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的形成与特征下

第二次讨论：计划经济形成和特征

“Russian and Soviet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tructure” Chapter 4, 5

“The Classical Soviet-Type Economy: Nature of System and Implication for Reform”

“中国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增订版）”第2、3章

第二组计划经济形成和特征

本次报告的三篇文章集中讨论了计划经济的形成和特征，三篇文章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第一篇选取了《苏联经济的结构和绩效》一书中的第四、第五章，分别关注1920s苏联关于发展战略选择的一场论争，以及伴随着这场论争的结束而建立的以“超工业化”发展战略为特征的经济。第二篇文章《苏联传统经济以及改革建议》着重总结了1929年后确立的苏联传统经济的特点，认为局部的改革会受到制度本身的抵制，没有明显成效，应当实施“休克疗法”。第三篇文章是林老师与人合著的《中国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增订版）》的第二、第三章，这实际上是以中国的战略选择和发展绩效问题对前两篇文章作出了一定的回应：一方面关注最初的战略选择，违背本国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而建立起来的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以扭曲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宏观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以及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为特征的三位一体模式，必然导致经济绩效低下；另一方面关注改革的方法和方向，与中国的情况类似，经济发展战略是可由选择的外生变量，而基于既定发展战略而产生的扭曲的宏观经济环境、以计划为手段的资源配置方式以及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制度是内生变量，改革当从正确的外生变量入手，既不是纠缠于内生变量的改变，也不是从政治制度上变化。

Russian and Soviet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tructure

Chapter 4 The Soviet Industrialization Debate: Issues of Growth and Development 本章关注1920s苏联关于工业化的争论，这一论争影响深远，不仅直接导致了此后的行政干预经济，而且对苏联的长期经济增长和发展产生了持久的作用。这一论争的焦点是苏联的经济结构的转变方向，以及国家如何更好地促进苏联经济的发展速度。

◆ 理论背景

经济的发展需要一系列经济的支撑，通过合理的组织安排来指导资源的分配和利用，同时也需要相应的来予以辅助。20世纪人们倾向于将经济制度区分为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混和经济三种划分，基于此而建立的多种经济发展模型主要关注经济发展中部门改革的问题。大部分文献集中讨论两部门模型（农业/农村部门vs.工业/城市部门），并且探讨相应的经济、政治制度如何使这两个部门互相作用，最后导致工业的迅速发展，农业部门的相对衰落。

从此，对于经济发展的途径产生了两个方面的观点。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应当推行工业优先战略，以牺牲农业的利益为代价优先发展工业；另一部分经济学家主张通过发展农业作为积累的来源，以此促进工业的发展。此外，马克思以及她的追随者提出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理论，把经济分成两大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和生产生活资料的第二部类。同时提出劳动价值论学说。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第一，在转型中应当依据贡献的大小来分配利益；第二，应当有某种计划来取代市场的无主义；第三，可以通过加强对第一部类产品的关注来促进经济增长。列宁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指出苏联的落后经济需要有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通过全面国有化使国家掌控经济主要经济命脉，并借此影响剩下的私有部门,从而把资本主义积累的利益带给无产阶级。

◆ 工业化论争

1921－1924年的新经济使苏联经济得到迅速恢复，但是其现代工业比重仍然很小，原始落后的农业经济和贫困的农民仍然在经济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就如何积累工业化所需资金，如何解决工业增长市场需求不足，以及国民经济应用何种机制协调问题，苏共内部发生了分歧：以普里奥布拉任斯基为代表的左派主张“超工业化”，并建议对富农采取严厉的措施；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右派主张继续实行新经济，主张协调发展。

以普里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y）为代表的左翼主张“超工业化”发展路线，这一主张脱胎于马克思提出的扩大再生产理论，侧重于工业的优先发展。该派主张通过国家的垄断地位，低价买入农业部门原材料、高价售出工业产品，将利润投资到工业部门，从而使工业化的负担转移到农业部门，以降低农民生活水平为代价达成工业化。他指出，农民有很高的存储能力，国家可以通过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征收高赋税以及通货膨胀，实行不等价交换来确定实际的存储量，进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普里奥布拉任斯基也看到了这一方案的缺点，过低的农产品价格可能导致农民退出市场，因此就不能允许市场机制发生作用。

