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与桂林传统文化

【提  要】桂林是广西科举成就最突出的地区，科举对桂林历史文化的形成、发展和壮大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桂林历史文化具有浓厚的科举色彩。

【关键词】科举  桂林文化  传统文化

【作  者】漆招进  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研究馆员。广西桂林，541003。

桂林作为广西历史上主要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其历史文化在广西一直处于领先和主导地位。如果说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的形成基本上取决于，是看重桂林重要的交通地理位置而明智地将广西的行政首脑机关和军事首脑机关设置于此，桂林人民几乎不能施加任何影响，那么文化领先和主导地位的形成就大为不同，把文化行政机关设置于桂林并不能使桂林理所当然地处于文化领先和主导地位，而只是使它有较多的机会成为外部先进文化进入广西的通道，如果没有桂林人民自觉自愿的接受和吸收，外部先进文化就不能在桂林生根开花，从而也就不能在桂林形成领先于广西其他地区的优势文化，文化主导地位也就无从谈起。研究桂学，主要就是研究桂林传统文化，研究桂林传统文化的形成过程、原因、特色。本文所要讨论的是，桂林人民对科举文化的吸收和利用，科举文化对桂林传统文化有哪些实际的促进作用。

一、桂林的科举成就

科举制度是隋唐以来的官僚后备人才选拔制度。

在封建社会，对官僚后备人才的选拔是统治者为维护其政权的重要手段。中国封建统治者对官僚的选拔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荐举制，其次是九品中正制，最后是科举制。在汉代主要实行荐举制，其选拔的科目主要有两个，一是举孝廉，始于汉武帝；二是举贤良方正，始于汉文帝。东汉末年曹操提倡“唯才是举”，不计门第，其子曹丕称帝后实行九品中正制，推选各郡有声望的人士出任“中正”，将当地士人按才能分别评定为九等，按等选用。两晋南北朝时期，“中正”都由世族豪门担任，选取原则以家世为重，九品中正制遂成为世族豪门操纵政权的工具。隋文帝建立隋朝后废除九品中正制，于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创行科举制，以科目考试的方法选拔人才。当时开设的科目只有明字、明法、明算数科，考试方法也比较简单。隋炀帝于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创设进士科，并严格了考试方法。唐朝以后，科举制度得到继承和完善，成为朝廷选拔人才最主要制度，并形成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程序，考试的内容也逐渐固定。唐代在进士科外还设有秀才、明经、明法、明书、明算、明字、俊士、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科目，多达五十九科，以明经、进士二科最为常设，也最为重要，士子多报考此二科。宋代科目减少。明清时期则只设进士一科，考试内容限于《四书》、《五经》，答卷格式限于八股文。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推行学校教育，科举制度被废除。

相对于荐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可以说在形式上实现了唯才是举，因为科举考试不计门第，不计出身，只要考试成绩好就行，而且考试实行闭卷，考试次数多达三次且最后由皇帝面试，从程序上保证了最后的胜出者是真正的人才。科举考试使广大出身低微的读书人有了晋身仕途的机会，受到了广大读书人的拥护。即使在号称“南蛮之地”的广西，也有许多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博得功名，走上仕途。

当隋文帝创行科举制度之时，广西还是南朝的辖区。到开皇九年（公元5年）全国统一后科举制才推广到南方。不过广西实际享受科举之惠是在唐朝。广西有史记载的科举第一人是藤县镡津人李尧臣，于唐太宗贞观七年（公元633年）中第进士，累官至交州刺史，赐其里门曰“登俊”。桂林有史记载的科举第一人是临桂县的曹唐，此人原为道士，有诗名，于唐文宗太和年间（公元827-835年）成为“举进士”（相当于明清时期的举人），但会试没有中第，所以没有得到实际官职，而只是“累为诸府从事”。第一个考中进士的桂林人是阳朔县的曹邺，于唐宣宗大中四年（公元850年）中第，累官至洋州刺史。四十五年后，即乾宁二年（公元5年），临桂县的赵观文成为桂林也是广西第一个状元。

