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女性文学的发展态势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文学诞生以来，伴随时代的风雨和社会的剧变，走过了不同寻常的道路。而今，正处于女性文学创作、批评和理论建设发展的重要时期。女性文学事业既充满希望，也面临问题。认真反思它所存在的缺憾和不足，努力开拓创作和研究的空间视野，从人文学科各领域汲取有益的营养，切实推动女性文学的学科建设，方能有利于它的健康发展。

第一节    女性文学创作及研究面临的问题

在充分认识中国女性文学取得的成就同时，冷静清理、系统反思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及研究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对于我们辩证认识中国女性文学与西方女性主义的关系，体认中国女性文学的复杂历史与现实处境，探寻中国女性文学的未来出路及其展开的可能性，可以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女性文学创作的缺憾

毋庸置疑，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但与此同时，创作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其一，部分创作显示出对身体经验沉迷与放纵的倾向。

如第五章所介绍的，80年代中后期，王安忆、铁凝等女作家既已在创作中开始了对女性身体欲望的探索。在她们所写《小城之恋》、《岗上的世纪》、《玫瑰门》等小说中，女性身体已升格为欲望主体，凸显出反抗男权文化想象的意义。90年代，林白、陈染、海男等以极具现场感的“亲历者”身份，将以往竭力回避和囚禁的边缘化的个人身体经验编织进带有一定自传色彩的文本中，使女性身体具有了自在自由的本体与美学的意味。在这些创作中，作者对身体经验的谛视、触摸与冥想，成为现代性反思的一部分，成为男权中心话语的一种僭越性力量。女性从中重新发现和找回被淹没的自我，重建了文学史中的女性身体修辞学。然而到了世纪之交，受传媒轻佻浮浪的炒作和商业主义的精心谋划的影响，在一些女作者笔下，身体叙事逐渐由对男权文化的解构走向理性式微的欲望化，身体经验的文学表现肆意放纵，不再有理性的闪光，而仅仅是感官欲望的“尖叫”和“疯狂”。不仅如此，有时文本中的女性身体甚至变成迎合男性窥隐和猎奇心理的放浪形骸的作秀表演，完全放弃了历史的牵连与道德、灵魂的责任，也没有情感的羁绊与文化批判的使命，从而成为消费主义欲望的一个载体，时尚化的一种奇观。身体活动具有身/心一体化的特点，是包含着思想和精神维度的一种整体性的感官活动。作为一个不可化约的物质实体，它不仅表征着反理性主义的快感、力比多、欲望和无意识的客观存在，而且与阶级、种族、性别以及权利政治和意识形态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关联，这才是真正现代的“人”之身体。如果一味展览肉身而忽视心灵精神的维度，将对身体的书写等同于肉体写作、性写作，实际上就将身体叙事引入了歧途。由此，身体从建设性转向消费性，从抗俗转向了媚俗，其社会文化的和诗学的意义已消除殆尽。这种放逐了理性规范和精神引导的身体书写，很可能无形中消蚀女性文学话语建构的艰辛成果，使女性表达又一次沦为男权文化的奴仆。

其二，私人景观的封闭性与模式化。为了反抗主流话语与男权话语的双重覆盖，一些女性的文学写作较多地采用了“私人化”或曰“个人化”的方式。她们有意以“私人生活”反抗以往的文学模式，以自叙传的形式书写被伦理化、道德化的公共话语所屏蔽的女性“禁中”世界。于是，笔下往往呈现出神秘幽深的“私人生活”景观：窗帘低垂、布满镜子的房间，浸泡着光裸肢体的温暖的浴缸；对镜独坐或不断“出走”的女子，为异性恋、自恋或同性恋深深困挠的妇女；还有恋父/弑父或恋母/仇母场景等。这些叙写固然是对以往男性本位的公共话语的强力反拨以及对女性个体生存方式的深度拓进，但它在表现个人经验与想象、阻塞窥视侵犯道路的同时，也抽空了女性与外部世界对话以致抗衡的力量。封闭的自我显然是不完整的，孤独的压迫和流浪的折磨使“自我”往往处于状态。这种残缺的自我与闭锁的私人生活当然不可能达到伍尔芙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所说的“由暂时的、个人性的东西中铸造出那持久不倒的建筑物”，因而也无法具有超越性的人类意义。

更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不少私人景观的书写逐渐形成了一种以自恋为核心的经验化表达模式。作家有限的自身经验在作品中投射，使多部作品的人物、情节、场景乃至叙述方式、意象结构、语式语气都不同程度地出现雷同。例如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几近囊括了《致命的飞翔》、《日午》、《守望空心岁月》、《玻璃虫》等小说的基本故事与内涵，陈染的《私人生活》包孕着《与往事干杯》、《无处告别》、《嘴唇里的阳光》、《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等有关黛二成长小说的几乎所有主题和情节暗示，海男的一系列有关女性性爱的中短篇也可浓缩为一个长篇《我的情人们》。上述作品中的女主角林多米、倪拗拗、黛二、苏修等分别投射着作者自己的影子，而自恋、同性恋等女性个人的经典场景也似曾相识般大同小异。如此私人生活，不过是“自我”或“她人”话语的仿写与复印，并无多少“私人性”存量。这样的“私人”景观一旦进入广泛的流通领域，就有可能成为商业市场中可以复制的产品，衍化为一种新型的“公共”话语，毫无个人意义可言。

其三，底层关怀的淡薄。当代的女性书写者大都是生活在都市的知识女性，创作往往聚焦于知识女性和都市中上层妇女，而打工妹、下岗职工、农村妇女等底层女性很少进入她们的视野。其作品与普通女性的生活相当隔膜，作品中呼吁的女性基本也只注目于少数女性精英的精神需求，与广大女性生存状况脱节，带有一定的文化精英主义倾向。这种状况的出现与创作者底层经验的匮乏无疑直接相关。而除此之外，部分缘由还在于女性主义思潮影响下创作者对“宏大叙事”的规避。在90年代的文化语境中，有关政治、社会、公共、群体、阶级、集团的表述，往往被指认为“宏大叙事”，而女性在宏大叙事中的弱势地位促使部分女作家以一种相当偏激的态度选择与之疏离，继之倾心于女性身体、私人景观等具体的个人性现象和事物。与此同时，消费主义盛行下的商业化市场的诱引也是影响当代女性写作面貌的重要因素。商业资本策划下女性写手一夜成名的神话，高额商业利润的诱惑，以及社会文化为满足男性心理而做出的某种历史宽容，都成为一种有效的暗示或需求传递给女作者，使她们无形中落入“欲望生产”的商业陷阱。此外，还有女性批评误导而致的女作家对创作的迷惘。还有一方面的因素有可能制约创作。这就是在创作者的意识中，自觉不自觉地存在着对底层世界的偏见。这种偏见很大程度上源自启蒙主义对底层世界的基本判断。在启蒙文学的认知判断中，底层世界被先验地判定为一个前文明的、愚昧落后的世界，它与作为先知先觉的知识精英之间，是对立而隔膜的。今天，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转型导致了新的阶层分化，下岗工人、农民工等底层民众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异常突出。女性创作如何尽己所能反映普通民众生活，是当代女性写作在新形势下面临的课题。那么，女性创作走出迷误的出路何在？或许中外两位著名女作家的写作实践能给我们一定的启迪。英国作家伍尔芙曾著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但她从来就不是狭隘房间里闭门造车、迷恋自我的写作者，而是在为妇女与社会写作的同时，外出为劳动妇女开设的夜校授课，并在自己家中连续四年组织了妇女合作协会分会的活动。她在《妇女的职业》一文中指出，女性“从以前为男人占有的屋子里赢得了自己的房间”，“这自由只是个开始”；“怎样装修？和谁分享？”才是“最重要、最有意义的”。这里，伍尔芙实际上提出了“房间”开放性的命题，“自己的房间”是要与人“分享”的，如此，开始的自由才可能进一步发展。她本人的写作也始终坚持门户开放，在自我与现实之间穿行，表达女性及人类的经验、命运和梦想。中国当代女学者戴锦华曾形象地将自己的写作描述为“没有屋顶的房间”。 “房间”四壁，意味着某种与现实的间隔和距离，意味着一种独特的个人化书写空间和方式；而没有“屋顶”的敞开，则表明写作主体从来没有隔开“现实”，始终是作为一个当代文化人参与着现实的构建。这些无疑为女性写作昭示了自由伸展的最大可能性。因此，女性创作要走出仅仅沉溺于“身体”和与“私人生活”的误区，关注底层和更广大的社会，关键是打破“房间”的囚禁与封闭，敞开门窗，寻找自我走向他人、走向现实社会的多条通道。正如女作家徐小斌在《个人化写作与外部世界》一文中所言：“如果一个人只是写自己，那么即使他是一口富矿也必定会被穷尽……，个人化的最好出路就是找到一个把自己的心灵与外部世界对接的方法，这样可以使写作不断获得一种激情与张力，而不至于慢慢退缩和委顿。”诚然，个人与外部世界连接的创作追求也孕含着某种潜在的危险。作家在一步步竭力靠近现实世界的时候，有可能与既往的个人之间产生一种心理的对峙，一种精神的紧张，从而不自觉地与之拉开距离。这样就很容易对转变后的新姿态丧失反省，从而削减其创作可能孕育的丰富与多样性。但无论如何，它探寻了一种思路，个人化、底层经验乃至宏大叙事，这些原本被言之凿凿认定为女性文学书写特色或者是与之背道而驰的东西，有了被重新言说、重新定位的可能。2005年，林白在《低于大地》一文中这样描述了走出闭锁“房间”，寻找与世界之间通道的感受与欣喜：多年来，我把自己隔绝在世界之外，内心黑暗阴冷，充满焦虑和不安，对他人强烈不信任。我和世界之间的通道就这样被我关闭了。许多年来，我只热爱纸上的生活，对许多东西视而不见。对我而言，写作就是一切，世界是不存在的。我不知道，忽然有一天我会听到别人的声音，人世的一切会从这个声音中汹涌而来，带着世俗生活的全部声色和热闹，它把我席卷而去，把我带到一个辽阔光明的世界，使我重新感到山河日月，千湖浩荡。或许，当众多女性写作者都在自己的声音之外听到了“别人的声音”，在一己的小屋外面看到了“山河日月，千湖浩荡”的时候，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将迎来更为繁花似锦的春天。

