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宋辽金元史学

——中国封建史学的鼎盛

中国封建史学，到宋朝达到高峰期。史学领域宽广，治史途径多样，气象博大，不仅集以往史学之大成，而且对后世封建史学产生极大影响。辽金史学同两宋史学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同时又鲜明的显现出自身的民族特点。元代史学是宋代史学的延续和后劲，是多民族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辽金元三朝史学，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到鼎盛时期所体现的多民族史学吸收融合的一部分 。

第一节    宋朝史学的繁荣鼎盛 

一、宋朝史学繁荣鼎盛的具体表现

1、官方修史制度进一步完善。

除了延续唐制外，又新设置了一些修史机构。起居院、时政记房、日历所、会要所、国史实录院；编修敕令所、玉牒所 

2、史书数量空前增多。 

宋代史部书的数量，不论部数还是卷数，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高峰；其增长速度，为前代所无，亦为此后元明清三代所不及。 

3、史书体裁多样化，并且富于创造性。

编年体史著重新崛起；纪事本末和纲目体出现；朱熹的《伊洛渊源录》，也被认为是古代学术思想史的学案体著作的滥觞。

4、史家辈出，群星璀璨。

从《四库全书总目》统计，有著作流传至今的宋代史家，不下130人。欧阳修、司马光、吕大临、袁枢、郑樵等，是其中的佼佼者。 

5、“会通”思想开始成为系统的史学理论，成为史学的主流

6、史学范围进一步扩大，历史文献学获得显著的发展。 

上古史、民族史、地方史、域外史、人物传记、杂史；文人别集、笔记作品中也含有大量史料。金石学、官私目录之学、校勘、考证、辨伪、史注、类书；丛书在宋末也已出现。 

二、宋朝史学繁荣的原因

（1）宋代经济发展、社会相对稳定，为学术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2）宋代的基本国策是重文轻武。从皇帝到下层官吏都重视史事，社会上读史讲史蔚然成风，史学受到广泛的重视，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史学的繁荣。（3）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雕版印刷的普遍使用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史书的大量印制和流通创造了方便条件，有利于史学的普及。（4）宋朝科举事业发达，读书人的队伍不断扩大，各阶层士民对史书的需求增大。宋代有些史著，本来就是为科举所著，如王应麟所作的《玉海》。（5）前代积累的丰富的修史经验，为宋代史家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如《左传》对《资治通鉴》产生的影响；《史记》的“通古今之变”对宋代“会通”思想的影响；唐初设馆修史对宋初统治者重视史事的影响，等等。 

第二节    宋朝所修三部纪传体“正史”

一、《旧五代史》

薛居正以参知政事、宰相监修。原名《梁唐晋汉周书》，总称《五代史》，后为区别欧阳修所撰《五代史记》而加以“旧”字。记五代53年历史，兼记十国事。史料来源：五代史料，宋初仍存各朝实录360卷，范质曾据以删补成《五代通录》65卷。《旧五代史》的纂修就以之为底本，并且有实录原本供参考。体例：体例仿《三国志》，五代各朝独自成书，分别标以《梁书》、《唐书》等名，均设纪、传，志则通录五代典章制度，附于五书之后。史料价值：薛居正曾经历仕五代各朝，同修诸臣在五代时亦多为史官，修撰时间离五代较近，人物事迹多为耳闻目睹，同时又有五代各朝实录为依据，因而所记史事大都较为可靠，保存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史料价值较高，尤其是该书“十志”的史料，更是研究五代典制所必须。流传：该书修成后约80年，欧阳修《新五代史》出，二书并行于世，但当时人更重视欧书。孝宗淳熙十四年，朱熹提议改革科举考试办法，设经、子、史、时务各科试士，其中史学分三科，内中有《新五代史》而无《旧五代史》。这个提议未能上奏，但深得时人认可。金朝学校起初以新旧《五代史》同为指定当用之书，但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诏令削去旧史，只用新史。此为朱熹死后七年之事。从此，《旧五代史》遂不被人注意，以致逐渐湮没无闻。明朝时，只有宫廷中尚藏有此书，故《永乐大典》才得以收录，但是将该书按韵分割纳入，并非全本。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已经不见薛史原本，馆臣邵晋涵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出。 后被列于“二十四史” 。

