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现代化的中国模式

作者：胡伟

摘要：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属于一种“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模式”，这一模式的关键性因素是政治领导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离不开具有明确现代化创新意识的党的执政精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在后发现代化国家当中并不是一个普遍现象，反而是一个特殊现象，有着自身独特的逻辑和路径。关键词：现代化；改革开放；中国模式；政治驱动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中华民族上百年来魂萦梦牵的渴望。鸦片战争后，面对席卷全球的现代化浪潮，在西方列强的炮舰下，中国古老的大门被打开，无奈地选择了现代化道路。从此，实现现代化，再造中华辉煌，成为多少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的不懈追求。中国的现代化走过了一个半世纪，而改革开放后的30年，取得了过去一个多世纪都远未取得的成就，谱写了中国现代化最伟大的篇章。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挺立在了世界现代化的潮头，成为世界现代化大潮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改革开放的中国让世界瞩目，一个日益现代化的强大中国正在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2008年7月9日，美国著名智库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举办了一场针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研讨会，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盖保德(Al-bertKeidel)介绍了其最近出版的咨询报告《中国经济的崛起》。他指出，依照目前的市场价值计算方法， 2007年中国的GDP为3. 6万亿美元，而美国是14万亿美元；但依照世界银行和其他一些国家所使用的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方法，中国目前的GDP则是美国的一半。盖保德进一步预测并分析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趋势，指出中国的经济将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持续增长，依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方法，中国2020年的GDP将达到18万亿美元，和美国并驾齐驱；如果依照更为常用的市场价值方法计算，中国将在2035年追上美国。而在几年前的2003年10月，全球著名投资银行高盛(Goldman Sa-chs)集团在其发表的《与“金砖四国”共同梦想——通往2050年之路》[1]的报告中称，以美元计，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在2015年超过日本，并最终在2039年超过美国。嗣后，高盛有关研究人员又对这一预测作出过多次修正，认为最早在2035年，最迟到2042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尽管对于中国具体何时能够在经济总量上赶超美国，国际上有着不同的看法，上述观点在国内外也不乏质疑的声音，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国赶超美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中国成为世界上现代化强国的伟大梦想更是指日可待。历经鸦片战争后一个多世纪的失败、屈辱、困苦和挫折，中国重新回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美国《新闻周刊》在2007年年终特稿中指出， 2007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美国，这至少是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第一次有一个国家做到了这一点。也许法国前总理拉法兰(Jean-Pierre Raffarin)在两年前说的这番话有些过早：“对我们的孩子们来说，他们所遵循的将不是美国标准，而是中国标准。”但是出自一个西方大国的领导人之口，对于曾经被西方列强视为“东亚病夫”而饱受创伤的中华儿女来说，这是多么令人自豪且欢欣鼓舞的事情!

对于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经济奇迹”是怎么发生的这一问题，国内外不少人都在探究其中的奥秘，但答案却众说纷纭。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是，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是决定性因素，这种选择改变了中国的经济，也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轨迹。问题是，选择市场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少见，为什么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及经济发展能在短短30年里取得与众不同的成就呢?这是“市场经济决定论”所无法解释的。

更有甚者，诸如哈佛大学教授帕金斯(DwightPerkins)等国际上一些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奇迹的发生，从原因上看并非奇迹，因为中国所做的都是经济学标准教科书所说的内容。标准教科书说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好工具，因此中国过去30年进行市场化改革，取得成功不足为奇；标准教科书说高储蓄率和投资率是经济成长的动力，而中国过去60年的积累率基本上保持在30% -40%之间，这也是中国高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标准教科书还说，较高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教育水平就比许多发展中国家高，人均寿命也更长，构成了发展的重要因素；等等。由此看来，中国的经济奇迹就没有什么奥秘了。问题是，上述因素，为什么多数国家没有具备而中国却具备了?是什么因素促使中国作出了上述选择?标准教科书没有回答这一问题，大多数经济学家也无法做出回答。改革开放后中国既有高速的经济增长，同时也完成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而且这个转型非常平稳，为什么中国能做到这一点?答案是不可能从经济学标准教科书中找到的。

虽然标准教科书上所讲的因素的确也是中国成功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因素与其说是原因，还不如说是结果。那么，中国成功的“独特性”究竟在哪里?从“中国经验”论的提出，到“北京共识”说的出台，不少人都在探讨是否存在一个独特的“中国模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形成的“中国模式”，堪称很好的经济学教材；很多美国政界人物开始意识到，如果中国要对美国构成威胁，那么这种威胁并非来自中国的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等方面，而是来自被忽视已久的中国模式。在俄罗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模式，在很多领域里自觉不自觉地借鉴中国的做法。前总统普京在一些内部场合也透露，要学中国模式。那么，如何理解“中国模式”?中国的现代化是否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发展模式上的选择?

