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鼎的定名与西周历史上的国

陈絜马金霞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自20世纪以来，中国古史研究中的诸多疑难问题之解决，多仰仗于考古新发明所提供的新证据。尤其是殷商与西周时期，甲骨刻辞与周代金文逐渐成为研究过程中的要紧史料，不经意间所发明的某些新材料，往往会成为解决相关疑难问题的钥匙。显然，山西晋侯墓地M114出土的叔鼎，大概也能起到相同的作用。本文试就该器的定名及与“”字的释读有关的诸如“王”的族源、来历等问题做出论述。不当之处，祈请专家、同好斧正。

所以，与“”字有关的问题还有一些，例如西周历史上诸虞〔吴〕的关系问题，但那个话题过于复杂，而相关的材料尚有缺环，故依旧留待条件成熟后再作讨论不迟。

【一】关于叔鼎定名的补充性意见

在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第六次发掘中，曾于M114中出方鼎一件。从该鼎形制、纹饰及铭文布局各方面看，为典型的西周早期器物。在方鼎内壁，共铸铭文8行48字〔图一〕：

隹〔惟〕十又四月，王、

大、，在成周。

咸，王乎〔呼〕殷厥

士，叔以裳、

车马、贝卅朋。敢

对王休，用作宝

彝，其万

该器铭文的意义是多方面，如“惟十又四月”之辞，在周初历法研究上很有价值，联系新近发明的覐公簋铭文“遘于王令昜〔唐〕伯侯于晋，惟王廿又八祀”之记录，说明我们对西周历法、王年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上个世纪末“断代工程”所作的周初王年的拟合工作目前看来似有缺陷。能够确信，成王与康王二者中，起码有一王其在位年数有二十八年，设假设覐公簋铭文中的“王”确系康王，那么其在位年数很可能有二十九年甚至更高。这一结果与“断代工程”所公布的周初王年的初步意见之间有较大出入，而其中的症结之一或在于我们原先过高地可能了周初历法的严密度，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许多现代手段反而显得不太适用。再如，通过对“叔”的考辩，有助于对西周晋国历史与晋侯墓地的认识，尤其祭祀礼器的埋藏问题需要我们做综合性的全面细致的梳理。所以，考辨“”字，对清理聚讼已久的宜、虞、吴诸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有所助益，尤其是对金文“”国的认定，关心极大。现在，我们回到正题，来说说“”字的声读、本义与方鼎的定名等问题。

铭文中所涉及的两位人物，一为周王，一为叔。李伯谦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曾指出，“我颇怀疑铭文中的叔夨确实是晋国之始封君唐叔虞，主持祭祀的王确实是成王”。那个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考虑到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以及该鼎的形制，我们同样认为，如此的推测很有道理。但不同的意见依旧许多，要紧的疑问便在于“”、“〔吴〕”、“〔〕”、“〔虞〕”几个字之间的相互关系上。因此，我们情愿联系金文、竹简文字等材料，从字形的角度进一步论证李伯谦先生的意见。

在讨论上述四字的关系时，我们似应注意以下两点：其一，确实是形声字的来历，或称之为形声字的造字途径；其二，那么是古文字中的增繁问题如添加“口”部的现象。

第【一】在汉字的古文字阶段，形声字产生的途径要紧有二，一是在初文之上添加声符，二那么是在已有的文字上添加义符。至于直截了当拼合声符与义符而形成新的形声字的方法，不要说在古文字阶段罕见运用，即便在整个汉字进展史中也很少被使用。那个问题，裘锡圭先生有特别细致的论述，那个地方似无须饶舌了。而与本文直截了当相关的那么是第一种造字途径。如“饮”字，最早是从“酉”从“欠”〔或省作“人”形〕会意，作“”〔甲文，《合集》10406反〕或“”，后来为标识该字的读音，因此添上一声符“今”而成“”之形。又如“扬”字，初文“”为从“玉”从“丮”会意，而我们熟知的即如本铭中的属于形声字系统的“”构，显然是在“”字的基础上添加声符“昜”而成的。因此，商周金文中文义近似的词句中会使用不同形构的“扬”，例如：