 二、女性文学批评的不足

一些学者在论述和评价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生及其流变时，不约而同地用了“他人的酒杯”这一表述。它向我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在对西方诸种理论流派、尤其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双重借鉴下发生发展的。在此过程中，其异域性以及横向移植生成的话语迷雾，影响到当代女性文学研究出现了一些盲点和误区。这首先表现为理论资源接受上的单一视域和碎片拼贴。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悄然面世时，正值欧美女性主义批评实践与理论建构的繁荣以及西方文论大规模引进促成的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批评的众声喧哗。双重滞后登场的焦虑，以及中国批评者“缺啥补啥” 的实用主义态度，带来了接受视域的双重单一。第一重是东方/西方接受视域中的单一指向，即以仰视的“学生”心态面对西方资源，不加质疑、急功近利的接受和拿来，而对本土思想资源有意无意地“遗忘”。中国自近代以来所积累的较为丰富的性别研究资源相当一段时间里消失在中国批评家视野之外。第二重是多元西方/一元西方接受视域中的一元的狭义的西方。西方女性主义从来便是丰富多元、不断发展的。它不是传统意义上有着比较严格的定义的学说，也并非铁板一块的意识形态。它包含着“自由主义的”、“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分析的”、“存在主义的”、“后现代的”、“多元文化的与全球的”以及“生态主义的”等等纷繁多样的分支和流派。然而，由于西方资源引进时的片断和零碎、汉译的障碍和歧义以及功利主义的各取所需，本来流派纷呈、方法多样、研究对象五花八门、成果颇为繁富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变得内涵单一化、碎片化和概念化。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引用频率最高且被视为具有一定权威性的理论来源，实际上主要是两个选本：玛丽·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和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严格意义上的女性批评理论著作的全译本则只有伍尔芙的《一间自己的房间》、波伏娃的《第二性》、凯特·米利特的《性的政治》和陶利·莫依的《性与文本的政治》。许多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理论著述，如苏珊·格巴《阁楼上的疯女人》、肖瓦尔特《她们自己的文学》等，至今尚无完全的中译本。这对系统深入地把握西方女性主义思潮与文学研究的全貌，更好地理解和吸收其理论精髓，实现理论互补显然不利，留下的往往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片面理解和误读误用的遗憾。

其次，研究对象选择上的狭隘视野以及对女性经验文本的偏爱。一些研究者认为，对女性主义批评来说，只有表达女性经验的文本才最具有批评价值。因此，她们偏爱涉及女性经验内涵的文本，而对具有开阔社会视野的女性文本和男作家文本则态度比较冷漠。于是，不仅男性文本难以成为其批评资源，一些女性作家高度关注社会问题的作品也难以成为研究对象。

坚持女性创作要有“两个世界”的张抗抗曾对此表示异议：“女性主义批评当中已经形成了一统天下的意见，好像说女作家不用女性主义方法写作的话，她就是一个非常不合格的女作家。……是女性主义的绝对化营造了这个怪圈，把女作家圈在了自己的天地里，这对女性写作同样是不利的。”[1]一直致力于思考社会、生命重大问题而又往往被列在女性主义作家之外的毕淑敏也对此给予一语中的尖锐批评：“如果是女作家，就不能去写整个人类的生存发展、那种致命的挑战，包括哲学和思考；如果你写这些，他们就会认为女作家是中性化——实际上我倒觉得这恰好是评论界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女性应该是什么样？只是写女人的那些很小的东西，那些私语，那些身边的事情，就是女作家的典范？这是他们对女性的歧视。我觉得这是剥夺一个女作家对这种重大问题的发言的权利。”[2]的确，孤立狭隘的女性经验文本批评，剥夺和否定了女性关注与表现重大社会问题的资格和能力，否认了自“五四”以来中国妇女在社会各个领域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历史复杂联系。它将使女性批评陷入单一性别维度的本质主义误区，失去应对社会与文学复杂现象的能力，给女性写作带来误导和困惑。90年代部分女性在身体叙事、“私人写作”中的失误，多少与上述批评导向有关。这一误区的形成与研究者理论视域的狭窄和参照系的有限有关。关于研究对象的选择和内涵，西方女性主义一直不断进行思考和调整，呈现出越来越开阔的景观。美国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认为女性主义批评以女性经验为基础，包括“女性主义批评”（妇女作为读者的批评）和“妇女批评”（妇女作为作者的批评）两种类型；第一种研究对象主要是男性文本，第二种则是女性写作。她所指涉的研究对象是包括了男女两性的文本。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后现代文化价值观影响下，女性主义批评研究对象的涵纳面更加广阔，囊括了不同社会、地域、种族、性爱倾向和宗教信仰的各种群体及其文化特色，黑人、同性恋者、第三世界、生态保护者等都进入了她们的视野。而一些研究者在不很了解西方女性主义的情况下浅尝辄止，想当然地以女性经验文本为惟一批评对象，使女性主义批评缺少开阔、大气与包容，不期然间落入了“生物学模式”。

再次，批评方法运用上的单维向度与对形式批评的忽视。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热销之时，俄苏形式派、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等以文本为中心的形式批评方法已成明日黄花。形式批评操练的缺失，影响到部分中国学者在批评实践中有着重视观点、内容而忽视方法的倾向。另一方面，中国文学界长期受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学批评的影响，学者们基于自己的思维惯性更加易于认同与操作意识形态层面的女性主义。因此，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基本局限于社会历史学范畴，多从文本内容、主题内涵、人物形象等社会学视角展开研究，比较缺少文体特征、叙述方式、语言风格等视域的美学探索。新时期以来一些比较重要的女性文学研究专著，均体现出重内容阐释的特征，属于关注“意识形态症候”的阅读方式。像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那样从叙事学角度解读女性文本的形式意味的批评可谓凤毛麟角。

