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结稿)

              —从历史沿革中看女性文学

内容摘要：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长河走过了几千年的历程，而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则是构成这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的总要组成部分。在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即可见到许多女子的经典之作。但在我国古代受封建社会里以男权思想为主导的社会形势的影响，女性作家的创作总体上呈现出来的被忽视、遭冷遇的境地导致她们和他们一开始就不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所以女性作家的文学成就也就难与男性作家相比并了。虽然女性创作也曾在那漫长的文学历史长河里绽放过零星的光彩，但却一直被困于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文化的夹缝之中丝毫动弹不得，并延续于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直到1919年，在波澜壮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里，具有女性主体意识的女性文学才第一次在中国文坛上“揭竿而起”，一大批有才华的进步知识女性在挣脱以男权思想为主导的夹缝以后得以脱颖而出，使女性文学在创作实践上取得了伟大成就，中国女性文学的身影也在漫长的文学历史长河里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光彩。从此，中国女性文学便开始和着时代的大潮，在历史的不断前进中变换着自己的面孔。

关键词：女性文学、历史沿革、夹缝、成长

(一)

倘若我们把眼光深入到整个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去探寻中国早期古典文学里女性文学的发展踪迹，从中我们会发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文明从其产生开始似乎便是以女性退出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舞台为代价的。这种早期社会文明的形成无疑是凌驾于女性的社会地位之上的。诚如徐坤对人类封建社会里女性命运的真实写照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在历史上所能够见到的，所谓人性的表达，全是由男权文化一手操持的，‘人性’几乎就是由男权文化主掌之性。历史上的一切文化、哲学、政治、宗教、道德观念，一切文化经典，以至于关于女性的的修辞学无不出自男性的笔下”。①这样，在整个封建社会里，中国的女性文学就和中国女性的命运一样，像一颗被人牢牢掌握了命运的种子，被“合情合理”似的抛入了以男权思想为主导的夹缝之中。

回溯历史，在人类进入真正的农耕社会以前，妇女们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是强有力的。的确，在原始的母系氏族时期，妇女也曾主宰过人类社会并曾有过漫长的光辉历史。中国神话传说里的女娲印象可以说正是人类妇女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代的印证。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男子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力不断加强并逐渐代替了妇女在社会生产生活动等各个方面中的作用。最终，人类逐渐脱离了母系氏族社会开始进入漫长的父系社会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母权中心为主的神圣地位只能无奈的直面惨淡的现实，发生了从“第一性”到“第二性”的角色转变。漫长的母权岁月从此消弥在了历史长河的洪流当中。于是，从母系社会时期的主导地位到封建社会时期以男权为中心的从属地位，女性地位的重大变迁让人类社会文化发展中的平等关系在相当时间下的历史背景里一去不复返了。男权优势也开始了他在整个封建岁月里左右历史的步伐。从此，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历史上形成了两条不同流势的文化长河，“女性”这个在封建社会里一直被灌输于人们脑海中的弱势群体，每向前行进一步，文化铸就的铁笼都让她们显得有些履步维艰。文学不是政治，但从文学和政治长期以来的社会历史渊源来看，许多时候文学又离不开政治，反而深受其影响。从历代文学与政治的微妙关系，就不难发现政治深深地影响着文学，尤其是女性文学的发展与前进。

从先秦到清末，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可能并没有人把“女性创作”称为女性文学，但历史不可能会被磨灭，因为事实已经成为事实。文学作为人类思想表达的工具却不会因为政治上对性别的压迫而致其断流。同样，女性文学作为女性心灵表达的窗口不但没有断流反而在她们曾经挣扎过的浩瀚的文学海洋里焕发出了她们难得的璀璨光彩。象征着女性文学的那条漫长的历史长河顽强的穿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并一直延续到了当下。早期女性作家在她们笔下对自己的命运和历史的吟唱所留下的印迹我们也都能够在属于女性的那条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找到她们的存在。比如《诗经》里就记载了许多女子的作品，还有西汉的卓文君、班婕妤、，东汉的班昭、蔡琰，魏晋时期的左芬、谢道韫，唐朝的薛涛、鱼玄机，宋朝的李清照、朱淑真、，元朝的管道升、郑允端，明朝的朱仲娴、端淑卿、徐媛、王微、商景兰，清朝的徐灿、、陈端升、吴藻、丘心如、、秋谨、徐自华等女性作家。这些不同历史背景下的女性作家，都是散落在中国广袤文化时空里的文学之星。

