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中叶及曹魏后期之琅琊王氏政治

王连儒

[提要]　琅琊王氏是汉晋以来门阀士族政治的典型代表,研究琅琊王氏家族成员之仕宦历史,无疑是我们考察琅琊王氏家族政治乃至门阀士族政治历史的重要参照。琅琊王氏政治源起于西汉昭帝时期,至曹魏后期西晋初年已经初步形成以宗族关系为基础的家族政治体系。世人以及朝廷对琅琊王氏的认可,基本上限定于伦常与政治这样两个层面,鉴于此,琅琊王氏成员之道德人格与政治才智,也便成为历代史家以及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本文从仕宦源流与道德人格的角度探讨了琅琊王氏在西汉中叶、魏晋之交的伦常政治状况,力求为琅琊王氏家族政治历史的系统研究做一些基础的工作。

[关键词]　西汉中叶;　曹魏后期;　琅琊王氏政治;　发展演变

[中图分类号]K234—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2]01—0098—04

王连儒,聊城师范学院副教授　山东　聊城　252059

　　琅琊王氏是汉晋以来门阀士族政治的典型代表,因此,研究琅琊王氏家族成员之仕宦历史,无疑是我们考察琅琊王氏家族政治乃至整个汉晋门阀士族政治历史形成与发展的重要依据。琅琊王氏之仕宦历史悠久,自西汉中叶起,其家族子弟之参政历经魏晋南北朝等不同朝代,时间长达数百年之久,并且在不同朝代均曾出现过对朝廷政治以及世风人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以往之研究者大多侧重于对琅琊王氏在晋宋时期之家族政治历史的研究,相对忽略对此前琅琊王氏之仕宦情况以及道德人格的分析,如此便有可能造成琅琊王氏家族政治历史研究的脱节,本文希望通过对西汉中叶至曹魏后期琅琊王氏之家族成员仕宦以及道德人格等方面的研究,以期获得对这样一个有影响的士族政治群体的较为全面的认识。

一

在琅琊王氏众多的俊才雅士中,王吉是最早见诸史传并有宦名的人物。王吉于汉昭帝始元二年始为昌邑王都尉,至其孙王崇汉平帝时担任大司空,祖孙三代先后仕汉长达八十余年之久。王吉仕于昭、宣二代虽然位未至三公,但其名望及影响却颇为显著,班固曾将其与周之伯夷、叔齐,汉之园公、绮里季、　里先生、郑子真、严君平相提并论,并说:“自园公、绮里季、　里先生、郑子真、严君平皆未尝仕,然其风声足以激贪励俗,近古之逸民也。若王吉、贡禹、两龚之属,皆以礼让退进云。①大概在班固看来,前者以隐退励节显志,后者以礼让退避扬名,这两类人对激贪励俗,淳化世风人伦,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汉宣帝时,王吉曾向朝廷提出延儒生,述旧礼,明王制的建议,虽然有些主张过分拘于礼制,被宣帝称之为“迂阔“,但其政治人格仍然备受时人之称赏。在婚嫁封赏这一涉及人伦政治之重要问题上,王吉首论世俗嫁娶太早,嫁娶者不知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进而影响到教化与寿夭;次论聘娶无节,给贫人造成极大的经济负担;三论列候尚主,诸候则因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诎于妇,逆阴阳之位,故多女乱;四论外家及故人可以厚以财,不可居以位。尤其是四论中涉及到的朝廷对外家以及故人之态度,对汉宣帝时外戚许、史、王三家干政以及皇室与外戚之间日益复杂的政治关系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王吉卒于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仕于昭、宣之时。汉宣帝即位后,对儒者之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地节二年(前68年)霍光去世以前如果说平常还受到霍光辅政的一些影响的话,那么霍光之去世则为儒者议政提供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在宣帝当政的十几年间,曾两次招集诸儒议论五经之异同,一次是甘露元年(前53)召五经诸儒议殿中,评论《春秋公羊传》与《春秋谷梁传》之异同。由朝廷出面评议诸家学说之优劣,并在诸家学说中确立那些足以能够为朝廷政治提供佐治的学说作为官学予以提倡,这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宣帝此举并非是附庸风雅,或者说是显示自己对诸家学说之精通甚至对儒者之重视,而是希望在朝廷政治中有限度地提倡儒术,崇

