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向何处去？(2)

1、中国经济改革概述

1.1改革的进程和阶段

     现在我们所称的中国改革一般是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所推动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一系列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变更。由于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并且主要是发生在经济领域，在经济利益的激励下，迫使其他方面做出相应改革，所谓一般又可以将之称为“经济改革”。中国自1978年开始全力推行的经济改革，可说是她百多年来第一次在没有内乱外患的情况下，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展开的最全面、影响最大的现代化运动，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且还将持续下去。

    本文我们的主要集中讨论在经济改革这一块，因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着促进和阻碍的作用。政治、文化社会等其他方面都是属于上层建筑，是经济活动开展的配套措施。社会生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某一方面的改革必然会牵动其他方面作为相应的变动。所以我们通过聚焦经济改革，以之为主线，然后相应展开，我们将可以理解到整个中国改革的过去、现在，并且对他的未来走向有所启发。

     在现代社会，改革是因为公众对现状的不满，改革的目的是更好的去改变现状，实现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最优。改革涉及到不同阶层的切身利益，改革往往从改善全民的福利开始，随着改革的深入，必然会出现一部分人受损，另一部分人获益，这时两个利益集团将进行激烈的博弈，这也是改革最为艰难的时期，如何去看待整个改革进程对于改革能否成功至关重要。因此，将改革进程依照受益范围来划分，这也许对改革才能有真正清醒的认识。而不是完全的不带有价值立场，纯时间或纯技术的划分。

   中国经济改革的三十多年来，不同时期各社会群体的利益得失不同。我认为可以将经济改革划为三个阶段，从这三个阶段的递进轨迹可以看出，中国经济改革已经从“黄金时期”进入了僵持阶段是不可避免的：

   （1）1978年到1984年：增量改革让全体民众受益

    在这个时期由于内难以改革，于是只能实行外突破。因为增量改革的优势在改革初期非常明显：（1）改革先易后难，趋易避难，容易成功，从而给观望的民众和地方起到激励和示范效应；（2）非国有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能够成为避免经济动荡的缓冲器，保障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的支撑力量。（3）通过示范效应和竞争压力倒逼国有企业部门的改革。

    事实上，在这一阶段中，在旧下不能从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中获益的部份人群，开始从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中获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获益者是农民。在旧下，农民是高积累的承担者，却难以从高积累中获得多少好处。改革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让农民获得了自主经营权，由此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经济收入；乡镇企业的出现和外出打工的机会，使农民获得了在农业和非农产业间选择的机会，也相应增加了其收入。可以说，农民是那个阶段里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游离在之外的城市第一代个体工商户的情况与农民类似。 

     改革的第一阶段同样也让内成员获益。在并未失去受旧保护的既得利益的前提下，由于"改革增量"的出现扩大了总需求，这些需求在短时期内只能由内企业加以满足，从而为"存量"企业提供了一个新的"增量"，这又转化为企业员工工资和奖金福利的提高。因此，从改革开始直到"价格双轨制"出现，经济改革几乎为所有社会群体带来了收益。 

      但是，这一几乎为所有人带来利益增进的"黄金时期"的出现，依赖于以下几个特定因素的支撑：其一是对积累消费比例的调整，这种调整本身就是计划经济的一种行为，工资奖金福利的提高在短期内可以超过生产的增长，但却不可能长期这样持续下去。其二，由于改革前农业生产的极度低效率以及城市商品和服务的极度匮乏，这些领域经济活动的突然放开释放了巨大的初始能量，很容易取得惊人的增长率，但这样的初始能量难以持久，会迅速衰减。其三，在改革前"高积累"的支持下，中国已初步建立了一个工业体系，能在相当时期内支撑经济的发展，这就为暂时性地降低积累、同时增加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创造了条件，这也就是所谓的"吃老本"。因此，当这些因素的作用在短短的几年内很快弱化时，这一改革的"黄金时期"也就走到了其终结之时，中国不得不面临进一步的改革。 

（2）1985至1992年：价格双轨制导致部分人利益受损。

在渐进经济改革模式下，政治上基本没有任何改革，因此经济改革必然受制于意识形态。但历史的诡异却在于，意识形态障碍事实上把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孰先孰后的两难选择简单化了：由于企业改革因意识形态障碍太多而无法推行，剩下的选择就只能是价格改革先行了。经历了价格改革是"以调为主"还是"以放为主"的争论后，最后产生了价格“双轨制”。价格双轨制包括很多方面，如生产资料分配和价格的“双轨制”，利率“双轨制”、汇率“双轨制”等。