在唐代290年间，朝廷共从全国各地选拔出6568名进士，广西有记载的中第进士只有7人，其中桂林有2人，占广西进士数的28.57%，并且出了广西第一个状元。虽然广西和桂林考中进士的人不多，但参加京城会试的“举进士”并不少，以至于朝廷为了节约经费而在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对桂林府及岭南、安南、邕容等道所送乡贡做出人数，进士科不得过七人，明经科不得过十人。由此可见，虽然岭南地区在文化上落后于岭北地区，但科举制也已深入人心，激起了岭南向学之风。而桂林作为广西最接近岭北地区的重镇，文风尤盛，到唐末时已隐隐然有领导广西文风之气象。

宋代，桂林考中进士者大为增多，共有147人，占广西进士数的一半多。元初科举废止，至仁宗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复行，后时废时兴，整个广西只有7人考中进士，桂林占3人。明代科举复盛，桂林考中进士114人，接近广西进士数的一半。清代，仅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至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间桂林就考中进士97人，超过广西进士数的三分之二（见表一）！而此后至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科举废止时，105年间桂林有4人考中状元（其中有1人还是连中三元），1人考中榜眼，在全国府一级中名列前茅（见表二）。历史上广西共有全国性状元9人，其中竟有7人属于桂林籍。由此可见科举在桂林之盛，桂林科举文化在广西之盛。

表一：广西及桂林历代进士数（清嘉庆五年前）

（一）桂林的文化教育因科举而兴盛

要想取得参加科举考试资格，必须先取得生员资格，而取得生员资格的前提是进学读书做童生。明清时期，最初级的学校是民间自办的蒙学和民办官管的社学。较高级的学校叫书院，有民办，也有官办。在蒙学（私塾）、社学和书院读书的学生都叫“童生”，无论年纪有多大。 童生参加“童试”合格后才能成为生员，俗称秀才。童试有三级：县试、府试、院试。只有县试、府试和院试都合格的童生才取得生员资格，由学政分配到各府、州、县的官学读书，俗称“进学”。生员也分三级：刚入学的叫附学生，然后逐步升为增广生、廪膳生。在学的生员须参加由省学政主持的岁考，成绩好的有奖，差的受罚甚至黜革。在学的生员都有资格参加科举的第一关乡试。由此可见，所有的学校，包括供生员进学的县学、州学、府学，以及为县学、府学、州学提供生员的书院、社学、蒙学，都是以培养科举后备人才为目的。桂林自然不会例外。事实上，桂林最早的官办学校是在科举制确立后才兴建的，从时间上来说应该是科举的产物。

桂林最早由官府创办供士子读书的地方，是位于独秀峰南面附属于“宣尼庙”（即孔庙）的“东西庠”，创建于唐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年），是桂管观察使李昌巎到任三年后所创建。宣尼庙的后旁就是南朝宋始安太守 颜延之公余之暇读书的岩洞。此事记载于刻于读书岩口的唐代郑叔齐《独秀山新开石室记》。如果说南朝宋始安太守颜延之公余之暇在独秀峰下岩洞内读书开启了桂林文风，那么唐代桂管观察使李昌巎在独秀峰下兴建桂林第一座孔庙和第一座学宫则是桂林文化教育真正兴起的标志。约50年后，桂林就产生了第一个“举进士”曹唐；约70年后产生第一个进士曹邺；约110多年后产生第一个状元赵观文。

历代来桂主政的也多以科考取士作为首要职责。例如：曾担任静江（桂林）知府的著名文学家范成大，在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九月乡试后举行鹿鸣宴，即席作劝驾诗，以赵观文、王世则考中状元的故事勉励试子；著名诗人王正功曾提点广西刑狱权知桂林府事，在嘉泰元年（公元1201年）乡试后举行鹿鸣宴，亦即席作劝驾之诗，以“桂林山水甲天下”比喻桂林文风之盛，激励试子们在进京会试时金榜高中，此后，“桂林山水甲天下”成为传诵千古的名句；宋绍定五年（公元1232年）南武侯曾颖茂在全州实行新政，第一项就是“正释奠牲服，益贡士，廓田土以崇士风”。（胜迹略五录宋林寿公《近民堂记》）清康熙五十六年，巡抚陈元龙建阜成书院（栖霞书院）。雍正九年巡抚金鉷重修，更名栖霞。（胜迹略四）

