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的军事战略

摘要：:二战结束后,日本在国际社会的监督下被迫进行了非军事化改造,“国家永远放弃拥有和交战权”的条款被写入日本国。然而,日本在战败后不久就开始了重整军备的步伐,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其军事实力的发展更是咄咄逼人。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日本军事战略的关注和对其依附性的研究

关键词：日本，军事

二战前的日本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国家活动的中心是对外扩张，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都为这一中心而服务，使日本成为“武装到牙齿”的庞大的战争机器。作为二战元凶的日本虽遭惨败，但战争机器并未被彻底摧毁。二战后美国独占日本，虽对日本进行了系统的改造，但这个改造却对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和军国主义分子起到了保护作用，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在战后不久便开始重新武装，并持续地、有计划地逐步推进。

(一)极力向国际社会推销其“普通国家”的政治理念,主张打破国际禁忌、修改和平,恢复日本作为一个正常国家所应享有的一切权力,包括自卫权、交战权、海外出兵权……,为其介入地区争端、干涉他国事务寻找法理依据。

二战结束后,日本的国家愿望曾一度表现出和平主义倾向,但国内右翼势力的沉渣泛起和国外霸权主义者的强横干涉却无时不在冲击着这股和平潮流,使日本一步步走上了重整军备的道路。基于其固有的排外心理和“种族主义”优越感,也为了迎合美国的霸权需要,日本不仅迅速恢复了自己的军事潜力,调整了战略部署,而且也在确立了经济大国地位后积极向政治、军事大国迈进,显露出狂热的“地缘政治野心”。尤其是90年代以来,随着新日美同盟关系的建立,日本不但将敌视的目光投向中国,威胁中国的,而且私欲膨胀,再一次唤醒了对“重建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恋,试图与美国联手重绘东亚的政治版图,构筑亚太新秩序。

1954年7月,在美国的授意、支持下,日本公然违背和平,突破国际禁忌,以“自卫队”的名义复活了海陆空三军,重新走上了武装自雄的战前老路。这样,日本国土完全依赖美军保护的局面发生变化,战后日本人第一次真正拥有了自己的“火抢队”,开始筹谋新的军备建设和战略构思。

1957年,日本编制出自行武装以来第一个防务力量发展规划——《国防基本方针》,规定:“以日美安保”为基础,继续依靠美军的力量阻挡外来侵略。同时,逐步发展起日本“有效的防卫力量”,推进防卫自主化。

很明显,日本在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后,已不愿再把赌注完全押在美国的保护上,不愿把自己的命运毫无保留地交给别人去掌握。他们已在积极地思考着如何运用它、发展它,并初步勾勒出“联美防御”的战略雏形,迈出了谋求自主防卫的第一步。

(二)视中国为其主要竞争对手,着意激活中国周边的各个战略策源地,组织联盟,使中国深处险境;附和美国构筑所谓“中国威胁论”的荒谬神话,为其全面武装制造借口。尤其在问题上,阳奉阴违、挑拨离间,借助所谓民间交流、政党、议会外交等形式明扶暗助岛内的势力,培植分离意识,妄图以台制华、阻挠中国的统一和强大。

苏联解体后,日本的安全威胁解除。面对这种情况,日本没有选择走和平之路,而是野心膨胀、逆历史潮流而动,“悄悄地向着军国主义改头换面”,准备实践它对亚洲“一直怀有的霸权主义野心”。为了掩盖其真实意图,混淆国际视听,日本遵从美国旨意,刻意抹黑和妖魔化中国,甘愿充当鹰犬,强力扮演“中国在亚洲的主要制衡者”的角色,处处设陷、难,为中国的崛起和强大制造麻烦。近年来,日本将朝鲜半岛和中国的视为“不稳定地区”,把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的中国看作“威胁”,战略重心明显由“保卫北方”转为“防御西方”,军事矛头直指中朝,并且“明指,实为中国”。更为重要的是,当日美安保新确立后,日美之间的军事同盟也随即从遏制苏联的“防御之盾”演变为针对中国的“进攻之矛”,日本已确定无疑地将中国视为必欲去之而后快的头号战略目标。

