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诠释学视野下的社会工作_从对实证主义社会工作的反思谈起

一、实证主义视野下的社会工作反思

实证主义视野下的社会工作模式，概括地说就是从“科学”的、“专业”的角度来进行社会工作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强调社会工作以科学的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的助人服务活动，认为通过实证主义的“科学”的知识和方法，社会工作能够达到利他主义的价值观所追求的“助人”的目的。本文中就把实证主义传统下的社会工作模式称作实证主义社会工作，并对其进行一些反思。

（一）实证主义社会工作模式的取向

实证主义传统与“理性”是分不开的。实证主义社会工作就认为，通过社会的理性安排(比如制度、规范)能够使每个个体都成为理性的社会人。在现代理性的社会制度下，个人经验和实践都能够整合到社会秩序之中，而“失范”的行为、破坏社会秩序的现象就是社会的病态。社会工作则能够以救济、治疗、管理的方式开展工作，恢复社会理性和秩序。因此，实证主义社会工作是以治疗和个体为取向的，对服务对象做个人层面上的解释，寻求个体的改变，不会从社会中找原因。随着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的发展，这种取向早已为各种社会工作理论所不断批判和修正。

（二）实证主义社会工作中“价值中立”的反思

在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实践领域，对于“价值”一直有着许多的讨论，从最早实证主义要求“价值中立”，到韦伯提出的“价值相关”，再到现象学和诠释学提出的“价值介入”，直到批判诠释学提出“强（烈）价值介入”，社会科学中的“价值”一直都是其讨论的核心。在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实务领域也同样如此。实证主义社会工作工作模式倡导的价值立场是“价值中立”，因为实证主义认为掌握“科学”知识的“专家”可以不带价值偏好地发现并解决问题，社会工作者也不能用自己的价值偏好去影响服务对象的判断与选择，所以社会工作者在工作过程中应尽可能剔除自己的价值立场，保持客观和冷静的态度。只有在整个工作的过程中坚持这种中立的态度，才能使工作科学和“有效”。

但是每个人的观察分析中总会包含自己的价值偏好，没有人能将这两者截然分开，与服务对象接触时，社会工作者不可能不涉及态度、立场、偏好等主观认识问题，人对任何社会现象的理解都必然涉及相关的价值系统。如果在过程中一定要坚持“价值中立”的态度，社会工作者就会忽视受助者的价值视角，使社会工作成为技术的附庸，根本失去社会工

——

—从对实证主义社会工作的反思谈起

批判诠释学视野下的社会工作

李柯

（首都师范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北京１０００３７）

[摘要]实证主义在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而各种反实

证主义思潮的论争则使社会工作有了更多视角和面向，在这其中批判诠释学是一支重要的

力量。本文对实证主义传统下的社会工作模式进行了一些反思，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批判诠

释学对实证主义传统的批评和对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的影响。

［关键词］实证主义社会工作批判诠释学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６［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４８２８（２０１０）０８－０００９－０３

［作者简介］李柯，首都师范大学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0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工作教育，司法矫正社会工作理论探索

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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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第8期下社会工作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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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道德操守——

—对人的真正关心(何国良、王思斌，2000)。

（三）实证主义社会工作中关于社会工作者与案主关系的认识反思

以实证主义逻辑为基础的社会工作模式，强调社会工作者是专家，服务对象是受帮助的对象，通过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建立专业的合作关系帮助受助者消除其问题。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工作者把服务的对象称作“案主”、“受助者”，这是把服务对象视为需要帮助的人(病人)，社会工作者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对受助者的问题进行界定，并为受助者提供改进的建议。与“案主”、“受助者”相对应，社会工作者则被视为专家，依据“客观”科学的立场分析受助者的问题，尽可能把自己的主观价值偏好排除在工作之外。

有很多人也意识到，这种明显的突出“专家”的模式并不能体现社会工作的价值观，于是也有调整。像对罗杰斯(Carl Rogers)提出的著名的“案主中心”模式的引入，要求社会工作者以受助者为中心，根本改变原有的以社会工作者为中心的工作模式。这种模式强调，社会工作者无法真正完全理解受助者，他所能做的，是通过真诚、同感和无条件积极关怀等方式，与受助者建立信任、接纳和融洽的关系，让受助者在宽松的气氛中逐渐接纳自己、理解自己，使自己的自我经验和自我概念趋于一致。但是有学者认为，罗杰斯依旧像原有的社会工作工作模式那样以一个价值标准确定社会工作者与受助者之间的关系，社会工作者依然是社会工作工作模式的中心（童敏，2003）。也就是说，在实证主义传统下，即使社会工作者意识到工作模式太突出自己的地位，希望把服务对象也纳入助人过程中，但是由于实证主义的“后设”，所以就其工作的本质而言，服务对象依旧被视为需要帮助的人，需要依据社会工作者所确定的目标、标准和方式（虽然这种方式可能是像罗杰斯设置的那样是一种亲切、同感、真诚的方式）调整自己。