价格双轨制的实质就是将行政权力“货币化”、“资本化”，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在当时的条件下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它同时也会带来了长期性的严重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后果。美国经济学家墨菲、施莱弗和维什尼认为，如果所有的价格不一齐放开，就会产生资源配置的扭曲。而且，它会在能够获得变性补贴的国有企业与只能以市场价获得原料、设备和贷款的民营企业之间造成不平等的额经营条件，因此愈到后来就愈成为阻碍民营经济进一步壮大的因素。另外一些中国学者则认为双轨制的制度安排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给民营企业创业活动一定的空间，使各种类型的民营企业得以成长；另一方面，如果持续地给国有经济优惠待遇，又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民营经济的发展。特别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权力货币化”和“权力资本化”的制度安排造成了广泛的寻租环境，埋下了蔓延的祸根。如果不能及时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消除这一祸根，就有可能助长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酿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那个时候的“官倒”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当然如今的事实证明了这种结论。

   在1980年代中后期的价格改革阶段中，对整个社会成员的福利得失影响最大的是宏观经济。相当多数人群手中持有的货币量持续增加，但总需求的不断扩张也带来了通货膨胀，又降低了货币的实际购买力。改革不再是全民得利，而是使得一部分人的利益开始受损，一部分人却开始大量获利。大体现在以下两个个方面：

    1） 农民作为改革第一阶段得益最大的阶层，尽管继续保持着发展的势头，但与城市人口相比较，农民的收入开始相对下滑。并且，由于通货膨胀的因素，农民的实际购买力也呈现相对下降的趋势。可以欣慰的是，乡镇企业开始崛起，农民的就地非农转化进展迅速，此外，部份农民开始外出打工。因此，在农村人口整体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开始下降的同时，从事非农产业的部份农村人口的收益有所增长；

    2） 城市人口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但城市居民内部的收入分化开始显著出现。一方面，城市中的工商业经营者群体迅速崛起；另一方面，"价格双轨制"的运行给了许多人通过差价赚钱的机会，并从中获得巨额收入。此外，由于 "价格双轨制"的推行和总需求的持续扩大，内企业获得了相当多的利益，很大一部份内人员（包括事业单位和行政单位）的收入福利大幅度增加。相比之下，城市里奖金福利很少的工资收入者和退休人员的实际收入增长缓慢，其中约15%至20%的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开始下降。

   3）1993年至2002年：国企改制导致大量工人利益受损

     这个阶段是自南巡谈话开始的。这一阶段的推动力首先来自于政治家的政治意志，但也是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逻辑的自然延伸。尽管在这一阶段企业改革理应成为改革的主要内容。随着价格问题的基本解决，中国的国有企业面临着生存的危机。主要原因在于：首先是几乎所有国有企业都曾经在80年代总需求扩张阶段有过其利润增长的“辉煌”时期，但这些企业却未将所获利润用于资本积累，而是转化为消费，并积累起大量的冗员，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其次，国有企业改革滞后于价格改革的结果是，国有企业未能形成适应市场价格信号的内部机制，这给了新兴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很大的竞争优势。再次，因为未实行企业改革，企业的“内部人控制”现象普遍存在，、转移、偷拿等行为层出不穷。结果，随着国有企业的日渐衰落，大批国有企业职工被迫下岗、失业、放长假或提前退休。同时由于缺乏足够的财政能力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和福利，这些被推向社会的员工缺乏被市场接受，导致了这部分人的贫困化和边缘化。他们成为这个时期最大的利益受损者。

     我们可以举例说明当时国企的下岗情况，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在1978年占80%多的产值，到了2002年占98%，90%以上都是非国有的。国有职工包括工作人员。再看国有企业的职工，从1978年的6000万，改革以后还不断增加，增加到1992年的将近8000万，之后一路下降，下降最大的一年是1998年，一年减少了1970多万国有企业职工。

   4）2003至今：政企联盟导致绝大部分人利益的受损

     这个阶段是从新国资委正式成立开始的。这个时期包括以下内容：一、特大型国有企业上市，包括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中人寿等等；二是国资委等国有资产的企业，通过董事会的建立，治理结构完善，进一步重组。三是大的国有银行的上市，股份化改造，引进战略投资；四是股权分置的改革。这些措施的进行使国企开始走出大面积亏损的局面，并且具备了良好的盈利能力。可是市场的容量是有限的，赢利点也是有限的。国有企业的不断扩张开始侵犯民营企业的边界，不顾90年代后期做出的战略性收缩承诺，国有企业开始全面入侵各个行业。从2002年开始，关于“国进民退”的说法一直不绝于耳。这个争议在2009年推出四万亿救市计划，10万亿天量信贷，民企却没分到一杯羹，反而受损的情况下达到顶峰。

