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的思维特征受象形文字的影响很大

实验心理学的测试证实：对失语症者来说，汉字的音-形关系的神经机制是分离的，而表音文字的音-形关系的神经机制是不分离的

在文字学的研究中，一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偏向：一是主形说，执意从字形上穿凿附会词义；一是主音说，认为字义必寄于语音。严格地讲，用这两种方法探讨字义，都有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其弊在于把较为普遍的现象看作成必然规律，失之于绝对化

重要

黄承吉的《字义起于右旁之声说》虽是继王圣美“右文说”而起，且有不够完善之处，但却是近100多年来研究声义之学的不祧之祖，是一篇有远见卓识的划时代意义的杰作。全文4千余言，主要阐述了这样几个观点：

    第一，开始重视并比较正确地说明了形、音、义三者的关系。黄氏认为，古人制字“皆原起于右旁之声义”，而左之偏旁“原为一声义中分属之目”，“声”是纲，“形”是目，纲同而目异，目异而纲实同。正因为“声音”是联系同族词的纽带，因此同声“皆可通用”，“同声皆为一同义”，“右旁之声必兼有义”。他提出的词是音义的结合体，文字创造的过程总是先确定音义，然后再附以声符，这些都比“右文说” 在声训研究上更进了一步但其局限是仅就形声字而言，还不能彻底排除文字形体的束缚，仅能说是“因声求义”的初始阶段。直到戴震提出“因声求义”的主张，才把声训推到了更高阶段。此后，如段玉裁强调音、义不能分离，“训诂音声，相为表里”(见《六书音均表口序》)，钱大昕强调不能离音而取义，“声音不通而空谈义理，吾未见其精于义也”，(见《诗韵。序》)，都比“黄说”进步，但却又都是在“黄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第二，比较客观地评价了《说文解字》的得失。“形义统一”历来被认为是研究古代文字词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形义相符”，在《说文解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黄季刚先生在《训诂学讲词》中作了如下的肯定：“《说文》之作，至为谨慎。叙称博考通人，至于小大，是其所说皆有来历。今观每字说解，俱极谨严。如‘示’云：‘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示’，合体指事字，为托物以寄事，故言一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如不说‘天’，则‘二’无根据；说垂象，则三垂无所系；言‘示神事’为在下凡从示之学安根……凡说解中从字必与其形相应，字不虚设。”黄承吉亦充分肯定《说文解字》“实为继往开来之极则”，但从历史的角度看，《说文解字》乃是“当字体积弊之时，极欲挽其合一，以救异歧，故特设；芷部居，主于左旁之是正”。以《说文解字》为坐标，溯自上古，“方言备异，运舌参差”，其音声不可究；推之后世，由于字、词都在不断发展，“字书日出、音义日多”，如果执形训之偏见，则容易“泥于迹象”，“而不知其蔽”。

    第三，黄承吉初步探索了语源的轨迹。他认为古人制字之义必起于声的依据是“盖语原自性生，而字本从言起”。当然，我们没有理由苛求或批评他把“婴儿甫通人语”、“鸡犬呼使而皆应”这样一些实例和作为人类交际、思维工具的“语言”等同起来的片面性。就其论证的宗旨来说，他是在力求说明声音在制字之初的作用，由此进而得出“凡字必以为声之字立义在前，而所加之偏旁在后”的结论。

    第四，黄承吉提出了明确的声义关系。其目的在于“读书研字”，在于“注释训诂”，并且提出分辨一个字在具体文章中用“初义”，还是“继起之义”、“旁通之义”乃至“相反之义”的重要性。“更不至随波逐流，见有先儒训释异同，辄贸贸然是非莫辨，以至两存其说而无所牵制，如是而后可以明经。”这里，他通过词义的比较，说明词义不是孤立地存在，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而处在变化状态之中。同时也告诉我们在理解词义中，不能墨守陈说，要结合具体作品、具体语境来理解，来运用，以增强语言表达的准确性。

    第五，黄承吉提出字的孳乳问题。“凡制一字，必先有一字为其所起之鼻祖，为其制字之所以然”，并举了“招”、“标”、“杓”3字为例。“刀、火、勺”3字为“招、标、杓”3字鼻祖，而“上指、上飞、曲出”乃“三字从出之所以然”，“是以召字、票字、勺字以及凡从召、票、勺之字，其训义无不究竟归于为末、为锐、为纤，总不离乎上指、上飞、曲出之义”。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凡事物之特征相似，命名可以相同，凡事物之异类同名者，其命名之意亦相近。“刀、火、勺”所具特征是“上指、上飞、曲出”，其义归于“末、锐、纤”，故从“召、票、勺”得声之字义亦相近，这就是汉语词汇“声通义近”的原理。

    如前所说，黄承吉关于“义起于声”的理论是比较粗糙的。他提出的“谐声字，其右旁之声必兼有义，而义皆起于声"的结论中的“必”、“皆”两个肯定范围副词，就失之武断。在重视“声音”为纲的同时，却不同程度地轻视“以形索义”的功能，则又失之偏颇。把“声义”之说看成“汉儒不知”，“近人所窥亦不过稍萌端迹”，则又有割断历史、否定前人而自视太高之弊，等等。但是，我们不能苛责于前贤，100多年前，黄承吉在传统语言学尚处于经学附庸、语言学理论尚不健全的情况下，能够“于人事酬酢处，终日坐一室中，罗列群籍，遍为探讨”，而悟出“义起于声”的道理，溯源而及流，论今而知古，这是很有见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