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及其家族文化现象初探

南京大学  98  水庆锋

    翁同龢是晚清中国政局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自26岁状元到18年被慈禧撵出京城回到常熟的42年间，都在京师任要职，是同治、光绪两代皇帝的师傅，刑部、户部的尚书，总理衙门的大臣，并且两入军机，授头品顶戴，这在汉族官僚中实属凤毛麟角。他直接参与了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的决策，积极支持康梁维新变法，被康有为赞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对他的是非功过，历来评价不一，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值得一提的是，翁同龢不仅是一个政治家，而且文才出众、学养深邃，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和书画家。他的《瓶庐诗稿》是晚清的重要诗集。其画“破墨枯毫任自然”。其书法与道州（何绍基）、南园（钱泳）齐名，被誉为“乾嘉后第一人”。另外，他四十多年从未间断记的《翁文恭公日记》，下笔矜慎，言简意赅，内容十分广泛，尤其再政治方面“观微知著，同光两朝四十年大事粲然具备”称得上一部晚清社会政治的实录，一部缩微的近代史。与《荒静居士日记》、《越缦堂日记》同为近代三大著名日记。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他占有一定的地位。

翁同龢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除了他天资聪颖，刻苦攻读等主观条件以外。还与他出身于名门，家世显赫，家学深厚有着莫大的关系，其父翁心存是咸丰、同治两朝宰相，同治皇帝的师傅。长兄同书，官至安徽巡抚……，这样的门第，在晚清汉族官僚中实属罕见。不止如此，翁氏家族，自晚明至清末，科名仕宦历久不衰，曾著称于时。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翁家共出进士11人，其中状元2人、探花1人，及举人25人；共有27人担任了知县以上的官职、其中2人担任过皇帝的授读师傅，2人官至大学士，3人在故世后得到皇帝的追谥。两位状元中的一位就是翁同龢，他不仅是翁家的第一位状元，也是常熟的第一位状元，当时就名闻常熟了。另一位状元是翁同龢的侄子翁曾源。父子帝师，叔侄联魁，是晚清政坛的一段佳话。同一个家族，在三百多年的时间内，能保持荣耀，长盛不衰，本身就十分引人注目。现拟就这一现象作初步的探析。

一、

翁氏家族出现于江苏常熟，常熟自古就是一个文化礼仪之城。从先贤仲雍南下以来，这片土地产生了众多文化名人，有的还形成了家族文才群体。姑且不论各领风骚的各种专门人才，明清两代仅以家族为中心的人才群体，就有翁氏家族、言氏家族、庞氏家族、瞿氏家族、严氏家族、蒋氏家族等多个。其中以翁同龢所在的翁氏家族人才最多、影响最大。常熟翁氏的始祖是翁景阳。翁景阳原籍江苏长洲县相城里，明初迁至常熟的璇洲里村。自此以后，翁景阳及其子孙在常熟孝悌力田，辛勤地开创自己的家业。有意思的是，翁氏开始时的理想只是“微禄但能邀主簿，浊醪何惜请比邻？” ①，就是说能做到县衙的秘书，领取微薄的薪水，可以请邻居饮着浊酒而不吝惜,就已经非常满足了。

经过六、七代孜孜以求、兢兢业业的奋斗，到明末，翁氏家族已成为常熟地方上的诗书之家。其最显著的标志，是当时翁氏一门有4人中了举人，2人考得了进士。

在科举时代，文人学士表现自己的才能，功成名就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在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高中状元，光宗耀祖。这种观念，自宋代以来即已如此。有宋人笔记云“每殿廷胪传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至尊亦注视焉。自崇政门出东华门，传呼甚宠，观者拥塞通衢，人摩肩不可过，至有登屋而下瞰者。”其时的洛阳人尹洙，意气横溢，说：“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凯歌荣旋，献捷太庙，其荣不可及也。”

1588年，翁景阳的五世孙翁愈祥考中了万历开了翁氏一脉迁居常熟后在科举考试中中式的先河。到了清代，翁氏家族在科举考试中成绩更为突出。在清代的267年时间里，翁家共出了20名举人，按同时代常熟整个地区共出了450名举人计算，翁氏一族的举人即占了清代整个常熟全部举人的二十三分之一强。清代翁氏族人中首先考中进士的是翁长庸（顺治丁亥科，17年），随后至1877年翁斌孙考中光绪丁丑科进士，翁家在清代共有9名进士，其中除了翁同龢翁曾源叔侄是一甲一名的状元外，还有一位一甲三名的探花翁叔元（康熙丙辰科，1617年）。翁氏家族在科举考试中取得的如此大的成功，在科举史上也不多见。