二、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一个具有世界级难度的课题，这里试图从现代化理论角度做一些非常初步的探讨。著名比较现代化理论家西里尔·布莱克(C. E. Black)认为，现代化理论与其他任何社会变化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把四个方面的内容作为研究领域：第一，它应当重视评价前现代社会中产生的有利于或阻碍现代化的各种因素；第二，它应当把反映在科学和技术革新中的知识进展看作社会变革的原动力，正是知识的进展使这类社会变革区别于过去的任何社会变革；第三，它应当着重于检验某个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等方面的进步所提供的可能性面前利用这些因素的能力；第四，它应当批判地评价某个社会的领导者如何利用各种去改造传统制度和观念的遗产，目的在于在这样的基础上利用可行的来有选择地向先进的现代社会借鉴，并推动现代化的进程。[2](PP4-5)布莱克的上述见解非常有助于对问题的分析，尤其是最后关于政治领导作用的观点对于研究中国的现代化模式至关重要。

通观国际学术界有关现代化动力的理论和模式，主要有四种假说：一是“经济发展决定论”，认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最根本动力，决定着政治、社会、文化的变革和发展的方向，而与工业化密切相关的科技和资本，则是现代化的第一推动力。这一观点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的影响。二是“文化发展决定论”，相信人的精神、观念、思想和文化对变革起着决定性作用，是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前提，现代的自由、民主、科学、创新等理念及其制度安排是现代化的关键推动力。这一观点受到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和“理性化”思想的影响。三是“政治领导决定论”。认为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实现政治领导从墨守陈规的传统型向勇于变革的现代型的代际更迭。政治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领导能力、创新意识和战略管理对于现代化的进程具有主导作用。四是“综合因素决定论”，认为现代化是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3]

上述每一种假说对于解释中国的成功都具有相当的适用性。但是，如果要找出第一推动力的话，首先应该归功于政治领导的作用。如果没有“四人帮”的粉碎和的复出，改革开放就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中国党的领导，中国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是目前这样一种模式。正如布莱克在其名著《现代化的动力》一书中所指出的：“一切进行变革的社会，都在某种程度上经历着政治权力从旧人之手向新人之手的转移。新的政治领导的起源和本质已经成为变革研究中的核心问题。”而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则是一个社会将固守于传统系统的政治领导转变为热心于彻底现代化的政治领导的过程。[4](PP87-)尽管布莱克对政治领导主要从个人的角度加以分析并对其决定性作用可能有所夸大，但就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而言，政治领导——这里不仅指领袖个人，而且包括党组织——的确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因此，尽管促使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动因很多，但概括的说，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当属于“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模式”，这一模式的关键性因素是政治领导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离不开具有明确现代化创新意识的党的执政精英。中国党的坚强领导和执政能力以及一个强有力的权威体系，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得以顺利实施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也是改革开放前新中国所留下的一笔重要制度遗产。发展政治学的有关研究表明，一个强大的政党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而中国正是有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拥有社会基础牢固、规模庞大却精英化程度很高、组织纪律严整并且思想政治高度统一、政治整合和社会动员能力超强的中国党。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其他许多社会所不具备的，一些发展状况较好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如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也没有如此强大的政党，即使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党在其鼎盛时也不具备中国党这样的政治优势，况且这些政党早就失去了执政地位。这样一个强大的政党组织伴随着一个强有力的权威体系，对于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社会的大国治理来说，意义比一般的国家来得更为重要。

就中国政治驱动型后发现代化模式的政治领导因素而言，一方面拥有一个强大的中国党，另一方面党的执政精英又具有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品格，这两方面加在一起，就造就了今天中国现代化的成果。正像乔舒亚·雷默(Jashua Ramo)在其著名的研究报告《北京共识》中所说：“中国党发生苏联式的内爆是有可能的，但这是假定那是一个处于植物人状态的党，对变革了无兴趣，对它所面临的较深层问题一无所知，并因为无所作为而瘫痪。与苏联相反，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中国党目前正患上多动症。它被命运所困扰，对调整和试验过于关心。”正是由于这种品格，中国党才能既强大无比，又如总在十七大报告中所倡导的“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从这方面观察，中国取得现代化成就最主要的原因和经验就在于，党的执政精英在敏锐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与准确判定中国自身的国际定位的前提下，采取了执政精英主导的渐进主义改革策略和经济发展优先的改革策略，通过这两种改革策略，使政治上的分权化与经济上的市场化形成良性循环。而且，党的执政精英把经济发展优先策略与政治稳定优先策略有机结合，在改革中善于把握“平衡”的艺术，正确处理与市场、分权与集权、自由与秩序、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避免造成上述任何两者之间畸轻畸重的局面。所有这一切，共同铸就了中国今日的崛起，形成中国后发现代化的独特道路。

