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词新语言看语言的发展变化

当代新词语以每年500条的数量在增加，在其产生、发展的过程中往往有某些标志性的变异。

区域变异。不同民族文化的接触、碰撞与融合是引起文化变迁及语言变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与政治一体化，得以使本族文化之间以及与异族文化之间的接触与融合异常活跃，自然会反映到词汇系统里，新词语中这类语素变异类型有以下几种：

一是外源语素。近几年来，新词语中外源语素数量有所增加。据统计，2007年新词语中的外源语素有24个，2008年有27个，2009年有20个，形式各异。第一类，人名、地名、名称名等音译成汉字的语素。这种类型的语素有15个：阿尔法、纳斯达克、多米诺等，音译语素以多音节为主，能产性受到，单独有完整词义，是语素词，应该说这类语素词在新词语中不算活跃和丰富。第二类，英文缩写后字母组合语素。这种类型在新词语中比较常见，共有18个。这种字母缩写的语素出现的形式有两种，一是英文缩写后字母组合语素与汉语语素组合成词，如“CC族”中的“CC”，是英语cultural creative的缩写;一是英文缩写后字母组合成词，如“QUID”，名词，宇宙银河间准货币单位，是英文Quasi Universal Intergalactic Denomination的缩写，也可以作为语素使用，可以说“QUID货币”。第三类，英文字母语素。这类语素简洁、生动、易识易记，共有10个，如：“e”、“k”、“Q”、“U”等。第四类，本土化了的外来音译或意译语素，是最有特色的一类外源语素。这类语素最早来源是外来音译或意译词，在汉语中获得语素资格，并随着其出现频率的提高，逐渐趋同汉民族习惯，具备汉语语素的特质，并表现为以其为构词语素的新词语不断增多，构词能力不断加强，语法功能逐渐虚化，在汉语构词中有词族化倾向、类化倾向。以“门”为例，三年的使用情况显示：“门”族词数量不断增多。由美国20世纪七十年代产生的“gate”事件传入中国，被“门”语素取而代之后，随着其使用频率的提高，“门”逐步被汉化，已经具有了汉语类词缀的特征。其它类似语素在汉语新词语中也显示出一定的构成能力，表现为以这些语素构成的汉语新词语数量不断增多，并且和汉语相对应的同音词原义混搭，形成一批外源汉化类词缀。

二是自源语素。近几年来，词汇自源语素变异主要体现在古字、异体字、汉语拼音首字母缩写形式、数字、符号等都可以作为语素进入新词语中，打破了一直以来规范汉字作为自源语素的惯例。多样化各层面语素的频频出现，使汉语新词语的产生、发展、演变过程既囊括了汉语崇尚多元文化的意向，也显示了汉语博大精深的特质。如囧(古字)、槑(“梅”的异体字)、 D字头(“动”的汉语拼音首字母)等。

三是方源语素。汉民族地域辽阔，方言复杂，当今社会生活，各方言区频繁接触，使新造词语自然带上方源语素。如猫缆(台北地区)、蹭爷(北京及北方方言区)、第一老公(地区)、新港仔(粤语区)、月光族(港台地区)等。

阶层变异。在多种因素的刺激下，包括媒介特性的客观刺激和大众情感的主观刺激，新词语中出现了非常规搭配的BBA式或ABB式变异，B语素在成人用语中一般不重叠使用，但其重叠式可以出现在儿童学习语言时期。而新词语却选择其重叠形式进入构式，且构式具有开放倾向，表明当前社会用语往往会受年轻人语言记忆痕迹回放的影响，显现出类似儿童习语诉求的表达方式，是一种值得关注的阶层语言变异现象。一类是BBA式。一般由动词(或形容词、量词、名词)重叠+种属名词构成，新词强调重叠语素的所具有的动作行为、性质或状态，如帮帮族、串串案、笑笑团等。一类是ABB式。一般由姓氏(或具体名词)+动词(或形容词)重叠构成，重叠后的动词(或形容词)往往有拟声、拟形、拟色语用色彩，新词往往指称某典型事件，如朱抢抢、范跑跑、郭跳跳、楼脆脆等。

组合变异。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类是修辞变异，可概括为两种情况：使用仿词的修辞手法，造成的语言变异，如—藏猫猫、舞育—智育、瘾经济—瘾君子、词商—智商、托猪所—托儿所、钝感—敏感、书香干部—书香门第、书香—酒香等;使用借代、比喻等修辞方法，造成的语言变异，如打酱油、秋雨含泪、山寨、网络老鼠、做俯卧撑、犇牛等。一类是谐音变异，如海归—海龟、毕婚族—必昏族、筷行动—快行动、杯洗具—悲喜剧、鲜女—仙女等。一类是搭配变异，可概括为两种情况：非常规搭配“被××”构式：被山寨、被小康、被全勤等;搭配引发语素活用：名性动用，如黄牛位(黄牛倒卖的考位)、词商(使用词语的能力)等。

新词语的语言变异成因

诱发语言变化的原因与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当代新词语的形成、发展和变化能够反映新时期新观念新事物，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当然也蕴含着促使其发生变异的原因：

来自社会文化。第一，语言接触频繁与多语多方言现实。语言流变过程中，往往受着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当今全球的一体化和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使不同文化更容易相互融合。新词语产生在多语多方言现实背景下，自然会大量吸收外来词和方源词，产生语言变异。第二，语言融合与本土化特色。进入到汉语中的外来语素，必将经历固有成分与借用成分的并用和竞争阶段，在语言的融合中，随着外来语素使用频率的提高以及组合其它成分能力的加强，会重新进入到汉语表达层面，适合汉语特征，符合本民族表达习惯，而最终被本土化。

来自社会心理。第一，话语主体。新时期，创制和使用新词语的人群主要是年轻一代，他们对网络、媒体、社会现状有着非常敏感的神经，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不会遵循传统模式，而表现为推理、联想、抽象、概括的能力异常活跃，求新、求异心理十分浓烈，这些得以使新词语提高了造词的速度，滋生出更多的变异形式。第二，社会心态。一定时期的语言变异必然是一定时期群体社会心态的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历经30多年，整个社会已经形成了健全的制度、平等的、充分的自由、良性的循环。人们有足够的话语权诉求他们的精神层面，体现在词语搭配的语素特质上，表形象、色彩的语素异常活跃，形成了一些看上去比较怪异的搭配，实际上却能够形象生动地表情达意，如草莓男、凤凰男、干物女、鲜女等;人们有有时尚、流行、健康、敢于负责的世界观、价值观，能关注社会、回馈社会，如“门”族词、新式“被”族词、“族”族词等新词语表达充分地显示出了这一点。

来自认知模式。认知语言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人类怎样将旧概念结合起来生成新概念。许多语言的变异都来自仿造思维认知。“吧”、“秀”、“客”开始时都是音译外来成分，但却可以成为汉语的能产语素，主要是汉语使用音译或者意译引进后，广泛流传，并利用仿造的构词方式造词，英语中也会使用这种构词方式，因此说仿造成词方式既符合人类认知，也反映出人类认知的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