由于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翁氏家族具有浓厚的忠君报国思想, 也许还因为早年深受贫困的折磨，翁氏家族非常重视仕途,并且把出人头地当作人生最大的追求。事实上，翁家不少人在科考得售后（极少数凭捐纳）以后，都奉派担任了地方官或京官。据《常昭合志稿》记载，翁氏族人中担任过地方官的有翁应祥、翁懋祥、翁汉麟、翁长庸、翁需、翁嗣圣、翁与之、翁大中、翁是揆、翁是龙、翁缵祖、翁咸封、翁同书、翁同爵、翁曾纯、翁奎孙、翁炯孙；而担任过京官的则有翁宪祥、翁愈祥、翁叔元、翁是平、翁振翼、翁心存、翁同龢、翁曾源、翁曾荣、翁曾桂、翁曾翰、翁斌孙等。他们中，职衔最低的为教谕、推官，职衔最高的则为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其中翁同龢的祖父翁咸封对翁氏后来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咸封字子晋，号紫书，晚号潜虚。这是翁家家道中落，渐转贫寒，“日食不继”，但翁咸封仍然秉承家风，刻苦攻读，钻研经训。乾隆时期以举人授海州(今连云港)学政。他为官清正廉洁。海州为黄淮入海要冲，地脊民贫，灾害频年。嘉、道年间，翁咸封曾五次奉檄赈灾，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亲坐舟楫，冲风冒浪，前后救活灾民上万人。海州文化落后，他亲手创建石室书院，捐办义学，编纂州志，凡对社稷民生有益之事“悉无不举”，因此深得当地士民的爱戴。1808年（嘉庆十三年）翁咸封因病去世。州民吁请入祀名宦祠。向例，教谕从无祀名宦祠之例，“部议三驳，州民三请”。1833年（道光十三年），终经江苏巡抚林则徐会同江苏学政廖鸿荃坚请，又经两江总督陶澍如实奏陈，道光帝顺应民情，答应了海州百姓的要求。翁咸封的仕宦政绩，尤其是他的道德操守对子孙影响很大。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一生清正廉洁，翁同龢的清介自持，均与翁咸封的影响分不开。翁同龢曾说，他虽未曾见过祖父长的模样，但对祖父的操守风仪，深怀景仰，心中早已“仪之”。他的政绩名声对其后辈仕途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铺垫作用。

在同一个家族里，先后出现一二个方面大员或朝廷重臣，也许并不值得重视，但连续产生巡抚、尚书、大学士，就非同寻常了。

二、

除了在科举仕途上取得非凡的成就以外，翁氏家族的引人注目之处，还在于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上面占有一席之地，翁氏家族在文学、书法、篆刻等方面出了不少的佼佼者。翁氏家族中，诗赋文学之才甚多。粗略算来，就有翁心传、翁同福、翁同龢、翁孺安、翁端恩等多人。翁心传是翁心存的堂兄，生性倜傥不羁，为文作诗别具特色。翁心存曾评论乃兄的诗文说：“吾兄之文，空灵超妙，弗可及也。” 

晚明诗苑有一种新奇的现象，就是出现了一批富有个性才华的女作家，在经济发达的东南尤为集中。不象以前李清照等女作家的出现只是个别的现象。其中有名门淑女，也有青楼名妓。其中就有象柳如氏、翁孺安这样有影响的作家。翁孺安字静和，号素兰，生活于天启年间，是太常翁宪祥的女儿，幼即以诗著称，但却郁郁不得志。《列朝诗集小传》说她“风流放诞，卒以杀身。能书善华兰，谴诗二卷，又以嫁不得意，为《沤子》十六篇见志，读者悲之”。她的诗集《素兰集》不幕古、不媚俗，富于生活气息。《玉镜阳秋》说：“翁古诗多学长吉，虽时涉鹿毫，当其佳处，亦咄咄欲逼。《新柳》一律，特有赋媚之致。”也有论者谓其诗之质量，要高于本地有诗名的柳如是、席佩兰。到了清代，翁家又出了一位女诗人翁端恩。翁端恩，字璇华，是翁同龢的二姐，也是当代国学大师钱仲联的祖母，家学渊源，使她的诗坐别具风格。《簪花阁集》是她的主要作品。

