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孤儿》对比

                     ——元杂剧和话剧《赵氏孤儿》比较

(山东省烟台市 鲁东大学文学院 09级古代文学 李娜 )

摘要：赵氏孤儿大报仇的故事在我国历史上是赫赫有名的，在元杂剧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然而在现代社会，随着改编的兴起，元杂剧《赵氏孤儿》也受到了作家们的关注。由金海曙编剧、林兆华导演的话剧版《赵氏孤儿》就因为主题和结局的改变将改编的浪潮推到了顶峰，大胆地将经典作品对正义精神的肯定和社会价值的关注转到了对个人意义和价值的探究和凸显。本文将对元杂剧和话剧两版《赵氏孤儿》从主题、体裁和读者接受心理等方面做一定的分析和比较，探究文艺作品随时代生活的历史变迁。

关键词：《赵氏孤儿》；元杂剧；话剧；正义；个人价值

前言

上下五千年，浩浩荡荡，直到今天，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依然散发着永不褪色的光泽，激励和吸引着世人去挖掘它们的价值。曾经在元朝赫赫有名的赵氏孤儿大报仇的故事，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吸取了新的时代价值。现代很多剧作家都对这一经典剧作进行了翻拍甚至是改编，将元杂剧搬到了话剧的舞台上，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视角，本文将从作品的古今对比来探讨它的时代价值。

一、故事起源和故事梗概

《赵氏孤儿》全名《赵氏孤儿大报仇》，据本事据史实，也采用民间流传故事。除《左传》外，《国语》卷十一《晋语》、《襄公》、《公羊传》卷十五《宣公》、《说苑》卷六《复恩》、《新序》卷七《节士》等书也有记载。大体说来，《左传》记载赵氏家族被杀主要是君臣不和；而《史记》中的《赵世家》等篇则主要是大臣之间的矛盾冲突。元杂剧主要根据《史记》、略采《左传》而进行加工创造，突出了正义力量、牺牲精神与凶残势力的矛盾斗争，表达了“冤报冤”的复仇思想。

剧演屠岸贾杀害赵盾全家三百余口是以“文武不和”为借口的，实则暴露了他要假借灵公独揽大权的图谋。为了“斩草除根，萌芽不发”，屠岸贾就“诈传灵公的命”，[1](P253)还要除掉赵盾之子、晋国驸马赵朔及其妻晋公主所剩下的遗腹子“赵氏孤儿”。草泽医生程婴、下将军韩厥、罢官职员公孙杵臼，则舍生忘死，奋起救护孤儿，其中以程婴尤为突出。他冒着生命危险从宫中带出孤儿，又以大义感动把守宫门的韩厥，放孤儿出宫。

为了救护孤儿，孤儿仍由程婴抚养，而他的儿子则送与公孙杵臼以代孤儿。后来屠

李娜（1986.02——）女，汉族，山西阳泉人。

岸贾收留程婴为门客，并将程婴假子真赵氏孤儿收为义子，取名屠成[1](P253)。二十年后，赵氏孤儿长大，武艺超群，屠岸贾想依仗屠成弑了灵公，夺了赵国。赵氏孤儿得知家仇后，杀死屠岸贾，为赵家报仇雪恨。后又复姓赵，朝廷还恢复赵氏爵位，并封赠程婴、韩厥、公孙杵臼等保护赵氏孤儿的死难忠良。

二、主题嬗变

《赵氏孤儿》的内容和情节都表现了强烈的复仇精神，这也正是它作为一个悲剧母体魅力不减的原因。从古至今，复仇主题的文学艺术就在作家笔下不断的变形，但是复仇这个主题却没有变，它在人的接受心理层面上是有着广泛的心理认同和期待基础的。在此基础上，人们就认为《赵氏孤儿》应该是被放大并赞扬的。

