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2008年度全国十大发现

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

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

陕西周原周公庙遗址

山东寿光双王城盐业遗址群

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

河南荥阳娘娘寨遗址

江苏无锡阖闾城遗址

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

河南新郑胡庄墓地

四川成都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

介绍：

1.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

因西安市泾渭产业园北区工程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自2004年5月起，在该园区的相关区域业已进行了长达4年多的考古工作，其中杨官寨遗址的考古取得了重大的收获。 

    杨官寨遗址位于高陵县姬家乡杨官寨村四组东侧泾河左岸的一级阶地上，海拔约498米。遗址北临雷村，东接徐午村，南距泾河约1公里，面积80余万平方米。泾渭两大河流在遗址东约4公里处汇合形成泾渭三角洲。4年来，针对杨官寨遗址的发掘面积已达185平方米，发现各类房址49座、灰坑6个、壕沟9条、陶窑26个、瓮棺葬33个、墓葬45座、水井5口，出土各类可复原的器物7000余件。发掘区以产业园北区的东西二路为界分为南北两区： 

    南区发掘面积约5615平方米，发现各类房址23座，仰韶时期灰坑496个、陶窑10个、瓮棺葬8个以及汉、唐、明、清时期的墓葬31座、水井5口。出土陶器5273件、石器353件、骨器303件、蚌器16件。 

    该区的史前堆积主要是庙底沟文化遗存和半坡四期文化遗存。其中，最重要的收获是在发掘区南端一东西走向的断崖上发现了成排分布的半坡四期文化的房址和陶窑。房址共发现17 座，基本是平面呈“吕”字形的前后室结构，前室一般是地面式，后室则为窑洞式，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窑洞式建筑群。在房址和窑址附近的H402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仅尖底瓶可复原的就达18件，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的陶胚残片和一件可能是用来制作陶器的工具---轮盘，说明这些由成排的房子、陶窑及储藏陶器的窖穴等遗迹构成的区域可能是当时的作坊区。 

    2007年—2008年，对长庆集团、万方汽车配件公司等项目的建设用地范围即杨官寨遗址北区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截至目前，发掘总面积已达10870平方米，其堆积主要为庙底沟文化遗存。共发掘仰韶时代各类房址26座、灰坑334个、陶窑16个、瓮棺葬24个及一些其它遗迹。其中，最重要的收获是庙底沟时期聚落环壕的发现。经初步钻探，环壕平面形状大致呈梯形，基本为南北向布局，周长约1945米，壕内面积24.5万平方米，壕宽约6-9米、最宽处约13米，深2－3米左右。环壕西部发现门址一处，宽2.7米左右，在门道两侧的壕沟堆积内（原编号分别是H776和G8-2）出土了大量陶、骨及石质文物，器物大多成层分布，保存基本完好。其中，镂空人面覆盆形器、动物纹彩陶盆、涂朱砂的人面塑残陶器等均为国内同时期遗址中十分罕见的珍贵文物。为了验证钻探资料、进一步了解环壕特征，对聚落西门址、环壕的东北角、西南角等部位均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其中在西南角环壕（即G8-4）中发现的巨型陶祖引人注目。目前，这些区域的考古工作还在进行中。 

    连续数年对杨官寨遗址的考古发掘，收获颇丰，至少可以概况为以下几点： 

    第一，基本搞清楚了该遗址不同时期聚落的布局。遗址北高南低，大致以南北二路，也就是庙底沟时期聚落的南环壕为界，南部多为半坡四期文化居民聚居区，而北部则是庙底沟文化的聚居区。 

    第二，大量半坡四期文化遗存的发现，丰富了关中中部地区特别是泾渭两大河流交汇地带该文化的内涵，尤其是遗址南部由成排分布的房址、陶窑及储藏窖穴等组成的制陶作坊的发现，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比较明显的分工，一部分家庭专门从事陶器的制造业，专门储藏陶器的窖穴的发现说明财产私有观念的出现和强化通过聚落形态得到了表现。这些均对认识当时的社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遗址北部发现的庙底沟时期环壕聚落，无疑是今年考古工作最大的亮点。首先，杨官寨遗址的发现使学术界聚讼已久的庙底沟文化聚落问题可望得到解决。就现有资料看，该遗址是目前所知庙底沟时期唯一一个发现有完整环壕的聚落遗址，加上其相对完好的保存状况等，均使它成为探索庙底沟文化聚落布局与社会结构等问题的最重要资料线索。其次，就该聚落本身而言，环壕周长达1945米，壕内面积（含壕沟）245790平方米，如此巨大的庙底沟时期环壕聚落遗址在全国实属罕见。据初步调查，在杨官寨遗址周围的泾、渭两河交汇地带，分布有韩村、上马渡、马南、渭桥村等仰韶时期遗址，但规模均小于杨官寨遗址，结合杨官寨特殊的地理位置等，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遗址也许就是关中庙底沟文化的中心聚落。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东北段环壕内侧接近沟边的位置还发现有疑似墙基的遗存，由此考虑，该聚落很有可能是一座庙底沟文化的城址。当然，这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工作去验证。 

    杨官寨的考古工作目前所显示的只是该遗址丰厚内涵的冰山一角。如此巨大的环壕由谁来组织规划和修建？环壕挖出的近11万立方米的土堆在了什么地方？环壕护卫的是什么样的聚落？其中的成员是怎样的社会组织形式？他们的墓地在哪里？为什么要将那么多完好的器物有计划的堆放在西门门道两侧的环壕中等等。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这些谜团将会被逐渐揭开。

2.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

临潭陈旗—磨沟墓地位于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王旗乡磨沟村西北约300米的洮河南岸、磨沟河西岸二级台地上，台地南北宽约500、东西长约1000米，面积近50万平方米。该台地是洮河上游南、北两岸最大的一块台地，其地势南高北低，相对比较平缓，在台地北部南岸、磨沟河西岸，西向东分布着庙底沟二期、仰韶晚期、马家窑、齐家和寺洼等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此遗址是甘肃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7—11月为配合九甸峡水库建设工程，对该水库淹没区范围内所涉及的文物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联合对该遗址内的齐家墓地进行发掘，墓地位于台地的东北部较低平的区域，海拔2225米，墓地东西宽约50、南北长约150米，面积近8000平方米，其东部有一条田间灌渠，因年久冲刷加之人为盗掘，墓地东北角约1000平方米被破坏。 

    此次发掘的面积约2000平方米，清理墓葬352座，其中齐家文化墓葬349座，寺洼文化墓葬3座。 

    齐家墓葬开口均在③层下，距地表深约80～100厘米，墓葬形制多样，有长方形土坑竖穴、竖穴偏室和瓮罐石棺火葬墓等形制。其中竖穴偏室墓占总墓葬的90％，在竖穴偏室墓中又有多种形制，如单偏室墓、左右双偏室墓或上、下层双偏室墓，竖穴偏室墓除个别不带头龛外大部分有头龛或脚龛，个别头龛和脚龛并存，除此之外少数墓葬还有侧龛。在葬式上也形式多样，有单人和多人葬之分，单人葬有仰身直肢葬、侧身直肢葬和侧身曲肢葬，也有少数二次葬；多人葬一般为多人分次葬，有些墓葬在埋葬制度上有殉人现象，殉人一般置于竖穴土坑墓道的填土中或墓道底部。少数竖穴土坑墓和大部分竖穴偏室在埋葬过程中使用封门板。352座墓葬方向基本一致，均为东南—西北向，方向在300°～320°之间。该墓地墓穴布局清晰，排列整齐，东西成列，南北成行。在2008年发掘的有限面积内东西16列，最长的一列已有20多座墓葬被发掘。每列方向与个墓方向基本一致，个别列数之间有加列的现象。从我们发掘的情况看，原始地表可能有墓上标志并做了整体规划，但现存只有个别墓葬竖立大石块作墓上标志的迹象。每列内相邻个墓之间一般不存在相互叠压打破关系，只有相邻列两列之间加塞的个别竖穴偏室墓和小型的竖穴墓存在相互叠压打破现象，但这种现象的比例非常低。 

    此次发掘范围内共发现寺洼墓葬3座，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向与齐家墓葬一致，呈东南—西北向，其中M181面积较大，有生土二层台和“井”字形木棺，并且与相邻的齐家墓葬有打破关系。 

齐家墓葬共出土随葬品2600余件（组），主要有陶器、石器、骨器、铜器及金饰器。其中陶器2000余件，陶色以泥质橙黄陶和黑褐陶为主，器物表面除素面者外，少数器物表面刷一层橘红色陶衣或施红彩，纹饰有细绳纹、篮纹、附加堆纹、弦纹、刻划纹等，有个别器物在腹部刻划动物形象，有龟、蛇、羊、鹿等。器形有罐、豆、盆、瓮、瓶、斝、碗、壶、器盖、陶球等，其中罐类占大多数，有单大耳高领罐、双大耳高领罐、单耳罐、双小耳罐、侈口罐、长颈罐、高领折肩双耳罐、高领圆肩双耳罐，夹砂陶陶色主要为灰褐色，器形以深腹侈口罐为主。也有零星彩陶罐。石器110余件，器形有磨石、研磨器、斧、凿、磨棒、权杖头、壁及制陶工具等。骨器约270件（组），器形有骨柄石刃刀、匕、铲、锥、针、签、釧、管、环等。铜器近100件（组），器形有刀、颈饰、耳环、泡、管、环、珠及其它饰件等。金器2件，均为耳饰。 

    在洮河流域发现如此大规模齐家文化的公共墓地到目前为止尚属首次，为齐家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填补了一项空白，并为研究齐家文化的葬俗葬制、社会结构、齐家文化与寺洼文化的关系等长期以来考古学界关注的重要学术问题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

3陕西周原周公庙遗址

    自2003年冬在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发现周人刻辞卜甲骨以来，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的周公庙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发掘。迄今已发现7处近千座先周、西周时期不同等级的墓葬、40多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1700余米长的夯土围墙，以及铸铜和制陶作坊遗存各一处，出土商周时期周人甲骨文近500字。经过近五年时间的田野考古工作，基本建立了该遗址的考古学文化编年框架，大致探明了遗址的规模和布局，为进一步探讨该遗址的性质及其相关的学术问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08年度的发掘工作主要基于两个学术目的，一是充实遗址考古学文化编年的材料，尤其是西周中、晚期的部分。编年体系的完善对遗址性质的认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二是希望在地面踏查和钻探调查的基础上，对遗址各功能区域的遗迹分布及其确切年代取得更准确的了解。为此，周公庙考古队选择了该遗址的庙王村东（ⅢA1区）、祝家巷北（ⅢA1区）及折树棱（ⅣA2区）三个地点作为发掘对象。发掘工作自9月1日开始，至12月中旬结束，历时100余天，发掘总面积1000余平方米。 

    在庙王村（ⅢA1区）发掘地点，共清理商周时期灰坑等遗迹近百座，以及龙山时代房址、陶窑和灰坑等各类遗迹近60座，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一处客省庄二期文化晚期的院落遗迹。

该院落遗存主要由一个天井庭院、两孔窑洞和一个通道组成。天井院落大致为半圆形，半径约5米，面积约40平方米。两孔窑洞位于天井院落的东、北两侧，门道均朝向庭院。东侧的窑洞，顶部坍塌，室内平面形状呈“凸”字形，地面面积为10.1平方米。窑洞残存最高处距室内地面约2.5米。窑洞墙壁抹草拌泥与白灰面，地面亦抹白灰面，在室内正中心地面上有一个十分规整的圆形火烧面，直径约96厘米。北侧窑洞仅发掘了其南半部分，室内地面为白灰面。在室内转角与洞门口西侧，各有一个“壁炉式”灶，其中室内的灶保存完好。在庭院西侧还有两座壁炉式灶。两口窑洞的门道旁，各发现一处保存火种的遗迹。在庭院的地面上有5个柱洞和2处火烧坑遗迹，东南部的地面上，放置几件较完整的陶器及几件制作精美的石刀、石凿等石器。在这些陶器和石器之间有一具男性人骨架（部分骨骼在掩埋前已遭扰动）。天井庭院的通道应朝向西南，残余较少，通道的南壁上有一个地洞式窖穴。保存如此之完整的窑洞院落遗迹，在客省庄二期文化中尚属首见，这对探讨当时的社会的经济形态及组织结构皆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折树棱（ⅣA2区）发掘地点所获均为西周时期遗存。共清墓葬73座、马坑2座，此外还清理房址2座，灰坑9座。墓葬被盗扰破坏十分严重。均为中、小型墓葬，年代从西周早期延至西周晚期。未见腰坑、殉狗、殉人等葬俗，随葬陶器多为单件鬲或鬲、罐组合，与周原遗址同时期墓葬相比，具有明显的自身特点。该地点是周公庙遗址已发现的七处商周时期的墓地之一，不同墓地的独特葬俗可以成为讨论该遗址居住人群构成的重要依据。同时由于该墓地北侧紧邻铸铜作坊，两者间是否有联系的问题也值得做进一步的探讨。 

    祝家巷（ⅢA2区）地点现阶段清理的主要遗迹为一条东南——西北走向的大沟（ⅢA2Ｇ２），该沟直接被耕土层所叠压，其上部因平整土地之故被破坏。现存沟口最宽处约6米，沟自深最深处约2.5米。沟内填土可以根据土质、土色和包含物的不同分为若干层，其中包含大量西周时期的陶片、空心砖、夯土建筑残块、铜器残片、兽骨等遗物，尤为最重要的是还有大量西周的卜甲。根据出土陶器的特征可以初步判断这些堆积形成的年代为西周中期偏早阶段。 

    在G2的填土发现卜甲7651片，绝大多数为碎小的残片，残存面积一般在3平方厘米左右。所见卜甲的修整方法与钻凿形态，与过去在陕西周原、洛阳北窑等遗址所见周人卜甲的特点完全相同。经初步整理，共见有字卜甲685片，初步辨识出刻辞约1600字。 

    由于卜甲破碎比较严重，缀合的工作尚未及进行，卜辞完整者较少，从现存刻辞的内容来看，可以初步归纳为以下几类： 

    人物 

    卜辞中出现的重要人物有：王季、文王、王、周公、毕公、召公和叔郑等。

王季与文王均周先王。提到王季的一条卜辞曰：“其者（燎），其自王季。三月。”王季是古公亶父之子、周文王之父，传世文献或称“季历”。一片卜甲刻有“ ”字，是文王之“文”的专用字，与金文所见相同。 

    卜甲刻辞常见单称的“王”，无疑是指当时的周王，卜辞卜问“王其于西宫宿”、“王往征……”、“十月，王迺于旜……”、“王其事（使）……往……”等事件，说明“王”与占卜者的关系很密切。 

卜辞中出现了周公、毕公、召公等周初重臣的称号。卜辞“三月既生霸祭，周公酓（？）……”字口涂朱，其行款走向先顺兆枝方向，遇千里路折而下行。“毕公”及“毕”多次出现，召公之名“奭”字一见。2004年周公庙遗址曾经出土过“周公”字样的卜辞，此次又见，结合遗址的年代来看，说明周公庙遗址与周公家族有密切的关系。 