可见，在实证主义视野下的社会工作，采用治疗、矫正的取向，坚持“客观”、“中立”的态度，使用“专家”对“案主”的关系模式，这与社会工作的原则是相冲突的，这样会使得社会工作处于两难的困境中。

二、哈贝马斯的批判诠释学及其对实证主义的批判

哈贝马斯对当代社会批判的重心是针对“科技理性”对人类的控制，是以批判实证主义作为起点的。他的批判诠释学采取了与实证主义完全不同的途径，一方面，哈贝马斯吸收了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思想，认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者必须介入自己的价值，因为任何认识都是包含研究者自己的价值的一种演绎。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研究者还必须对现有的社会状况进行道德评价，持一种批判性的态度。

具体说来，批判诠释学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包括：

首先，实证主义认为只有“价值中立”才能获得确切、科学的知识，哈贝马斯则认为社会研究必然是一个“强烈价值介入”的过程。他认为，“社会研究与自然研究是不同的，因为社会现象的构成包括了相关的社会价值体系、理解者的演绎和价值判断，以及被理解者的主观感受。对理论的了解，以及应用理论去解释社会现象、解决社会问题等一系列活动必然会同时牵涉研究者、被研究者及其相关的社会规范和价值介入。”（曹卫东，2004）

其次，针对实证主义的真理观，他提出“共识真理观”。既然他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需要“强烈价值介入”，那么价值因素会不会妨碍科学性的问题是必然要回答的，由此也就需要哈贝马斯的“共识真理观”来证明。实证主义认为真理可以完全排除被研究者的活动由研究者单独完成，而“共识真理观”则强调真理不是研究者单方面观察、理解所能达到的，在哈贝马斯看来，真理是认识、理解双方的活动，只有当被研究者加入到研究者的认识、理解活动中时，真理才有可能实现。离开哪一方都无法实现。当认识、理解双方采用“沟通行动”时，就能达成共识，找到真理。同时，价值因素的引入要求研究者不仅仅局限于对社会结构和状况的理解，而要采取一种批判性态度，在认识、理解社会现象时包含对社会不公平、不合理的批判，这是“共识真理”与哲学诠释学的“双向理解”不同的一点（桂海君，2005）。

第三，实证主义认为社会研究中的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是主客二元对立的关系，哈贝马斯则认为，社会研究的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都应当是主体都是沟通行动的共同参与者。在研究过程中，二者之间是平等、自由、不受外力影响和制约的合作关系（董云芳，2007）。

三、批判诠释学视野下的社会工作

可以看出，实证主义社会工作面临的所谓“专业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实证主义的困境，批判诠释学则为我们指出了一种脱离实证主义视野的可能性。具体地说，批判诠释学对社会工作的影响主要可以从其理论的几个关键概念来分析：

首先，是其“共识真理论”。“共识真理论”认为真理是由沟通行动的参与者在没有内外制约和压力下进行的沟通中所达成的共识来决定的。而社会现象十分复杂，也往往是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可以衡量，企图用纯感官对社会现象进行客观性验证是十分危险的。社会工作作为一门以实践为基础的学科，同时由于其面对的对象的复杂多样，单纯以感官进行客观性验证难免出现偏差。如果将社会工作的服务过程看作是沟通行动，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同为沟通行动的参与者，相关问题及真理都是由双方在没有内外制约和压力下进行沟通，之后达成共识来决定，不但可以充分体现对双方的尊重，同时对真正了解现象本身也是十分重要的。

其次，是其“强烈价值介入”的观点。实证主义认为可以把人从其生活世界中抽离出来，分析、考察其本质和特

理论探索10

2010年第8期下征，这样的逻辑即是把人视为一个主体又视为客体，在这种二元分离的逻辑结构之下，实证主义社会工作中社会工作者的价值因素自然被视为与客观观察、分析相对立的部分，需要排除在社会工作过程之外。而批判诠释学则认为人的认识必然包含自己的道德判断，具有强烈价值介入的特征（阮新邦，1999）。而社会研究的过程是与被研究者进行沟通的过程，研究者不是单向地去理解、认识被研究者，而是与其进行平等、自由地沟通与讨论，逐步取得相互理解与共识。在这个过程里，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都要努力摆脱自己的局限，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理解他的认识和价值观。所以，这种理解是双向的，相互的，必然蕴含着价值观的碰撞与价值判断。