当然，作品用忠奸矛盾作为背景，而内容却不仅如此，而是由此引出的善良与的斗争，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既是对黑暗的鞭挞，也是对光明的歌颂。前半部分在杀害赵家和全城搜孤的情节中，全剧都笼罩在黑暗和压抑的气氛中。然而剧本却并不是要人们悲哀和失望，相反使人得到了信心和鼓舞，孤儿报仇的结局就是对正义最好的肯定。“正义感始终是全剧所要突出表现的内容……众多悲剧人物强烈的正义感和自我牺牲精神激起读者和观众产生一种崇高美和悲壮美相统一的审美体验。”[2](P212)

然而在元朝这个特殊时期，屠岸贾借家族矛盾预谋夺取晋国江山的野心，就大大超越了个人恩怨和家族利益，点出了《赵氏孤儿》的深刻寓意。

宋金元时期，赵姓代表着已经灭亡的赵宋王朝，象征着遭受异族统治的中华民族。孤儿在得知自己身世后又使赵姓在晋国复兴，就寄托了在蒙元统治下中原民族的复仇复兴之愿望。屠岸贾为赵氏孤儿取名“屠成”，也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蒙元入主中原时，每破一城后便要“屠城”。“屠成”一名，是作者的有意虚构，所以“屠城”之意就更明显了。

蒙元社会当时经历了数个政权的兴亡交替，是动荡的环境催生了人们谋求生存的渴望和思想的挣扎。元杂剧作家就是目睹了这样的现实，又欣喜于祖国的大统一，感慨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对人们的刺激和震撼，使他们既有对传统观念的继承，更有对传统的怀疑和抵牾。作者是巧妙地通过叙述家族事件来折射元代面临压迫时对正义的崇尚和歌颂。这不仅是一个典型事件和主题的选择，而且体现了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

从个人角度来来讲，作品中整个事件最值得敬佩的是程婴的盗孤、救孤和存孤，其次还有为赵家屈死的忠臣良将。当然，从其他作品也可以看出，悲剧舞台真正的主人公，是地位卑微的人民群众。而作者纪君祥作为下层知识分子的代表，与上流社会相隔甚远，却和市民阶级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这使得作品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社会和大众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了。剧作家们把“卑贱”的人民群众放置于悲剧舞台的中心地位歌颂他们，而且把诅咒和罪恶指向那些“高贵”的统治阶级和罪恶势力。在用家族的复仇事件影射以屠岸贾为代表的黑暗和残酷存在的同时，也鼓舞着人们传承程婴等坚守正义的奉献和牺牲精神。

就其实质来说，这些都是责任的体现，对家族的责任，对民族的责任。而维护和保持这样的责任正是作家想通过作品要彰显的对正义的追求，这一经典主题的选择也极其恰当的体现了元杂剧的社会意义和教化功能。可见，一部优秀的作品必然要受到社会这片土壤的滋养，《赵氏孤儿》之所以能流传至今，是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大众期待的，它所传承的也是我们先辈鼓励和认同的。

三、演出盛况及影响

《赵氏孤儿》在元代上演，故事情节本身就吸引了人们对民族精神的肯定和，杂剧的演出形式就更使其以巨大的影响力盛极一时了。演出场地遍及市井舞台，勾栏瓦舍，甚至是地方戏的舞台，观众场场爆满。那么为什么杂剧能如此盛行呢？其实，这不仅有着时代所提供的客观现实，更包含着劳动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对时代社会的敏锐洞察。

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瓦舍勾栏乐棚以及农村神庙戏楼舞台的出现，和统治者及其民族对歌舞戏曲的爱好都表明，生产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都促进了元代杂剧的兴起。这一艺术形式之所以能受如此欢迎，不仅因为它恰当的将下层人民的苦难和黑暗残酷的现实融合为一体，而且符合了大众的欣赏需求，也发挥了杂剧的教化作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杂剧自然而然的由最初的萌芽走向了盛行，在民间的舞台上获得了大众的肯定和认可。

元杂剧的内容大都主要以春秋诸候争霸、各代宫廷忠奸斗争或民族斗争的历史作平台，再现了鲜明的复仇意识与爱国情结，这是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先进性的寻绎与张扬。作为一部反映现实和体现复仇、忠奸矛盾的作品，《赵氏孤儿》还开创了同时代这类题材作品的典范，《豫让吞炭》、《马陵道》、《伍员吹箫》、《疏者下船》等，都无不张扬着强烈的复仇精神。《东窗事犯》、《伍员吹箫》、《贬夜郎》、《抱妆盒》、《赚蒯通》、《介子推》、《哭存孝》等作品无不渲染着忠奸斗争的悲剧气氛。