    另一片卜辞：“曰：叔郑其取妆（裝）。”此“叔郑”或即毛叔郑，在武王克商次日入商纣宫举行仪式时“毛叔郑奉明水”。 

卜辞两见“宬”，此字亦见于周原凤雏村出土卜甲刻辞，应即文王之子郕叔武之国。 

    2、方国 

    卜辞数见“周”、“于周”等字。另有“新邑”即成周，与“毕”同见于甲尾刻辞。卜辞两见“商”，一辞曰“至商”，可能与周初形势未定有关。文王所伐之“崇”，在卜辞中两见。另有“繁”与“蜀”、“微”等。记繁之辞为“曰：眉往繁。既。玆卜用。”“翦繁”已见于03年周公庙背甲刻辞，据李学勤 先生考证，应即《汉书·地理志》的蜀郡繁县，位于今四川新繁[1]。“蜀”与“微”都见于《周书·牧誓》，曾与周武王共同伐纣。蜀也见于周原凤雏卜甲和西周早中期金文，穆王时期铜器班簋铭：“秉繁、蜀、巢令”和晋侯墓地所出土的韦甗铭“使于繁”。僰是西南夷名。繁与蜀、微、僰应为周初时周邦的与国。 

    此外，本年度出土卜辞还有“曰戎來，戎……”，戎见于04年周公庙甲骨卜辞。“令薛叔……”、“眔龚”等残辞也涉及方国名称。 

    3、祭祀 

    为数不少的卜辞涉及祭祀。例如：“……其尚乎（？）……既祭……问姜……”，“正氏以孚牲，其用□”，“曰：弗有毋祭念周……”等。比较重要的一条祭祀卜辞为：“曰：唯宁风于四方三犬三彘。既吉。兹卜用”，其卜问用三犬三彘对四方社稷举行宁风的祭祀。《周礼·春官宗伯》“小祝”职掌：“祈福祥，顺丰年，逆时雨，宁风旱”。按宁风卜辞屡见于殷墟一期甲骨，例如《甲骨文合集》34137：“甲戌贞，其宁风，三羊三犬三豕。”30260：“癸未卜，其宁风于方，有雨。”32301：“丙辰卜，于土（社）宁风。”34139：“癸亥卜，于南宁风，犬一。”此条周人卜辞宁风祭祀的神灵与祭牲，与上述殷墟卜辞惊人地相似。 

    4、战争 

    卜辞中屡次出现“翦”字。按此字早见于周原凤雏村出土卜辞以及2003年周公庙出土背甲刻辞，经学者考订，应读为“翦伐”的“翦”字。[2]凡见有此字的卜辞，多与战争有关。例如：“十羊。  ……既，王兹翦……”、“……不每（悔），翦”、“……于三月……迺翦……酉……”、“……我囟获……翦。同月……”、“……海，翦。”、“尚迺翦”、“翦”、“□兹翦”。以上卜辞“翦”字常用于验辞，因为文例简略或者残损，翦伐的对象暂时不得而知。 

    5、纪年与历法 

    卜甲刻辞屡见纪年、月、日、及月相，是周初历法四要素研究的资料。纪年资料仅有一条，“……于五年”。纪月、日及月相资料常常相连，残辞所见，有“今某月”、“来月”、“兹月”等用语指称远近诸月份，也有“方死霸”、“既死霸”、“生霸”、“既望”等月相名称。例如：“三月隹癸[未□]生霸，雩[四日]丙戌，高……曰……”，这种纪时的格式，与周初文献所见“某月干支月相，越若干日干支”相同；或者在月相前面不记干支，作“某月月相”的卜辞也有发现。这都是周初月相定点说的有力证据。 

    6、占梦 

    本次出土的卜辞，有两条卜辞均称：“曰庸梦庙”，应是占梦之辞。《周礼·春官》有“占梦”之职，掌管占六梦之吉凶。这类内容也见于殷墟卜辞。 

    7、卜辞格式 

    商、周卜辞格式不同。今年所获周卜辞中，常见作为前辞的“曰”、“曰唯……”、“曰其……”、“召（兆）曰”、“曰巳（读为已，意思是停止）”等格式用语，也常见作为命辞结尾的“囟亡（无）咎”、“亡（无）每（悔）”、“不每（悔）”、“囟弗悔”等用语，另有“既吉”、“兹卜用”等占辞或验辞。 

    8、筮法 

    以往其他西周遗址出土的卜甲或卜骨有刻有筮数的数字卦。但在此前，周公庙遗址却从未出土过类似内容的卜辞。本年度发掘所得的卜甲，出土了20余条筮数刻辞，所涉及的筮数有“一”、“五”、“六”、“七”、“八”、“九”，丰富了研究周初筮法的资料，有助于探索周易筮法以及卜与筮的关系。

迄今为止，全国共有10个遗址（周公庙以外）出土过西周刻辞甲骨，共计约1100字。而目前仅周公庙遗址所见西周甲骨文已近2200字，周公庙遗址已成为出土西周甲骨文最多的一个遗址。此次发掘所获极大的丰富了西周甲骨的材料，随着整理和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当为“西周甲骨学”的研究带来新契机，也有理由期待周公庙遗址的新发现将为西周考古与历史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4山东寿光双王城盐业遗址群

双王城盐业遗址群位于山东省寿光市北部双王城水库周围，面积达30平方公里。自2003年以来经七次大规模的田野工作，已发现古遗址83处，其中，龙山中期3处，商代晚期至西周初期76处，东周时期4处，金元时期6处。双王城是目前沿海地区所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盐业遗址群。 

为配合南水北调东线山东段东输水利工程建设，2008年，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文物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寿光市文化局组成的考古队对水库工程占压的07、014A、014B和SS8四处制盐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工作。其中对014A遗址进行了全面地揭露。清理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发现了一批与制盐有关的重要遗迹和遗物，基本了解了该地区商周、金元时期制盐工艺流程和生产规模。

一、商周时期制盐遗存。 

（一）014A制盐作坊遗址，清理面积2600平方米，完整揭露了一个制盐作坊。作坊由卤水井、卤水沟、各类坑池、大型盐灶、储卤坑和灶棚组成。 

制盐作坊的布局为：卤水坑井、盐灶、灶棚以及附属于盐灶的工作间、储卤坑等位于地势最高的中部，以之为中轴线，卤水沟和成组的坑池对称分布在南北两侧，而生产垃圾则位于盐灶、工作间周围空地和废弃的坑池、灰坑内。 

    坑井位于中轴线西部，已发现不同时期坑井（盐井）3口。KJ1保存较好，口大体呈圆形，直径4.2－4.5米，深3.5米。坑井下部周壁围以用木棍和芦苇编制的井圈，坑井底部还铺垫芦苇，这样，便于渗集卤水和防止井壁塌陷。由于木棍和芦苇常年浸泡在卤水里，崭新如故。由于这一带地表浅层内没有淡水资源，加之坑井与水沟、坑池相连，我们认为这些坑井就是当时的卤水井。 

    坑井外围有一不规则浅坑，南、北端各伸出一条沟，分别通向南、北两侧的坑池。沟内堆满颗粒稍粗的淤沙和淤泥层。 

    南、北两侧的坑池呈成组出现。每组坑池包括一个弧边长方形大型坑池、一个弧边正方形中型坑池以及连接二者的宽沟。由于坑池的不断整修和掏挖，坑池分别向南、东南、北、东北部扩展，早期坑池被晚期坑池破坏，只有晚期坑池保存较好。北部残存5组、南部保留了4组不同时期的坑池。大型坑池位于南北两侧，面积150－350平方米，池内堆积着颗粒较细的灰白色淤沙和深褐色粘淤土层，具水平层理。坑池边缘还有若干处豁口。中型坑池分别位于东南和东北部，面积在100平方米左右，池内堆积着呈水平层理的灰绿色淤沙，每层间都有板结的硬面。在坑池整修过程中，灰绿色淤土还被平整夯打过，使之成为新坑池的底面。所有沟、坑池和宽沟都建在粘性较大的土层上，底部普遍经过夯打加工，个别地方还铺垫粘土，底面光滑平整，非常坚硬，这样可起着防漏、防渗作用。 

    经全站仪测量，从水沟到大型坑池、中型坑池，地势逐步降低，落差分别在10厘米以上，水沟与中型坑池之间的高差竟达25厘米。说明水流方向应该是由水沟先到大型坑池，最后再至中型坑池。 

    由堆积特征判断，大型坑池应是沉淀池，与之连接的中型坑池为蒸发池，并具有保存卤水的功用。南部大型坑池面积大，南半部分地势又比北半部分高，又有坚硬的板结层面，说明卤水在北半部分集中沉淀后，漫流到南部区域，在蒸发中，卤水析出钙化物，形成了板结面，说明这类坑池也具有为蒸发功用。大型坑池边缘上的豁口，似是排淡口。雨水来临时，在坑池下风口处开口，能将浮在表面的淡水排出。蒸发池内的灰绿色沙土，可能是随着池内卤水浓度的增加，与卤水中某些元素的富集和变化有关。 

    盐灶和灶棚位于中轴线的中心。修挖灶坑和搭建灶棚前，先挖长20、宽16米、深0.5米长方形大坑。坑内铺垫纯净的灰褐色沙粘土。在垫土之上中心部位修挖灶坑、储卤坑，在两侧挖槽埋柱，搭设灶棚。 

    盐灶由工作间、烧火坑、火门、椭圆形大型灶室、长条状灶室、三条烟道、三个圆形烟筒以及左右两个储卤坑组成。总长在17.2、宽8.3米。工作间位于东部，呈圆角长方形，为半地穴式，长5、宽4.2米，存深0.3米，底面由东向西倾斜。底部大约可分3个活动面。每层活动面都经过加工和践踏，非常坚硬。上层活动面上还出土了盔形器碎片和较多的生活器皿陶鬲、甗、盆和罐等碎片。工作间西部有亚腰形的烧火坑与大型椭圆形灶室相通。 

    椭圆形灶室规模较大，东西长5.5、南北宽4.3米，面积近20平方米。灶室壁存高仅0.1厘米。灶室周壁和底面多遭到晚期堆积的破坏和动物的钻营。 

    椭圆形灶室向西通向长条形灶室。灶室已被晚期堆积破坏。长约4米，复原宽0.6－1.4米。灶室西端和南北两侧各有一窄长条烟道和圆形烟筒。烟道长在2米以上，烟筒直径均超过1米，存深0.3－0.5米。烟筒底部保存有若干层烟灰。 

    椭圆形灶室南北两侧各有一个圆角长方形坑。坑周壁、底部都涂抹一层薄薄的深褐色粘土和5厘米厚的的灰绿色沙粘土，并经加工，使之坚硬，防止渗漏。坑内底部堆积5厘米厚的灰绿色淤沙层，呈水平层理状，说明坑内存放过水。灰绿色淤沙土与紧邻的中型蒸发坑池内的堆积一样，说明坑内的水来自后者，这两个坑池又位于椭圆形灶室两侧，其功用应是储卤坑。 

    灶棚平面形状近似正方形，边长15.5米，面积达230平方米。只在南、北两侧挖槽立柱。木柱排列成的墙体略成弧形把灶室、烟道、烟筒和储卤坑包围在中间。出口位于西北部口，进口位于东南部。基槽紧贴长方形大坑的南、北两壁。槽呈弧边长条形，长15.5米、宽0.7－1.4米，存深0.15米，在基槽底面挖洞埋柱。南、北两排各有16个柱洞，柱洞几乎呈等距离分布，排列紧密。柱洞直径0.5－0.7米，深约0.5米。洞坑壁和底部涂抹深褐色粘土，可防止木柱腐烂。 

    南部烟道和西部烟道与南排柱洞之间范围内还保存有活动面。活动面由东向西倾斜，面积约30多平方米。活动面至少可分为4层，为烧土面、践踏而成的灰土面和铺垫的沙粘土层，比较坚硬。该范围应是居住区。居住区东侧还发现了一座盛放淡水的长方形坑和两座圆形窖穴 

    工作间东部为灰坑集中区，坑内堆积物多为草木灰、盔形器碎片和烧土，也见少量的生活器皿。说明该区域应是生活和生产垃圾区。 

     (二)014B遗址，位于014A遗址的南部，二者有25米长的生土带相隔。我们只对遗址中心的盐灶、灶棚和储卤坑及相关遗迹进行了清理。 

    盐灶除了工作间被破坏外，其余保存完好。盐灶由火门、椭圆形大型灶室、长方形灶室、烟道、圆形烟筒及左右两个储卤坑组成，存长13、宽9米。 

    修挖灶坑和储卤坑之前，先挖“凸”字大坑，坑长13.2、东南部宽10、西北部宽3.3米，深0.56米，直壁、平底。坑内铺垫从它处运来的黄褐色沙粘土，经层层夯打，使之坚硬。在夯土之上再修挖灶坑和储卤坑。 

    火门呈簸箕状，西宽东窄，西部渐宽与椭圆形大型灶室连为一体，火门底部及左右两壁烧制坚硬，颜色呈砖青和砖红。火门底面上有一层草木灰。火门口下部至少还有三层烧结层面和相应的灰面，表明经多次使用或修补过。 

    椭圆形大型灶室，长4.5、南北宽3.6米。周壁外斜，灶室剖面略成袋状。灶室最深处达0.70米，一般在0.50米。灶室内堆积主要为红烧土和黄白色块状物。大约可分三大层，每层都有紫红色的烧结面，说明灶室内至少经过了三次修整。最下部层面保存较好，距火门和南北壁附近地区，底面烧结坚硬，其他部位松软，南、北两侧的附近底面上还有薄薄的烟灰和草木灰层，可以看出走火的痕迹，而灶室中间的半月牙形土台没有直接受火痕迹，只是间接受到火高温的烘烤，变得坚硬，颜色呈青紫和黄褐。因多次平整，土台保存较差，长2.1，宽1.2米，存高仅0.1米。灶室周壁烧结坚硬，烧结面厚达20－30厘米，大体分为两层，内层呈红色，外层呈米黄色。 

    椭圆形大型灶室向西、向北各通向一中型灶室。向西的灶室大体呈长方形，长5.5、宽0.80－1.7米，保存深度0.4－0.6米。室内堆积也可分为三个大的层次，大体与椭圆形灶室相对应。东部烧面较硬，西部烧面松软，上面覆盖着烟灰。烟灰大体分出若干个层，系多次使用的结果。 

    长方形灶室西端和西南各由一烟道、烟筒。烟道底面向烟筒底面倾斜。烟道较短、较窄，约1米，窄处仅0.3米。烟筒口呈圆形，直径约1米，深0.6－0.7米。周壁还粘贴盔形器碎片。烟筒内堆积上部为倒塌的烟筒顶部烧土，下为烟灰层，厚达0.1米，能分出若干层。表明烟道和烟筒经过了若干次使用过程。 

