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新时期以来底层文学中的女性形象

简析新时期以来底层文学中的女性形象

魏红霞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甘肃成县742500）

摘要：

新时期以来，底层文学创作蔚然成风，底层文学中的女性形象鲜活生动。以文本细读的方式，逐一解析了新时期以来底层文学中的三类女性形象，展示了坚守在恬淡静谧的乡土世界中女性的淳朴善良，探究了进城女工在城市中的辛酸遭遇和精神困惑，揭示了昔日辉煌的纺织女工沦为“霓虹灯下的哨兵”所承受的社会阵痛，意在引起社会对于广大底层女性的更多关注和帮助，思索底层女性走出困境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底层文学；女性形象；生存困境中图分类号：

I20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020（2011）06-040－04

收稿日期：2011－10－13

作者简介：魏红霞（1983—），女，甘肃秦安人，讲师。研究方向：文艺学。

新时期以来，伴随着社会转型的日益深化，诸如“三农问题”、“国企改制”、“进城务工”等问题日益凸出，对底层民众的生活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使得底层无论是在生存状态上还是精神追求上都表现出这个时代特有的风貌。随之而起的底层文学秉承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优良传统，真实地记录了变革所产生的“社会阵痛”在广大底层民众身上的生动演绎。底层文学在新世纪的兴起与发展，与作家对女性的生动书写密不可分。吹响器的高妮（刘庆邦的《响器》中的人物），放羊的梅妞（刘庆邦的《梅妞放羊》中的人物），拉鞋底的守明（刘庆邦的《鞋》中的人物），扒红薯的喜如（刘庆邦的《红围巾》中的人物），独自把六个未成年的孩子拉扯成人的魏月明（刘庆邦的《平原上的歌谣》中的人物）……她们带着泥土的清新和乡里人特有的淳朴善良，在宽厚的大地上用勤劳的双手编织着对生活的梦想。当然，土地并不能拴住所有年轻女性的心，那些心怀梦想、胆大泼辣的女性勇敢地进城了。那么，乡里人进城的故事在她们身上是如何演绎的呢？《一起工伤事故的调查》（谢湘南的代表作）触目惊心地展示了她们在“城”里的真实生活，《出租屋里的磨刀声》（王十月的小说）更是吓得她们毛骨悚然，再加上尤凤伟的《泥鳅》里陶凤发疯，寇兰失踪……城市并没有伸出热情的怀抱欢迎她们，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她们在城市只能上演一出出悲情剧。如果说，进城女的不幸处境我们尚且可以用“不安分”聊以冲淡，那么昔日辉煌的纺织女工，今日却沦为“霓虹灯下的哨兵”，倪红梅

们的不幸遭遇则令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些更加深刻的东西。

无论是守着大地的喜如们，还是进城蹦达的打

工女，更别说霓虹灯下的哨兵———倪红梅们，她们的遭遇和处境再一次确证了底层女性是弱势中的弱势。对于她们所承受的社会阵痛的文学书写，目的就

在于引起社会的更多关注，思索底层女性走出困境的有效路径。

一、淳朴坚韧的乡村女性

与城市相比，农村总是作为落后、凋敝、愚昧的代名词出现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然而刘庆邦笔下的农村世界却有一番别样的景观，尤其是生活于这一世界中的女性，更是对淳朴善良和勇于坚守等中国传统女性优良品质的最好诠释。

淳朴善良的乡村少女。喜如不分白天黑夜地扒红薯，就为买一条红围巾，理由是在一次相亲中她没被相中，就认为是没有戴上自己想戴的那么美的红围巾的缘故；《梅妞放羊》的梅妞其最初目的也仅仅是想要一件花棉袄；《鞋》中的守明将自己对未婚夫的一腔柔情全部装进了一针一线缝制的一双鞋中；《响器》中的高妮从来没有走出过山庄，但是从第一次听到大笛的声响就再也抵抗不住大笛的魔力，追随着响器，走上了一条倔强的拜师学艺之路；……这里的姑娘单纯、透明、真实、可爱，对于生活和未来抱着美好的憧憬。她们生活在与城市隔绝的乡村，远离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保留着人性当中那份至真至善。她们对金钱、权力和欲望没有过多的奢求，

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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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咱不看！’牵着羊离开了。”[2]这里是从一个少女儿童的视角来描写青蛙的一次交配，从中透漏出梅妞朦胧的性意识，但是给我们的感觉并不丑陋，却充满了童真趣味。

