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离散角度看张爱玲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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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色·戒》酝酿于抗战后期，完成则在她离开之后了。1978年4月11日，张爱玲的小说《色，戒》在《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发表。后来张爱玲在1988年皇冠出版的《续集》自序中说，《色·戒》是在1953年开始构思的。《色，戒》在1953年开始构思，到1978年发表，其间历经了二十五个寒暑。关于《色戒》，张爱玲曾在《惘然记》的序言中提到：“这三个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编改写这么多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这其间三十年时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这也就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了。因此结集时题名为《惘然记》”。张爱玲一生都在持续不断地阻隔、分离之中,童年和母亲分离,及长和家庭分离,在求学和内地分离,回到上海“孤岛”和大后方分离, 1952年再赴,再一次和内地分离,1955年赴美,与民族共同体分离。这是理解张爱玲人格及其创作必须考虑的因素。

《色戒》的情节并不繁复，一群爱国学生周密设计要刺杀汪伪的特务头子易先生。他们巧妙地用美人计使易先生上了钩，并准备在易先生为女主角王佳芝在珠宝店买首饰时下手。进展一帆风顺，然而在最紧要关头，美人计的主角却提醒他逃跑了。为此组织遭破坏，参与者全部处决，连情人加恩人王佳芝也未能幸免。

张爱玲60多篇作品中，《色，戒》无疑是在当时背景情况下的一篇最为特殊的作品。在当时的时代大背景下，文学不免都带有强烈的使命感，以至于不少作品沦为了社会教科书或意识形态的图解，完全为政治服务，作品主旨中的“家国认识”也可直接评判为“政治意识干扰下的家国意识”，但张爱玲的写作倾向则决定了她的小说不可能去展现时代政治的风云的变幻，即使是涉及到的政治背景，她也总是抛开中国文人的浓厚的家国意识，把关注的重心放在了饮食男女的日常生活上，通过现代人浮华背后朴素的底色来把握变化的人生。但张爱玲前期的经历注定要使这个不想和政治有所挂钩的作家与时代政治联系在一起。可是外部反张却大多持“汉奸”一说：张爱玲因早期与胡兰成的感情问题而被扣上“女汉奸”的罪名，而张爱玲对此是极为敏感的，而《色戒》恰恰与该敏感话题相契，故张爱玲在发表《色，戒》上一拖再拖。但反观张爱玲对此事的态度，她曾经自称道：“我甚至只是写男女之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肆的。”纵观和评说，心中应该秉持何种念想，也只能读完文章才有得定落。

《色，戒》中两个主要人物，王佳芝和易先生，一个是满腔热血誓要报国仇最后时刻却因为心中的一丝爱恋放弃了自己的理想的女学生，一个是无恶不作却对爱人充满了柔情的汉奸，张爱玲赋予了他们多重的人格，中外文艺作品中，灭奸反特题材颇多，尽管其风格有庄有谐，品味有高有低，但忠奸善恶，是泾渭分明的。哪有好端端的正义行为，就因为女主角临时变卦而毁于一旦的？杀人计划流产的原因或许多样：为钱为利，贪生怕死，策划不周等等都是可能的。然而这篇作品的情节似乎与这些无关，失败仅在于王佳芝一时的女人的冲动。这便是张爱玲独特的处理方式。在读者的阅读经验中，还找不到可以与之对应吻合的贮藏，它的处理方式好像是太超常了，这正是张爱玲的过人之处，她人生中一系列导致她心理危机的具有冲击性、戏剧性的事件, 构成了她精神创伤的祸因、祸源, 对她的人生选择、情感取向和价值观念产生深刻的影响，也正是因为这些影响导致了张爱玲脱离当时主流的写作圈子，另辟蹊径，完成了一部看似“歌颂汉奸”的作品。

但《色，戒》不是一个有很明显的意识形态性的作品，而是一个包含着人性关怀的作品。1940年代后期，张爱玲显露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这种不满甚至已包含有与新社会的某种共鸣、契合。但在张爱玲出走前，张爱玲的作家立场与新中国建立后的现实已发生了不合，抵达后又感到了政治环境的压力。张爱玲是很厌恶政治的，所以《色，戒》对涉及到的政治时局，仅是就事论事的评论而已。在对于人物的刻画上，张爱玲有意地加入人性的弱点，王佳芝感情用事，易先生好色，爱国青年们冲动鲁莽等，这是张爱玲的创作特色。张爱玲精于刻画人物但不擅长附和意识形态，这也是她之所以选择“离散”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色，戒》中的人物刻画也是脱离了主流文学创作的想法，热血青年只是一群不成熟的学生，满心完成任务的女卧底最后时刻却能放弃，无恶不作的汉奸不再那么可恨，刺杀汉奸不再成功，正义不再战胜......确实，从表面上看，女间谍上演“捉放曹”的戏来确实有些令人难以理解，可是，如果仔细思考小说的情节，却不能不说小说是客观写实的：女主角王佳芝虽然是个爱国青年，但是也还是有人之常情，懂得爱，需要他人的尊重的女人。她身边那一帮青年，为了刺杀特务头子，对她失了童贞的态度过于轻率了——须知那个年头的女性对贞节看的是很重的。与之相反的，特务头子却还在她身上投入了感情——起码为她订做了戒指。面对这一差别，王佳芝心上很难不会失了平衡，“放虎归山”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了。从这一点上看，《色，戒》不像一部“歌颂汉奸的文学”，倒像探讨女性细腻内心的文学。正如张爱玲本人在多篇散文中写到的那样，她是远离政治的，她更愿意关注的是那些日常生活中恒久不变的主题。

总之, 《色，戒》是张爱玲对人性弱点的书写, 但由于小说故事背景使作品蕴含着些许政治性，小说中, 战争、国族、性别是故事背景那个年代人们要应对的三个层面。而离散在异域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境遇, 以及跨语际书写、自我翻译之中,张爱玲经受着文化认同的混乱和徘徊并最终走向母语写作和中华文化认同。而《色，戒》在张爱玲的创作中是有很重要的价值和地位的。是张爱玲带着自己的文学种子在迁徙中生存、发展，更深切展示自己的文学追求，在新的环境中延续、丰富自己的创作传统的“离散”写作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