1、省〔扬〕君赏〔小子省卣，《集成》5394，商晚期〕

2、〔扬〕王光厥士。〔本器，西周早期〕

所以，还会有些通假现象，如：

3、貉子对昜〔通“扬”〕王休。〔貉子卣铭，《集成》5409，西周早期〕

4、仲休。〔尊，《集成》5988，西周中期〕

由貉子卣铭文中的假借字“昜”字之用为推断依据，再加上“”、“”二字在时代上的早晚关系，能够确信，“”乃是一个双声字，而其中所从之“昜”，必属后添的声符。至于西周金文中习见的“”、“”、“”、“”、“”诸形，事实上基本上“”字的变体。其中“”构是由于古文字阶段文字构件位置不定造成的；“”形那么是在“”的基础上添加饰笔；“”属于省声；而“”又是在“”构的基础之上增饰笔画；“”属省形，但往往被今人误解为从“丮”、“昜”声的形声字。最后一字通过同义换旁后，马上“丮”字换成“手”，因此演变成小篆中的所谓的从“手”、“昜”声的“扬”字。

如此的例子在甲骨、金文中比比皆是，由此途径而形成的形声字，其读音既同于声符，又同于义符，也确实是所谓的双声字。即是说，初文的音读与后来新造的形声字是一致的。倘假设从这一角度动身，上述“”、“吴”、“”、“虞”相互关系中的某些环节便能够得到比较清晰的解释。

先说“吴”与“虞”。现代汉语中的吴、虞二字，读音不同，结构迥异，所以词义上的区别也显而易见。但在先秦时代，情况并非如此。二字在音读上是相同的，均为疑纽、鱼部。词义上二者亦同，如虞〔佐〕盘铭文〔《中国历史文物》03·3〕中有“兼司四方吴、林”语，其中的“吴”确实是《左传》昭公二十年、《周礼》等所讲的“虞候”、“虞人”以及《尚书·尧典》中的“汝作朕虞”之“虞”；再如“郭店楚简”中有《唐虞之道》一篇，其中的“虞”字都写作“吴”。因此，“吴”与“虞”在古文字阶段事实上是一组异体字。而从早晚关系看，“吴”字的出现，显然要早过“虞”，前者起码在西周早期中段差不多使用，如班簋铭文〔《集成》4341〕中便有“王令吴伯”云云之辞，倘假设联系卜辞中“”字之形构，那么“吴”字出现的年代还可能要大大地提早，只是在殷商及早周时期不常使用罢了。而“虞”字之用，从目前材料来看，最早可不能超过西周中期，如1974年扶风强家窖藏所出的恒簋铭〔《集成》4199〕中就有该字，而这件器物的年代大概属西周中期偏晚。上古音中，“虎”为晓纽、鱼部，它与“吴”“虞”二字韵部相同，而疑、晓同属牙音，也即旁纽关系。由此看来，“虞”字确信是从“吴”、“虎”声，属于后造的用来标识“吴”字音读的形声字。

那么，“”与“”的关系是否如同“吴”与“虞”呢？起码从文字进展的角度看，可能我们不能轻易否定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唐兰先生早就指出，“”字从“”得义从“虍”得声。窃以为，那个意见显然是可从的。但反对此说的学者那么认为，“一般汉字构造，上从虍〔俗称虎头〕皆为形旁，下从皆为声旁”。那个反对理由在我们看来事实上并不充分，例如商周古文字中的“虖”与“虚”，其中的“虍”均为声符，倘假设再认真疏爬，可能还能找出一些其他的例证来。

第【二】在汉字的古文字阶段，与“口”字相关的文字现象也同样值得重视。对此，我们也曾作过初步归纳，认为从“口”之字大致能够分作三种情况，即：【一】确实是形声与会意，即所从之“口”起标识词义或标识声读的作用；【二】表示文字间孳乳分化关系，本字与衍生字之间在词义上有一定的联系；【三】某字添“口”后，并不改变该字的词义与音读，是简构〔或称“初文”〕与繁构的关系。各种例子在《说“敢”》一文中已粗粗举过一些，读者能够翻阅。而第三种情形，也有助于缕清“”、“吴”、“”、“虞”之间的某些环节，因此不妨再列举几条。