     这个时期的国企特别是央企还有一个新的特点，那就是随着他们的垄断日趋加强，而他们又控制着关乎国家民生的领域，他们的盈利开始建立在掠夺普通民众的基础之上。石油企业亏了，油要涨价；电企亏了，电要涨价；供水企业亏了，水要涨价；财政亏了，地要涨价。反正是涉及到他们利益的，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一切损失都由民众买单。这时候民众没有话语权，而不作为，因为无论是还是地方，都把国有企业视为其权力的基础和收入的来源。于是与国有企业或者与关系密切的企业构成了对国民财富的联合掠夺，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财政收入连续多年超过30%增长的原因，想想看，GDP的增长率撑死才10%，那么另外多增长的20%就是从国民手中掠夺而来的。这还只是所分到的部分，算算垄断所得，国民财富损失的更多。

这个阶段的改革已经开始危及绝大部分外的人员，一旦改革的结果是全民受损，那么改革就必然走向失败，最终的结果必是多输的局面。     

1.2  改革的成就

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举世瞩目，全国范围内经济社会生活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变。通过经济改革，极大地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和人民的生活状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1978年至2008年中国是同期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实现了30年持续高速增长，甚至在世界性经济危机面前依然保持了超过8%的增长率，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其他国家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

我们可以看看一下数据（讲课时使用）：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7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000亿美元，1982年达到2021亿美元。从此以后，我国GDP总量逐年稳步大幅增加，2010年达到397983亿元人民币。1978年，我国GDP总量居世界第11位，2000年超过意大利居世界第6位，2005年超过英国和法国居世界第4位，2008年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3位 ，2010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2位。

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1979-2010年人均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1%。收入的增加使城乡居民拥有的财富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10年底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21.8万亿元，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规模也不断扩大。城镇居民拥有的财产性收入占全部收入比重由无到有，上升到2010年的2.3%。

2.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原因综述

2.1衡量经济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

  尽管学术界中国经济改革的可持续性、效果和成功原因争议很大，但是一般来说都承认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改革是成功的。从学术界对中国改革以及其他国家改革是否的评价，我们可以总结出两条标准：

（1）经济转轨未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它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如果没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人人朝不保夕，犯罪活动猖獗，这必然会影响到各个领域的投资热情，没有投资，经济就难以发展。而社会问题往往是由经济问题引发的，经济的恶化无疑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动荡。这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2）经济实现了长时间的快速发展。一个国家的经济情况是否良好，必然要反映在经济的发展上。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竞争力的标志，经济的发展速度越快，持续时间越长，证明这个国家的经济越具有活力，经济领域也就越成功。

    标准1与标准2之同时紧密联系，相互制约着，并且存在着相互加强的惯性。一个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为能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最基础的的条件，没有哪一个国家经济的不断增长是发生在动荡不安的国家中；同时，经济稳定持续的增长由于给大多数人带来了利益，能够让社会民众安居乐业，这也就为社会的稳定创造了经济基础。正是在这两者的相互加强了，整个社会才能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阶段。如果这两者之间的某一个或者同时出现了问题，那么必将危及社会的健康持续的法杖。

中国经济改革自实施以来，并未大到能危及经济发展的大的社会动荡，即使存在小的动荡（19年）也很快被平息下去，这说明它缺乏大的社会土壤，国家整体是相对稳定的，这就符合了第一个标准。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无疑证明了中国是符合第二个标准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改革是成功的。我们接下来将从这些标准方面来分析，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原因。

2.2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原因分析

2.2.1经济转轨未发生大的社会动荡的原因分析

    1） 的行政分权。由于中国与苏联的矛盾关系，对苏联的关系十分敏感，在与苏联交恶后，他倡导行政分权反对计划，倡导每个企业、每个县、每个省的自给自足而反对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倡导群众路线反对专家路线，倡导技术落后的小规模自给自足的社队企业而反对技术先进的大规模国有企业，等等。而在1958至1961年的大跃进和1966至1970年的文化大期间，以及文化大以后，一个有效的计划在中国已不复存在。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实际上仅是一纸空文。于是一方面导致了中国农村仍然处于自给自足的传统的社会里，另一方面一方面它造成了在毛的中国协调机制的一个真空：既没有计划也没有市场能够协调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发展起来的劳动分工。这个真空在期间被准私人企业和集体企业填充，在1970年代被1984年后称作乡镇企业（TVE ）的社队企业和分权的双边及多边讨价还价制度所填充。这其实为的改革扫除了障碍，大大减少了初期的改革对整个社会的冲击。

