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

【摘 要】《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经历了一个由面见流传过程当中群众整理到后代作价定稿这样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时代不同，阶层不同，作品当中融入的思想就不同。 应从作者的经历以及书中的人物情节结合加以分析。

【关键词】 三国、罗贯中、刘备、关羽、诸葛亮、忠君、义气、智慧

正文：

说起《三国演义》，我们一般都会想到另一本著作《三国志》，三国演义中很多情节大都源自于《三国志》，但有些情节，明显带有作者主观意向的修改。比如《三国志》中记录的历史中刘备作为一方诸侯，是极具军事才能的，性格相对坚毅，而在《三国演义》刘备却成了一个毫无主见，情感丰富，动不动就眼泪满面的仁主。甚至有句话叫刘备的天下是哭出来的。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出发，是不是作者罗贯中在心目中需要这么一个仁慈软弱的君王呢？那么首先，我们就需要看看罗贯中的人生经历。

罗贯中，山西省祁县人。元代中期，由于灭宋战争的创伤逐渐平息，社会的经济、文化重心也开始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南宋的故都杭州不仅成为人口云集、商业发达的繁华城市，也成为戏剧演出和“说话”艺术发展的重要中心。因此，不少北方的知识分子、“书会材人”，如关汉卿、郑光祖等人，都先后搬迁到了杭州一带。身为小说兼杂剧作家的罗贯中，也必然受到这一社会潮流的影响，成为这类南迁作家中的一个。罗贯中号“湖海散人”，这个称号就寄寓着漫游江湖、浪迹天涯的意味。大约在公元1345～1355年间，他来到了杭州。许多说话艺人在这里说书，一些杂剧作家，也在这里活动。罗贯中与志同道合者为友。加上他对民间文学又极其喜爱，到了这里，自然不愿离开远去。　 

　　约在公元1360～13年间，“有志图王”的罗贯中来到了起事称霸的张士诚那里作客。但是，张士诚并不重视知识分子，也不听取他们的意见。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九月，刘亮、鲁渊等人纷纷离去，不久，罗贯中也离开了张士诚，再次北上，到至正二十六年，罗贯中又回到了杭州。《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写作，当在该年以后。这时，他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对历史、对人生都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完全具备了创作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条件。到明太祖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罗贯中已写了十二卷，之后卷数的写作，是洪武四年以后的事了。　

从罗贯中的人生经历中我们不难发现。罗贯中当过张士诚的幕僚（相当于参谋），有过军旅生涯（大约三年），经历过战火硝烟。所以写起文章来往往跃然纸上，栩栩如生。如果换做一般的历史学教授或普通学究来写就未必有这样的水准了。

     精彩的作品往往和人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没有亲身参与元末农民战争的战火硝烟，没有战场上的戎马倥偬，决策判断时的疑虑重重、战机的稍纵即逝和危机时刻的千钧一发，作者即便有神来之笔也不会如此贴切的刻画人物和情节，可见《三国演义》是对元末农民战争的一种总结，既有战术战法上的总结，也有精神信仰上的总结，只是由于统一天下的是朱元璋而不是张士诚，所以这种战争总结也只能以小说的方式进行总结并流传于世了。

 从这个角度出发，作者总结了一个时代，借用另一个时代去表现他心中的理想国，一个猛将辈出，谋臣如林的时代。可是，历史不容他随意修改，大势走向早有定论，他只能在边边杈杈上做点文章。所以刘备仁了，曹操奸了，关羽忠了，诸葛亮妖了……

所以，作为一个历史演义小说，它虽然有一定的虚构和想象，但又必须受到历史的束缚，即故事的基本历史轮廓，重大的历史事件、主要任务、重大活动都必须符合历史事实，这就造成了作者的思想倾向迎合大众的同时，又有带有一定的悲剧色彩。

1.先看“拥刘反曹”这一观点。

   仔细阅读《三国演义》我们可以看出，《三国演义》是把蜀汉作为中心来描写。拥护刘蜀唾弃曹魏。

    第一，从作品篇幅来看，全书共120回，1～50回主要写赤壁之前，各路诸侯黄巾和讨伐董卓的过程，实际上是交代了“三国鼎立”的来龙去脉和斗争背景。51～115回主要写刘备集团的兴衰成败的曲折过程。第16～120回写三国先后被消灭，统一于晋，可以看出，刘备集团兴起的最晚而又衰败的最早，且在三国之洪力量最弱，这是历史事实，是小说作家所无法改变的。虽然如此，作者在构思时却表现了他的偏爱，将全书的主要篇幅留给了刘备集团。

