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俄狄浦斯王》为例分析亚里士多德悲剧论中“怜悯与恐惧之情”[论文]

摘 要：亚里士多德是西方美学史上第一个给悲剧下了完整定义的人，其悲剧论集中体现于著作《诗学》中。由索福克勒斯所创作的《俄狄浦斯王》在一系列古希腊悲剧中尤为突出，被亚氏誉为“十全十美的悲剧”，更将其视作古希腊悲剧的典范。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艺术的性质在于唤起观众的怜悯与恐惧之情，这是悲剧所独有的包含痛感的快感。下面就以《俄狄浦斯王》为例，探讨悲剧究竟是怎样引发观众的“怜悯与恐惧之情”的。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 悲剧 怜悯 恐惧 俄狄浦斯王

古希腊文学是整个西方文学的源头，体现了原始世界的人们对宇宙与命运、战争与和平、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思考，古希腊时代显赫的英雄行为和社会历史的重大变迁都在文学作品中得以深刻的体现。生命意识、人本意识和自由观念是古希腊文学的基本精神，也对日后西方文化及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而在古希腊文化中，悲剧又是不可绕过的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起源于酒神颂的古希腊悲剧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其悲剧艺术已发展得相当完善，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三人足以代表这一时期悲剧的最高成就。古希腊时期源于对科学知识掌握的匮乏，人们无法合理解释社会及自然规律，因而总是怀着敬畏的心情去看待外部世界的神秘莫测和大自然的不可驾驭，久而久之便将不可知的命运归结为神的意志和作用，产生一种带有宗教宿命论色彩的命运观。这一时期的古希腊悲剧也多反映人与命运的抗争，既肯定人在命运限定范围内努力发挥个体精神，但又承认命运的不可逆转。而由索福克勒斯所创作的《俄狄浦斯王》在一系列古希腊悲剧中尤为突出，被亚里士多德誉为“十全十美的悲剧”，更将其视作古希腊悲剧的典范。

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论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诗学》中，它既是古希腊唯一一部系统的戏剧理论著作，也是欧洲戏剧理论的奠基之作。在第六章中，亚里士多德为悲剧下了一个完整的定义，他如此说道：“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们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1]从心理效应来看，悲剧艺术的性质在于唤起观众的怜悯与恐惧之情，这样观众们观剧所引发的内心过分强烈的情绪才能通过眼泪和悲痛宣泄而出以至协调，这是悲剧所独有的包含痛感的快感，冲击人们的心头，陶冶人们的精神，从而达到净化心灵的目的，产生正面良好的作用。也唯有通过这样，悲剧才能达到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那么以《俄狄浦斯王》为例的悲剧是怎样引起观众的怜悯与恐惧之情呢？

首先，情节是悲剧的灵魂。亚里士多德在书中也反复强调了以情节为本的观点。悲剧摹仿的不是人，而是行动和生活，是能引发恐惧和怜悯的事件，没有情节就无从谈起悲剧，情节的组合对于悲剧能否达成其艺术效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事件需要发生的出人意外，但仍能表明因果，这才最能取得悲剧效果。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王》的剧本创作中便精心布局，设置了一环套之一环的悬念，引得读者层层深入地去挖掘事实最后的。剧本一开场便描写忒拜城瘟疫肆虐，整个城市被笼罩在灭顶之灾的阴影中，神示说导致这一灾难发生的原因是因为杀死前任国王的凶手就在城中，引得神灵发怒，唯有严惩凶手，瘟疫方会消除。那么究竟谁是凶手？新即位的国王俄狄浦斯开始奋力追查凶手，来阻止灾难的继续发生。一个巨大的谜团就这样被轻松抛出，蛰伏在人们的心中，贯穿始终。

索福克勒斯并未按照事情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讲述故事，而是选择了一个中间的叙事点来串联起前后谜团，伴随着忒拜城瘟疫之谜，先王被杀之谜、新王俄狄浦斯身世之谜等等一个个浮出水面，寻求解答。因为无法获得有效的过去信息，整个故事变得跌宕起伏，一个个悬念开始揪住观众的心，他们不由自主地进入故事中去，身心感受也随即变得强烈起来，仿佛与主人公同命运、共呼吸。有些片刻，作者隐约已经要吐露出，但又刻意压制，让观众们猜测，却不告知结果。第一场中俄狄浦斯与先知忒瑞西阿斯发生争吵，在俄狄浦斯的反复追问下，忒瑞西阿斯却仍不肯透露凶手是谁，引得俄狄浦斯大为光火，疑心先知就是凶手。在先知透露俄狄浦斯正是杀害先王拉伊俄斯（即俄狄浦斯生父）的凶手后，两人发生激烈冲突。先知明明说破了，但观众却并未全然信服，全因先入为主的观念所致。因为从一开场作者就把俄狄浦斯塑造为一个破解狮身人面怪难谜题，拯救忒拜城的英雄形象，他关心百姓，勤恳治国，受人爱戴，观众们心中已认定其不可能为凶手。伴随着如此矛盾的境况，观众心中开始升腾起恐惧、悬疑之感，在猜测怀疑中寻求最后。[2]