当然，每种批评方法都各有所长和所短。就个体研究者而言，选取何种批评方法都无可厚非。但从总体来说，正常健康的文学研究应该是内容研究与形式研究的均衡发展。二者相辅相成，携手并进。才可能更好地抵达学术的深度与境界。而近20年来女性文学形式批评的薄弱，既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女性文学批评独特形态和丰富语义的建设，也不利于女性创作美学色彩的进一步丰富。近年来，不少研究者对女性文学批评中的问题进行了反思，认识到走出误区的关键首先在于实现批评视角从单维向的现代转换，建构包括多元批评形态和丰富的批评样式的度的女性文学批评。这样，女性批评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批评家的主体性和批评的主体性，揭示批评对象的立体型、完整性和多面性，进而探询女性文学前行的诸种可能。具体而言，在理论资源的确定上，从狭义的“西方”走向中西整合。在整合西方多元女性理论为我所用的同时，正视、发掘和整理中华民族传统中的女性文化遗产。与此同时，以开阔的胸襟和包容的心态面对研究对象，避免将批评对象狭隘化。既重视女性经验文本的研究，也不轻视或忽视非典型性的女性立场、女性视角的创作以及男性作家的创作，从而有效地拓展女性文学批评的空间。在批评方法的运用上，从单维的传统批评到的现代批评，提倡多种批评方法的综合与互补。既可根据批评对象的具体实际选择某一批评模式，也可运用多种方法从不同角度批评同一作品，以实现内容批评和形式批评的有机结合。如此，方可充分展现女性文学及批评“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多样化景观。女性文学批评克服不足的又一关键是努力建构具有原创性内涵的中国性别诗学。从根本上讲，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真正合理有效的范式主要只能是从孕育它生长的土壤中开发出来。部分外来资源可能转化为本土理论，但它难以成为核心。为此，我们需要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以建设的情怀、沉潜的心态在本土女性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土壤上精心耕耘，日积月累，逐步建构起能与西方平等对话的中国性别诗学。

第二节  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性别研究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为女性文学及其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使其面临更大的挑战。电影、电视、广告、网络等新媒体的出现，给纸质文学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女性文学自身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种种困惑和问题。在新的形势面前，女性文学如何自处，女性文学研究如何拓展新的视野、充实理论资源，恰当把握各种形态的女性创作，成为摆在女性文学创作者与研究者面前的严肃课题。文化研究是20世纪中期以来在欧美蔚为大观的一种跨学科的学术潮流。90年代以来，它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很自然地成为女性文学研究者关注的对象。这是因为，在文化研究视野中，性别问题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文化研究在这方面进行的探索，对推进女性文学研究具有建设性意义。

一、 “文化研究”的含义和特点

“文化研究”（Culture Study）作为一种特定的概念，是与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联系在一起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于19年，1972年中心发表了《文化研究工作报告》，宣称“将文化研究纳入理性的地图”，从而形成了著名的“伯明翰学派”，掀起了文化研究的浪潮。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文化研究主要在以下方面形成了新的突破：

首先，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中，“文化”的概念被扩大化，动态化。从内涵上说，“文化”被理解成“人类生活的生活方式”；从形态上说，“文化”被看作是流动的、连续的、充满自我更新能力的系统。“文化”概念的深广度由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其次，文化研究打破了以往学界对“文化”的既定层次划分，将一向被排斥在传统文化批评领域之外的大众文化、日常生活文化等纳入到自己的研究范畴，并且肯定了其存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再次，文化研究有着鲜明的政治意识，对于社会边缘的亚文化、大众文化及各种文化现象背后隐藏着的冲突、断裂及权力争斗关系，有着明确的关注，从而表明了伯明翰学派基本的新左派立场。最后，在研究思路上，伯明翰学派打破了现代学科既定的边界，特别强调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汇，尝试通过跨学科的方式产生出新的研究理论、资源与范式。[3]文化研究的这些基本特点和取向，对女性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性范畴被认为属于文化范畴——因为它们借助展示语言来表达，那么很自然，作为瓦解压迫结构的源泉，对文化的研究和分析就将不证自明地成为研究的基础。”[4]基于这样的认识，20世纪70年代以来，“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成为文化研究最重要的领域之一。汲取了文化研究既有的理论资源，同时也对这些资源有所反省与质疑，“性别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结盟，在相当的程度上，扩大并激活了自己对当代生活的问题意识与回应能力，并在更大的层面上寻找到了进入并思考性别问题的新的空间。

二、“消费”文化与性别研究

以性别文化视角进入现代消费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而对消费社会的构成、本质、运行与特征，进行建立在性别文化基础上的分析、归纳和总结，是文化研究视野下“性别研究”首要关注的内容。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期，生产是整个社会得以运行的中心环节，而消费则取决于社会的生产水平，因而只是生产的附庸。但是，到了现代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使得物质过剩成为可能，在此情形下，消费后来居上，成为市场经济的主导性因素。由此，“消费既不是一种物质实践，也不是一种富裕现象学”[5]，按照鲍德里亚的说法，“消费是个神话，也就是说它是当代社会关于自身的一种言说，是我们进行自我表达的方式。”[6]在现代的消费行为中，物或者商品的实用性已经变得不再重要，隐藏在物背后的社会等级与权力关系更受到消费者的重视。由此，消费行为就蜕变为消费者潜在的身份认同行为，成为消费者确立自身社会价值的一种方式。基于这样的“消费”理解，作为现代社会的消费主体，“女性”的角色内涵也需要被重新认识。柯林·坎贝尔在《购物、快感和性战争》中，通过大量的购物调查，验证了一个常识，“即在现代西方工业社会，‘购物’是一种完完全全的‘性别活动’。这种‘性别活动’有被普遍认为是与一种而非两种性别有关——尤其是与女性角色紧密相关。所以，购物本身被视为某种程度的‘女性’活动”。[7]通过比较男性与女性不同的购物习惯、重点与观念，柯林·坎贝尔得出的结论是，在现代消费行为上，男性与女性形成了不同的意识形态，男性强调消费行为的实用性和理性，而女性则更注重消费行为的休闲性与审美性。双方的立场既对立，又相互消解，但女性的购物意识形态更适应“后现代”消费社会的发展趋势，因而男性对消费行为的疏离，对现代消费主体“女性”的贬低和压抑，在越来越强调消费的当代，有可能过时而越来越边缘化。在为作为“消费主体”的女性正名的同时，消费时代的“女性”与“现代性”的关系也得到了重新诠释。在传统的知识体系中，“现代性”的发生是与“公共空间”（咖啡馆、报馆、戏院等）的形成联系在一起的。但无论是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空间”还是本雅明属意的“都市漫游者”,在有关现代性的论述中，除了妓女与女艺人被饱受争议地保留在现代性论证中之外，大多数的女性特别是普通女性事实上都被轻蔑地排除在“现代性”进程之外——女性“主内”的社会分工，女性局限于“家庭内部”的活动空间，等等，似乎都决定了她们无法与作为“宏大叙事”的“现代性体验”发生必要的关联。但是，运用新的消费文化理论，米卡·娜娃通过研究“女性、城市和百货公司”三者的关系发现，“女性并没有被排除在公共领域的现代性体验之外；相反，她们极其重要的参与了现代性体验的形成”。[8]依据对于历史的回溯，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也就是所谓的“早期现代性”时期，中产阶级女性其实已经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度，可以出入诸如大型展览会、图书阅览室、旅馆、画廊等具有“公共空间”特质的城市空间，甚至可以作为慈善人员进入相对陌生而危险的贫民窟。但这些并不是论证女性参与“现代性”建构的基本依据。实际上，女性不同于男性的、对“现代性”形成的贡献，更多保留在她们的购物（shopping）体验中。“百货公司是十九世纪晚期消费文化的集中表现；它是‘视觉政体’（vision  regime）中视觉普遍存在的示例，也应该被读解成制造了女性体验同时也被女性体验制造了的现代性的一个原型之地。”[9]通过频繁的出没于百货公司，女性加固了自己作为现代社会“消费主体”的身份，其社会身份和地位借助于百货公司清晰的价格系统得以分辨、确认；通过有见识而又的购物行为，“现代女性”的身份也被逐步创建起来；更为重要的是，百货公司提供了一个将女性“看”与“被看”的欲望合法化的环境——它让女性成为观看、欣赏的主体和客体，使女性能够回应现代生活所提供的可能性与权利，成为不受传统约束的具有享乐主义倾向的“新”女性。在有关消费社会的论述中，可以发现，至少对于女性而言，“消费社会”不再被简单地看作是一种负面的存在，消费社会丰富而充分的商品供应，使物的生产与攫取不再成为衡量个人价值的主要因素，女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因自身的生产价值被忽视、被贬低而导致的“第二性”地位，从而拥有了重新浮出历史地平线的可能；其次，女性与“消费”的天然结盟，使得女性在很大程度上进入了“消费社会”新的权力结构与身份认同结构，从而有可能对原有不平等的性别结构产生出一定的冲击。当然，女性与“消费社会”的关系是复杂的，消费社会除了提供女性新的生存空间与身份认同结构外，也给女性设置了种种陷阱：如何不被消费社会的种种商业“景观”所迷惑而保持女性的自主性与性，如何在与“消费”结盟的同时保留对于“消费”/商品/欲望的反省与批判，性别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以消费社会与女性的有关论述来反观我国的女性文学创作，也许可以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一点新的启发。在以往我们对于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中，女性文学与具有思想性质的社会转型期之间的关系已得到了充分的清理，诸如“五四”时期与中国女性文学的崛起，新时期与中国女性的繁荣，等等，但是，如何看待女性文学与消费社会的关系，在现有的研究格局中，却常常被回避掉或者被贬斥掉了：以张爱玲、苏青为代表的40年代女性作家群与商业氛围浓郁的40年代沦陷区（上海）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卫慧、棉棉为代表的70年代出生的女性小说家群与90年代以来中国市场的形成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为何在张扬消费的时代，女性文学也会呈现出繁荣的景观，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按照我们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是过于简单了——往往消费社会物质至上、道德沦丧、人性沉沦的一面更受到关注，女性作家/作品被消费社会“物化”的一面更多被发掘出来，消费社会是否只是提供了这样一种女性生存的可能性，如果还有其他可能性，那么，应该怎样去描述它？如果引入文化研究中的性别研究成果，或许我们可以获得新的研究视野，从而在更复杂的层面上进行思索。 