   2）、中国特殊的经济社会结构。（1）农业雇用了71% 劳动力，但是直到1978年，中国的农民仍然生活在一个刚能维持生存的水平，远远低于非农部门的生活水平，农村真实的平均消费只是城市平均消费的1/3；在改革初期，中国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不能跨区流动；而据杨、王、威尔斯（Yang，Wang and Wills，1992）所记载，直到1978年，中国农村仍是一个相当自给自足的社会。1978年前中国农村商业化程度是0.3 ，这意味着中国农村能够通过商业化或者通过计划来发展高劳动分工水平，以一个低劳动分工水平发展一种商品化的市场容易些。以上三个原因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农村会首先发生改革，并且没有发生社会动荡；（2）社会保障网只提供给国有部门，占大约20% 人口。国有工业企业也得到补贴，但交叉补贴与苏联比并不普遍。这就意味着中国改革的成本相对东欧苏联而言小得多。同时由于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发展私人产权和相关市场极其困难，城市改革特别是国企改革就难以进行，直到现在国企改革仍然没有完成。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中国的城市改革相比苏联来说要容易的多，因为文化大一经瘫痪了整个计划经济。

    正式由于这种特殊的社会经济结构，使得萨克斯所认为的农村经济中的激进改革中取得了成功。同时吴敬琏、樊纲的外突破论、增量改革正是中国这种特殊的结构下，才获得了其现实意义。按张维迎的说法就是“随机行走，歪打正着”。实践永远高于理论，实不欺我。

     附：（中国作为一个农业经济，伴随着比俄罗斯规模大得多的重新分配劳动力开始了大规模的转轨。相比中国18% 的劳动力在非农国有企业而言，在前苏联，85% 以上的劳动力在非农国有企业。从1985年起，在苏联下，可能前苏联劳动力的99% （包括在国有和集体农场的14% 劳动力）被给予“铁饭碗”。在东欧经济里，极大部分工人也享受相似的保障。作为一个整体，中国改革比俄罗斯容易得多，因为在期间计划瘫痪了。）

   3）实际的改革震荡已经发生。一直以来学术界对中国78年后的经济改革一直抱着赞赏的态度，认为中国在改革过程中避免了灾难性的动荡，这是事实，但是并不全面。实际上在主持下的中国经济转轨相对平稳，并非完全是那个时代的成果。因为时代实际上已经为后来的改革扫清了很多的障碍，实际的震荡在改革开放前就已经发生了，只是不为我们所知而已。

     杨小凯认为，中国在在1958至1961年和1966至1970年期间中国经历了震荡过程，期间的大跃进和文化大直接导致了计划的瘫痪；在1971年至1976年间，大力推行行政分权试验，使得中国又一次经历了动荡。的行政分权在、省、县各级和公社之间划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而在苏联对全部的国有企业有统一的所有权。的行政分权改革到了手里，变成了区域分权，通过区域分权制度化了和省级间的财政关系而巩固了毛的行政分权。这两次大的震荡都为中国的经济转轨的顺利打好了良好的基础。

 4） 财政联邦主义。的区域分权规定，来自税收和国有企业利润的收入依据一定的分配规则在和省级之间划分。在邓的区域分权的早期，固定数量的省收入上交给，在后期，固定比例的省收入上交给。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这种财政联邦主义把地方的税收种类和征收机构与的税收种类和征收机构分离开。杨小凯与萨克斯认为，这种财政联邦主义制度安排很好的解决了经济活动中的剩余索取权问题，争取到了地方对改革的支持，刺激了地方发展地方经济的热情，从而成为90年代改革的推动力量。

2.2.2 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的原因分析

1）农业在长期压制下的补偿性增长。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农业部门一直严厉地控制，并被课以重税支持工业。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村有着强烈的改革冲动，并且一经放开，必然会释放巨大的能量，实现补偿性的发展。有数据表明，在农业改革的早期，农业部门的自由化和定期土地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产生了令人瞩目一次性的农业生产率提高。而一个简单的外推计算表明，1978年农业改革使水稻和小麦产量恢复了它们被1958至1977年集体化所压制的潜在增长趋势（集体化在1950年加速，在1958年灾难的大跃进达到顶峰）。

2）中国落后的经济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优势，即所谓的落后优势。但是对落后优势的理解，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看法。

    杨小凯认为，中国的飞速发展的原因在于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模式的模仿，以及日本、、、南韩和其他东亚国家丰富的社会试验也为新模仿策略提供了空间。、和其他新兴工业化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劳动密集型出口工业化新模式的免费信息，这种模式利用发达经济和不发达经济间人均真实收入的显著差异，出口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换取资本密集型设备。来自和的华商带来人力资本、企业家技能、制度知识和资本，这些对于中国模仿新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极其重要。中国也有意识地学习和的经验，例如，经济特区无疑是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的直接仿效。这些特区显著地减少了因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造成的交易费用。外国直接投资者的私利在特区内比在东道国的其他地区受到好得多的保护。

    而林毅夫则是从禀赋结构方面进行分析的，理论基础则是他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在他看来，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根本差别