乡试的考场——贡院一直设在桂林。《广西通志·胜迹略三》记载：桂林贡院始建于南宋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以临桂县学改建，地在腾仙门西南。鲍同作有《贡院记》。明洪武初，“诏天下设科取士，所在藩服建贡院以为试士之所。广西去京师虽远，贡院在洪武初已因唐宋之旧而修治之。”不久迁建于武胜门马王阁南，天顺间又迁建于新西门内临桂县治西北。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广西巡按谢汝仪命布政使等扩建贡院，“市民居暨宗室园圃约袤二十余寻，广视袤增三之一”。（明蒋冕《广西贡院修拓记》）清代，贡院移建于明靖江王府旧址，考舍扩增至数千间。可以说，贡院建于桂林对桂林科举的兴盛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科举制促成桂林人向学之风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中国的科举制度被认为是古代世界上最好的人才选拔制度，它为选拔人才提供了一种相对公正的方法和程序；为所有人提供了一条平等的做官途径。因此，这个制度一经诞生就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吸引了广大有志于读书做官的人士，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也确实通过科举的阶梯而踏入仕途，取得功名，进入官僚阶层。当然，世家大族更是把科举视为维持家族声望、增强家族势力的重要途径，甚至“科举立族”。如：

兴安界首蒋氏家族：界首蒋氏原籍山东青州人，五代时到兴安，在宋代以科举立族，自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起陆续有炳文、允济、允升、允州、允中、来叟、来复、来凤、瓒等18人考中进士。

全州蒋氏家族：在明代以科举立族，自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起陆续有冕、昇、淦、彬、贲、焞、应期、遵箴、之秀、士忠、肇、纲、恰秀、如松、林、良騏、良翊等17人相继中第。

全州唐氏家族：自宋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唐固言起，至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二百七十余年间陆续有圭、时、谏、光、刚、桂、滨、湘、震龙等10人中第。

全州赵氏家族：自宋嘉定七年（公元1214年）至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陆续有继永、用章、浚、继承、畲夫、畬夫、龠夫相继中第。

平乐黄氏家族：宋天圣至元祐间（公元1023-1093年）七十年间陆续有黄夕、黄君祥、黄君奭、黄君卿、黄彦先五位考中进士。

平乐陶氏家族：宋淳熙至淳祐间（公元1174-1252年）近八十年间陆续有陶汝贤、陶怀信、陶怀拱、陶庚、陶希文五位考中进士。

阳朔莫氏家族：宋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至绍兴二十七年（公元1157年）近百年间陆续有莫综、焕、知微、知彰、杰、贽等六人考中进士。

灵川周氏家族：为宋大儒周敦颐后裔，明代迁居九屋镇江头村。在清朝时共考中了22名举人、8名贡士、6名进士，由此入仕为官的七品以上官有34人。其中周履泰与周启运是“父子庶吉士”，周启运与周廷揆是“父子进士”，周冠与周绍昌是“父子翰林”，周培正（玄祖）、周凤仪（曾祖）、周履泰（祖）、周启运（父）、周廷冕是“一门五代知县”。临桂状元龙启瑞曾为其家祠题联：“学以精微通广大，家缘清俭足平安。”

临桂陈氏家族：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陈宏谋首中进士。后子钟珂中举人，孙陈兰森中进士，嘉庆二十五年（1820）曾孙陈继昌三元及第，成为清代广西第一个状元，也是广西在时隔600多年后出现的第四个全国性状元。至清末，陈氏家族共考中8名进士（其中一名状元）、32名举人，被誉为“天下科举第一家”。

临桂朱氏家族：为靖江王宗室后裔。明末始参加科举，崇祯十五年（公元12年）朱履蹂（桑）首中进士。自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至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陆续有若炳、若东、一深、一玠、依鲁、衣炅、桓相继中进士。

