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型城市转型研究综述

通过查阅与分析相关文献资料，发现相关的文章数量很多，很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对撰写论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现对相关文献的有关内容作如下分析：

1.  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对资源型城市研究起步较早，与西方国家较早进行工业有重要关系，北美地区、澳洲等地的理论研究文献较多，这些国家对于资源型城市的理论研究经历了三个层次：个体分析、规范分析、产业转型分析。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加拿大地理工作研究者英尼斯就着手对资源型城市进行实例分析[1]。自此往后的三十多年内，美国、加拿大、澳洲等研究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中，对资源型城市的研究进展较快，形成大量的研究文献，代表人物有胡贝特、卢卡斯(R．A．Lucas)、布莱德伯里(J．H．Bradbury)、巴恩斯(T．J．Bames)、海特(R．Hayter)[2]。在学术界的研究方式中，社会心理学、经济地理学和区域城市规划学等早期传统学术研究方式是科学家运用的主流，上世纪七十年代起，随着国家化理论体系的完善，资本积累等理论也逐步为资源型城市研究所运用，上世纪末随着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交融更为频繁，学术界在资源型城市理论研究中，开始运用劳动力分割等新兴理论，通常对于西方国家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分析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理论研究的初级阶段，具体时间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该时间段的主要研究侧重点是资源型城镇在发展过程中的经济情况、社会关系变化和资源利用等，在相似资源型城镇中，选定一个或多个特定的城镇进行研究，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人员包括卢卡斯(R．A．Lucas)、罗宾逊(Robinson)、伊内斯(Innis)和塞门斯(Siemens)[3]。

胡贝特是美国最著名的地质学家之一，他以矿产城镇为代表，将矿的生命周期创新性地氛围准备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转型期四个时期，这种划分方式对资源型城镇生命周期的研究十分重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过胡贝特在研究过程中较为关注资源开发的角度，并没有深入研究科学进步、劳力变化和经济结构变化等情况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同时也缺乏对方针和经济等宏观方面因素的探讨，因此这一理论存在一定缺陷。1971年在胡贝特城市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学者卢卡斯进行了研究补充和理论拓展，卢卡斯将资源型城镇的经济状态细分为初期建设、工人聘用、成长过渡和成熟发展四阶段，在初期建设和工人聘用阶段，城镇的整体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主，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聘用的工多数年轻有力，外来务工人员多，同时由于产业的特殊情况，大部分施工人员为男性，女性占比很少，直接导致社会不够稳定；成长过渡阶段起，资源开采趋于稳定，社会和谐程度提高，基础建设度加强，随着家庭组建的增加，子女上学和老人赡养等问题被越来越多的资源型城镇民众关注；最后阶段是成熟发展阶段，随着资源开采力度的增强，行业逐渐由盛转衰，老年人隔代教养孙辈的现象开始增加，年轻劳力逐渐对外涌出，城镇中的就业机会减少、人才出现短缺，基础建设更新缓慢，老一辈劳力去世现象增强，城镇整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上世纪中叶起，资本主义膨胀迅速，资源开采成为经济发展的加速器，资源型城镇应运而生，并且随着经济的不断好转和民众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这一阶段的资源型城镇理论文献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和开辟新世界的想法，研究的侧重点也多为资源开发率和资源利用率等，并没有考虑城市人口的变化和资源使用结束后的情况，同时也缺乏必要的宏观因素分析。

    第二阶段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起至八十年代中期，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越发明显和民众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资源型城镇的研究观点也出现多样化，西方学者的研究内容也从单一行业演变为多个行业，由单一城镇演变为相似城镇集群，国际化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等成为了这一时期研究的主要运用理论。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波特斯(Porteons)、布莱德伯里(J．H．Bradbury)、纽顿(Neweon)、欧费奇力格(C．faircheallaigh)等[4]。在卢卡斯的生命周期论研究基础上，布莱德伯里(J．H．Bradbury)提出了新的观点，他指出资源型城镇的发展出了经历初期建设、工人聘用、成长过渡和成熟发展四阶段以外，还会呈现下降和衰亡两个阶段，即将原有的研究阶段由四个拓展为六个。布莱德伯里认为在资源型城镇出现经济放缓起，如果劳力队伍没有得到技术更新，城镇经济没有得到必要的新人才力量，那么城镇将逐渐走向衰落，假若城镇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产业或者面临大量的可用劳力的流失，那么城镇最终将衰亡。