在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别。所谓要素禀赋结构，是指一个经济中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存量的相对份额。自然资源通常是给定的，劳动力增加的速度取决于人口的增长率，各国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惟一可以有巨大的增长差别的资源是资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人均资本的存量上有很大的差距。而且不同国家在资本的积累率上也有很大的差距。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定位于尽可能快地提升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而提升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该国所遵循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国正是由于改革开放后纠正了其原来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发展基于劳动密集型和土地密集型的产业，从而享受到了中国土地和巨大人口优势带来的“红利”，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

3）产权的激励和市场机制的引入。钱颖一（2008）教授认为，激励对于提高经济微观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从而推动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激励有很多种形式，比如放权让利是一种形式，承包是一种形式，产权是一种重要的形式，公司治理是更为复杂的形式，但是所有这些最终都体现成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是为了为经济人提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激励。我们之所以强调产权，强调制度安排的作用，最终它体现在把激励搞对上。在中国的改革中，把激励搞对不仅是对个人的激励，家庭的激励，对企业的激励，也包括对的激励。（2008）的长篇论文《中国的经济制度》阐述的县域竞争制度

就论证了对激励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效应。市场机制的引入无疑是对激励最有效的机制保障。

4）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正处于西方发达国家大力推动经济全球化、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时期。在这个时期，国际贸易大幅增长，资本在全球范围流动，资源实现了全球配置，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于是中国进入了一个这个全球分工体系。大量的外资进入中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迅速增加，同时西方社会对中国商品有着很大的需求，这使得中国商品有着广阔的世界市场。而相对和平的外部世界为中国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3.当今中国经济改革的困境

   第三部分我们分析了导致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原因。中国改革达到标准（1）所分析的原因具有明显的历史特殊性，显然中国已经成功的渡过当时那一关了。但是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却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存在着永久性的需求。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一直就没有消失过，旧的因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消失了，但是新的因素又相继产生了。在改革的过程中，随着影响改革的很多不稳定因素已经消失，制约这些不稳定因素的因素也成为历史。但是在改革发展的过程又衍生了更多的不稳定因素，如果缺乏对这些不稳定因素的有效制约，任其发展，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社会陷入动荡不安中。

    中国已经进入这种历史时期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已经积累了太多的矛盾，改革过程中衍生出来的垄断、、分化、犯罪、高房价，成为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最希望解决的问题。然而在“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指导下，对这些矛盾或视而不见，或有心无力，或者笃信着政治集权的能量，认为采取必要额措施能够强行压制住，始终没有下力气解决。这使得人们对越来越失望，对现状也越来越不满，由此产生的社会群体事件频繁发生，中国社会已经陷入了动荡的先兆。

    标准（2）现在是衡量每个国家经济发展是否成功的最基本的标准。中国仍旧走在经济发展的路途上，但是以前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因素现在可能已经消耗掉了。在下面我将分析中国经济成功的源泉已经陷入了枯竭的境地，如今的中国又没有创造出新的支撑经济发展的因素，很明显，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陷入困境了。

     （1）农业的发展不可持续。Yang,Wang,andWills(1992) 估计了农村土地可转让程度并估计了土地所有权私有化的潜在收益。根据他们的人均真实收入、商业化程度 (劳动分工水平) 界定和行使产权的效率指数之间关系的经济计量模型，在1987年如果土地自由贸易被允许的话，中国农民的人均真实收入将增加30%。这再次验证了萨克斯和胡的断言：尽管在双轨制下，中国的农业部门有一个相当令人瞩目的发展绩效，但如果双轨制被完全的私人所有权所取代，就象1949年前的中国那样，中国的经济发展绩效将会更好，当前的农业停滞不前将不会发生。但是在缺乏土地私有化和自由买卖的条件下，农业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了瓶颈阶段，这从我们这些年对农业问题的关注就看出。

     （2）后发优势的丧失。

    萨克斯（Sachs ，1996）认为，模仿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工业化模式的策略，在缺乏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时，能够产生短期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然而，当模仿的潜力已经耗尽，或者劳动分工的网络变得日益复杂的时候，这种策略的长期代价将超过它的短期利益，因为这种没有自我制度创新能力及相关的制度基础设施。

   更一般的，当经济发展的后来者试图赶上发达国家时，它通常遵循着逆向的制度发展工程学。它首先试图模仿工业化模式；接下来是经济制度，诸如私人企业的组织结构；再下来是法律，诸如公司法；然后是政治，诸如代议制民主；它也许最终采纳一些宪政规则，诸如权力的制衡及来自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没有一个支配一切的政治势力的地缘政治环境里，不同国家间经济绩效的差异将产生改变意识形态和宪政规则的压力。诺思相信，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的变化比经济结构的变化要慢得多。

    而中国现代却局限于意识形态的约束难以进行进一步制度的模仿，在初层次的劳动分工模式模仿潜力已经耗尽，以及资源禀赋的约束越来明显，深层次的制度学习却没有跟上的情况下，中国的后发优势也已经或即将耗尽。