桂林况氏家族：况祥麟于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中举人，其子况澄于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中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刑部员外郎、陕西甘肃乡试主考官、河南盐粮道兼按察使，工诗词，擅考据，著有《西舍诗抄》、《说文征典》、《粤西胜迹诗抄》等；况澍，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进士，官至刑部主事、员外郎，工诗，著有《东斋诗抄》、《东斋杂著》、《杂体诗钞》。

据笔者统计，自唐大中四年（公元850年）至清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363名桂林籍进士由80个姓氏瓜分。最多的是蒋姓，34；其次是周姓，30；唐姓，28；李姓，18；陈姓，18；赵姓，13；陶姓，13；张姓，12；黄姓，11；莫姓，11；邓姓，11；秦姓，11；王姓，11；文姓，7；刘姓，7；谢姓，7；靖江王后裔朱姓，7。其余各姓均在5人以下。蒋、周、唐、李、陈五姓共中进士118人，接近占桂林进士总数的三分之一。

（三）中试者的示范效应进一步激发桂林人向学之风

中举、中进士为官者多在外地，对桂林文化教育的直接促进作用有限，但示范作用不可低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例如，当赵观文高中状元之后，桂林全城庆贺，桂管经略使陈可环将西门长街改名为“进贤坊”。王世则考中状元后首次享受到“进士赐宴”的隆典，家乡人民倍感荣耀，甚至杜撰出他与仙姑一起读书的传说。至于金榜高中后举族庆贺、大摆金榜宴更是必不可少的举措。在这种举族宴饮、全城庆贺的环境氛围中，莘莘学子无不以中试者为榜样，发愤学习，“金榜题名”成为人生最大的追求。在某个家族、某个地区，当有人首先考中进士后，往往会在一段时期内接二连三地考中多名进士，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示范效应的结果。

即使是落第者，他们也自视为高人一等的“读书人”，在本地形成一个士绅集团，或办学教书，或著书立说，直接推动了当地文化教育的发展。古代桂林的书院都是由重视科举的文化人所创办和主持并以培养科举人才为宗旨，在书院教书的老师也都是没有考取功名的读书人或者仕途遭受挫折的潦倒之士，他们把求取功名的希望寄托到自己培养的学生身上。真正视功名为粪土的读书人是极为少见的，即使有，也多半是考不上功名后的遁托之辞，未必是读书之初的真实意愿。

古籍记载的办学教书、激励后进的名士有：

明代阳朔人龙腾，洪武间（公元1368-1397年）以荐举授本学训导。创大成殿及两庑，祀先圣诸贤；又建明伦堂、读书楼，为诸生肄业。每暇日，阐发经术。后登科接踵，皆其督劝所成。士立祠祀之。（列传二）

阳朔人徐亮，成化辛卯（公元1471年）举人。尝讲学鉴山阁，即盛暑不挥扇，有宁静风。（列传二）

兴安人唐则，宋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考中进士，后“筑馆授徒，以身率后进。” 他的两个儿子叔夏、叔献相继登第（列传一。儿子中进士选举表无载）。

兴安人文应麟，万历戊午（公元1618年）举人。初任什邡县，迁陇州。丁忧归，食贫，教授。年七十一卒，祀乡贤。（列传三）

灌阳人吕钊，读书恂谨，然素负节气，慷慨能任事。尝以己地建文庙，损金为众倡，鸠工庀材，独肩其劳，以告功成，而以布衣终其身。（列传八）

荔浦人张宪，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贡入太学，官安远知县，以老致仕。学精三礼，言动交际咸具典仪，习俗为之一变。启迪后进，邑人士多出其门。（列传八）

恭城人蒋资乾，隆庆庚午（公元1570年）举人，署临桂教谕，以荐迁助教，累迁南京刑部郎中。

恭城人张所蕴，初以贡生训导灵川，迁东安教谕，再迁横州教授。以祖母春秋高请归养，晨昏定省垂二十年。著《图难会心编》，阐明正学，置祭义田，以祀先睦族。

桂林人吕璜，清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进士。历任浙江庆元、奉化、山阴、钱塘等县知县及海防同知。后罢官，归桂林，主讲榕城、秀峰两书院。倡导古文，求教于桐城派姚鼐的弟子吴德旋，为桐城派流入广西的开端，是广西五大古文家之一。著有《月沦文集》、《月沦诗集》、《初月楼古文绪论》等。