即使如此，受中国几千年极其完备的宗法制度中“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伦理规范的影响，严重扭曲了中国男女的正常关系，并强化了男尊女卑的价值观念。这大大了封建社会下的女性群体在文学领域里的发展空间。“男性的中心地位使‘她们’成为女性的代名词，‘她们’不仅使女性处于一种缺席的状态，也使女性处于沉默状态特别是在文化生活中她们没有发言权”。 ②导致很多的古代女性作家在创作实践中几乎都丧失了自我，而缺乏一种能够凸显自我的女性主体意识。即便有也仅仅局限于似乎符和古代女子“特色”的“闺格化”的、“自画像”式的自我心灵的倾诉之上。从而导致这些具有不同气质的女性作家能够像李清照、蔡琰那样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一定影响，并占有一席之地的可谓凤毛麟角。中国女性文学在封建社会极大的政治环境的强势压抑之下，虽然时常有欲挣脱夹缝争取新生的反抗之举，但仍不得不以一种沉默的方式处于一种暗无天日的夹缝里。

（二）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文学诞生与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当中，这早已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中国封建制度面临极度崩溃之时以及中国封建制度完全崩溃以后的20世纪初期，中国女性文学得以在压抑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的夹缝里挣脱，从长期的沉默状态里爆发出来。“在我国几千年漫长的历史中，‘二十世纪’总是一个极富性的、划时代的重要历史里程碑。它不仅在经济领域中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把中国社会的里程碑推向到工业文明的轨道。而且，在文化方面它也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让我过长期封闭的、深沉的文化心理接受到西方外来文化的全面洗礼与考验。”③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在长期处于一种受压迫，遭冷遇的沉默状态之后，之所以能够在这一时期从沉默之中爆发出来得以“重见天日”，固然是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因素的。

首先，长期的西方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深入发展，以及其中关于“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广泛传播，为占人口总数一半的妇女运动带来了希望的曙光。在社会现代化和人类逐步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妇女问题日益被视为衡量现代化实现的程度而得到重视和关注。正如马克思曾说的：“妇女的程度是衡量普遍的天然尺度”。④早在1791年法国女作家奥林珀·德·古日就发表了《妇女权利宣言》，“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维护妇女权力的宣言” ⑤。在之后的1792年，美国女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也发表了《女权辩护》一书。这些是西方女性关于女性意识新的觉醒标志。而就在这些思想运动的推动下，19世纪中叶伴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欧美各国的妇女运动也都蓬勃开展起来。到了20世纪初期，在西方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一些国家的妇女开始从家庭里走出来并参与到社会活动之中，已经成为了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男女平等的思想在欧美开始从抽象变得具体。许多妇女开始纷纷投入到争取自由权利和地位的斗争中去。并逐渐形成争取妇女的世界性潮流。而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受西方进步思想尤其是其中关于妇女思潮的影响，妇女问题也日益成为中国思想家们所关注的内容。

其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这个古老的封建社会在而的清王朝和国际帝国主义的掠夺之下走上了急剧崩溃的途径。但同时，在这个“欧风美雨”东渐的晚清时期，中国第一批女性先驱者在当时深重的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受到了西方女性启蒙思想的沐浴。比如秋瑾就是这些先驱者中较早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当时，女权意识不仅真正出现在了秋瑾的文字当中，并且还演化为了口号和行动。她兴办女学，创办《白话报》和《中国女报》，主张：“天地人生、阴阳平等、男女均权，进而以身许国、献身”。这不仅是对几千年来束缚和折磨女性灵魂与肉体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反抗，更唤起了当时女性群体趋向摆脱对于男性的依附并找到自我的“女性意识”。在她的诗文中这种“女性意识”也可随处觅见：“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身肝胆，因人常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满江红》）“浊酒不消忧国泪，救时应仗出人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还有她在《宝剑歌》和《宝刀歌》中更是以以恢弘的气概所抒发了女性所具有的英雄豪情。虽然我们所了解的秋瑾的主要贡献是她当时的活动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的影响，但她在行动和诗句中所反映出来的先进民主的时代精神和找到自我的女性意识却是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女性文学的奠基者。并深深影响到20世纪中国女性意识和女性文学的前进与发展。

