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当今时代下如何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浅谈当今时代下如何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2004年9月，对于世界来说，是很普通的一月；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却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就在这一个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第一次鲜明地提出和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科学命题，并把它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五项任务之一提到全党面前。“和谐社会”的提出，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认识的新发展。它表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布局已经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三位一体，提升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这不只是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认识上的一大飞跃。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六个要求，是和谐社会具体内涵的主要组成部分，各自具有不同的定义和目标。如何达到这六个方面所提出的应该完成的目标，就成为了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要求。

在本文中我主要谈论这六个部分中的公平正义问题，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迅速，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各种不公平现象也越演越烈，已经呈现出比其它部分更为严重的矛盾问题；二是公平正义问题同人民的利益直接相关，各种不公正现象不仅会损害到群众的合法利益，而且极易影响人民的道德观和价值观，降低人民生活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导致人们对社会产生怀疑，甚至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失去信心。三是公平正义问题直接关系到一个执政党的能力和形象问题，如果一个执政党不能妥善处理好社会中发生的种种不公正的问题，那么人民必然对的作为能力不信任，转而采用非官方途径来解决问题，比如暴力、威胁、钱权交易等，这将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团结，从当前中国的状态看，这种行为有上升的势头，党和对这方面的关注程度也在逐渐加大，因此我也想就此问题，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公平正义是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准，也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只有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人们的心情才能舒畅，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和谐，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胡用短短的一段话高度概括了解决公平和正义问题的重大意义，同时也表明了党和坚决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决心。

公平和正义问题，从古至今在中国就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中华名族有着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经历了若干代的朝代更替。唐太宗说过：“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纵观中国历史，大多数朝代在建国的初期，对于公平和正义的问题都处理的比较好。因为这个时候百废待兴，经济处于不发达状态，和百姓的关注重点，都在于如何使得国家兴旺、人民富足；加上新的要树立一个好的形象，对于任何不公平的现象往往都是采取严厉打击的方式，也鼓励人民发扬自己的正义感，例如汉朝初期设立了“登闻股”制度和“拦驾”制度，允许百姓通过击打衙门左侧的钟鼓和拦截轿子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冤屈，一时间大受百姓的欢迎，甚至出现了“千人驻足于鼓前”的壮观景象，人们争相向反映自己受到的各种不公平待遇，很多也得到了解决，这对汉朝初期维持社会稳定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意义。但是往往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各种不公正现象变开始猖獗起来，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在于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之后，人们开始注重物质的公平分配问题，而手中有权势的人往往希望获得更多的利益，此时如果朝廷对和权贵的监督力度不到位，那么很容易就将小问题演变为社会问题。很多朝代即将灭亡的时候，朝廷内外都是腐朽不堪，百姓怨声载道，这个时候的朝廷已经无力去处理公平和正义的问题，改朝换代也是在情理之中。

在实现公平和正义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当中，问题是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问题。一个是否能够处理好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安定和人民的命运。黄炎培曾问过：“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许多许多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他问有什么方法跳出这一周期率？对此，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的意思，就是要通过民主的方式来杜绝问题。只有解决了问题，国家才可能长治久安，才有可能走出中国朝代不停更替的怪圈。由此可见党的领导人对问题的重视程度。在建国初期时，党对问题的处理是相当严厉的，山、张子善是立过大功的老党员，但是党和依然对他们处以了决，可见对贪腐问题的处理力度。得益于这种高压的打击，新中国初期的贪腐现象得到了严格的抑制，人们对采取的措施也很满意。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社会转型也在悄悄的伴随着进行。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人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被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所侵蚀，当这部分人掌握到资源和权力时，他们就会利用自己已经拥有的资源和权力去剥夺别人正当的利益，这就是群体的开端；而被剥夺利益的人群中，有一部分不甘心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但是又无法阻止前者的掠夺，他们会将自己利益所受的损失尽量转移到别人身上，这就是群体的发展。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之所以现在中国的问题如此严重，很大程度要归结于这个恶性循环之上。例如从2000年曝光的胡长清、成克杰的案子可以看出来，胡长清、成克杰都是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赢得了国家和人民的信任，从而在仕途上一路攀升，但是在位高权重之后，外来的诱惑开始不断增多，他们的思想和生活也开始不断的发生了腐化。作为省部级，他们清楚自己手中的权力有多大，但是他们不但没有利用这种党和国家赋予的权力为人民牟利，反而大肆收受下级和商人的贿赂，侵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向他们行贿的人，为了收回成本，更加变本加厉的去掠取其他人的财物。而手中无权的群众，利益遭受损害又无法挽回，便会将其归罪于社会。有的采取极端方式报复社会，例如发生在福建南平的校园杀人案，凶手郑民生杀死9个孩子，仅仅是因为过节没有给领导送礼，受到领导排挤而下岗，从而产生了报复社会的念头。还有的人会产生一些悲观的想法，认为这个社会已经无药可救，并且将这种思想灌输给其它人，引发群体性的悲观情绪。当这种悲观情绪成为一种惯性思维时，便会对社会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冲击。