如甲骨、金文中常见的有“”与“商”、“”与“周”、“〔司〕”与“𤔲”、“受”与“”，“追”与“”、“逆”与“”、“遣”与“”等等，甚至于有添加四个“口”的个别现象出现，如“”〔五年琱生簋，《集成》4292〕与“”〔琱生尊〕，之因此加四个“口”，完全是为了文字形体结构的匀称，并无其他深意。而竹简文字那么有“矜”与“”〔《郭店楚简·老子甲》7〕、“〔智〕”〔《郭店楚简·老子甲》34〕与“”〔《郭店楚简·老子甲》6〕、“青”与“”〔《郭店楚简·老子甲》32〕、“清”与“”〔《郭店楚简·老子甲》10〕、“精”与“”〔《郭店楚简·老子甲》34〕、“静”与“”〔《郭店楚简·老子甲》5〕、“退”与“”〔《郭店楚简·老子甲》39〕、“安”与“”〔《郭店楚简·老子甲》25〕、“〔圣〕”与“”〔《郭店楚简·唐虞之道》25〕等等。其中所添加的“口”形，并无具体的含义，仅仅是出于文字结构美观的目的而添设的。就本器铭文来说，其中的“〔敢〕”字与大伙熟知的所谓从“口”之“”，在词义和音读显然是一致的，这同样是一组很好的例证〔所以，此构也能够作为旧文《说“敢”》的一个重要补证〕。

倘假设从这一角度动身，说“”同于“吴”、“”同于“虞”，自然可行。“”与“吴”的关系，容庚先生尝言：“夨，国名。疑吴字省口，犹周之省口作也。”此说颇有见地。只是我们认为，二字的关系恰好是颠倒过来的，似理解作“”乃“吴”字的初文或更为妥当。因此，直至春秋晚期，吴系文字中还保留着“吴”字的初文形式，如吴王戈铭文中，“吴”字便被写成“”之形。此外，我们在卜辞中也能找到相关旁证，如：

1、甲子卜，彭贞：王艺福，其〔〕于祖……〔《合集》27543，何祖〕

2、翌日辛，帝降，其入于，大〔〕在庭。〔《合集》30386，何组〕

上引卜辞一说于祖某，一说由于帝降临于而“大在庭”，依照甲骨文文例推断，“”与“”极有可能是一组繁简不同的异体字，其词义大概都与一种在庭院建筑中娱乐神灵的祭祀行为有关。二字一从“吴”一从“”，恰好说明“”“吴”为同字异构。

在“”“虞”二字的关系问题上，多数学者都认为是一组繁简不同的异体字，只是字形分析上有所区别。如唐兰先生以为“”字从“夨”、“虍”声，因此将宜侯簋铭文中的“公”径读为“虞公”，而黄盛璋先生虽同意“公”即“虞公”的意见，但认为“”字不可能从“”得声，而是从“虍”、“吴”省声。这两种颇具代表性的意见毕竟孰是孰非，事实上还得从“”“虞”二字的早晚关系上着眼分析。

依照黄先生的说法推断，“虞”早“”晚。但就现有材料看，“”字早在西周初期便已出现，即宜侯簋铭文所示，而“虞”字之用最早只是是西周中期晚段，即前述恒簋铭文所示。因此，依照我们前面所讲的添加“口”字繁化现象判断，“虞”恰恰是“”字添“口”后的繁构。如此看来，黄先生的字形分析确信有问题，起码缺乏文字字形上的早晚传承依据。而唐先生的分析，明显要合理一些。倘假设再联系前文所述的初文加声符的形声字的产生途径，我们便有理由相信，“”字事实上确实是一个双声字，是在初文“”字之上添加声符“虎”而成的，“”的读音，确信和“”字相同。非要依据传统六书的分析术语来解释的话，确实是从“”、“虎”省声。

宾组卜辞中“”字频繁出现，可见，在这组异体字中，“”之时代是最早的。过去以为宾组卜辞中也有“”字，即《合集》18319所示。但细审拓本，其形构事实上是从虎从大，与“”无关。因此，我们上述“”、“”间的关系推断，应该能够成立。

分析至此，关于“”、“吴”、“”、“虞”四字间的传承进展之关系，似可归纳为以下两条途径：

其【一】〔初文〕→〔初文基础上添加声符“虎”〕→虞〔字基础上添加“口”而繁化〕；

其【二】〔初文〕→吴〔初文基础上添加“口”而繁化〕→虞〔吴字基础上添加声符“虎”〕。

这两条途径，可谓殊途同归。总而言之，商周古文字材料中所出现的这四个字的总体关系是同字异构。只是其中的“”使用频率较低，到西周中晚期之后完全被其繁构“虞”所取代，而初文“”在很长时期内与“吴”、“虞”并行使用，但最终依旧退出汉字舞台。

