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对新时代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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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8年第03期

        [内容提要]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市场经济运动的一系列客观规律，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形势和新情况掌握和发展这些科学经济理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可以有效利用市场经济的优势，同时降低其消极影响。当前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重点需要从与市场关系、收入分配制度、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社会主义宏观理论等若干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入手，以《资本论》提供的方和基本原理为基础，解决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进一步建设和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 《资本论》；市场经济；与市场；方

        [作者简介] 蔡万焕，经济学博士，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科学论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中找到方指导。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代表性著作，《资本论》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对资本主义制度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作了深刻剖析。当前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要以《资本论》提供的方和基本原理为基础，解决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一、 《资本论》揭示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

        有學者认为，《资本论》是批判资本主义的，是的经济学，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阶段需要的是建设的经济学。这种观点首先将同建设对立起来，而且缺乏一般和特殊结合的分析视角，忽视了中国现阶段的具体现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具有属于社会主义的、结合中国具体国情的特殊性，同时也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正是市场经济共同拥有的一般运行规律。

        1. 市场经济具有共同的一般规律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揭示了市场经济运动的一系列客观规律。从企业层面看，有资本循环和周转的经济运行规律；从市场层面看，有在价值规律作用下的商品价格变动规律、平均利润率规律和机器大工业技术基础决定的生产要素流动规律；从宏观层面看，有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各生产部门进行实物更新和价值补偿的规律、社会再生产中的货币流回规律；等等。马克思通过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分析得出的上述一系列关于市场经济的原理，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考验。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两种基本形式。虽然与不同的社会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都有其特殊的运动规律，但作为市场经济这一经济形式必然具有共同的一般规律。任何社会，只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仍然要求有市场经济关系与之相适应，《资本论》揭示的客观规律就仍然会发挥作用。当前结合中国实践掌握和发展这些科学经济学理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可以有效利用市场经济的优势，同时降低其消极影响。

        2. 《资本论》阐释的经济原理仍适用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就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8在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结合这种生产方式发展的不同阶段（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以及一定阶段的资本运行（以货币形态、生产形态和商品形态循环周转）的特点，来阐述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之间的物质社会关系，包括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资本家与土地所有者的关系，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三大阶级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相联系的关系；阐述在物质生产中与生产经营管理相联系的人与人之间的组织关系；阐述在流通或交换中的资本家与工人、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的分工和竞争关系等。在这些关系的阐述中，清晰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的社会组织结构以及处在阶级关系中的人的社会地位。

        在现阶段中国，市场经济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商品经济正在蓬勃发展，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成分依然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生产关系具备的特点，决定了《资本论》阐释的科学经济学原理仍适用于当前社会。

        生产关系中，最核心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2]998，“生产关系”的核心就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因此，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关系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表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全部归资本家占有，这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直接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中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关系即劳资矛盾上。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市场化改革引入了包括私有制经济、外资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所有制关系的改变也推动了阶级结构的调整。[3]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成分在我国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中国出现了劳资矛盾、差距过大、国内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房地产和医疗等民生领域畸形发展等现象。这也充分表明，《资本论》揭示的关于劳动力商品的买卖、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分配等理论对于当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有积极指导意义。

        二、 《资本论》对新时代经济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理论指导意义

        新中国成立之后，以为代表的党人就在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后，我们逐渐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如何解决好当前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推进经济改革与发展，需要总结经验。正如所指出的，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4]这就要求我们将《资本论》揭示的科学经济学理论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并将中国发展的经验充分融入其中，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释、总结、归纳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从而为进一步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当前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重点需要就与市场关系、收入分配制度、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社会主义宏观理论等若干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入手，以《资本论》提供的方和基本原理为基础，解决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

        1. 与市场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好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尊重市场规律和更好发挥作用，成为当前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如果仅限于从与市场这个概念层面进行讨论，不仅会落入得出二者对立结论的话语陷阱，更是仅从经济运行层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出的分析。从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结合视角分析市场的本质，以马克思分析管理劳动二重性运用的视角分析的本质，可以厘清与市场关系的本质，这也是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建立的重大原则创新和深化经济改革的关键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下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而市场究竟是什么？西方经济学认为，市场机制的核心就是价格机制，价格都是由商品的需求和供给决定的。如曼昆就将市场等同于供求关系，他认为，市场是指某种物品或劳务的一群买者与卖者的关系，供给与需求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力量。[5]马克思指出，在解释市场供求关系时，“在供求关系借以发生作用的基础得到说明以前，供求关系绝对不能说明什么问题”[2]202。那么，供求关系借以发生作用的基础是什么呢？

