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张东茹
来源:《语文建设·下半月》2014年第05期
摘要:在当代女性作家群中,王安忆是独特的,她以多变的风格驾驭在生活和文学之间,为我们刻画了一个个散发着女性主义的人物形象。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细说王安忆作品中的男人、女人,运用女性主义批判研究思路,来解读小说人物的精神意蕴和理性思考,经由具体的作品人物的追寻和探问,来梳理其作品在当代文坛女性创作中敢于直面人生的深刻体验。
关键词:王安忆女性话语人物解读
引言
带着对精神生活的不懈追求,带着对自我灵魂的洗礼净化,王安忆用三十多年笔耕不辍的坚韧态度,为我们奉献了近百部作品。在谈到自我对作品的认知时,她坦言:“我觉得我写那么多女性,就是因为我觉得女性比男性更具有审美性质,可能是男性在社会上活动久了,社会化了”[1]。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她的小说作品时,更加敏锐地透析出这位执拗的女性作家,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从作品的主题、叙事风格、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为我们开辟了不止一道洞察当代国人生存状况的门户。为此,笔者通过研究王安忆小说文本中对女性意识的发展轨迹进行梳理,来反思其作品的现代价值和超越时空的精神魅力。
一﹑论断王安忆作品的女性主义写作内涵
在对女性主义小说的界定上,往往与女权主义相提并论,而女性主义写作者对之却避之而无不及。女权主义凸显女性思想,而在上世纪60年代的西方国家,对女权思想的宣扬对我国文学作品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然而对于宣扬女性思潮的女权主义者,与女性主义写作者之间是有区别的,而一味地对王安忆罩以“女权主义作家”的称谓,实质上是对女性主义写作者的一种误解。
尽管我们从王安忆的作品中,看到了她对两性之间的生活描写,如对《弟兄们》中女性情谊的执意追求,对《流逝》中柔弱女性外表下的坚强自信品格的展示等。严格来说,从王安忆的小说品读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她那细腻的笔触,独特的语言风格,细致入微地将女性的情感、生活展示在读者面前,从而唤起读者反思小说人物的命运,感知作品中流淌的女性主义情怀和女性主义意识。
王安忆依赖自己的直觉来写作的,在驾驭生活经验和文学艺术题材方面,更是为我们呈现了更多深刻的思想震撼。正如其作品中对女性人物的绵密、细致的心理思忖,从其最初的“雯雯系列”,再到《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荒山之恋》,直至90年代的《长恨歌》、《我爱比尔》等作品,更是在女性视角的运用上,将女性的自主和觉醒表现出来,从而打破了“男人为女人上帝”的神话。
二﹑对小说中男性人物形象的解读
在王安忆早期的小说作品中,受传统宗法思想影响下的小说人物刻画上,涌现了一系列伟岸的男性人物,在《运河边上》,主人公小方在乐老师(男性)的指导下,逐渐走上了绘画道路;在《雨,沙沙沙》中,更是对男权主义赋予了优秀的品质:理性、阳刚、正义、力量等,男主角像超凡脱俗的普罗米修斯,引领着天真烂漫的女孩充满了对爱情的幻想与执着,在细雨、霓虹装扮的曼妙世界里,“爱情,在她心中是一幅透明的画,一首无声的歌。这是至高无上的美,无边无际的美。假如没有它,生活将是不完全的[2]。”在《分母》中,对于一位受歧视的女性来说,因为受到男性的爱慕,而让我们看到了她身上不曾发现的优点,进而将男性对于女性的重要性彰显出来;在《广阔天地的一角》中,荆国庆对陷入河流的雯雯说道:“你看,这河水多急,要咬住牙,挺住劲,往前游,游;要是松了劲,就会沉到河底被泥沙埋没;要是顺风而去,就只能蜷在避风的角落[3]。”从中我们看到原本纯洁、漂亮的郑雯雯在面临现实困境时,总是以泪洗面,而作为天使保护者的荆国庆,却用沉着、勇气、力量引导着她走出险境;在《尾声》中,王安忆同样采用英雄式的人物刻画手法,对于经济下陷入风雨飘摇的文工团,在魏团长、宋团长的带领下走出困境,从而将男性的伟岸形象树立起来。