二、《新五代史》

欧阳修私撰，原名《五代史记》，后人改今名。主要特点是强调《春秋》书法。出于正名分、寓褒贬的需要，根据封建道德标准，着意对五代人物进行归类，设立了许多新的传名 。 

他根据自己的正统史观，以五代政权为中心，将十国政权列为《世家》，将同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列为《四夷附录》。 文笔优美，语言简要。但过于注重简洁，以致删去了不少重要史实。吴缜《五代史记纂误》指出该书有二百多条错误和缺点。也搜罗了一些旧史编撰时尚未问世的一些史料，比旧史新增了一些史料。总的来看，新史采摭虽广，实际著录不如旧史充实，因而只可与旧史并存，而不能代替旧史。《四库提要》谓“二书繁简，各有体裁，学识兼资，难于偏废。”实为公允之论。 

三、《新唐书》

先后参与修纂的有宋祁、欧阳修、范镇、王畴、吕夏卿、宋敏求、梅尧臣和刘羲叟等人，耗时17年。由欧阳修负责修纪、志和表，由宋祁负责修“列传”。文笔优美，史料价值较高。 在体例上，最受称道的是“表”和“志”。该书编纂者自称该书具有“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后”的优点。但当时就有人说这是它的缺点。缺点是，本纪文字非常简略，而且因为反对骈文，将大量唐朝皇帝诏书和大臣奏章删改为散文的形式，失去了原貌。因为文省于后，将很多重要史料也删除了，导致“以文害史”。吴缜《新唐书纠谬》20卷，列举该书错误四百多条，批评该书的观点和史实的错误。 

第三节  《资治通鉴》与编年体史的新发展

一、《资治通鉴》

我国现存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代表了北宋史学的最高成就。

（一）《资治通鉴》编修过程：

《历年图》 ——《通志》 ——英宗于治平三年（1066）四月命他设立史局于崇文院——治平四年宋神宗即位，司马光奉旨进读其书，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为《资治通鉴》，并为他预先写了一篇序文——神宗元丰七年（1084）十一月，全书修成奏上 。  

（二）《资治通鉴》的编修助手及编纂方法：

1、三大助手：刘恕、刘攽、范祖禹，都是当时一流的史学家。在我国历史编纂学上堪称是集体合作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典范。

2、编纂《通鉴》的优良方法：从搜集史料到最后定稿，分成三大步骤，先做丛目，次作长编，最后定稿。丛目和长编主要由三大助手负责，司马光参与讨论体例。定稿由主编司马光一人负责。

（三）、《资治通鉴》的内容和特点：

1、内容：规模空前。内容主要是政治史，经济问题较少涉及，文化就更少。全书以历代统治的盛衰得失为叙述的中心。“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 朱熹就说，司马光选择史料有偏见。 优点：其一，内容广泛，可信程度很高。其二，条理清晰。其三，文笔高明，既简洁，又丰富，文风前后一致，都是司马光本人的文笔风格，被评为：“无一事不用旧本，无一语同于旧本。” 缺点：其一，史事仍有错误和遗漏。其二，有严重的体例缺点。其三，文化史的内容太少。其四，怀挟私见，议论不公。 

（四）司马光的史学思想

1、主张据事直书，善恶自辨。2、强调史为今用。3、关于正统论的认识。司马光想淡化正统论，说是“姑且用之”以便纪年，但实际上回避不了，仍然是正统论的观点。 

（五）《资治通鉴》与编年体史书撰写高潮的兴起

1、在《资治通鉴》的直接影响下，宋代出现了撰写编年史当代史的高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专记北宋一朝168年史事，记载北宋史事之详，无人能出其右。而且，此书也有“考异”，非常有价值。还有，作者的编书方法也有可取之处。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相接续。材料之丰富，考证之精确，为当时许多史家所不及。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与金国议和及战争之大事。按照时间顺序，有不同的说法均记载下来，引书达200余种，皆照录原文，不加裁断，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原始材料。因在按年编排中又以事分类，所以也有人认为该书是纪事本末体，有一定道理，但大多数人认为是编年体。其实是一部资料性质的编年史书。