    大型椭圆形灶室南、北两侧各有一储卤坑（H2、H3）。坑口平面呈方形，直壁、平底。周壁和底部涂抹5厘米厚的深褐色粘土和灰绿色沙土，并经加工，使之坚硬，防水渗漏。底部有厚达5－10厘米的灰绿色淤沙层。H2，长1.米，深0.5米，西壁向外有凸口，宽0.3米，似是上下或踩站的地方。淤沙层面有10数件完整的盔形器，其中四件还连接在一起，个别盔形器底部还粘有草拌泥烧土。坑底底部铺垫10厘米厚的褐色粘土，并经过了层层夯打。 

    盐灶左、右两排柱洞组成的弧形墙体把灶室、烟道、烟筒和储卤坑围在中间。灶棚东南、西北部为进、出口。灶棚平面呈梯形，东西长13.3米、南北宽（中部）16米，西北部出口宽12米，东南部进口宽17米。棚内面积近200平方米。南排几乎等距离分布着15柱洞，北排残存14个，柱洞（坑）间距5－30厘米。立柱前先挖柱坑，坑内填满黄褐色沙粘土，中间挖小坑埋设木柱，小坑周壁和底部涂抹深褐色粘泥。南排、北排柱洞与盐灶之间铺垫一层灰绿色沙土，厚5－40厘米，并略加工。 

    盐灶外西部废弃的坑池内，堆积着盔形器碎片和烧土堆积层。在长13.5、宽10.5米区域内已清理出六层。其中，编号C7为单独一片堆积，呈不规则圆形，直径4米多，厚达0.25米，可能是一次煮盐后倾倒的生产垃圾。灶室南部废弃的坑池堆积着厚达半米的草木灰层，夹杂着坚硬的灰白色钙化块，草木灰层堆积长度超过15米。这里应是烧火垃圾。 

    东部排水沟铲刮的剖面和钻探表明，014B盐灶南北两侧也有成组的坑池，各类坑池内堆积与014B同类坑池相同，说明二者制盐作坊区的结构也是一样的。 

    014B遗址灶室内出土了成堆的白色和黄白色块状物，其特点是内部呈颗粒状、空隙大、结构松散、重量轻。生产垃圾内还发现了成片的白色粉状物和灰白色硬块。这些应是煮盐过程撇刮出来的钙化物和碱硝类。所发现的盔形器腹部内壁多存有白色垢状物。显然，盔形器应为煮盐工具。但商代的盔形器绝大多数为泥制陶，不能直接受火。此外，绝大多数盔形器底部和腹部没有烟炱和二次受火的痕迹。因此，煮盐中如何摆放盔形器要考虑的。由于各灶室底面都有很硬的受火面，烟道和烟筒内有很厚的烟灰，说明灶室应是封闭的。我们在生产垃圾内发现了成片成堆的草拌泥烧土堆积，其特点是结构疏松，质轻，形状多数呈圜底状，内壁还粘印绳纹，部分呈扁平状。有些盔形器底部也粘带草拌泥片。2007年，我们在编号SL9遗址YZ1室内还保留了塌陷的盔形器及底部涂抹的草拌泥层，灶室周围还发现圆柱状、扁柱形、方柱状和长条状烧土残块，个别存长20多厘米。这些充分说明灶室上应该搭设网状架子，网口内涂抹草拌泥，其上再置放盔形器。长条灶室有利于搭架子和置放盔形器，而直径达3.5－4.5米椭圆形灶室，直接在上面搭设架子，框架较宽，置放盛满卤水的盔形器，会因为重量太重，易塌陷。但灶室中间存在的半月形土台，可以让框架间距缩短，解决承重问题。 

    盐灶上搭设大型盐灶棚，其作用主要有三。其一，防止盐灶和储卤坑的雨淋和风吹日晒而导致的塌陷、毁坏，利于盐灶多年反复使用；木柱粗，埋设深，排列密，可防风御潮。其二，春末夏初，该地区多吹东南风，灶棚门口朝向东南，出口位于西北部，这样顺风，助火势，利煮盐，方便排火烟。其三，考虑到厂棚面积远远大于盐灶，且棚内有上百平方米空地，上还还铺垫着干净防潮、防水的灰绿色沙粘土，有些部位保留有烧土硬面和活动面，说明那里可以住人，也可作为仓库使用，储放盐制品、制盐用具和生活物资。 

    各制盐作坊出土的生活器皿有绳纹鬲、绳纹甗、素面鬲、素面甗、簋、罐、瓮、盆、豆等，其中甗的数量较多。时代为殷墟二、三、四期至西周早期。盔形器占陶器总数的95％以上，商代晚期为泥制灰陶和褐陶，西周早期出现夹沙灰褐和红褐陶。 

    二、金元时期制盐遗存。 

    制盐遗存有盐井、盐灶、卤水沟、过滤沟、储硝坑及半地穴式房屋等。 

    卤水井4口，位于07遗址南部的水沟内。井口上部已被破坏，暴露部分的口径在4米以上，井周壁围以木棍和芦苇，内淤积着黑色淤沙淤泥。 

    卤水沟呈直条状，直壁，平底，沟内堆积着灰白色淤沙和淤泥层。014B遗址G1，长近30米，南北向。由北向南倾斜。 

    过滤沟，长度超过25米，沟宽1米左右，深半米以上。沟平面呈长条弧形，底部一端向另一端倾斜。沟底等距离分布着十几个长方形小坑，坑长0.80米、宽0.50米，深0.60米，间距约为1.5米。小坑内堆满淤土淤沙。该类沟应是卤水过滤沟，卤水在沟内流动时，淤泥、淤沙会沉淀到小坑内，这样，卤水就会得到净化。 

    盐灶多位于过滤沟的两侧，一般两座并列为一组。盐灶一般由工作间、储灰坑、火门、灶室、烟道构成。均为地穴式，即在地下修挖成工作间、灶室、储灰坑、烟道等。就盐灶的平面形状而言，可分长方形和圆形两类，前者规模很大，总长超过10米，工作间一般呈正方形，个别呈桃叶形，工作间边长2.5米，深在1.5米左右。工作间两侧或角落处有储灰坑。灶室长1.5、宽1、深0.8－1米。烟道呈长条形，一般长达数米。烟道上还有圆形或方形小型灶室。圆形盐灶规模小，灶室直径在1米以内，总长仅数米。工作间比灶室、烟道略深，烟道由灶室一端向外倾斜，便于烧火和火焰流动。工作间内多有草木灰和白色块状物。就灶室形状和有关遗存分析，当时的煮盐工具应是长方形铁盘和圆形铁锅。 

    储硝坑，均位于盐灶旁。坑口呈圆形，圜底，坑壁经过加工，比较规整。周壁保存着白色粉状物。据分析，这种白色粉状物是在煮盐过程中漂浮在卤水上的物质，可能硝碱类。硝碱是煮盐中的副产品，碱硝是皮革加工的必需品。 

    从出土的白瓷、黑瓷碗、盘、罐及陶瓮、盆、板瓦、青砖看，这些制盐遗迹的年代为金元时期。 

    三、初步认识 

    1，这次发掘首次完整地揭露了一个商周时期制盐作坊。通过多年的考古工作，我们对渤海南岸地区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的制盐工艺流程有了基本了解。制盐原料为浓度较高的地下卤水而非海水。从井坑内取出卤水后经卤水沟流入沉淀池过滤、沉淀，卤水在此得到初步蒸发后，再流入蒸发池内风吹日晒，形成高浓度的卤水。把制好的卤水放入盐灶两侧的储卤坑。在椭圆形和长方（条）形灶室上搭设网状架子，网口内铺垫草拌泥，其上置放盔形器，在工作间内点火，往盔形器内添加卤水，卤水通过加热蒸发后，不断向盔形器内添加卤水。煮盐过程中还要撇去漂浮在撇刮出来的碳酸钙、硫酸钙、碳酸镁、氯化钾等杂质。待盐满至盔形器口沿时，停火。盐块冷却后，打碎盔形器，取出盐块。 

    据记载，莱州湾一带最早的盐井为唐代，双王城商代盐井的发现，把该地区盐井的历史提早了1500多年。这是中国沿海地区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盐井。沉淀池、蒸发池的出现，说明商代盐工已经充分了解了渤海南岸地区春季的干燥多风，蒸发量高等气候特点，利用日晒和风力等自然力来提高卤水的盐度。这是后来晒盐工艺的雏形。沉淀池、蒸发池也是目前中国商周盐业考古的首次发现。 

    盐灶、盐池和灶棚规模之大，保存之好，实属罕见。据计算，一个盐灶同时可以放置200余个盔形器，每个盔形器至少能容2.5公斤盐，一个制盐单位一次举火可获则达上千斤盐，双王城同时存在着至少50座盐灶。也就是说，仅双王城一带每年的产盐量就达4、5万斤。根据我们多年的调查，在渤海南岸地区至少有10个像双王城这样的盐业遗址群，可知当时的年产量是相当大的。规模如此之大，该地区商周制盐业应存在着统一的组织和管理，商代盐业生产拟是国家控制下的产业（官产）。如是，这应是中国古代盐业官营制度的开始。 

    2，根据目前考古发现，金元时期该地区的制盐流程可复原为，从卤水井汲出浓度较高的卤水，倒入卤水沟和过滤沟内，水在沟内流动过程中，淤土淤沙就会沉淀于长方形小坑内，卤水得到了净化。把卤水放入盐灶上的铁盘或铁锅内，点火熬煮。在熬煮过程中，撇刮出漂浮在上面的硝碱，单独存放，以做它用。不断向铁盘或锅添加卤水，待锅盘内满盐后，就停火，把盐倒出。根据所发现的灶面的大小判断，每盘可出盐上百斤，而每锅出盐约二、三十斤。 

    据有关文献记录，金元时期，沿海地区制盐原料为海水，通过淋灰法来汲卤和提高卤水浓度，最后再用铁锅或盘煎熬，盐灶为平地垒筑灶台。这次双王城考古发现，既与文献记录相同的一面（如用铁锅盘煎煮盐），又有与文献记录不同的一面，如原料为地下卤水、通过卤水沟和过滤沟来净化卤水和提高浓度、挖坑为灶等。考古发现修整或弥补了文献记录的不足。

5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

云南大理剑川海门口遗址于1957和1978年曾发两次掘过，因种种原因，发掘工作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学术界认为该遗址还存在着许多一、二次发掘没有解决的问题，遗址还没有体现出其真正的价值。国家文物局于2007年12月批准对海门口遗址进行第三次考古发掘，项目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负责，大理州、剑川县文化部门组成联合考古队，于2008年1月8日起正式开始发掘，至5月25日发掘工作结束，共用时125天。共布5米×10米探方25个，5米×5米探方3个，5米×2米探方7个，完成发掘面积1395平方米，并将航拍、全站仪测绘、坐标布方法、数码照相制图、浮选、水洗、数据库管理等各种先进技术全方位运用于发掘和记录中，取得了较好的收获。现将第三次考古发掘的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探清遗址的范围和面积                                                                

    确定遗址范围的工作难度比较大，因为涉及到水多的原因。第二次发掘（1978年）期间，也做了这个工作，从布方地向北一公里范围内共布方12个，此范围内的情况如何，没有留下任何资料。我们在河东岸边布了一个5米×5米的探方，至深度310厘米处才到黑色淤土，不见遗物出土，从各方面判断，古河道的可能性较大，南部区为1978年发掘点，其南部60米区间均有木桩分布。北边的AT2115、AT2121内均有桩分布，这样其南北间的距离就达到350米；东部到海尾河的河道中部，西部已做的工作在环海公路东面的AT0303，探明了AT0303内地层和其它探方一样，也有木桩分布，东西距离目前已探明的距离达到约120米，公路以西区域因为水多，目前还未能进行工作，估计也会有木桩分布；有堆积而没有木桩的西部广大地区工作还未能开展。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计算，有木桩分布的范围为：西至环海公路，南北长350米范围，面积约20000-25000平方米。整个海门口遗址的分布范围应是：南至海河公路交汇处以北50米，北至烟站育苗圃北端，西至公路以西，总面积超过50000平方米。                                              

二、理清了遗址的地层堆积情况                                                          

    目前已探明的近50000平方米的遗址范围内，堆积层次基本相同，只是堆积的厚薄不同。统一地层后，遗址区共分为十个层位，⑩层下为青灰色胶泥生土，探方内堆积厚的达到320厘米，薄的地方也达160厘米左右。总的来说，靠海边和北部地区，③层较厚，堆积就厚，探方深度增加，其它地区堆积厚度差不多。 

第①层，现代耕土层；第②层为红褐色土层，含明清瓷片和瓦片、陶片；第③层为灰砂灰土层，含方格纹和绳纹陶片、管状网坠和少量铁器；第④层为黑色泥土层，含陶片、石器、骨角器和少量铜器；第⑤层为灰白色土层，含陶片、石器、骨角器、木器和少量铜器；第⑥层为褐色土，含大量木屑和陶片，还有石器、木器、骨角器和少量铜器，此层中出有完整的彩绘陶罐；第⑦层为青灰土，出有大量的陶片，有彩陶片，还出土有石器、木器、骨角器；第⑧层黄褐色土，层内出有陶片、石器、骨器、木器等物；第⑨层为黄灰色土，含少量黑陶片，有石器、骨器、木器等出土；第⑩层为灰褐色土，含少量陶片。     

三、清理的遗迹 

1.房子 

    编号的房子两座，根据清理的结果和保存的状况分析，房子应是“干栏式”建筑形式。在清理中没有发现有活动面，其中一座房子的构架还基本保存完好，在地层中出土一些带木骨痕的红烧土块。F1的桩柱下段还保存完好，呈长方形，木桩成直线排列，转角处呈直角。F2也是一长方形房子，比F1大，构架呈“井”字形，这个构架没有榫卯技术，可能用绳子等捆牢加固，四壁为木骨泥墙，留有门，屋顶结构不清。 

    2.火堆 

    共发现三个，均为不规则形，烧结的红烧土成一整块，厚约5厘米左右，大的有约10平方米，最小的有约1平方米左右。火堆均出现在第⑤层下，推测其用途可能是露天烧制陶器时形成。 

    3.木桩柱和横木 

    发掘的探方中基本都有木桩和横木，共清理出4000多根，虽大部分的桩柱为房子的基础，但由于早晚关系等，使其变得密集，不能辨认出它们各自的单位。桩柱头出露的层位不一，桩柱底部在地层中也有高有低，木桩底部均被砍削成钝尖状，柱身上大多有人工加工的痕迹。长的有约2米多，短的几十厘米，直径5-40厘米，有圆木的、剖成几块呈“三角状”的、多边砍成棱的、有特别粗的。桩柱间有掉落的横木，在一些横木上和桩柱上发现凿有榫口和榫头，以及连接在一起的榫卯构件，也在桩柱间发现了木门转轴和门销等构件。 

    4.灰白色石块 

    在桩柱间的地层面上还发现一种现象，三块或四块灰白色的石块会在一起或稍有距离，仔细观察石块，容易掉白灰，可能是被火烧过，有的石块似被烧透。分析这些石块的规律性及被烧过的情况，极有可能是房内火堆旁的石块，起支撑作用，便于烧水做饭等活动。 