        马克思指出：“当供求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发生的时候，当商品是资本的产品的时候，供求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为前提……供求还以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的存在为前提，这些階级和阶层在自己中间分配社会的总收入，把它当作收入来消费，因此形成那种由收入形成的需求；另一方面，为了理解那种由生产者自身互相形成的供求，就需要弄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全貌。”[2]216-217

        马克思清楚地表明，决定供求关系的有两个重要方面，第一，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存在。而决定阶级与阶层的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以及资本家内部的金融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等的阶级地位，并由此决定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等收入分配。在这个意义上，供求关系中供给由资本家获得利润多少来决定，而需求则是不同阶级的人群在获得自己的工资或利润后形成的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来决定。

        第二，供求关系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全貌”来决定。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因此，决定供求关系的实际上是劳动过程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及实现过程。首先，劳动过程涉及两大生产部类间的分工比例关系，以及“由生产者自身互相形成的供求”即第I部类内部Ic交换的比例关系、社会扩大再生产中货币积累和实际积累的比例关系。其次，剩余价值的生产以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取决于剥削率的高低，“生产的扩大或缩小，不是取决于生产和社会需要即社会地发展了的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而是取决于无酬劳动的占有以及这个无酬劳动和对象化劳动之比，或者按照资本主义的说法，取决于利润以及这个利润和所使用的资本之比，即一定水平的利润率”[2]287。最后，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取决于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即不同阶级的人群在获得自己的工资或利润后形成的有支付能力的需要，这又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所决定的。

        由此可见，供求关系建立在以下两个重要因素基础上：一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的阶级关系和收入分配关系，二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社会分工关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需要’，也就是说，调节需求原则的东西，本质上是由不同阶级的互相关系和它们各自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因而也就是，第一是由全部剩余价值和工资的比率决定的，第二是由剩余价值所分成的不同部分（利润、利息、地租、赋税等等）的比率决定的。”[2]202

        简而言之，市场是供求关系的总和，或者说供求关系就是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在市场上的表现；而供给由生产者提供，需求由消费者产生；私有制下，生产者即资本家，消费者中绝大多数是劳动者，因此供求关系即市场的本质即劳资关系，而其中起支配或主导作用的是资本。在这个意义上，应以劳资关系或资本范畴来替代其与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究竟要扮演何种角色？如何更好地发挥的作用？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必须认清的本质。

        任何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提供维持治安、国防、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代表社会共同利益。为什么行为会出现如此不同？马克思论述管理劳动二重性的思路为我们认识行为本质提供了方基础。

        职业经理人所获得的管理工资远高于普通工人，因为他的收入中既包括指挥劳动工资又包含监督劳动收入，以及资本家转移给他的部分剩余价值，即源于管理劳动的二重性。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二重的”，这是因为，“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1]385管理劳动可分为指挥劳动和监督劳动，指挥劳动是社会分工背景下协调各生产流程而必要的，当管理者执行的是从生产劳动的物质内容和技术关系中产生的管理职能时，他是“劳动者”而不是资本家；当管理者执行的是从生产劳动的社会形式和生产关系中产生的管理职能时，他就是作为“非劳动者”的资本家。[6]因此，在工人新创造价值的分配中，管理工资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由指挥劳动这种生产性劳动带来的工资，二是监督劳动这种对抗性生产关系产生的对剩余价值的分配，即监督劳动收入。[7]

        马克思分析管理劳动二重性的思路同样适用于分析当前发展阶段各国的行为。无论处于哪一种社会形态，行为只要产生于经济运行的社会形式和生产关系，行为就同社会发展没有本质性联系，此时就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统治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相反，行为只要产生于经济运行的物质内容和技术关系，这种行为就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此时就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代表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