三、“时尚”文化与性别研究

作为现代消费社会的基本特征，“时尚”也因为更多的与女性联系在一起而受到较多的关注。时尚“提供一种把个人行为变成样板的普遍性规则。但同时它又满足了对差异性、变化、个性化的要求……时尚只不过是我们众多寻求将社会一致化倾向与个性差异化意欲结合的生命形式中的一个显著例子而已。”[10] 时尚体现了人与物的完美结合，是操纵感与服从感混合的产物。在时尚中，统治大众还是被大众统治，其界限是不明显的。人们可以追随时尚获得社会的认同，也可以通过反对时尚，获得另一种形态上的个人满足感。因此，时尚既表现了同一化与个性化的冲动，又表现了模仿与独创的诱惑；其矛盾性与丰富性，提供了人类特别是弱势群体多重言说自我的空间。也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女性与时尚的关系可以得到重新解读。在文化研究者看来，女性之所以与时尚发生密切的关系，主要在于，时尚为她们设立了一个适当的可以被普遍认可的生存方式，一种从弱势地位出发却又不全然认命于弱势地位的现实的生存策略：“当女性表现自我、追求个性的满足在别的领域无法实现时，时尚好像是阀门，为女性找到了实现这种满足的出口。”[11]男性因为总是被视为可以掌控不断变化着的外部世界，因而其同一性不需要经过特别的论证；而女性，在释放其作为弱者地位的个性的时候，就不得不借助时尚的力量。处在时尚中，一方面女性可以以不断变化着的形象吸引他人的关注，从而一定程度上使自己被忽视的个性以一种补偿的形式曲折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又可以在某种安全的前提下使自己的个性表达获得大众的认可而不致受到惩罚。对时装、时装秀等时尚个案的研究，可以说，在更加具体的方面展现了女性与时尚之间的特殊关联。伊丽莎白·威尔逊在《时尚与后现代身体》，首先质疑了传统的女性主义者对于女性与“服饰”关系的误读。在女性主义的早期阶段，“服饰”被看作是和觉醒了的女性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黑人妇女和男性就曾经使用服装风格来进行自我定位，表达集体认同，反对主流文化。某种意义上，服装可以被看作是自我的身体的一种扩展，在它身上，必然会附着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同时也蕴藏着对这种主流意识形态进行质疑与的力量。女性与时装的关系如果被置于这样的层面来进行解读，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仅仅把女性当作服装的奴隶、当作取悦于男性的单纯生物存在的那种传统认识论的误区，而能把握到女性隐藏于时装背后的那种主体建构的潜在要求。也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类似于T型台上的时装秀的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关于女性与时尚关系的一般理解。时装秀的主要目的是吸引大众的注意力，但是，由于终极消费者往往是现场的缺席者，因此，时装秀就面临着意义、价值的重新诠释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形下，展示时装仅仅成为时装秀的一个内容，而不是全部内容。围绕着服装展示的诸如演出空间、演出过程乃至演出主体这样的制作性因素，也因为参与了时装秀的意义阐释机制的建构而成为时装秀的重要内容，从而进入了设计师关注的视野。由于在单一呆板的时装秀中，设计师们可以进行大胆的创新，诸如将演出场所搬到救世军仓库、增强演出的戏剧性因素或者改变模特的年龄、身份、容貌等，因而常规意义上的时装秀其意义被拓展了，或者说被修改了。那种仅仅建立在模特身体（更多是女性）关注上的时装秀的一般接受模式，也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发生转变，那就是，可以忽略身体而直接关注时装自身，“明星身体的缺席，意味着服装设计师们不愿意迎合时髦身体这一概念；同时，没有明星在场，也意味着设计师及其服装有了重振观众活力的条件。”[i]而这一效果，也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在时尚中原本根深蒂固的对于女性身体过于单一的关注与想象，而具备了某种社会言论与政治言论手段的可能，尽管，类似于这样的前卫时装秀更多是边缘的，昙花一现的。将“时尚”引入性别研究，从研究领域来说，当然是扩展了性别研究的边界；更为重要的是，从研究立场来说，改变了以往我们对于女性与“时尚”关系的常规理解。在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中，“女性是时尚的生物”这样的断语不再是一个负面的判断，不再是男权文化对于女性的一种轻蔑指认，也不再内化为女性对于自己的一种具有罪感的自我判断，而更多呈现为女性一种可以释放自己、解脱自己的依傍资源，成为女性可以借用来言说自身主体性的一种途径。在这个意义上，关于女性与时尚的研究，可以说，是以回到女性生存现场的方式，找到了具有女性生存特点的女性价值言说方式。

    当然，由于时尚的多变性与易逝性，关于女性与时尚的关系研究还远未结束。而且，在女性与时尚的关系研究中，依然存在着值得注意的几个关节点：如何处理时尚本身的从众性与个体所追求的主体性之间的矛盾，如何处理时尚外在的物质属性与其潜藏的政治诉求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标示着女性与时尚的关系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但将“时尚”引入性别研究的初步思路，对于女性文学研究来说，已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与男性作家专注于“宏大叙事”不同，女性作家的笔下，更多流泻出来的是有关“时尚”的描写：时装、发型、化妆品……，这些与女性身体息息相关的流动的“时尚”，这些无语而又具有言说功能的“时尚”，如果从文学作品中抽取出来加以细致研究，那么，社会的开放/保守的风尚，女性的生存处境与对自我的看法，女性的性格密码，甚至女性源远流长的历史（假如将女性与时尚的关系作一个史的梳理的话），都将在这女性文学作品特有的题材与细节处理中，一点点被剥离出来——在《对照记》、《传奇》和《流言》构成的“时尚”世界中，张爱玲其人其文的女性魅力以及她对女性世界的特殊洞察，不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吗？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时尚”也许不是我们考察女性世界/女性文学的主要窗口，但，却是不容忽视的一扇小窗。