这一点,我们从它的对外和军事调整中也能清楚地看出来。90年代后,日本相继与东盟、中亚和印度等一些地区和国家结成军事互信关系,加紧了围堵中国的步伐。比如日本与印度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出发点是因为印度“与中国接壤”,地缘上处于“战略性重要地位”;日本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原因是这些国家“传统上对中国怀有戒心”,需要得到“一定的支持”;日本拓展“丝绸之路”外交,密切与中亚一些国家的交流,用意是为了从“后背地区”窥视中国;而日本近年来以各种方式加强与台岛的联系,拒不承诺“三不”并试图将台纳入日美反导防御系统,目的却是希望继续充当日本“南下的跳板”,或者至少成为日本与中国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这种居心,显然是冷战思维的继续,是日本企图以牺牲中国的统一为代价而换取自身安全的贪鄙的私欲。军事方面,日本针对中国的战略调整也在不断展开。从1995年开始,日本将其西南和东南两条航线之间的海域从机动巡逻区改为作战区,将原驻防北部和中部的6个师旅建成用于支援西部地区的 “战略机动师旅”不断增强兵力投送能力和扩大情报搜集能力,使自卫队的军力有计划地向西南方向倾斜,提升对地区的警戒和防范,试图与中国在东海和周边水域展开角逐。尤其是日美两国调整军事战略后,其所设定的“周边事态”类型与“周边地区”干涉范围以及所谓的“有事法制”,都有意识地将纳入其中,明显具有牵制中国的企图。最近,日本颁布了本年度的《防卫》,首次以文字形式提出了所谓的“中国导弹威胁”,这是在朝鲜半岛形势缓合后日本为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寻找的又一个新借口。正如一家日本防务机构的所说:“中国和北朝鲜并不是日本更加关心加强防务能力的直接原因,它们是一种合乎情理的籍口”。而所谓的“中国威胁”,实际上直到目前为止它只是存在于日美两国“右翼政客的推理和想象之中”),纯属子虚乌有。

(三)强化日美同盟

战后日本一无,二无自主权,三有国际社会的监督、压力和国内和平的约束,日本显然无法达成纯出己意的战略安排。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冷战铁幕降临和朝鲜战争爆发,两大阵营间的矛盾、冲突公开化。美国为了阻挡所谓“主义的漫延”,开始在欧亚两翼构筑“防苏”的战略联盟和前沿基地。作为亚太地区一个典型的环陆岛国,日本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天然形成了对地带的攻势包围,阻断了与海洋之间的广泛联系。同时,它又扼守着西太平洋的战略要冲、控制着由北美进入东亚和中东地区的贸易通道,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因此,美国一改初衷,放弃了欲将日本改造成为和平国家的意愿,违反远东委员会决定,释放战犯,停止清理军国主义余孽,恢复并重建了日本的军事机器,将其正式纳入进西方的政治、安全联盟。于是,日本的命运由于美国的利己主义战略考虑而发生变化,右翼势力抬头,新国家主义意识萌发,整体国家意志明显向右转。

为使它朝着有利于美国利益扩张的方向转化,美国一方面放松,容忍其自主性的某些过度表现;一方面与日本右翼势力联手合作将其纳入美国的总体战略中。

1960年1月,日美两国修订了《共同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在法律上确立了两国共同承担日本防务的新。这种安排,既凸显出日本强烈要求体现其军事价值的战略诉求,满足了它要求自主的部分愿望,也反映出美国为了减轻自身军事压力,有意使日本分担防务责任、引导其融入美国亚太安全体系的战略构思。这样,在西方阵营的亚太力量组合中,东亚地区尤其日本的防卫完全依赖美军支撑的情况发生变化,以美为主,以日为副的“美主日从”新模式形成,联美防御战略正式诞生。与此同时,日本则在强化意识形态分歧、确保日美同盟关系的基础上,开始响应美国的召唤,制定了以中苏朝为防御对象,视中国为主要作战对手,将菲律宾以北的整个远东地区纳入其防卫范围的军事战略。由此,日美两国武装力量开始合流,日本名副其实地变成了“美国在远东阵地的主要堡垒”。

冷战结束以后,虽然日本对其军事战略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但仍然保持了日美安保的框架和对美国的依附性。从平衡和制约亚太地区其他几大主要力量,维护日本在亚太地区的重大利益这一基点出发,日本坚持军事战略的依附性除直接针对东亚最“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朝鲜半岛局势的考虑外,同时,既希望借助美日同盟继续对俄罗斯施压,迫使俄在北方四岛问题上做出更多让步,又希望能借此制约和牵制中国,寻求在全球和亚太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说日本军事战略的依附性曾经给日本带来过利益,那么“冷战后的日本正处在原有国家发展模式脱轨的险境之中,发展下去其代价将是惨重的。

因为日本的资材、精力将更多地消耗在与提高生产率无关、与创造物质增值无关的方面,其不仅劳民伤财,还将给邻国带来不安。”而且,其军事战略的依附性带动的军事实力急速膨胀,使日本的国际战略更加好高鹜远。不从根本上解决侵略战争责任问题,不以务实的态度争取亚洲邻国的信任,它“入亚”和“入常”的政治愿望也就不可能实现。

参考书目:国际历览   汤庆钊  2006.7 第54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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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米谷文子.是谁是造了军国主义[N].参考消息,1999-08-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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