    5.人骨坑 

    在DT1802⑦层下有一圆形坑，坑被晚期木桩打破，坑内有人骨，但骨骸不全，无肋骨、趾骨、指骨和头骨，经初步鉴定，这些人骨共有四个个体。其中一根股骨下端留下一重击痕迹。人骨坑的作用和性质不清楚，需对人骨做进一步测定。 

    6.柱洞 

    不多，这种柱洞是因为桩柱被后人拔出后形成的，多为圆形，最深的有70厘米，里面出有陶片和石块等。 

    四、出土遗物 

    第三次发掘共出土编号小件2000多件，有石器、骨角牙器、木器、陶器、铜器、铁器、动物骨骼和农作物类，其中以石器最多，还出土了大量的陶片。 

    1.陶器 

    以夹砂陶为主，有少量的泥质陶。陶色以红褐和黑灰陶为主，还有黄褐和黑陶及磨光黑陶，纹饰有波浪纹、乳钉纹、圆点纹、方格纹、梯格纹、弦纹、堆贴纹等；火候中等，特别硬的陶不多，火候不高的也少；④层及以下出土的陶片均为手制陶，③层中出土的陶器均为轮制；器形有单耳罐、双耳罐、钵、盘、杯、盆、纺轮、网坠等。本次发掘还出有红色彩绘陶罐，目前可知的上彩器均为双耳罐。 

    2.石器 

    有斧、锛、刀、凿、镞、锥、针、磨盘、环形器、砺石、圆饼形器，并有玉刀、锛、珠等。其中最多的是石锥和石针，其次是石箭镞，之后是锛和斧，砺石也特别多，石磨盘和圆形研磨器也出土了几件。石器中出了一件石范，青灰色砂岩制成，模的形状似一斧或钺，出在第⑤层中，为合范的一半残块。 

3.木器 

    数量也不少，有木勺、拍、杵、刀、铲、耜、耙、桨、楔子等，其中木桨有10件，木耜也不少，木耙有两齿、三齿和四齿。还出了两件门销和一些榫口较多的木构件及木转轴，这些木器的木材均是红褐色且质硬。 

4.骨角牙器 

    数量较多，有骨锥、匕、铲、镯、簪，有角凿、矛、抿和牙饰件。骨器多用动物的大骨块磨制而成；角器多用鹿角磨制而成；牙饰多用动物牙在根部钻孔而成。骨铲、骨锥加工精细，既是生产工具，也是精美的艺术品。 

5.铜器 

    本次发掘共出土了十七件，均为小件器物和铜块。器物有箭镞、锥、针、凿、镯、钻、铃、饰片和铜料。十七件分别出自⑥、⑤、④三个层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钻、镞和铃。 

6.动物骨骼 

    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骨骼，以猪骨最多，从猪牙（獠牙）上分析应有家猪和野猪之分，其次是鹿骨，还有不少的牛骨及少量的狗骨、鸟禽类骨等。 

7.铁器 

    只在③层中出了几件，其中一件是铁刀，一件是铁镰，保存状况较好。 

8.农作物 

    有炭化稻、麦、粟、稗子，还有不少的桃核和野栗子出土。 

    五、收获和价值                                                                 

    剑川海门口遗址通过第三次发掘工作后，我们基本清楚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和面积及有木桩柱的分布范围和面积。在海尾河西岸，南至河和公路交汇处北约50米处，北到育烟苗圃北界，南北距离约400米；西至环湖公路以西，东西最宽处约120米，总面积超过50000平方米，木桩分布集中区面积也达到20000-25000平方米。保存之好，面积又如此之大的早期“干栏式”建筑遗址，在全国也是少有的。 

    对遗址的堆积进行仔细工作划分之后，使我们清楚知道了每个层位中所伴出的器物，将第一、二次出土的许多文物的价值重新体现出来，为将来遗址考古年代学的构建打下坚实基础。 

    三次考古发掘工作共出土文物约3000多件，有陶器、石器、骨角牙器、木器、铜器、铁器、动物骨骼和农作物八类。其中陶器最多，⑧、⑨、⑩层中出土的泥质和夹砂的磨光黑陶、镂空圈足器为云南早期遗址中第一次发现，在周边已发掘的早期遗址中没有出现过。⑦、⑥、⑤、④层中出现的彩绘陶在云南的遗址中也是第一次发现，且这些彩绘陶大多为双耳器上施红彩，至晚期地层中红彩颜色更红，似施红色陶衣。这种风格显然是受到了黄河上游史前文化的影响。石器中以石锥最多，石斧的形体较大，为长条形和梯形；石锛有大有小；石箭镞也不少，石器基本上是澜沧江上游的风格。铜器三次共出土44件，前两次的测定结果，以锡青铜为主，还有铅青铜，两件红铜器，铸造技术以单范铸造为主，有合范铸造，但部分器物还是锻打而成。遗址上没有发现陶范的使用，还只是在使用石范，且出在第⑤层，说明对铜器的冶炼和铸造技术的掌握还处在早期时段。木器的数量也不少，主要是生产和生活工具，特别是木耜的出土，最早出在第⑦层，这是一种北方的生产工具，木耙也出有几件，从木制工具上看，在早期，这种农业文化就已经交流到剑川。种植最早的农作物是稻谷，在第⑨层中就有出土，在上面层位中均有发现，麦和粟最早出在⑧层中，上面的层位中都有出。稻作文化最早开始，后传入了麦和粟作文化，三种作物的耕种一直延续至今。铁器和管状网坠共出于③层中，应为宋、元、明时期的器物，因地层关系的不明，致使第一、二次的报告将管状网坠写入了早期的出土物中。 

    遗址的年代，虽然第三次发掘的年代数据测定工作还未做，但可以根据现有的资料作初步的分析。⑩、⑨、⑧层出的磨光黑陶片为云南第一次发现，周围没有可以比较的同类文化，但在⑨层出土了几片周边地区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云南）纹饰陶片，⑥层开始出铜器，遗址上未出过陶范，④层的年代应早于下游的鳌凤山墓地的早期年代，鳌凤山墓地的早期测年数据为距今2420±84年，树轮校正后为2450±90年，结合前两次的两个年代测定数据，可以得出遗址的大概年代范围：起于距今约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经铜器时代初期至中期，到铁器时代。遗址是目前云南已发掘的最早的铜器时代遗址之一，为云南青铜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大量猪、鹿、牛等动物骨骼的出土，以及稻、麦、粟、稗在地层中的发现，再结合大量箭镞的出土，说明当时遗址上的人的生活以种植、狩猎、打渔、捞蚌壳为主，有采集，还养有一定数量的猪。数量不少的牛骨，是否为水牛，需专家做进一步的研究。 

    依据材料进行分析研究，我们可以将海门口遗址考古发掘的收获和价值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1.海门口遗址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大水滨木构“干栏式”建筑聚落遗址。 

    2.海门口遗址的文化堆积清晰，延续时间较长，文化遗存丰富，其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直至铜器时代，这为建立滇西地区史前文化的序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海门口遗址的青铜时代遗存与大理银梭岛遗址的时代基本同时，但其文化面貌却具有相当大的差异。这种现象说明，滇西地区的青铜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这对认识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史前的文化交流和族群迁徙很有帮助。 

    4.海门口遗址所出土的稻、粟、麦等多种谷物遗存，证明了来自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其南界已经延伸到滇西地区；而稻、麦的共存现象，则为认识中国古代稻麦轮作农业技术的起源时间和地点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5.海门口遗址本次发掘出土的铜器和铸铜石范，以确切的地层关系证明了该遗址为云贵高原最早的青铜时代遗址，滇西地区是云贵高原青铜文化和青铜冶铸技术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6.海门口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骨骼和人骨遗物，以及众多的其它种类的文物，这些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必将为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界提供更多的信息。

6.河南荥阳娘娘寨遗址

娘娘寨遗址位于郑州市荥阳市豫龙镇寨杨村西北,地理坐标N34°49.908′，E：113°25.830′，海拔122米。遗址西北索河环绕而过，南部为龙泉寺冲沟。遗址现仍保留一个高出周围地表约4米、250米见方的台地，该台地隔河与前袁垌、寨河而望，传说为北朝时一个叫武威娘娘的军寨，娘娘寨因此得名。寨墙基本上保存较好，部分墙体经过夯打，夯层明显。在夯层中见到有大量两周时期的陶片，断面暴露有墓葬、灰坑等遗迹现象。 

    娘娘寨遗址是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04年8月份配合国家重点工程南水北调文物点调查复核时新发现的西周至战国时期的古城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当时对其进行了试掘，发现该遗址文化层堆积较厚，为1-5米，保存有两周时期夯土城墙。 

    2004年底至2005年初，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其进行了初步考古调查及钻探，当时调查遗址范围为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500米，总面积逾50万平方米，南水北调干渠占压10万平方米。同时，经钻探发现该城址外有一宽近50米的护城河，该护城河最深处达8米，加上城址土台高度可达12米，绕城址一周。娘娘寨遗址是一个有重大考古价值的古城址，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因其文化层堆积较厚，南水北调干渠占压面积较大，文化内涵重要，被列入南水北调干渠先期发掘的文物点之一。 

    2008年6月以来，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对娘娘寨遗址城墙、夯土基址等进行重点解剖的同时，组织数十位探工对娘娘寨遗址进行了详细的勘探。经勘探娘娘寨遗址发现有外城墙和护城河，城址总面积近100万平方米。内城内发现有城门、夯土基址、道路、陶窑等作坊遗迹等。目前，发掘勘探工作仍在继续进行。 

2005年至今，娘娘寨遗址已发掘面积近15000平方米，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目前共清理各类遗迹1600多个，遗迹主要有城墙、城门、房址、夯土基址、墓葬、道路、排水设施、陶窑、灰坑、水井、灰沟、土灶等。出土遗物多为陶器，还有石器、骨器、蚌器、小型铜玉器以及鹿角等许多动物骨骼等。 

    1、遗迹 

    （1）外城墙、外城壕 

    娘娘寨遗址发掘伊始，我们便认为其存在外城，但一直没有发现，2008年6月起，我们对娘娘寨遗址外围进行了大范围的勘探，经勘探，发现娘娘寨遗址外城墙。因娘娘寨遗址内城西、北部为索河，外城主要分布于内城的东、南部，外城东墙距内城东墙约700米，现存宽约7-9米；外城南墙距内城南墙约600米，现存宽度为2-8米不等；南墙往西进入龙泉寺冲沟和索河，东墙北与索河相接，这样，娘娘寨外城东南两面城墙和龙泉寺冲沟、索河一起形成封闭的城圈。勘探娘娘寨外城发现有外城壕，外城壕仅在南城墙外发现，宽约20米，深6米。因东墙外有一条宽40米的近代冲沟，城壕应被该冲沟破坏殆尽。此外，在南城墙内侧，发现有一条与城墙平行的道路，道路宽4-5米，残存长度为240米；另一条道路通往外城东墙中部，宽4-5米，残长210米。受现代建筑和农民取土影响，外城墙破坏较严重，外城门目前尚未发现。我们对外城东、南城墙分别做了解剖，发现两面城墙结构相同，均是先挖基槽再筑墙，基槽宽5约米，墙体出地表加宽。根据解剖，发现外城墙分两次修建，第二次修建是在第一次建筑的基础上进行加宽，解剖确认外城墙始建年代为春秋时期，战国时期对城墙进行扩建，外城在春秋、战国两个时期使用。 

    （2）内城墙、城门、内城壕 

    娘娘寨遗址现保存有高出周围约4米的土台，该土台实为娘娘寨遗址的内城城垣，内城文化层保存较厚，分布有众多的遗迹，是该遗址的核心部位。内城目前尚保存有部分残城墙，东西两面城墙因取土破坏严重，南北两面城墙稍好。根据现有迹象可以看出内城平面为圆角方形，面积不大，约为8万平方米。我们对南北两面城墙分别做了解剖，经解剖，南北城墙墙体结构基本相同，夯土墙夯层明显，夯层厚8-10厘米，圜底夯窝非常清晰，不过南城墙上部破坏严重，仅残存墙基。北城墙从夯土的土质土色、包含物及夯筑结构看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北城墙下部被春秋早期的灰坑打破，下部城墙内的包含物均不晚于西周晚期，同时北城墙叠压有西周中晚期的遗迹。因此，我们判断内城墙年代上限为西周晚期，下限为春秋早期，结合城墙夯土自身的结构特点，内城墙始建年代应为西周晚期。北城墙上部为东周时期扩建的城墙。此外，经勘探，在内城四面城墙中部均发现有缺口，我们对西、南、北三面进行了解剖，在东城墙缺口处也做了一个剖面。根据解剖情况，可以确认缺口为内城城门所在。南城门宽4.5米，其上被晚期坑打破，周围尚分布有城门奠基石。城门与城内的南北向道路（L1）相通；在城门内侧发现有一组陶水管道，陶水管道口端较高，另一端通向一深井，根据陶水管道自身的结构分析，其功用为蓄水。北城墙缺口处为一唐宋时期的大灰坑，其位置正处于城内南北向道路的北端，此处应为内城北门。西城门保存较好，城门上部为唐宋时期的夯土，下部为城墙和城门缺口，西城门宽约4米，城门缺口处有两层路土，上层道路为城内东西向的道路( L2)，下层道路（L3）为该城门最早使用的道路，路面上散存有西周晚期的陶片。西城门下压有西周中晚期的一条灰沟。在西城门内侧，为一直径约１0米，深４米的圆形祭祀坑。东城门的结构和西城门结构相同。 

    在娘娘寨遗址内城外有条宽48米的护城河，围绕内城一周。我们在西、南部做了两条解剖沟对其进行了解剖。解剖发现该护城河宽48米、深8米，两条解剖沟结构完全相同。该护城河上部坡度较缓，下部为一宽约4米、深约3米的陡直的河底。护城河内填土均为淤土层，包含物较少，上部淤土中可见东周时期遗物，底部淤土中包含物较少，为西周晚期器物残片以及动物骨骼等，护城河在两周时期均使用。 

    （3）夯土基址 

    娘娘寨遗址目前共发现8处夯土基址，编号F2-9。其中F2、F3 、F4、 F5、 F7 、F8位于内城中部，这些夯土基址组成一组庞大的建筑群体。F6位于西城门内侧北部，F9位于内城东南部。夯土基址均破坏严重，均残存夯土台基部分，墙体多不复存在，部分建筑还存有柱洞残迹。夯土基址一般分上下两层，上部建筑时代多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下层建筑破坏严重，仅残存根基部分，经解剖，下层建筑时代为西周晚期。东周时期的建筑均在西周时期建筑的基础上建筑而成。目前，娘娘寨城址所发现的夯土基址仍在进一步发掘中，其具体面貌有待于进一步揭露。 

    （4）道路 

    娘娘寨遗址内城目前共发现3条道路，其中南北向道路1条，编号L1，L1两端通向南北城门，宽3-4米；东西向道路2条，编号L2、L3，L2、 L3宽3-5米，L2部分叠压L3，这两条道路均通向东西城门。其中L1、L3为西周晚至春秋早期时的城内道路，L2为战国时期城内道路。 