如此的结论是否准确，我们还能够从“左”、“圣”等字的进展变化轨迹中找到佐证。

如，在商周古文字材料中，“左右”之“左”其初文为“”〔甲文，《合集》5825〕，后来那么有添加“口”部的“”形〔班簋，《集成》4341。亦见于《郭店楚简·老子丙》6〕以及添加了声符的“”形〔同簋，《集成》4271。又“〔〕”字所从，见《郭店楚简·缁衣》19〕，而最繁的字形结构那么为既标音又添“口”的“”〔酓鼎，《集成》2794，又《郭店楚简·老子甲》6、《郭店楚简·穷达以时》4〕，这一繁构，既可能是从“”添加声符而得，也能够是从“”添“口”繁化而成。这一演变轨迹，与前述“”字诸形间关系完全一致。

同样，“圣”亦有“”、“”〔《郭店楚简·唐虞之道》25〕、“聖”、“”〔《郭店楚简·唐虞之道》1〕诸形。其中“”为初文，添“口”后那么作“”形，而“聖”那么为初文基础上添加声符“壬”后的双声字，表示“”当读作“壬”也即“挺”之音，而其最繁的形体那么为“”，也确实是在“聖”字基础之上添“口”繁化。

显然，上述“左”与“圣”字，其演变过程是能够作为“”、“吴”、“”、“虞”同字异构之旁证的。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在周代金文中“”、“”无别，如陇县南坡出土的仲诸器中，该字便有头部左倾与右倾的异构。同样，“吴”字亦有“”、“”等体，也能证明相同的问题。因此之故，《说文》中的依据头部的倾斜方向而强分“夨〔仄、昃〕”与“夭”的做法，是没有依据的。即便东周以后有如此的区别，也跟商周文字中的“”字没有多少牵联，至少从音读上讲，三字之间的声韵过于悬隔，很难相通。我们颇怀疑，“”或为“娱乐”之“娱”的初文，它描述的是人在娱乐时的一种形态或体态。《诗经·周颂·丝衣》有“不吴不敖”之辞，毛传曰：“吴，哗也。”《正义》本“吴”或作“娱”，故曰：“人自娱乐必讙哗为声，故以娱为哗也。定本娱作吴。”可见，那个地方的“吴，哗也”所用的确实是该词的引申义。又前引卜辞中“其于祖”、“大在庭”等占卜之辞，似亦可作为“”为“娱”字初文之旁证。至于用作国名、族名、地名的时候，它仅仅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假借现象，并无太多深意可言，或该词已是一词多义。因此，像散氏盘铭文中“虞”、“”并存是能够理解的。

职是之故，我们差不多能够断定，把“”视为“吴”、“”及“虞”之初文是能够成立的，故而将叔鼎定名为叔虞鼎亦属必定，该器的主人确实是晋国的始封君唐叔虞，而铭文中的王自然便是成王了。可作补充的是，尽管叔虞方鼎的器主为唐叔虞，但M114之墓主人确信与叔虞本人无关，而从新近刊布的与昭王南征虎方事件有关的甗铭文看，M114主人的下葬时间最早也可不能超过昭王末年，而最大可能是在穆王时期，因此该墓主人只能在燮父和武侯宁族之间选择。倘假设说“”真的与某代晋侯的名号相关的话，那么，属于宁族的可能性或许更大。也确实是说，现在差不多清理的晋侯墓地中，并无唐叔虞及叔虞之子燮父的墓葬。

【二】国的族源及其来历

既然“”字同“吴”、“”、“虞”，我们不妨借此机会谈谈王的族源与来历的问题。

在西周青铜器中，有许多王之器，如王觯〔《集成》52〕、王鼎〔《集成》2146〕、王簋盖〔《集成》3871〕等等。其他像同卣铭文〔《集成》5398〕中也曾提及“王”。这无疑说明，在西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以为称的诸侯国。关于国的族系，学界通常依据以下二条材料来定：

1、王作奠姜尊簋，子子孙孙其万年永保用。〔王簋盖〕

2、散伯作姬宝簋，其万年永用。〔散伯簋，《集成》3779〕

研究者依照自己的对铭文同理解，或主姜姓，或主姬姓。个中分歧，至今犹存。事实上，上引材料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它们都不是标准媵器〔至少是很难判别的〕。有鉴于此，我们在探讨该问题时，就不得不将话题扯得远一些，不妨先师酉诸器说起。现录相关文字如下：