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右派认为不平等交换会破坏经济发展的基础，并且认为工业的发展速度自然高于其他部门的发展速度，因此它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必然会慢慢增加。工业、农业之间存在互相支持的关系，各部门应该获得同时的、渐进的发展，而不是牺牲农业来成全工业。为了解决投资缓慢的问题，他主张更充分地提高资金利用率，提高效率，进行更合理的产业划分等。

◆ 斯大林采取的经济发展措施

这场关于苏联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论争持续到1927年，以“超工业化”派经济学家纷纷被清洗出党而告终。斯大林掌权之后，他最初和右翼的主张一致，但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在1927年全面受挫。由此，斯大林开始向左翼观点靠拢，“超工业化道路”再次被提上日程。就此，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在苏联确立，并在1929年通过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在第五章中给出了详细的讲述。

Russian and Soviet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tructure

Chapter 5 Creating the Administrative Command Economy: 1928-1940

本章侧重关注1928年起斯大林推行的行政干预经济，探讨了1928－1940年间，苏联经济的国有化进程、国家计划经济的实行以及农业集体化的实行，并且对苏联经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结构改革给出了评价。在这段时间内，斯大林不仅完成了组织和制度上的变革，而且在短时间内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经济的格局。这一经济体系一直被沿用，知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甚至其制度、的影响延续到了90年代之后。

◆ 国有化

1917年布尔什维克之后，苏联就实行了广泛的国有化运动，这一要求在1928年之后显得更为急迫。国家不仅需要对生产方式进行掌控，而且需要对资源的分配掌有控制权。20s中期，国家在工业部门掌有控制权，私有部门在农业方面掌有控制权，而到了30s末期，国家已经全面掌控了各个部门。

◆ 经济计划

关于国家如何对经济行为进行计划指导，存在着学派之争。一派是遗传学者(Geneticists)的观点，认为经济计划应该由消费者需求来引导，这秉承了新经济的观点。另一派是目的论（Teleological）观点，认为应当由social engineer 制定计划来指导经济行为，包括工业生产、各部门投资模式等。后一派的观点为主流观点。

1928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确定苏联计划经济的框架。首先，由国家计划委员会作为核心机构，其他计划部门向其报告；第二，控制指标能够指明经济发展的方向；第三，公司的具体执行计划需要和控制指标相符；第四，物资必须通过平衡系统进行分配；第五，长远计划的周期是五年。

然而实质上，苏联早期的计划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只能称之为管理。所谓计划，指的是在一定的约束下，根据一定的目标制定计划，并据此进行合理的组织安排，指导经济行为。而苏联的五年计划甚至年度计划都不具有可执行性，因此它更适合被成为“资源管理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

由于苏共在社会的各个部门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斯大林掌控着经济的各个方面，苏共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推动国家计划的全面执行。

◆ 集体化

1928年的粮食征购危机引发了全面的强制性的集体化运动，斯大林把运动的矛头指向了富农，并最终进一步扩大到所有反对集体化的农民。1929年底，苏共展开了大规模的集体化运动，尽管这一运动号称是自愿的，并且仅仅遭到富农的抵制，但实际上在推行过程中，国家动用了大量的强制力量。在反富农的旗号下，很多抵制集体化的普通农民也受到了残酷的。

在整个集体化运动中，苏共扮演了主导角色，并且这一角色在1933年得到了加强。是年，政治机构Machine Tractor Stations成立，其目的在与向集体农场提供机器和设备支持，该机构和集体农场的领导共同管理农场。到了1930s中期，苏共在农村经济中也起到了绝对的领导作用。

然而集体化运动却直接引发了1929和1933年的产量巨幅下降，畜产品的下降尤为严重。唯一的亮色在于，由于家畜大量减少，对草料需求降低，因此谷物产品在初期减少之后，在1929－1933年间又有了一定回升。由于集体化运动带来的恶果，以及伴随而生的饥荒，农业人口锐减，降至集体化运动之前的一半。

集体化运动有着双重的目标，从政治上来看，是一种控制农村人口的方式；从经济上来看，可以通过国家行政方式诈取农村的积蓄。现代观点一般认为，集体化的强制推行虽然存在着不妥之处，但它是解决新经济时期农业问题以及适应大规模农业生产的一个必要方法。

