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市场的边界(经管论文)

                            ——201009162040 田晓敏

与市场是两种配置资源和协调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机制或制度安排。在实践中如何处理好与市场关系，有必要从理论上揭示与市场之间的基本关系，并探讨两者的作用边界。根据与市场的作用特点和规律，可以把与市场之间关系概括为相互替代、相互补充、完全排斥和共同失灵四种情况，根据与市场之间存在的不同关系可以进一步揭示两者的作用边界。

市场、各自的特点

1.市场经济中的资源配置

亚当•斯密在他1776年出版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了全部经济学最著名的观察结果：家庭和企业在市场上相互交易，它们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指引，并导致了合意的市场结果。由此观点得出的一个重要推论则是：当组织价格根据供求状况自发调整时，它就了“看不见的手”对组成经济的千百万家庭和企业的决策进行协调能力。这个推论解释了计划经济在苏联和东欧的失败，这些计划者缺乏关于消费者嗜好和生产者成本的必要信息，他们在管理经济时把市场上这只“看不见的手”绑起来了。

在自由市场中，物品的供给被分配给对这些物品评价最高的买者，这种评价用买者的支付意愿来衡量；物品的需求被分配给能够以最低成本生产这些物品的卖者；自由市场生产出使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总和最大化的物品量。这三个关于市场结果的观点告诉我们，市场结果使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之和达到了最大化。换言之，均和的结果是资源的有效配置。

假设我们的社会计划者努力靠自己而不是依靠市场力量去选择有效的资源配置。为了这样做，他需要知道市场上每个特定物品对每个潜在消费者的价值和每个潜在生产者的成本。而且，他不仅需要有关这个市场的这种信息，而且还需要经济中成千上万个市场中每个市场的这种信息。这个任务实际上是不可能完成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计划经济不能良好地运行。

充分崇尚市场经济效率的是美英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从现在英美两国的经济发展来看，自由市场无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有的企业都作为各自的单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并为此进行技术改革与创新，人员合理分配与分工，供求关系的及时调整，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自由市场的激励下所产生的良性结果。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英美的经济发展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般一帆风顺。华尔街上的风起云涌可以波及到全世界的经济经融状况，由此导致的衰退与大萧条也是让人触目惊心。那么，在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为什么没有对此做出及时有效的呢？从1929至1933年之间的大萧条中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失灵导致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在缺乏有效干预措施的情况下，市场经济将陷入一种极端的低迷状态。

2.计划经济中的资源配置

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的结合使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罗斯福新政是美国以行政力量对经济进行全面干预的一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验性措施。在此背景下，早在1926年就发表了《自由放任主义终结》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到来之际，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批判传统理论，系统地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和，并立即在西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被称之为“凯恩斯”。

在理论方面，凯恩斯否定了传统理论所奉行的萨伊定律——“供给自行创造需求”，认为在自由放任条件下有效需求通常都是不足的，所以市场不能自动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他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机制已不可能充分发挥自动调节的作用，它既不可能使生产资源达到充分利用，也不可能使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所以应放弃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理论。在方面，凯恩斯主张国家对经济实行全面平衡和调节，要求摒弃传统的收支平衡的财政，实行扩张性财政、经融，以增加投资，刺激消费，扩大有效需求。二战后直至本世纪70年代初，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的国家干预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主要思想。

从上述史实我们可以看到，干预对经济的复苏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确实对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面对决策者的宏观决策，对财政及货币的，经济看上去好像正沿着期望的方面在发展。

然而，在进入70年代后，西方国家在长期高速增长和推行国家干预主义的过程中所累积的矛盾又一次显现了出来。现实情况西方国家普遍出现增长停滞，失业率升高，通货膨胀日益严重，财政赤字急剧上升，国际收支状况恶化。这种大量失业与严重通货膨胀并存的滞涨局面，对凯恩斯主义提出严重的挑战。

计划经济弊端的原因在市场经济中已有说明，在此不再赘述，那么，既然市场和都无法完全有效地调节经济活动，我们怎样才能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状态呢，还是说这根本就是一个理想中的乌托邦？

    从改革开放看与市场的边界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根本原因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转型，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经济转型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以为就是重新定位与个人、与企业的关系，重新定位与市场的边界，其主旋律就是减少的干预，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改革开放的本质，是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得以持续增长的根本原因。