山会科学・1Π2002尚礼制,进而借此重新确立君臣之关系。第二次是甘露三年(前51),宣帝再次诏诸儒于石渠讨论《五经》异同,时任黄门侍郎的梁丘临奉使问诸儒。此次参与讨论的共有《易》、

《书》、

《诗》、

《礼》、

《毂梁春秋》等五家,在《易》学诸家中梁丘氏《易》等得立。王吉究竟在宣帝主持的两次聚众讨论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不得而知,但其子王骏却与梁丘贺《易》有着直接的联系:“初,吉兼通五经,能为《驺氏春秋》,以《诗》、

《论语》教授,好梁丘贺说《易》,令子骏受焉。”②汉宣帝在不到四年时间里两次诏集诸儒讨论五经异同,并且将其所立诸家学说的代表人物或立为博士,或任以职官,这就充分说明其对儒生之重视,但汉宣帝时启用儒生参与朝廷政治的政治环境还没有真正形成,因此,宣帝要想真正把那些提倡仁政礼制的儒者推到朝廷政治的前沿,恐怕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鉴于此,王吉的某些政治主张受到汉宣帝之冷落,似乎也是情理中的事情。

二

王吉参政以廉正直谏而著称于时,这也是琅琊王氏自西汉昭帝以来所形成的优良的伦常政治传统,像这样的为政风格不仅会给其本人带来政治的声誉,同时也对其家族的存在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王吉所处的时代,正值社会政治不断变革的时期,政治在变,学术也在变,随着学术政治的变革,如果王吉再像以前那样希望凭借自身之学识以及帝王之名义去恢复礼制与名分,却又不去考虑当朝政治对学术的需要,那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故王吉之隐退也便成为其政治主张不为当朝政治所接受的重要理由。王吉隐退的时间大约在汉宣帝本始元年(前73)左右,后至宣帝黄龙元年(前49)宣帝驾崩,其间十六年的时间,他一直在琅琊过着闲居的生活。宣帝黄龙元年(前49)元帝刘　即位,遂下诏征王吉、贡禹,但遗憾的是王吉因年高体弱,病死于道中。这一情况表明,王吉对元帝时朝廷之政治应该说是充满了兴趣的,因此,他此前之隐退,也并非是身体的原因或是对政治的不感兴趣,而只不过是其政治主张不为朝廷所用的一种暂时回避。至于元帝为什么在其即位之初即下诏征召王吉、贡禹等人,我们则可以从有关的历史记载中找到一些佐证的材料。据《汉书》卷九《元帝纪》记载: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母曰共哀许皇后,宣帝微时生民间。年二岁,宣帝即位。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待宴从容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

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王,曰:‘淮阳王明察好法,宜为吾子。’而王母张婕妤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阳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许氏,俱从微起,故终不背焉。

太子刘　的一句话,竟然几遭被废之祸,可见,在宣帝朝用什么样的人参政,采取何种方式治理国家,是一个特别的敏感的问题。宣帝对刘　的担心,主要来源于他在任用人标准上与自己的分歧,用儒生还是用刑法之士,这的确是关系到国家生存与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但还不至于严重到象宣帝所讲的“乱我家”那样的程度。刘　的不被废黜,主要是因为宣帝与其母许氏特殊的养育归依关系,感情的因素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否则的话,刘被废,汉朝的历史又该另样书写了。