惟王四祀九月初吉丁亥，王各于大室，使师俗召师酉。王亲袤师酉，赐豹裘。曰：“夙夜，辟事我一人。”酉敢拜稽首，对扬皇天子不显休，用作朕文考乙伯、姬宝尊彝。酉其用追孝，用祈眉寿、福禄、纯鲁。酉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享孝于宗。〔师酉鼎，《中国历史文物》04·1，共王四年〕

惟王元年正月，王在吴大庙，公族鴻釐入右〔佑〕师酉，立中廷，王乎〔呼〕史墙册命师酉：“司乃祖嫡官邑人、虎臣、西门夷、夷、秦夷、京夷、人夷。新赐汝赤巿……勿废朕命。”师酉拜稽首，对扬天子不显休命。用作文考乙伯、姬尊簋。酉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师酉簋，《集成》4288，孝王元年〕

据师酉簋铭，吴有太庙、有公族。所谓“公族”，也确实是《左传》等文献中屡屡提及的的“公族”，因此吴的地位，大致与当时的诸侯国相似，或可能确实是典籍及西周金文所见的“友邦冢君”、“邦伯”与“邦君”一类的比较特别的邦国。而册命师酉的仪式是在吴太庙进行的，依照西周册命礼的一般程式，师酉当为吴国族成员。师酉称其母为“姬”，由此可知，吴绝非姬姓之国。

上述两器，一为国家博物馆于新近征集所得，另一件那么为传世器，皆不足以直截了当说明这一非姬姓吴国的地望之所在。但师酉家族世代所守的职事是治理“邑人、虎臣、西门夷、夷、秦夷、京夷、人夷”，这些夷族大概确实是居住在雍州一带的戎族。因此，我们推测，当时关中地区，定当有一个与姬周异姓的吴国存在。至于具体地望，师询诸器大概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其中师询簋铭文曰：

王假设曰：“师询！不显文武，膺受天命亦那么，于汝乃圣祖考，克左右先王，作厥肱股，用夹召厥辟，奠大命，盩和于政。肆皇帝无睪，临保我有周与四方，民无不康静。”王曰：“师询！哀哉！今日天疾威降丧，首德不克尽，作夒〔忧〕于先王。郷汝考屯恤周邦，妥立余小子，恤厥事，隹王□身厚。今余惟乃命，命汝惟拥我邦大小猶邦，佑潢辟，敬明乃心，率以乃友，捍御王身。欲汝弗以乃辟陷于艰。赐汝秬鬯一卣、圭瓒、夷狁三百人。”询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休。用作朕剌祖乙伯、同益〔谥〕姬宝簋。……惟元年二月既望庚寅，王各于大室，荣入佑询。〔《集成》4342，夷王元年〕

而询簋铭文那么云：

王假设曰：“询！不显文武受命，那么乃祖奠周邦。今余命汝啻官邑人、先虎臣、后庸、西门夷、秦夷、京夷、夷、师笭侧薪、□华夷、人夷、人、成周走亚、戍秦人、降人、服夷。赐汝玄衣……用事。”询稽首，对扬天子休命。用作文祖乙伯、同姬尊簋。询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惟王十又七祀，王在射日宫。旦，王各〔格〕。益公入佑询。〔《集成》4321，厉王十七年〕

其中询簋铭文中提到“用作文祖乙伯、同姬尊簋”，师询簋铭中那么提到，“用作朕烈祖乙伯、妣谥姬宝簋”。比照前述师酉诸器中的亲称，能够推断，师询当为师酉之子。从二人的职守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来。而询簋有明确出土地点的，即今陕西省蓝田县城南寺坡村。因此，我们至少能够推测，西周晚期，那个与姬周异姓的吴，大概也在蓝田一带。

如前文所述，“”为“吴”之初文，故“王”也确实是“吴王”。此中便引出了一个新问题，即师酉、师询所在的吴国与“王”之间毕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依照考古调查，国的地望在汧陇河谷台地，相当于陕西省千阳、陇县、宝鸡县一带，而宝鸡县贾村塬那么可能是该国的国都所在地。属于大周原及其邻近区域。从考古材料看，西周时期，汧陇河谷台地及其邻近地区盘踞着大量的强宗大族，如周、召〔晚期以后可能迁徙至成周一带〕、虢〔西虢〕、邢、奠、散等等，皆散布于此，它们大概是作为太王故邑及宗周在西边的屏障而存在。

