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把文学与艺术两方面的成就综合起来予以评价的话,苏轼堪称千古独步,整个中国文化史上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与他并驾齐驱。在古文方面,苏轼是“唐宋家”之一,也是宋代最杰出的古文家之一;在诗歌方面,苏轼在北宋诗坛上与黄庭坚齐名,在整个宋代则与陆游齐名,堪、称宋代最大的诗人;在词的方面,苏轼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是宋词最高成就的代表;在书法方面,苏轼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在绘画方面,苏轼的墨竹及枯木怪石在绘画史上享有盛名,他还是文人画的开创者。
苏轼的文学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论艺术创作中“知”与“能”的关系;二、论艺术构思中的“虚静”、“物化”和“妙观逸想”;三、论形象塑造的“随物赋形”和生动“传神”;四、论“无法之法”;五、论平淡的艺术意境。然而这些文学思想就体现在他的诗、词、文之中。在文学创作的过程当中,不同的现实经历产生了不同的思想。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苏轼的诗学思想大体上也可分为四个方面:有为而作的思想、自然天成的思想和写作笔法、诗画史相结合的诗词思想、以才学为诗的诗词思想。第一、“有为而作”的思想”,一方面他激烈地将诗歌作为“有为而作”,针砭时弊的药方,一方面,他又强调了“文以达吾心”的文学的达心适意的功能。因此,以文学干预政治、反映时代,可说是苏轼鲜明的文学主张。苏轼的这种强劲的思想是有着很大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在乌台诗案和黄州贬谪的两个时期,随着他对于现实社会的黑暗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对于诗歌及文学的本质理解越来越深刻,他也确实存在着由“言志”到“适意”的变化。他的关于“有为而作”的论述,主要是在乌台诗案之前。第二、“自然天成的思想和写作笔法”,他的“自然艺术”观,强调了在生活中进行文学创作的重要位置,体现出他诗词的“从容、豪放、创新、丰富多彩”。其笔锋文词,就如是天工之无迹,似化工之无痕。而生活和大自然在苏轼心中“充满勃郁”充分体现了苏轼的文学笔法自然生成和行云流水。第三、“诗画史相结合的诗词思想”,诗词从不同角度而又表述了不同的感觉。不仅文景相结合,而且彰显诗词的华美,突出了诗词的文风,表现了诗词的性格,突出表现了作者内心活动。处处彰显了其诗词的豪放之气。第四、“以才学为诗的诗词思想”, 苏轼指出了如何使用才学的问题:一是要用得巧、用得活,不伤天全,用典使事如从己出,要“信手拈得俱天成”;二是要抓灵感。在创作过程上,就是要熔铸才学于胸中,一旦诗情迸发,需火急捕捉,“急走捉君应已迟”。
在苏轼看来,词首先是和诗同源的,这就要求词担负起与诗同样的“言志”的作用。于是他将诗的传统题材,如怀古咏物、悼亡记梦、述怀言志等引入词中,以词的形式表现作者的现实人生,抒发作者的襟怀抱负和人生感慨,展示作者的精神面貌和鲜明个性,从而提高了词品。一是借鉴诗的传统表现手法,如议论、题序、托物言志、使事用典等。二是将“诗意”与 “饲情”完美地结合。苏拭以自己成功的创作使词脱离了作为音乐的附庸的地位,获得了性。
在散文写作方法方面,苏轼最重视的一点是“以意为主”。因此,他既反对“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也反对“怪僻而不可读”之文,苏轼更加重视在“意”的支配下构成自由挥洒、变化无端的艺术风格。苏轼的散文作品中,有不少是史论或政论,文笔在自然流畅中又富于波澜起伏,有较强的力度和感染力。 在语言风格方面,苏轼的散文不像韩愈那样拗折奇警,也不像欧阳修那样平易流转,他更重视通过捕捉意象,通过音声色彩的组合,来传达自己的主观感受,时常点缀着富于表现力的新颖词汇,句式则是骈散文交杂,长短错落。此外,苏轼还有一些小品文也是独具风韵的妙品。晚年的一些作品,尤其言简意深,内涵丰厚。
苏轼早年向我们呈现的是一种法度思想,然而到了晚年则归于平淡,这其实是一种更高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