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为何“多神崇拜”

客家民间传统信仰的对象范围的很广泛。既有日月、风雨、雷电、山川、土地、水火、城隍等自然神，也有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天兵天将、八仙等人格神；有君、亲为代表祖宗神灵系统，也有以孔子为代表的文化（师）神灵系统，以及圣贤、英雄为代表的伦理政治神和社区保护神；既有佛家的菩萨也有道家的天师、真人，还有巫术、风水、八字，等等。

客家人作为汉民族的一个支系，他们奉行“多神崇拜”，首先就是由汉民族这种传统宗教信仰文化的均质性、普同性所决定的。他们无法摒弃与生俱来的信仰习惯，并非是出于宗教教主的教导，也不是出于教典和教义的规定，而是因为他们从小习见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原本就是如此，其中既有身份认同，也有心理依附，更有精神完善和自我升华的需要。何况，客家人面对新的“流寓”之地，生存环境的险恶和种种不可预知性，决定了他们要开基创业、繁衍子孙、生存发展，就必然在心理上更多地祈求各路神明的保佑，相关的神明祭祀、祖先祭祀和鬼魂祭祀就更有现实存在的理由。

客家民间的多神崇拜功利趋向十分明显。客家人祭拜神明、祖先、鬼魂，无不是和特定的目的、需要连在一起的。这种特性不光隐含着客家人的宗教心理，同时也制约和影响客家人在宗教行为方面的行事方式，并被摄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体系当中，构成了人们的惯例行为和生活信条。客家人祭拜神明、祖先、鬼魂，无不是和特定的目的、需要连在一起的。不论是求健康长寿、求婚姻子嗣、求升官发财、求风调雨顺、求人丁兴旺，还是为了应对一些即时的困难、疾病、灾祸，都是服从和服务于现世与来世的生活总体目标。

客家人把祭祀礼仪和祠庙建造简单地当作“民俗”来对待。其功利性、现实性的特点，与汉民族民间传统宗教信仰的功利性、现实性特点也完全是一脉相承的。汉民族民间信仰还有世俗性的传统，无论宗教心理还是宗教行为，都是偏向实用主义的。表现在态度上，讲求的是一个“用”字，即对神灵的工具化、伦理化；表现在程度上，则有一个“淡”字，宗教观念淡薄，不虔诚(有时、有事才拜神)，不专一(见神就磕头，见庙就烧香)。客家人又何尝不是如此。不论是佛教的观音菩萨还是道教的玉皇大帝，不论是家中的灶君老爷还是村头大樟树底下的土地庙，都可以是他们的崇拜对象。只不过他们的动机主要不是出自对崇拜对象的虔诚和对超凡力量的敬仰，更多地是表现为一种世俗的要示和功利的目的。除了对自己祖先的持续性祭祀是无条件的而外，客家人对于宗教系统的判断与选择，是有条件的、累加性的，其中“灵验”与否是一个最为直接的标准。这个标准的确立有点类似对“医疗”效果的判断。在客家地区，信仰的认同与改变应该说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因为客家人同样是讲求“实用主义”，是不能免俗的现世主义者。而且，他们拜不拜神与是否笃信宗教教义、教规关联不大，他们的宗教信仰实在是“仪式规范”大过“信仰规范”。

对多神崇拜本身的理解，也可见出客家人在宗教信仰的认同方面，出于功利性的现世和来世的生活目标。一是在心理上多多益善、见神就拜、有恩必报的态度；二是在行为上为自己的信仰预设了极大的转换空间，既有持续性的崇拜对象，也有临时性的崇拜对象，既可以互换也可以累加；三是在程度上不虔诚、不专一，有时、有事、有灵才拜，不从一而终。

多神崇拜不光蕴含有客家人的宗教心理、宗教行为，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它对客家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和制约。在某种意义上说，由于传统的客家人信仰“多神崇拜”，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无一例外地都打上了浓重的宗教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