桂林人朱琦，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历官翰林院编修、给事中、御史。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辞官归桂，主持桂山书院。专攻古文，为广西五大古文家之一。又与龙启瑞、彭昱尧、汪运、商书浚、杨继荣、曾克敬、李宗瀛、赵德湘、黄锡祖在杉湖补杉楼酬唱吟咏，合称“杉湖十子”。

灌阳人唐景崧，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进士。任吏部候补主事时请缨赴越抗击法军，后历任福建省道道员、省布政使、省巡抚，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侵占时回，闲居桂林，从事教育和桂剧改革，支持康有为变法维新。

三、桂林历史文化中的科举成分

（一）古籍立传的桂林籍人士大半出身科举

嘉庆本《广西通志》立传的桂林籍人士共442位，其中科举出身者有257人，占58%强（详见表三）。

表三：嘉庆本《广西通志·列传》桂林籍入传者出身情况

（统计数为桂林府+平乐府之平乐、荔浦、恭城三县）

第一个考中状元的赵观文虽然没有什么作品传世，却是桂林人引以为荣的楷模。当其高中之时，全城庆贺，桂管经略使陈可环将西门长街改名为“进贤坊”。后赵观文辞官回桂，桂州长史朱韫请他为新落成的虞山舜帝庙、尧山尧帝庙撰《祭器碑记》。610多年后，桂林名士包裕、靖江宗室朱约硶等人于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在伏波山还珠洞以试剑石为题联句怀念他：

岩中石合状元征（福），

此语分明自昔闻（裕）。

巢凤山钟王世则（金），

飞鸾峰毓赵观文（硶 ）。

应知奎聚开昌运（良），

会见胪传现庆云（纲）。

天子圣神贤哲出（福），

庙廊继步策华勋（硶 ）。

诗中提到的王世则是永福人，他考中状元后首次享受到“进士赐宴”的隆典。在家乡至今还流传着他与村姑一起在白象岩读书的传说。

明代，广西没有人中状元，仅桂林人吕调阳中榜眼，全州县人舒宏志中探花。吕调阳是桂林第一个官至宰相的人，主持过嘉靖实录和隆庆实录的纂修并与名相张居正合著《帝鉴图说》。他与夫人合葬于桂林北郊狮子岭，坟茔一直受到桂林人民的保护。舒宏志则英年早逝。

清代，临桂人陈继昌是桂林第三个状元和第一个三元及第者，也是科举以来最后一个“三元及第”的人，历官至江苏巡抚。临桂人龙启瑞是桂林第四个状元，历官至江西布政使。他的才学冠绝一时，为广西五大古文家之一，对经学、音韵学皆有深湛研究。桂林人张建勋是桂林第五个状元，历官至黑龙江提学使兼民政使。桂林人刘福姚是桂林最后一个状元，历官至翰林院秘书郎。永福人于建章于清同治四年（1865）考中榜眼。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当科举即将废止之时，曹驯等为彰显桂林科举之辉煌，为陈继昌立“三元及第”坊，为龙启瑞、张建勋、刘福姚立“状元及第”坊，为于建章立“榜眼及第”坊，分置于广西贡院正阳门、东华门、西华门上。

2、二、三甲进士约有五分之一成为文化名人：

第一个登进士第的曹邺为晚唐著名诗人，著有《曹祠部集》2卷。在阳朔县至今还保留故居遗址、“曹邺读书岩”遗迹和“钓台”遗迹。

北宋建隆三年（公元962年）进士周渭是恭城县第一个进士和入传《宋史》的名人。《宋史》称：“周渭擅长诗赋，气格豪迈，生树伟绩，开文教之先声，为古今之奇人。”周渭死后被朝廷追封为“忠佑惠烈王” ，是桂林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被追封为王的人。家乡人民尊他为“周王”，为他建祠塑像。始建于明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的“周王庙”是恭城家喻户晓的名胜。