王吉的政治主张并没有在朝廷得到有效的推广,后人对他的那些谀辞,主要是对其在昌邑王任时,或者说是任益州刺史时所做事情的旌扬。据《汉书》卷七十二《王吉传》记载,王吉坐昌邑王被废后复起家为益州刺史,不久便因病去官,后再起为博士谏大夫,这大概是王吉在朝廷任职的开始,但这种开始却并没有给王吉的政治生活带来好的运气,他的政治主张不仅得不到朝廷之采纳,反而还因宣帝之个人好恶对其颇有微辞。对王吉的赞誉,是后世史家或者说是时人某种政治理念的反映,因为西汉自宣帝朝以后,真正象王吉这样既遵从传统,又坚持自己政治主张的人越来越少,学术对政治的过分阐释,使得学术本身的实用性大大增强,传统学术与现实政治之间已经有了很大距离,甚至可以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裂痕。因此,对于那些从传统学术思想中分化出来,或者说即将分化出来的士人来讲,究竟是“崇儒复古”还是“遵法合世”,是推行“礼制”还是实施“法制”,这的确是一个政治上的选择而非完全意义上的学术探讨。对于大多数具有传统学术思想与观念的文人士大夫来说,他们大都希望能有像王吉这样的人通过自己的学术思想与政治主张来引导朝廷政治之走向,并以此维护传统学术思想对不断发展的社会政治的制约,否则的话,王吉又怎么会在民间誉称极盛,而在朝廷却得不到重用呢?

王吉在伦常道德方面也有不俗之表现。据《汉书》卷七十二《王吉传》记载,王吉只因为其妇偶以邻里之枣食之而休之。王吉的行为,并不符合人之常情,多少有一些沽名钓誉成分,但不管怎样,其行

99为本身对于规范家族成员的道德观念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对于醇化世风人伦也有许多有益的影响。王吉的思想行为在其生活的当时是否能为朝廷政治所认可,这是决定王吉之道德价值观念是否得以在朝廷政治中有效推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事实证明,西汉中晚期,朝廷似乎已经不再需要更多旧的道德观念作为维系朝廷政治之手段,代之而行的却是一种更为实际、也是更为有效的伦常政治思维方式。王吉从家族道德的自我完善、为政清正廉洁以及推行儒家礼制名分的角度去维护社会人伦政治的纯洁性,表现了一个具有较深传统观念以及良好道德素养的文人士大夫所具有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如果文人士大夫将这种社会责任感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义务加以推行的话,对于净化社会人伦政治以及世风世俗定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

王吉之子王骏,以孝廉辟为郎,“左曹陈咸荐骏贤,父子经明行修,宜显以励俗。”③陈咸之荐王骏,非常明显地流露出对其家学道德的褒奖以及希望借此激励世俗的心理。光禄勋匡衡亦曾举荐过王骏,后匡衡为丞相,骏又因奏免匡衡而左迁少府之职,由此看来,王骏为政直谏不避势利,与其父王吉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从左曹陈咸荐王骏任职的情况看,汉元帝朝的确存在着一个适合于儒者参政的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士人间相互举荐的标准,往往能够反映出朝廷举用人的基本走向。成帝即位,出骏为京兆尹,试以政事,其在任有能名,与曾为京兆尹的赵广汉、张敞、王尊、王章齐名,故京师又有“前有赵、张,后有三王”④之美誉。王骏在任所获得的世誉,与其父王吉在任所取得的政绩一样,均反映了世人对其家族道德学问以及政治业绩的肯定,而这种肯定所产生的影响,又是一个家族在社会政治中得以立足的重要前提。

王骏妻死不复继娶,故其以道德纯正为世人所誉,由此可见,王骏在西汉元、成二帝时,为琅琊王氏道德政治的完善与延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骏子王崇,参政亦有能名,他曾于汉哀帝建平三年任御史大夫,后因替“坐祝诅下狱”的成帝舅安成恭候夫人放辩言,被哀帝视为不忠而左迁大司农。不过哀帝在谪迁王崇的诏策中仍然提及王崇“有累世之美,故逾次列”这样的话,可见,琅琊王氏自王吉以来所确立的政治人格以及家族道德规范,的确得到了包括朝廷在内的世人的广泛赞誉。所谓有“累世之美”,实际上见诸史载的琅琊王氏成员自王吉至