随着故事的发展，谜团一个个被揭开，戏剧也一步步被推向惊心动魄的结局，所有事件的组合发生紧凑生动，扣人心弦。而俄狄浦斯被放置于如此紧张的矛盾冲突中加以塑造，人物形象也更加鲜明立体。事件若按照预期的步骤一步步走下去，终究会明了，俄狄浦斯也必然会实现自我惩罚，观众们多少会扼腕叹息，有点感同身受意味的同情怜悯，但不会有强烈冲击心灵的震荡，更不会有仿佛扼住咽喉般的强烈的惊异之情。

《俄狄浦斯王》之所以能引起观众如此强烈的怜悯与恐惧之情，其剧本的成功之处正在于第三场和第四场中的“突转”与“发现”，这才是整个悲剧中最能打动人心的地方。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11章中对这两个概念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解释：“突转，指行动的发展从一个方向转至相反的方向；我们认为，此种转变必须符合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发现，如该词本身所示，指从不知到知的转变，即使置身于顺达之境或敗逆之境中的人物认识到对方原来是自己的亲人或仇敌。”[3]《俄狄浦斯王》精妙之处就在于它的突转与发现是同时发生的，这是悲剧布局的最佳状况。科任托斯城的报信人来到忒拜，给王后伊俄卡斯忒带来了科任托斯国王死亡的消息，王后欣喜唤出俄狄浦斯，告知他所害怕的事情不会发生。信使的到来本想使俄狄浦斯高兴，当了解到对方正为自己可能成为杀父娶母的罪人而深感担忧时，信使为了安慰他遂说出了俄狄浦斯的身世，却不料引出了完全相反的结果。王后得知后彷如晴天霹雳，不堪忍受自己为丈夫生丈夫，为儿子生儿女的事实，在痛苦与屈辱中悬梁自尽。俄狄浦斯也发疯般用王后尸体上的金别针刺瞎双眼，并请求克瑞翁将其驱逐出境。俄狄浦斯本是崇高无私、爱国爱民的国王，为了阻止瘟疫继续肆虐才不顾一切要搜寻凶手，谁料竟如反转剧般将其推入深渊，他企图摆脱神谕，岂料步步都在实践神谕。他明明是拯救国家的英雄，却也同时是为国家带来厄运的罪人，如此对比强烈的身份不仅让人感叹命运对他无情的玩弄。通过突转和发现，前后形成了强烈落差，我们看到如此正直勇敢的俄狄浦斯也不能避免厄运，承受了不该承受的苦痛，心中自然激起强烈的怜悯恐惧之情。他努力反抗悲剧命运，却反而成就了悲剧命运。我们怜悯他，因为他遭受了不该遭受之不幸；我们感到恐惧，因为遭受不幸者是和我们普通人一样的人。《俄狄浦斯王》之所以打动人，也是因为这两点。索福克勒斯运用其戏剧艺术的高超造诣，巧妙构造情节，使得观众对事情的结局感到悚然和产生怜悯之情，震惊之余唏嘘不已。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十三章中补充道：“既然最完美的悲剧的结构应是复杂型、而不是简单型的，既然情节所摹仿的应是能引发恐惧和怜悯的时间，那么，很明显，首先，悲剧不应表现好人由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其次，不应表现坏人由败逆之境转入顺达之境。再者，不应表现极恶的人由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介于上述两种人之间还有另一种人，这些人不具十分的美德，也不是十分的公正，他们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罪恶或，而是因为犯了某种错误。”[4]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悲剧人物必须善良，否则不能引起观众怜悯和恐惧的感情，悲剧冲突的本质就是好人犯了过失。俄狄浦斯正是如此，他并非大奸大恶之人，只是犯了过错，而且是因不知而误犯，如此犯了过失的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更叫人唏嘘感叹，也更能达到悲剧效果。

在第十四章中，亚里士多德讨论了哪些事情会使人产生畏惧和怜惜之情。他认为互相争斗的行为若发生在仇敌之间或非亲非仇者之间，都不能引发怜悯，“当惨痛事件发生在近亲之间，比如发生了兄弟杀死或企图杀死兄弟，儿子杀死或企图杀死父亲……诸如此类的可怕事例，情况就不同了。”[5]这一类事件发生后所引发的痛苦和毁灭感，才足以强化因“发现”和“突转”所引起的怜悯和恐惧之情。俄狄浦斯误杀了自己的生身父亲，这种至亲之间所发生的极其惨痛的弑亲行为，给观众的心灵带来一种强烈的震颤感。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曾这样给怜悯和恐惧下定义：“怜悯界定为一种痛苦的感觉，其原因是由于人看见一种足以引起破坏或痛苦的灾祸落到不应受难的人的头上，并且认为这种灾祸也会在最近期间落到自己或亲友头上。恐惧可以界定为一种痛苦或恐慌的感觉，其原因是由于想象有某种足以引起破坏或痛苦的灾祸即将发生。”[6] 俄狄浦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勇士，他明知杀父娶母的神谕，并未消极等待，而是积极地与不公的命运做抗争，然而冥冥一种一股力量却在牵引着他一步步走向深渊，他躲避的每一步恰恰都是在实践着神谕，他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杀父娶母，最终知道后自残双目，自我流放。悲剧人物因为不知情，最终犯了恶，陷入厄运。而“突转”和“发现”又使得人物由顺境转入逆境，谜底被慢慢揭开，观众的心理也在长久的期待之后获得满足，产生强烈的悲剧效果，达到悲剧创作的目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种适度的怜悯和恐惧之情也正体现了悲剧的道德教育作用，通过悲剧所特有的快感对人们身心产生有益作用，陶冶人们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