   （3）初期的激励与市场机制的潜力已经耗尽。

    国企越做越大，越来越多的企业从规模讲已经排到世界前列，但无论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还是从技术创新来说，中国的国企都无法和先进国家的大公司相比。原来所设想的通过重组国企来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目标显然没有达到。相反，随着国企的扩张，越来越没有边界，挤占非国有部门的发展空间。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央企和地方国企大肆挺进房地产等领域，国企正在改变原来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保持相对平衡的格局，对中国国民经济的结构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实际上，国企是通过垄断和行政权力来聚集财富的。很大程度上，国有企业已经演变成一种有效的财富转移机制，把财富从非国有部门转移到国有部门，从地方转移到，从大多人转移到少数人。如果通过垄断和行政权力就能获利，那么国有企业就没有动力通过提高生产力和追求技术进步了。很明显，垄断型国企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市场化的阻力。

     相比之下，非国有部门的情况就很不相同。尽管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在和法律上，非国有部门已经合法化。但这个部门仍然遇到无穷的实际的歧视，意识形态和法律上的平等性只是一纸空文而已。缺少资本的民间企业得不到国家控制的银行和金融系统的支持，而已经聚集了相当金融实力的民间资本则缺少投资的空间。令人遗憾的是，国家对民间融资要么不容许，要么加以过多的控制。如果容许民间融资，中国的非国有部门的投资是可持续的，因为资本过剩部门会流向资本短缺部门。在民间融资得不到发展而国家银行又不给有效支持的情况下，需要资金的非国有部门得不到发展，而资本过剩的部门没有投资空间，从而到处盲目流动，大势炒作一切可以炒作的物品，包括房地产。最近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新情况，那就是，大量的民间资本连同民间企业家流向了海外。因为全球化，如果中国内部的情况不能得到有效改善，这种趋势会加剧。

     （4）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考验着中国。

       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发生已经使得中国经济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很大。越南、印度等国吸收着越来越多的投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的商品面临着广泛的反倾销，中国与他国的贸易摩擦日趋频繁。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些问题困扰着中国，而中国的经济转型却一直未能成功。

    总之如今支撑中国改革成功的两个支柱都已经遭到了侵蚀，中国改革已经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如果不能从这些困境中走出来，中国的改革进程将会断送。

 4、改革走入困境的根源

     从四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当前社会各个方面的困境，可以归结于缺乏执行力。而缺乏执行力是因为的利益与民众利益的不一致，缺乏执行的激励。缺乏执行激励的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约束，缺乏一个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的约束。这个游戏规则在现实社会中称为宪政秩序。缺乏宪政秩序的经济改革在执行过程中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国家机会主义或直接产生以上一系列的问题，或者导致经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难以得到有效的解决。这就是中国改革如今走入困境的根源。

    4.1缺乏宪政秩序导致了国家机会主义的制度化

  中国是有的，但是缺乏宪政秩序。因为这部的制定本身就不是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过程。在中国的中，在序言里马列主义、思想的意识形态被当作中国权力结构合法的来源，它关于权力的来源带着强烈的封建色彩，这与西方中世纪所谓的“君权神授”、中国的“代天牧民”非常相似，而不是现代社会所谓的来自契约以及被统治者的同意。这是中国国家机会主义的思想源头，正是由于这种思想，在现代社会的今天，依然重复着连绵几千年的官逼民反的古老故事。

西方西方消极宪政主义者，如皮伦（Pilon ，1998）特别注意中国的三个特征：第一，它是实用主义的。它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定了一套特定目标。因此，它更象一个“中国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第二，在中国的里，没有关于公众如何批准的条款。它没有给出公民怎么参与并同意这样影响深远的一个目标的指示。这就产生了关于中国的合法性问题。最后，所有公民权利是由国家和党组织给的，但国家和党组织对权力的垄断来自“上帝”：马列主义和思想的意识形态，而不需要正当的理由。因此，皮伦（Pilon ，1998，p355）称中国的为“追求无限的一个纲领”。

的不公正直接导致了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中国党作为规则的制定者、仲裁者、执行者和参与者必然有着天然的冲动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惜牺牲整个社会的福利。这就犹如，当一位裸体的美女在你面前挑逗你，而你做任何事情都不必负责，因为制定规则的就是你。如果你还岿然不动，只有两种解释，要么你是圣人，要么你是病人。党员不是圣人，绝大部分也不是病人，那么绝大部分的人自然都会选择扑上去。现在的党就犹如站在裸体美女前的人，面临着诱惑，却没有约束。要想解决这个困境，有两种解决办法：第一，将裸体美女移走；第二、别人拿把顶着你的头。对于党员而言，第一种方法其实就是减少诱惑，减少权力的可操控空间，第二种办法就是加大对执行者的监督力度和惩罚力度，让所有人都感到头上选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这把剑就是宪政秩序。这两种方法的必要条件都是党必须从四位一体的角色中退出来。