这种主张在社会工作的价值观与理念中可以得到较好的体现，在服务过程中，社会工作者经常面临多方的利益和价值冲突，要坚持自己的专业理念，必须首先做出一个价值判断，以求理解服务对象的境地，处置伦理困境。同时，社会工作者需要在一个价值指导下，积极地促进服务对象对专业的认识和理解，通过沟通与讨论，达成理解与共识，实现双方对服务方案的一致性理解，最终促成服务，达到工作目标。

第三，是其“互为主体”的观点。上文中提到，实证主义认为社会研究中的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是主客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批判诠释学则认为了解行动者的过程是依据对行动者不同价值视角的理解，是一种双向的沟通过程，即分析者在理解行动者的过程中，行动者也在对分析者作出理解和解释，分析者对行动者的理解与行动者对分析者的理解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行动者具有与分析者一样的主体地位，两者平等地沟通交流（阮新邦，1999）。二者之间是平等、自由、不受外力影响和制约的合作关系，是“互为主体”的。这样才能进行有效沟通并取得共识，得到对问题的正确认识，找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对社会工作而言，“互为主体”对达成服务目标，实现专业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将社会工作与服务对象的关系看作二元对立，将服务对象看作被动接受帮助和服务，忽略其成长和发展，一味强调其客体地位，社会工作完全变成程式化的工作过程，失去了其专业价值，也不可能实现所谓的愿景和终极目标。互为主体的理论使社会工作和服务对象双方都找到发展的路径，实现各自的价值，达成双方的成长目标，这样才是具有可持续性和生命力的专业。使用哈贝马斯的理论视角，有助于防止社会工作专业在主客关系上可能出现的偏向，也可以预防一种“自顾自”的陶醉，使用这样的视角有助于专业理念与价值的保持。

第四，是其“沟通理性”的观点。沟通理性对社会行为进行分析的重点在于真诚沟通。作为一个分析架构，沟通理性并没有反对满足一己欲望是人的一个基本性质，但却反对用这一性质解释所有其他的人的特质。对个人欲望真诚接纳，却又不仅限于此，正是沟通理性与以往工具理性的不同点。这样的想法是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有效回应和解决手段。哈贝马斯的观点一方面回应了当前社会中所出现的问题，也促使社会研究者在观察社会现象——

—一个充满人性和人情——

—这一研究对象时，尽量保持本身的人性关怀，而非“物化”的视角看待社会现象。对社会工作而言，其工作的目标也应该是达成理想意义上的“沟通理性”，即使有时候不得不为了工具理性的意义而做出一点方法上的改变，也应时时记住自己价值观和原则，不能为了工具理性而工具理性。

批判诠释学为社会工作带来了新的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实证主义对社会工作的扭曲。但是它也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共识真理”、“互为主体”等等所期望的那种理想化情境能否在社会工作的实践中得到实现，还是未知的。当然，我们的反思更重要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是否将批判诠释学引入我们的工作，而是在于使社会工作者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模式背后的假设和后设理论提高警觉，并对各种展现不同可能性的理论保持一颗谦逊的心。

[参考文献]

[1]曹卫东选译.哈贝马斯精粹[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3]何国良，王思斌主编.华人社会社会工作本质的初探[M].：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0年版.

[4]阮新邦.批判诠释与知识重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5]童敏.后现代语境下的社会工作工作模式探索[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6).

[6]桂海君.“强价值介入”在社会工作研究和实务中的运用——

—对哈贝马斯的批判诠释学的初浅理解[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

[7]董云芳.哈贝马斯沟通行动理论对实证主义的批判[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Social Work in the Critical Herm eneutics

Perspective:From the Reflections on the

Positivist Social Work

ＬＩＫｅ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100037)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Positivism constitutes one of the important dimensions in social work's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yet the anti-positivism thoughts make social work multi-perspective.Critical hermeneutic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process.This essay will make efforts to present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model of positivist social work,on this basis,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Critical Hermeneutics on social work theory and practice.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Positivism;Social Work;Critical Hermeneutics

编辑／杨文俊

理论探索

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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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第8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