另外，继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与封建顽固派关于妇女的论争和辛亥前后资产阶级派与保守派关于妇女权利和责任的论争之后，关于妇女的问题再次成为了“五四”前后人们讨论的焦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都是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运动所取得的历史成果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他们多曾留学西方，对西方文化固然有着较之他们前辈更为广泛也更深入的了解。”⑥这些倡导者们也几乎全都参加了关于妇女问题的讨论。在李达的《女子论》和茅盾的《的妇女和妇女的》都对妇女的问题做了深入的阐释。李大钊在《战后之妇女问题》一文中说：“我以为妇女问题的彻底解决办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和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他明确的将妇女与阶级压迫的时代问题联系在一起。而所有的这些讨论也都直接推动了近代中国关于妇女的运动。1915年陈独秀、李大钊分别在上海和北京创办的《新青年》杂志，1917年胡适发表的《文学改良诌议》中的“八事”和陈独秀在《文学论中》所提到的“三大主义”， 以及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实现的“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主义”都极大的推动了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女性文学的发展。

最后就“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而言，其核心是反对几千年中国封建伦理道德和由此而引发的文学。其主要内容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时代口号的带领下，‘五四’文学在创作理论，作品内容，创作方法及语言形势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主张。”⑦关于“人的文学”和“个性”的主题，在这次文学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涨。值得注意的是，觉醒者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不仅发现了“人”，更发现了“女人”.这种发现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命运，更使沉睡了几千年的中国“女性意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苏醒。从封建社会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中国人及中国文学从黑暗走向黎明的过程，更是一个从“人”的到“女人”的的过程。从此，中国的女性创作群体开始打破以往那种老是对于男性“附庸式”的依附关系。逐渐成长为一个具有女性独特生命力的激进群体，加入到了开垦中国文坛的崭新队伍当中。

（三）

20世纪初期是一个的时期，也是一个充满了怀疑和问题的时期。“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也都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期的烙印。她们之中有最早响应号召，以白话诗文从事创作的陈衡哲。陈衡哲的小说广泛取材于那个时代的民间生活，反映了“黎明运动”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主题。并注入了较多的对那个时代的理性的思考。接着，冰心带着她的“问题小说”踏上了文坛。在她的小说《两个家庭》里她提出了有关家庭幸福之途的问题；在《斯人独憔悴》里她提出了关于父与子冲突的问题；《去国》里她提出了人才弃置的问题；《庄鸿的姊姊》里更是提出了提出了女子在家庭中地位的问题。可以说，在冰心这一连串的问题小说里无不触及了有关妇女的问题和对封建黑暗家长制的强力鞭笞。同时代的还有一位与冰心齐名的女性作家—庐影。与冰心关于“爱”的哲学相反的是庐影的作品多沉浸于“哀”的哲学。像《海滨故人》、《或人的悲哀》、《丽后的日记》等小说都宣泄着对时代青年的悲哀。而在冯沅君的笔下，更多的则是对人格和婚恋自由的热烈讴歌。她的小说《隔绝》、《隔绝之后》等，其情调更是独树一帜。虽然，在她的一些作品里还表现了许多具有女性本我意识的羞涩，但她毕竟迈出了叛逆的步伐，有力的冲击了封建道德的传统礼教。凌淑华则站在中产阶级的立场上，在她的小说《花之寺》、《女人》里，我们看到了中产阶级和豪门大户们温饱殷实而微带忧愁的家庭生活。她的作品具有一种精细含蓄、透逸疏淡的独特风味。苏雪林称自己的作品是百分之百的女性。因为她的作品清隽洒脱、流畅自如，具有一种“幽深、娴静、温婉、细致、富有女性温柔的气质” ⑧像她的小说《绿天》、《棘心》等还都反映了关于女性的话题。另外，白薇的《琳丽》以及自传体小说《悲剧生涯》和长篇小说《与飞鸟》等都是那个时代女作家骨子里所透露出的女性意识和嫉恶如仇的反叛意识的代表之作。在当时，除了这些知名度比较高的女作家外还有其他的很多的知识女性都在开垦新文学这块荒地之时，留下了他们深深的足迹。像袁昌英、石评梅、玉微、静影、冷玲、屏焉、无我、沁兰等三十余位女性作家。她们的作品都常发表于当时有名的报刊杂志之上。比如《小说月报》、《小说世界》《雨丝》、《创造》、《文艺周刊》等。总之，“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女性作家群体中，在她们笔下所勾勒出的一篇篇经典美文中，我们都能清楚的发现她们作品里所反映出来的同一的时代主题即“反帝反封和争取妇女的”。虽然，这些女性作家们在创作起步和具体时间上可能不尽一致，女性作家在创作中也不完全成熟，甚至缺乏理论涵养，但却都打下了同一主题的时代烙印即女性作家们具有的‘人’的主体意识的存在。中国的女性文学在挣脱夹缝“重见天日”之后，所显示出来的昂扬生机，较之古代的女性作家笔下的传统文学更是呈现出了巨大的划时代的突破。