        通过对市场的本质、的本质的剖析，可以说与市场关系是国家与资本、劳动三者关系的表现形态。我们应跳出当前讨论与市场关系的话语体系，用劳资关系或资本范畴代替市场概念，用国家范畴代替概念，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国家与资本、劳动三者之间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看，与市场或者说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不是新自由主义所坚持的对立、互相否定，也不是凯恩斯主义视域下的平行、互为补充，而是“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或者说国家要驾驭资本，在现阶段平衡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力量。当前的讨论过于强调国家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的作用，忽视了从生产关系角度看，国家是统治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

        2. 收入分配制度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经济形势持续恶化并仍未走出泥潭，而差距正是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危机后西方国家的应对措施并未试图缩小差距，注资救市、减税及削减福利开支等举措甚至进一步扩大了差距，这也成为西方国家经济处于长期低迷这种所谓“新经济常态”的原因。

        差距是随着经济发展自然而然出现，并随着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而逐渐缩小并最终消失，还是某一特定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从而是无法根治的痼疾？库兹涅茨认为，差距会随着经济增长的过程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这一趋势被总结为“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8]，并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圭臬。正如《资本论》所证明的，差距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法摆脱的固有矛盾，即使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

        差距的根源在哪？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51章中指出，“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2]998，“生产关系”的核心就是“生產条件本身分配”，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因此，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关系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表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全部归资本家占有，这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直接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中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关系即劳资矛盾上。资本家压低工人工资而迫使工人不断组织起来罢工；福利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工人最低生活水平，但这是以资本家获取一定的利润率为前提的，一旦利润率下降或发生危机，便如同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一样大幅削减福利支出，从而导致劳资矛盾进一步激化。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具有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制度优势。党的指出，必须坚持走道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下，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宏观的作用，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社会成员的。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出现失衡，收入差距拉大并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这已经在警示人们，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动摇不得的，动摇了就必然会妨碍科学发展、。市场的本质是劳资关系，而劳动与资本的阶级地位又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所决定的。因此，一方面要控制私人资本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要加强和巩固公有制经济。总几次着重指出“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9]，正是着眼于从国家层面发展公有制，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人翁作用，维护好职工群众合法权益，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10]。

        3. 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

        正确理解多次强调的“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应坚持整体和个别相结合，从整体上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从单个上搞活国有企业。在单个企业层面，要着力解决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尚不健全的问题，加强和改进公司法人治理机制。同时，不能片面将对“做强做优做大”的理解停留在单个企业层面，要从整体上做大做强国有资本来谈国有企业改革。做强做大国有资本，应从资本是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国有资本的比重，不应以资产占比等使用价值角度衡量国有资本比重，资本实际上代表一种生产关系，应从全社会在国有企业中就业人数占比来测算国有资本比重。在公有制经济整体层面，要坚持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提高国有资本运行效率，贯彻党关于“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的方针，大力振兴公有制经济，理直气壮地发展壮大国有企业，控制私营经济的发展，提高公有制经济比重，从而对生产资料所有制进行结构性调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互相竞争、共同发展，但在与私人资本的竞争中，国有资本的资本性质越来越凸显。出于逐利需要以及受社会对国有企业以利润为唯一效率衡量标准的影响，国有企业降低员工收入待遇并开始雇用大量劳务派遣工等非正式员工。

        当前国有企业改革思路由“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而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在于资本运营层面，而在于劳动关系方面。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大量国有经济，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国有经济，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不具备社会主义性质，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就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呢？经济成分的社会性质，国有经济是资本主义性质还是社会主义性质，应从其内部经济关系入手来进行分析。恩格斯曾指出，资本主义国有经济、股份制企业没有改变资本与雇佣劳动间的关系，只要生产资料是私人占有，其资本主义性质就不会改变。[11]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有经济，不是说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国有经济就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性质体现在企业内部的劳动关系上。[12]国有企业工人有主人翁的权利，企业经营体现工人的利益，真正让企业的工人当家作主，这才能体现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有企业，劳动者与公有生产资料相结合，作为生产的主人出现，这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就调动不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我们不应放弃对劳动者的重视，要充分尊重工人，发挥工人的创造力，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发展国有企业，这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底线。