四、现代改编

从《赵氏孤儿》可以看出，在民族大义的宏大主题之下，人们一直肯定的都是为保存孤儿牺牲的死难忠良和孤儿报仇的大快人心，吊诡的是，中心人物孤儿却是人们忽略的一个盲点。这是中国悲剧的特性，也反映了中国悲剧的精神就是对民族大义和正义力量的追求和传递。然而，它在近现代的发展是不能局限在人们不变的认识上的，这也正给作家们提供了创作和改编的契机，为经典作品的现代改编提供了新的起点。在2003年，由金海曙编剧，林兆华导演的话剧《赵氏孤儿》（以下简称林版）就在一定程度上将这种潮流推到了极致。

在这部话剧中，赵氏孤儿从一开始就担着长大为赵家报仇的使命。他在亲人与忠义者的尸骨上活过来，在程婴的屈辱中长大，但当他长大需要承担这一责任时却说“不关我事”“你们的事与我何干？”，[5]显然这与戏剧中人们所期望的复仇时刻的大快人心是不相等的，确切的说是有些令人失望的。剧中程婴有一段独白“十六年过去了，这十六年我每天都活在黑暗里……每一天我都希望这孩子能早日长大，盼着他能为赵家报仇，现在，这孩子长大了，成年了，屠岸贾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养了他十六年。要是他现在能够站起来拔剑报仇，我也就算没有白活这一场。” [6]孤儿是他的全部寄托，复仇是他的根本目的。然而在孤儿成年时，却不肯复仇。这一巨大的反差情节与观众的接受心理有了偏差，有些观众甚至对剧作改编及至现代话剧都产生了怀疑和不解。

在新时期，“人”的主题越来越突出，那种在元代被赋予时代意义的民族大义已经渐渐得到了消解，其中包括程婴等人不顾一切的这种“愚忠”也早已消解掉了。在这种情况下，林兆华为了表现对这种对传统主题的解构，采取为解构而建构的手法。作品的前半部主要讲屠岸贾同旧朝老臣赵盾等政治集团的矛盾争斗，而后半部分消解复仇则戛然而止。而且导演是运用了对比的手法来突出话剧对元杂剧的和消解的，包括舞台上活生生的马和人扮演的狗，让通常扮演正面形象的濮存昕来饰演残暴的屠岸贾，让擅长演小市民形象的何冰来演忠义的化身程婴，这极其鲜明的对比在视觉上就能给观众很大的惊讶，让人们感到它与传统作品的不同。

这部话剧的结局是最引人深思的一幕，是当孤儿得知自己身世后，毅然放弃复仇，选择去追寻自己的生命价值和个体意义。其实，话剧中不仅凸显的是对个性和人性的追求，同时还有屠岸贾对孤儿的亲情。林版话剧中程婴道出的孤儿身世，使屠岸贾对这一也措手不及，因而要和程婴决一死战。最后两人打成平手，都失落的相对而坐。他们已不再是当年的敌对力量，而是同时作为孤儿的父亲做着最后的挣扎。可见，屠岸贾早把孤儿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为了使作品渗透出对人性和亲情的重视，导演将传统儒家思想所提倡的“忠”和“义”弱化了，尤其是林版话剧弱化了赵家的忠君爱国之心,却强化了屠岸贾复仇的人性依据。

从另一方面来说，作者运用体裁的改编将元杂剧大胆的改成了舞台话剧，这不得不说是叫人佩服的。

在“五四”之前，不平等条约的签定就使得话剧从诞生之时就担负起了抨击清末黑暗现实，警醒民族危亡的历史使命。《茶花女》、《终身大事》、《泼妇》，以及历史剧《卓文君》、《打出幽灵塔》等，都不但是追求和个性的思想载体 ，而且呈现出了话剧最初的现实主义特色。从当时普遍认同的主流戏剧观看，现实主义无疑是五四时期话剧的显著特征，这些作品强调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是在时代的潮流中表现作品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