    （5）灰坑 

   娘娘寨遗址发掘的灰坑极为丰富，目前共发掘灰坑1500多个，灰坑形状不一，有圆形、椭圆形、方形、不规则形等，其用途有生活垃圾坑、窖藏坑、祭祀坑等。其中H808为一祭祀坑，位于西城门内侧，圆形，直径约１0米，深４米，壁近直略内收。坑内填有５具完整的马骨架、４个人骨架以及１具猪骨架。分两层埋葬，上层３匹马３个人，下层２匹马１个人。在祭祀坑东、北部，发现有建筑迹象（很多奠基石和大面积夯土面），应为建筑祭祀坑，该祭祀坑打破L3，时代为战国早期。此外，在夯土基址北部，发现并排有3个直径约5米、深4米的直壁平底的深坑，底部加固，坑壁有工具加工痕迹，底部出有粮食颗粒，推测应作粮仓用。 

    （6）墓葬 

    娘娘寨遗址现发掘的墓葬较少，至目前，共发现墓葬33座。时代有西周墓和战国墓。其中西周晚期墓葬10座，其余均为战国墓。部分西周晚期墓出有随葬品。M9，位于IT0605中部，开口第④层下，打破生土。方向170度，宽1.4米，长2米，进深1.7米。仰身直肢葬，有棺有椁，有壁龛，壁龛内随葬有4件陶器，组合为鬲、豆、壶、盆（盂），为西周晚期。 M11，位于IT0305西部，开口第④层下，打破生土。方向90度，宽1.2米，长1.9米。仰身直肢葬，有棺有椁，无壁龛，在其头部右侧随葬一陶罐。此外，M13出土有十余件小型西周晚期玉器。娘娘寨遗址所发掘的西周墓葬均有殉狗的腰坑，为商人葬俗，因此，墓葬族属为商遗民。 

    （7）水井 

    娘娘寨遗址发现的水井较多，一般为圆形和方形，部分为长方形，水井一般深达10米，反映了当时人们掌握了非常先进的凿井技术。水井内壁均有两排对称的脚窝，底部为淤土，部分井内出有汲水用的陶罐以及溺水的动物残骸。 

    （8）陶窑 

    娘娘寨遗址发现的陶窑较少，集中分布于内城东北部，有西周和战国时期之分。推测此处应为城址作坊区。 

    2、遗物 

    娘娘寨遗址出土遗物非常丰富，遗物有陶、石、骨、蚌、铜、玉器等。其中以陶器为主，陶器极为丰富。 

（1）陶器 

    娘娘寨遗址出土陶器有泥质和夹砂之分，多为灰陶，有少量红褐陶。纹饰以绳纹、旋纹、弦纹、附加堆纹为主，有相当多的素面陶。器型有鬲、罐、豆、盆、碗、甑等。其时代跨龙山、二里头文化、西周、春秋、战国几个时期，尤以西周和东周时期居多。娘娘寨遗址还出有仰韶时期彩陶片，不过发现较少。河南龙山文化遗物出土陶器较多，集中在G2中，可辨器型有碗、盆、罐、斝等。二里头文化陶器发现较少，器型为罐、盆、鼎等。西周遗物有西周早期的鬲、罐，西周中晚期的鬲、壶、豆、簋、罐、盆等。春秋战国时期陶器十分丰富，多为鬲、罐、豆、盆、甑等。 

（2）石器 

    娘娘寨遗址出土石器较少，主要为石铲、石刀等，其时代跨西周和春秋战国几个时期。 

（3）骨器 

    娘娘寨遗址出土骨器较多，种类有骨针、骨簪、骨凿、骨镞等，此外有卜骨、鹿角以及用鹿角加工的角锤。 

（4）蚌器 

    娘娘寨遗址发现较多蚌器，种类有蚌刀、蚌镰、蚌锯等。其中蚌锯较为精致。 

（5）铜、玉器 

    娘娘寨遗址发现的铜器、玉器较少，铜器主要为小型的铜刀、铜箭镞等。其中铜刀为西周时期，铜镞为战国时期。玉器发现较少。 

娘娘寨遗址从目前发掘情况来看，其文化遗存大的分期可分为五期，即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二里头文化、西周、春秋、战国。其中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太少，不可再细分；二里头文化遗存发现较少，为二里头文化晚期。娘娘寨遗址西周文化地层被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存破坏殆尽，基本不见，多以坑状和墓葬等单位遗迹为主，从所出遗物特征来看，传统的西周文化早、中、晚三期均有，器物组合为鬲、罐、豆、盆、簋、瓮等；其中西周早期遗存较少，遗物特征为早期偏晚；西周中晚期遗存相对较多。不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单位遗迹中大多发现有西周时期遗物，说明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在此活动太为频繁，将西周时期文化遗存扰乱，此次发掘发现有较多的铜箭镞，即说明当时此地经常发生战争。娘娘寨遗址发掘出土了大量的春秋战国时期陶器，为该时期文化分期提供了大量实物，从器物特征来看，可细分为春秋早、中、晚和战国早、中、晚几个时期。 

    经过发掘和勘探，娘娘寨遗址是一座两周时期的古城址，其平面近方形，总面积近100万平方米。其总体布局是内外城相配置，内外城墙外均设有护城河；其中内城为宫城，外城为其外廓城，内城内分布有“十”字形主干道，内城居中为宫殿区，内城东北部为作坊区，西北为一般居住区。内城在四面城墙中部设有城门，城门与城内道路相通。在宫殿区与作坊区之间为仓储区。在城内散布有水井等取水设施。内城虽小，完全具备宫城应有的功能。内城始建于西周晚期，沿用至战国时期。西周时期，鉴于当时的人力物力，娘娘寨城址规模较小。娘娘寨遗址外城时代晚于内城，内外城在战国时期同时使用，战国时期内城内分布有大面积的宫殿遗迹，当时内城仍行使宫城的功能，二者为一体的内外城结构配置。关于娘娘寨城址墓地，目前正在做这方面的勘探工作。 

    娘娘寨城址的发掘收获具有重要的意义。西周时期，郑州地区的封国林立，而目前能够确认的西周城址还没有一座，而娘娘寨城址的发掘，证明其为西周时期的古城址，娘娘寨城址应是在郑州地区发现的第一座西周城址，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关于娘娘寨城址的性质，我们拟作以下探讨：娘娘寨城址目前能够确认为西周晚期城址，而在荥阳，能够确认分封于此的西周封国为东虢国，而东虢国为西周初年封，为文王弟虢仲所封地，而娘娘寨西周城址在年代上和规模上与之相去甚远，不应是东虢国故址。娘娘寨城址不是封国遗址，娘娘寨遗址早期城墙及下层建筑以西周晚及春秋早期为主。考两周之际发生于郑洛地区最为著名的事件就是郑桓公东迁，而桓公寄孥又是最为玄解之事。我们认为娘娘寨城址与郑桓公东迁之桓公寄孥有很大关系。《史记·郑世家》：“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封三十三岁，百姓皆遍爱之。幽王以为司徒。……为司徒一岁，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诸侯或畔之。于是桓公问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对曰：‘独洛之东土，河济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对曰：‘地近虢郐，虢、郐之君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为司徒，民皆爱公，公诚请居之，虢、郐之君见公方用事，轻分公地。公诚居之，虢、郐之民皆公之民也。’……，于是卒言王，东徙其民洛东，而虢、郐果献十邑，竟国之。”在郑桓公东迁中，《国语·郑语》载史伯讲：其济、洛、河、颖之间乎！是其子男之国，虢、郐为大，虢叔恃势，郐仲恃险，是皆有骄侈怠慢之心。因此，虢、郐不可能将自己的立国之地——国都献给郑桓公，也不可能将自己国都周围的城邑献出，而只能是将边境的城邑献出。可见为躲避幽王废太子宜臼后引发的申侯等与王室矛盾，郑桓公利用司徒掌控成周土地财政人民之职，巧取豪夺郐、东虢十小邑。在其东迁事件中，桓公寄孥是其在时局中偷安求生存，谋国武长略的一大阴谋。娘娘寨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为探寻这一段历史提供了重大线索。目前娘娘寨遗址在地理位置和时代上与郑桓公东迁其民之事相和，如推测无误，娘娘寨城址当为郑桓公东迁其民之寄孥地。果如此，娘娘寨城址对探讨东虢国始封地位置也具有重要价值。此外桓公寄孥之地在郐、东虢这两个子男小国的十个小邑上，规模不大，郑国建立后，由于郑处于晋楚秦等大国夹缝中，战乱频仍，其寄孥地作为军事重地延续时间应较长。娘娘寨城址在东周时期仍然沿用，这对探讨郑国经营东虢国旧地也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7江苏无锡阖闾城遗址

阖闾城遗址现存东城和西城两个小城，两城共一隔墙，两座小城的北墙已不存，然南垣和隔墙皆保存较好。东西长约1000米，南北最宽处约500米，阖闾城遗址的原保护范围约50万平方米。 

　　阖闾城遗址东临太湖，外围有龙山山脉为屏障；阖闾城有较多文献记载和历史传说，有保存较好的城墙和大型高土台，附近还有历史地名胥山和闾江。阖闾城承载着悠久的历史，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2007年初，为配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无锡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办公室组建考古队，邀请了江苏省考古研究所张敏研究员为业务指导，对阖闾城遗址进行了为期一年半的考古复查。 

　　阖闾城遗址考古复查工作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查阅资料。 

一、查阅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阖闾城遗址相关的档案。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阖闾城遗址的档案十分简单，实际意义不大。 

　　二、查阅与阖闾城遗址有关的历史文献。查阅了从先秦至唐宋的历史文献，其中最早记载阖闾城也最有价值的是《越绝书》。《越绝书·吴地传》：“阖庐之时，大霸，筑吴城。城中有小城二。徙治胥山。”大城有陆门八、水门八；小城有门三，增水门二。此外还有阖庐宫、南城宫、东宫和西宫。 

　　三、查阅与阖闾城遗址有关的地方志。查阅了从唐宋至清光绪时期的地方志，地方志的记载相互抵牾之处较多。 

　　四、查阅与阖闾城遗址相关的地图。查阅分析了各种地图，然而地图对阖闾城遗址及其周边地区地形地貌的反映并不直观。 

　　五、分析阖闾城遗址的卫星航片。卫星航片较直观地反映了阖闾城遗址的东、西小城之外有长方形的环壕，环壕的转角近似直角，显然为人工开筑。通过对卫星航片的分析，初步判断在东西两小城之外可能存在阖闾大城。分析了卫星航片之后再反观1∶10000的地形图，亦证明确有长方形环壕的存在。 

　　六、查阅与阖闾城遗址有关的研究论文。与阖闾城遗址有关的研究论文极少，大多根据地方志和历史传说乃至民间传说进行研究，参考价值不大。　　 

　　第二阶段，考古复查。 

　　主要参考历史文献《越绝书》和根据地形图和卫星航片进行考古复查。 

　　一、阖闾城遗址的考古调查 

　　从阖闾城遗址内水沟的剖面和采集的文化遗物分析，阖闾城遗址大致经历了马家浜文化、马桥文化和春秋早中期的吴越文化三个时期，阖闾城的城址叠压或打破春秋文化层，应晚于春秋中期。 

　　阖闾城遗址东城和西城的北墙已夷平，东城、西城之间的隔墙和南城墙保存较好，环壕保存也较好，西城的北半部还有一道东西向的土墙，将西城分为南区和北区，南区内有高台建筑遗迹4处，北区内有高台建筑遗迹1处，保存较好。 

　　阖闾大城的城垣已不存，城外的长方形环壕保存完好。闾江自东北向西南流经阖闾城，构成阖闾城外的环壕和城内的水系后，流入太湖。阖闾大城北面有胥山，胥山下的胥山湾现为低洼的农田，但仍可看出原来的形状。 

　　二、阖闾城遗址的考古测绘 

　　采用全站仪进行考古测绘，凡高出地面的部分均用等高线标明。根据测绘图划出方格网，然后进行考古钻探，同时又使钻探结果反映到测绘图上。测绘图成为分析判断阖闾城遗址重要遗迹及其相互关系的主要参考依据。 

　　三、阖闾城遗址的考古钻探 

　　将阖闾城遗址划分成5米×5米的网格进行全面的考古钻探，而城墙、城门、高台建筑遗迹等重点区域划分为1米×1米的网格进行钻探，按钻孔进行编号、记录，并详细填写《考古钻探登记表》。 

　　钻探的关键是确认春秋时期的堆土，依据春秋时期的堆土确认与阖闾城遗址相关的文化遗迹，然后根据土质、土色和包含物，划分地层、测量深度、确定年代。根据钻探的情况进行分析判断，高出地面的东城、西城的城墙和西城内高台建筑遗迹均叠压或打破春秋早中期的文化层，城墙和高土台的包含物最晚为春秋中期，因而确定该类遗存的年代晚于春秋中期；东城的南城墙被汉代和宋代墓葬打破，因此城墙的年代应早于汉代。 

　　东城、西城的城墙和西城内的高土台均用坚硬、纯净的浅黄色黏土堆筑而成，而城的四周皆为松软、肥沃的灰色水相沉积土，土质、土色的差异十分明显，可能筑城的土取自地下较深的土层。考古钻探结果表明，阖闾城遗址东城和西城年代的上限晚于春秋中期，下限早于汉代。东城、西城内钻探的重点是城墙、水门、陆门和城内的高土台和道路。东城、西城的城墙均存有高出地面的城墙，城墙最高处约4米，一般高1米左右，其余部分存有墙基，墙基宽30～32米。西城的北半部有一道东西向的墙，将西城分为南区和北区。 

　　南区发现春秋时期的大型高台建筑遗迹4处，编号FI～F4，皆坐西朝东，呈建筑群分布，其中F3长约70米，宽约35米，为特大型建筑遗迹；F4的南面应有一对称的高台建筑，由于现代村庄无法进行钻探。北区发现大型建筑遗迹1处，编号F5，呈西北—东南向。东城内仅发现春秋时期的水井1口；马桥文化的灰坑和灰沟各1处；城内的3处高土台为宋代堆积。西城与东城之间有陆门1座，并有长约10米的道路；西城的南区与北区之间发现陆门1座；西城南面发现水门2座，其中一座两侧有成排的木桩。 

　　阖闾大城高出地面的部分现已不存，因此大城钻探的重点是确认是否存在大城。钻探主要沿城壕内即大城的一周进行，由于村庄、道路、工厂以及高速公路的原因，许多地方无法进行钻探，仅在大城的西南角发现宽约34米城墙的墙基，墙基的土与东城和西城完全相同，即坚硬、纯净的浅黄色黏土，包含物最晚亦为春秋中期。 

　　阖闾城遗址的大小城的用土和筑城方法相同，包含物相同，不仅证明了大城的存在，而且证明了大城的年代与小城相同，即大小城同时建造。考古勘探的结果确认了阖闾大城的存在，大城东西长约2100米，南北宽约1400米，面积约2.94平方公里。 