    第二，从三国关系的处置上看：刘备集团是三国当中最弱小的，然而作者却把它作为中心，将最强大的曹魏作为蜀汉的对立面，将孙吴置于从属地位，刘备集团在对付主要敌人曹魏的过程中，对东吴是又联合，又斗争。全书的这种整体构思和布局就是由小说拥刘反曹的主题思想决定的。

    第三，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来看：《三国演义》中塑造了的两个最具血肉感，给人影响最深的人物形象，即：刘备和曹操。这两个人物形象是作者用心创造出来的，古今中外的任何小说中都很少有像刘备和曹操这样对比如此鲜明的形象，书中鲜明的将刘备写成了受人民群众欢迎的仁君形象，写成了忠厚仁义的化身；而将曹操写成了人民群众憎恶的暴君形象，写成了奸诈残忍的化身。

    第四，从封建正统思想来看：谈到《三国演义》中的封建正统思想，现在所有的学者都有统一的思想，即“正统”就是与忠君思想有密切联系的“以复帝为中心的历史观。”在曹操与刘备当中，刘备是汉室嫡系，要继承大统就非刘备莫属，其他任何人一统天下，都被视为篡权夺位。曹操他抚各汉相，实则是汉赋，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吞并诸侯，一统天下，因此，《三国演义》不仅将曹操作为一个“乱世奸雄”来刻画，更作为一个“乱臣贼子”来训话。

    与此相反，刘备仁德爱民的形象，也是从属于他忠于汉室，是“汉室之胄”这一中心的，书中处处都突出了他“以仁义躬行天下，仁义布于四海”这一特点。

    细读《三国演义》我们便会发现，无论是刘备的称王称帝，还是曹操的篡汉自立，本质上都没什么区别，目的只有一个，便是雄霸天下。唯一不同的便是刘备打着“匡扶汉室”的旗号，而曹操则采用了“秦天子以从众望”的手段。但这都不过是一种图霸称王地策略手段。然而作者肯定和歌颂刘备，因为他是“汉室之胄”，夺取天下便是“继承汉统”，是名正言顺的。同时又时刻不忘否定和批驳曹操，就因为他姓曹，所以便是“篡位逆臣，乱臣贼子”。

    可是，对于曹操的一些历史功绩和优秀人格，作者还是给予肯定的，比如征乌桓，反董寇，平中原，礼贤下士，重用人才，知错能改，重视民生等等。这就产生矛盾了，作者在对其抹黑的同时又不免被其闪光点所吸引，以至于反对之时又带有几分肯定。他反的并非是曹操这个历史人物，而是以曹操为代表的逆臣贼寇。

  2、儒家的仁义思想

作者是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故作品中的道德观念体现了儒家精神，概括起来即是“仁”与“义”。

（1）“仁”的思想。儒家学说是一种伦理哲学，以人类社会中的各种关系作为其理论研讨的重点对象，而相对轻视对自然界以及自然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而“仁”则居于其学说的核心。儒家的“仁”的思想是孔子提出的。《论语》中关于“仁”的论述，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克己复礼为仁”，二是“仁者爱人”。其中以“礼”为核心，这种礼所强调的，是以宗法为基础的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而礼又是以“克己”与“爱人”构成两个支撑点的。在作品中，这种仁的思想，体现在两个方面。

①君臣父子，尊卑有序等级观念。作者对封建制度下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有着极大的认同。以下凌上，犯上作乱，在作者看来是绝对不可以的。书中写到了两次禅让，汉让魏和魏让晋，作者的态度都是否定的。因为这破坏了封建社会相沿已久的既定的承递秩序。因而他对任何僭越行为都是不能容忍的。许田射猎中，曹操用汉献帝的御用金箭射中一鹿，百官以为是献帝射中，纷纷跪在献帝马前高呼万岁。而曹操驱马挡在献帝马前，接受群臣祝贺。关公欲拍马而出斩曹操，被刘备死死拦住。以后关公多次提到此事：“当时若我杀了老贼，何有今日！”