四、“身体”文化与性别研究

对于消费社会中“身体”特别是女性“身体”的研究，也是文化研究一向较为关注的焦点。在后结构主义的理论中，“身体”更多被当作是一种文化建构的符号，其物质属性、生理属性常常是忽略不计的。而这也正是社会性别理论常常被人诟病的地方。“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批评实践要继续向前发展，就必须要以女性身体的生理特殊性（sexed specificity）为基础.。”[12]朱迪·巴特勒进一步指出，仅仅将身体看作是一种文化建构的符号，它必然无法摆脱后天的以男性为中心的形而上学话语对其的潜在制约和塑造，成为被菲勒斯中心主义所驯养的概念性存在；但仅仅立足于身体的物质性，也很难逃脱女性本质被再次排除和贬斥的噩运，因此，作为物质的身体与作为文化建构的身体不能简单的被分离开来，而应该将作为物质的身体与其指意化过程结合在一起，作为新的女性特质追寻的前提，从而突破原来内容/形式、普遍/特殊这样的二元对立模式给女性主义带来的思维困境。[13]基于这样的认识，文化研究视野中的女性身体研究，不仅仅是关注附着于“身体”之上的各种规范、想象与意蕴，同时也强调对作为文化现象的“身体”的研究不能脱离“身体”本身的物质性。因而将身体的研究还原到各种呈现身体的具体语境中，去分析、把握与定位两者之间微妙的生成关系，也就成为文化研究进入身体问题的一般路径。在这样的层面上，日常生活（饮食、瘦身、玩具等）与女性身体的关系研究也就成为文化研究视野下女性研究的又一个重点。迈克·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一书中指出，后现代社会极度丰富的物质，带来了直接而粗俗的身体快感。身体的外表与身体的保养因而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重大意义。在社会空间中，人们可以通过身体符号（装束、风格、语音语调、面部表情、行为举止、站姿、步态等）来理解他人，来确认他人的社会地位。[14]在这样的情形下，20世纪30年代英国出现了一大批苗条的女性，她们使用胭脂口红，喜爱短裙、长筒丝袜，放弃了从前的紧身胸衣转而穿上轻便的塑身内衣。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女性群落，按照学者的分析，只因为对女性而言，塑造并保持青春的、漂亮的、健康的身体，不仅为了在社会上取得认可，更是为了获得令人激动的生活方式。[15]20世纪60年代之后，追求苗条、纤细、具有“超现实”意味的女性身体形象，成为社会的一种潮流。越来越多的女性认为，肥胖暗示着“懒惰、无节制、缺乏服从的意愿，缺乏一切‘管理生活’的能力——依据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这些能力是使人走向成功的阶梯。”[16]显然，在追求苗条的背后，男性的价值观（自制力、力量和决断力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矮胖的男性也会受到自身身体形象的困扰，但显然女性受到的负面影响更为明显。当自身的身体形象与社会主流的标准身体形象有所出入的时候，女性往往无法完成自我认同；而自我认同的缺失，又会进一步削弱女性的自信心与自尊感，形成与他人交往的障碍。为了塑造理想的身体形象，瘦身因而就成为女性控制自己身体的必要手段。而瘦身，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女性对自我的指认与对身体的描述之间的断裂，造成了一种现实生存的焦虑感。那么，从文化研究的逻辑来说，苗条、纤细而漂亮的女性身体，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从社会层面上说，苗条文化是富足的消费社会培养出来的偏执性产物，但这种理解并不是全部。从深层次来说，朱迪·巴特勒的理解应该更有说服力，那就是，这种理想女性身体形象带有很大的表演性质，意味着“对某种标准的强行征用；这种标准具有的复杂的历史性，与规训、规范、惩罚所讲述的内容是分不开的”，[17]可以被看作是男权文化落实在女性身体上的必然结果，是与女性的自然形体背道而驰的。[18]但即便如此，也并不是说理想的女性身体形象就是一种女性无法逃避而只能与之形成共谋性关系的压迫性存在，事实上，即使是在简单的迎合这种身体形象的女性身上，也还存在着一种可能是十分有效的女性伪装的意味，一种女性通过与外在的权力话语进行协商从而释放快感，达到精神健康的有效途径。[19]与现实世界中的真实的身体形象所面临的困境相比，在类似于“芭比”这样的美丽玩具身上，有关身体的想象，其折射出来的社会的、文化的甚至是种族的问题要更为复杂。作为风靡世界最著名的女性玩具，芭比娃娃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提供了消费社会对于女性身体的全部幻象。诞生于男性创作者之手的芭比娃娃问世伊始，便承载着主流社会对于青春期的女孩的基本设想——她被定位成是符合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外表性感却无性经历，同时乐于消费。在芭比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晚期资本主义的消费特征、主流社会的女性气质设想与性征得体的外型特征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女性的完美形象的。另一方面，由于芭比娃娃的全球市场性，事实上它又面临着世界各国多元文化及民族主义的要求，但具体落实到玩具身上，更多只是体现为其配件服饰的多元化，但其身体体征（超级瘦削却又拥有超级突出的女性性征）却是抹杀了多元文化的介入痕迹的。这样，芭比无疑就具有了多种意味：“芭比是商品拜物主义的一个意识形态的符码，一种颇为机械的社会性别意识形态”；[20]同时，芭比通行全球的女性身体形象，又在相当的程度上宣告了在性别文化上世界各国多元文化之间的差异性甚至是如此微弱，而第一世界的文化霸权又是如何通过世界各国的多元文化在性别问题上的某种默契而畅行无阻的。 

从现实世界中真实的身体到折射在玩具上的身体想象，有关身体的意识形态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从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现实来说，人与自身身体的分离，构成了这种身体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这一点，在女性群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处在文化权力结构的底部，处在被观看、被交换的遭际中，女性对于自身的身体，常常是为力的。这不仅表现为她可能无法不按照外界的要求来控制自己的身体，更表现为她会将所谓完美的身体理想转化为自己的内在要求，贬斥自己，改造自己，竭力与外界塑造的理想女性身体保持同步。当然，在这改造身体的过程中，她会在一定程度上恢复自尊与自信，但在更深的层面上，她却会在竭力追赶女性身体理想的征途中，沦为男权文化的附庸。在女性文学中，有关身体的描写可以说相当频繁，但在女性文学研究中，对于潜藏在身体背后的意识形态的揭示似乎还不是很充分。在“五四”以后的女性文学中，有关女性身体与疾病的描写是很常见的，这种有瑕疵的身体到底表达了女性作家内心深处怎样的身体观念，与当时主导的身体观念之间是怎样的关系？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文学中对于女性身体镜像的关注，可以说是异乎寻常的，在这种关注中，又体现了女性作家怎样的情绪与立场？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都有待于引进身体意识形态理论加以进一步研究。

五、“媒介”文化与性别研究

作为20世纪扩张最快也最具有文化霸权的领域之一，“大众传媒”（电影、电视、广告、摄影、杂志、网络等）在消费社会中作用无疑是举足轻重的，由于“大众传媒”中女性符码运用的普遍性，因而有关“大众传媒”中的性别研究，也就相当值得关注。