一般经济理论认为，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应当通过农业集体化来支持工业的发展。通过在农业部门引入先进的现代农业工具和农作技术，不仅可以把多余的劳动力释放到工业部门，而且可以通过增加农业部门剩余支持工业部门的发展。作者指出，苏联的农业集体化也确实推动了劳动力从农村转向城市，但是是否必须通过这样的途径达到目的，值得置疑。另一方面，苏联的集体化运动并没有如预想中那样给工业部门带来大量剩余。这主要因为没有合理的工资机制，国家从农民的劳作中索取了绝大部分的价值，农民只获得了极少的剩余，这大大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而且更具有戏剧性的是：农业集体化的初衷是诈取农业部门的剩余，支持工业部门的发展。而事实上，集体化并没有改变农业部门剩余的数量，甚至工业部门产品给农业部门带来的价值甚至超过了农业部门对工业部门的贡献。在农业集体化以及国家外贸垄断的双重作用下，1929－1931年间，苏联的进出口额都有了大幅上升，但苏联也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农民以及市民生活水平大幅降低。

纵观1930s的苏联经济，斯大林推行的以国有化、国家计划、集体化为特征的行政干预经济使苏联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28－1940年间，农业部门的产品和劳动力占用率迅速下降，工业部门相应指标迅速上升，尤其是重工业部门迅速发展。与之相应的是，就产值而言，工业部门也显示出高速的增长率。家庭消费量大幅减少，而投资额大幅增加，消费品通货膨胀严重。

以上两章分析了苏联1920s－1930s选择“超工业化”道路的背景以及在此战略指导下采取的措施和绩效。紧接着Richard的这篇文章《苏联传统经济以及改革建议》给出了对苏联传统经济的评价，并通过总结其特点，提出了关于改革的一些建议。但是他所提出的建议主要基于对以往的改革措施的批评，侧重于破，立的成分很少，只是提出要进行全盘的改革，“休克疗法”，但是究竟从什么入手来改，怎样来改，他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方案。

The Classical Soviet-Type Economy: Nature of System and Implication for Reform

Richard首先指出，苏联传统的指令性（管制）经济是一个巨大的失败，苏联经济需要比现在更全面的经济改革。他认为，一步一步的改革会失败，而对现有经济体系的完全替代将会是可行的改革措施，东欧的很多改革家倾向于使用这种方法。为了说明这个结论，作者首先对传统的苏联体系进行了分析。

传统的苏联体系是一个管制的计划经济体系。这种经济是一个聚合的整体，它有着自身的内在逻辑，其必要的组成要素以及这些要素间自然地互动作用。传统苏联经济中的公有部门，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集体所有制企业，规模都很大。国家拥有全部自然资源和几乎所有可再生的资本，深入控制所有的行业。与之对应的是，合法的私人生产部门规模很小，不合法的私有经济也存在，且有增长趋势。苏联最近的改革通过使其合法化来壮大私有经济，但是，就算是私有部门，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国家控制。

在苏联的传统体系中，党有最高权力且与，尽管党在机构和职能上都与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议会和一系列的机构负责将的目标和转变为计划并加以实施。再往下是按其产出分类的超过50个部门，具体参与到计划中，负责投资、生产及分配。每一个部门又根据地域或更细的产出分类分为几个处，分别在相关的领域负责计划的执行。处于最基础层次的是在经济中实行生产、建设、运输、分配和交易活动的组织机构。所有这些组织机构都被党和国家的机构紧密控制着。与这一体系并行的是一套监管体系，包括党、银行体系等。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体系中，协调管理的工作通过集中、分工和设定计划区间来简化，可执行的计划一般在一年内完成，不是很细致的发展计划在5年内展开。这样的简化方便了大量的分支机构，但是给苏联计划委员会来来了大量的协调问题。传统体系中的计划工作包括文字的交流联系，机构与经济分支部门之间的协调。其结果是对所有部门的一整套命令。与经济活动计划平行，还有一套金融计划，苏联国家银行是国家的金融执行者。由于所有的非私有经济活动都被计划控制，在传统的苏联经济中，货币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货币和信贷致力于保证所有计划中的项目不会出现资金短缺的现象，同时，不会有计划外的项目得以实施。这一逻辑使价格的作用也非常有限，仅限于度量，会计和控制。价格，工资和薪水不由经济决定，而由行政确定，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不变。价格的行政制定准则使同种或同质商品具有多重价格。在这一体系中，工资和价格与使用价值的联系非常小，不可能使超过两千四百万的商品和各种劳动力的价格与他们真实且不断变化着的经济价值相符。由于价格提供了关于相对价格的错误信息，在这个体系中，更提不上微观有效性了。

