

    (1) 过去50年中，在人口增长的巨大压力下, 我们做到了粮食增长的速度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人均拥有粮食由饥饿线上挣扎的250kg上升到了满足温饱的400kg。但是，当我们庆幸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了20%的人口时， 并未说明其中也有与水争地、与山争地的贡献。

    (2) 9水之后，纷纷谴责围湖造田、毁林开荒，“退田还湖”、“退耕还林”已成大势所趋；加上城镇扩张、公路铁路基本建设等必然继续侵占大量良田。因此，9洪水之后的若干年间, 耕地面积减少的速度将呈加快的趋势。

    (3) 以9洪水为契机，我国农村城镇化的速度将加快。长期以来形成的以自然村为特征的平衡态将受到更猛烈的冲击。短期内要占用大量的劳力和投资，在外来资金的支撑下，农民对农业收获的依赖性下降等, 对当地农业生产近期内可能带来不利的影响。

    (4) 我国长江、黄河、海河、淮河4条江河共有主要蓄滞洪区98处，总滞洪面积3.45万平方公里。区内有耕地2944万亩, 相当于一个浙江省, 比福建省的耕地还多1100万亩，区内生活着2000万农民。该类区域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粮食与经济作物产区。今后仍然存在承担分蓄大江大河超标准洪水的巨大风险，但是缺乏必要的安全保障设施与损失补偿措施。如果因为98抗洪的胜利, 而忽视分蓄洪区的安全建设, 则是短视的行为。 

    从历史经验来看，我国人均粮食如果低于250kg，将有大量人口饥饿死亡；在250～300kg之间，需要勒紧裤带过日子；在300～350kg之间，刚够解决温饱问题；在350～400kg之间，也只是略微宽松一点的温饱状况。

    今后在16亿人口的情况下，如果人均拥有粮食要维持在400kg的水平上，则粮食产量必须稳定地增长到6.4亿吨; 如果在目前产量上徘徊不前, 则人均拥有粮食将降低到300kg, 这种情况下, 即使洪涝灾害仅造成5%的农业损失, 我们也将重新陷入饥饿的状态。因此，在21世纪16亿人口高峰到来时，如果遭遇历史上曾出现过的连续特大洪涝灾害，将会造成何种后果，社会能否承受其冲击，都是应当及早研究并有所防范的重大社会问题。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关系到未来国民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到下个世纪，随着16亿人口高峰的到来，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人口压力进一步增大、良田面积进一步被挤占，都是必然的趋势，社会安定对粮食安全保障的要求必将进一步提高。如何保持粮食的持续增长并有效限定粮食产量波动的幅度, 将是我国面临的巨大难题。同时, 洪涝灾害造成的人畜伤亡、房屋破坏与资产损失等也是农村发展的重大障碍。全方位加强我国农业地区防洪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 对于在21世纪中16亿人口的情况下，确保粮食的稳产高产、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

    水利历来是农业发展的命脉。我国粮食产量能从50年代初的1.2亿吨增长到4.8亿吨, 人均粮食从250公斤增加到350公斤以上，除了社会制度与技术手段的进步之外, 水利建设的发展对改变农业生产“靠天吃饭”的现象发挥了巨大的保障作用。但是，今天，传统的提高农村防洪除涝能力的手段已经面临挑战。

    我国农村防洪除涝能力的现状，既是我国人民世代不懈在洪涝风险中求生存求发展的结果，又受到现代大规模开发建设与环境演变的影响。在下一世纪，我国农村面临的洪水风险将呈增长态势。? 在我国城市化的高速进程中，随着城市面积的扩张与防洪排涝能力的增强，洪涝风险将向周边农村转移； 随着农村乡镇城市化发展和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同等洪涝情况下，损失将增长；? 生态环境向不利方向变化，如大规模开发建设中水土流失加剧, 河湖淤塞, 或河道干涸萎缩，行洪蓄洪能力下降等，必将导致洪涝发生几率与危害性的增长；ˉ 进一步通过加高堤防、增设泵站来提高农村防洪排涝标准与现代治水中要求确保流域固有的蓄滞洪功能、减缓河道洪峰流量与水位不断增长的趋向已经构成了矛盾。上述矛盾的积累与激化表明，今后我国农业的发展，无论是扩大耕地面积，还是提高粮食单产，都面临洪涝灾害风险持续增长的威胁；同时，传统有效的一些减灾手段已经显露出难以为继的局限性。在下一世纪中，在人口、粮食增长再上新台阶与洪涝灾害风险增长的双重压力下，如何为农业的高产稳产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其必须的、更为有效而可靠的防洪安全保障体系是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

    国外在农村防洪减灾体系建设方面，目前主要的趋向是：? 建立与流域防洪规划总体目标协调一致的防洪除涝工程体系，适当提高防洪除涝标准； 建立洪涝灾害监测、预报、预警系统；? 加强防洪除涝工程体系的建设、管理和优化调度，在不增加流域整体防洪负担的前提下，使其能够发挥最佳效益；ˉ 全面加强洪水风险管理，综合应用法律、行政、经济手段提高农业系统承受自然灾害的能力、抑制人为加重灾害风险的趋向；° 建立灾害应急管理，减轻灾害损失，增强恢复重建的能力；± 从生态环境的改善、作物种植结构调整与作物耐涝性的提高等方面，增强对洪涝的适应能力。

    因此，从我国农村现实条件出发，为了维持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粮食因灾减产的幅度被控制在可承受的幅度之内，全面加强农村防洪除涝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十分重要。一方面要适当提高农村防洪排涝标准，另一方面改善传统的治理技术与管理模式，将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防灾措施与减灾措施紧密结合起来。例如，合理规划布局农村防洪除涝工程体系，建立洪涝灾害监测和洪水预警、预报系统；建立防洪除涝工程系统优化调度的决策支持系统；以及圩区分蓄洪区的综合开发和可持续发展模式等。遥感等空间技术以及水情自动监控技术等的发展，在现代化的农村防洪除涝安全保障系统的建设中，将会产生巨大的作用。通过加强非工程措施，充分发挥工程效益，必将显著提高农村防洪除涝系统的抗灾能力与农村自身承受灾害风险的能力。

5、结语

    治山治水治湖，是伴随着社会发展的永恒的事业，不存在“根治”与“一劳永逸”的可能性。就大山大江大湖的治理而言，即使是阶段性的目标，也需要几代人付出不懈的努力。因此，我们特别需要强调：

    (1) 认真区分大灾之后对灾区的应急措施与治山治水长远措施的差异;

    (2) 对国土环境的演变规律有客观清醒的认识，将保障国土安全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

    (3) 认真处理好开发与治理的关系，为了生存与发展，全方位建设好国土安全保障体系；

    (4) 认真制定好长远的治理规划，因地制宜提出可行的措施,不要搞一刀切；

    (5) 切实加强科学技术的研究，保证科技的投入，以保证开发与治理规划的合理性；

    (6) 大力加强法制的建设。大灾之后必有大治的重大举措, 特别是涉及全局性、长远性的举措, 有必要交全国讨论, 将行政措施法规化, 以保证治理规划能够持续稳步推进，不会因人而立，因人而废。

    (7) 警惕农业发展的中、长期的不利因素, 以风险管理为主线, 全面加强现代化防洪除涝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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