伟大坚毅的乡土母亲。刘庆邦除了写纯真善良的农村少女之外，他笔下的乡土母亲形象更能够给我们以强烈的震撼。在《平原上的歌谣》里，作者以饱含热烈的思想感情对母亲的伟大做了无私的歌颂。母亲——

—魏月明，在丈夫死后，独自带着六个未成年的孩子，在当时极端的艰苦条件下，含辛茹苦地把自己的孩子都拉扯成人。大儿子长河本想辍学回家帮助母亲劳动，不料母亲宁可砸锅卖铁也要供他读书，亲自把钱给到他手上。队里开展大炼钢铁的活动，他们家几乎把所有的金属品都交了，女儿偷偷地藏了一只脸盆她还和女儿吵，这事现在看来觉得母亲不免有点太不近情理，但是在那个时期确实映照出母亲金子般的心灵来。队里吃食堂，他们家只能领到那可怜的一点伙食，可是当她的妹妹一家逃荒到他们家时，她宁可让自己家人饿着也要把这顿饭让给妹妹一家人吃。那样的年月一个农村的妇道人家要独自拉扯大六个孩子，其中的艰辛只有自己知道，可是她从来不在孩子们面前痛哭、抱怨，而是自己一个人默默地流泪，一个人承担着所有这一切。这是一个伟大母亲的形象，这个母亲是为孩子，为丈夫而活的，唯独没有为自己活过，是彻彻底底的一个奉献者。这种伟大母亲的形象在刘庆邦后来的小说中都有涉及，比如《月光依旧》中的叶新荣，《草帽》中的马金织。

众所周知，农村生活凋敝，农民生存艰难，但是在刘庆邦的笔下我们感到的更多的是农村生活的温暖，农村女性的淳朴善良之美。这与他早年的生活

经历密切相关。他不止一次地提到:“那块平原用粮食用水，也用野菜、树皮和杂草养我到十九岁，那里的父老乡亲、河流、田野、秋天飘飞的芦花和冬季压倒一切的大雪等，都像血液一样，在我记忆的血管里流淌，只要感到血液的搏动，就记起了那块生我养我的土地”，[3]他还剖析说“我自己的经历使之动感情的机会多些，养成爱动感情的心性，愿意对弱者，不幸的人和善良的人倾注更多的同情和温爱。”[4]

然而，随着现代化的逐步深入，随着城镇农村化步子的加快，恬淡静谧的乡土世界不复再是游子疲惫心灵栖息的港湾，刘庆邦笔下的乡土世界以及这里淳朴善良的女性正在接受着现代化的洗礼，农村的坚守女进城便成了一种风潮。

二、进城奋斗的打工女性

当然，恬淡静谧的乡土世界并不能拴住所有年轻女性的心，繁华富庶的城市对乡土世界中的淳朴女性频频招手，于是那些心怀梦想、胆大泼辣的女性就勇敢地进城了。自现代文学以来乡里人进城的故事被一代代的作家们做着生动的演绎，如今这些心怀梦想的乡土女在城市又会上演怎样的故事呢？

这些勇敢的乡村女进城后，所能从事的工作要么就是做工厂里的“一颗螺丝钉”，要么就做城市人的保姆，要么就当餐饮行业的服务员……总之，作为“三无人员”（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没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没有可靠的政治关系），她们在城市只能从事最繁重最肮脏最为城市人不愿干的工作。而城市对于她们辛苦的劳作仅仅给予可怜的物质（金钱）回报，对于她们的精神更是一次残酷的洗礼。

她们的生存条件极端恶劣。《一起工伤事故的调查》（谢湘楠的诗作）触目惊心地展示了她们在“城”里的真实生活。作者将一起工伤事故以诗歌的形式表现了出来，不堆砌文字，不故作深沉，也不深深地抒情，除了描述事件经过外，没有任何感情倾向的表露。但是，在看似平淡散漫的文字当中，蕴含着诗人火山爆发似的激情。在这种字面的极端冷静平淡与内心情感的极度炽热愤怒的矛盾中，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另类的生存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工伤事故司空见惯，打工妹对此无动于衷，她们已经麻木得能够像拉家常一样谈论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兄弟姐妹的惨剧，在这样的世界中，个人只是工厂运营的一个螺丝钉，连基本的生存权都没有保证。

