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黄州词的创作

[摘要] 本文通过分析苏轼黄州词的创作，说明了贬黄对苏轼思想及人生的重大影响，得出了苏轼黄州时期由于受儒、释、道三家思想影响，其人生态度呈现出从失落，无奈，说服直至旷达的逐步转变的结论。

[关键词] 苏轼  黄州  词 心境变化

引言——苏轼词在词界的功绩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首千古绝唱的歌吟者因蒙受冤屈早与世长辞，但苏轼这位北宋年间中国文坛上最耀眼的巨星，他的文学创作却成为后世文人的至奉。尤为他黄州词的创作，尽显其人格魅力。

词起源于隋，是当时兴起的以汉族民间音乐为基础，糅合少数民族及外来音乐而形成的新声“燕乐”的歌词。从晚唐五代到北宋中叶，词一直被视为纯娱乐性的“末道小技”。文人墨客只是用写诗的余力和游戏的态度来填词，写成之后“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胡寅《酒边集序》，见向子湮《酒边集》卷首）。词在宋初文人心目中不能和“载道”、“言志”的正统文体诗歌相提并论。[1]直到苏轼才有刘辰翁：“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辛稼轩词序》）。苏轼对词体的全面革新，提高了词体的地位，使词无论在文化品格上还是文化层次上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使唐诗宋词一起成为中国文学的两座高峰，这是他对宋代文学的巨大贡献。而在词的创作中，黄州词最能代表他的创作实绩。

谪黄州对苏轼的影响

苏轼的作品是他生活和思想的形象反映，他的创作道路不能不制约于生活道路的发展变化。[2]苏轼一生经历了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个朝代，这是社会危机和党争急剧发展的时代，苏轼尽管权重才高，但秉直的个性还是使他陷入了这场争斗中。元丰三年（1080）的“乌台诗案”，使他一下子陷入政治生涯的低谷，元丰四年被贬谪，“安置黄州”。

贬谪黄州，是苏轼思想和创作的重要转折点，以此为界，我们可以将其一生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他的前期创作以儒家思想为主，作品充满了积极入世的精神和强烈的社会历史责任感。其议论文大多议论前世盛衰和古今风俗的变化，引证丰富，语言切中时弊，不发空言。行文讲究联系时事和制造气氛，骈散结合，具有纵横磅礴的气势，流畅明白，详述事件原委，常发前人之所未发。到了后期，尽管它还以儒家的忠义思想作自我鼓励，满腔浩然正气，但已渗入了大量的佛、道两家思想的影响，求得身处逆境时的精神解脱，性格变得越来越沉静、旷达、洒脱。儒家入世、佛家超世，道家避世，三者原有矛盾，苏轼却以“外儒内道”的形式将其统一成一个整体。[3]

正是在以上思想的影响下，贬谪黄州不仅改变了词人的政治命运和人生理想，也改变了其词创作的价值取向，又直接造成了苏轼创作风格的变化。下面我们来比较一下苏轼以贬谪黄州为界，前后期不同境遇下的词作。

如《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当时东坡任密州知州，曾因旱灾去常山求雨，归途中与同行梅户曹在铁沟会猎，写了一首出猎词。上片出猎，下片请战，场面热烈，洋溢着报国杀敌的豪情。

“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其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宪看！”（《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抒发了自己想要辅佐皇帝做圣君的大志，充分表明了自己对治国平天下之才的极度自信。这是苏轼被贬黄州之前的词作。