但是儒家并不绝对否定“犯上作乱”，这要看君是否仁君。因此汤武，被历代儒家信徒视为典范，而商汤周武也因此而成为圣人，地位高于那些苦谏丧身的贤人龙逢比干。故暴虐之君不可不除。孙皓妄杀大臣，残暴成性，荒淫无度，作者对他的作为是否定的，因此对他的灭亡就没有什么同情，只是如实叙说。作者并不一概否定诛除暴君的做法。在董卓废少立献时，作者通过大臣卢植之口说：“昔太甲不明，伊尹放之桐宫；昌邑王登位方二十七日，造恶三千余条……”他当然是反对董卓擅兴废立的，但是显然，并不一概的反对废除君主。因为在儒家看来，社会的“稳定是压倒一切的”，而谋逆造反和暴君施虐，都是对稳定状态的破坏，自然是不可容忍的。

②作品中的“仁”。这是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方面。作者拥刘反曹倾向，相当一部分来源于这一思想。

而刘备之所以能在传说中被认定为天下英主，不仅是百姓，而且也有文人，是因为他的“仁义”。这是他性格的核心。刘备文韬武艺都不怎么样。文彩横溢，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者，书中大有人在。曹植七步成诗，杨修智力不凡，张松过目不忘，当然还有诸葛亮那种政治天才，但是作者却偏偏说他“不甚好读书”。他的武艺在作品中基本没有展示，只有三英战吕布时露了一手。但张飞在作品中是吕布的克星，每一见之，必欲诛除，害得吕布说“翼德何故总要杀我”。故张飞首先出战，连斗五十余合，越战越勇。而此时天神一般的关公又拍马赶到，舞八十二斤青龙偃月刀助战。虽说仍未战倒，但可以想见吕布之穷于应付。而此时刘备舞双股剑冲上，实在有打太平拳的嫌疑。难怪吕布此时架隔遮拦不定，飞马便回。显然作者对这个人物的衡量标准不是文韬武艺，其用心在他处。而正是这样一个人物，搜罗到了当时中国最杰出的一批文官武将，上下一心（人和），官兵誓死效命。他靠的正是仁义，仁治天下，义统三军。

仁爱在他那里，又可分成统治者爱民与宽厚待人。

作品中的爱民思想是非常明显的。在孔子那里，爱民思想是服从于礼治社会的要求的，而到了孟子那里，这种思想有了重大发展，具有了本体论的性质，特别地加以了强调：“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而《三国演义》在这方面，得之于孟子甚多。董卓为了避开反董联军的锋芒，从洛阳迁都长安。“李傕、郭汜尽驱洛阳之民数百万口，前赴长安。每百姓一队，间军一队，互相拖押，死于沟壑者，不可胜数。又纵军士淫人妻女，夺人粮食；啼哭之声，震动天地。如有行得迟者，背后三千军催督，军手执白刃，于路杀人。”悲愤之情，溢于言表。而董卓之所以迅速覆亡，失去民心是重要原因之一。故他被杀之日后，“卓尸肥胖，看尸军士以火置其脐中为灯，膏流满地。百姓过者，无不手掷其头，足践其尸。”血腥恐怖的场面，却被作者写得痛快淋漓。

作者充分地描写了刘备仁爱待民的系列场景。初作安喜县尉，就“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博望坡大胜回新野时，百姓歌曰：“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弃樊城走襄阳，百姓相携跟随。曹操大兵追至，而他日行仅十余里。众将一致建议：“皆弃百姓，先行为止。”刘备却哭泣着坚持：“举大事者皆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仁政的实施，换来了相应的效果，即“所到之处，闻刘皇叔至，民莫不簟食壶浆，夹道相迎”，拼死相随。即使在最危难时，也会有百姓不惜一切，援之以手。吕布袭沛，他匹马逃难。“但到处，闻刘豫州至，皆争进饮食”。猎户刘安无食可进，竟杀妻献肉。当然，这在现代人看来，是无法接受的暴行。