由于计划问题过于庞大复杂，机构难以得到足够且准确的信息，时间上有压力，经济形势不断变化，细致的可执行的计划很少具有一致性。机构总是制定过大的目标同时提供极其有限的资源，为的是给下属压力以促使其有良好的工作表现，同时解决信息扭曲的问题。但是这样的往往使一致性和合理性问题更加严重。

由于计划不一致不合理，下级部门很有可能无法按时完成任务，此时，他们很有可能以的利益为出发点尽可能简单的完成任务，表现出已完成计划。计划的执行往往有分工，下级部门只需考虑自己在很窄领域内的责任和计划任务，相对，从而即使完全的理性给出了当事人正确的信息和约束，从整个经济的角度看，各部门的行为和约束可能是无效率的，不会有好的效果。

因此作者认为，除非问题严重到使的决策和行为涵盖经济的全部范围，任何的行为都会使下级部门的执行问题更加复杂。

作者紧接着分析了苏联经济体系的几个特点：1.纵向的集权；2.生产和分配的高度集中计划；3.资源利用效用最大化，给计划带来压力；4.配给制；5.完全的价格控制；6.缺乏流动性，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货币；7.经济关系由合法确定，下属单位没有权力改变；8.计划任务、表现评估和奖励有武断的绝对控制的准则；9.激励机制都不是出于促进经济成效的目的，而是为了满足上级的要求和计划的安排。

作者认为所有的经济改革都必须与这些特点以及它们的结果相反。这些特点下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当改革进行的非常频繁时，生产结构是调整得非常慢的。另一个更重要的结论是，对于能够保留并提升经济单位功能的经济行为，缺乏行动的先决条件。例如，由于管理的结构问题，遇到问题的决策者既没有信息也没有权利作出适当的决定，缺乏调用必备资源及协助的权利，并且通常没有行动的激励。

作者总结了传统苏联的优缺点。优点是能有效的调动资源，集中于少量的优质的目标，得到比较大可观察的成就。当的侧重于赶超时，这一体系尤其有效。这一体系的缺点是，当集中力量于几个优先目标而牺牲其它时，不知道牺牲是否值得。部门缺乏足够的信息来监管重要的成本。随着经济成功的增长，经济中复杂性的增加，从而使苏联经济体系的无效率增长。作者认为，随着时间的过去，其内生的无效率会超过其有效率的影响而占据主导地位。

经过前面的分析，作者得出对改革的启示。要建立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苏联有两个历史性的问题：一是60年来，资本管理和机制建设都是政治行为而非出于经济考虑，从而造成资源浪费，技术落后。二是苏联体系的9个特点是相互联系支持的，对其中一个的改变没有实质的效果。有效的改革需要同时消除这九个特点。从以前的经验来看，局部的改革的确都没有取得成功。通过对过去改革经验的分析，作者得出结论：局部的改革是不够的。从苏联传统经济的本质分析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改革必须以空前的规模实施，激进的改革家要求对传统体系的完全替代是正确的。我们讨论认为，作者得出的这一结论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作者所支持的改革方案实际上就是休克疗法。然后，从后来的历史经验来看，这种休克疗法是不成功的，该方案导致GNP急剧、持久地下降，并伴有特别高的通货膨胀和其它社会指标的严重恶化。

林老师在《改革与发展:东亚转型经济的经验教训》一文中指出，苏联模式经济有三个紧密结合的构成要素：1、被扭曲的宏观环境，包括人为压低的利率，高估的汇率，低的名义工资率及与此相应的必需生活用品和原材料的低价格低的名义工资率及与之相对应的生活必需品和原材料的低价格；2、对信贷、外汇交易及其它资源的计划调配机制；3、传统的国有企业的微观管理体系和集体农业国有企业传统的微观经营和集体农业。这种格局，对一个资本稀缺的经济采用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言是内生结果。而本文作者所作的分析正是从这样的特点入手而得出结论的。作者认为所做的改革应当能够现有的特点，然而这其实是从内生变量入手的做法。根据林老师的理论，要改变内因，应当从外因入手，可见作者所提倡的改革方法是有问题的。既然作者的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的，那么他所分析的苏联在之前的改革中失败的原因就也是站不住脚的。作者认为，改革失败的原因是改革是局部的，没有彻底苏联传统的九个特点，作者找到的其实是一个内生因素，而非外因，因此这个解释是仍然需要推敲的。