王安忆对男性人物的书写,在后来的小说作品中发生了转折,从而将“男性主宰女性命运”的传统进行了。在《冷土》中,小谷自始至终都是茫然的,在刘以萍的强烈追求下,“没来得及看清楚对方,看清楚自己,凭着一时的渴望温情,渴望安慰,凭着一时的激动[2]。”便走进了爱情生活,同样在婚姻这件事上,不想承担责任的小谷在刘以萍连哄带骗的促使下结了婚,面对婚姻的惶惑,软弱的小谷连提出分手的勇气都没有;在《大刘庄》中,陈志浩的命运是被动的,“他从路小红眼里看出一丝期待,他不懂这期待是为什么……他从她眼里看出一丝失望,他不懂这失望是为什么[2]。”从中我们看到陈志浩的懦弱,明明深爱着路小红,却为丁少君搭桥,让自己与爱情擦肩而过;同样在《荒山之恋》中,面对自己的妻子、女儿和情人,大提琴手是无力的,困惑的,他在金谷巷女孩诱惑下,背离婚姻,而面对宽容的妻子,又陷入深深的自责与悔恨,正如小说所写:“没有一点意志,听凭两个女人的争夺,听凭命运的摆布[3]。”同时,在对男性内心的审视中,王安忆所塑造的大提琴手,有着强烈的依附女性的自卑心理,“不仅要有温暖柔软的胸怀,还要有强壮的臂膀,那才是他的休栖地,才能叫他安心[3]。”在女性的坚强支撑下,“他需要的是那种强大的女人,能够帮助他克服羞怯,使他倚靠的[3]。”在婚姻生活中,他软弱无依,“她的管束叫他觉得无比的亲爱,他愿意像个孩子似的蜷在她怀里,由着她温存地责打。他多么地感激她啊![3]”王安忆从一系列的心理刻画中,将顶天立地男权文化彻底摧毁,这一打破传统女性形象的写作手法,更将大提琴手徘徊在妻子与情人之间的内心焦灼暴露在读者面前。
男性形象的自私与卑劣也在王安忆的小说人物中进行了揭示,我们从《叔叔的故事》中可以看到,“叔叔”以自私为中心的内心,在丈夫的角色扮演上显示着懦弱,在精神层面的追求上按“本我”行事,特别是在师生恋丑闻轰动整个小镇时,妻子不仅以宽容原谅了丈夫,还“温柔地想,我要待你好,我要一辈子,一辈子,一辈地待你好![4]”在十年文化大中,“叔叔”遭到造反派的攻击,妻子又一次拒绝与“叔叔”划分界限,用坚韧和不屈与丈夫共患难,相反,“叔叔”却将妻子当成出气筒,以打骂的行为来发泄自身受到的社会压抑,而妻子却默默地承受着。“叔叔”后来成名了,却提出了离婚,妻子在蒙受苦难和屈辱中成了“叔叔”埋葬过去的殉葬品,而妻子以“人落难时,当拉人一把;人往好处走时,则当松开手[4]”的宽容、磊落的胸怀与大度,更加衬托出“叔叔”的狭隘与卑琐。
三﹑对小说中女性人物形象的解读
王安忆在对女性人物的刻画与时代发展是相连的,无论是早期“雯雯”系列对女性自我的缺失,还是后期《大刘庄》、《岗上的世纪》、《长恨歌》等作品中对女性生命气质特征的拓展与延伸,从而挣脱了男性主义的文化锁链,特别是王安忆后期的文学作品,从女性的心灵空间的探索和自由书写中,赢得了与男性平等的话语权,并从破解生活和世界追求中践行着自己的文学主张。以“抒发自我”为主要特征的“雯雯”系列小说,迎合了当时以男权为主的社会主流意识,并从赞美爱情的童话般的描绘中诠释着“人人平等”的乌托邦。在《庸常之辈》中,通过对何芬的平凡描写,将她从勤劳、善良、踏实的劳动中,表达了追逐梦想的恬淡与静谧;在《野菊花,野菊花》中,高雅的女性在车间工人的平等友好的交往中,彼此交换着对爱情的理解和向往。
对女性自我的发现是王安忆小说文本对女性命运的重新探索,并从打破女性世界的藩篱中开始了对悲剧女性的关注。《诗经·齐风》中“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而在受过教育的女性身上,却敢于对传统礼教发出最原始的反抗。在《大刘庄》中,对于稳重大方的大志子与百岁子彼此相慕,但因没有勇气来表达自己的爱意而错失爱情,对于平子将要嫁到陌生人家的时候,内心不满的她在几块新布料和逛一趟县城之后,却心满意足地接受了。走进婚姻的女性在突破男权文化的束缚中,也承受着与之而来的屈辱与不解。同样在《大刘庄》中主动追求爱情的迎春,面对层层阻挠与牵绊,终于与小牛结为连理。然而,婚姻并非是爱情的终结,而是新生活的起点,在文化荒芜的社会背景下,迎春和小牛的婚姻被现实击得粉碎,在迎春遭受小牛肆意凌辱的欺侮下,他发出了“我瞎眼了,我是真瞎眼了。害得我好苦,我现在是有家也回不得了,我的娘[2]……”“真还不如你们这样,让家里说一个哩,兴许还能碰上个对心思的呢![2]”从女性心理层面来看,对女性的朦胧理解还倾向于对爱情的追求,正如迎春在突破爱情自有的追逐中,却被囚禁于婚姻的牢狱,即使是获得“爱情自由”的美好向往,也难以摆脱“弱女子”的心灵囹圄,由此揭开了王安忆对女性立场的哲学思考。
如果说《小城之恋》以宗法父权思想来戕害女性,那么在《岗上的世纪》,则以嘲弄男性的方式实现了女性对男性的救赎。在王安忆后期的作品中,对女性在男性既依附又反抗的矛盾困惑中,走向了自我的沉沦,正如鲁迅先生笔下的知识分子一样,梦醒后却发觉无路可走。同样,在小说《富萍》、《逃之夭夭》和《妹头》中,将女性置于没有压迫的环境中,采用逃避性别差异的现实生活来探索女性命运的生存状态。由此找寻出作品与作者思想之间的内在关系。
结语
基于女性主义视角下,细数王安忆在不同时期的小说人物形象,从她多角度、多层次的人性审视中,正是对现实生活的思想反照,也是基于不同理性作用下的深度探索。同时,无论是男性意识还是女性意识,都在社会生活的历史演进中,最终走向共存的和谐社会。语
参考文献
[1]王安忆.王安忆说[M].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
[2]王安忆.海上繁华梦(王安忆自选集之一)[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3]王安忆.岗上的世纪[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4]王安忆.的情与爱(王安忆自选集之三)[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