城市人对于她们的歧视。张抗抗的《芝麻》，女主人随意把戒指放在某处，要戴时发现找不见了，她们就认为是农村来的小保姆偷了，进而怀疑和盘查小

41保姆。这是作为有优越感的城市人对于农村人的一种本能歧视。虽然《芝麻》最后以消除误会而结束，但是在大多数作品中这些保姆都是一种悲惨的结局。再比如《新结婚时代》里的小航的钱找不见时，他们全家人对于农村来的保姆小夏的怀疑，致使小夏一气之下不干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分治”制度，使得城市在农村面前具有本能的优越感，城市人对于农村人具有天然的歧视性。这是打工女受到城市歧视和不公平待遇的根本原因。

城市认同的困难。城市认同困难既表现在城市人面对乡村女的那种优越感和歧视性，乡村女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更表现在城市精神文化对于乡村女身上的乡土文化的挤压和冲撞，以及这种挤压和冲撞对乡村女造成的精神困扰。“对于个体的流动者来说，在中国跨越城乡的流动会导致错位和不同的、常常相互冲突的多种主体位置的经验，这些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是很典型的。”[5]“认同不是一种固定的特性，相反，它们在相互重叠和冲突的不同主体位置之间不断变化。”[6]陶凤的发疯就是典型的例子。受传统贞节观念的影响，陶凤作为国瑞的未婚妻是不能与国瑞有性关系的。陶凤虽然进城了，但是她还是深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因此当国瑞有这方面的要求时，国瑞无意的举动就彻底绷断了她紧绷的神经。就陶凤自己的思想来看也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她爱国瑞，想把自己毫不保留地给了国瑞，就像城里人一样自由自主地与国瑞结合，另一方面又受到家乡贞洁观念的影响而没勇气采取实际行动。这就造成了她思想上的混乱和精神上的严重困惑，她发疯前后反差挺大的言语和行动就是这种被压抑的潜意识的显现。

城市生活的不如意，使得打工女转而怀念自己可爱的家乡。然而“打工妹坚持认为过去和孩童时光的无忧无虑和可靠生活的想象，与现在的烦恼形成了对照，坚持乡村平和而安全的生活图景，与城市的危险形成对照之外，在打工妹的怀旧叙述中，关于乡村生活、童年时光和过去生活的联想与合并产生了逻辑性的结果。这从社会层面讲，这种将乡村和过去合并在一起的看法往往增强了‘对同时代性的否认。’‘打工妹之家’的成员表达她们的乡愁或者对家乡的渴望时，通常是为了强调她们在城市经历的艰辛和错位感，而不是表达一种对她们家乡的自豪或热情。”[7]城市是现代的，是同时代的；乡村是落后的，是过时的。打工妹对过去的怀念，实际上反映了她们在现时代的不被认同的焦虑，这是一种实实

在在的身份焦虑。

三、继续抗争的下岗女性

在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城乡二元”分治格局下，城市与农村总是代表着不同的两极。城市是文明、富裕、先进等的代名词，而农村则是愚昧、贫穷、落后的象征。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农村进城打工者的处境就比较尴尬，城市人以这种先天性的优势排斥着进城务工者对于城市的认同，这也是进城女性遭遇不幸处境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在这一变革的时代，城市也并不风平浪静。国企改制、资源重组、下岗分流等变革也造就了一批城市贫民。在这种变革中，女工人的处境就比较不幸。还在未下岗之前，工人们为了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就开始将女性作为性别符号来利用，刘醒龙的《孔雀绿》中有详尽的描写。及至下岗，女性就彻底沦为了“霓虹灯下的哨兵”。

曾经是纺织厂的明星，车间的骨干，在精纺车间担任过小组长、质检员、团支书，得过两次厂先进、一次市先进生产者荣誉的倪红梅，在绢纺厂的改制过程中成了下岗工人，面对女儿的疾病和巨额的医药费，她不得不做了霓虹灯下的哨兵。这就是曹征路的小说《霓虹》中的女主人公的命运。原来倪红梅曾经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和令人羡慕的工作，但是随着丈夫的亡故，她自己也成了下岗职工，而厂子借口效益不好没有给他们以必要的抚恤，面对女儿在死亡线上苦苦地挣扎，倪红梅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做起了“霓虹灯下的哨兵”。倪红梅的命运是富于代表性的，她让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了国企改制的阵痛，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改制过程中，一些人尤其是一些底层民众总要成为牺牲品，当改制以政治的让步来换取经济的发展时，被牺牲的往往是底层的利益。