宝鸡县在属于宗周地区的蓝田之西。两地相距大概在500华里左右。粗略看来，国与吴国大概毫不搭界。但参照周、邢的情形，即为吴的可能性是极大的。也确实是说，千阳、陇县、宝鸡县一带是该国的封邑，封邑内的具体事务或由仲等负责，而吴侯〔也即王及师酉、师询等人〕本人那么在王朝任职，辅佐周王。

所以，还有一种可能确实是与西周中晚期的局势有关，当时的国很有可能是受戎狄的逼迫而东迁到了蓝田一带了。因为就目前所能见到的国铜器而言，其中自称“王”者，多为西周早期器物。惟王簋盖的年代相对晚一些，但从纹饰等情形判断，大概也是西周中期晚段的器物。其他涉及王的同簋，其年代大致也在西周中期。晚期以后大概不再有“王”之器了。此其一也。其二，从师询簋铭文看，在夷王元年之前〔大概是孝王时期〕，周王朝曾有特别大的变故，因此，周夷王便说了一些“哀哉！今日天疾威降丧，首德不克尽，作夒〔忧〕于先王。郷汝考屯恤周邦，妥立余小子，恤厥事，隹王□身厚”之类的话。因此我们推测，在孝王之世，周王朝与西方的戎狄可能发生过一些大的战事，作为周王朝西方屏障的国，在与戎狄的战争中可能受到重大挫折，故而将宗庙社稷东迁到了宗周附近。

不管如何讲，说“”确实是非姬姓的吴国之可能性依旧极大的。也正因为是非姬姓之国，因此才会在自己的封国内自行称王。

所以，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补充说明。前引散伯簋铭文曰：“散伯作姬宝簋，其万年永用。”此中所涉及的两位人物，也即散伯与姬，毕竟是什么关系呢？大概不外乎两种可能：一为夫妇，二为父女。

倘假设是夫妇，以西周妇女称名通例推断，必定是姬姓。然而，在西周历史上，至少有两个姬姓的虞国，即地处晋南、与虢临近的“虞”〔今山西平陆〕以及地处今江苏苏州无锡一带的东吴。因此，不能保证姬确实是前面论述的王之女。况且，我们还无法排除散伯与姬为父女关系。不妨略举数例，以示说明。

己侯作姜萦簋，子子孙其永宝用。〔簋，《集成》3772〕

己为姜姓之国，姜萦当为己侯之女。

柞侯曰：“为季姬簋，其万年用。”〔簋，《集成》3752〕

柞为周公之胤，此簋亦系祚侯为其女所作。将这两件器铭与散伯簋铭文作比较，我们便很难坚持说，姬必定是散伯的妻子。因此也没有充足的理由主张一定是姬姓。假如是父女关系，那么恰恰说明非姬姓之族。

西周时期的国，毕竟自何而来？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们推测，它大概确实是文王时期“虞芮质厥成”的“虞”。依据文献记载，文王为了取代殷商，曾用武力和安抚的手段，使自己的大后方得以稳固。其中虞、芮二国便是怀柔的对象。即所谓“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其生”〔《诗经·大雅·緜》〕、“一年质虞芮、二年伐于”〔《尚书大传》〕等等。当时的虞国，一定是与岐周邻近。因此，从地望上判断，文王时期的虞与西周金文中所见的“”国可能是一非二。像虞、芮如此的旧国旧族，多属武王伐纣时的友国，也确实是所谓的“友邦冢君”或“邦君”，故入周后，地位比较特别，是王朝的优抚对象，在各自的“封国”之内系“王”为称，似不足为怪，而且也不关乎天泽严否的问题。

补记：本文初稿是马金霞同学据我“古文字学”授课大意、并收集相关材料撰写而成的。尽管当时所见资料有限，在具体的分析论证上也显稚嫩，但依旧得到了评审专家的认可，金霞同学也由此获得了首届“王玉哲文博新秀奖”的鼓舞。当时是2004年，王先生还健在。转眼间，先生驾鹤西去已近两年。我们这些再传弟子，用如此一篇文字来寄托对先生的思念之情，或许还算合适。因此，我在征求金霞同学的意见之后，于初稿基础上，补充材料加以修订，而其中的文字补释部分，那么另起炉灶，重新写作。今与金霞同名发表，谨以此追念先生在天之灵。

陈絜

2007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