在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宗法社会里，妇女们长期生活在君权、神权、夫权压抑下的夹缝之中，她们不仅完全伤失了属于“人”的尊严和权利，在很大程度上也伤失了做为“人”的主体意识。反映到文学上便是古代女性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显得非常微弱。而那种少有的占封建文学主体的“闺格化”的、“自画像”似的“女性创作”也基本上都是作为男权思想的附庸而存在的。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反对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学，提倡新道德、新思想、新文学”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时代强音。这从根本上推翻了封建文学的传统地位。中国不仅得到了“人”的，更得到了“女人”的。女性作家们在她们的文学创作里，开始注重对封建思想压制、奴役妇女等罪恶的揭露。长期压抑在以封建男权思想为主导下的夹缝之中的女性文学得以挣脱夹缝而“重见天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女性作家们重新找到了她们迷失了几千年的自我，在创作中开始探寻她们长期被压抑后急需凸显出来的以“人”为主体精神的主体意识。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在一种新的时代背景和时代口号之下，作为一个新的创作群体，传统的封建文化下的妇女观第一次被“五四”女作家所打破。富于人的主体意识的勇敢、大胆的描写女性的恋爱心里和行为，率真热烈、充满激情的为坚持人格、意志自由的新女性的讴歌都深深地留在了这一时期女性作家们的创作作品之中。另外，和封建社会的文明以女性的退出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舞台为代价不同的是，五四”时期在国内外妇女思潮的波动下女性作家们开始破天荒的成为为社会活动的参与者和的发言人，并力图涌起更加强有力的浪花。例如，在陈衡哲、冰心、庐影、白薇等女性作家的很多作品里我们都能体会到她们当时切身感受到的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并不时的对社会现状发出批判和责问。所有的一切无不体现出新时期女性文学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所绽放出来的久违的灿烂光彩。女性文学在挣脱夹缝之后走上了广阔的成长之路。

受到当时特殊时代背景的和影响，使得“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难以在那块刚刚开辟出来的稚嫩的萌芽和成长道路上，彻底摆脱中国长期以来的某些“地固根深”的文化传统的束缚，甚至还因为受到当时特殊时代背景的影响等因素而深深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就像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里的女主人公“娜拉”一样，中国女性文学觉醒了，并且还力图冲出前面一切存在的阻拦，但始终又不能走得太远。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的中国女性文学极大的推动了后来女性文学的成长壮大，它无疑是构成中国20世纪文学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四）

“五四”新文化运动让中国的女性文学得以脱离压抑了几千年的文化夹缝。促使女性文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并为未来中国女性在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而厚重的基础。从此，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女性文学便开始了它在这坚实而厚重的道路上走向20世纪中后期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徐坤在《女性意识和女性写作》一书中曾把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划分为了三个阶段。一是“五四”时期的“娜拉出走”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劳动妇女“走出家门”是女性争取人格和的阶段。二是20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新时期之后女性写作的文化和精神“寻父”及对男权话题的阶段。三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作家重新书写女性史的阶段。

伴随着“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下的历史沿革的演变，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就如徐坤所归纳的那样进入了新的发展历程。女性作家在创作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女性意识”也有了更为全面的发展。先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20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虽有一定发展，但因为受到后来“文化大”等政治因素的波动，使得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的发展进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低潮期。不可避免的，女性作家在创作实践中需要表现出来的凸显自我的女性意识也由于当时社会的影响而得不到真正意义的释放。类似于“爱情”主题类的小说在这一时期几乎被列入了禁区。即使有，也仅仅局限于像“+爱情”的公式化格式下。例如，梁斌的《红旗谱》中的春兰与严萍就是爱情化的例子。仅有少数的在当时被认为“出格”的作品，还能体现出新时期的“女性意识”。像茹志娟的《静静的产院》、《百合花》，刘真的《长长的流水》、《英雄的乐章》，菡子的《万妞》、《妈妈的故事》，以及宗璞的《红豆》等。