关于大众媒介在当代生活中的作用，在阿多诺、霍克海默这样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看来，无疑是悲观的——因为大众媒介只是提供了“皮下注射”的模式，将一种压制性的主流意识形态直接“注入”大众意识，而大众只是扮演保守顺从的角色。但这样的一种对于大众媒体的消极看法，到了斯图亚特·霍尔这样的伯明翰学派的成员眼中，却有了很大的改变。通过对像电视这样的大众媒介的受众反应解读，霍尔认为，大众媒介的意义不是简单传递的，而是通过接受者“生产”出来的；媒介的接受不是单向的“注入”过程，而是受众与媒介基于各种条件相互协商与妥协的过程。[21]这样的话，大众之于媒介积极的一面就有可能被剥离出来。有关大众媒介与女性的关系的研究，大致汲取了这样的研究思路。以传统媒介中对日常生活影响最大的“电视”为例，戴维·莫利通过研究发现，电视对于构筑不同的性别意义、空间，发挥的作用相当大。首先，电视以“视听墙”的方式在家庭内部构筑起了不同的个人空间，这种空间对于男性来说，是休闲意味十足的；但是对于女性而言，却是带着责任感与劳动感的地方，不同的空间感觉隐含着建立在性别基础上的权力关系。其次，在与电视的关系上，男性在家庭中占据了更多的时间与掌控频道的权力；相形之下，女性与电视的关系被认为是次要的，她的观看趣味被认为是粗俗的、低劣的，被男性所鄙视的。这样，至少在电视所提供的领域中，传统的公共（男性）/私人（女性）空间的界限实际上被打破了，附着在传统的空间划分基础上的性别研究也需要调整研究思路。[22]对电视中某些特别吸引女性观众的节目类型进行的专门研究，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点。劳伦·拉比诺维茨通过对“肥皂剧”的制作、传播及效果的解读，一定程度上质疑了关于女性与电视关系的传统理解。肥皂剧在构筑性别差异方面有着独特的追求；“即它们崇拜的是恋人关系而不是肉体；靠不断推延来取悦观众；突出并加以肯定被传统视为女性所擅长的语言表达情感的能力及人际关系技巧，视其为合法有效的驾驭社会的本领；以及模拟家庭生活和家务劳动节奏、反映现实生活中两性家务分工的节目程序编排”。[23]肥皂剧的这些特点，一方面激发女性观众的消费欲望，培养她们的消费习惯，使之成为市场所需要的消费者；另一方面，又通过塑造女性正面形象、制造快感满足女性观众的心理需要的方式，对女性观众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总之，类似于“肥皂剧”这样的女性电视节目类型，不能只被简单看作是低劣的，而应将其纳入女性文化的范畴，通过引入生产、流通等大背景一并加以研究，才能完整地把握其内涵与价值。作为新媒体的代表，网络在上个世纪后期的崛起，构成了性别文化研究的新领域。以电脑为核心的信息社会的到来，使得原先建立在生物与技术、自然与人为、人与机器的区分前提下的主体面临着被解体的危险，主体得以确立的与“其他世界”的边界由于身体与机器的过分亲密的依赖关系而变得模糊，不可分辨；而被抽空了主体性的身体则成为一种难以归类、难以命名的暧昧地带。其存在价值只在于它是能被模拟的、从而也是能被认知的。[24]这种主体与身体的分离对每个人而言，似乎都是具有普遍性的。但是，对于女性而言，网络文化所带来的后果还远不止此。表现在，首先，像网络这样的的信息领域需要高新技术，基本上由男性控制而排斥女性介入的；其次，网络制造了一个虚拟空间，在网络中，性别身份是不确定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取消的。进入这个虚拟世界之后，人们可以变更自己的性别与物种，创造自由的“窗口”来表达自己。由网络所提供的这种性别的不可确定性与任意可变性，无疑使性别从一种生物属性转化为了一种象征符号，[25]从而在真实世界中所出现的性别问题其文化内涵、现实所指甚至解决途径，都面临着被戏仿、被重构乃至被消解的可能。由此，网络的主导文化被认为是男性化的，它主要是表达了一系列的男性价值——抽象的建立在代码基础上的形式秩序，“黑客”文化中的冒险策略等，这些价值追求是和女性的认同感背道而驰的。但是，如何应对网络时代的性别问题的新走向，如何把握网络文化的特点从而一定程度上将现实世界的性别问题与虚拟世界的性别游戏结合在一起进行思考，对于性别研究者来说，还是有待于进一步努力的。作为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之物，大众传媒对于现代社会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也因为这样，它们对女性符码的使用，特别引起了性别研究者的关注。在传统媒介中，尤其是像广告这样商业意味十足的媒介中，女性形象往往被刻板化，或者空有漂亮的外表而智力低下，或者只有贤妻良母的功能而没有女性的主体性，像这样的对于女性形象的设置，毫无疑问，已得到了性别研究者的大力抨击。但是，对于电影、电视、摄影等领域来说，由于其自身分类的多样性与运行形态的复杂性，其对女性形象的使用往往难以一言以蔽之。尽管如此，在这些领域中，依然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着性别歧视的潜规则——著名导演张艺谋在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对于“妻妾成群”的后宫景观的迷恋，对于从不出现但总是掌控全局的男主人公的设置，足以说明男权文化依然盘踞在当代文化的舞台上。当然，对于电视来说，也许情况稍有所不同。由于其锁定的观众群的主体以女性居多，因而既有迎合传统性别文化的一面，也有展现女性群体自身真实诉求的一面，需要结合具体个案加以分析。而就网络而言，它所提供的性别文化实践可以说是相当特殊的，尚未完全定型的。但对于这个主要有男性控制的领域来说，新的性别问题、新的性别歧视现象必然相伴而生，同样值得引起性别研究者的关注。对于女性文学来说，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可以说是喜忧参半。一方面，大众传媒出现对于传统的文学生产与传播格局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这一冲击有可能改写与原有的高雅/通俗、中心/边缘的文学分层与权力结构，为处在边缘的女性文学提供浮现的契机；另一方面，大众传媒与商业文化的结合，又可能压抑与改造了具有先锋性的女性文学的既有面貌。在大量的女性作家的文本被改编成电影、电视的热潮中，这样的隐忧并非无因。著名作家王安忆的代表作《长恨歌》在改编（话剧、电影、电视剧）过程中，改编者对其写作意图、主题意蕴、人物关系及审美风格有意无意的误读，已使原作变得面目全非。从这个层面上说，女性文学要应对大众媒体时代，还有更多的路要走。

六、文化研究对女性文学批评的启示

从女性文学的角度来说，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性别研究所提供的资源、角度和问题，无疑都是丰富而庞杂，富有借鉴意义的。大致归纳一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文化研究视野中性别研究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基本上与现实世界的发展同步，而且性别研究从来不是以孤立的自我封闭的状态出现，而总是自觉地与其他研究资源、角度一起，共同承担与进入当代社会的重大问题，因而文化研究视野中性别研究不仅能以开放的姿态把握性别问题本身，同时也能较好的回应当代社会的需要。其拓展的理论深度具有现实意义，对目前一定程度上处在偏于自我封闭状态的部分女性文学研究来说，是很有启发性的。

其二，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性别研究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单一的精英/大众、中心/边缘、压抑/被压抑这样的二元对立划分，在尽可能全面复原历史与现实语境的前提下，呈现性别问题的复杂性，不仅质疑与批判男权中心文化，为被“第二性”化的女性代言、请命；而且能站在平等和谐的性别文化立场上，去探寻被激进的女性主义文化主流所排斥的两性共同发展的可能，同时，也能一定程度上超脱女性知识者的精英立场，相当自觉地将普通的女性在当代社会中的生存境遇纳入到关怀的视野中来，体现出了一种人本主义的情怀。这对于女性文学所谋求的健康、健全的发展来说，其意义也不容忽视。

其三，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性别研究开辟了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将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经济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研究理论与方法融于一炉，从而形成了较为开阔的理论视野、敏锐的问题意识以及较强的思考问题的能力，对于原本就以跨学科姿态出现的女性主义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促进和推动；对于女性文学的研究来说，在激活自身的学术活力、摸索理论创新能力以及拓展学科包容度方面，亦是不无裨益。总之，对于女性文学及其研究的未来发展来说，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性别研究其影响将是长久而深远的。

