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和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关键词  传媒 外交 

　　作者简介：段钲，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关系专业法学硕士，研究方向：当代国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7-132-02 

　　一、历史现状 

　　回望跌宕起伏的六十余年中国外交的风雨历程，中国外交决策一直在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调整。进入21世纪后由于世界政治局势的发展变化，中国外交从理念上到行为上都发生了重要转型。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社会力量开始愈发在外交决策中发挥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决策机构更加注重或者说的意见，中国外交褪去了过去神秘的外衣，在外交制定的过程中更加注重民主性和公开性；二是专家学者的制度性参与和普通民众的意见性表达构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空间，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进入了国家外交的制定过程之中。 

　　一词属于传播学中的概念，对于领域的研究虽然已经硕果累累但对于一词的定义学界存在分歧和不同的认识，有学者认为就是“显示社会整体知觉和集体意识、具有权威性的多数人的共同意见”，还有学者认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强烈的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其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简而言之，所谓就是社会大众对于社会和国家出现的各种现象和产生的各种问题的看法和意见的集合。国内的主要载体是国内公众，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主客观条件的，国内民众往往需要通过媒介或者说传媒对一些事件进行感知和认识，这就导致传媒的力量十分显著，其在议程设置、报道倾向、主观态度等方面的方式和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的导向。 

　　和传媒对中国外交决策产生影响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治的“威权”情况比较明显，缺乏强大的公民社会和自由的媒体部门，因此国内对于对外决策所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传媒的主要作用在于宣传国家的大政方针、统一民众的思想意志。但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社会力量开始不断壮大，布热津斯基曾在《大博弈》一书中表示本世界美国所面临的意识形态挑战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全球政治觉醒”即全人类第一次在政治上积极起来，而中国在这方面的表现非常明显。随着社会力量的强大以及网络时代传媒领域的技术革新，原来在外交决策中不考虑社会因素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传媒影响下的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载体已经开始越来越多的介入到外交的制定过程中。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受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导致民智渐开，领导层也提出决策需要科学化、民主化，使得研究国际问题和外交的学术性机构开始纷纷建立，但仍主要局限在精英的层面上。在传媒领域虽然已经开始了商业化运作但主要是娱乐和生活领域，在新闻和社会的范畴内国家的管控仍然十分严格。90年代初到“911”事件之前，是中国国内发展最为迅猛和激烈的一段时期，这期间由于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使得精英作用开始上升，决策者愈发强调和重视专家的意见，而就普通民众而言，随着氛围的进一步宽松和传媒技术手段的不断发展，民众对国际事务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参与意识，各种观点和争论此起彼伏。同时一系列的国际事件例如台海危机和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等都导致了的宣泄和的沸腾，使得国内对于中国对外的影响不断强化。 

　　二、相关特点 

　　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力量开始真正凝聚和稳定，民众政治参与的意识逐渐成熟，同时随着中国的崛起，国内外传媒对于中国外交的关注持续上升，而网络作为一种新兴的平台激发了普通民众对于政治参与的热情，国内民众随着受教育程度和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对于国家一系列的举措开始发出更加具有性和批判性的声音。至此，公众对于外部世界和中国外交的看法和意见，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已经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公共已经开始出现“半自主化”的特征。 

　　一般认为有三大要素构成：（1）的主体：公众（包括精英和大众）；（2）的存在形式：意见；（3）的客体：问题。中国的国内包括精英和大众两个部分，无论是精英还是大众这两个国内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涵盖主体日趋多元化，就精英而言随着在国际关系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广泛，各类专业性和学术性的研究机构日渐形成了对外决策的外围智库，日益增多的学术性和具有针对性的交流活动和研究项目也为精英的发声提供了愈来愈多的公共平台，这些交流活动有些具有官方性或半官方性；而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全球化的影响，国内传媒对于国际新闻的报道也日趋增多，国内民众在对外上的政治参与热情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提高，中国自古就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卑未敢忘忧国”的传统思想，中国国内也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以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网络时代的到来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中国社会各个年龄阶层和职业阶层的政治参与水平。 