刘备性格中的突出特点就是待人厚道仁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儒家的道德信条之一。刘备在逢到自身的利益与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本着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处理。在得到的卢马后，单福（徐庶）认为，的卢马妨主，建议刘备将马赐给手下某位自己厌恶者，待妨过此人后，骑乘“自然无事”。当时刘备正为得到徐庶而兴奋，但听到此言后，“勃然变色曰：‘公初至此，不教吾以正道，便教作利己妨人之事，备不敢闻教。’”进行道德试探的徐庶，因此对刘备在生好感，于是真心效命，为刘备设计大破曹军。而曹操知徐庶在刘备处，将徐母拘押，迫使徐庶附己。徐是刘备得到的第一个卓越的谋士，也是唯一的，但是为了让徐庶母子相见，甚至不惜冒徐庶转投曹操后自己面临的巨大危机，毅然放走徐庶。而徐庶对刘备此举的报答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他不是没有攻城掠地的雄心。但是这如果与他的仁厚原则发生冲突，他绝不为之。刘表欲让荆州于他，他坚辞不受；陶谦三让徐州，他拒不受任。进兵西川，有人劝他杀掉刘璋，取而代之，他坚拒不听。这个人物的性格深处，积淀着传统圣人君子的美德。而这正是中国古代各阶层人们对最高统治者的普遍要求。

2）作品中的“义”。“义”是维系刘蜀集团内部团结的最重要纽带。桃园结义，形成了刘蜀集团的领导核心，使得这一集团的君臣关系，建立在手足之情的基础之上。因此，“人和”成为这个集团明显区别于曹魏和孙吴集团的特点。在内部关系方面，在刘备生前，总是最稳定团结的，无论发生什么事件都无法动摇。其他两大集团内部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在这里是见不到的。理解信任，生死相报，是这种义的核心。关羽在兵败徐州后，不得已降了曹操。无论别人说什么，甚至三人中的张飞都认为关公是叛徒而不加饶恕，但刘备却力排众议，对关公一往情深。这种感情换来了关羽的忠心不二。曹操用金钱、厚爵、名马、美女引诱，而最终换来的是关公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回到刘备身边。诸葛亮不顾自己将“为享祭之牺牲”，而“许先帝以驰驱”，也正是对刘备之义的报答。

但正是因为刘备将义凌驾于一切之上，所以关羽一旦被孙吴所杀，他便一日数哭，水浆不进，不听诸葛亮的苦苦相谏，新率大兵讨吴，最终身败而死。

在这个问题上，作者“义”的观念内部明显出现了矛盾。从理智方面来讲，他认为诸葛亮坚持的是大义，不能因为关公事件这一突发的危机破坏“东联孙吴，北拒曹操”的基本国策；但从感情角度考虑，他显然倾向于这种生死不渝的异姓手足之情。毕竟这种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代表了人类最高尚的感情。

而关公虽说有种种缺点，如骄傲自大，目中无人，因小失大，但有了义，就是作者赞美的“义绝”之人。

    3.我们再看看《三国演义》的“忠义”思想

   小说一开头就提到“桃园三结义”。刘玄德、关云长、张翼德三人，采用民间结义形式，撮土为炉，捻草为香，异姓结为兄弟，并誓曰：“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明，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体现的是民间的“信义”，例如：在26开回“袁本初败兵拆将，关云长挂印封金”中写到曹操谋士“程昱”说“关云长有万夫不敌之勇，希主用智谋收之”。曹操便设计擒住了关云长，关云长暂住曹营后，曹操因爱才，欲留住关云长，便让张辽前去试探他。张辽问：“兄与玄德交，比弟与兄交如何？”关羽回答说：“我与兄朋友之交也；我与玄德是朋友而兄弟，兄弟而主臣也，岂可共论乎？”从这一点看来，关羽已经以君臣关系来看待刘备了。又如曹操为留住关羽，先是为关羽修宅一座，紧接着又送去金银器皿，自从关羽到许昌后，曹也待之甚厚，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并送美女十人侍奉，然而关羽最终依然弃曹操而去，后人有诗赞曰：威倾三国著英豪，一宅分居义气高，奸相枉将虚礼待，岂知关圣不降曹。

   关羽的这种言行，就连曹操也大为赞叹曰：“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也！”并教育他的属下说：“不忘故主，来去明白，真丈夫也。汝等皆当效之。”在这里“事主不忘其本，不忘故主”强调的便是“忠”。关羽曾写信向刘备表达他的赤胆忠心，其中有几个字可视为关羽人生的写照：“义不负心，忠不顾死 ”。“义”和“忠”是关羽最为突出的特色，所以可以说关羽便是“忠义”的化身。