　　胥山湾现为低洼的农田，钻探结果证明胥山湾为深黑色的湖相沉积土，并有水道与太湖相通，胥山湾以马家浜文化遗物为多，其次是春秋时期的文化遗物。考古钻探证明胥山湾原为太湖的天然湖湾，春秋之后逐渐湮没，最后成为低洼的农田。 

　　四、阖闾城遗址的考古物探 

　　物探的目的主要是对考古钻探的结果进行叠加验证，对城壕、水门和城内水道情况进行探测和推测。通过物探再次确认了西城内的水门、水道和西城内的大型建筑遗迹以及东城、西城外的城壕，并根据阖闾城城内的水门和水道情况模拟复原阖闾城西部的水系图，利用水系推测和复原了部分大城水门的位置。阖闾大城和东、西小城的水系为闾江，引闾江入阖闾大城和东西小城后，形成城外的环壕和城内的水系，出阖闾大城后流入太湖。 

　　五、龙山石城的考古调查 

　　阖闾城以北的龙山山脉面临太湖，沿太湖的山湾即太湖十八湾。龙山山脉的山顶和山脊沿十八湾分布着石冢和石城。龙山石城蜿蜒分布，依山势高下而筑，目前已调查了盘坞湾—夏墓湾石城，石城两面用大石块垒砌，中部填土，为“石包土”的建筑形式。石城宽约1米，残高约0.4～0.7米，目前已调查的长度为2公里，其余十六湾尚未调查。通过调查，发现石城叠压在石冢之上。因此龙山石城的年代应晚于龙山石冢。龙山石城的发现，将阖闾城遗址的范围由阖闾城大城扩大到龙山一带。 

　　六、龙山石冢群的考古发掘 

　　龙山的山顶和山脊分布着石冢群。石冢群保存较好，自上而下排列有序。龙山石冢群在阖闾城遗址以北，又被石冢叠压。为了解决龙山石冢群与阖闾城遗址、龙山石城的相互关系，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对龙山石冢群进行了考古发掘。龙山随葬器物丰富，出土了陶器、印纹硬陶器、原始青瓷器等。根据结构和出土的文化遗物分析，龙山石冢的年代为春秋早期至春秋中期。 

　　第三阶段，资料分析。 

　　一、阖闾城遗址 

　　阖闾城遗址包括阖闾大城和东、西小城，东西两座小城位于阖闾大城的西北。东西小城计发现陆门和水门4座；根据物探，阖闾大城也应存在水门。东西小城的面积约50万平方米，而阖闾大城的面积约2.94平方公里，城的范围扩大了6倍。西城的南区有大型建筑群，以F3为中心呈对称分布；北区亦有大型建筑。阖闾城的大城、东西小城的年代晚于春秋中期，早于汉代，推测为春秋晚期。西城内大型建筑遗迹的年代与城墙相同，亦应为春秋晚期。 

　　二、闾江和胥山湾 

　　闾江经过改造，构成阖闾大城和东西小城的城外环壕和城内水系。阖闾大城以北的胥山下有胥山湾，胥山湾在春秋时期为通太湖的湖湾。 

　　三、龙山石冢和龙山石城 

　　龙山石冢的年代为春秋早期至春秋中期，龙山石城叠压在石冢之上，年代应晚于春秋中期；而石城的建筑方式与石冢相同，年代应相去不远。因此龙山石城的年代在春秋中期之后，应与阖闾城遗址的年代相同。 

　　四、初步认识 

　　根据文献记载，吴国都城曾经数迁。值得注意的是，吴都始终名“句吴”或“吴”。据《越绝书》记载，阖闾之时筑“吴城”，“吴城”即吴国都城。《史记正义》亦云：“至二十一世孙光，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 

　　阖闾筑城迁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伐越，因而阖闾城既表现出都城的布局和规模，又表现出强烈的军事性。 

　　根据考古调查和钻探，阖闾城的筑城年代晚于春秋中期，早于汉代，大致为春秋晚期，与吴王阖闾的年代相当，即公元前515年～前496年之间。 

　　阖闾城遗址由大城和小城组成，小城分为东城和西城。大型建筑群集中在西城，水门陆门也集中发现于西城，而东城仅发现春秋时期的水井，因此西城的规格高于东城。从阖闾城大小城的布局和西城内高台建筑遗迹的分布分析，阖闾城的布局除防御功能外，还反映了吴民族以中为尊和以西为尊的思想。通过与魏都安邑、郑韩故城、楚都郢、秦都雍城、齐都临淄、鲁都曲阜、晋都新田的比较，阖闾城遗址的规模与春秋战国时期的都城大致相当。 

　　阖闾城遗址有郭有城，城内有大型建筑群，符合春秋战国时期都城的建制，亦符合春秋战国时期都城的规模。《管子·乘马》：“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凡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子胥乃使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世本·作篇》引《吴越春秋》：“筑城以 卫 君，造郭以守民。”阖闾城的规模和布局既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营造都城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格局，又完整地反映了伍子胥的筑城思想。 

　　阖闾城遗址外有大城，内有两小城，北有胥山，与《越绝书·吴地传》“阖庐之时，大霸，筑吴城，城中有小城二，徙治胥山”的记载相吻合。 

　　阖闾城的主要水系闾江亦见于历史文献。阖闾城遗址的西城内有大型建筑群，亦与《越绝书》记载城内有阖庐宫、南城宫、东宫和西宫相符。《吴地记》云：“阖闾城……北齐、平二门。齐门，北通毗陵。……平门，北面有水陆通毗陵。”毗陵（常州）在阖闾城之北，且确有陆道与水道与之相通，因此阖闾城的地望也十分明确。 

　　阖闾城的名称与吴国都城相符，阖闾城的等级规模与春秋战国时期的都城相似，而阖闾城的年代与吴王阖闾的年代相符，阖闾城的布局与历史文献记载相符，阖闾城附近的山水及阖闾城的地望，亦与历史文献相符。 

　　阖闾城遗址的年代为春秋晚期，阖闾城遗址有郭有城，有完整的宫殿群，且阖闾城遗址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亦与历史文献的记载相符，根据考古复查，初步推断阖闾城遗址为春秋时期吴王阖闾的都城。 

　　龙山石城的年代与阖闾城遗址相同，应为阖闾城的外藩。《越绝书·吴地传》：“阖庐之时，……兴乐石城。”因此分布于龙山山脉的石城应名“石城”。龙山石城可能为吴国长城。长城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最早的长城是公元前656年的楚长城，其后有齐长城、中山长城、魏长城、赵长城、秦长城和燕长城等，而吴长城则不见记载。 

　　早期长城并无定制，以土筑城墙为主，亦有石包土筑。构成长城的主要特点是依山脊而建，“因地形，用制险塞”，随山势高下蜿蜒起伏，而城堡或烽火台则选择在“四顾要之处”，收“易守难攻”之效。龙山石城具备了“因地形，用险制塞”的基本要素，其建筑形制与中山长城相同，可能为年代仅次于楚长城和齐长城的“吴长城”。龙山石城依山而筑，延绵数里，工程巨大，有城有台，石城工程浩大，俯瞰太湖，气势雄伟。龙山石城的建筑形式考究，虽局部有坍塌，但基本保存完好。龙山石城为阖闾城遗址第一道防御工事，并与阖闾大城、东城、西城和胥山湾构成了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石城立于太湖之滨，为阖闾城第一道防御；胥山湾为训练和驻扎水军之湖湾，构成阖闾城的东部水域防御；阖闾大城居住兵士和民众，构成阖闾城的第二道防御；东城居住兵士或民众，形成西城的外藩；西城的南区为宫殿区，北区则加强宫殿区防御的纵深。 

　　龙山石城是首次发现的“吴国长城”，也是长江下游年代最早的“长城”。 

　　五、主要收获 

　　阖闾城遗址考古复查最重要的收获是发现并确认了阖闾大城，完整地复原了公元前515年～前496年之间春秋时期一代吴王阖闾的都城。 

    阖闾城遗址考古复查的另一重要收获是发现了龙山石城，第一次确认了春秋时期的吴国长城。阖闾城遗址的考古复查，基本廓清了阖闾城遗址的文化内涵，确认阖闾城遗址的范围、年代和布局，在此基础上初步推测了阖闾城遗址的性质和周边文化遗迹的相互关系，为重新划定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阖闾城遗址的保护范围，为无锡市合理规划、科学保护阖闾城遗址和申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提供了科学而详实的依据。 

　　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为契机，根据考古复查的结果，阖闾城遗址的保护范围将由东城和西城扩大至阖闾大城，并包括胥山、胥山湾和龙山。 

　　吴国都城在春秋时期的都城遗址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对于研究春秋吴国的历史和我国的都城发展史均有积极的意义。   

8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

蚌埠双墩春秋一号墓位于市区淮河以北3公里，隶属淮上区小蚌埠镇双墩村境内，双墩村因有两座硕大的古墓葬封土堆故名，两墓相距80米。20世纪70年代，中国人民驻双墩某雷达连推平两墓墩顶部建有雷达站，并在两墓墩封土堆上开挖修建防空军事设施，致使两座古墓遭到严重的破坏。驻军撤防后，防空洞给盗墓分子留下隐患，其中位于北侧的1号墓2005年6月被盗未遂。 

2006年12月至2008年8月，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蚌埠市博物馆组成考古队，对蚌埠市双墩1号墓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发掘工作严格按照《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要求，发掘前考古队做了周密细致的发掘方案和精心的准备工作。发掘中认真操作，封土采取了两分法进行发掘，墓坑填土因迹象复杂而采取四分法进行发掘，墓底破碎器物、人骨架和迹象采取保护性套箱提取法。 

蚌埠双墩春秋一号墓葬结构，主要由封土堆、墓道和墓坑三个部分组成。墓葬封土堆较大，呈馒头形，高9米，底径60米，是目前淮河流域见到的时代最早的墓葬封土堆之一。封土堆的发掘没有发现人工夯筑的迹象，其构筑方式为堆筑。值得注意的是该墓封土，包括墓坑内的填土与众不同，均为黄、灰（青）、黑、红、白等五色颗粒混合土。这五种颜色颗粒土并非全部产自当地，其中黑色土和白色土当地没有，需要从异地选择和采运。这五色颗粒混合土在该墓中大量使用，应有一定的寓意。 

在墓葬封土堆底部发现一层白土垫层。白土垫层构建于墓口外的生土层之上，厚约20—30厘米。白土垫层的范围与封土堆底部大小基本一致，高空俯视，平面呈玉璧形，即白土垫层为肉，墓坑为好，气势非常壮观。从现场发掘的情况看，白土层中含有零星破碎的商周时期的绳纹陶片，并叠压在商周时期灰坑之上，证明该墓的选址原是一处商周时期的遗址。在挖墓坑之前，先将选择好的墓地整平后，再在墓口外铺垫一层白土。这种纯白色土非常细腻，干燥时坚硬，饱含水份时质软，颜色变成灰白。这种白土不属于白膏泥土，经检测含钙，初步认为是沉积淤土渗出来的白色泥浆土，其来源目前还不清楚。 

该墓葬的墓坑为圆形竖穴土坑。墓口直径20.2米，墓坑深7.5米。墓坑有生土二层台，生土二层台距墓口2米，宽1.8米。正东向有一条14级阶梯式短墓道，墓道长6.3米，宽3.2米。墓坑壁和墓道全部用白泥抹平，白泥层厚3厘米左右,即白色的墓壁装饰，显得非常整洁美观大气辉宏，加上二层台内缘上一周“土偶墙”，俨然是一座地下宫殿。 

该墓葬的墓坑填土未经夯实，中间下陷明显，呈锅底状。最值得关注的是在墓坑二层台以上的填土中发现三层不同的由填土或“土偶”构成的遗迹现象： 

“放射线形状”迹象。在墓口至0.7米深的填土层中发现沿墓坑一周宽约2米的深色填土带围绕着中间的“放射线形状”的迹象。这种“放射线形状”迹象是由深浅不同的五色填土构成，从中间向四周辐射,呈扇面形状。放射线共有20条，除东南角4条线似被扰乱外，其它方位辐射线都很清楚，并有一定的角度规律，其西南方向正对着涂山和荆山。 

“土丘与土偶”迹象。叠压在“放射线形状”遗迹层下，在墓坑0.7-1.4米深的填土层中发现用填土构筑的“土丘”迹象和在该填土层中放置大量“土偶”的现象。土丘是沿着墓坑一周约2米宽的范围内构筑，共建有大小不同土丘18个，其形状呈馒头形，底径1.5至3米不等。在发掘过程中，从土丘的剖面上可以清楚的看到每一个土丘都是由中心开始用不同的土色一层一层堆筑而成。最值得重视的是，在这层填土中不只沿墓坑周边建筑18个土丘，同时还放置1000多个泥质“土偶”。“土偶”形状为尖顶圆体或方体，体表有明显的十字形绳索痕，高20-25厘米，直径10-15厘米。“土偶”在填土层中的分布情况是：墓坑周边的“土偶”多呈现为组群状态分布，而墓坑中间的“土偶”多为分散状态，只有少数地方比较集中的分布。 

“土偶墙”迹象。叠压在土丘与“土偶” 层下，在墓坑1.4-2米深的生土二层台内缘上用“土偶”垒砌的迹象，即在二层台一周内缘上，用3-4层“土偶”垒砌成墙体形状的内壁，高34—40厘米左右。土偶墙与墓壁之间形成一条环行走廊，这条走廊用黄色泥沙封填，其上部平抹白泥层与上下墓壁白泥层连接成整体。清理掉土偶墙与墓壁之间的黄色泥沙后，“土偶”垒砌的墙体显得突出而壮观。特别是墓道两侧土偶墙均有一个方形的转角，转角中间有容人的空间，墓道两侧均有台阶通往走廊，俨然是一座城墙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十字型墓底埋葬布局。该墓葬坑深底大，为一个直径近14米的圆形墓底。墓底主椁室居中略偏北，围绕墓主椁室东、西、北侧各殉三个人，南侧殉一人。与南侧殉人相临的为一个大椁室，即南椁室，南椁室又分为南北两个椁箱，南箱为食物，北箱为器物。在一个圆形墓葬底部形成一个非常规整的正南北东西向的十字型“三、三”制埋葬布局。 

该墓葬的木质葬具全部腐烂，仅在填土清理过程中发现椁室墙板腐烂的痕迹。从葬具痕迹来看，墓主为一棺一椁，椁墙板痕迹约长3.5、宽1.6、高0.9米，椁室底部有二根方形枕木。主棺腐朽仅存底部痕迹，长2.5、宽0.9、高0.5米。殉人均有较窄的木棺腐朽痕，大约长1.8、宽0.3、高0.3米。人骨架保存较差，多腐朽较甚，主棺内仅存几颗牙齿，经鉴定40岁左右。10具殉人骨架虽然都基本保存，但盆骨都腐朽严重,全部不能进行性别鉴定，年龄鉴定多在20-30岁左右，仅南侧内一殉人40岁左右。 