第三节   女性文学的学科建设

女性文学学科的初步形成和确立，是相关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收获之一。

一、从学科意识的萌发到学科理念的形成              

女性文学研究的学科意识由模糊到清晰，由不自觉到自觉，经历了近20年的实践过程。这一学科意识的悄然孕育，与20世纪80年代学界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翻译、介绍有着密切关联。1981年，朱虹在《世界文学》第4期上撰文介绍了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美国“妇女文学”；1983年，她编选的《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该书“序言”中，朱虹评述美国60年代后期的女权运动，宣扬文学中的“妇女意识”，介绍了《第二性》、《阁楼上的疯女人》等女性主义批评经典和历史上被埋没的女作家。选集所收作品实质上属于女性主义文学。此书的问世标志着国内开始了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比较系统的译介以及对女性文学范畴加以学科意义上的思考。80年代中期，省部级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中开始出现女性文学研究方面的课题，部分学人所进行的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的编撰工作由此起步。80年代末，对国外女性主义批评的译介愈加活跃，逐渐形成浓郁的理论氛围。胡敏等人翻译的《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作为国内面世的第一部西方女性文学批评文集也于此时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女性文学的学科意识初步萌生，有关这一学科范畴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被提出来加以研讨（例如关于女性文学、女性意识、女性主义等基本概念的内涵及其特点和价值等）。与新时期初年相比，此时对女性文学进行探讨的学术意味明显增强。女性文学创作不再仅仅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现象被加以归纳、研究，而是于其间引入了富于性别文化意味的探询，从而开始具有“女性学”研究的内涵；对出自女性作家之手的创作，也不再只是沿用以往的尺度，在 “女性风格”、“女性气质”的传统批评框架内给予评价，而是开始注意到创作主体的性别意识及其创作中与女性的性别体验密切相关的文学审美表现形态。进入90年代以后，女性文学的学科意识进一步趋于自觉。此期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批评介绍更为系统化、专门化，内容也更为深入。同时更加注重学科性、可操作性，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所包含的对自身缺陷的反思以及对未来的展望在译介中得到反映，特别是在结合中国文学实际运用女性主义话语进行批评实践和理论探讨方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进展。90年代中期，在迎接和召开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前后，性别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女性文学的学科意识得以形成。其主要标志是：第一，女性文学被视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考察对象，对其所进行的研究不再仅限于文学作品的一般评论，而是已推进到对相关理论体系的探询和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一些女性文学研究者已经能够更为切近实际地从多方面审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对我国女性文学批评的意义，明确意识到需要在“拿来”和借鉴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完善中国的女性文学批评和研究，并在此思想指导下进行理论探讨和研究实践。第二，越来越多的学者基于各自的理论认知和研究方式对女性文学给予了程度不同的关注，女性文学研究初步形成了比较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比较合理的研究格局，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女性文学研究成果以专著或论文的形式出版、发表，初步展现了女性文学研究这一新兴学科的学术生机和创造力，其中一部分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第三，正是在这一时期，全国妇联成立了中国妇女研究所；一些学术团体（如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等）设立了女性文学委员会；一批高校相继建立妇女研究中心；许多高校在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开设了女性学和女性文学方面的专题课；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十分活跃，女性文学研讨会在多处举办；女性文学作品的出版形成高潮。可以说，经过多年的努力开拓，女性文学研究的学科雏形至此轮廓初现。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新世纪初，学科理念得到进一步发展。除研究队伍逐步扩大，学术研究成果日渐丰富、不断有新的积累，一些成果获得各种层次的学术奖励外，女性文学学科建设这一问题本身开始成为一些研究者自觉关注的专门课题。与此同时，特别能够显示学科建设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是，1999年以来，部分高校开始在相关专业招收和培养女性文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生。 由此，女性文学已作为相关专业本科生的选修课以及硕士生、博士生的主攻方向之一纳入国内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和课程教学体系。进入21世纪后，在国家、教育部和省部级社会科学研究立项中，与女性文学有关的课题明显增加。综上，经过近20年的努力，女性文学研究由不自觉到自觉，逐步迈入学科化的历史进程，并在实践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取得了初步的成绩。

二、女性文学研究学科建设的意义及目标

就实践层面来看，联系我国现行学术管理体系运行机制的实际，可以说，学科化即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进入国家社会科学的学术管理体系，在这一体系的框架中获得一种具有“正规”色彩的学术身份；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拥有明确的学术位置。对女性文学学科来说，学科化意味着女性文学能够作为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进入国家科研管理系统“文学”门类下的相应层次，被视为一个有着特定的内涵、范畴和价值的主题领域和研究对象；研究者在此领域中运用一定的理论和方法对其所进行的探讨，在学术意义上得到承认。那么，既然女性文学创作、特别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历史文化语境中的男性中心传统以及现今两性关系格局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具有鲜明的批判性和挑战性，甚至以此为其存在的基本特征，既然目前的学科管理机制在实际运作中难以完全避免男性中心色彩，女性文学研究者为什么还要在这样的背景和条件下寻求学科意义上的承认？还要进行学科建设、走学科化之路呢？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必须承认，在任何特定时空中的个人或群体，主观能动性的实现都不可能完全摆脱历史的规定性。对女性文学研究来说，只有谋求通过更深程度地介入当下社会历史的现实，才有可能更为有效地促使人们对性别与文学的认知逐步趋于全面和深入，促使研究者的主体性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从而切实推进女性文学研究自身的发展；与此同时，也是为了促使有关研究成果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从而有利于争取在尽可能高的程度上实现研究工作本身的人文价值。应当明确，女性文学研究进行学科建设所欲寻求的“承认”，并不是指向对某些具体理论观点、学术主张的认同，而首先是在如下方面寻求肯定：从性别角度出发考察历史文化、文学创作是必要而合理的；女性文学的创作、批评和理论研究者就此以多样的方式提出问题是具有特定的社会科学研究价值的。而我们在这个意义上寻求承认实际上也是力求使更多的人意识到，人类历史发展至今，社会上的性别观念以及对女性文学创作的认识仍然存在着重大缺欠；女性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以超越传统思维的方式质疑、批判文学的历史与现实，构建新的女性文学创作风貌和理论框架，不仅有益于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而且具有文化建设的积极意义。因此，在学科建设方面付诸努力，并不意味着放弃对以传统文化为基石建立起来的性别观念以及文学领域存在的性别问题的质疑立场和批判精神，而是试图充分利用现代学术管理制度中所可能争取到的空间，创造对女性文学研究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和条件，推动学科发展，扩大事业影响。具体来说，学科化进程对女性文学有利的方面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一是有利于推动女性文学研究自身的建设，促进理论的系统化、体系化。二是有利于促进学人性别观念的更新，焕发学术创新精神，吸引更多的学人理解和重视在文学研究中引入性别视角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三是有利于促进与其他学科研究之间的相互交流，更充分地展示跨学科研究的特色，扩大社会影响。这一学科的建设目标，当是力求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创造多层次、开放型、宽视野，有明确的研究范畴和研究方向、能充分吸收多学科成果、包容多样化研究方法的学科体系，进而充分展现自身的学术前景和生命活力，从一个特定的方面促进文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尽己所能推动社会性别观念的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提高。