在晚明以后，那些女诗人的创作，并不完全依附于男性所主导的文流，往往表现出个人特殊境遇中的特殊感受。而以前的女作家，象李清照，她们虽然是女性，但是她们的作品是以当时的社会潮流相适应的，而潮流是由男性所发起的。比如李清照的此，是与当时婉约词的盛行所同步的，她是夹杂在男性作家中间的佼佼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清照写的是男性作品。所以晚明女诗人的表现自己独特感受的作品，就显得尤为难得可贵了。她们也许就是今天女性文学的萌芽吧。她们的诗作能够获得社会的认可和欣赏，并刊刻成书，广为流传也表明了晚明以后，在旧礼教的合理性遭到普遍怀疑的趋势下，女子的个性与才华，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宽容和重视。

翁同龢的诗作也很有名，是晚清诗坛的重要诗人。他的诗作主要得自父兄的亲授，大体上是学习唐代诗人，风格“清超古隽，犹如春云出岫，秋水丽天，抉四始之源流”给人以一种享受。翁同龢七岁开始学习作诗，少即有诗名，“少壮才名第一流”。他说：“余十三岁作元夕张宴夺昆仑关诗，有‘第一回圆月，奇切第一人’之句，颇为朋辈所传。不过他早年的诗作，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音多古调”，喜用古词古字，一味追求对仗工韵，因此结构板滞，内容也因缺乏生活而显贫乏，价值不高。

从步入官场（1856年）到开缺回籍（18年），是翁同龢诗作的中期。这一时期，他的诗作不但数量多，仅现存所见就不下200多首，而且质量也很高。这个时期他的诗作多写个人的从政生活。除了大部分是，相互应酬唱和的作品以外，也有少数诗作为了抒发胸中不平之气，以诗明志，痛斥权奸误国，反对侵略，呼唤变法，反对因循守旧。比如《秘魔岩石壁题宝竹坡诗后》就是这类诗中的重要一首。诗作于中法战争后的第三年（1887年，光绪十三年），目睹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年、边疆危机日深，诗人的内心极为苦闷。他在匹马单骑游览了西山处的证果司寺秘魔岩石窟，在诗人宝廷的石壁题诗后，即兴赋诗：

    衮衮中朝彦，何人第一流？！

    苍凉万古疏，悱恻五湖舟；

    直谏吾终敬，长贫尔岂愁？！

    何时霜叶下，同醉万山秋。

全诗悲壮苍凉，充满了无限感慨，一股感时忧世的激情溢于言表，盼望能有第一流的才彦之士来拯救垂危的大清王朝。这些诗作虽然数量不多，但是观点鲜明，思想性强，风格也高，是翁同龢诗中的上乘之作。他的《戊戌五月十八日舟泊沪读》写到：

    一从割胶新议起，开堂筑室争纷拿；

    ………………，………………；

    如何突出无道国，大类贪戾赢素家；

    摧残横舍毁像设，剪伐嘉树滋蓬麻。

痛斥德国强占山东半岛、侵犯我国领土主权的罪行。

这一时期，翁同龢也有一些作品记述自己早年的家世，回忆艰难困苦的岁月，及个人的感情生活。如《咏菜糊涂》一诗，追忆了诗人少年时代的艰苦的生活情景，也反映了诗人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高贵品质。

开缺回籍直到去世（1904年），是翁同龢诗作的晚年阶段，这段时间，也是他隐居常熟虞山西麓鹁鸽峰的山居时期。由于生活的变化，翁同龢的诗风有了很大的转变。冯煦和邵松年称翁同龢晚年诗作“怨悱不乱，深得小雅之旨”，“宏深淹博，笔有奇气，多与苏公（指苏东坡）相类”其言虽未免过誉，但指出他的诗作从内容到风格的变化确是事实。笔者认为，山居以后翁同龢由于境遇的大变化，内心极为痛苦，因此他的诗作大多用来“消愁破闷”，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少日挥毫气如虹，晚来憔悴卧江东”。已经是“懒散无风格”了。这一时期的诗作多为怀旧之作，格调低沉，感怀忧伤。临终时他痛苦地口占一绝《甲辰五月二十日绝笔》是他晚年生活的最好写照。