《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不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愿使君还赋谪仙诗，追黄鹤。”（《满江红·寄鄂州宋使君寿昌》）这两首词都是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时所作。面对政治现实和坎坷处境，想到他振兴王朝的愿望，不免情绪低沉，心生感慨，情不自禁地发出自笑多情、光阴虚掷的叹惜了。仕途坎坷，壮志未酬，使词人过早地感到自己苍老。然而人生几何，何苦让这种“闲愁”萦回我心，还是放眼自然，尽享余生吧！自然平淡之中表达了词人乐观而旷达的胸襟。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黄州时期苏轼的思想极其复杂：一方面他不能忘掉自己的理想，想辅佐国君为国出力，但戴罪之身是不可能建功立业的，理想实现不了，思想上处于极度的矛盾之中；另一方面，他追求生命的自由，生命的价值，希望摆脱束缚，找回因新旧党争而失落的自我，实现生命的价值。这是苏轼黄州词的重要内容。

正视现实 转变心境

苏轼于神宗元丰三年（1080）二月一日抵达黄州贬所，元丰七年四月“恩量移汝”，离开黄州，共居四年而跨五年头，故有“坐见黄州再闰”（《满江红·归去来兮》）。

贬黄期间，苏轼生活极度拮据，仕途空前失落，而且朝廷政敌也不放过他，境遇险恶，心理上时常带有九死一生的余悸，常“梦游于缧绁之中”。总之，仕途生涯在他面前翻了一个过儿。理想与现实、入世与出世、因诗得罪的余悸与治罪过严的激愤、避祸少事的自我控制与“搀说得失”的习气等矛盾都交织在心头，使他陷入极度苦闷之中。

然而，人总是要生活的。人的这种本能和生活欲望，驱遣他必须适应新的环境，更何况作为传统文化熏陶下的一个“达人”。全然陌生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身杂老农间”与“樵渔杂处”，尤其是躬耕东坡的切身体验，以及与当地父老和邻近士人的亲切交往，使他看到了以往被士大夫圈子所局限以外的另一幅生活图景，加上很长一段时间的反思，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对另一种生活充满信心。他的思想本来已经够庞杂了，但由于做官以来顺达的境遇，儒家的入世思想仍然处于主导地位。但如今，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人生价值取向。如果说在赴密州途中他还持有“行藏在我”的穷而达的观念的话，那么经过跌得太重的筋斗，“兼善”的儒家思想已不足安慰“废弃至此”的被贬弃的惨痛遭遇，他只好从早年所受的佛老思想中寻求精神补剂。“平生学道，专以待物之变，直须理遣耳！”（《与滕达道书六十八首》其二十）苏轼吸取儒、释、道三家中与自身状况相近的东西，整合在一起，为我所用，这便是“慎静以处忧患”（《与章质夫三首》其一），以此作为他在逆境中的人生哲理和处世态度。

有了这个精神支柱，苏轼便开始逐步达观起来，在谪居生活中“遂性”而往，寻求慰藉，正如他给子由信中所说的“任情逍遥，随缘旷放”。

至此，苏轼完成了他黄州时期复杂而艰难的心境的转变，而这一心境的转变历程，贯穿于他整个黄州词的创作之中：从失落、无奈到说服自己，再逐渐趋于随缘自适。

1、失落无奈

转瞬之间，由仕宦变成囚徒，由繁华京师迁往偏僻小城，“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的雄心壮志被现实砸得粉碎，苏轼的仕途、生活、思想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形成截然不同的反差，一时很难调节过来，从而使他在谪居黄州之初，惊魂未定，余悸未消，心境十分失落和无奈。一首在黄州定惠院作的《卜算子》唱尽了自己的愁苦：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苏轼以戴罪之身谪居黄州，深居寓所，谢绝交往。理想无法实现的苦闷和忧愁，现实崎岖的不满和激愤，整日盘踞在他心间，折磨着他的灵魂。然而他没有屈服于陷境，“孤鸿”比喻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生活态度，反映政治上失意的孤独及“有恨无人省”的无奈，高处不胜寒，但他始终坚持心中的理想。“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揭示了一个伟大灵魂宁愿承担心头的凄冷孤寂，也不肯与黑暗现实稍作妥协。所以黄庭坚赞叹道：“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数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跋东坡乐府》）[4]