中国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增订版）”第2、3章

《中国的奇迹》第二、三章主要对建国后我国采取的发展战略以及由此产生的绩效进行了阐释及评论。林老师称之为“赶超战略”——以发展没有自生能力的产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不论是从目的或是手段上对当时的经济都堪称恰当的概括。从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以及主观愿望等方面，林分析了赶超战略实行的历史背景。经过鸦片战争后长期屈辱而艰难的历史，国内满目疮痍，经济处于停滞瘫痪状态；人民生活困苦，从决策层到普通大众都迫切期待祖国的迅速崛起；不友好的国际环境又促使我们不得不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而赶超战略的逻辑起点便是重工业优先增长的目标，重工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国家经济发展的程度，并且具有自我循环、自我增长的特性。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的产业，与中国本身劳力密集而资本贫乏的资源禀赋状况完全相左。由于资本的流动应该是与其回报率相对应的，在中国的现实状况下若是资本自由流动，重工业就无法获得充足的资金。因此，若是违背本国的资源禀赋条件，硬性去发展一些本国不具备比较优势的技术、产品，就必须做出一系列的安排保证生产这些技术、产品的企业乃至产业的生存，即运用行政手段人为压低利率、汇率和原材料价格和生活资料价格，使这些企业、产业能够获得廉价的投入品，同时赋予这些企业拥有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或者是使用高关税阻止外国产品进入国内市场和这些企业竞争。至此，适应于重工业优先增长的发展战略，一套以全面扭曲产品与要素价格为内容的宏观环境形成。相应的制度安排是对经济资源实行集中的计划配置和管理的办法。与这些宏观、资源配置安排相配套的是微观上的工商业国有化和人民公社化这些毫无自主权的经营。

赶超战略固然使中国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绩，但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高昂的。由于违背了本有的比较优势，一心求经济增长速度，导致经济结构严重扭曲：受到保护的产业因为没有竞争的压力，创新动力低，效率低，利润水平低，剩余少，无法担负起增加积累，提高整个经济要素禀赋结构的责任。而且，把经济中有限的资金用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势必对用来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资金造成挤压，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受到，减少了市场份额、利润和剩余的总额，降低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对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所能做的贡献。这种发展模式的结果必然是减缓了整个经济的要素资源禀赋结构的升级，从而使整个经济的产业、技术结构的总体水平的升级缓慢，加大持续经济发展的困难程度。另外，城市化水平的发展也不理想；扭曲的产业结构导致了经济的封闭，不能通过贸易来扬长补短。微观上，对自主权的以及激励机制的丧失，使得生产效率低下。

通过国际比较，林老师指出，不仅中国，所有违背本国比较优势而实行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大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二战后的国家，经济发展绩效都很不理想，不但未能达到当初预定的目标，反而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与此相对比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由于在二战后发展了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纺织、轻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以此积累资金，然后，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再逐渐发展资金、技术较为密集的钢铁、造船、汽车、电子等产业，终于到80年代发展成为真正的新兴工业化经济。

在此，林老师还特别强调，以资本主义的“亚洲四小龙”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做比较，容易让人将经济发展的绩效差异归因于社会制度的选择，实际上，就其根本来看，发展战略的选择是否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一致，才是决定经济模式进而决定经济发展绩效的根本原因。改革前中国经济增长高成本、低效益的根本原因在于选择了错误的、不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

比较优势理论源自于Adam Smith和李嘉图，个人、企业、产业乃至国家都拥有所谓的比较优势。相对于别的个体，可以花费相对更低的成本获得同样的收益。经济的竞争关键就在于降低成本，成本降得越低，就越具有竞争力。我国是劳动密集型的国家，这一比较优势决定了我国的发展战略必须是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技术和产业，这样的发展战略才会促使经济的高增长率、资本的快速积累，而当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使得我国的要素禀赋转化为资本密集型时，我们也需相应地调整发展战略。

经济学界也有这样的意见，认为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建立在资本的相对封闭的条件下，从80年代后，资本市场一体化加速，对资本的流动越来越少。在此背景下，是否可能已不存在林所言的传统的比较优势？因为资本在全世界的范围内配置，国家可以随意转变它的资本、劳力比例。但根本而言，在现在资本流动的外部条件下，比较优势有量的调整，但没有质的区别。原因在于，第一，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本低，所以会多用劳力。外商的投资也会按照当地的比较优势来进行；第二，对外投资不会占去国内所有的闲余资金。理论上的假设、推论与实际情况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