直到《雷雨》的诞生，话剧才极其深刻地发现了人，不同人们的生命状态，以及他们不同的诡谲命运，而这些诡谲的命运也都蕴涵着社会的与人性的丰厚内容。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也是中国话剧的最早的对人的发现。不过受历史条件的约束，作品在表演和解读时更多的被政治话语遮蔽了，这种对阶级对立的强调也遮蔽了作品本身对“人”的关注。

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分子已被逐渐的边缘化了，因而他们的内心焦虑、彷徨，一方面，他们去适应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另一方面，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探索和掌控更为急迫了。同时，作为高雅的话剧本身也被影视传媒尤其是网络边缘化了，当然，这也让话剧保持了一种孤独而更的姿态。可以说，话剧比其他形式更适合知识精英的话语表达，所以，话剧界就兴起了一种小剧场话剧，也叫实验话剧，颇具另类色彩，姿态激进，因大胆的采用传统戏剧的表现手法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同时也注重保留传统戏剧中的成分，关注现实，试图解释人生的意义及价值，以及精神境界的追求等。林兆华就是因为执导了高行健的《站台》而被称为是导演中国实验话剧的“第一人”。

林兆华的实验话剧选择元杂剧《赵氏孤儿》是有深刻的含义的，因为它所蕴涵的传统主题最为丰富，更将一个传统的复仇主题融合了民族国家的话语。元杂剧《赵氏孤儿》虽以“赵氏孤儿”为题，但恰恰孤儿是最为人们所疏忽的，他已经成为一个承载着别人伸张正义、实现理想的符号。但作为个体，他的所想所感完全没有人关心。林兆华的实验话剧就是将这种过去被忽略而在现代被越来越凸显的东西放大了给人看。

然而，这种新兴的实验剧已经将《赵氏孤儿》作为元杂剧代表的大众文化转向了对个体生命和知识分子命运的探究。元杂剧形式鲜明的表达了下层人民在一个没有正义的时代对正义的呼唤，虽然这在现代精英看来也许会显得血腥与野蛮，但是也正因为此，它才更能让饱受压迫的人们在虚拟的正义来临时体会到了一种原始的畅快淋漓。而话剧在现代社会中仅仅关注个人的价值是不够的，它早已不再像元杂剧那样做普通大众所能接触和欣赏的艺术形式了，而是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的局部团体对个人意义的探索，要突出的是人的个性和本性，这在杂剧及其流传过程中一直是个被人们忽视的问题。但是话剧对人性的过分关注使《赵氏孤儿》失去了在群众中那种雄厚的传播力量和号召力，因为现代大众对话剧几乎是毫不关注的，他们对这种专业和艺术的东西是触及不多的，也是难以理解的。

所以，作为一种在部分知识分子之间展开的艺术形式，我们应该从学者和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解读话剧《赵氏孤儿》的主题和内涵。同时，我们还应该在这种情况下考虑这种代表知识分子的迷茫和关注自我的题材究竟能走多远，以及话剧作为承载这种题材的文艺方式究竟能走多远。

五、关于改编的思索

对许多学者们来说，话剧《赵氏孤儿》在主题和表现方式上都是有争议的，所以对普通人来说，接受这样的艺术就是难上加难了。对于赵氏孤儿来说，为家族报仇就是他必须履行的职责和使命，否则就会失去社会对他最基本的尊重甚至是整个人生价值。因此在新版话剧中，有仇不报的赵氏孤儿确实让人们感到困惑与震惊。《赵氏孤儿》流芳百世的一大原因就是因为它把一个古老的复仇主题赋予了国家民族的深刻内涵，为正义为理想而奋斗超越了个体的生命价值，因此有浓重的崇高色彩。现代人却把这种经典搬上了话剧的舞台，不仅在结局上与原作大相径庭，甚至完全改变了主题，这是对大众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接受底线的一大挑战，因为原作太深入人心了。但是，这里有个关键问题就是，改编的话剧中不仅是编导，包括观众在内的也几乎都是一些学者、剧作者，大都是专门从事话剧研究的。这样以来，对话剧《赵氏孤儿》的创作评论就局限在一个范围了。在这样的圈子里，知识分子们没有去承载什么光辉的使命和职责。作为一个被边缘化的阶层，时代和社会的抛弃促使他们转而开始注重自己了。所以金海曙和林兆华在这样的情况下将元杂剧《赵氏孤儿》做了大胆的改编，是对作品表现模式的一个突破，更是对历史作品时代创新的一大突破。

