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期私立大学概况及其经费问题

   北洋统治时期私立高校的初步发展。我国私立高等学校发轫于清朝末年，尤其是在实行新政之后。但是，由于这一时期新式教育刚刚起步，除了教会高等学校因享有治外法权而得以发展之外，现代高等教育性质的私立学校屈指可数。根据现有资料，其时由国人自办的私立高等学校主要有1905年在吴淞创办的中国公学、马相伯创办的复旦公学，1908年广州光华医学堂等；由外人兴办的主要有1900年在苏州创办的东吴大学、在南京创立的东亚同文书院(、1907年在上海成立的德文医学堂、1909年创立的焦作路矿学堂等。1912年中华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关于私立高等学校的成文法规。北洋教育部分别颁布了《专门学校令》12条和《大学令》22条。北洋所颁布的管理法规表明，其管理私立高等学校的体系已初步形成，在政治上保证了私立高校的创办与发展。与此同时，战事频仍和政局动荡所造成的经常性拖欠教育经费，致使公立大学举步维艰，这就为私立高校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导致的私人资本增加，一些卸任失势的官僚军阀和较大商人捐资办学，亦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私立高校的发展。平民主义、实用主义等各种教育思潮更对私立高校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南京国民统治前期(1927-1937年)私立高校的规范化发展。当局大力整顿私立高等学校，使其步入规范化发展阶段。 1927年12月，国民公布《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立案条例》，1928公布《私立学校条例》11条和《私立学校校董会条例》13条，其后的《私立学校规程》，其主旨则是为了更加积极地鼓励其健康发展。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记载，从1927年至1936年，私立高等学校呈稳步发展的趋势。1936年全国有私立大学20所，私立学院22所，私立专科学校11所，共计53所，占公私立高等学校总数108所的49.1％。全国私立高等学校学生数为206人，占公私立高等学校学生总数41922人的49.4％。[2]147-148表2为1927年至1937年全国新增私立高校概况。

     南京国民统治后期(1937-1949年)私立高校的持续发展。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全国高等学校遭到极大破坏。在战火中，损失最大的是私立高校。在国势危殆的紧要时刻，南京国民及时采取了应对措施，从抗战初起便有计划地组织东南沿海各大城市的高等院校向内地迁移，除了公立高校之外，对诸多私立高校的内迁也给予了极大的人力、物力支持，并在其内迁以后及时给予了物质经费上的救济，从而保存了战时的私立高等学校。在抗战期间，对私立高校的大多数学生给予补助，并对私立学校的教职员工给予救济，还为不少私立高校追加了相当数量的办学经费等。在抗战胜利以后，又拨发了大量经费部署私立高校迁校复员。1948年4月，教育部呈准行政院，继续为省、市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拨发补助经费125亿元，经会议研究，分配补助给私立金陵大学及广东省立法商学院等112校，以示鼓励。[6]73正是由于的这些积极扶助与措施，保证了该时期私立高校的持续发展。  1949年，全国私立高等学校发展到75所，其中私立大学25所，私立学院27所，私立专科学校23所。

经费问题是攸关私立大学命运的问题，没有经费来源，一所私立大学的创办无从谈起。由于经费主要由学校创办者筹措，因此，学校创办者或校长的社会活动能力尤为关键。特别是在学校开办初期，没有学费来源，又无部门资助，能否获得社会捐款对学校来说很重要。社会捐款是时期私立大学筹集经费的一种重要方式。南开大学开办之初，得到社会人士捐款8万元，李纯的遗嘱捐基金50万元（实收到10万元），理科得袁述之捐7万元。[iii]此外，像中法大学建校之初，得创办基金一百万元，年补助款45万元。在战乱时期，财政紧张的情况下，社会力量对私立大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一些热心教育事业的军

政人物、民族资本家、文化人也在此期创办了一批私立高校。如宋子文、张发奎等政界要人于1946年创办了海南大学，广东地方实力派首领陈济棠于1947年创立了珠海大学，民族资本家容宗铨于1947年兴办了江南大学，中国职业教育领袖黄炎培于1943年创立了中华工商专科学校，著名文人梁漱溟于1948年兴办了勉仁文学院等。学费是时期私立大学筹集经费的又一种重要方式。学费收入在学校经费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这与当时的教育水平不高，社会生产力低下，国民经济落后有关，但这一部分收入最有保证。

在私立大学发展的概况中，不难看出对其的大力支持，即使在困难时期也对私立大学提供一系列的财政支持。虽然私立大学的经费筹集方式具有多样化的特点，但是仍有一些问题困扰着大学的经费筹集。战时阶段，私立大学的学费收入大幅度缩减，社会捐款也近乎断绝，经费收入几近枯竭。这时，的资助变得尤为关键。但是根据国民公布的材料，在抗战以前，教育经费在总预算中的比例最高的是1935年，占4.8%，最低的是1930年，仅占1.46%。对此，当时国民也承认道：“迭年以来，方面因种种窒碍，致学款常有延稽。”[v]毫无疑问，在这些预算中私立大学所占的比例又会明显低于国立大学。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私人资本主义不堪发达等原因的影响，时期的部分私立大学较少能得到社会的捐款。据统计，1931年度，在29所私立高校中，13所高校接受的捐款为零或近乎零。在当时的中国，由于很多百姓的温饱尚有问题，很难奢望接受教育，更何况是收费较高的私立大学的高等教育。因此，仅仅依靠学费维持学校运转是难以维持的。经费不足成为制约私立高校发展的因素，教职员薪俸、教学设备购置费、办公杂费等难以得到保证，使教育质量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同时，也导致一些私立大学因不堪经济重负，先后改为国立大学。