可是中国党在改革过程中短暂示弱（表现为对关键一直收缩着国企的边界）后，更大程度上巩固着这个角色。这个可由对私人企业进入重要行业的垄断控制和国家掠夺私人企业为例说明。中国至今操控着石油、通信、邮政、航天、银行、保险、钢铁、新闻出版等其他行业，得到了数以万亿的利润，这些利润是来自于我们身上，却没有一分钱返还给我们这些所谓的全民股东。打着是世界上最贵的电话，加着世界上最贵的汽油，交着世界上最昂贵的金融手续费，交着世界上最重的税收，买着世界上最贵的房子，却享受着世界上最差的公共服务。不同层次的倾向于强加各种税和费以从他们的企业管辖权里攫取尽可能多的可观察收入。一项1998年安徽省私营企业的研究报告说，许多产品的总利润大约是总收入的10% ，同时总的税费加起来超过10% ，强加给一家私营企业的收费有50多种，这些收费的一些种类是自己发布的条例和规则所禁止的。而身兼规则的制定者、仲裁者、执行者和参与者的政治制度成为了国家机会主义的制度保障。

4.2 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危害着中国的经济与社会

按宪政经济学的思想，私有产权不可能由看不见的手产生，而是需要合法的强大 (因而可信) 的国家员警暴力为基础。但是由于国家惩罚偷盗的权力以统一，垄断，和强制性暴力为特征，所以它很容易被执政者利用来侵犯而不是保护财产权。而如何形成合法，强大的国家暴力用以保护财产，扼制偷盗，但同时找到一种机制能这种国家暴力本身的偷盗行为，就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而中国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却制度化了这种侵犯，即国家机会主义。

国家机会主义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国家利用手中的权力，打着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口号，追求着本身的利益，而不惜牺牲整个社会福利。而中国的国有制是国家机会主义的制度保障。因为国有制意味着实现了规则的制定者、仲裁者、执行者和参与者的角色统一。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任何“为人民服务”“为公众服务”和对游戏规则的承诺都是不可信的，会追求一党之私利而损害社会利益。承诺的不可信使社会大众不再相信公认的游戏规则，因而所有人的行为都变成非常机会主义，只要对己有利，可以不顾社会的道德准则，而使社会成为一个偷抢横行，机会主义和寻租行为盛行的社会。于是我们如今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产生的。

现代中国就处在这种“权贵资本主义”社会。权贵资本主义起源于八十年代的价格双轨制，最大的特点是钱与公权力的结合。这种结合必然又会衍生出垄断、、分化、犯罪。同时，由于权贵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对掠夺整个国民财富的基础之上的，不断攫取着短期利益，明显缺乏对长期利益的考虑和追求。对于深层次的改革，像经济转型、三农问题，缺乏内部激励机制，因此效果非常不明显。

正常来说，作为社会的最后一道屏障的法律是应该发挥相应的制约作用的。实际情况是，中国并非缺乏法律，但是缺乏对法律的正确有力的执行。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由于国家代理人又做裁判又做球员的机会主义行为直接损害了法律公正的根基，于是好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纸空文，而恶法合法化机会主义行为。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司法改革如此艰难，而作恶的法律（如拆迁法）执行的非常坚决，效率之高让世人惊叹的原因所在。同时，法治不彰和司法改革的艰难进一步激励了民众的机会主义行为，经济环境的恶化和人么道德准则的沦丧是必然的结果。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知道国家机会主义现在是如今经济社会困境的根源，我们只有从源头上解决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扫除中国改革的障碍，从而解决一系列的具体问题。

5、可行的解决办法

改革已经进入到攻坚阶段，我们能否从制度上解决中国继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关乎着整个改革的成败。从以上所述，我们很清楚中国现在改革的困境已经不是简单的经济上的措施就能解决的了。所谓的“发展是硬道理”的隐含意义就在于在中国解决不了当下很多社会政治问题的情况下，只能依靠适当的经济发展速度来缓解利益冲突的程度。可是，如今连发展都已经遇到了瓶颈，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我认为，改革的出路就在于跳出经济范畴这个圈子？使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先行解决社会问题，致力于建立一套所有国民都容易且必须遵守的规则，然后我们的经济才能真正改变我们经济现在所处的困境，国家才能实现真正的健康、持续的发展。一个可实现的现实途径：宪政共和民主。但是并不是宪政并非是充分条件，全民的无条件遵守才是关键。    

5.1需要什么样的规则？

   游戏规则是朝野各方所认同的一些行为准则，例如不能容忍政治，宗教，这些行为准则是以参加政治游戏的局中人对公众利益和道德准则的一些基本共识为基础。这些共识对“什么为对”“什么为错”有一些象信仰和意识形态一样的认同，对于错的行为，大家都有类似对偷窃应予全社会的反对 (Saction) 和惩罚的态度。即使偷东西的人是自己的儿子，也不能从私利反对社会和司法机关对儿子进行惩罚。