该墓葬随葬品十分丰富，不仅有专门放置随葬品的器物箱，还有专门放置三牲（猪、牛、羊）的食物箱。随葬品主要放置在南椁室器物箱内，少量放在主棺椁内和殉人棺内，还有2件几何印纹硬陶器放在南椁室外的西侧墓壁处。随葬品以大量的铜器、彩绘陶器、石器、玉器为主，其它有少量的几何硬纹陶瓮、陶盆、灰陶钵、小陶罐等以及海贝饰件、金箔饰件等，计400多件。不包括另外编号的2000多件土偶和因腐朽无法记数的漆木器。铜器占大宗，有编钟一组9件。容器有鼎5件、罍2件、簠4件、豆2件，其它有盉、匜4件、盘、甗、勺、盒等。工具有刀、锛、镰。车马器有车軎10件、马衔8件。兵器有戟、戈、矛、剑、镞等，镞最多，有200多件。彩绘陶器有10多件，因椁盖板倒塌全部被砸的粉碎，经精心提取目前已修复一批，彩绘陶器均为通体装饰，以红黑黄三色彩绘制，花纹图案分上中下三段组合，精美华丽。石器主要有石磬一组计12件，按大小排列，一端作龙首状。玉器主要放置在主棺内，有管、玦、璧、环、龙形佩、璜等，在器物箱还发现一件特别精致的玉扳。在器物箱西北部发现大量漆木器痕迹，可惜全部腐烂仅存厚厚的漆皮叠压，从腐烂的漆木器痕迹中可以看出有漆盘、漆方盒等，表面有非常细腻精美的花纹。 

关于墓主的身份和墓葬的时代问题。蚌埠双墩春秋一号墓葬结构特殊、规模宏大、遗迹现象复杂、殉人众多、随葬品丰富精美，特别是车马器和兵器较多，墓葬主人属权高位重的显赫人物，应是一位英勇善战的具有王者志气的男性人物。目前已经在9件钮钟的鉦部和二件簠的盖和底的内壁上均发现有铭文，其中铭文内容都有相同的“ 童麗

君柏”。“童麗”即钟离，国名。“君”为身份，“柏”为人名。出土铜器的铭文显示，该墓葬的主人应是一位名叫柏的

钟离国

君。从该墓出土的随葬品时代特征看，具有春秋中晚期的特点。据有关文献记载，钟离，一作终黎，赢姓，是淮河中游地区的一个重要方国。今安徽省凤阳县临淮关镇东五里有钟离国故城遗址，曾出土过汉代“钟离丞”封泥，城垣保存较好。1991年和2007年，在该城周围曾发现过两批出自墓葬的春秋时期重要青铜器，铜器上亦有“童麗”铭文，这表明该城与钟离国都城密切相关。关于钟离国始建于何时，其历史文献匮乏，根据零星的文献资料：一说是“山东曲阜附近的嬴姓钟离（一作终黎）氏族，南迁于此定居，逐步演进成为一个国家”。一说是“春秋时（周朝）以姓为国封为钟离子国”。有关钟离国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左传》，共有五条。其中最早为周简王十年（前576年），十一月，鲁成公“会吴于钟离，始通吴也”。周景王七年（前538年）冬，“楚箴尹宜咎城钟离以备吴。”此即凤阳钟离城有稽可考之始。周敬王二年（前518年）钟离被吴王僚所灭，属吴。《左传》记载的钟离国历史前后约58年。钟离国地处淮河中游，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曾先后为吴楚的附庸，一直是吴楚争霸江淮的重点争夺对象，最后在大国兼并战争中被灭国。从《左传》记叙钟离国的历史看，有关钟离国历史的记载大多是在提到某项重要事件时将钟离国顺带上，为附属式，不能反映其真实的历史，其实际始建国的历史应比《左传》记叙的早的多。 

蚌埠双墩一号墓的发掘是一次重大的考古新发现，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和艺术研究价值。首先，该墓形制独特，遗迹现象复杂，是我国墓葬考古史上的重大新发现。该墓为大型圆形土坑墓，封土底部与墓坑外有玉璧形白土垫层，其封土和填土均为五色混合土，墓底为十字形埋葬布局，特别重要的是在墓坑填土中有“放射线、土偶、土丘和土偶墙”等极其复杂的遗迹现象等，这是从未见过的新的考古文化现象，是先秦考古的一个重大新发现，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墓葬考古学的内容，在我国考古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其次，该墓葬的发现，揭开了钟离古国的神秘面纱，填补了有关钟离国历史和考古学文化的空白。过去有关钟离古国的文献十分匮乏，该墓的发现，证明了春秋时期淮河中游地区钟离古国存在的历史事实，为研究钟离国的地望和历史、

钟离国

君世系关系、以及其考古学文化特征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起到了补史证史的重要作用。其三，该墓葬独特而神秘的文化现象表明，该墓是经过“精心构思、精心设计、精心准备、精心施工”的一处重要遗迹，其内涵丰富，寓意深刻，它为研究中国墓葬形制结构和埋葬制度、埋葬习俗提供了全新的材料，对研究淮河中游地域文化现象以及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建筑学等多学科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9河南新郑胡庄墓地

确认为战国晚期韩国王陵。胡庄墓地位于河南省新郑市城关乡胡庄村的西北岗地上，是东周时期郑韩故城外围的重要墓地之一，东距故城西墙约1.5公里。墓地为南北向长方形，长910米，宽360米，面积32.76万平方米，南水北调中线干渠呈南北向从墓地的中部和西部穿过，占压面积11.375万平方米。 

从2006年10月至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干渠占压区的中部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已超过12000平方米，分为西南、西北和大墓3个小区，共清理春秋中小型墓葬35座，战国中小型墓葬276座，战国末年韩国特大型墓葬2座，以及少量宋、明墓和时代不明墓葬。发掘除了严格按照《田野考古操作规程》的正常要求外，积极采取了航模直升机摄像、土遗址及时加固、人骨盆骨部位食性与寄生虫分析标本及时采样、盗洞土成份采样分析示踪被盗铜器等现代科学手段，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果，特别是在土遗址加固方面成果显著。目前除了两座战国大墓的椁灰和积石积炭椁未及解剖，大墓下压的春秋战国墓没有清理外，其余均已发掘结束，取得多项重要发现如下： 

1、春秋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数量较少，在3 个发掘区均有分布，是典型的郑国家族墓地，既有随葬青铜礼器和仿铜陶礼器的中型贵族墓，又有数量较多的随葬生活陶器的小型墓，个别小型墓没有随葬品。时代多数为春秋晚期，个别为春秋中期。墓葬以南北向为主，东西向的也有一定数量。这些墓排列有序，对研究郑国宗法制度和埋葬制度意义重大。其木质葬具均已朽成灰痕。中型贵族墓葬具均为一棺一椁，多数为“工”字形，个别椁下中部有一腰坑，内葬1狗；因多数被盗，人骨和随葬品保存极少。残存的人骨均为仰身直肢双手交叉于腹上，随葬有铜礼器的基本组合为鼎、敦、盘、舟、匜和车马杂器兵器等，随葬陶礼器的组合基本与铜礼器相同，但增加有罍和盖豆等。保存完整的男性贵族墓随葬品齐全，女性贵族墓则只随葬食器铜敦、舟和陶鬲等。铜陶礼器和食器鬲多放在头厢中，车马杂器多放在边厢内。M222保存较好，出土鼎、敦、盘、舟、匜、方扁壶等青铜礼器各1件，戈1件，陶鬲1件和车马杂器、骨贝等，是1座下等武士墓。被盗严重的M96是整个墓地中形制最大的春秋墓，出土了带玉鞘的玉首青铜短剑、大型带花纹铜、异形铜矛等珍贵文物，说明墓葬的级别较高。小型墓葬具单棺，长方形或“工”字形。葬式与中型墓相同，随葬品均为陶器，基本组合为鬲、盂、豆、罐，个别缺少罐，具备郑韩故城周围郑墓的共同特点。另清理葬2匹马的殉马坑1座，马骨保存完整，侧躺放置，头向西，是中型贵族墓的陪葬坑。春秋墓共出土青铜礼器12件，器壁素面或只有凸弦纹，耳部饰有细密的蟠虺纹，器钮多饰有镂孔龙纹。仿铜陶器数量较多，一些为素面，许多器表饰有红色或白色花纹，少数刻有花纹，题材多为蟠虺纹，少数为云纹。罍肩上多饰有4个形态各异的牛头或狗头，十分美观，是郑国陶器的代表。1件3猴足陶盘更为罕见。本次发掘为郑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批重要资料。 

     2、战国墓均为中小型，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和空心砖墓两种。头向多向北，国别属韩。排列非常密集，在3个发掘小区均有分布，多处发现打破春秋墓的现象。在大墓区，又有多处被大墓打破和叠压现象，说明它们的时代均比大墓早。 

    土坑墓的时代多为战国中期和晚期前段，葬具均为木质，其中中型墓多有“工”字形单棺单椁，葬式仰身直肢双手交叉于腹上，人骨上发现少量铜璜、水晶环等小件文物。较大的随葬品为鼎、敦、盘、舟、匜等仿铜陶礼器，多放置在位置不同的壁龛中。不同于周围地区韩墓壁龛多分布在北壁椁中间正上方的规律，这些墓葬的壁龛北、东、西三面壁上均有分布，多数高于棺椁，个别甚至与墓底齐平，是韩墓中的新现象。壁龛的形状既有常见的拱顶平底，又有长条形和不规则形。随葬品的完整组合为鼎、敦、盘、舟、匜和食器鬲，只有个别形制较大的墓葬有，多数为鼎、豆、壶组合，个别甚至只有其中的一种陶器。棺下多压有红陶鬲1只。小型墓葬具为长方形或“工”字形，多数棺下也压有1件红陶鬲或釜，没有其它随葬陶器，少数墓葬女性墓主的头旁还随葬有1面铜镜。 

空心砖墓分为竖穴式和洞室墓两种，以洞室墓最为罕见。空心砖为长方形，一般长1.05、宽0.35、厚0.12米左右，周身饰米格纹。用这种空心砖砌成小型椁室，取代了木质椁。砖椁由1层平铺底砖、2层立砖、1层平盖砖组成。大部被盗严重，从个别保存较好的墓葬看，砖椁内是木质长方形葬具的，仅出土错金银铜带钩、玛瑙环等珍贵文物。竖穴式空心砖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状，长2.5、宽1.3米左右，深浅不一，最浅的在地表显露，最深的近3米。陶器多放置在砖椁内的头厢处，人骨多数保存不佳，仰身直肢葬式，头部和腰部发现有铜璜、水晶环等。洞室类空心砖墓有长方形竖井墓道和掏在一端的拱形洞室组成，只发现有两座，墓道较窄，洞室较低，只可勉强垒砌砖椁。其中一座洞室墓M53保存完好，出土有铜璜、玛瑙环、水晶环、错银铜带钩等10件。 

这次战国中小型土坑墓的发掘，不仅为研究新郑地区韩墓文化提供了新资料，其多变的壁龛是韩墓的新发现。较多空心砖墓的发掘，首次确定了它们是战国韩墓，为厘清战国与西汉时期空心砖墓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 

3、二座特大型战国墓的发掘获得了多项重要发现，其中多项是填补国内东周大型墓葬发现空白的，主要是： 

①证实这是一组带封土的战国末年韩国带封土王陵级大墓，M1在东，M2在西。二墓为南北向近“中”字形竖穴土坑墓，积石积炭，规模之宏大国内罕见。M1南北总长75米，封土残高7米，墓室平面为不规则长方形，南北长18.45－26米，东西宽18.4－21.3米，深约8米。M2南北总长78米，封土残高约10米，墓室南北长26米，东西宽约36.5米，深11.5米左右，东部被M1打破约10米。 

②两座大墓的封土均为“中”字形夯土冢，范围仅涵盖墓室东西壁外1米，和墓道口部分。夯封土由棕色粘土和黄沙大掺合而成，夯层厚10厘米左右，夯面上圆形平底夯窝明显。经过对郑韩故城西侧战国时期许岗、苗庄、王行庄、柳庄、暴庄等韩国王陵级大墓的封土考察，我们发现它们几乎全呈“中”字型，这次发掘证实战国韩陵的封土形态确为“中”字型，与国内齐、赵、楚、燕等国的大型墓显著不同。其它列国陵墓的封土多呈圆形或方座圆形，覆盖范围也大的多。 

在M2的封土距地面约3米高的半腰上还发现了“中”字形冢上建筑，在国内属首次发现。冢上建筑由保存较好的散水、壁洞、柱石和部分屋顶瓦砾层等组成，散水由料礓石和石子掺合夯打而成，表面呈青白色，虽经历2300多年风雨仍非常坚硬，十分难得。这种建筑形态是此前商周时期高级贵族墓上平地建筑转变到秦始皇陵封土以外设便殿的过渡形态，目前国内只在河北灵寿中山国王的坟冢上发现过。但中山王陵上的冢上建筑为多层台阶回廊式，M2的冢上建筑为单层式，并且在南北墓道上分别建有斜坡状通道，平面为“中”字形，将上部封土冢完全覆盖。在冢上建筑东部屋顶塌陷区的筒瓦内侧发现了钤刻姓氏图章文样，筒瓦的形制和印章痕与郑韩故城内能道大型官营建材厂同类产品相同，揭示了两者的内在关系，说明专门生产筒瓦、板瓦、脊瓦、长方形砖、凹槽砖、米格纹空心砖的这处建材厂遗址的起码部分产品是供陵墓使用的。从残存的部分柱灰上的红漆痕分析，柱子髹有红漆。 

冢上建筑涵盖的下部封土表面发现有涂白涂朱现象，白涂层在下，朱色层在上，说明建筑的主要功能可能是用来保护装饰过的封土的。我们推测，由白色散水、红色柱子、青色瓦顶构成的冢上建筑笼罩着高大的红色封土，巍峨壮观，是韩陵地上部分的特色。 

③在M2西侧发现呈矩尺形的大型夯基1处，东拐部分打破M2的部分墓道填土。夯基边缘不太规整，南北长35米，东西宽5米，深1－3米，打破多座战国小型土坑墓和空心砖墓。因上部遭现代起土破坏，地面以上部分和夯基的上部不复存在。该建筑的用途可能是守卫房，是东周陵旁建筑的首次发现。 

④在2座大墓的周围发现了3条隍壕似的近长方形半封闭环状壕沟，各沟相互平行，南北向，南部留有较宽的生土缺口，缺口正对着两座大墓的南墓道，说明此处可能是门道所在。环沟每条横截面呈倒梯形，因所处岗地起平，内环沟保存浅而差，沟口宽1米左右，底宽0.3米，残深1－1.5米；中环沟和外环沟保存较好，口宽4米左右，底宽30厘米，最深5米左右。每沟底部均发现有淤土层，底面多向一面倾斜，局部还有残砖破瓦铺成的防冲底，说明当时沟内是有水的。最外围的G3南北长约237米，东西宽约165米，沟内面积达40000平方米左右。各沟间距20米左右，内环沟和中环沟的西南角、中环沟和外环沟的西北角另挖有形制类同的沟槽相互沟通，组成了面积宏大的陵区排水和防御体系。这种迹象亦是国内同期墓葬中首次考古发现。由环壕、墓旁建筑、墓冢和冢上建筑组成的陵园形态填补了东周陵墓空白。 