    再看诸葛亮。诸葛亮形象的主要特点是“多智”，然而在他的身上也表现出了非常突出的“恩义”和“忠义”思想。例如在37回“司马徽再荐名士，刘玄德三顾茅庐”中写到刘玄德不顾寒冬雪天，躬请卧龙，卧龙感其知遇之恩，便出山辅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吾受刘皇叔三顾之恩，不可不出”。因此，在85回以前，诸葛亮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报答刘备，在三个国家中，蜀国最小，它崛起于蛮荒之野，崛起于夹缝之间，即使到了最艰难的时刻，诸葛亮依然没有弃刘备而去，这其中蕴含的不仅是“恩义”，更是一种“臣子对君主”的“忠义”。

4、悲剧色彩。作者倾心拥戴的蜀汉一方，却是历史上最先灭亡的一方，对他来说，这是典型的“将美好的毁灭给人看”的大悲剧，因此全书笼罩着一重浓厚的悲剧色彩。这集中地表现在诸葛亮身上。他是全书最富悲剧性的人物。

①人物的命运悲剧。这个人物的命运可以用恩格斯关于悲剧的著名定义“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性的冲突”来概括。天下纷乱，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现实，要求历史必须推出一个伟大的人物来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生的安康，但是这种“历史的必然要求”却是最不可能“实际上”由诸葛亮来完成。这便构成了他的命运悲剧。

他失败的真正原因是对手的过分强大。作者把这归于宿命的“天不灭曹”，即是天意。作者能过诸葛亮之口说：“曹占天时，吴占地利”，而剩给蜀汉一方的只有“人和”一条了。而这种宿命观，使得这个人物始终无法摆脱悲剧命运的支配。他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越是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越见出命运对他的不公。

他从一出场就知道了自己的这种下场。徐庶被曹操迫去许昌之前，曾向刘备许愿，劝说诸葛亮出山相助。“卧龙凤雏，得一可也。”但诸葛亮听了徐庶一番苦言之后，“闻言作色曰：‘君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说罢，拂袖而入。”但是有感于刘备三顾草庐的知遇之恩，毅然出山相助。从此开始了他悲剧的一生。

他一生的事业，大体上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受刘备知遇知恩出山，至第七十五回关公水淹七军大胜之后，这是他事业节节上升的时期。他为刘备定下了稳居西蜀，东联孙吴，北拒曹操，三分天下，徐图中原的基本国策。一切都在他的预想下顺利进行。先是初出茅庐，博望坡大败夏侯惇，火烧新野；特别是一手导演了有声有色的赤壁大战，使多年飘泊无依的刘备得到了荆州这一把扼中原咽喉的战略要地。接着又挥师西进，逼走刘璋，使刘备成为蜀地之主，成为三分天下中的重要一方。

第二阶段是渐透危象，苦苦支撑的时期。从七十六回到九十回。关羽刚愎自用，侮辱孙权，遭致败走麦城。这个损失对蜀汉一方来说是巨大的，因为不仅使其损失了一员“数十年间威震华夏”，智勇双全的一代名帅，而且还丢失了荆州这一重要战略要地。这本是诸葛亮北伐中的重要基地。可以屯兵作为北伐的大本营，而更可以作为由蜀地发动北伐时的重要策应。但这个损失还是可以承受的。但是刘备因了“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唯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承诺，不顾诸葛亮的极力苦劝，毅然倾蜀国所有，调发七十五大兵讨伐孙吴。因后果一是破坏了诸葛亮制订，而他完全认同的基本国策；二是使七十五万大军被孙吴在彝陵一役中，歼灭殆尽，而人力资源的再生起码要有二十年左右的周期；三是使他本人正当英年却客死白帝城，使蜀汉群龙无首，只好由弱智的刘禅接掌帝位。这些损失，尤其是最后一个，是蜀汉无法承受得起的。至此蜀汉元气大伤，从实力上已退出逐鹿中原的阵营。但是诸葛亮惨淡经营，极力维持，安居平五路，七擒孟获，巩固了后方根据地，有了北伐的跳板。