又如《西江月》：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这首词寓情于景，咏唱人生之短促，叹惜事业之无成，吟唱出一个政治上失意者长期郁积于心间的牢骚与怨愤。

但一个执着于理想的人，是不会为了苟安避祸，而改变他的理想及操持的，虽然心中无奈，也不违背本性。东坡从小受到良好的儒家教育，加上其仗义执言的个性，在官场上的态度一直都是有话直说，这些忠言是真能够造福百姓的，但皇帝和朝中当权者往往不能接受他带批判性的谏言，而将他打压，贬谪，以致他仕途的崎岖不平。其妾朝云曾说他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基于政治立场和利益的不同，东坡不愿与奸人一般唯唯诺诺拍马屁，但小人多，势力大，对于他真心为民的呼声无法传达给皇上，既是孤寂也是无奈。

2、说服

困苦忧愁过后，他仍然保留着赤子之心，学会把痛苦化为平和，说服自我适应困境。一旦快乐，就全身心投入，真正地享受生活和生命，他浪漫的天性和特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去实现老庄所向往的艺术人生。如在《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

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

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苏轼把写景、抒情和议论熔融为一炉，表现了他旷达襟怀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浩然气”是他悟出的做人应当遵循的基本哲理：只要胸中有“一点浩然气”，刚正不阿、坦然自适，在任何境遇中，都能从容面对，如同领略“千里快哉风”那样舒适快意。表现了他豪迈的气概、探索人生的精神，具有积极的社会价值。

再看其《江神子》：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吴老矣，寄余生。

该词调下有序云：“陶渊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临流班坐，顾瞻南，爱曾城之独秀，乃作斜川诗，至今使人想见其处。元丰壬戌（1082）之春，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后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叹。此亦斜川之游也。”该序与词互相阐发，互为一体。苏轼在词中表达了在“暗泉鸣”、“小溪横”的自然幽静的境界中，享受自主、自适、自悦生活的美好感受。

3、旷达

但正如前文所说，苏轼是一个执着于理想的人，不会为了苟安避祸，而改变其理想及操持的。苏轼是一个天性旷达的人，心情一旦恢复正常，他心态中的主流——旷达即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受儒释道的影响，苏轼的人生观常常呈现两种面貌，一是儒士，一是隐士。在贬谪以前，他以儒士心态积极有为于世，希望建立不朽功勋，留万世芳名，表现的是一种积极入世的旷达心境。但贬谪黄州以后，因“乌台诗案”打击和朝廷政敌的，他有为于世的儒士心态严重受挫，退隐以求超脱旷达的隐士心态成为他的精神支配，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内在的心灵净化，即内在超越的出世的旷达的心境。

“乌台诗案”对他的人生道路来说是一次沉重打击，但他贬谪黄州，仅仅经历了短暂的惊恐之后，其心态就迅速恢复正常，心胸历平静而至旷达，不埋怨于冤屈，不感伤于困境。注重自我内心修养，培养性情，陶冶情操，使他的旷达性格进入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而《定风波·听穿林打叶声》就是这种襟怀豁达、临变不惊的旷达境界的真实写照：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种乐观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人生态度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即使在面临生死考验的关头，他也始终保持着“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自适的人生态度。“足证是翁（东坡）坦荡之怀，任天而动。”[5]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指出，苏东坡“是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6]的确，乐观、旷达的性格伴随着他的一生，正是这种性格，使他渡过了艰辛的黄州生活。也使他的词作富有情感的波澜，成为他坎坷生活的记录。现存的东坡词，约有四分之一写于贬谪黄州时期，且多为后世广为传送之作。[7]