　　精英和大众由于知识水平、思想层次、研究深度以信息不对称性等主客观原因的影响，二者对于对外的表达方式、利益诉求、影响作用是不一样的，相较于精英大众更多地是由自身利益、情感和心理意愿所形成的，相对而言关注点零散单一，诉求通常也比较简单直接。另外可以看出，精英和大众在对外上存在明显的分歧，虽然精英更能对于决策层发挥作用并提供重要的参考意见，但大众声音近年来愈发增强。   　　然而大众往往带有情绪性、盲目性和极端性等特点，经常通过激烈的民族主义方式进行表达，“大众民族主义”及其政治影响迅速扩大，“不仅影响国内政治，也开始影响中国的外交决策。”理性务实的精英与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大众的差距在不断拉大，甚至在有些问题上形成了“大众”上扬和“精英”相对下落的局面。而现在又有了一些属于非官方和半官方性质的媒体，它们是强有力的对外事务“塑造者”，其部分驱动力是商业动机和“大众民族主义”，成为现阶段中国外交环境存在形式的特点之一。这种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大众往往在对外的诉求上表现出保守和强硬的态度，并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中国外交上过于“软弱”的不满，另外在大众的内部由于阶级属性的不同和利益看法的分歧，对于同样的问题大众往往存在分层性。 

　　传媒作为国内和国际发声的“阵地”，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其在新时代背景下的突出作用也是造成对外愈发受到压力影响的重要原因，所谓传媒就是传播各种信息的媒体。传播媒体或称“传媒”、“媒体”或“媒介”，指传播信息资讯的载体，即信息传播过程中从传播者到接收者之间携带和传递信息的一切形式的物质工具。传媒到目前已经发展到了第四个层次即网络，但第三个层次即电视、广播等仍处于主导地位，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平面媒体仍然在国内导向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目前，中国的平面媒体相对性在不断加强，但也应该看到与西方国家市场化和分权化相比仍然有许多工作需要做，但与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传媒被视为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相比中国传媒领域的性和市场化倾向应该来说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趋势对于中国形成相对客观和更加健康多元化的国内具有重要作用，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媒体在议程设置和主观态度上的选择和倾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内尤其是大众的政治导向。 

　　三、评价和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未来的三十年将是中国社会迅速变迁的三十年，就外交而言国内的关注焦点和政治倾向将处于一个动荡期，但毋庸置疑国内对于对外的影响将会愈发明显，决策层受到的压力也将愈发强烈，环境对于中国对外关系的意义十分重要。但对于做出最优的决策既有益助也有危害，例如在问题上国内民众沸腾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一定程度不利于这个问题上的和平解决。 

　　虽然传媒的发展和的进步对中国的外交决策造成了影响，但也应客观地看待这种影响，其在中国对外关系具体问题上的表现所造成的利弊应该综合分析并加以判断，另外国内尤其是大众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对外发挥影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应该说相较于大众精英更有发言权也更受到决策层的重视，而言精英也更加理性、科学和理论化，更能起到连接与民众之间的纽带作用。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忽视大众的作用，民众的政治支持是政权合法性最重要的力量来源，另外任何对外都需要得到国内民众的支持，对于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我们如何正确的看待、分析并加以引导是需要我们研究的重要任务。 

　　网络时代下国内尤其是大众的爆炸性发展是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面对当前中国网络媒体上暴露的一些问题我们也应该正视，不应该因为一些错误的言论和虚假新闻的传播就否认网络媒体的监督和反馈作用，但加强监管是必须的，同时应该提高国民的政治素质和思想认识水平，这才是未来更好地协调对外和国内的关键所在。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发展形势下，我们如何更好地让民众的利益诉求反映到对外上值得深入思考，这对于决策层更好地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对外更加科学民主、增强公众对于的政治认同感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