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史简介

我国的翻译史可上溯到西汉哀帝时代，差不多有两千年的历史。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1第一阶段：

东汉桓(huan)帝建和二年（公元一四八年）到南北朝，历经四百多年。中国翻译史的一页是从翻译佛经时揭开的，译者是安世高，波斯（今伊朗）人，他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多部佛经。后来月支国（西域）人娄迦谶(chen)来中国，他译了十多部佛经。支娄迦谶译笔生硬，读者不易看懂，所以从那时起，大概就有直译和意译这一类问题了。他有个学生叫支亮，支亮有个弟子叫支谦，他们三人号称“三支”，都是当时翻译佛经很有名的人。就在那时，月支派里还出现了一个名叫竺法护的大翻译家，他译了一百七十五部佛经，对于佛法的流传贡献很大。这些翻译活动还只是民间行为。到了符秦时代，翻译事业出现了一大进步，成为有组织的活动。在释道安的主持下设置了译场。道安自己不懂梵文，惟恐翻译失真，主张严格的直译，因此在他主持下翻译的《鞞(bi)婆沙》便是一字一句地翻译下来的。道安在这期间请来了天竺（即印度）人鸠摩罗什。鸠摩罗什考证了以前的佛经译者，批评了翻译的文体，检讨了翻译的方法。他全改以前群家的古直风格，主张意译，改正了过去音译(transliteration)的弱点，并提倡译者署名。再后来，一个名叫真谛的印度佛教学者来到中国，译了四十九部经论，对中国佛教思想有较大影响。

1.2第二阶段：

从随代（公元五九O年）起到唐代，是我国翻译事业的鼎盛时期。隋代历史较短，译者和译经都不多，其中有释彦琮(cong)（俗姓李，赵郡人）者，梵文造诣很深。他对于翻译理论，曾有比较透彻的发挥，认为译者应该：（一）“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 （二）“襟(jin)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三）“耽于道术，澹(dan)于名利，不欲高炫”。 在他以后，出现了古代翻译界的巨星玄奘（与上述鸠摩罗什、真谛一起号称我国佛教三大翻译家）。玄奘在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六二八年）出发去印度（天竺zhu）求经，十七年后才回国。他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主持了比过去在组织制度方面更为健全的译场，在十九年间译出七十五部佛经，共一三三五卷。他不但把佛经由梵文译成汉文，而且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向国外介绍的中国人。 玄奘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是有贡献的，他所提出的翻译标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意即“忠实、通顺”，直到今天仍然有指导意义。

1.3第三阶段：

从明代万历年间到清代“新学”时期，在佛经翻译呈现一片衰落现象的同时，却出现了以徐光启、林纾（shu）（琴南）、严复（又陵）等为代表的介绍西欧各国科学、文学、哲学的翻译家。严复是我国清末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他从光绪二十四年到宣统三年（公元一八年 到一九—一年）这十三年间潜心翻译，所译作品多系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关于严复的翻译方法，鲁迅曾在《二心集》里说过，严复“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严复参照古代翻译佛经的经验，根据自己翻译的实践，在《天演论》（公元一八年出版）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严复曾说：“译事三难：信、达、雅（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他主张的“信”是“意义不倍（背）本文”， “达”是不拘泥于原文形式，尽译文语言的能事以求原意明显，为“达” 也是为“信”，两者是统一的。但严复对“雅”字的解释今天看来是不足取的。他所谓的“雅”，是指脱离原文而片面追求译文本身的古雅。他认为只有译文本身采用上等的文言文，才算登大雅之堂。严复自己在翻译实践中所遵循的也是“与其伤雅，毋宁失真”，因而译文不但艰深难懂，又不忠实于原文，类似改编。由于时代不同，严复对“信、达、雅”翻译标准的解释有一定的局限。作为翻译标准，这三个字的提法简明扼要，又有层次，主次突出，三者之中，信和达更为重要，而信与达二者之中，信尤为重要。因此有些翻译工作者仍然沿用这三个字作为当今的翻译标准，但旧瓶装新酒，已赋予新的内容和要求。例如，他们认为“雅” 已不再是严复所指的“尔雅”和“用汉以前字法句法”，而是指“保存原作的风格”问题。总之，严复对我国翻译事业是有很大贡献的。

1.4第四阶段：

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四”是我国近代modern翻译史的分水岭。“五四”以前最显著的表现是，以严复、林纾（shu）等为代表翻译了一系列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和文学作品。“五四”以后，我国翻译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党宣言》的译文就发表 在“五四”时期。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起了很大变化。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东西方各国优秀文学作品，特别是和苏联的作品，开始由我国近代翻译史上卓越的先驱者鲁迅、瞿秋白等前辈介绍进来。

鲁迅是翻译工作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他和瞿秋白两人关于翻译问题的通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应遵循的基本翻译原则。他译过许多和苏联的优秀文学作品，如《毁灭》、《死魂灵》等。他与瞿秋白通过翻译实践，总结了许多宝贵的经验。鲁迅对翻译标准的主要观点是：“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鲁迅竭力反对当时那种“牛头不对马嘴”、“削鼻剜眼”的胡译、乱译，他针对有人所谓“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而提出了“守信而不顺”这一原则。当然，鲁迅这条原则有“矫枉必须过正”的意昧，但与借此作挡箭牌的“硬译”、“死译”实无共同之处。鲁迅主张直译，是为了照顾输入新表现法和保持原作的风貌，这与借直译作挡箭牌的“死译”也丝毫无共同之处。鲁迅和瞿秋白对待翻译工作的态度都十分严肃，至今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5第五阶段：

新中国的成立后，翻译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在对外改革开放以来，翻译事业如火如荼，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优秀翻译工作者，他们为我国的翻译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成绩。比较有影响的翻译工作者有：傅雷、钱钟书、刘仲得、王佐良等。以后的翻译工作有以下几个特点：（一）翻译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工作，逐渐取代了抢译、乱译和重复浪费的现象；（二）翻译作品质量大大提高，逐渐克服了粗枝大叶、不负责任的风气；（三）翻译工作者为了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逐渐消除了过去各种不良现象和无人过问的状况，（四）翻译工作者不仅肩负着外译汉的任务，同时为了宣传马列主义、思想，介绍我国社会主义和建设的经验以及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还肩负了汉译外的任务；（五）对翻译标准的认识日趋统一，有效地推动了我国的翻译工作。  

约两千年的翻译历史已为我们积累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应当认真总结前人的翻译经验，批判地吸收前人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方法，以便继续提高我们的翻译水平，发展我们的翻译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