陵园布局规整，应该进行了详细的规划，特别是M1打破叠压M2东西宽近12米，而墓室的方向、大小、封土及冢上建筑布局上相当一致，更体现了陵园平面设计和施工的严密性。 

⑤两座大墓均发现了由整层草泥、椽木、廪木、棚木和夯土组成屋顶形的椁顶结构，在国内同期墓葬系首次发现，证实了《左传·成公二年》“椁有四阿，棺有翰桧”的记载，意义重大。为了防塌防盗，M1的椁脊顶上部夯层中铺设了一层粗细不匀的圆木，M2的椁脊内夯土内铺设了四层同类圆木，十分奇特。由卵石和木炭搅在一起构成石炭椁，不同于已发掘新郑许岗韩国王陵级大墓积石积炭分内外两层的结构，是积石夹杂少量木炭构筑的复合式外椁，极为特殊，是韩国积石墓的新发现。 

在M1中与椁口平行的活动面上，发现了东西两排各3个大型柱坑迹象，坑口挖开很大，柱坑内有长方形或圆形的大柱洞，坑壁上铁锸痕迹密布，说明此处是建椁过程中的临时建筑，木柱上应有临时房顶或大棚，建好椁室后又进行了拆除，这种现象在古代大型陵墓中是十分罕见的。 

⑥两墓的所在地生土为含沙量很大的黄沙生土，很容易塌方，建墓者将墓口开得很大，墓壁和墓道壁倾斜度也很大，造成了胡庄大墓比其它韩国大墓要宽得多的现象，是胡庄大墓的地方特点。 

两墓积石椁均采用了大量的卵石和片石，极易溃塌。为了将卵石垒至与椁口齐平，两墓采取了夯筑、垒石、起椁同步进行的方法。椁至口后，又在墓道中使用单面版筑技法夯筑高于椁口的夯土台，不仅利于上下，也有利于防塌。M1有2层夯夯土台，M2有1层夯土台。与这种技法有关的遗迹有版痕、夯土内绳洞、立支杆的柱洞等，完整再现了整个工艺流程，是东周建筑技术的一项重要发现。M2东散水下夯土中采取的绳筋加固法，是郑韩两国颇具特色的地基处理技法。为了防止墓壁的滑塌，墓壁的许多区域糊有草泥层。 

墓室、墓室壁上还发现大面积涂白现象，近底部高约0.8米的白色层上还涂有朱砂层，非常美观。墓道底经过夯打处理，上面发现多道车辙。 

⑦两墓的葬具均为一椁双棺，是韩国王侯级大墓棺椁完整形态的首次发现。棺椁均已朽成灰痕，平面为长方形。外棺形体较大，位于椁室的中间，与椁壁形成较宽的“回”字形空间，用于存放礼器、乐器、车马器、杂器等随葬品。内棺放在外棺内，西南北三壁与外棺相连，东壁有近50厘米的空间。椁室由边长30厘米左右的素方木构建，M1椁南北长7.25、东西宽5.2 、残高约2.2米；M2南北长7.5米、东西宽7米、残高约3.5米。内外棺的里外均髹有红漆，棺内均严重被盗，墓主骨骸保存很少，葬式不明。 

⑧M1为夫人墓，严重被盗，几乎一空。M2被盗亦重，但目前已清出青铜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杂器，玉器，陶器，骨器等各种质地文物380余件，是韩国文物的一次重要发现。青铜礼器主要有小圆鼎1件、高柄豆1件。青铜乐器主要有钮钟2件，大铜铃4件，和较多的小铜铃，钮钟形制与洛庄汉墓相类，饰有精细的蟠虺纹；还清理出石磬10件以上。兵器主要有戈3件和成捆的铜镞。车马器有铜车軎、马衔、各种节约、串珠和骨马镳等，一些节约上有镏金、错银等装饰。还发现圆环形、兽头形等银器7件，以及一些错金银、错宝石等小件文物。青铜杂器以式样繁多、大小各异的构件为大宗，数量在150件以上，许多类型为国内首次发现，其中既有器形厚重组合式柱头件，又有带转轴的双盖弓帽，形态各异、设计精巧，体现了韩国高超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和机械设计水平，特别是1件顶部直径20厘米的铜伞帽，周边有8个扣环，更加难得。杂器中发现有形态生动的鸭爪和小立兽，柄形器上还有绚丽的错金花纹，体现了韩国杰出的雕塑与装饰工艺。杂器有钟磬架、大帐等物品。玉器残存有精美的璧、圭、璜、珠等，以长27.3、宽8.3厘米的玉圭最为珍贵。还发现有质地考究的玛瑙环、水晶环珠等。经过初步去锈，已在铜鼎、削、盖弓帽、车辖、鞋底形铜足等多件铜器上发现刻铭，内容多为方向序号，其中在铜鼎上发现有“王后”刻铭，在盖弓上发现“少府”、在铜戈上发现“左库”等韩国官署名称，基本上可以确定这是一组战国晚期韩国王陵，填补了韩国王陵的发现空白，在东周陵墓考古方面意义重大。

10四川成都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

2007年10月，为配合九龙仓集团国际金融中心项目工程基础设施建设，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江南馆街遗址进行文物勘探工作。遗址位于成都市江南馆街北侧，东为大慈寺片区、西与红星路相邻，北为蜀都大道，面积约50000平方米。勘探工作从2007年10月26日开始，勘探揭露面积1300平方米，勘探发现项目范围内西南角区域唐、宋堆积最为丰富,随即对该区域进行大规模发掘,发掘面积共4800平方米，田野发掘工作到2008年10月10日完成。共发掘唐、宋时期大小排水渠16条、铺砖面路4条、泥土支路4条、房址22处，明、清时期道路1条、房址8座、井3口。其中，唐宋时期主次街道、房址和与其配套的地下排水系统是本次发掘的重大发现。 

1、地层堆积情况 

遗址地层堆积自上而下可分为7层，分布较均匀。第1层，近现代文化层。第2层为明、清时期堆积。第3层为南宋晚期－元时期地层。第4层为南宋中晚期堆积，L2、L3、L5等道路遗迹叠压于此层下。第5层为唐末－北宋时期地层。第6层为东汉时期地层。第7层文化遗物少，为西汉时期地层。第7层下无文化遗物。由于原址保护的需要，现揭露大部分停于第5层层表，发掘区的东部小部分揭露到生土。 

2、遗迹现象 

唐、宋时期的遗迹现象多露头第4层下，由于原址保护的需要，只揭露出发掘区东、西部6层层表遗迹，重要遗迹有房址4处，土路4条（位于L2、L3、L5和L9下、只作了解剖，未揭露），水道3条。5层层表遗迹全面揭露，重要遗迹有铺砖街道4条，土面支路4条，房址21间（套），大小排水道16条。 

（1）道路 

铺砖街道4条（L2、L3、L5、L9），其中L2、L9呈南北走向，两路基本平行，相距约50米。L3、L5呈东西走向，与L2垂直交叉连接形成十字街口。支路4条（L4、L6、L7、L8），L4、L6分布于铺砖主道L2两侧，与L2直交，L7、L8为L3转弯处的两条分道。 

L2为铺砖主街道，方向北偏东31°，宽2.1—2.3米，揭露长度约220米，其中仅南约53米保存较好。路面使用特制的细长条形砖竖砌而成，有“人字形”和“回字形”两种砌法。路面中间略高于两侧，路面有明显的车轮碾压痕和使用损坏后的修补痕迹。L2北段西侧F13与F17之间为支路L4，南段东侧F11与F18之间为支路L6，两条东西向支路距东西向的铺砖主路L5均约14米左右。 

（2）水道 

与街道、房址相配套的大小排水道16条，其中G2、G8、G9和G11为地下排水道的主道。G2起源处东与G11连接，北与G8连接，南与G9连接，除G11底部高于G2底0.5米外，G8与G9底部与G2同高，形成十字形地下排水管网。G11由东向西排水，G8由由北向南排水，G9由南向北排水，三条水道的水汇集于G2东部源头的方形水池后由东向西排水。其它的水道均为房址周边或与房址小天井连接的小水道，或道路两侧的排水道等。 

G2为主水道，位于发掘区西部，为砖砌地下排水道，券顶，东西走向。G2方向与L2垂直，东部起源处距L2约13米；与L3西段平行，位于L3西段北侧，长度约45米，内宽0.5－1.02米，内高1.1－1.3米，由东向西渐宽渐低。水道东起源处为方形池，东西长0.9米、南北宽0.8米，深0.7米，北、东、南分别与G8、G9的G11相连接。 

（3）房址 

揭露唐宋时期的房址21间（套），主要分布在路两侧。L2东侧由南向北为F20、F11、F18、F19、F12，西侧由南向北为F14、F10、F16、F2、F13、F17；L3南侧为F24；L5北侧的F21，南侧的F31。F22、F23、F26－F28位于L2东侧临街房后。各房址大小不一，有单间或套间，不成院落，均面向街道开门，房址与街道之间的空隙处宽窄不一，均铺砖，每间房铺成不同的纹样。房址修建方式基本相同，用纯净的浅黄色土为室内垫土，部分房屋有平铺的砖面；竖砌一或两层砖为墙基，墙体应多为木或竹，立柱处下垫红砂石柱础。 

3、出土器物 

以唐宋时期遗物为主，主要为瓷器，以本地的青羊宫窑、邛窑的产品为主，也有龙泉窑、定窑系等外地产品，其外来品的数量和质量明显多于成都其它同时期的遗址。器形以一般生活用具碗、盘、盏等为主。另外，出土了与佛教寺院相关的一些器物，有唐代晚期的佛教造像头部两个，均与真小头部相近，一些佛经石刻的残片等。 

4、初步认识与价值 

现揭露的唐宋时期遗迹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第6层层表的遗迹，主要包括房址F21、F25、F29、F30和F15，G2、G8、G6，以及与其相配套的L2、L3、L5下的泥土路（因只作了解剖故暂无遗迹号），时代为唐末到北宋。第二阶段主要为第5层层表的遗迹，房址有F2、F10－F14、F16－F24、F26－F28、F31等，与其相配套的道路，大小排水道16条；道路以铺砖路L2、L3、L5、L9为主，排水道以继续使用的G2、G8和G9、G11等为主，时代为南宋早中期。 

G2始于东端，由东向西流,结合1995年修筑伊藤洋华堂所发现的一条东西向水沟来看，推测在两条水道之间应该有一南北向的大型排水渠，位置大概位于现成都市红星路步行街下。 

L2大致呈南北走向（北偏东31°），根据目前的发掘情况，通过对L2多处解剖，发现其经历了3个大的修筑阶段。第一阶段为黏土构筑，土质非常紧密坚硬，可能经过夯打，从出土的瓷片来看当在唐代末期；第二阶段的路土系用碎瓦渣，瓷片和黏土夯筑，出土的瓷片为北宋到南宋初；第三阶段，路面用小砖铺砌，砖有可能是修路专门烧制的，与同时期其他建筑或墓葬出土砖的尺寸均不同，从出土的遗物来看，其年代为当宋早中期。L2第二、三阶段路面宽度比第一阶段略窄，体现了宋代以降街道向长巷制发展的过程。关于第三阶段道路修筑年代的判断同样得到了历史文献的印证。《全蜀艺文志》之《砌街记》：“天下郡国惟江浙甓其道，虽中原无有也。……大、少二城,坤维大都会,市区栉比,衢遂棋布.而苦地沮洳，夏秋霖潦，人行泥淖中如胶漆，既晴,则蹄道辙迹,隐然纵横,颇为往来之患。绍兴十三年，鄱阳张公镇蜀，始命甓之，仅二千余丈。后三十四年，吴郡范公节制四川，为竟其役，鸠工命徒，分职授任，……率一街之首尾立两石以识其广狭，凡十有四街。” 

从目前发现的道路、水沟、房址等建筑来看，遗址所处位置应该为成都城唐宋里坊内的一部分。清光绪五年的成都地图保留有与里坊有关的“大十字”、“小十字”等名称；（明）天启《成都府治图》、（清）光绪二十八年《成都省城内外街道全图》、（清）宣统三年的《新订成都街道二十七区图》和二十二年《成都街市图》均可以较清晰的看到唐宋以降成都里坊布局的残迹。至今，成都市内环路内的东部、北部依然可以隐约见到当年里坊的方块格局，有如棋盘。 宿白 先生认为唐宋成都城内为十六坊， 孙华 先生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并考订了一些里坊的名称和范围，这无疑都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利用古今地图的对比（包括街道名称的变迁），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认同唐宋时期成都罗城内为十六的里坊的观点，而且江南馆街遗址当为富春坊的一部分（见后文），只是具体的范围与 孙华 先生推测的稍有差别（主要依据“大十字”、“小十字”的位置）。(宋)周煇《清波杂志》卷八：“成都富春坊，群娼所聚。”《岁华记丽谱》：“上元节放灯，旧记称唐明皇上元京师放灯甚盛，叶法善奏曰：成都灯亦盛，遂引帝至成都,市酒于富春坊。” 王文才 先生根据道叶法善从唐玄宗入蜀，大慈寺有二人画像，大慈寺周围多倡优，娼妓，怀疑富春坊位置与大慈寺相近，此说可从。综上，我们认为江南馆街所处的地理位置正好与富春坊所在的位置吻合，江南馆街遗址当处于富春坊的东北隅“大区”内。 

另外，遗迹出土了与佛教相关的器物则可能与唐、宋时期大慈寺范围的变迁有关。出土器物中出现较多贵重的外来瓷器可能也与这一区域较繁华有一定的关系。遗址地处唐、宋时期成都城的东部，这一时期大慈寺区域是有名的庙会和集市地，《方興胜览》：“成都古蚕虫之国，其民重蚕事，故一岁之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蚕器、号蚕市。五月鬻香药，号药市。冬月鬻器用者，号本宝市。俱在大慈寺前。” 

江南馆街唐、宋时期街坊遗址是填补成都城市考古空白的重大考古发现，该遗址各类遗迹极其丰富，主次街道、房屋、排水渠（城市下水道）规划科学，布局合理，充分反映了唐宋时期成都已具有很高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管理水平。成都在唐代经济十分发达，誉称“扬一益二”，成都在宋代诞生了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无不昭示成都在唐宋时期中国经济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是繁荣发达的唐宋成都城重要的实物见证。此外，江南馆街唐宋时期街坊遗址发现纵横交错长达数十余米的铺砖街道在中国城市考古史上十分罕见，在现代化都市中心发现如此大规模的唐宋时期重要遗存堪称独一无二。

感谢“老油条”坛友的资料，对2008年十大考古发现中初选项目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访问http://bbs.pkuarch.com/viewthread.php?tid=9381&extra=page%3D5&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