时期私立大学的发展，不仅为争取民族的复兴、国家的与富强，培养了大批活跃于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而且对促进中国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私立大学补公立大学之不足，提供更多的高等教育。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由于财力的，大学数量不多，这就使私立大学在填补地区、类型高等教育的空白，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厦门大学是福建南半部的第一所大学，闽南30多个县，千余万人，全靠这所大学造就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多层次、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客观上进一步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

”时期影响外交思想的因素

”时期外交思想的特征; 承前一致性即国际利益至上原则-自主原则-三个世界”理论，色彩浓厚，受“左”的意识影响，形成了错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的理论”，由此发动了“文化大”。 一国的外交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针对“”时期外交思想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主要从国际环境，国内政治和个人因素三方面进行分析。

（一）国际环境因素

“每一个国家制定外交战略和外交，都必须认真面对外部的国际环境。”“”十年，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一直比较危险，国防安全受到重大威胁。美国对印度支那的战争严重威胁我全，北方苏联在中国部署近百万重兵直接侵犯中国领土，中国面临着同时对付两个超级大国的困境。因此，对来说，寻求改变自身安全环境的任务迫在眉睫。此时，内外交困的美国主动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对此积极响应并借机改善与日本和西欧的关系。两线受困下，为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霸权主义而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为中国发展赢取有力的国际环境。此阶段内所有的外交和外交活动都是在这种严峻的国际大背景下展开的，因此，带有深刻的“冷战”烙印。

(二)国内政治因素马克思在谈到19世纪60年代美国的外交时，指出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他说：“在美国的对外上，也同在对内上一致，奴隶主的利益成为指路的星辰。”“内政与外交同属于上层建筑，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两个方面，但内政又是决定外交和外交活动的最重要的因素。”

“”初期，在对内思想上“左”倾错误严重，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的理论，再加上国家领导集团的变动，如等人的篡权，使我国外交事业严重受损。中国的经济在历经 “大跃进”后不仅没有赶超美英，还蒙受重大损失。对此进行反思，逐步把争取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以发展我国的经济作为重要任务并进行了工业化道路的探索。1975年，经、周恩来审阅定稿的四届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即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13]这样的国内就决定了我国外交的目标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国内经济，由此，超越而中美关系正常化等对外就有了深厚的内政根基。

由此可以看出内政对一个国家外交的深刻影响，对外是围绕国内发展这个中心而制定的。“”时期的对内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这使得我国对外也呈现出建交高潮和低谷的状态。

（三）的个人因素 

 “”十年，的各方面思想对我国的外交都有一定影响，下面从几个方面分别论述个人因素对我国外交的影响。

首先，的爱国思想浓厚。的爱国思想从小就有，面对被蹂躏得千疮百孔的中华民族，他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的爱国思想还具有传承性，自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使他的爱国思想根深蒂固。可以说，爱国思想是思想的信念支撑，国家利益至上，自主等一些外交原则都是这一思想的延伸。

其次，军事战略家的思维方式。对一个南征北战的军事家来说，斗争是永恒不变的主题之一，因此才会有的“斗争哲学”。这一思想使得在面对我国多面受困的环境下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大三线”的建设，抗美援越，不放弃武力收复等都是以一个军事战略家的角度思考的结果。同时，军事战略家的思维也使做出了错误的决断即把运用于中国国内的统一战线推广到世界范围，致使中国外交违背了国际基本准则，与多国关系破裂。

第三，是的哲学观。的哲学观主要体现在辩证法和矛盾论方面。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分析中外国关系时，运用对立统一方法，精辟地阐述了自主，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的辩证关系。指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14]还有关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辩证法。建国初期，意识形态至上，因此才有“一边倒”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三大外交方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中苏大论战，也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而后中苏关系破裂，中美关系改善等则是国家利益至上；“文化大”时期的“”外交则又是意识形态占上风。的矛盾观也对“”时的外交产生重要影响。“”前期，认为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并把这一观念推至世界范围；“”中后期，对中国的主要矛盾的观念有所转变，因此主动修复外交关系。由此可看出，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观点影响了他的外交。

以上这些都说明：的对内思想与对外思想是统一的，都受到他的哲学观念的影响，带有明显的“哲学”痕迹。

总之，“”时期外交思想不论其正确方面还是错误方面，都是有一定背景和思想根源的。对外交思想的研究离不开对此阶段国内情况，国际形势和个人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