    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

    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

其心中的哀怨悲愤可以想象到了何等程度了。他还集“四书”句，自撰了挽联一副：

    朝闻道，夕死可矣，

    今而后，予知免夫。

翁氏家族还有许多书法方面的人才。他们中成就最大的首推翁同龢。翁同龢政治上的建树，并为影响他在书法上的声名。他的书法，早年学欧、褚、柳、赵；中年学颜，得其风骨，更出入苏、米；晚年学隶，兼回腕作书，力追静穆。人得片纸，珍若兼金。故《清史稿》说他：“其书法自成一家，尤为世所宗”。刘体仁的《异辞录》也称翁的书法“在石庵、完白间，于本朝可称第一”。翁氏族人中善书法者尚有翁振翼、翁同福等。翁振翼是翁宪祥的曾孙，在诗文、书法方面的工夫颇深。他有《论书二十则》一书，记述他对书艺的独到见解。旧志称其“工诗文，艺术靡不精究，书法自晋唐入堂奥”。翁同福是翁咸封的长孙。他科举考试成绩很差，虽经11次省试而未得售，但他的“经艺词赋为时所推，尤善古文辞及书法，邑中碑版之文多出其手”。

篆刻和书法是中国传统艺术中的一株并地并蒂莲，两者有着很身的渊源。但自古以来，兼精两者的并不多见。翁氏家族的翁苞封能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有所成就，实属不易。翁苞封生性孤僻好洁，常客游四方。他善各体书，工篆刻。他的篆刻以邓石如为基础，兼取宋元法则，笔意生动别致，刀法灵活里实，从而独辟一途，形成了有别于他人的风格。《翁苞封印存》记录下了艺术上的成就。

从上述数例可知，翁氏家族的人才是多方面的。他们各有所长，共同构成了一个颇为多彩的家族人才群体。这种状况，即使从全国范围而言，也是不多见的。

三、

翁氏家族人才济济，不绝于书的状况，绝不是一种偶然的历史现象。要探讨翁家人才不断涌现的原因，首先必须从常熟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和文化的积淀方面入手。

常熟，又称海虞。位于苏南长江三角洲地区，这里土地肥沃，民风淳朴。是一座有着三千多年发展历史的文化名城，自古就有文化之邦的美称。自殷末仲雍让国来到此处建立勾吴小国，言偃北上师从孔子学习济邦治国之道，从北方带回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以来，常熟的社会发展十分迅速。及至明清时期，由于有较为安定的政治环境，加上当地人民的奋斗，常熟的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体现在文化方面，常熟在明清两代产生了众多的文学家、藏书家、书画家、音乐家、医家等，有的还以独特的风格自立了门派，著者如钱谦益为领袖的虞山诗派，有王  创立的虞山画派，以严  及其弟子为代表的虞山琴派，以林皋为首的虞山印派等。同时，常熟各地还有着20座书院，发挥着教育士子的作用；编纂成了多部邑志、专志、乡里志，记录着当地的沿革变迁……这一切都有力的表明，当时常熟不仅作为经济上的富庶之地存在，而且也以文化上的发达之地的形象出现。另外，当时的民风淳朴，整个社会充满着一种好学上进，读书治学，造福社会的气氛。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期，苏州地区的文人都崇尚一种“经世致用”的思想，努力治学，但也要有经世精神，把所学与所做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而不是一个无用的书呆子。顾炎武是他们的代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他们的纲领。“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是他们行动的指南。常熟地处苏州府，常熟的翁氏家族也不免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