2、两宋时期对《通鉴》的删节、补作、仿作和注释

删节、补作、注释之作：其一，司马光本人把《资治通鉴》删节成《通鉴举要历》80卷，南宋时胡安国等人又将此书补充为100卷，成《资治通鉴举要补遗》。其二，北宋末年，隐士江贽编写《资治通鉴节要》30卷。其三，司马光的助手刘恕编写《通鉴外纪》10卷，记载上古到春秋末年的历史。司马光也作了《稽古录》，补充《通鉴》以前的历史。其四，刘时举编写《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记载宋高宗至宋宁宗间的史事。其五，南宋初年史炤撰《通鉴释文》，是当时流传最广的音注。而所有注解《资治通鉴》者，以宋末元初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为最重要。他对于《通鉴》的名物、制度、地理，以及史实异同，都根据古籍加以详细的注释，有时还补充《通鉴》的不足。改编《资治通鉴》：其一，朱熹和他学生赵师渊共同完成《资治通鉴纲目》，成为纲目体史书滥觞，但它本质上仍是编年体。其二，写成《通鉴纪事本末》，但它属于纪事本末体，已非编年体。朱熹编纂《资治通鉴纲目》的原因有二：其一是认为《通鉴》一书部头太大，内容太详，人们读了不能得其要领；其二是认为《通鉴》的封建正统思想还不够强，特别是书法还不完备。编纂方法及其价值：凡叙事，先仿《春秋》，列出内容提要，以大字顶格书写，称为“纲”；然后仿《左传》，叙述具体内容，以小字注文的形式低一格书于“纲”下，称为目。此书重在书法，意在褒贬，正统观念特别强烈，史料全部采自《通鉴》，在史学本身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然创造了一种新的史书体裁，在历史编纂学上有一定价值。尤其是它叙述自由，简明扼要，条理清楚，便于初学者对历史知识的掌握，不失为一大发明。《资治通鉴纲目》成书后，后世仿效、续补的史著纷涌而起，如明朝商辂奉敕撰《通鉴纲目续编》27卷，接续宋元史事；其后明朝南轩又作《通鉴纲目前编》25卷，补上古至三家分晋事。清初康熙帝有《御批通鉴纲目》，钦定为考试策论的标准；乾隆时又敕撰《通鉴纲目三编》（即《明纪纲目》）40卷，专述明朝史事。纲目体史书因此也形成贯穿古今的体系。清人吴乘权等著《纲鉴易知录》，也是由此书繁衍而成。在封建社会后期，《资治通鉴纲目》实际起着政治教科书的作用，已不是一部单纯的史学著作。 

第四节  《通鉴纪事本末》与纪事本末体史书

1、《通鉴纪事本末》的编纂

袁枢：“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天下后世公议！”被时人赞为“无愧古良史”。

目的，一是为了解决读《通鉴》而不易理清其中事件始末原委的困难。二是为了进一步贯彻《通鉴》的“资治”思想。

杨万里：当国者不可无此书、学者不可无此书。

孝宗读而嘉叹，以赐东宫及分赐江上诸帅，且令熟读，曰：“治道尽在是矣。” 

2、《通鉴纪事本末》的史学贡献及其在史学上的影响

没有史料价值。惟一贡献，是以“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形式，创立了一种新的史书体裁——纪事本末体。 

纪事本末体不以时间、人物为主，而以历史事件为中心，“因事命篇，不为常格”，巧妙地综合了纪传和编年二体的优点，克服了二体记事的缺点。

受到了时人和后世的广泛赞誉，《四库提要》说：“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晰，节目详具，一览了然，遂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实前古所未见。”章学诚说此体“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梁启超称它是“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旧史界进化之极轨。”

也正因如此优点，晚出的纪事本末体迅速以卓然的姿态雄踞史坛，取得了与纪传、编年同列的地位。 

由于纪事本末体以善于叙事见长，故在《通鉴纪事本末》问世后，仿效之作接连涌现，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纪事本末体史书系列，著名的有明代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和《元史纪事本末》，明代张鉴的《西夏纪事本末》，清代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清李有棠的《辽史纪事本末》和《金史纪事本末》，清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以及近人黄鸿寿的《清史纪事本末》等等。

