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生活于社会背景上有着深刻差异的两个时代中的陶潜和王维,陶潜仰重守朴含真、恢复自然本性的老庄思想,诗风平淡简古;王维则崇尚空诸所有、返归心源的禅趣佛理,诗风空灵虚清。
(一)在社会理想的构建上。
陶潜的“桃源”诗又是比较完满地体现这种融和了的精神的。“荒路暖交通,鸡犬互鸣吠”,物我和睦和谐和平,人们于“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的自食其力中自得其乐,陶然于“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的知足寡欲的满足中。在这种“虽无经历志,四时自成岁”的社会里,无智巧机诈,无君臣奴役,无杀伐篡夺。这种社会理想的本质应该说是道家的精神。陶潜在思想上完全蹈袭了小国寡民、宁静自足的老庄生活理想,生动地展示出魏晋时期中小地主阶级的精神风貌。
陶潜是依赖于对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的调和,那么,王维则是凭借着对客观世界的超越乃至否定。他很擅长审时度势的王维,同样是“桃源”题材的诗,却远异于陶潜笔下的逃避乱世的偏僻山乡,而完全是超越现实的“灵境”、“仙源”:王维的绝大多数的山水田园诗中,实在是难以寻见出儒家用世精神的影迹来了,所表现出来的唯有洽契禅宗色空寂灭思想和隐者闲适渊泊心态的“适意”。“适意”便是人生,“适意”便是理想。王维不隐而隐,隐而不隐,欲隐而仕,欲仕而隐,这种于宦海风险中履险如夷的生存智慧,自非陶潜可及,王维的这种仕式,在他的那个时代大获盛誉,连执著于“奉儒守官”家风的杜子美都感动得呼“高人”。
于此,我们也可见出陶王差别了:陶潜深潜于道家精神,主要是在逻辑思辩中得其虚静世界;而王维则得益于禅宗旨趣,讲究在对外物的静观默识的直觉中归返虚静。因而,同是虚静,陶潜只是心静物静,而王维则是心空物空了。
陶潜在躬耕中直接体验和领略大自然美的本身,以素朴无为的自然人性去洽应大自然的天性,密切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归园田居》中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移,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霑我衣。衣霑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让枯燥艰辛的耕作弥漫起风神摇曳的逸乐气象。但是,陶诗并未从根本上摆脱致用伦理文化的束缚,即使是做了农民,也始终超脱不起来,一直对社会形态投以莫大的热情,其感触最多的也是生计问题。陶潜之“感触”全在衣食经营这些非常实际的问题上,而且是异常强烈的十分专门的感触,是农民化了的士大夫的感触和感觉。
王维则不屑如陶潜去农民化,不愿去获得农民的感触和感觉。王维对田园诗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创造了士大夫理想之中的最优雅高尚的田园诗境”,他的十几首田园诗,大多是怡情适性的一种潇洒,一种隐士生活内容的缀饰,诗人往往以旁观者的姿态出现,寻得一种借题发挥的缘起。王维的丰裕的经济地位,且仕且隐的名士风度,以及占了绝对上风的佛老思想的支配,使他绝不会象陶潜那样贴近田园而作自食其力的耕作,他的感触和体验是隐士的而非农民的。
相同的地方
陶潜与王维在词采上比较一致的地方:清净淡泊,不尚浓艳,不重华饰,不作惊人语,不出吞云吐月之大言。
陶潜诗多家常语,从哲学思想上深契了“真”与“淳”。“方宅十余亩,草屋间,榆树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归园田居》之一)。诗人从来不肯艳饰,而力图还原客观外物的原本面目,语词十分接近田园的自然本色,成为先秦至魏晋古朴诗风的集大成者。王维也有拙朴如陶的“家住孟津河,门对孟津口,常有江南船,寄书家中否?”“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杂诗》)。陶潜信奉老庄“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避巧就拙,重视我适自然,人籁悉归天籁,表现为对质实简朴平淡的追求,作物感式的外师造化。
设色。山水田园诗的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王维作为一个画家诗人,对色彩的价值认识及对色彩的遣使,便更具创造性了,以《山中》诗例:“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仿佛是随意的点染,然却已非自然色了,诗人选择秋山本身就有着深刻的含蕴,满目苍郁的秋山缀以稀疏零落的红叶,再衬以通过幻觉错觉而滋生出来的诗意感受和心灵色彩,全画幅就蒙上了似幻而真的生命感动的烟雾。陶潜诗,多是述志感物作,纵然田园山水诗,也极少是纯写景的。
如果说陶诗之妙即在无色,而王诗之妙却在有色。他在诗中偏好青白二色。设色青白,更增添了其诗的空灵虚静的禅趣,表现出他对“色空有无之际”的禅美学追求。刘熙载《艺概》中也认为:“清,空诸所有也。”应该说,陶王二人都是对“清”境的追求,而在设色上,陶潜任其天然,得其“真”意;而王维则施以青白,强化“空”趣。
取象。陶诗中“飞鸟”是很活跃的意象, 陶诗中的“鸟”,大多有一种“误落尘网中”的懊丧,有一种“羁鸟恋旧林”的企盼,那倦飞之意、孤高之心里渗合着挣脱牢笼的兴奋、惊魂不定的恍悸和三匝难栖的痛楚。相对地讲,此“象”中之存“意”,比较明朗、单一,有较强的实指性和趋向性。
而王维所取的“白云”之象,超逸飘渺而无定质,其自然特征洽契佛禅之“空”义。诗人王维提供了难以捉摸却大可捉摸的“具象”,无始无终无迹无影无穷无尽,其象中意恍惚摇曳,让人置身于云蒸霞蔚的纷绕中迷幻中,而在这些极易生成多向义的暗示里,去体验精深玄妙的含蕴,去启动参与式的驰思骋怀的妙悟。
王维让人视为陶潜的真正嗣响,确实有着很充分的证据。而王诗迥异于陶诗,则更有着弥足珍贵的考察意义。陶潜结束了一个时代,他突破了言志载道的儒家美学观念,登上了魏晋诗歌的峰巅,“在中国文化史上,他是第一位心境与物境冥一的人。”⑿而王维则开创了一个时代,他一变陶诗感物兴怀的“述景”方式,使诗美学在与禅庄的交渗中,化为中国人比较稳定的审美心理结构。