    当然，在改革开放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改革前后都发挥作用。因此，要想真正理解改革开放的本质，就是要去发现改革前后的不同之处，而不是只看相同之处，也就是要去发现究竟什么是变化了的。

　  在改革开放前，对个人、对企业、对经济是无所不管的，个人没有经济自由、企业没有自主权、根本没有民营经济，基本没有市场。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是什么呢？那就是减少了对个人、企业和经济的管制和干预。今天同三十年前相比较，几乎所有的有关管制和干预经济的指标，比如国有制企业的比例、有效税率、关税、对企业的管制、对产权的等等，都大大下降了。改革之后与改革之前相比，主要变化是减少了干预，市场发挥了作用。这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制度原因。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国家目前在最大的几家商业银行的持股比例大约是70%，这跟国外完全私有的银行比，持股的比例是很高的。但我们能否从此得出持股比例高是中国的银行表现好的原因吗？不能。恰恰相反，如果同五年前比，国家持股比例从100%降到了70%。所以，正是减少了在银行中的持股比例，让股权多样化，才促进了银行业绩的提高。

　　值得一提的是，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根据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不是受命于外国思潮。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孤立的，而是符合世界潮流的。1979年，几乎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也在重新界定与市场的边界。在发达国家如此，在发展中国家也如此。近来，经济学家做了大量研究，发现正是由于对经济干预的大大减少，使很多国家的经济活力大大增强。过去的三十年，正是世界经济增长较快的三十年，脱贫人口较多的三十年，也是创新活动较活跃的三十年。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以及引发的新一轮干预市场，并不能改变上述的基本事实。这些事件让我们有机会进一步思考与市场的边界。它们是否改变我们对改革三十年的评价呢？是否修正我们对与市场边界的基本判断呢？为了保持清醒的头脑，有必要在讨论与市场的关系时，区分三个不同：

第一，我们要区分短期与长期的不同。

　　短期，特别是紧急状况下，的作用与长期时是不同的。在处理金融危机时，必须迅速提供流动性，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责任。有时还要使用一些不常用的办法，比如注资甚至接管金融机构和企业。这看上去似乎是在“国有化”。但是，这只是短期的“救火”措施，而非长期的改变与企业边界的。比如我们注意到，发达国家在实施注资的时候，往往取得优先股，它不包括控制权。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说明目前的所谓“国有化”只是一个短期措施，它同我们理解的长期的绝对控股不是一个概念。现在还并没有迹象表明在发达国家和市场的边界有长期改变的趋势。

第二，我们要区分需求与供给的不同。

 　在对待需求不足时的干预与在对待供给方面的是非常不同的，不能混为一谈。在当前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扩大内需的主要方式是增加的投资力度，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在增加干预，减少市场的作用。不尽然。凯恩斯扩展的财政的另一个方法是减少税收。这是减少干预的举措。

　　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增加供给的方式主要是减少干预。增加供给的主要渠道是搞活企业，为个人和企业提供激励。所以手段通常都是减少的过度管制，减少税收负担，增加经济自由度。比如，对于医疗、教育等服务性行业，增加投资是需求方面的措施，而放松对这些行业的管制，允许企业自由进入则是供给方面的措施。

第三，我们要区分成熟的调整与发展中的转型的不同。

　　这次美国金融市场出现的风暴，提出了监管的问题。但它的起因，是同金融创新有关。金融创新带来了新的机会，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技术创新有风险，金融创新同样也有风险。新的监管措施是为了适应新的创新。危机之后又会迎来新的发展。在成熟的经济中，市场经济已经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价格（包括要素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是受制约的。但即使是成熟的，也是要不断改进的。改进的动力仍然是创新。

　　而正在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并不同。在法治还未确立，与市场的关系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意志的时候，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规范与个人、企业和市场的关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有了长足进展，但还远远不够。我们的产权制度、公平竞争、司法公正、市场透明、产业准入（特别是服务业）、金融市场等方面的改革，还远未完成。我们的问题是金融创新不足。

　　以上三点对正确认识中国的问题很有帮助。目前，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最为重要。

    中国的基本国情是：第一，我们还是一个人均收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第二，我们的经济仍然是一个大而不强的经济；第三，我们的法治建设刚刚起步，法治基础仍然很脆弱。

总体来说，对于我们经济的发展，我认为，我们要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要不断调整和市场的边界，主旋律仍然是减少干预，扩大市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