明清两代常熟文化的积淀，以及整个社会的风尚，对翁氏家族不无影响，翁家从明初迁到常熟之时，正值常熟的经济、文化处于巩固基础、走向繁荣的转折时期，整个社会的向上、求进气氛。使得翁氏家族也象当时所有士子一样，建功立业的愿望十分强烈。他们把立足点放在传统的进身途径上，专心致志于科举事业，终于以自身的奋斗挤身于被封建士大夫视为终极追求的仕途。翁氏族人在科举之路上跨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之后，便一发不可收了。从1588年翁愈祥考中翁氏家族第一个举人和1592年翁宪祥高中这一家族第一个进士开始，在其后的三个多世纪里，翁氏一族产生了为数可观的政治家、书法家、诗人、共同构成了这一庞大的家族人才群体。这些人生活的时代，与决定常熟经济、文化发展未来走向的明清时期基本同步，绝不是一种巧合。他是常熟地区总体的社会发展水平在同一个封建大家族中的具体体现。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常熟深厚的地方历史文化积淀和社会文化氛围，是孕育出翁氏家族众多人才这种现象的外部条件。没有这种积淀和氛围，设想一下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在一个动荡的社会，在全民都不读书的社会，要产生这样的文化大家族，其难度可想而知。

四、

明清时期的常熟文化，对于翁氏家族人才群体的形成，作用颇为重大，然而毕竟是外在的条件。如果离开了翁氏族人自身的奋斗，文化积淀发挥不了多少作用，所以翁氏家族人才辈出的根本原因，还得从其家族内部去探寻。古人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对翁氏家族而言绝对是一个例外。那么，翁氏从明初一个默默无闻的家族，逐渐发展成为清朝一个影响及于全国的大家族，原因在那里呢？

首先，翁氏家族把传统的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支柱。在封建时代，深受传统的“忠君报国，孝亲扬名”思想浸润的士子，对于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十分留意、时刻关心的。尽管其中不免有些人以此为幌子，来摘取功名利禄，过穷奢极欲的生活。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能身体力行，以“为人要做正人，为官要做清官”作为准则的。在这一点上，翁氏家族的言行堪称正人君子。在翁氏家族史上，有很多忠孝、清廉的例证。翁同书在流放后临死前，曾写信给翁同龢，“略言死生事小，忠孝事大”。翁同龢被开缺回籍时，带回常熟的仅仅只有二千两银子，靠亲戚朋友的资助才盖起了两间小小的茅屋。

翁氏家族对族人子弟提出的清正、廉洁、孝悌的要求，决不是一种心血来潮之举，而是他们把儒家的忠、孝、仁、义思想化解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后的一种必然行动，后来这就成为了翁氏家族的族训，即“耕、读、忠厚”。“耕”是要勤俭力耕，自食其力；“读”是说子孙必须一心向学；“忠厚”是对族人在人品上的要求。这与曾国藩家族颇有相似之处。事实上，当前辈们以正统的儒家思想正己正人，向后代提出这种要求之时，他们在行动上已经作出了榜样。

有了这些著称于世的忠孝之士作榜样，翁氏族人就发奋学习，以中国传统的“吾日三省吾身”的修身之到来要求自己，力图通过个人的奋斗来保持家族的荣耀。在翁同龢的日记中就有很多这样自我鞭策的记录，这正是他奋发求进的见证。这种自我鞭策，无论是对于他个人，还是对其后代，均有促进。有了许多象翁同龢这样的人，也无怪翁氏能在数百年间保持家族的兴旺和人才的不断涌现。

其二，翁氏家族是常熟的大族，影响甲于一方的阀阅之家。传统的家族观念和保持书香门第的愿望，使翁氏族人非常重视对子孙后代的教育、培养。从现有资料看，翁氏家族对后代主要抓了两个方面的教育；第一、着意于对子弟在经史、制艺上的培养；第二、通过言传身教，让子弟真正懂得做人为官的道理。

翁氏家族的第一代举人翁宪祥四兄弟，得益于长兄翁蕙祥教诲甚多。据《常昭合志稿》记载，翁蕙祥“弱冠失诂，孝事祖母及所生，独肩家政，授经诸弟，皆成名”。没有翁蕙祥，翁氏一门4举人2进士这样的成就是难以想象的。翁人镜是翁咸封的长子，翁心存的兄长。他虽然没有取得功名，但在教导翁心存成材方面，花费了不少心血。他“课弟心存读《尚书》，悉心指授”，翁心存终身对他都有敬畏之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翁氏家族的兴旺就这样一脉相传，生生不息。