当代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宪政经济学指出，可以生存下去的宪政游戏规则必须满足模糊面纱的原则，这原则是：不管局中人在什幺地位 (是员警还是小偷，是在朝还是在野) 都认为游戏规则公平。我们在选择游戏规则时，不应该以自己的利益为选择游戏规则的标准 (即屁股指挥脑袋) ，因为一切以私利为目标选择的游戏规则是不可能被参加游戏各方都接受，而只有各方都同意的游戏规则才可能变成宪政游戏规则而流传下去。

因此宪政过程中，参加游戏各方要有起码的公心，都要在心中有把尺，在选择和遵守游戏规则时不能违反模糊面纱的原则。这原则用俗话来说就是分饼的人和第一个拿饼的人不能是同一人。正如自己夸奖自己的话是没有人信的一样，只有第三者仲裁 (司法，新闻自由) 才能有令人信服的公正判断。

游戏规则的公平性还在于失败方要自愿承认失败，这是为什么每次美国总统竞选，失败的候选人承认失败比胜方宣称胜利重要得多。因为失败者承认失败以游戏规则真正公平，满足模糊的面纱的原则为基础，他承认失败意味着承认胜利者的合法性，这在政治生活中尤为重要。例如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游戏规则歧视和最大的反对党，为日后执政党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制度化的条件，因此使一系列经济制度和经济的选择犯下严重错误。更重要的是，至今没承认失败，中华一直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另一个中国，形成局面。

所以规则的建立必须是在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之下建立起来的，最终的结果也应该是所有参与者都自愿同意的情况下产生的。

5.2建立对规则的信任

    建立一个公平、透明的游戏规则只是一个开始。推动社会经济良性发展最为关键的是要建立起所有民众对游戏规则的尊重和信任。如果有人违反并没有受到惩处，那么他人也会有样学样趋向于破坏规则，直到明面的规则形同虚设为止。吴思先生所提出的“潜规则”就是这样产生的。

建立对规则的信任包含着两个内容：（1）对规则的坚决实施。所有的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必须按照规则来，一切走程序，走流程，这样一方面减少了权力寻租的空间，另一方面规范了人们的行为，引导了人们对游戏规则的预期。一旦整个社会都遵循大家共同的游戏规则办事，交易费用大大降低，所有的人都将从中获益，民众也有继续维持规则的动力，社会就开始走向良性发展的轨道；（2）对违反规则的人严厉处罚。规则之所以失去信任是因为人们对游戏规则的预期与实际产生的游戏规则产生了差异，这种差异来源于对违反规则后产生的经验。在一次不经意的违规后，违规者发现自己并没有得到处罚，而违规行为由于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异还获益，于是他就有动机下次继续违法规则。而知情者发现后，对规则的信任开始动摇，处于一种人对利益的追逐，也加入这个行列中。如果这种行为不能有效惩罚，蔓延开来，规则往往就失去了存在价值。所以我们必须严惩违规者，使他的违法成本大大超过所获利益，以让违规者对规则敬畏，而不敢再犯，让旁观者警醒，坚定对规则的信任。这个严惩在初期尤为重要，因为当一个规则深入人心之后，每个人都愿意遵守，违规者将会受到所有人的鄙夷孤立，这种行为在社会上都能受到有效的制约。尽管建立对规则的信任监督成本很高和执行成本很高，但是这确是必要的。因为从长期来看，它所能剩下的交易费用将大大超过其成本。

人们对规则的信任建立起来的标准是失败者承认自己的失败，犯罪者认为自己的罪有应得，而不会对游戏规则有任何的质疑。

5.3 规则对问题的解决

   规则一旦建立，其他一切问题的解决都是顺理成章的。宪政秩序的改革严格界定了的角色和权力的实施范围，国家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滋生的土壤被铲除，生存空间被大大压缩，关键失去了合法化的外衣，伴随而来的权贵资本主义也将消失。由于宪政秩序的建立和人们对它的信任和维护，法律的公正问题得到了解决，一切违法行为将得到应得得惩处，社会环境也将由坏转好。另一方面，宪政秩序下的所担任的角色不再是人民的管理者，而是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供给者，他的执政重点也将转向社会的民生领域，分化问题、高房价问题、社会保障、环境污染问题，因为人民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直接影响到他的执政的可持续性。

     伴随着经济环境的好转和社会民生问题的改善，被公认为最有活力的民营经济将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和创造力；而不再与民争利也使得相对忠实于他的裁判角色，担负着引路者和维护市场环境者的角色。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中国经济的良性循环的轨道就在眼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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