问题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所以也不是一个短期能够解决的问题。就我个人的观点来看，问题是无法彻底消除的，因为每个人的内心都存在贪欲，有人能够控制，有人则不能，这是人的本性决定的，并不是法律与道德可以消灭的，但是法律和道德可以从最大的程度上去抑制问题的严重程度。每个国家都有现象，但是程度不一样，这是由国家整体层面的法律水平和道德水平所决定的。在2010年的世界国家廉洁排名榜中，中国排名第78位，说明问题依然比较严重。我觉得之所以中国的程度得不到控制的原因有以下几个：一是中国的法律目前对因为贪腐落马的态度比较宽松，一般认罪态度好且交回赃款的，都是处以死缓。但是群众对要求处以贪官极刑的呼声非常之高，这两者之间就形成了矛盾，引发了群众对法律的不信任，也使得法律对的威慑力下降；二是中国历来是礼仪之邦，逢年过节送礼的习俗使得很多人有了行贿受贿的借口。例如09年被“”的武汉大学原副校长陈绍方，光过节所收受的财物，价值就高达数百万元。因此我觉得，要最大程度的减少案件的发生，首先要提高法律的威信，对于贪污数额达到了国家规定的能够执行死刑的标准，除非有特别重大的立功表现，一定要严格执行死刑。当年有人为山、张子善说清，坚定的说：“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只有这样才能消灭贪官的最后一丝侥幸，不敢越雷池半步。其次严格执行财产申报制度，尤其对节假日的收入情况要严格审核，对于有大额不明财产来源的要加以关注。三是要加强道德观的树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并不是简单的考两门试、举两个人物就能做到的，必须要让人们发自内心的对现象产生罪恶感。如果能做到以上几点，相信中国的率将会控制在很低的程度。

问题是坚持公平与正义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但是这不代表其它的问题就不重要。如果说问题更多的牵涉的是公平问题，那么“围观”现象则更多的体现出了中国人民正义感普遍缺失的问题。这个“围观”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围观，当今所谓的“围观”现象，是指当发生有人遭受到侵害的行为时，周围的人并不上前帮忙制止侵害行为，而是聚集在旁边观看。这样的现象在近年来屡见不鲜，只要在百度里输入“围观”一词，类似的新闻比比皆是，或者说已经算不上新闻。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呢？难道是中国人的正义感都已经消失了？其实并非如此，每当有违反传统公众道德观的事件出现时，网友在网上总是不遗余力的声讨，这表明人们的心中依然普遍存在正义感。但是为什么现实中却只有极少数人敢于伸出援手呢？我分析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1）新闻媒体大肆渲染一些做好事却不得好报的案例，让人们对中华民族传统的“助人为乐”这一美德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感，从而在类似情况时不敢伸出援手。其中最著名的有南京彭宇案，2006年11月20日上午，65岁的徐寿兰老太太在公交车站跌倒受伤后，被彭宇扶起，并在老人请求下将其送到医院。结果老人说自己是被彭宇所撞，彭宇坚决否认，后来，老人把彭宇告上法庭。经四次审理后，南京市鼓楼区的判决书称，“彭宇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的人，从常理分析，他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并裁定彭宇补偿原告百分之四十的损失，即四万五千多元。这件事对人们的价值观的打击是巨大的，很多人在做好事时都感受到了一种束缚感；（2）法律对见义勇为者的保护力度不够，经常出现让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的情况，进一步伤害了人们内心仅存的正义感。

“围观”现象不是个人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各种冷漠的事件伤害的不仅是受害者的心，更是伤害了整个社会的最深层次的观念。要想让人们敢于伸出援手，最根本的方法还是要加强法律制度对见义勇为行为的鼓励和保护。目前我国对见义勇为缺乏全国性的统一立法保护，很多时候仅仅是依靠地方性的法律保护和象征性的奖励，这样的状况让很多人对见义勇为望而怯步。如果国家能够尽快的建立相应的激励措施，让想见义勇为的人感受到身后有强大的法律作后盾，那么整个社会的正义感就会被带动起来，以前“围观”的人也将会同各种不公正的现象做斗争。

除了以上两个主要问题，还存在诸多影响公平和正义的小问题，本文不加以深入讨论。虽然目前社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且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时期，所以问题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前文所提到的一些方法，只是针对影响公平正义最严重的现象和“围观”现象，要想从根本上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最关键的还是要提高人们的道德素养和精神追求。法律可以打击不公正现象，但是不能消除。只有人们发自内心的去维护公平和正义，才是长远的方法。相信随着时间的发展，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副作用将会逐渐消退，精神文明的建设更加完善，人们的素质也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到那时，一切有利于促进公平正义的行为都将得到人们的传颂和赞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也将更靠近预期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