翁氏家族还从物质上来保证这种教育的实施。这点从“翁氏义庄”的建立就可以看出来。在旧时代，有权势有声望的大家族往往都会捐资购地，创办义庄，用来赡养本族中一些孤苦伶仃的其他成员，并且提供家族内部的教育帮助，使家族子弟都有上学科考的机会，义庄既是一种家族内互助共存的表示，也是家族地位的标志。翁氏家族也不例外，他们创建了“翁氏义庄”，派家族内的专人管理，设立的人人需遵守的规矩。客观上使家族相对的集中在相对稳定的地方，提供相对集中完善的教育，培养了家族向学的气氛，这也保证了家族人才可以源源不断的涌现，家族事业可以继承和发展下去。翁氏家族为培养人才所做的大量工作给后辈的影响不小。翁同龢在考中状元后给父母的信中写到：“前日传胪，男名幸第一。此皆仰赖天恩祖德及两大人福荫，得以至此。喜极滋惭，感伸图报……”翁同龢的这种真情流露，正好为翁氏先辈对于后代教育所起的作用提供了有力的注脚。

其三，从翁景阳始迁至常熟起，在六七代的时间里，翁氏家族一直在为出人头地而奋斗。可当他们一旦得到了非常渴望的荣耀的时候，他们又担心失去这种荣耀。他们的这种忧患意识，因人事的无常和官场的变化莫测而更加强烈。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素来就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一。大而言之，这是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愫，体现了士子对于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心；小而言之，它又是一种对家族荣辱的牵挂。在翁氏家族发展繁荣的过程中，对于家族荣辱的牵挂，自始至终作为一种动力发挥着作用。1862年，因曾国藩的，翁同书被严旨拿问，朝廷对他的处罚十分严厉，虽然免了死罪，但仍被流放充军，死在。这更加加深了翁氏族人在身处显位是对于自己可能遭到的劫难的忧虑，使他们更加深刻的体会到“盛衰之理，岂有常哉” 。翁同龢在《常熟璇洲里翁氏族谱》后序中说“富贵不足保，而诗书忠厚之泽可及于无穷，著为先例，以示子孙并告我族人，俾世世永为式”。把传统的忠义孝悌信作为治家立身的信条，就是这一忧患思想的生动表现。翁氏族人对祖先创业之难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并不仅仅是一种孝思的表示，也是要提醒其子弟，翁氏的基业是由前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创立的。如果保不住祖宗创下的基业，他们就将上对不起列祖列宗，下对不起子孙后代。这是翁氏族人奋发上进的一大动因。

最后，在中国封建社会，封荫制度在人才选拔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而且，随着封建制度的逐渐衰落，封荫的作用相应的增大。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的一个大家族，翁氏家族在发展过程中，也难免受到封荫的影响。翁曾源能中状元很大程度上是封荫起的作用。当然，与其他原因相比，封荫的作用十分有限。

五、

翁氏家族在中国政治文化史上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有着主客观各种原因。撇开其中带有浓厚的时代色彩的方面，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借鉴：

    第一充分利用地方文化的优势。比如常熟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有着充足的历史文化优势，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这种优势，是源远流长的地方文化为我所用，肯定会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新型人才的出现产生积极作用。

    第二、培养人们上进的精神。翁氏家族人才的不断涌现，得益于族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尽管具备上进心不一定成材，但是成材终究离不开个人的上进和奋斗。

    第三、重视家庭教育。人的一生，从出生到生命的终结，都要接受家庭、社会、学校某个方面的教育或全部教育。这三种教育，侧重点不同，同样重要。在翁氏家族中，家庭教育的影响尤为明显。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通过家庭发挥教育作用，既直接又方便，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在这方面，翁氏家族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对我们不无教益。

    最后，我们一定要为人才的产生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其中包括安定的社会环境，教育的物质保障，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等等。

注：

①陈康祺《郎潜纪闻》

②翁同龢：《瓶庐丛稿》卷四，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③《常昭合志稿》

④缪荃孙：《瓶庐诗稿》序

《瓶庐诗补》序

《翁同龢日记》

《翁同龢家书》

主要参考书目：

    1、《翁同龢评传》 谢俊美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12月第1版；

    2、《甲午战争与翁同龢》 常熟市 中国史学会合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年11月第1版；

    3、《大清两朝帝师》 史林 编著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 1998年9月1版；

    4、《翁同龢传》  作者 高明（）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9年1月第1版；

    5、《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 胡文楷编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7月新1版；

    6、《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 苏同炳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年4月第一版；

    7、《翁同龢诗词集》 翁同龢纪念馆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