第三阶段写他六出祁山北伐未果，最终星殒五丈原。从九十一回到一百零四回。初期看还处于战略相持阶段，而实际上蜀汉大势已去，他的悲剧结局也不可必免了。自败于东吴后，蜀汉国力一蹶不振。地处偏远，资源有限，北伐本来就是勉为其难。而这时，后主又重用宦官黄皓，贪于酒色，朝事荒废。他的北伐，并非是时势使然，而是他自己年事已高，时不我待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了。最终客死陕西岐山蔡家坡的五丈原。对于他临终前的描写，作者显然倾注了满腔的悲愤，故显得特别动人：“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叹息良久。”终于为早年回答徐庶的话，画上了句号。

他的悲剧不是个人造成的。他个人的品质无可挑剔，而他所犯的错误也少而又少（除了错用马谡等少数错误外），他的失败，确实是厄运太过强大，他无法战胜。因而他的悲剧，格外具有震撼力。

②个性特色。这个问题本应不属此论点，但人物分析不另立单元，所以赘于这里。这是作者倾全力塑造的全书最有光彩的人物。他身上集中了古往今来贤相所有的美德。集中概括，即他的忠和智。

他的忠贞，首先表现在他对刘氏政权始终不渝的感情方面。自经过三顾草庐的考验，他认定刘备正是自己可以托之终身的一代明主之后，就再没改变过忠诚，一生都要报其知遇之恩。自此之后，他的全部行为就是辅佐明主，不管历史提供过多么有利的机会，他也从未产生过些微野心。刘备在白帝城托孤时立下遗嘱，若刘禅不材，让他取而代之。一切以蜀汉的大业为出发点。当时他惊恐得“汗流遍体，手足失措”。事实上正如刘备所言，后主确实不材，但诸葛亮仍然谨守君臣之礼。刘禅称他为“相父”一度对他毕恭毕敬，但他见刘禅时一概行君臣大礼。彝陵之战败后，曹操乘蜀汉内虚，派大兵来伐。他旬日不出相府，安居平五路。刘禅惶惶不可终日，前来探望。他见到后，马上行五体投地大礼，口称“臣罪该万死”。

他对刘氏王朝的忠诚，不仅是表现在处理君臣关系上，而且在他的行动上，也确实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在晚年，他不顾敌强我弱，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的现实，一次次率军北伐，六出祁山，最终死于北伐军营中。

这个人物最受后代读者喜爱的，是他的智慧。毛宗岗说：“吾以为《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诸葛孔明，一绝也；关云长，一绝也；曹操，一绝也。”这就是人们经常说的“孔明智绝，关公义绝，曹操奸绝”。

在对战略性全局性问题的透彻把握方面，最能体现出他超绝的智慧。他是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当他初见刘备时，刘备年近半百，兵力稀少，无立足之地，拥有的资本只有和皇室沾了点八杆子打不着的血缘关系，还有两位武艺高强的铁哥们儿。而他却在隆中的草庐中设计出了远景蓝图：联吴抗魏，鼎足三分，徐图天下。而后来中国大局的发展，竟然与他的设计惊人的一致。刘备正是有了这样的辅佐，才从一个不名一文的江湖流浪汉成为了蜀汉的开国皇帝。

在具体的战术运用方面，他精心谋划，精心指挥，显示出杰出的军事家才能。在赤壁大战中，他的智慧之灯，放射出耀眼的光芒。这场大战，是曹操征伐孙权的战争。刘备一方本可以坐山观虎斗，但如此，势必唇亡齿寒。而联合孙权抵御曹操，刘备又没有实力。因此，诸葛亮孤身走江东，舌战群儒，指斥孙权手下的文臣是“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的一群废物。在说服孙权迎战后，他与周瑜联手。先是利用草船借箭十万枝，使东吴有了水上作战最有利的武器；在火攻上与周瑜不谋而合；巧借东风，火烧赤壁，歼灭曹操百万大军；华容设伏，险些生擒曹操。这些，都使他成为这场有声有色的历史活剧事实上的导演。赤壁大火一起时，他已回到荆州，乘孙权无暇顾及之时，一举占领了荆襄九郡，使刘备获得了最具战略意义的江汉平原一带，留下了“刘备借荆州，一借不还”的佳话。实现了他事先的全部规划。