    第三阶段是指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西方资源型城镇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资源开发后，逐渐面临资源衰竭的情况，学术界对于资源型城镇的转型情况十分关注，例如生态转变、可持续发展建设、经济结构改善和劳动力变化等研究文献众多，代表人物有伊如恩斯德(R．P．Ironside)、然多(J．E．R．andall)、海特(R．Hayter)、巴恩斯(T．J．Bames)等。

    2.  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对资源型城市的研究起步较晚，与我国建国初期经济落后、工业粗放的国情是分不开的。在改革开放以后，资源型城市的工业发展遇到资源瓶颈，地区经济面临诸多问题，国内学者开始着手研究资源型城市的相关理论，重点在于研究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在国内对资源型城市的研究中，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研究国外资源型城市成功转型的主要经验，为国内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提供借鉴意义；第二类，以国内某个资源型城市或者地区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工业发展情况和产业转型路径；第三类，研究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理论体系，比如资源型城市的发展阶段、补偿机制等[5]。

关于资源型城市的界定，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如张以诚以“矿业产值占当地全部工业产值10％以上”为标准将我国资源型城市数量界定为80个。胡魁以1999年为基准，提出界定资源型城市的标准：(1)矿业产值地级大于l亿元，县级镇大于4500万元。(2)矿业产值占地区GDP的比重大于5％。(3)矿业从业人数大于6000人。按照这一标准，我国资源型城镇共有426座，其中地级市79座、地级区盟7座、县级市100座、市属县级区25座、县城关镇179座、建制镇36座。

从建国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为了响应国家号召，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短时间内集中建成了大批森工、煤炭、钢铁等资源型城市。这一时期对资源型城市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城市的选址、规划和发展战略上，由于计划经济的特殊性，这时的研究具有很强的计划色彩，并且研究成果不多。1978年，李文彦发表《煤矿城市的工业发展和城市规划》一文可以作为我国对资源型城市问题系统研究的起点，他以“吨煤工业总产值(K)”作为界定煤炭城市的主要指标：吨煤工业总产值=本市工业总产值(元)/年度煤炭产量(吨)。其中K<100的为采煤业城市：100500的为非煤矿城市[6]。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研究的重点转为资源型城市的规划和工业整体综合发展。马清裕(1981)按照矿区资源的种类、储量、分布、开发加工模式以及地形交通等多种因素的不同总结出矿区城镇的三种不同形态：集中型、一城多镇和多中心城镇。他进一步指出，在矿区规划和主城选址上，要位置适中、交通方便、依托老城、同时避免出现地表建筑物压矿[7]。在矿区工人村的选址上也要考虑到工业用地和生活用地之间的合理分配，生活区与生产矿井保持适当距离，距离过远浪费工人通勤时间、过近则矿井生产的污染会影响工人的日常生活。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一批早期的资源型城市资源开采进入后期，许多城市面临资源枯竭的危机。如何使这些城市“矿竭城不衰”找到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成为这一时期学者们着重考虑的问题。樊杰(1993)通过对煤炭城市工业结构与经济效益的对比分析认为阻碍煤炭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在于单一的产业结构。要改变单一的产业结构首先要转变思想观念，从城市发展的整体出发，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纳入考核指标，从煤炭城市自身条件出发探索城市转型的道路[8]。2001年，辽宁阜新被确定为我国首个资源枯竭型转型试点市，至今全国已经分3批确定了69个资源桔竭型城市。2001年在安徽淮南召开了《中国资源型城市论坛》、2003年在辽宁盘锦举办了《2003年中国资源型城市论坛》等，这些会议的召开以及会后出版的论坛文集都为我国资源型城市发展和转型提供了理论支撑[9]。

总之，国内外关于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或者说经济转型的研究，多数集中于替代接续产业的选择和培育，改变资源型城市以资源产业为单一主导产业的经济结构模式，属于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初级阶段。对于资源枯竭型城市已经开始转型，但资源产业仍未退出地区经济的优化升级阶段，研究较少。国内外对资源型城市的研究，多集中于煤炭、钢铁、石油城市，国内对煤炭城市的相关研究更是占据半壁江山，本文也是以煤炭资源型城市鹿泉区为案例，研究资源型城市的工业转型升级模式和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