三、中国现代化的逻辑和主题

作为一种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模式，政治领导的作用是关键因素，并由于这一因素，带动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相应的改革和变迁，最后各种因素形成合力，共同塑造出当前我国现代化波澜壮阔的画卷。30年来我国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进程的发展逻辑是：政治领导启动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思想运动助推了改革；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推进市场化取向的改革，释放了市场的力量；经济转轨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力量又拉动了政治的制度化、文化的世俗化和社会的多元化，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社会变迁与转型又反过来影响着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走向，引出了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新命题。

因此，中国改革开放后现代化的基本进程，就是经济市场化、政治制度化、文化世俗化、社会多元化以及对外国际化，并形成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发展主题。而且，我国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进程有着独特的发展时序和逻辑关系。最初，市场化改革是在执政精英的倡导和推动下进行的，首先是有意识让市场发挥作用；但是市场经济一旦有了生存的空间，就会自我扩张，形成相对于政治力量之外的市场力量。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变革和发育就是在国家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双重压力下展开的。同时，中国作为一个政治驱动型的现代化国家，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一种，其中“后发”和“外生”这两个因素都十分重要。因此，如何运用好后发优势以及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是两个重要的发展变量，而这两者又是有密切联系的。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除了要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的背景、战略、经验和模式进行提炼和抽象，而且还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对外战略等不同层面概括和描述中国市场化、制度化、世俗化、多元化、国际化的基本发展趋向。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在后发现代化国家当中并不是一个普遍现象，反而是一个特殊现象，有着自身独特的逻辑和路径。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一方面遵循了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在现代化发展的动力、时序、路径、方式、手段等方面又具有自己的特点。虽然对“中国模式”的问题需要进行长期、深入的探讨，目前尚不能简单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但是，这样一种还在探讨和形成之中的“中国模式”，依然可以给人们带来诸多经验、启示和希望。

当然，现代化的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还面临着许多需要攻克的难题。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现代化发展的轮回、挫折和失误之后，中国的现代化终于取得了阶段性成功，实现了历史性腾飞。这一切来得太快了，快得让我们不敢相信，更容易让人们失去自我反省的能力。然而，越是在这样的时刻，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尽管中国经济总量的历史性跨越已经足以令国人扬眉吐气，也令世界为之震动，但现实地看，中国真正崛起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前面还有漫长崎岖的征程。例如，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即便维持现在这样的高速度，中国至少还需要花几十年时间才能使自己的人均GDP超过亚洲邻国日本，至于赶上美国则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从经济竞争更为基础的因素来看，中国还远没有取得与其经济总量相应的地位。2008年10月8日，世界经济论坛瑞士日内瓦总部与美国纽约、中国天津同步发布了《2008—200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这份覆盖全球134个经济体、被视为全球最权威的竞争力排名之一的报告显示，美国是世界上竞争力最强的经济体，排名第一。虽然中国全球竞争力排名由去年的第34位上升四位，跻身30强，继续领跑“金砖四国”，但是与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显而易见的。

而且，更大的困难和挑战还不在经济领域。让我们听一听经济学界的泰斗、美国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的评论：“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体，如果它不受政治制度阻碍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从国际视野看，经典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具有多样性和路径依赖性，受历史文化和地理条件等影响。正如一些学者所概括的，英国和美国现代化是由民主化和工业化推动的；法国现代化是先有民主化后有工业化；德国现代化是先有工业化后有民主化。东亚国家如日本和韩国等的现代化模式与德国相近。[5](PP309-330)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必然也要选择先工业化后民主化的路径。而民主化较之工业化而言，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对于中国党的政治领导能力，都是更大的考验。

虽然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但可以相信，只要中国继续在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道路上坚持走下去，进一步发挥好中国党的政治领导作用，不断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正确辨明和处理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在实现“经济奇迹”之后继续跨越民主政治建设、和谐社会构建、可持续发展、社会精神价值再造等一道道沟坎，中华民族就一定能够在21世纪实现伟大复兴，并奉献给世界一个现代化新模式的华彩篇章，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金砖四国”(BRICs)取自Brazil(巴西)、Russia(俄罗斯)、India(印度)、China(中国)四国名称首个字母合并而成，与英语的“砖”(Brick)同音。这个名词是高盛集团在上述报告中首先提出的。

[2]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3]R. Inglehart.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4]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5]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