小说《霓虹》选择了以堪察报告、侦查日志和谈话笔录穿插日记的独特的体式，将主人公倪红梅一系列的经历、遭遇和感受通过其日记间接呈现出来。作者曹征路以令人惊叹的敏锐社会洞察力穿透社会转型期的复杂社会表征揭示出重大的社会问题——

—国有资产流失、国企改制、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等社会问题。其实思想学术界90年代以来对改革路径的讨论,早就预见到了这样的“分家”必然带来公共资源的流失，工人利益的分化，工人出路的茫然。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商品化和市场化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作为下岗女工的杜月梅们已经不具有物的价值，在市场交换中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但是作为女性，作为性消费的符号，她们还可以在“霓虹灯下做哨兵”，她们也只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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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Analysis of the Female Image in Bottom Literature

WEI Hong-xia

（Department of Chinese ，Longnan Teachers College ，Chengxian Gansu

742500）

Abstract: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the creation of the bottom literature is very popular,and the female image in bottom literature is fresh and vivid.In this paper,The author analyse three types of female image in bottom literature after reading a lot of texts.The first type of female image is the one which lives in quiet rural world,they are kind hearted and honest.Then,the second type is migrated female,they work hard in city,experiencing bitterness and confusion of the spirit.Last,the third one is female worker which lost job in revolution,they were glory formerly but now become “the Sentinel ”under the neon lights,which bear the pains of so －ciety.In a word,all these female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and more help,all od us should ponder the bottom female steps off ef －fective difficult position route.

Key words:female in the bottom ；female image ；life in difficult position

责任编辑：蒲向明

虹灯下的哨兵”。至此，倪红梅命运的必然性已昭然若揭。其实我们并不为倪红梅沦落为小姐而感到道德上的耻辱，相反倒是为威权者的公然叫嚣“改革嘛，总是有成本的”而感到深深的可鄙。因为倪红梅是个有责任感有正义感的下岗职工，她沦为娼妓的直接诱因还是她在万般绝望之时寻求威权者的帮助时，威权者给她指点和引导的路子。而作为威权者象征的“绢纺长厂长”不仅让倪红梅下了岗，使得她的社会价值无从发挥，而且还占有了她唯一的资本———女性的身体，至此在这场利益的重新分配过程中，威权者与工人的利益对比悬殊，这使我们不得不质疑这场改制的合理性与公正性，伴随经济改制

而来的政治改制的滞后性，等等。虽然

“我是赞成改革的,也赞成国营企业改革,但我知道并非所有的改革都具有天然的正当性。那种少数人获益却让多数人承担成本的改革,那种巧取豪夺式改革,那种流氓式改革,我无论如何也无法赞同。一个人,哪怕他再普通,再弱智,再低能,都有生存的权力,劳动的

权力,追求幸福的权力。”[6]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倪红梅的不幸遭遇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对于现实社会的有力介入。

令人欣慰的是倪红梅尽管沦为了“霓虹灯下的哨兵”，但是她那不屈的抗争精神给了我们向往美好明天的希望。文中讲到了这些苦难群体的自我抗争问题———建立自主性，以合法合理的斗争来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是底层自我救赎的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子，这也是作家寄予倪红梅们的一条颇有希

望的自我抗争之路——

—充分发挥底层作为人的自主性和高贵的尊严性。

总之，无论是在乡村坚守的淳朴女性，还是在进

城寻求新生活的打工一族，还有国企改制下岗的女性，她们的不幸处境再一次证明了底层女性是底层中的底层。对于她们艰难的生存处境，我们除了廉价的同情之外，更应该多多思考底层女性自我救赎的有效路径。虽然倪红梅的自我抗争不失为一条可取的途径，但是底层女性自我主体性的建构更加重要。在这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女性只有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以坚毅的脚步站立在社会中，才不会被变革的潮流所淘汰；也只有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才能在城市及城市化的旋涡中保持原本善良的美好人性，而不致被城市文明病所腐蚀。底层女性不幸的生存处境，更加迫切地需要加强其个人主体性的建构。

参考文献：

[1]刘庆邦．刘庆邦作品系列·灯[I]．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4.

[2]刘庆邦．刘庆邦作品系列·梅妞放羊[I]．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135.

[3]刘庆邦．从写恋爱信开始[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2004．

[4]夏榆.得天独厚的刘庆邦[A]．见：梅妞放羊·跋[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1.381.[5][6][7][奥]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M].吴小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3，11，128～129.

[6]尤凤伟.文学的几个问题———在大连大学的演讲（节选）[J].文艺争鸣.2007，（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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