于是，纪事本末体的史籍，便贯穿古今而自成一个系统了。

第五节 《通志》与《文献通考》

一、郑樵《通志》

纪传体通史，上起传说中的三皇，下迄隋末，惟“二十略”中典章制度的部分延伸至唐。是《史记》以后纪传体通史著作发展的新成果。

“通志”即通史之意。最有价值的是“二十略”，历来被认为是全书的精华，同时也正是郑樵本人所自负和花费精力最多的，自称“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这不仅是自负，实际上也是因为这“二十略”几乎包括了古代文化史的全部内容。 

郑樵的史学思想：其一，主张会通，提倡编写通史，反对断代为史。其二，反对作者在史书上议论和褒贬，主张据事直书。其三，注重“自得”、“独断之学”，提倡修史“成一家言”。其四，倡导求实的学风，反对空谈义理之学与专务辞章之学。其五，主张史学要注重实践，要有实际考察。他常常观测天象、地理、昆虫草木等。《通志》很少得到好评，被指为“漏略百出”、“语多袭旧”，郑樵本人被斥为“陋儒”、“妄人”。章学诚对他推崇备至。梁启超也推崇郑樵，称之为史学界的一个“彗星”，称他是在史学史上与刘知几、章学诚齐名的史学理论家。

二、马端临《文献通考》

典制体通史。 “文”就是典籍、书籍；“献”，贤也，即贤者的议论；“通”，贯通；“考”，个人的研究。全书348卷，分为24门，总贯历代典章制度，由上古至南宋宁宗嘉定年间，分门别类，原委了然。

马端临主张会通的史学思想与郑樵主张基本一致，但稍有不同，他认为政治史可以写断代史，而制度史必须写通史，因为制度有因有革，是由前代直接发展来的，而政治史则不具有这个明显特点。这种重视典章制度继承发展的观点，是有进步意义的。

第六节   元修宋、辽、金三史

1、三史的修撰。 

王鄂：“自古帝王得失兴废，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 正统之争 。元顺帝至正三年 

“金、宋死节之臣，皆合立传，不须避忌。”“疑事传疑，信事传信”。

三史之发凡举例、论赞表奏等事宜，皆由欧阳玄属笔。 

2、《宋史》

从至正三年三月下诏到五年十月即全书告成，共496卷，在二十四史中卷帙最多。成书之快，一则由于史料丰富，二是修史时 时间紧迫，三是多人分撰，草草定稿。是故，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弊病：在结构上，详于北宋而略于南宋。内容上，重复、缺漏、互相矛盾以及详略不当、隐讳不实、文字谬误等所在多有。《宋史》繁芜，早有定论。 尽管《宋史》存在种种问题，但它也自有存在的价值，很重要的一点，是它保存了大量当时的史料。同时也是学习、研究这一段历史的入门书和基本参考书。 

3、《辽史》

从至正三年四月到次年三月成书，仅11个月。真正的编撰者是揭傒斯。“（修史以）用人为本，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也。”“欲求作史之法，须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虽小善必录，小恶必记。不然，何以示惩劝！”《辽史》成书迅速，主要是因为史料少而又有成书可依。主要缺点是：第一，过于简略，以至漏载了许多修史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第二，书内各部分内容还多有互相矛盾和重复的地方。第三，错误很多。现存最早也最完整的一部辽代史书，是研究辽史的最基本史料。 

4、《金史》

撰于至正三年四月，次年十一月成书。历来评论，都认为三史之中《金史》最好，这是因为在正式修撰之前，已经有不少人先后作过大量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当然它也有一些缺点，如自相矛盾、内容重复、史实错误等。但这并不影响它是研究金代历史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资料。 

5、值得注意的是，三史既多言天命神意，又重视表彰忠义，即使是金宋臣民为了抗击元朝而死难者，也概予表彰。这是因为，前者可起到维系人心的作用，后者则是为了教诫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