其实，“林版的孤儿仅仅是一个配角，主角屠岸贾和程婴，无疑是被当成形成鲜明对比的忠奸、正邪、善恶的符号来刻画的。而他们都是统治阶级制度统治下的利益对立者，所以当真正的权势晋灵公出现时，勾勾手他就驯服的追随而去，丢下两个为他剑拔弩张的‘父亲’全然不顾。” [7]到这里，剧情的进展已然消解了旧时代复仇主题合理性的陈述。可以说，孤儿真正的仇人实际上是晋灵公，是他假手屠岸贾完成灭赵行动的。对于“春秋无义战”的宫廷斗争，这种结局不乏深重的悲剧性。我们看到的是权势的无往不胜和孤儿在卑琐活命的本能上对责任的委弃。他丧失不仅是自己的家族，还有精神家园。“赵氏孤儿”这样并没有使自己的生命升华，反而更加迷惘与彷徨了，在权力面前变得惟命是从。这样的主题也凸显了作者的创作困境，知识精英们在越来越面临“失语”的情况下，是不愿意放弃对社会的责任与使命的。话剧版的《赵氏孤儿》引发了人们对生活的思考，但恰恰缺乏的了那种淳朴却感人至深的力量。毕竟，我们无法抛弃传统。

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样的尝试又无疑是一个引发我们思考的新领域。首先肯定的是，创作者想传统对于人性和个人意义的忽视。以前，人们对《赵氏孤儿》的研究总是停留在为正义而抗争的层面，而对于现代人倡导的人性和个体价值显然还没有触及。正是话剧《赵氏孤儿》为我们打开了这片天地，开始对传统忽视的东西提出了挑战。这样的创作是有意义的，站在当代的角度去审视古人的创作，也是文学批评与时俱进的大好时机。

对于这样的创作和解读，有些人认为不必赋予太多的意义。但作者改编肯定是有自己的考虑的，否则照搬是没有意义的。新鲜的舞台形式，丰富了演出样式，也传达了现代青年的情感。实验剧除了在舞美、灯光、布景等形式上创新以外，更多的是一种理性力量，是对时代的反思，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反思。如果抽离掉了这种力量，去迎合市场与观众，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从另一个角度，也有很多学者对实验剧的发展提出了担忧。话剧对一般普通大众来说已经是比较隔膜的了，在传媒时代，更是受到了电影、电视、网络的冲击。这种另类的形式和个性的表现手法在搬上舞台的时候就已经脱离了普通大众，那么将来的发展呢？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大众同化接受，还是会和大众渐行渐远，孤独的将个性之路走到底？我想不论从哪方面来说，这两种结果对实验剧本身的发展来说都是严峻的挑战。我们很佩服开辟这片土地的剧作家和导演们及全体演职人员，是他们对艺术的大胆追求和勇敢创新才为这样一个新兴的艺术形式开辟了道路。但是，实验话剧也不太可能以一种倔强而又孤独的姿态存在于普通民众的视野之外。所以，我们期望的是，在精英话语与大众接受之间，能不能找到一个平衡点？有没有可能做到不庸俗媚俗又能为更多的观众喜闻乐见？

结语

林兆华将历史剧《赵氏孤儿》搬上了舞台，演绎了一场引人深思的话剧，这是对历史题材的继承，更是对传统文化的推陈出新。《赵氏孤儿》还会有新的版本，还会有新的形式，人们对它的评论还会有新的角度。然而，不变的是创作者们对艺术的追求和创新，他们的精神是永不褪色的光环；不变的还有艺术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价值和精神品格，这种艺术的魅力将是人类永远不可磨灭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