王崇也不过只有三代,然而三代为宦皆有能名世誉,且道德学问一脉相承,像这样的家族在西汉的确也为数不多。正因为家族有“累世之美”,故其在政治上才有“逾次列”的可能,由此可见,西汉元、成以来,家族伦常道德的影响已成为左右其家族政治的重要因素。

按王氏族谱记载,王崇之后虽有王遵、王音等分别担任过中大夫与大将军等职,但《后汉书》所载东汉二百余年的历史,却鲜见琅琊王氏为官参政的详细记载。琅琊王氏政治之所以出现如此长时间的断层,一是与东汉政治中的举用人制度有关。此时贤良、文学、孝悌、忠谨的家族风尚与个人修养已经不再适应东汉政选的实际需要,故琅琊王氏自王吉以来所形成的这种家族道德政治传统,自然也就很难受到朝廷的认可与接受。二是与王吉等人戒显退让,全身远祸的心态有关。王吉之子王骏,以及其孙王崇均有被奏免或避贤退让的经历,因此,东汉以降,朝代更迭所造成的世风变迁,的确成为影响琅琊王氏仁宦政治延续的一个重要因素。家族政治的连续性以及官品爵位的高低,无疑是衡量一个家族伦常政治等次的重要标志,汉代无论从学术还是政治来讲,均出现过“家世多为博士者”以及“家世衣冠”这样的家族,因此,琅琊王氏自王吉等参与西汉政治以来,便有保持家族门第肃整以及政治优势的合适的社会政治氛围。琅琊王氏之所以出现政治上的断层,除以上原因外,还有一个能否适应社会政治变革以及家族伦常政治观念是否能够超越现实政治需要的问题,“保家宜族”有时必须避开错综复杂,变化莫测的政治形势,与此同时对那些既重视家族伦常道德统序,又希望通过政治的参与光扬门户的人来说,是很难选择的。《晋书》卷三十二《王祥传》有“汉末遭乱,携母扶弟避地庐江,隐居三十余年,不应州郡之命”的记载。政治的变故,的确成为琅琊王氏远离社会,远离仕途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

王祥距王吉六代,《本传》称其为“汉末谏议大夫王吉之后”,可见,史家为其立传,家族的渊源是一定要讲清楚的。王祥于公元220年应徐州刺史吕虔之邀出任其别驾,吕虔“凡民事一以委之”,而王祥做得也十分出色,故有“海沂之康,实赖王祥;帮国不空,别驾之功”⑤之时誉,而吕虔也由此得到“世多其能任贤”⑥之美称。从王祥出仕的时间看,曹丕代汉后所实施的一些政治措施,好像比较有利于像王祥这样的仕宦家族在政治上的发展,而从王

001祥出仕后的政绩来看,家族政有能名的伦常政治传统在这里仍然得到很好的延续。

魏高贵乡公曹髦即位后,王祥被封为关内侯,后又出任光禄勋、司吏校尉,不久又拜司空、转太尉、加侍中。甘露三年丙寅,朝廷诏曰:“夫养老兴教,三代所以树风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纳诲,著在　史,然后六合承流,下观而化。宜妙简德行,以充其选。关内侯王祥,履仁秉义,雅志淳固。关内侯郑小同,温恭孝友,帅礼不忒,其以祥为三老,小同为五更。”⑦“三老”为年寿八十而不见养育或道德淳厚者,也就是说,此时王祥虽然已至耄耋之岁,然而其“履仁秉义,雅志淳固”的道德人格,仍然为朝廷政治所重视,鉴于此,“祥南面机杖,以师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陈明王圣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训之,闻者莫不砥砺”⑧,故王祥之道德人格一时间成为朝廷借以纯化世风粉饰朝政的重要凭藉。众所周知,曹髦即位时曹魏政权已颇为司马氏所见逼,圣王明主之教化乃至君臣之名分并不为时人所看重,像这样一种情形无疑给司马氏篡位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故此时之曹髦祭出一个颇具名分等级观念的王祥,其政治意图应该说是非常明显的。魏甘露五年(266)曹髦遭弑,司马氏取代魏室之势渐趋明显,然而此时王祥仍以道德名分自举,面对曹髦之死,他涕泪交流,极言“老臣无状”,对自己没有能力去维护这种传统的道德“名分”观念而倍感伤痛。司马氏当政后以“名分”收买人心,而王祥守正“名分”的举止,也正是他们维护新政收买人心所需要的,因此,恪守名分的王祥能为司马氏政治所利用,对于司马氏来讲,与王祥之坚守名分似乎同样重要。