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进士全州人蒋冕是第一个做到内阁首辅的桂林人。他曾为靖江王府撰写《靖江安肃王神道碑》。

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进士桂林人包裕官只做到云南按察副使，但在桂林的名气却如雷贯耳。他在伏波山、月牙山、南溪山、虞山、华景洞等处均有题诗、题记，并应邀撰写《重修广西省城碑记》、《桂林五贤祠记》等。

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进士全州人蒋淦官至工部右侍郎。他在家乡修建家族宗祠，门楼正中悬皇帝御赐“恩荣”立匾，祠内悬挂“科甲传芳”横匾。万历时礼部尚书兼大学士叶向高为其家族宗祠门楼撰写楹联：“累朝荣荫家声远，万代科名世泽长”。宗祠及牌匾至今尚存，为全州名胜。

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进士临桂人陈宏谋，在全国12省及京城为官50年，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是清代广西籍中职位最高、在朝野影响最大的一个。陈宏谋还是著名诗人和理学家，有“岭南儒宗”之称，著述多达40余种700多卷近300万字。这些作品在当时就广为流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五种遗规》。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进士临桂人冷时松，乾隆时在东郊朝阳乡冷家村建宗祠，各进门头上悬挂“皇恩旌表”、“文魁”、“亚元”、“进士”、“源远流长”等匾额，祠两侧建文昌祠、福寿祠，名噪一时。

3、举人和秀才中也有不少文化名人：

唐太和间（公元827-835年）举进士临桂人曹唐，有诗名，《全唐诗》收其大小游仙诗2卷共148首，是广西第一个享有全国声誉的诗人。

明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举人桂林人张鸣凤，曾任桂林府、应天府、保宁府通判。晚年居家，广搜博采，写成《桂胜》18卷、《桂故》8卷，为桂林古代记述风景名胜与历史人物的名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桂胜》“于地志之中，最为典雅”，谓《桂故》“其辞简而不支，博而有据”。广西巡抚蔡汝贤嘱其修《广西通志》，未成而卒。

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举人桂林人王鹏运，官至礼科给事中。善诗词，提出“重、拙、大”的词学理论，为词学者所宗，词作工丽清雅，风格独创，为清末四大词人之首，与况周颐共创“临桂词派”。

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举人桂林人况周颐，后荐补浙江知府。为清末四大词人之一。

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举人桂林人唐岳，参加太平天国运动，受到朝廷的嘉奖。后在雁山镇修建“雁山别墅”，收藏图书近十万册于园内涵通楼，为广西私家藏书之最。唐岳把梅曾亮（江苏上元人）和吕璜、朱琦、王拯、龙启瑞、彭昱尧的文章汇编成《涵通楼诗友文钞》，以明辨桐城派在广西的源流和传播，使广西五大古文学家得到确认，雁山园和涵通楼因此名噪一时。

（二）古代桂林的文化典籍多数由科举出身者撰写

桂林人撰写的古代典籍是桂林文化的主要载体。在这方面，科举出身的作者占据绝对优势。笔者对嘉庆本《广西通志·艺文略上》收录的桂林籍作者的出身进行了统计（见表四、表五）。从表四来看，在244部广西籍作者作品中，桂林籍作者作品数为129部，占52.9%；在桂林籍作者作品中，科举出身作者作品数为113部，占87.6%。从表五来看，桂林籍作者有71人，其中科举出身（进士、举人、贡生）60人，占84.5%；非科举出身及不明出身者11人，不到15%。即使在非科举出身及不明出身者当中，有1人出身科举世家（陈宏谋女），1人为举人夫人（张鸣凤夫人）。

表四：嘉庆本《广西通志·艺文略》桂林籍科举出身作者作品比例

（统计数为桂林府+平乐府之平乐、荔浦、恭城三县）

（统计数为桂林府+平乐府之平乐、荔浦、恭城三县）

除特别注明的外，本文有关广西和桂林科举的材料均采自谢启坤《广西通志》之《选举表》、《列传》、《艺文略》、《胜迹略》，不再一一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