儒、释、道追求——心灵愈合的良药

黄州时期的苏轼在人生的逆境中，历经沉浮，他参用佛老思想中清静、达观的出世的襟怀，又坚持了儒家积极入世的有为的思想，他真正地体味了的人生，对人生的认识达到了理智、从容应对的崇高境界，懂得了生命的真谛，感受到生命的愉悦；尤其在词的创作中展现了其高远、旷达、随遇而安而隐现忧伤的艺术特色。黄州词的这一艺术风格是东坡坎坷的人生经历所赋予他的。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卷上对苏轼和辛弃疾的词作了如下对比：“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旷”“豪”的差别就在于苏轼接受了佛家静达圆通、庄子齐物论等世界观和方的深刻影响。

他用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配合佛、道清静、高旷、达观之襟怀，在入世中超世，在超世中入世，执著人生，能以出世的态度做入世的事业，无论穷困或显达，都能在精神领域保持人格和思想自由。黄州时期的他，表面上嬉笑如常，不时自嘲两句，可是他心上的负担却是极其沉重的，他在痛苦和寂寞里徘徊了一段较长的时间，才得以达到最后的超脱和旷达，这期间的过程应该可以说是漫长而痛苦的，是他自己灵魂的挣扎和煎熬。精神的苦闷和锤炼，人格的塑造和完善，情绪的低落和超脱，一一体现在他这个时期的词作中，时而孤寂愁苦，低沉婉转，“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卜算子》）；时而淡泊高旷，充满人生的智慧，“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

这首词是东坡一生至关紧要的几个音符谱成的一曲直飞云天的生命之歌，是一位政治家、哲学家重获生命，贬谪荒寒之地后对社会人生一系列重大问题所作的全面审视、反思，是展望黄州三年生活，首次所作深思熟虑的精神解脱，是一位顶天立地男子汉对残酷所作的刚健的正式回答，是一位旷世奇才对自己近半个世纪的生命历程节节回顾之后的第一次充满自信的微笑。

在世和超世这两种精神特质在该时期的词作中体现地淋漓尽致，他们互相冲撞却又互相辅助和承接，就是在这样两种精神趋向的不断交替中，慢慢地，苏轼的心灵得到平复，精神痛苦获得解脱，而思想，也渐趋走向成熟。他的词作也被这种碰撞带向了高远、旷达、随遇而安之中又隐现忧伤的艺术风格。

东坡在黄州的词中所作的人生思考超出凡俗社会和人生，一方面是因为他汲取了儒释道三家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做到了热爱生活，淡泊名利，在慎静处忧中享受自在生活；另一方面，词人对自己内心一直向往的审美的人生境界的不懈追求，非常希望超越世俗的人生功利境界，并为此进行思想上的革新。东坡在黄州词中表达的关于人生哲理的深沉思考，无疑体现了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能给我们有益的启示和精神的滋养。

结语

总之，贬谪黄州的坎坷经历，使苏轼在思想上更为成熟，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言：“他真正成熟了——与古往今来的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苦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8]这种成熟的经历也给予了苏轼在黄州词的创作中革新突破的信心和勇气：在词中尽情“载道”、“言志”，无事不可入，充分表现现实社会人生，而更为重要的是，不屈直率的性情在其黄州词的创作中从隐蓄逐渐变成直抒，从而开始形成豪放词的雏形。从这个方面来说，黄州时期不仅是他思想的成熟期，也是他词体的成熟期，他的黄州词也正是由于被赋予了更广的精神内蕴而流传千古。

[注释]

[1] 引自《苏轼选集》 王水照选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2] 引自《中国文学史》第三卷  袁行霈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3]《宋代文学研究》转引自张毅《苏东坡小品》

[4] 引自《苏轼选集》 王水照选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5] 郑文焯《首批东坡乐府》转引自《唐宋词汇评》

[6] 转引自《苏东坡传》 林语堂著 海南出版社

[7] 引自《宋代文学研究》 季羡林主编  北京出版社

[8] 引自《山居笔记》 余秋雨著

[参考资料]

[1]  《苏轼选集》  王水照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  《苏轼评传》  曾枣庄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3]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5] 《随缘自适 慎静处患——浅谈苏轼贬黄时期的二赋一词》何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