三、女性文学研究学科化的途径与标志

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看，女性文学是“女性学”研究的组成部分。鉴于女性学的跨学科性质，从各不同侧面对女性所进行的研究势必分别渗透于不同的领域，同时又相互交叉、相互勾连。例如，在历史学研究中，传统女性的创作活动是对人类历史活动进行考察的内容之一；在文化研究特别是大众文化研究中，女性文本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应用语言学研究领域，对日常语言现象的分析包括对文学作品语言中两性差异的探讨，如此等等。可以看到，许多学科对女性文学创作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程度上有所涉及。尽管其考察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并不在文学自身。事实上，女性文学研究一直深受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而这也正是当代学术不断有所开拓，多学科研究相互交叉渗透这一趋势的体现。无论如何，女性文学学科化终归应当是植根于文学研究领域的学科化。也就是说，首先须明确女性文学研究的“文学”属性，在此基础上又并不孤立地看待它，而是将其置于社会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联系中，加以跨学科的综合把握。女性文学研究的基本性质应当是文学的、审美的，而不是其他；它同时又是融合性别视角的，区别于一般文学研究所取的中性的（实际上往往是男性中心的）眼光。但其具体研究的表现形态自当无限丰富，对性别视角的运用方式和程度也尽可不拘一格。学科建设是一项十分艰巨、任重道远的事业，要真正建立起一个比较成熟的学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而这些方面工作所达到的水平，又成为检验学科化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志。首先，逐步确立本学科研究的基本范畴，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基本问题上形成相对稳定的共识，积极探索建立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女性文学理论。这里，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十分重要。不宜轻易将大量非典型女性视角的作品排斥在外，不宜片面推重女性主义批评研究模式而轻率否定其他方式方法在多角度认识研究对象方面的价值。事实上，多样研究方法的适当整合、灵活运用，恰当是女性文学研究赖以赢得良好的发展前景和旺盛的生命活力之所在。其次，拥有充分的学术积累和学术影响。学科建设归根结底靠的是实力，而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积累才是实力的核心。学术积累固然需要一定的成果数量来保证，但更重要的是讲求质量和品位。特别在现阶段，质量问题尤须引起高度重视。只有靠高质量所赢得的学术影响、学术地位，才能为女性文学学科建设打下坚实、牢靠的根基。第三，一批从事本学科研究的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不断成长，以创造性的研究获得学界的认可。综上，女性文学研究学科建设的道路充满艰辛，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它需要长期坚持不懈脚踏实地的努力，需要众多学人齐心协力的合作，同时也有赖于整个社会性别观念的进步和文化环境的改善。而作为研究者个人，培养自己具有严谨的学风，清醒的认识，勇于自省的精神以及能够听得进不同声音，平和面对多样化理解，善于从中汲取各方面营养的博大学术襟怀，对从事女性文学研究这样充满活力、充满批判意识和挑战精神的事业来说是尤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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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荣、吴玉杰主编《女性声音的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2003。

闵家胤主编《阳刚与阴柔的变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问题与思考：

１．你认为目前女性文学创作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２．文化研究为性别研究提供了哪些资源、角度与方法？

３．结合你的感受，谈谈消费文化对女性创作的影响。 

拓展阅读：

问题与思考：

１．性别诗学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２．你认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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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抗抗VS李小江《女性身份：研究与写作》，李小江等《文学、艺术与性别》，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2] 毕淑敏VS刘金冬、张祖立《更多地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李小江等：《文学、艺术与性别》，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页。

[3]  陆扬、王毅《文化研究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122页。

[4] （英）戴维·钱尼《文化转向：当代文化史概览》，戴从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5] （美）马克·波斯特编《让·鲍德里亚文选》，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6] （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6页。

[7] （英）柯林·坎贝尔《购物、快感和性战争》，周茜译，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1页。

[8] （英）米卡·娜娃《现代性所拒不承认的：女性、城市和百货公司》，严蓓雯译，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页。

[9] （英）米卡·娜娃《现代性所拒不承认的：女性、城市和百货公司》，严蓓雯译，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页。

[10] （德）齐奥尔格·齐美尔《时尚的哲学》，费勇译，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3页。

[11] （德）齐奥尔格·齐美尔《时尚的哲学》，费勇译，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3页。

[12] 纳塔莉·卡恩《猫步的政治》，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萧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9页。

[13] （美）朱迪丝·巴特勒《身体至关重要》，吴燕（原文这个字是“燕”和“日”组合，是上下结构，“燕”在上，“日”在下，字典上查不到）译，汪民安、陈永国主编《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14] （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页。

[15] （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中的身体》，龙冰译，汪民安、陈永国主编《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5-341页。

[16] 卡尔·B.荷姆伯格《姿态，身体形象与性玩具的时尚》，吴燕（原文这个字是“燕”和“日”组合，是上下结构，“燕”在上，“日”在下，字典上查不到）译，汪民安、陈永国主编《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0页。

[17]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Subversion of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p.232.

[18] 参见（美）苏珊·布朗米勒《女性的身体形象》，康宏锦译，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1-130页。

[19] （英） 洛兰·甘曼《爱你在心口难开：对食物幻想、旺盛的食欲以及“异样”身材的考察》，萧莎译，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0-366页。

[20] 杰奎琳·厄拉艾伦·C . 斯韦伦德《芭比与身体测量学：通俗文化中令人不安的女性身体理想》，林斌译，汪民安、陈永国主编《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5页。

[21] 陆扬、王毅《文化研究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159页。

[22] （英）戴维·莫利《媒介研究中的消费理论》，司艳译，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60-496页。

[23] （美）劳伦·拉比诺维茨《肥皂剧新娘梦》，余宁平译，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28页。

[24] 阿路奎·露珊娜·斯通《现实的身体果真站得住脚吗？有关虚拟文化的边缘故事》，徐晶译，汪民安、陈永国主编《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66-483页。

[25] 玛格丽特·摩尔斯《虚拟女性：身体与代码》，徐晶译，汪民安、陈永国主编《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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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首先感谢河北教育出版社的谭湘女士以及出版集团的领导，如果没有他们的热情提议和大力支持，就不可能有本书的编写和出版。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女性文学创作的繁荣和研究的兴盛，国内不少高校陆续开设了女性文学方面的课程。然而，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由于学科建设只是刚刚起步，这门课程进入高校教学体系也还处于探索阶段，因而没有合用的教材。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任课教师都是白手起家，满怀建设的热情，在吸收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心得进行教学实践。而编写适合教学的女性文学教材，也便成为许多教师的共同心愿。事实上，近些年来，不少高校的任课老师已经为此付出了很大努力，一些相关教材陆续出版，为女性文学的教材建设积累了经验。在此背景下，编写女性文学教材已成为当务之需。2006年春，在各地出版社申报教育部“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时，一向关心并直接参与女性文学研究的谭湘女士，代表河北教育出版社提议我们编写一部面向普通高校基础课的女性文学教材。这个提议令人鼓舞，但我们也深感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完成这样一件非常严肃的工作，担子很重，压力很大。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尽己所能，为此做了前期准备。

教材正式获准列入“十一五”国家级规划后，我们进行了初步设计，制定了教材框架，草拟了编写大纲。2006年夏，我们与河北教育出版社一道，联合主持召开教材编写研讨会，邀请部分高校教师作为编委会成员参加会议，共同讨论了教材编写的有关事宜，并对教材各章节的写作进行了人员分工，具体情况如下：

前  言    乔以钢

第一章    傅书华  沈红芳

第二章    乔以钢  洪迎华

第三章    李  玲  

第四章    朱育颖

第五章    王  宇  廖冬梅

第六章    樊洛平  王  敏  刘 ?�

第七章    林丹娅

第八章    杨莉馨

第九章    刘  ?�

第十章    林树明

第十一章  屈雅君  郭海文  李娟   程国君  唐晴川  宗先鸿

第十二章  赵树勤  董丽敏  王春荣

结  语    林树明

参加编写的老师来自天南地北，平时都担负着相当繁重的教学工作和科研任务，而这样一项教材编写的工作在质量上和时间上又有着相当高的要求，为此，大家付出了艰辛的劳动。2007年初，各部分初稿写作基本完成。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初稿进行了反复修改与统稿工作，刘思谦老师担任学术顾问，给予我们很大的关怀与指导。经过大家齐心协力的工作，这部教材终于按预定时间出版。本教材编写过程中，借鉴和吸收了多年来学界同人的研究成果，在此深致谢意。由于编写者水平所限，教材还存在许多不足。今后，我们拟广泛听取读者意见，在适当的时候进行修订。恳望不吝赐教。

                                                        乔以钢  林丹娅

                                                         2007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