曹髦死后,司马炎为晋王,荀　、王祥前往拜谒,“　谓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已尽敬,今便当拜也。’祥曰:‘相国诚为尊贵,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阶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辄拜人者!损魏朝之望,亏晋王之德,君子受人一礼,吾不为也。’及入, 虽拜,而祥独长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见顾之重耳。’”⑨王祥认为自己与司马炎班列相同,皆为魏之三公,如果执君臣之礼拜见的话,有亏于晋王之德,这样,王祥在易代之际既可保持自己不为政变所左右的政治人格,同时又在公开场合掩饰了司马炎篡魏的行为,而司马炎对王祥之举止也心领神会,故而才有“今日方知君见顾之重耳”这样的盛赞之辞。“名分”是司马氏代魏后用以维系人心强化其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因此,王祥崇尚仁德政治与“名分”的思想,也正好符合司马氏在易代之际的政治需要,因此,司马炎践作,王祥虽以“年老疲耄,累乞逊位”⑩,但司马昭还是以诏命的形式声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也” λϖ,并以国公之名位将其留居京邑,无复再苦以朝请,然而朝之大事却尽行咨访。

在封建社会,朝廷对文人士大夫可利用者有二:一是其政治才能,这是推动朝廷政治有效实施的重要因素;二是其思想观念与道德品质,这是封建社会鼓励士人建立完善政治人格的前提条件。前者在朝廷的制定与实施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后者却是靠某种纯粹政治标准难以替代的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史家在《晋书・王祥传》以及其他一些有关王祥的资料中,对王祥奉后母至孝,于天寒冰冻之时解衣破冰为继母获取河中之鱼的故事进行了大肆的渲染,这些渲染对朝廷提倡以仁孝治国的无疑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家国之关系一直是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持家与治国往往是封建政治中评价士人伦常道德和政治才能的两个重要标准,家族道德的传统有时会作为士人参与社会政治的重要参照,而文人士大夫在这方面的自我完善,往往又成为朝廷政治有效实施的基础。鉴于此,王祥孝悌忠谨的人格也便成为历代宣扬忠孝仁义的人所极力褒扬的事情,他的事迹不仅为正史官书所记载,同时在民间也广为流传,一些专门宣扬孝子忠谨孝悌的所谓《孝子传》,更是对其事迹津津乐道。王祥生前屡以德、让等观念训戒子孙,他认为:“……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新,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 λω忠、德、孝、悌、让被王祥作为处世立身的根本传训于子孙,而从琅琊王氏自王吉以来凡入史传的许多人的经历来看,此五者的确成为他们处世修身的重要参照。

①②《汉书》卷七十二《王吉传》,第3058、3066页,中华书局,1983年。

③④《汉书》卷七十二《王吉传》附《王骏传》,第3066、3067页,中华书局,1983年。

⑤⑧⑨⑩

λϖ

λω《晋书》卷三十三《王祥传》,第988、9页,中华书局,1982年。

⑥《三国志》卷十八《吕虔传》,第545页,中华书局,1985年。

⑦《三国志》卷四《魏书・三少帝》第四,第142页,中华书局。1985年。

(责任编辑:李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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