根据徐坤对二十世纪女性文学发展划分，到了20世纪七十年代末，伴随着文化大的结束和改革开放钟声的敲响，“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和经济的改革开放为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有力的文化保障。从那时起，西方各种现代文化思潮和形形色色的文学艺术流派便被源源不断的介绍进来。它拓宽了作家们的理论视野，拉近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距离。使新时期文学从于世界文流的‘文学孤岛’中走出来。”⑨这样，在新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女性文学又迎来了它新一轮的发展生机。在新的时代面貌的影响下中国女性文学逐渐恢复了她往日的活跃并成为了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丰富组成部分。这一时期活跃起来的女性作家群体，因为受到的外部传统和政治的压力相对较小，从而使得她们创作的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都有了更新的突破和进展。例如茹志娟在这时期的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张抗抗的《北极光》，张洁的《爱，是不能被忘记的》，宗璞的《弦上的梦》，刘真的《黑旗》等作品不仅都涉及到了关于爱的主题，而且还大胆的将她们笔尖的矛头指向了对于“性”的思考。我们不得不说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们的女性意识里不仅发现了“自我”，更朝着一种几乎“超我”的意识方向发展。应该说这是中国女性作家们对女性文学里又一块处女地的大胆开垦。

20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可以说是中国女性文学逐步走向繁荣的年代。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在创作中进一步展现出了中国女性作家追求更加完备的女性主体性意识，并朝着极富现代意义的多元化方向不断发展成熟。如林白、陈染的《一个人的战争》和《私人生活》都堪称新异奇葩。女性作家逐渐发展成为了一个庞大的写作群体。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女性作家以外，这一时期我们还可以看到：凌力、王安忆、铁凝、毕淑敏、残雪、戴厚英、池莉、方方、柳溪、叶文玲、唐敏、竹林、乔雪竹、张欣、迟子建、袭山山、须兰、皮皮、赵凝、巍微、舒婷、林子、张烨、匡文留、王小妮 陆萍、叶梦、梅洁、琼瑶、三毛、张晓风、丛苏、席慕容、张曼娟、吴淡如、西西、陈娟、朱秀娟、亦舒等一大批集聚我国两岸三地的优秀女性作家群体。虽然这只是她们中的一部分但已经能够充分的证明20世纪末中国女性文学的长足发展。女性作家们在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成熟性、丰富性，以及所具有的女性意识都是近百年来任何时期女性文学所没有过的丰硕成果。

（五）

从封建社会里以男权思想为主导的社会文化下的夹缝中的挣扎，到20世纪初期那场“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重见天日”，以及之后每一个历史沿革下我们所见到的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都无不是和中国的社会发展与变革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无数次这样的社会发展变革的推动下，当下的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更是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繁荣阶段。和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制度中女性文学仅局限于“闺格化”的、“自画像”似的写作模式相比较，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在思维空间、感情世界和文学观念等方面都有着对传统审美形式的突破和新变。“虽然就学科建设来说至今仍处于初级阶段，但毕竟开始发生质的飞跃”⑩， 女性作家在创作实践上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换着自己的的面孔。但是当我们再为这种新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女性文学的成就感到骄傲并做出定位时，我们又不得不提到女性文学在冲出夹缝后“势如破竹”的发展状态下所暴露出来的很多“饱受争议”的问题。旅居英国的女作家虹影就曾对20世纪末期以来的中国女性文学做出过这样的评价，“国内的女作家们大都有‘精神贫血症’，总是在不断的重复自己，和社会、历史的结合特别少，这和我们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关。其实，女作家的性别并不重要，力图让自己每一部作品不一样才是最重要的。‘自恋’现在好像很时髦，多半是给媒体和批评家们给宠坏了。和很多男作家相比，和国外的许多作家比，我们其实是很有距离的”。我想正是因为当下相对宽松的大的社会背景因素，才让女性作家的创作“和社会历史的结合特别少”吧！中国女性文学在挣脱长期“不见天日”的束缚之后终于有了“重见天日”并“大放光彩”的机会，于是便“非主流”式的力图追求超然于“性”，甚至超然于整个社会文化之上，这未免有些宣扬过度。因为“和很多男作家相比，和国外的许多作家比，我们其实是很有距离的”。所以，新时期女性文学的成长在挣脱出传统封建文化下的这一夹缝之后，能否不会陷于另一的文化深渊，还需要女性作家在创作实践上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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