他的智慧是超卓的、一贯的，但是年轻时与年老时，却有着不同特点。在初出茅庐时，他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所以其智慧往往是通过争强好胜，咄咄逼人的外露形式表现出来。在舌战群儒时，他寸步不让，穷追猛打。“座上又一人应声问曰：‘曹操虽挟天子以令诸侯，犹是相国曹参之后。刘豫州虽云中山靖王苗裔，却无可稽考，眼见只是织席贩屦之夫耳，何足与曹操抗衡哉！’”这不仅说了刘备与曹操实力无法相提并论的事实，而且捎带说刘备是个出身贫寒的不入流的角色，只能靠吹牛在江湖上胡混的骗子。这是针对诸葛亮之主的人身攻击，主辱臣死，因此诸葛亮当然得反击。“公非袁术座间怀桔之陆郎乎？请安坐，听吾一言：曹操既为曹相国之后，则世为汉臣矣；今乃专权肆横，欺凌君父，是不惟无君，变且蔑祖，不惟汉室之乱臣，变曹氏这贼子也。刘豫州堂堂帝胄，当今皇帝，按谱赐爵，何云‘无可稽考’？且高祖起身亭长，而终有天下；织席贩屦，又何足为辱乎？公小儿之见，不足与高士共语！”这种反驳很有力度。你不说我的主人是个骗子吗。那好，你从小就是靠说谎赢取名声的骗子；你说曹操是汉初名相曹参之后，那他应该忠于汉室，继承家风，为什么要“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乱臣贼子；你说刘备是胡吹出身，那为什么皇帝要与他联宗，按照家谱给他赐予爵位；你说他出身贫寒，那刘邦不也出身贫寒，难道出身贫寒就不能成大事？特别是最后加上一句“小儿之见，不足与高士共语“，等于将对方丑化矮化为一个根本不入流的愚民蠢材，将对方的自尊踩在脚下。而因句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因此“陆绩语塞”，只能缴械投降。

晚年的他，少了锋芒毕露，更多了几分沉稳。显得深沉内向，寡言少语。第一百回，司马懿与诸葛亮斗阵失利，手下多人被俘。而诸葛亮却想战略决战，深知司马懿生性谨慎，自然会采取拖延战术，而蜀兵劳师远征，假以时日，自会退兵。故将对方被俘将士押出，“孔明笑曰：‘吾纵然捉得汝等，何足为奇！吾放汝等回见司马懿，教他再读兵书，重观战策，那时来决雌雄，未为迟也。汝等性命既饶，当留下军器战马。’遂将众人衣服脱了，以墨涂面，步行出阵。”话虽不多，行动也很简单，但都是最富侮辱性的，果真激得司马懿失去理智，大怒，出兵决战，结果“魏兵十伤六七”。

前人常说《三国演义》人物前后无发展变化，而诸葛亮可算是个例外。

作者尽管极力突出诸葛亮的“智绝”，但他毕竟是在历史实有人物的基础上来塑造的，因此，不能摆脱原型的。《三国志》中说诸葛亮是“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故作品中也写到了“诸葛一生唯谨慎”。魏延曾建议，乘诸葛亮出兵祁山，魏军主力前往迎战，后防空虚时，他自率一彪人马，从子午谷（今西安正南沣峪）突袭长安，从敌后夹击魏兵主力。这确实是一条妙计，事后连司马懿都吓出了一身冷汗。但是却被诸葛亮以子午道奇险，如敌兵从山上用擂木石块打击，将全军覆没为由拒绝了。其实，即使失败大不了就是损失一小部分人马。但如果成功，就将全歼魏军主力，据有关中，继而进兵中原，重蹈刘邦霸业。作战就是要“出奇”才能“制胜”，他这明显是“奇谋为短”。六出祁山几乎都是一个模式，春夏之交出兵，久攻不下，秋日收兵，来年再战。司马懿也深知这一点，因此总是采用拖延战术，只要守住关中，诸葛亮就无计可施。而在这种情况下，不弄险几无胜利的可能。而他也总是弄到粮草渐尽，无功而返。

另外，“状诸葛多智而尽妖”也是事实。

这个人物为蜀汉事业耗尽了毕生的精力，尽管是古往今来最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之一，但是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因此作者越是突出他品行的完美和智慧的超卓，越见得个人在命运面前的为力，越显出完美的事物被毁灭的令人扼腕叹息。真可谓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悲剧打动了多少读者的心。

【主要参考资料】

① 《三国演义》(罗贯中　著，南方出版社出版)

② 《<三国演义>作者对我说》(陈雪良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③ 《三国志》（陈　寿　撰，中华书局出版）

④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丛》（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　编）

⑤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九辑，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编委会　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