        4. 社会主义宏观理论

        当前如何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经济新常态，理论界存在许多误读。新自由主义的解读是片面强调制度的重要性，认为目前中国经济遇到的问题是由所引发的，而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简政减税、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以《资本论》所提供的资本流通与商品流通等视角分析可以发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涉及市场流通领域，更要求对收入分配关系乃至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进行调整，要对产业结构即社会生产分工比例进行调整。在这方面，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以此为基础的陈云综合平衡思想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科学揭示了两大部类间交换的比例关系，为国民经济有计划地按比例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对商品流通关系即市场关系的重要性进行了论述；分析了商品资本循环过程不仅包括生产消费，也包括个人消费，商品资本的运动是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的统一；分析了简单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的区别与联系，不仅涉及了流通层面，还深入了生产层面，揭示了社会总资本在生产过程是生产和流通的统一。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深入生产层面，深刻反映了市场经济宏观运行机制，这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理论有积极指导意义。例如，遵循货币流回规律，在生产领域中寻找解决金融问题的办法；引入Ic内部交换，建立科学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国民经济如何实现稳定、快速和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陈云同志的综合平衡思想就是其中的杰出成果。综合平衡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陈云同志曾是新中国财经工作的主要领导。陈云的综合平衡思想，是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国民经济如何实现稳定、快速和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它在实践中对国民经济运行遵循价值规律和社会生产按比例规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陈云指出，按比例，协调好基本建设和财力物力之间四个方面的平衡，就是在宏观时，要瞻前顾后，保证国民经济今后的持续稳定增长，防止大起大落；就是当年必须控制好生产资料生产和生活资料（消费资料）生产之间、消费与积累之间的比例关系，促进国际收支实现平衡，在动态发展中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13]44陈云同志还揭示了判断国民经济是否实现综合平衡的标志，也就是“只要财政收支和信贷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13]44。陈云的这些经济思想，渗透着历史唯物主义，用劳动二重性原理理解社会再生产，把马克思在价值规律基础上揭示的社会再生产的一系列原理——社会再生产必须从社会总产品出发，扩大再生产要以简单再生产为前提，社会再生产存在生产资料生产部类和消费资料生产部类、它们必须实现实物补偿与价值补偿、相互和内部都形成一定的比例关系，社会再生产必须遵循货币流回的规律等——具体化了，可以说，陈云同志的综合平衡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宏观理论。但在计划产品经济下，由于受自然经济影响，人们没有认识到现实的经济运行中是存在市场的，相应地，在理论上忽视了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关于流通关系、市场关系的描述，认为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

        我们所要建立的宏观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着眼于短期、局部调节的宏观不同，它是着眼于短期与长期科学发展统一的、应用于宏观经济管理实践的理论。并且，科学的宏观是适应宏观经济进行良性社会再生产、社会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的，并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相互作用中实现。宏观的目标是科学发展，而不是单纯地追求经济量上的增长。正如总指出的：“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14]要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中国现实情况与西方国家不同，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经济学理论，要立足中国实际，并以之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益经验为借鉴，用《资本论》提供的经济学理论指导构建科学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三、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重视对《资本论》的学习和应用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将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进行论述的。在批判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把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当作永恒的经济制度时，马克思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使用公共生产资料，不再有商品、货币关系，而是有计划地直接分配社会劳动，并实行按劳分配。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弊病时，马克思指出未来的社会将是“人类社会实行自觉改造”[2]105的时期，生产某种物品需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社会需要之间将建立联系，受到社会“预定计划调节”[2]290。在论述资本主义由于内在矛盾发展造成对自身的否定时，他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转化为公有制，等等。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资本论》所揭示的科学经济学原理为我们更好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作用提供了理论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重视《资本论》的学习和应用，不僅是学习其原理，也应掌握其方，从而解决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方和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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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格里高利·曼昆.经济学原理（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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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对国有企业改革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尽快在国企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成效[N].人民日报，2016-07-05（1）.

        [10] 在吉林调研时强调 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发展自信[EB/LO].（2015-07-18）[2018-03-05].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7/18/c_1115967338.htm.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93.

        [12] 蔡万焕，卫兴华.从经典著作论述中把握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逻辑——访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卫兴华[J].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6（2）：5-12.

        [13] 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4.

        [14]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0（2）.

        （编辑：李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